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松回忆－想哪说哪儿吧: 发表于2008-09-19 23:30:00 阅读 1225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我的文字王劲松回忆－想哪说哪儿吧:
1963年11月14日，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绥棱县。出生的时候名字叫：王惠风，取意：惠风和畅。后来受到时代影响，又被改称：王劲松。如今在网上一查，同名之人极多，可见这名儿真是时代的宠儿。
我的祖籍是山东诸城，一个自古有之的老城。据说出自诸城的历代名人甚多，不过我没做过调查研究，因为我也只是有限地回去过三次，且呆的时间又很短。由于我学画画，所以每次回去，当地人就总是找茬提及那位留下名垂青史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宋代画家——张择端，这的确让我觉得骄傲。不过，还有两个名字也常挂在当地人的嘴边，就是江青和康生。这两位我不敢恭维，但名人嘛，不分好坏！所以也应该提及。
追溯到我爷爷奶奶那辈儿，当年也是“闯关东”到东北的。他们带着我大伯王良清到了黑龙江省绥棱县上集镇定居。在这个小镇，我奶奶先后生了我爸王良元和两个姑姑王桂芹，王良荣，一个小叔王良才，据说中间还有孩子，却都不幸早年夭折。我父辈的那些兄弟姐妹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中也成为了有文笔的文化干部。不过对我而言，上集那个小镇除了还留有与某位亲戚相关的片断记忆外就再没什么了。
我父亲在建国前就光荣参军了。在东北抗联的时候，还参加过小型战斗。后来爸爸又光荣入党，在当时部队里的技术营工作，但可惜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没多久就转业回到老家县城做机关干部，副科级直到离休，几十年来忠诚为党工作，如今已然七十有八，忠诚信仰，无怨无悔。
我的妈妈赵淑贞也是山东诸城人，高中文化，二十八岁时嫁给了三十六岁的我爸。我妈刚到绥棱时当过短暂的小学教员，由于学生不听话，一气之下不干了。老妈从此做了家庭妇女，差不多是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于是我就有了三个妹妹——王朝晖，王昕辉，王晓辉和一个弟弟王会煊。好大一家子人！
讲起我奶奶，那可是个人物。大高个，裹小脚，梳抓揪，戴老式小绒布帽——典型的老式妇女，就是我们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形象。奶奶的个子高，裹着小脚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但极有风度。我出生不久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便搬去和结婚不久的叔叔一起生活。我对那时的印象很模糊，但和奶奶亲密的感觉至今仍很真切。她老人家身体硬朗，1984年我大学二年级时去世，享年78岁。
也许因为是长孙的缘故吧，奶奶一直很宠我。妈妈曾因为生我所累而病重住院几个月，只好把我交给奶奶喂养。记得奶奶说我三天就要喝一瓶奶粉（瓶子大小我不得知），竟然被撑得大便异形。虽然当时吃得很多，却仍是又瘦又小，直到现在，占的空间也不大。妈妈出院后见到我还活着，又高兴又心疼，但又怕我体弱活不长，就和我爸坚定地要再生一个男孩，这就是家里孩子多的主要原因。后来奶奶去照看叔叔家的孩子，我看到她有个经典喂孩子的动作，就是将食物放进自己的嘴里咀嚼一番，再用食指抠出，然后随手抹进孩子的口中。已经懂事的我看了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舒服，直到妈妈告诉我，早年的孩子都是这样喂的，心情才逐渐平复。印象中似乎在我10岁时奶奶又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8岁那年我最小的妹妹出生，不久后我们就把家由城中心搬到了城的最东边。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年我做出了砸碎窗户窜进屋里去冲糖水喂正在大哭的小妹这等先进事迹。原先的家在县城电影院附近，周围还有一个建筑公司，一个市场（那时不叫自由市场），以及印刷厂，县联社，百货商店，人民食堂等单位，是小镇当时的闹市区。小时候天天在这一带窜来窜去，没什么“大”事件值得书写，倒记得邻居小伙伴的许多故事，但也多是一些淘气的事。6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很浓，爸爸也被弄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戴上高帽敲着铜锣游街，嘴里还得喊：“我是王良元！我是走资派！……”现在想起那场面只觉得荒诞而可悲，但当时就是觉得好玩儿。记得我第1次在街上看见我爸游街后，立刻回家自己动手做个纸帽戴上，还拿个铁盆学他边敲边喊，搞得爸爸回家后又悲又气，伤心落泪地踢了我好几脚。那是我爸第一次打我，在我身上发泄了对时政的不满。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玻璃窗上的米字纸条——因为“反修”，就是反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以及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等原因，害怕苏联炮弹来袭，家里的玻璃窗都被贴上米字纸条防震；小镇上还经常有防空演习，警报声老响，所以每家还都挖了一个防空洞经常演练。当时常有坦克车和军队路过，特热闹，全城的人都会聚到街上看。县里还设有武装部，姑姑就是工人民兵，偶尔还会带着一把三八大盖枪回家。
小时的我体弱多病，经常发烧感冒，喜欢打针，不喜欢吃药，药一放进嘴就呕，为此挨了不少打。曾听大姑姑讲过，有一次见我生病，烧得厉害，就去街上买了一块西瓜给我吃。乖乖，吃完西瓜后我居然神奇般康复。此外，还有许多诸如吃完饺子病就好了等等笑料。家里的伯伯，伯母，大姑，大姑父，小姑，小姑父，小叔，小婶都对我好，经常拿好吃的给我。记得大姑曾在离我家不远的五金商店当售货员，我便经常去找大姑，站在柜台前一直等到大姑给五分钱买根儿冰棍才美滋滋地走开。伯伯家一直住在上集镇，人口众多，有我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家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种着各种蔬菜和瓜果，新鲜的要命，我肯定是没少吃喽！记得一有假期我就会去伯伯家和他的一群孩子玩儿，伯伯还带我去钓过鱼，踏过青…… 此外，我还会去奶奶的妹妹唐家玩，北大沟奶奶的三哥袁家玩，大姑夫的父亲宋家玩——和一大堆什么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哥哥姐姐妹妹弟弟等等甚至称呼不出来的人一起玩，其中还包括一位在家族中比我小一辈的四十几岁侄子。就是这位大侄曾有一次带我到个军队的农场玩，结果我在森林里采蘑菇迷了路，害的那个侄子喊来许多战友才把我搜回来。唉！童年的趣事。
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在家里一直是妈妈带着，学写字。6岁时我就跟着当时担任第三小学音乐教师的小婶去学校插班读书，成绩突出。听大人说我从那时就对画画特别有兴趣，第一张画就是天安门后面有个红太阳放光，想来那时候的孩子是不是都画如此景象呢？而如今我对现实如此地关注是否也源于那不寻常的“启蒙”环境呢？说来也是，这或许就可以算作我绘画历程的起步吧！由于喜欢画，在小学五年级就时常被县文化馆抽调去参加活动，来配合不同阶段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为“批林批孔”画林彪孔老二及其党羽的连环漫画，后来其它一些单位也请我去画，画了好多，以至于那些人的形象至今都能默写出来；接下来的就是粉碎了“四人帮”；再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练就了一手本领，真是精彩，差不多提笔就画。现在我都得感谢那时的“突击训练”。讲起来那时的概念真是简洁明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斗私批修”、“红宝书”、“红小兵”、“红卫兵”、“红宝箱”、“祖国一片红”“学雷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举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学张铁生交白卷，学小靳庄做土桌凳，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学毛选，反击右倾翻案风……种种所有把每个人都弄得紧张而忙碌，却绝不敢乱说乱动。可笑的事情是：有一段时间在吃饭前还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动筷子。精彩之极！爸爸当时是个小领导，每次去开会，总是神神秘秘的，经常带回一些惊人的消息：什么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叛变了，坐着三叉戟投奔苏联了，摔死了，等等。
