狂人说艺—当代艺术论理
作者：陈源初 发布时间：2010/3/26



　　创立完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理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理论主体性之确立，首先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一个如何不对西方的当代理论依附，从嫁接变迁为自创的模式。中国艺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参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诠释中国的当代艺术，这对我们独特的经历并无益处。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艺术，要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必须适应中国当前的政体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制度有两种反向的标准：允许与禁止，实质都意味着某种桎梏。单纯的规定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已经过去。要为社会做贡献也是对艺术的一种压力。孤立地发挥自我和保护艺术的自然状态的传统标准，是西方艺术进程的低级阶段。西方的历史经验，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由自然推论净化到批判论述的学术典范。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实际上有一种混淆，因为艺术的概念在不同的政体下和不同的时代中是不一样的。东方，西方，非洲，阿拉伯，南美洲，原始社会，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西方”和“中国”也不是一个纯粹一致的概念。葡萄牙西班牙称霸海上的年代，大英帝国的年代，和美国支配世界的年代，“西方”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今天实际的中国，与西方社会概念中的“中国”有相当的距离。西方的概念纠合着秦汉唐元明清时期的内涵，和我们的理解当然有差异。这种对地域多重意义上的概念无疑是是错误的但却是现实上顽强地存在着的。

　　合理的出路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在中国当代艺术脱离为了革命而艺术的政治化原则的过程中，避免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中国普遍有效的理论，而把东方多样化的文明作为丰厚的根源，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封建皇朝的* ，孙中山建立三民主义中华民国，1949年中国* * 中华民国建立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以公有制取消私有制,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恢复私有制，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极为深刻地变迁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这些重大的变迁与发展使得中国有着非常复杂的涵意。在当代艺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理论体系，在渊源悠久丰实的文化基础上伴随着多灾多难的历史变革，必须具备与中国的政治，社会，人文，传统，历史结合，又与世界的大环境对中国的影响紧密相连，有扎实的理论根底，这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的一个目标。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愚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 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共存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想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和异化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思潮，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此时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萌芽，产生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对传统模式的艺术结构进行转换来时艺术重新获得自由。当后现代主义传到中国通过各种要素不断转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一个德国人哲学理论家的伟大理论指导了中国过去推翻中华民国的私有制的革命和至今始终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计划经济的推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当代的情景下，这一影响又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中国和西方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来往。

　　中国当代艺术界和理论界沸沸扬扬的后现代主义，是起源于上世纪初的欧洲和上世纪中的美国的后现代文化艺术趋向的中国版。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在当代艺术，设计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文学、心理学、法律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并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公式化的形式，来规定其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哲学界则以解构主义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美国式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现代主义主张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苏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方而带来的文化思想意识的对立。然而，美式文化生活对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和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影响，却无可避免地渗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中。现代科技和工农业的发展对社会和都市文明以及农村生活造成的正面提升和负面败坏，引发我们对*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各种利弊的反复思考。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摆脱现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吸引，而各种现，当代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各种流派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理解和憧憬。法国的解构主义尝试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使我们知道对任何思想进行集体性的统一的系统化、规范化都是无益的也是无法达成的。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或者反智论。解构主义是以诠释学的一种变现，解构语言进行深刻的细微的解读文字所包涵的理念而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及其理论基础。现在看来，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后理性主义的翻版。后理性主义的倾向是假定现代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今日的不安起源。事实上现代主义运动已经是一种形式知觉简单化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和经济的非审美需求与文化艺术的的审美需求的反思，认识到早期乌托邦社会式的现代主义和现实生活中的现代主义的巨大距离。人们对这一形式化方向的改变理解为和实践于减少对于艺术技巧特征与规则性的强调，回归到一种更人性化的更自由更接近于传统价值的艺术中来。艺术历史中的这种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以商品为导向的功利主义的混淆是一种社会基础的失调，导致了艺术走向流行化或媚俗化，并且阻碍了艺术家纯粹的自我自然性的探索。当艺术已经彻底从政治社会的等方面剥离出来以后，这一原则只能站在其自身的基础上了探索艺术的纯粹性。与艺术之政治性不同，艺术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担这并不是必须的。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对未来更无所相信也不对当代理性的真实性怀有信心。后现代主义者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怀疑一切，思想凝滞，只能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作品或行为来取得人们的青睐，譬如：反抗的，暴力的，粗制滥造的，毫无品味的，大量浪费能源和材料的，精神扭曲的，心理变态的，厚颜无耻的，恐怖的，拒绝的，无赖的，垃圾的，抄袭的，否定的，模仿的，重复的，错乱的，荒诞的，大量的，虚无，追忆，忧伤，困惑，迷茫，捣乱，颠覆，反叛，抵制，破坏，骚动，宣泄，伤痕，装疯，卖傻，泼皮，调侃，讥讽，古怪行为，垃圾装置，胡乱涂鸦，傻，狂，癫，痴，疯，等等。用理性的智慧和启蒙的心态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是一些当代理论家所取得态度。后现代倾向在文化，艺术，哲学上的破坏和叛逆者的形象已广泛传播。如上所述，后现代主义的分布很广，在设计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文学、心理学、法律学、教育学等领域另有含义，本文讨论的是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而实际上当代艺术的后现代现象并不是具有一个明确目的性的趋向。我们应理性地把后现代看作是人类叛逆性的纷乱表演的现象。

