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12, 2009

一、 历史是社会科学的试验报告

历史是什么,小的时候把历史当做故事听,了解其中的恩恩怨怨和打打杀杀,尤其做为男孩子,更喜欢其中的战争故事,而且在民族情绪化的年代,年轻的孩子不自觉地成为了战争狂热者,希望打仗,希望当英雄。

再大了一些的时候,知道了历史是为了研究我们的由来,研究我们的文化,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很多国际争端的解决,也要在历史中找到依据。

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有了经历阅历,读的书多了,涉猎的学科多了,才知道历史是社会科学的试验报告,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均要从历史中来,所有的研究结果也要历史进行检验。

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的材料是来自于历史数据的,不能是专家拍脑门的想法,凡是称为科学而不是玄学的,均要来源于系统的试验数据,因此社会科学一旦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就要有系统的数据支持,这个数据的来源就是历史,要从各种史料中挖掘。

而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是越研究越专,在数理化的分科之中不断的越分越细,同时又有大量的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出现,学者一般只是在自己熟悉的学科越来越深入,身兼多个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社会科学是越研究越博,身为社会科学大家的学者,一般都精通多门学科,各个学科是相通的,你在一个学科上造诣要达到高度,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应的造诣才可以,而这些东西的试验基础就都是历史的研究。

凡是公开写出来的历史,基本上是史实和数据的罗列,而怎样利用这个数据在历史这个学科里面是不讲的,各个社会科学学者从这些历史的数据中得到什么也是不讲的,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历史的记录很有可能做了篡改,起码是有大量掩饰的春秋笔法,这些都与历史的或现实的政治条件有关,利用这些历史的社会科学也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学习自己分析问题,提高自己的认识,从中给自己营养,重要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不会写在书本上的,要自己体会的。

中国人传统的看待历史,更多的是发掘其中的权谋,让人越读史就越老谋深算,中国从来不缺乏算计人的智慧,缺乏的是发展经济的历史智慧,所以我自己用现代的经济学等等的知识,以历史的实验报告,再思考一些历史问题,在这里希望各方朋友的指正和探讨。

从今天开始我逐步在空余的时候写一些自己读历史的体会,以前这些都是与朋友们侃大山的材料,朋友们总希望我写,也就抽空写一点吧。


舒童 2009-06-05 13:06建议LZ读读 货币战争 你的观点就会转变了 法兰克 2009-06-05 14:06舒童 : 建议LZ读读 货币战争 你的观点就会转变了
《货币战争》是《资本论》的继续,中国为什么能够出这本书,背后有政治需要的。该书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作,写得很隐蔽,但是没有写国家主导货币发行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金融灾难,均与此有关,包括苏联国家的解体。

以后有时间分析这里面的问题。
法兰克 2009-06-05 14:06十四、 科举培养读书人的是什么

中国的科举已经废除百年,科举的八股文也被当作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四书五经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被抛弃,但是近年来随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四书五经有重新被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所重视,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我所理解的科举设计者统治阶级要培养读书人什么。

在考秀才的时候,主要是靠小学,考据、对对等,这是一个检索自学的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考试。考举人的时候是四书五经,考的是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考进士是要考策论,策论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进士对于统治者的揣摩。

古时的读书是悬梁苦读,读书以强记为开始,读书人要分开读、开讲和开笔三个步骤,开始的时候就是朗读,不给孩子们讲其中的内容,发展的是读书人的强记能力,参与科举的人均要熟记整个四书五经,将来考试的时候是抽取这些经典中的一句为题,需要你按照这一句的前后背景做文章的。记忆力是需要锻炼的,考试对于这方面要求非常高。