小时的我喜欢窜来窜去，惹人喜爱，常被唤作“小不点”。有一段时间爸爸担任电影院的领导，所以我看电影不花钱，总是溜进去，除了“新闻简报”、样板戏什么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等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每次都是兴致冲冲。后来爸爸又被调入广播站，真正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领导。爸爸很懂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早年家里就摆着一大堆各式无线电器件，连收音机都是他做的，绝对比别人家的好，还经常帮助亲戚朋友和邻居搞些修理。受他影响我也有同样的兴趣，常趁大人不在家时用爸爸的各种工具弄点小玩意，也做过极简易的收音机。妈妈说我小时候老是闲不下来，天生勤快，想着法儿弄这弄那，虽然经常“遭到”表扬，但也没少由此惹祸上身。想当初为了免遭挨打，于是就学会了撒谎，小故事编的逐渐进步，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
妈妈那时也不时地做些短工。有位在被服厂工作的邻居大妈曾带给她一个为加工服装钉纽扣，锁扣眼的活，平均每件衣服有五个扣子，五个扣眼，能赚几分钱。我看到妈妈黑天白夜的做，也就跟着学，摆弄针线，好的留下，不好的妈妈就拆了重缝。在扎了无数次手后，自己终于学得了本领，也帮助了妈妈。现在眼前浮现出和妈妈坐在一起缝活儿的场景，就觉得像一幅年画，美妙而温馨。
随着搬家我也转入第二小学读书。在那个小学真是经历了很多事——加入红小兵、当积极分子，几乎把家里的小人书都送到班里的红书箱里，妈妈都说我傻。
那学校坏孩子多，我老是被欺负，经常哭着回家。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在学校受尽委屈，可回来后依然要挨爸妈一顿打？他们认定我被欺负就一定是招惹了别人，岂有此理！不过长大些后，我仍然接受了那些曾欺侮过我的同学成为好朋友。在那种环境下我练就了宽容的本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惹不起别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那些比我大的 “坏孩子”，也干了不少坏事：偷烟抽，偷钱花，偷罐头吃，偷西红柿吃等等不堪回首，但都是些小打小闹，没成就什么大事业，还算好！
说到当时最让我不爽的事，就是每年一度的交粪任务。为了支持农业，每个学生都必须四处去抢各种粪——人粪，猪粪，马粪，牛粪，鸡鸭鹅粪等等、等等，必须凑足500公斤，谁都逃不过，好不恶心！人家刚拉出来，就被好多人盯上，以最快速度装入自己的粪筐，攒到家里，然后再用雪爬犁送到学校，换取粪票。当然了，交的越多就将成为先进“粪”子，痛苦的荣誉。
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挖过防空洞，去过校办工厂做工，到乡下去学农，在田地里除草，还经常带着锄头上学，以便随时除掉校园里的野草，它们也曾被扣上过“资本主义毒草”的大帽子。学校的除草活动分区包干到每个班，最干净的就是卫生先进班级，能得到一面随时流动的小红旗。
冰天雪地的东北，寒风刺骨，大雪齐腰，地冻三尺，有五六个月要穿棉袄棉裤棉帽棉手套大棉鞋大棉围脖，捂的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嘎嘎地冷！
儿歌：“小姑娘蛋儿，上井沿儿，打哧溜滑儿，摔屁股蛋儿。”
哎！对了，说到所有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除了过年，就是县城里一年一度的体育运动大会了。那简直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三天时间，程序之完备程度和现在的全运会相差无几，处处洋溢着一派欢乐景象。还有个最深刻的记忆，全是关于和弟弟妹妹小伙伴们玩的那些游戏——扔布口袋、歘剐剌蛤(Gua la ha)、跳格、打翘嘎、踢踺子、弹遛遛、摔皮阿迹、打哧溜滑；做冰鞋（在一块木板上镶两根八号粗的铁丝，再用绳子梆在脚上）、做车链子枪打洋火、做弹弓……。个个经典，绝对好玩！这些游戏的规则都十分讲究，细节极多，倘若详细说明就得写上一大本书，但仍难以道出当时亲身参与的感觉，只有那些经历过的孩子才能体会其中的精妙之处！算了，记忆太美好，恐怕会让以后的人嫉妒，不说了！
1972年我九岁，小弟弟出生了，加上已搬来生活的奶奶就有八口人了，全家都靠爸爸68元5毛的工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差不多只有八块钱，生活极端拮据。爸爸经常外出到乡下工作，常年不着家。在广播局时，他指挥架广播线把党的声音传到农村千家万户；被调入电业局后，又指挥去架电线把光明送到农村千家万户，绝对是向别人撒播温暖的那种。只是这样一来，家中的大事小情就都落在了妈妈的身上。妈妈可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累得要命但总是精神饱满！挑水、劈柴、拉煤、烧炕、做饭、种菜园子、生炉子、洗衣服，给全家人做棉袄、棉裤、绵缛，棉被，睡觉前为每个孩子的内衣抓虱子、掐丮子，冬天的早晨还给孩子暖衣服。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的大炕上，5个孩子都躺下睡了，可妈妈依然蜷在炕沿角落的小灯下做活，对我而言，如同拉菲尔的圣母像般经典。
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需要票卷，什么粮票（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甚至还有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每月粮食都他妈的定量供给，细粮少，粗粮多，平均每人合一斤大米，二斤白面，一两香油，五两豆油，成人和孩子的配给数还不一样，全家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如此一来每日主食大都是玉米面贴饼子和玉米碴子粥，吃得我到如今想起来都反胃酸。冬天的蔬菜主要是萝卜土豆大白菜大头菜胡萝卜，上顿接下顿；夏天就好多了，家里的菜园子，每年都被爸爸妈妈打理得很好，虽小但品种多样，有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西红柿、菠菜、小白菜、香菜、芹菜、生菜、臭菜等等，长势茂盛喜人。妈妈手巧，竭尽所能，变换花样地做那些蔬菜，但在每月吃不着几两肉，油又少的窘境下，也难以再对那些素菜产生什么眷恋之情了。总觉得大多数日子里3餐都是混过来了，而好吃的都要等爸爸回来再做。举个例子：一盘炒鸡蛋——一半留给爸爸；另一半分给五个孩子，妈妈沾点剩渣，大都是如此这般。
最令人心酸的是妈妈去做临时工。她当过建筑小工，在45米的高空作业去修建大烟囱，从那次我看过之后，就落下了恐高的毛病，至今未能“痊愈”；还在牧养厂喂过猪，每天三班倒，昏天黑地；后来又在电厂掏煤灰，辛苦的要命，而工资却是很低。记得有一次妈妈在牧养厂值夜班，午夜才回到家，可敲门很久也没应答，急得忙把邻居都喊来，敲碎了玻璃，开门进屋，随手抄起扫把就朝床上拍去，听到五个孩子顿时大哭起来，她才放下心来。因为那时家里生煤炉，妈妈担心我们全被熏死。唉！母亲真是家中最辛苦的人。家庭这般状况，作为长子的我从小就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努力帮助家里干活。细细数来，我打小干过的活有：收拾屋子、拉风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劈柴、挑水、喂猪、扫院子、种菜园子、买粮、拉媒、生煤炉子、倒炉筒子灰、和泥、抹墙、盖下屋、鎏窗户缝、钉板障子、刨猪圈、刨茅楼、挖秋菜窖等等好多了，屋里屋外一把好手，没别的毛病，就是一个勤快，至今都保持着这光荣传统！终身受益！但身为长子也练就了凡事谦让的本领，不争不抢，害的我在如今的竞争时代老是他妈吃亏，见鬼！