　　在中国，一些研究后现代主义学者介绍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但不能成为后现代理论的研究。所介绍的是西方的后现代社会艺术文化事实或社会现思想现实。但后现代主义并非西方一种统治性的社会现实，更未必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风格概念。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全面性的艺术运动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之一，它始终只是某种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的形式。把西方当今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艺术，以及认为今天中国的艺术界已经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结论是荒唐的。

　　现在，世界当代艺术急切需要一种新的普遍语言，就像跨国度，民族，文化所使用的世界语那样。不过问题在于大多数艺术语言不是自然的东西。因此，在现代艺术语言的基础中存在着一个难题，因为没有一种像古典艺术的语言都建立在习惯的成规上，而这种语言需长期的充分的训练的人们才能理解和运用。后现代艺术家试图避免使用任何复杂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尽量使用象征性的形象和符号化的风格。由于这些匮乏历史因素的语言反而造成了当代性的标志，使人感到前卫艺术审美的创造性。艺术语言的不断简化和变化使观众始终成为保守主义者，而后现代作品不断在创造着，教育着观众。由于这样的形式与关系是有连贯性地加以使用的，人们就感到能够在他们自己觉得合适的基础上做出提升的判断。而这种并非令人赏心悦目的语言游戏和语义系统如果被粗暴地加以推翻，那么马上会出现一种艺术语言的真空，或必须提倡一种变得过分复杂的新语言，不然，艺术的交流就会被简化到最原始的状态。而这种新语言的尝试是否会成功或是注定是要失败的未可定论。总之现在到了无论当代艺术哲学还是始于后现代的理性化思考都无法对当前的混乱加以责难，也无可采用任何一种可见的有效的建树加以取代的尴尬的境地。

　　到目前为止，艺术界在解决该问题上无所作为。就像在政治观念上，国家体制上，当以美国为发源地的经济风暴打破了美国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完美性后，并没有任何伟大而有效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来总结和探讨关于国际社会如何能得到长期稳定繁荣，人民的道德信誉知识礼貌如何得到培育与发展，以及对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的有力应对的国际性措施。那么人们能期望当代艺术界会产生一个崭新的伟大理论吗?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农商业的发展以及学术理论的升华是否一定会带来思想观念的进化?这种进化的定义是必须对人类将来的长足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理论家，艺术上的独创性，新颖性是人类艺术进步和发展的要素，是艺术家渴望与追求的东西。所有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创造性。但是越到最近，大部分创造者都只是勉强的在形式上改换。现在的创新成为一种被迫的现象的一种持续的行为，一种媒体舆论的要求。因为不创新面临出现的价值危机的威胁。这种创新，既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也不是科技的触动，更不是哲学理念的进步或审美境界的提升。历史向艺术家提出的挑战是，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把艺术自身的精神领域结晶与社会人文进化以及在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下的创新。这种创新不必拘泥于深奥的形而上学，但至少应该有现代的社会确证性而不是仅有当代艺术家一般都有的依赖于自我的迷茫性。这不仅是对自我的承诺，而且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信心。

　　总上而述，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应该充分体现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作为主导，并结合西方的特有理论，把渊源深厚的东方文明作为基础，把世界古今政经科技文化融合于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而产生一个全新的当代艺术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中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