过去的考试,对于文字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八股文的严格限制文体,写作起来非常困难,最后的殿试,文章连字数都是规定好的,这样的考试写作难度不在于文章阐释什么内容,而在于格式,这些格式的要求,实际上是带有某种智力测验的味道,这样的考试是在考读书人的智商水平,因为这是记忆解决不了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揣摩,要读懂春秋笔法,孔子写春秋,就一句“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就要讲上半天,要让读书人从这些历史典籍和文件中读出真实的内容,因为中国是历来文字狱的,是要真事隐的,要从各种诏书、案卷中得出背后的意思。所以科举的考试,揣摩当今的用意就是最重要的,科举的命题本身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气息。

另外考试也锻炼人的含沙射影的能力,考试的命题是四书的典故,但是考生是不能把典故明说出来的,比如曾经有考题为:四个为人,典故为为人均、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但是文章中不能出现君臣父子的,连止于敬、止于慈的句子也不能出现,但是文章却要围绕君臣父子进行阐述,阐述得好才是好文章,由于文章很难写,所以考生骂考官有一首打油诗留下:考官本性猪(当时考官姓朱),君臣父子无,为人怎样讲,荼毒圣贤书。所以从古人的考试情况,很多文字狱的捕风捉影也不是象现在那样听起来那么荒唐。

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考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读书人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候对于读书人进行洗脑,让他们成为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的卫道士,这样的洗脑在中国进行过很多次,包括传销的洗脑,洗脑的必要方式就是需要让人强记和揣摩,在强记和揣摩得氛围中形成一个人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洗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必要,尤其是学习外语,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但是对于其他学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学习哲学思想,只在一种思想氛围里面,无论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难跳出这些氛围框架的。我们学习政治课,就是要求大家强记,大家在记忆中,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内容,结果大家都只用辩证法来思考了,自动就忽视了其中的逻辑学,逻辑分析就没有了。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利用考试来洗脑都是特别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也离不开考试,关键在于考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考试是类似于GRE的考试,分语言、数学和逻辑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记硬背的就困难得多,现在的考试是语文、外语、数学和综合,明显的记忆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统治者选拔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够得分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就不是这样呢!所以素质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质考试。 远台山 2009-06-05 14:06十五、 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古力 2009-06-05 14:06一个困惑:

美圆持续降息,国内顶尖经济专家大多表示了困惑与不理解,很多场外解说难以令人信服,应该是手里的金融分析工具不够先进吧。试想,如果让国内这些个经济专家去处理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会使用什么着数呢?我们只看到了美圆的不断贬值,然后就傻等着美圆崩溃。我感兴趣的是,难道美国人不做预案吗?他敢于这么做,后面应该有丰富的预案才对呀。这些个预案才是冰山下面我们看不到的。那为什么我们的那些个经济专家没有人敢于推演一下呢?是不是一推演就把他们自己那点水平露底儿了?我到认为是工具不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能否用历史的眼光给个分析?谢谢啦。 法兰克 2009-06-05 14:06古力 : 一个困惑:美圆持续降息,国内顶尖经济专家大多表示了困惑与不理解,很多场外解
详细的以后分析,简单说一句是美国就希望这样,美元破产了有黄金,美国拥有世界所有黄金的75%,美国的经济总量才占世界的25%。 法兰克 2009-06-05 14:06火药在南方军队对抗北方部族彪悍骑兵作战中是最有效的。但是为什么数千年来一直没有成为对抗的主要武器呢?守卫长城驻军的军费应该大于火枪的费用,那为什么没有大量建立火枪营呢?
刘孝全 2009-06-05 14:06古力 : 一个困惑:美圆持续降息,国内顶尖经济专家大多表示了困惑与不理解,很多场外解
破产是债务人逃废债务,美国已经债务达到每个家庭11万美元,破产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法兰克 2009-06-05 14:06十六、 古时的官与吏的控制体制

说到官吏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官和吏的区别,官吏已经成为了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中国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应当是需要选举的人员,吏就是公务员。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官吏的概念分的不太清楚。

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是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所以一旦这个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的问题,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吏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的师爷,而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我以前说过,对于基本的算术中国的进士是不会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离不开的,因此科举成功成为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的,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国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离不开当地的师爷的。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的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对于县官,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对于州官,辖区就必须离开300里,如是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这样当官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现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基本均为本地人有极大的不同。