读了五年小学后，不知怎么就上了初中，是否参加过考试，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似乎在学张铁生，学生们以交白卷为光荣；考试也大多开卷，内容主要是时势问题，文化课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升入初中后发生了好多事：1976年元旦后不久的一天，突然看见爸爸回家大哭，那是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事件后，很快揪出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6月5日父亲又哭了，敬爱的朱老总去世；9月9日父亲再次大哭，和全国人民共同哀悼伟大的主席毛**逝世。那阵子的广播每天都响着哀乐，老师站在讲台前带领我们一起哭，伤心至极！随后“一声霹雷震天响”，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我们开始有学习毛选第五卷的任务，每天一篇学习笔记，在老师的监督下丝毫不敢怠慢。这倒多少是个写作训练，成就了一些今天的文字。
也是在1976年，我生活的那个县城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能记得如此精准是因为爸爸当时在广播局事业科工作，为了能让全县人民看到毛主席的追悼会而担任突击架设电视天线的工作。总之，那是好繁忙的一年！
1977年春节过后的寒假，我和同学李勇莫名其妙地开始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中迅速进入情况，成绩一跃而上，在同年级里名列前茅，甚至还代表学校参加过一系列竞赛并获过奖励，内心顿时充满了荣誉感和自豪感，原本要做知青下乡的理想也被我抛弃无踪。学校里有教数学的杨伟民老师，教语文的马文杰老师，教俄文的关杰老师等等一批优秀教师，还有很多人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好不该啊！但我永远感谢那些传授给我们太多知识的第三中学老师们。那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整个知识界都有了精神。一切仿佛步入正轨，老师们的工作热情异常高涨，我和同学们也逐渐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之后在2002年我回到老家绥陵，在阔别了近20年后又见到了李勇、曹喜文、王艳群、孙力、陈里民、夏雨林、张延庆等许多许多老同学、老朋友，我们喝了一次大酒，回忆往昔，庆祝重逢。初中两年——充实而美好的纯真年代！
想起那段日子，还有好多值得提及的记忆片断。我兴趣广泛，曾参加了一系列校外辅导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到文化馆学画。不过我一开始被选去，就直接参与了创作，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个红卫兵在写大字报的画面，还曾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过。我甚至还参加过体操，滑冰训练班，趣事多多！
遇到了文化馆美术创作组的老师，又结识了在绘画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生活中开始出现一片新天地。那时候黑天白夜地混在文化馆，经常不回家。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指点下，除了偶尔为配合政治活动画些命题创作外，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去画速写了。有一度真是非常用功，画的也特别多，逮着谁画谁：家里人、亲戚、邻居、朋友……，有时候还跑到火车站画那些等车的旅客、去大车店画那些赶车的老板儿……。几乎能接触到人、物、事儿是无一漏网！
说起那时候的事就想起那时候的人。记得带着我们玩儿的一个老师叫邬宝江，他是省城哈尔滨来的知识青年，长得十分有趣，长长的脸尖下颏，留着小胡子，老是笑嘻嘻的，说起话来有点结巴。刚进文化馆时才二十来岁，总是跟我们打打闹闹，白天带着我们画画，晚上就大讲特讲鬼故事，吓得我们到处躲藏。我们窜遍了整个文化馆的犄角旮旯，活像一群老鼠，那叫一个热闹！他是受过一些正规绘画训练的：素描、苏式的灰调色彩油画无不经典。我们都特别的喜欢他，只可惜后来他返城回哈尔滨了。还有一个是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王震海老师，很是有绘画功底，令我们望而生畏，轻易不太敢和他说话。再有，就是徐宝明老师了。他原来是学中文的，业余画画，在漫画方面有极高造诣，属于用心画画的那种。徐老师一直担任美术组的领导，很有威严，也是我当初不敢接近的人物，可他给了我好的机会，鼓励、支持、推动了我。文化馆里还有其它许多老师和工作人员，虽然无法一一提及，但我都记着他们。
在文化馆的绘画班里，我和4个最要好的同学结为了兄弟，号称“绥棱五兄弟”：“寤”、“波”、“雪”、“江”、“风”，分别指刘文华、蔡广彬、霍箭、蔡向阳、和我。我们曾在1981年共同举办过『绥棱五人画展』，方圆百里小有震动。另外还有温志国、尹伊君、耿建勇等“一小撮”外围骨干份子，都是画得不错的哥们儿。不过那时的我还不过是个小屁孩儿，在“社团”里一直扮演个“跟班儿”的角色，经常趴在文化馆，从门缝往里看他们在画画，那份儿用功和专心让我特别羡慕。我呢？毕竟年纪尚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因学艺不专心而被笑话。越是完不成速写作业越是不敢见他们，只好被迫把自己隔离在外，一见他们就故意躲开，真是很不自在！无奈从小就是由着性子来，常常不经意之间就把自己弄到极为尴尬的境地，然后又不断地找补，累得很！现在这群兄弟各奔东西，各创一番事业，唯有三哥蔡向阳因意外事故离别而去，在此唯有悼念！
话说大哥刘文华可是个神奇的人物，幼时误医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颠脚走路，一直大声疾呼天下的路不平，搞得后来我们这些兄弟也都觉得天下的路的确不平。虽然身有残疾，但大哥走路出奇的快，浑身都有力量，尤其是他的双臂，臂力腕力一度无人能及。他在绘画之路上一直冲锋在前，早年就被誉为神童，聪慧好学，勤奋有加，有上万张速写的资本，练就了极强的绘画能力；二十岁时画出过有上百人物的长卷白描作品《集市》，并发表在国家级刊物《美术》杂志上。后来他担任了绥化地区画院院长，再后来又去绥化师专搞教学，兢兢业业地投身于美术事业中。文华大哥一直是我的楷模，我33岁时画了一组八联油画《大繁荣》230x100cmx8就是受他的影响努力实现的。
再说二哥蔡广彬，个性的很，天生一个艺术家的模样和材料，长脸小眼睛经常表情不达意，老是令人误解，所以一直不太有人敢惹。不过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人都和他成了哥们儿且关系特好，因为他本性实在，好得根本没一点坏心眼儿。二哥对艺术的追求更是执着不懈，东北话：“老牛逼了”！我和他从小一起学画，一起上中专读书，后来又一起在杭州浙美读书，名副其实的发小、死党。如今他在上海，大展宏图。
三说三哥蔡向阳，眉清目秀，机巧灵敏。记忆中的他并不太用功，但似乎一切也都做的不错，后来考进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开了个公司，成绩斐然。可惜的是由于事故英年早逝。
四说四哥霍箭霍大侠，一直就是一个“翘”，“帅”，早年实属“风流倜傥”的那种，有才也有艺。今日占据秦皇岛一隅施展，如鱼得水。
其它关系密切的同党们如今也都各显神通，那情形基本上是“美不胜收”。
1978年我十五岁，神奇的是在这年我居然考上了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班，这下可好，一脚踏进了专业美术领域而难以自拔，也从此明确了今后的发展道路。我背着行李坐上火车离开了家开始去过集体生活，还没升入高中就匆忙告别了我的中学时代。从我们县坐火车到绥化县（如今是绥化市）需要两个多小时，怎么考又怎么去的，详细情形我都给忘了，但在师专的两年生活仍给我留下了相当多的美好回忆。那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个小社会。师专美术班总共四十来人，来自省内各地，岁数大的近三十，好多都是知青，有不少的生活经历。班里很多同学有相当的基础，画也画得很好，我真是羡慕，便老是跟着模仿，就在不断地模仿中开始了我的中专学习。回想起那些中专同学，每个都很有个性，而且千奇百怪，有趣的很：除了画画高手、还有体育健将，有整天趴在被窝里写爱情小说的，还有……，总之是各有特点。全班的男生都住在一间大屋里共同生活，三排大通铺，好像是那时的大车店，充斥着咬牙放屁说梦话吃喝拉撒睡说黄色笑话等一派繁荣景象。屋子中间有一个火炉子，到了冬天大家轮流值班生火取暖，而且每人都备有热水袋抵御严寒。学校的食堂每周都有一次改善伙食，比如大米饭红烧肉之类，但需凭票购买。美术班的学生利用学科优势，充分发挥了特长，伪造饭票，所以总是能买到两份，猛吃一气，直吃到胃不舒服完事儿。接着会难受两三天，但仍是在每天翘首企盼，等待下周接着来。两年的中专生活真正是个锻炼，我学会了和别人打交道，学会了独立生活，最重要的是有了强烈的上进心。每天我都会早起和同学去画水彩风景，背颂唐诗；然后认真上课努力学习美术知识和技法；晚上就去图书馆看报纸，还经常抄写一些名言警句什么的来鼓励自己，那叫一个认真，内心一片光明。
中专那两年，我是班上最小的，所以得到过好多哥哥的帮助和爱护，记得住的有：朱谦、李志华、蔡广彬、万涤、梁寿德、张雄伟、马化民、孙铁、王春杰、兰风、乔爱民等，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当然也记得老师卢文生、孙权福、赵荣等。值得珍惜的两年！
十七岁我毕业了，回到了老家绥棱县教育局报到。可惜因为当时我还长的太小，他们说我不能做老师，就把我安排到绥棱工艺美术陶器厂设计室工作。那个工厂生产土陶产品，以做花盆为主，我真是不感兴趣，所以在那儿工作几年中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只等着一有空就跑到文化馆和画画的朋友们混在一起。不过我很得意的是开始有工资了，四十二块五，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记得第一个月拿到工资交给爸妈，真是快乐又骄傲。之后爸爸妈妈就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更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工艺厂有一百号人，但只有书记和我属于国家干部，有资格直接参加县委召开的会议，那是1980年。到1981年底，厂里有了承包制度，我就被调入了它的主管部门——绥棱第二轻工局，在技术股做技术档案工作，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大成绩。
82年春天我请了三个月的假，忘了编的是什么理由，反正回到了我的中学开始补习高中文科课程。后来我“骗取”单位领导的同意，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可惜没被录取。后来才知落榜并非技不如人，而是被哈师大的不良风气所害，但为时已晚，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努力。不过塞翁失马，是否种种机缘巧合也许成就了我更精彩的人生呢？不得而知！那一年，文化馆请到省里有名的大画家郭广业老师。他刚刚完成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进修，所以对我们眉飞色舞、兴致极高地讲述了浙美的精彩之处，还不时提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方增先、李震坚、顾生岳、吴山明、刘国辉、郭真等；之后便给我们做了水墨演示，把我们一小帮画友都看傻了，内心顿时涌动起来。在郭老师的热情鼓励下，我们很快就制订了学习计划，异常地勤奋努力，希望能遵循老师的“指示”去报考浙美。当时我已经又换了一个工作，是经姑夫的推荐在绥棱刚成立的一个技工学校教书。那是一个食品专科学校，主攻蛋糕加工制作极其理论，我教学生画各种蛋糕图案。在学校我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大部分人都成了我写生的对象，所以素描，速写，水墨进步神速。其间我还和蔡向阳利用假期去了一个乡下敬老院，在三天之中完成了近三十张的水墨和白描写生，几乎画遍了敬老院所有的老爷爷，后来报考浙美的作品就是在这批习作中选出的，只可惜那些可爱的习作如今都不见了。
考进浙美是1983年的8月份，也就是我中专毕业后的第三年。那三年期间我很努力，一边工作一边补习，绥棱五兄弟也是在那时结拜的。我们经常泡在一起，一起为当地的朋友家画家具（俗称“画胶合板”）,一起受邀请为某某单位画会议室墙上的画，一起……，一般都是老大老二主笔，老三老四和我打下手，画完了被请一顿饭，狂吃猛喝，经常大醉。当时老大在文化馆美术组工作，主持办美术学习班，老三老四助理，老二在县总工会宣传部，我是这两个单位的常客。在工会我学会了拍照片，而且动手自己来冲胶卷印照片。很多的概念和基础似乎也是那时奠定的。
1983年是我飞的一年，也是家里的辉煌时期：我一举考取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科，而我的二妹王昕辉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升入高中。桩桩喜事经过广播迅速传开，我们一家顿时扬名全县，爸爸妈妈内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后来据他们讲那时走路都感到腰板挺得特别的直。更精彩的是，大妹妹王朝晖次年考入哈尔滨电工学院；1986年二妹王昕辉考入黑龙江大学；1989年小妹王晓辉和小弟王会煊分别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和黑龙江大学，至此家里的五个孩子全部升入大学本科，这在当时的小县城，几乎是个了不得的“传奇”了，爸爸妈妈也感到无上的荣耀。但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经济更加拮据，我上大学后就断了工资，家里已经少了一份主要收入，再加上要供孩子们念大学，爸爸妈妈更加劳心费力，生活艰辛可想而知…… 真的，全家如今相聚时，有意无意地总是避免回想那段时间，就像一处长期难以愈合的伤疤，谁都不敢轻易触碰。直到1993年小弟小妹大学毕业，爸爸妈妈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1990年爸爸离休后，二老搬回老家山东，在潍坊市住了10年。在那十年间，我们都经常回去看望他们，后因年事已高让我们放心不下，就接他们回哈尔滨和小弟二妹小妹在一起，一直到2003年10月，我接他们来北京住。以我为首的五个孩子都很孝顺，这些年他们也过得开心而幸福。爸爸今年已经七十有八，依然很健康，可惜我们亲爱的母亲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之中突发脑梗塞且迅速恶化抢救无效，于2005年4月18日11时35分去世于北京天坛医院。享年70岁。在此附上我们写给妈妈的悼词以寄哀思：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
在这万分沈痛的时刻，请允许我代表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在百忙中前来参加我母亲的追悼会，并和我们一道与我们敬爱的母亲、亲爱的妈妈——赵淑贞，做最后的告别！
2005年4月18日午时11点35分，母亲因脑梗塞导致呼吸衰竭，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至爱的父亲和她万分眷顾的儿女及其家庭，离开了与她相亲相爱的人们，告别了她美妙的人生。
妈妈，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再这样呼唤您吧！妈妈，亲爱的妈妈！