古代所实行的以禄养廉,是对于官说的,对于吏可没有,这样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才有能力支持,官德禄才能够足够高到养廉。按照清代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那十万雪花银的购买力是要相当今天过亿元的,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两纹银,一两银子可以换1000个铜板以上,不到10个铜板就够孔乙己喝顿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础上,谁会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当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当然他这个10万雪花银也包括他雇佣师爷的费用,在收入上官与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员是不会多雇不必要的人手的。

从幕后当了师爷后,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然也有例外,一般是从官员一起参加作战获得军功,这一点在清末是很突出的,师爷是没有什么操守的,大量的师爷从湘军、淮军等幕府出来成为官员后,腐败大增。

中国的这个官吏体制在古代远远比现在想象的严密系统,所以能够在那样交通通讯的情况下统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这一点上中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在于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不要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可见其管理的效率。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是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当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从英国学习,到中国改革开放相学习西方这个制度时,结果是从日本到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大清朝,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好的东西早已砸烂了,连找文献都要到外国去找了。
法兰克 2009-06-05 14:06外一则:
  
《从捐款中渔利的猫腻大观》

现在在我们国家发生重大灾害的面前,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表现出了深厚的爱心和凝聚力,给灾区的捐款前所未有的踊跃,对此我也捐了不少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将我在行业内知道的各种借募捐渔利的猫腻揭示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把爱心献给需要的人。

首先比较直接的从捐款中渔利就是利用捐款的不受财务监管的空子,接受捐款的各个部门借机将捐款用来弥补自己的财务窟窿,这些窟窿主要是由于贪污、挪用、买官、吃喝私分等造成的,再从正常的经费拨款中支出款项完成捐款的工作,让捐款人看到自己的捐款发生了作用,这还是比较仁慈的做法,因为如果没有捐款人的捐助,有关部门可能永远不会使用经费拨款来完成捐款人捐款所希望完成的工作,毕竟受益人得到的与捐款人希望的一样多,就如很多希望小学,本来普及义务教育,政府应当拨款建设的,就不拨款要你捐款建设,有人捐款了,希望小学的牌子立了,后面使用的却可能是政府拨款。不过与此相比后面的渔利结果就都是使受益人得到的比捐款人希望的少很多了,所以这是最好的结果。

再者的渔利方向就是从募捐费用问题着手了,我们是允许在捐款中支出扣除募捐费用的,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能够达到70%以上,这笔费用就成为了利益输送的纽带,在这样的纽带上就有了多种利益输送形式:

其一:最常见的为募捐义演,名义上所谓的演出所有收入均捐助了,这捐助了虽然不假,但是实际上又通过募捐费用的形式回来了,这其间还利用政策免除了所得税,举办方和明星们都可以得到募捐费用,参与者的实际所得在募捐的掩护下由于税费的优惠和观众的爱心,经常比正常的商业演出还多,所以当今各种募捐晚会盛行,明星们也最热衷于募捐义演,以前报道炒作过很多明星募捐义演索取报酬的丑闻,实际的操作途径就是募捐费用,而且成为了惯例,要记住中国的老话叫做戏子无义,演戏的人如果内心有自己的正义感,是无法投入角色演戏的,他们的职业就决定了选择了他们是无义之人;

其二:电信、广电运营商的暴利,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那些让你短信募捐后就给你加上包月套餐的恶劣做法,就是把募得的钱的大部分作为募捐费用返还回来作为收入,就是大大的发财之举,短信募捐的费用返还是非常高的,同时电视台等等参与募捐,也是可以收取广告费作为募捐费用的,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也是要广告费的,为什么有企业愿意原因就在于那个企业打广告受限制,比如烟酒医药等等;