您一生为了这个家操劳，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精心地照料我们的父亲，悉心地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使我们健康成长，如今能过上独立、美好地生活，各自拥有美好的人生，是您，给了我们生命，更给了我们良好的教导、健康的身体和欢乐的生活，赢得了一个大家庭的和谐、幸福和美好！
妈妈，您一生简朴，您无私地关怀着我们的成长，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把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您自强、自立，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甚至病重，你都不愿拖累我们，勇敢地离我们而去，妈妈，亲爱的妈妈！在此，我们带着无限的哀思，悲痛的心情，悼念您！您永远活再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敬仰您！
妈妈，伟大的母亲！
妈妈，您坚信您子女吧！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永存您的精神，努力进取！
妈妈，一路走好！拥有您的爱，我们会向您一样细心照料我们的爸爸并珍重我们自己。
安息吧！妈妈，亲爱的妈妈！您永远是我们的好妈妈！我们真的舍不得离开您！
安息吧！妈妈！
2005年4月20日
全体子女泣上
话再说回1983年，我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一波三折、险象还生。那年我和蔡广彬同时报名并寄去了报考作品，不料只有蔡广彬如期接到了准考证，可想而知当时我的沮丧心情，几乎完全失去自信，惶恐自己的水平竟是如此不佳。既然在报名阶段就已落榜，自然就把所有文化课的复习数据和课本交给广彬。记得是我们几个兄弟一起送他上火车前往浙美设在沈阳的考点，广彬去参加考试了。几天后，我五味杂陈的心绪刚刚平复，绝妙的事情出现了——一张准考证神奇般的出现在我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我顿然懵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拿起准考证就冲到了校长办公室。因为校长曾以我刚刚调入学校为由不同意我去报考大学，我是打着想试试看我的画是否能得到认可的幌子才“磨”来了报考证明，所以这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我想当然就把它和校长联系在一起。我把一股脑的愤懑和懊恼都对着校长发泄了出来，可看到校长在我的质问下那不知所措的紧张表情，我才意识到是我误会校长把准考证给扣押了。校长了解情况后，也很着急，立刻帮我去询问传达室，值班的人很肯定地证实了那信是邮递员当天下午刚刚送来，可信封上的邮戳却分明表示是半个月以前发出的……，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立刻又奔向了邮电局。邮电局有个局长以前是爸爸的部下，我找到他说明情况后，他立刻就帮我挂了长途电话，竟然联系上了在沈阳招生的浙美老师。从招生老师那里我们了解到沈阳考场有好几个考生都没来参加考试，另外从杭州得到的消息是其它几个考点也有类似情况，大多是祖国边远地区的考生没能按时接到准考证。如何解决？只能等他们返回学校研究一下再说了，不过这种情况在以往只能认倒霉，也就是没有机会了。听着电话中招生老师和蔼的语调，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忐忑中又过了10天，正在学校值班时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一封信，来自浙美招办，内容大致是：“如果愿意你可以来杭州本校参加补考，科目是：专业课四项(素描、水墨人物写生、速写、创作)；文化课三项（文学，政治，外语）”。
我又兴奋又紧张，经过几起几伏后实在已难以说情我当时的感受。
冷静下来后，我先去文化馆找到了徐宝明老师。没有丝毫犹豫，他果断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借此机会去一趟，先不要考虑考得怎样，长长见识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先给你拿钱，你一定要去！”。我顿时来了精神，调头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当时爸爸在外地出差)，妈妈也说：“你去吧！我去你爸爸单位借点钱给你，200元够了吗？”我一听，迅速就开始收拾东西了：选了三只毛笔、一瓶中华墨汁、一盒中国画颜料，还临时借了几本文化课的书，一股脑都装进了一个黄书包。第二天，我背上书包、带上钱还有同单位一个姐姐徐秋芬给我的20斤全国粮票踏上了南行的火车。
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啊，兴奋地忘记了害怕。在火车上我背了一路的政治题（有时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可文学和外语没时间看，只能凭老底子去应试了。为了省钱我坐的是慢车，两天一夜几乎都没睡觉，但竟然觉得很快就到了杭州。到站后，辗转找到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美院，立即到招生办报了道，接着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才发现有近十人也因此来补考不同的专业。
只有我一人补考中国画系，三天以后考试！时间紧迫，我们几人昼夜讨论如何应试。白天选在西子湖岸边复习，那叫一个“爽”，但当时根本无暇顾及那西子湖，入学之后才有了深切体会。那三天，大跃进！突击应试。说来也是运气得很，浙美历年来都没有补考的历史，只因当年为满足本省特培教师的需求而新建了师范系，才在本科生考试结束后又加了一次考试，顺便也就给了我们这些人一次机会。
我们先参加了文化课的考试，真累！师范专业的文化课难度要大很多，几乎考完一科就“晕”一次，好在我当时也没抱什么奢望，所以心态倒还相对平稳。接下来就是专业课考试，那场面可是有趣，国画系居然为我单独设了个考场。记不清究竟是怎样熬过那几场考试的，如梦魇般，至今都不敢深究其中细节。最后一天是口试答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庆明老师，女性，宛如母亲一般对我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她告诉我，浙美是全国招生，国画系人物班只录取八名，不简单！如果这次考不好不要放弃，明年再来……，然后还向我介绍了什么地方可以看最好的中国画，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最好的宣纸，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最好的画册等等、等等。那些话足以使我心满意足，所以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跟着另外一个补考雕塑系的哥们儿刘铁胜去了我盼望已久的北京，像当时所有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一样，刚下火车就打听：天安门在哪儿？然后径直奔到那里拍照留念……。《天安门前留个影》，1992年我曾以此为题创作了一幅油画，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
在北京玩了一星期后我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像播音解说一样对着那些热情问候的家乡人重复讲述着考试经历和自我感觉：“专业课考的还可以，文化课没有把握。……”有所保留地怀着一丝丝希望！每天期待着，夜晚却不断在睡梦中惊醒……
那一天终于等到了，具体哪一日记不得了，大概也许是1983年的7月中旬的某日，是个星期天。记得天气不错，为了送单位的一位新娘去嫁人，我起得很早，跟着忙活到9点。后来觉得很累，想回家睡觉，就拜托在单位值班的两位同事 ：如果有杭州的来信就帮忙送到家里来（一般邮递员10点来送信），他们一口答应了。紧接着……，在睡梦中我被叫醒，猛然站起打开来信：“王劲松同学，关于你的补考，专业成绩很好，但由于文化课没有过关不能录取，希望你明年继续努力。——浙美招办”。我停止了呼吸许久，没有任何表情，全家人围了过来，看到如此情景都没敢说话，一切凝固了，许久。那两个同事生气了，大声说：“我们给你送信跑这么远，你就不给我们喝口水吗？”我没管，就那么站着，可能是爸爸倒了水递给他们。突然他们开始大笑起来，忍不住说道：“真的信在这哪！”紧接着就像变魔术一样高高地举起了一张纸，那张改变我命运的纸。原来一切都是这俩哥们儿安排的一场恶作剧！我爸爸最先反应过来，抢过去一看，随即大喊起来：“我儿子考上了”！全家沸腾，邻居们也都听见赶了过来。小院里一派范进中举的场面，“妈妈！快炒菜，我们要喝酒！……”
喝了很多，但没醉。骑上自行车四处去通知，亲戚朋友老师几乎是奔走相告。大家都为我高兴！能不高兴吗？
距离九月入学还有一个月，那些日子几乎天天喝酒。
我又要上学了，工作的日子结束了，工资被停了。终于离家“出走”了。
杭州，西子湖畔，美丽的杭州，我终于有机会细细体会她的美丽了！
终于等到开学，我幸运地踏进了这所历史悠久的美术学院（原国立艺术院，1928年由蔡元培先生所创，林风眠先生任院长）。浙美的历任院长都是艺术大家，我就读时的院长是肖峰先生，副院长王德威先生，以及一大批名家。我报道了，注册了，终于放下心来，踏实了！
不料好事多磨，幸福来临的太突然，还没停留多久就差点离我远去。一星期后新生开始军训，我顶不住了，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出现了（早年心脏就有过不舒服，但没这次这么厉害），医务室发现后，建议我到市医院进一步检查后给他们个结果。太可怕了！如果真的查出有病我将被迫退学。我只能忍着，坚持军训，不敢告诉任何人，还不能写信告诉家里，恐怕他们为我担心。只能偷偷地去看女医生缪玫，很久地忍耐着，甚至写了遗书，烧了我多年日记和早年的画作，情况险急，每天早晨醒来都很高兴又能多活一天。在煎熬中隐忍了一个多月，我竟挺过去了，身体逐渐恢复正常，赶紧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然后把结果交给了学校医务室，一大场虚惊。老天的玩笑，却给了我一次感受生命的体验。由此开始，我变得更珍惜每一天，努力学习——到了学校我才感到了差距，我的底子太薄了，必须加倍努力。
大学的四年期间情况逐渐复杂，事情逐渐增多：方增先老师，吴宪生老师，素描教学，人像写生，陈振帘老师，书法课，颜真卿，孙过庭，吴让之，张旭，碑帖，每日练习，郭真老师，白描，顾生岳老师，宋宗元老师，工笔重彩，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日语，彭世嘉老师，中国美术史，洪再兴老师，西方美术史，名人讲座，体育课，早操，人体向上，长跑，腹卧撑，举哑铃，换饭票，走油肉，狮子头，南山路，柳浪闻莺公园，解放路，书画社，潘天寿纪念馆，图书馆，同学，人物班（吴刚、银小宾、王晋、徐默、王赞、潘丰泉、胡寿荣、刘涌，夏小龙），山水班（王作君、朱红，刘文洁、姚惟），花鸟班（何曦、黄鼎、陈见）。管理宿舍的包老师，晚上11点熄灯，冲凉水澡，起痱子，天气潮湿，舞会，迪斯科，贴面两步，小笼包子，馄炖，牛肉粉丝，灵隐寺，岳飞庙，三谭印月，花港观鱼，断桥，苏提，白提，六合塔，钱塘江，钱江潮，六公园，同寝室（吕海州、张二维、蒋跃）工艺系（罗小安、于溪、阿丁，阿毛，陈乃明等），雕塑系（魏绍明、陈研映等），油画系（李海兵、姚华、何宁等），版画系（李智、李梅等），张品操老师，下乡写生，千岛湖，淳安，铜矿，富春江，陈真，霍元甲，一休哥，尼采，康德，毕加索，老庄，禅宗，中国古代美学，李震坚老师，五灯会元，马蒂斯，贝克曼，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加谬，黑塞，古图索，达利，安迪·沃候，波依斯，门采尔，印象派，德加，契塔奇，培根，古文达，外国短期训练班，舒传熙老师，王庆明老师，周仓米老师，上海，沪东造船厂，冯远老师，吴山明老师，意笔白描，卢坤峰老师，线条，宋人画，临摹，霍去病墓石刻，徐谓，梁楷，八大，谢赫六法，计白当黑，古法用笔，陆严少老师，刘国辉老师，范景中老师，欧阳老师，潘公凯老师，张祖安老师，孙祥春书记，孔仲起老师，郑重宾，蒋进，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刘大鸿，魏光庆，黄发榜老师，苏州，胜浦，周庄，暑假回绥棱做雕塑，毕业考察，洛阳龙门，西安，碑林，兵马俑，武则天墓，兰州博物馆，仰韶文化，天水麦积山，张掖，祁连山，敦煌，鸣沙山，西宁，塔尔寺，拉布楞寺，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泽当，当雄，雪山，天藏，重庆，长江，三峡，三好学生，奖学金，酒后闹事，通告批评，学生会讲座组，汪永江，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毕业创作，快乐的星期天，义和团，毕业展，毕业答辩，毕业分配，留校未果，到北京，北京画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教育学院。
四年的大学结束了。
我选择了在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工作至今，已近18个年头，经历丰富多彩，暗含沧桑，我依然无从下笔，但又不肯割舍，如上方法名词堆砌，按时间排序，有一脉络，有一线索，就象书的目录。每一词条对我来说都意义重大，内涵丰富。我留有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一来成就了我不善文章的僻陋。二来我也借此机会做了回一忆：
那是1987年9月伙同李海兵等进入北京，毕业回北京的同学（王晋，李智，何宁，于溪，张明，朱振安，王潇瀛，等）北京教育学院报道，曾慧洁，中国戏曲学院，温州，西北考察（1988），美术系参与教学，素描，速写，工笔，写意，集体宿舍，食堂厨师，韩优良，99元工资，司机班，李连生，李连珠，孟光，高国新，美术系教师（赵一唐，孙光深，华敬俊，姚鸣京，姚今迈，孙大志，徐晨明，游崇人，李振奋，赵志雄，贾春，吕鹏，李鸿远，叶承泗，耿玉兰，）大专班，外口班，张静，曹小宝，罗贞，胡建国，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话剧团宿舍，永乐宫壁画，王广义，刘彦来北京参加现代艺术大展（1989），高名潞，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周祁，寿国薇，友谊宾馆，外汇卷，游行，大字报，天安门广场，截院长车给学生送粮食，薛海玲，六三，**，写检查，李万发，张鸿顺，保卫科老叶，段一民，闻刚，画连环画，广告，王玉婷，换宿舍，张远，王兵兵，卫东，住办公室，开始创作，剪枝，无聊的会议，鲜花怒放，关系，天路历程，和周祁、曾慧洁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合办画展（1990），关宏，卢浩，许仲敏，王强，爱丽娜，提兹阿娜，罗塞拉，玛丽达，黄燎原，杨昭，杨梦，郑连杰，结婚，回绥棱，山西大同，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和宋永红合办画展，邵大箴，周彦，范迪安，栗宪廷，孔长安，易英，黄笃，唐庆年，华夏，父母搬回山东潍坊住，赵半迪，李天元，创作：大合唱，大晴天，大气功，大会窜，王友身，北京青年报，尹吉男，新生代（1991），（展望、周吉荣、王华祥、喻红，王友身，朱加，庞磊，申玲，宋永红，王劲松等），中国历史博物馆，郭楠楠，方力钧，刘炜，张晓军，美术家通讯，搬出学校，租房，安华桥北（今民族园），工艺美校，瓦尔，郭芳，北海后门老栗家，吕竟，山东潍坊，搬入万寿路翠微南里20号楼2门501室（1991），创作：天安门前留个影（1992），我终于登上了长城，又是一个大晴天，张颂仁收藏10幅油画，尼康相机，广州油画双年展，获优秀奖，包乐安，潘修龙，魏野，小梅，杨东，许欣，汉斯，施安迪，岳恒，哔哔机，护照，接受德国邀请，再搬家安贞桥胜古北里2号楼3门302室，吕林，前往德国柏林，中国前卫艺术展（林一林，顾德新、倪海峰、吴山专，黄永坪、王广义、方力钧、丁乙，朱青生，赵半狄等）（1993）柏林世界文化宫，王琳琳，汉堡，多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荷兰阿姆斯特丹，赵建人，凡高馆，法国巴黎，浙美巴黎工作室，杨劲松，吴宪生，包立斯，刘维加，卢佛宫，圣母院，塞纳-马恩省河，蓬皮度，奥塞博物馆，罗丹馆，马奈馆，毕加索馆，埃菲尔铁塔，返回北京，破产，反思，辩论，迷离，胡涂，冥冥之中，做新的作品（1993），新媒介，新材料，新概念，喝酒，读书，见朋友，睡觉，实践，曾凡志，马六明，教育学院