其三:洗钱与避税,有些机构自己支付捐款,然后约定的募捐费用返还给机构外的其他人,这样使其他人取得看似与捐款人无关的合法收入,达到洗钱的目的;另外企业老板让企业捐款,募捐费用给老板自己,就算是70%的返还(最高可以到90%),也比25%的企业所得税加上20%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利润最后分红给个人的纳税少很多;

其四:强行摊派从中渔利,企业机构等摊派员工和下属机构、管理单位完成捐款任务指标,从捐款中提取募捐费用为本单位小金库或当权者私分。

其五:还有很多变通创造就不一一列举。

还有就是指定捐款用途进行渔利,比如左手把捐款缴纳,指定的用途是右手需要的,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在捐款慈善上博得了爱心舆论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却免除了税费,因为捐款指定用途的任务是需要税后利润投资的,通过指定用途捐款,变成了税前收入投资了。比如说某开发商捐助巨款一个亿承包建设一个镇,他这个捐款建设的城镇他还收购拥有了大量的该镇的土地,他的捐款实际上是建设了他原来就应当建设的配套设施,精明的顶级地产商的捐款从来是不白捐的。

最后就是把捐款变实物中的渔利,把捐款买成实物,中间的差价是巨大的,好一点的是以本厂的产品,计算价格的时候从来都是零售价,批发价都不给,更不要说是出厂价了,在坏一点的就是购买虚高价格的产品,比如药品药店的售价与出厂价就经常有10倍的差距,这样其中90%的差价就进入了渔利者的腰包,而更恶劣的就是购买假冒伪劣的产品,反正捐助的东西捐助者是没有产品质量责任的。

如果上述各种猫腻被各个不同的渔利者组合使用,真正能够到达灾民的手中的捐助价值实际上与当初的捐款比就十不及一了,为此我们给灾民捐款,一定要考虑真正的能够给灾民多少利益,而不是虚名捐助了多少,否则你养硕鼠是助纣为虐的事情而不是积德的事情。

所以我给灾民捐物,这样他们提取募捐费用就不易,也没有把捐款变实物的额外利益,同时捐物难于变现,也不会有堵财务窟窿的用途,同时我把捐物尽可能的给到最终灾民所属的低级基层机构,减少层层盘剥的过手,最后就是要自己想开了,基层的官僚分配捐物肯定要有亲疏远近的,但是就算是给了官僚的亲友,也是受灾的人,这些当地的权贵,如果要你的捐助物品,也是他们确实受灾有此需要,他们不要你的,也会索贿要当地百姓的,你把老虎喂饱了,也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就不要太计较了,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 钱仕同 2009-06-05 14:06"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在于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有几个疑问:

一、900:1,这个比例可能不会数千年里维持不变吧?据说在明朝时官吏比例就大到不象话.

二、古代中国某些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其成因众多,楼主所说官吏体制可能并非最主要的原因.有种说法认为,在古代中国,以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想要维持稳定的大一统就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同时又必须防止地方可能出现的番王与诸侯实力过大问鼎中原,因此唯一的办法是采用低效的行政手段直接取税于民,减少中间环节,这样做有利有弊,好处在于既避免了强大地方势力的滋生,又有了强大的国家财政,但坏处在于效率低下!然而正如楼主所说,古代君主并非不知道采用合理优化技术(管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手段的好处,但如果技术进步对君权统治构成挑战,则统治者会毫不忧郁的选择维持低效率的官僚和财政的体制,所以,当时社会的稳定并非出于官吏制度的高效,而恰恰在于其高成本和低效率。

第三,官吏之间相互限制的可能性?尤其是吏如何限制官,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将“10万雪花银”(可能也不会是两千年不变的一个数字)需要眷养的低级官吏和官员家属一同考虑在内,其实这笔钱对于官员来说也许并不多,丁保祯死在四川巡抚任上,这么大的官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所以只要为官清廉也免不了受穷,这就是官吏勾结,徇私舞弊的内在动力。
  
楼主的思考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对古代中国进行数字化分析是难得的机会,有一点疑问,但收获更多,希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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