分房，朝内南小街285号，谢晓光，发烧音响，高群，洁癖者，我的一堂历史课，行动一号，刘淳，何苗，张京平，行为艺术，摄影，水墨，装置，摇滚乐队，苍蝇，丰江舟，颜磊，刘安平，打架子鼓，离婚，崭停油画制作，天安门拍照，地铁，畲尼画廊，卢杰，标准家庭拍摄，大众样板展，（1996）徐一辉，祁志龙，老栗策划，艳俗艺术，8＋8－1展，何佳垣，大繁荣，陈彤马来，刘彦，贾春餐厅，李老十，东京，大阪，福冈，不易流行展，（1997）洪浩，耿建翌，双亲拍摄，宣誓拍摄，凯伦，重彩画作，何冰，富国里小区，丹佛，科罗拉多大峡谷，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大都会，昆斯区，布卢克林区，马修，画廊区，麦克斯波埭驰，PS1，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央公园，联合国大厦，双子塔楼，华人街，华盛顿，白宫，美国国家博物馆，巴尔蒂摩，匹斯堡，尼亚拉佳大瀑布，洛山矶，好莱坞，旧金山，王亚中，雨和，张林，孔长安，王作均，郑重宾，朱红，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金门大桥，（1999）搬家至西直门，第一个手机，百拆图拍摄，老栗撰文，顾振清杨丽，上海大学摄影展，宋海东，刘太乃，台湾艺术新闻，封面人物，专栏刊出，苍鑫，黄岩，金锋，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搬家至安贞桥，杀鸡拍摄，荣荣，富康车，四合院画廊，马之安，红门画廊，布朗，北京市青年教师骨干，再婚，优先分房，方庄小区芳城园一区，同仁园小区，装修，李海兵，李保安，（2000）新疆乌鲁木齐，玛依奴尔，米娜，李玲娣，王绯，荷兰那顿国际摄影节，（2001）杭州校庆，郑国古，洪磊，伦敦红楼轩邀请展，展望，张晓刚，佳佳，郭伟，张羽，赵半狄，黄鋭，花家地，任小林杨艺，陈文波，曾浩，杜杜，再访纽约，古德豪斯画廊水墨个展，古根海姆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商业银行，卢杰，二万五千里长征艺术中心，水墨个展，（2003）非典，小周易9号院，4月25日小于李成进驻，设计，7月1日破土动工，接父母来北京，紫禁轩画廊，潘修龙，魏炜，薛雨，应邀去南美，概念建筑，基多市国家公园，班博儿，蒂德儿，福特翼虎，丹佛摄影展，蒋悦，左正尧，马来西亚水墨展，以色列摄影展，捷克国际双年展……（注：以上两段是留给我自己看的，请原谅！如有兴趣可参见后面的附件。）
咦！差不多粗略的数落了一遍，遗漏的很多，真是的！越近的事越记不住，也想不起来，更不知道怎么写，等有机会老的时候说不定一股脑都想起来了，再写吧，那时候写也许会有趣的！
四十一个春秋岁月，好精彩，但你知道有多冒险？好不容易胡弄到今天其中的滋味说给别人听，谁都会有同情和同感，人道是：人人都有一本经，各有各道，好自为之啊！
人这东西说起来也挺好玩的，不是特别的明白就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一有了生命就有了肉体，自然也就有了人们所要经历和承受的所有，所谓的酸甜苦辣咸，这自然是能品尝到的，挺好！这不可怕，有甚的是那种你尝到了说不出的滋味或你遇到了讲不清的道理，这就精彩了，你一下被“噎”住了，有多少生命就在此被消灭，不过灭了也就灭了，没事！
说真的：既然活了一切都好的！！！说白了：也只能好好的！！！努力呗！
关于人的话题不能讲多喽，讲不清楚，一讲多喽，烦！
我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由父母送到这个世界上，熬过了这么多年竟然有了犹如此的话语，好玩吧！
熬的过程也就构成了你的经历，如今有能力有机会回忆一下往事，就不一样了，似乎全都是美好！对不？

王劲松
2005年5月29日完稿
于马驹桥小周易村工作室



附件：
我喜欢自然而然
——王劲松访谈录
王劲松简历
196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绥棱县
1980年毕业于黑龙江绥化师专美术班
198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科
现就职于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
刘淳：你在92年以后被批评家称之为“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之一，我记得那时候你是用油画的材料和方法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而且创作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油画作品，如《大合唱》、《大气功》、《天安门前留个影》等。后来，你又采用了多种媒介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比较著名的是用摄影手段制作出的《标准家庭》、《双亲》和《百拆图》这样有份量的作品，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你能谈谈这些年你的艺术经历吗？
王劲松：我出生的那个县城通火车，这就带动了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相对发展。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好多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来的知青，大多是些比较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我记得，当时的县文化馆和各个中学都有一些知青，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来滋润着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上中学时和在文化馆学习绘画就是受益于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当然还有父母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因此我在上初中时文化课的成绩在我们学校是一流的。在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一所美术中专的时候，学校的很多老师都跑到我家中来劝我不要去，希望我读完高中后直接考一所大学，所以说我当时还算是那种较被看好的学生吧。但如果那时我要听话并且最终上个文科或理科大学的话，也就很难设想今天的情形了。
刘淳：你上了个什么样的中专？
王劲松：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我是老大。1983年我率先考上了大学。后来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陆续都考上了大学，学什么的都有。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小县城也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至于谈到上中专，是在1978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绥化地区师专美术班来我县招生，正巧我业余一直在文化馆学习画画，所以在文化馆老师的推荐下很顺利就考上了。那时才刚刚恢复高考，学校的办学条件相当差：四十多人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学什么的都有，有学数学的、有学物理的……好在我们美术班的学员都在一起，分上下铺住着。我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好多是知青，有些社会经历。那时我才15岁，刚从学校出来，一时不能适应。所以上了几个月后就不想上了，回家住了一个月。但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较差，所以又背着行李卷回学校去读书了。说实在的，家里也希望我赶快毕业分配个工作，好能给家里减轻点经济压力。在中专的那两年我非常努力，绘画及社会经验的基础也是在那时打下的。
刘淳：后来就参加工作吧？
王劲松：毕业后我本来应该去学校教书。不过比较难堪的是，由于那时我长的太小，教育局的人不同意，所以就被分配到了我们县里的一个工艺美术陶器厂，其实是专门做花盆的陶器厂，我去那儿搞设计。那个厂子生产的花盆当时还挺有名，连人民大会堂都有。不过那些花盆都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所以实际上我一直也没有设计出一件新产品来。不过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个厂就仅有书记和我是干部编制，甚至连厂长都是以工代干。你想，我只不过是一个17岁的小干部，但却可以按政策享受很多的待遇，还经常去县委开会，所以在厂里很是风光。设计室的同事以及厂里的工人都和我有很好的关系。一年后我被调到县第二轻工局，再一年又被调到县技工学校当老师，教图案。
刘淳：那会儿没想考大学吗？
王劲松：一直在想。因为我没学过正规的高中课程，所以在轻工局那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回到中学补习了高中三年的全部文科课程，之后就去考了一次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据说因为别的考生有门路所以把我给顶掉了。
刘淳：后来上浙江美术学院还顺利吗？
王劲松：好事多磨呀！1983年我报考浙美国画系，但准考证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晚了一个多月，被邮局给耽误了。这样的情况都发生在祖国的边远地区，大概有十多人。好在经过多方的联系和证明，浙美决定设立补考。于是我就一个人背着书包，在朋友、老师和亲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上了火车，直奔杭州参加这次关键的补考，结果如愿以偿。
刘淳：考上浙美的时候你刚二十岁，在那之前你工作了几个单位，在一个小县城里转来转去，这一次等于是一步登天呀？
王劲松：可不是吗！考试之前父母并不是特别想让我去，因为当时我的收入快赶上我那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父亲了。如果去上学，不但没了工资，家里还要补贴给我。但他们又不愿意因此而耽误了我的前程，所以还是同意并给予了支持。
刘淳：到了浙美之后完全是另一番新天地了吧？
王劲松：刚到浙美的时候，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在老家学画时手捧着的教学书大都是浙美的先生所著，比如方增先、吴山明、刘国辉、吴宪生等等。现在他们忽然就站到你的面前，而你要直接和他们对话，我是真的有点哆嗦。所以入校后，每天都特别努力，不停的画画，虔诚地接受先生们的教诲。
刘淳：浙江美术学院当时在全国是非常活跃的，特别是新潮美术开始的时候出现有谷文达、
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吴山专等一拨人，你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王劲松：85美术新潮的时候我正在上学，虽然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我切实感受到了特别的东西，并且有所触动，但那时总觉得自己离现代艺术还比较远，甚至什么是现代艺术都有些模糊不清。可以说，当时我对现代艺术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对眼花缭乱的艺术现象的熟悉，而远未达到更深层面的理解。不过我从那时起，就一直关注起来了。经常泡在图书馆，希望通过看书来感受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
刘淳：那你参照的东西是什么？是反传统文化的中国现代艺术，还是从西方被翻译进来的书籍？
王劲松：应该说我所关注的是产生中国现代艺术的背景上的东西。西方大量的哲学、文学和相关现代艺术书籍的涌进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思考和观察的空间，加上同学们之间不断地交流，使得我开始在表层上不断地徘徊，同时也开始对我所学的那些内容产生了一些怀疑，并且不断地冒出些新的想法，不过大多不太成熟，更谈不上迅速地形成什么观点或创作风格了。我无法急，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刘淳：在浙美的四年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你在那里究竟学到了什么？
王劲松：对我来说那四年非常重要。我要补很多的课，最基本的要补，又赶上那是个思潮大变化的时期。由于性格的原因，我不想太固守传统，所以一度胡懵乱撞。先生们和同学们使我在很多方面受益匪浅，但图书馆给了我更多。可以说这四年的学习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终生都会受益于此。
刘淳：那么毕业后到北京你就开始介入当代艺术了吗？
王劲松：我毕业时学校是准备把我留校的，但由于不知明的原因没能如愿。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留在浙美的话，也可能就长期稳定地从事教学工作了。很难说是否能顺利地介入到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来。在杭州学习和生活了四年，觉得挺不错。那里很温和、很安逸，比较适合过日子。所以到北京是一个非常自觉的选择。当时的直觉就是能到北京就行，学校的老师也给我写了推荐信。
刘淳：然后你就一个人到北京来找工作了？
王劲松：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也同意了接收，但手续晚了一段时间。恰巧这时北京教育学院也要人，而且教育学院还在北京市区里边，这样我就毫不忧郁地选择到教育学院报到了。
刘淳：如果浙美把你留在学校，你还会选择北京吗？
王劲松：如果用当时的眼光看，可能不会选择别的地方了。其实留在学校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某种成功，助教、讲师、教授，平步青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能在一所国家一流的美术学院做教育工作也是相当荣光的事。不过没有留下，我就选择北京也没有错。我有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一晃我来北京已经14年了，挺好！
刘淳：你到北京以后除了教学之外，参与当代艺术活动了吗？
王劲松：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感觉并不好，离开杭州那座风光秀丽的城市突然进入一座漫天黄土的皇城脚下真一点不是滋味。北京那时很土气，除了几个公园有点清新的味道外，到处都是灰色一片。而且我刚到这座城市时一个人都不认识，两眼摸黑，所以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你说的，只能一心一意地搞教学，也想踏踏实实地为学校做点工作。刚工作那几年每个学期二十多周课，几乎是排的满满的。有一个两年制的大专班，我从他们入学一直带到毕业。开始时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因为什么人都不认识，在学校只和其它教师还有一些学生打交道，所以变得非常安静，除了教室就是宿舍。刚来的三年中画了一批画，跟当代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非常茫然。
刘淳：那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社会并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活动的？
王劲松：1989年的“6·4”事件之后，我的思想和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在北京目睹了事件前前后后的变化，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情，经常会想到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人与政治、与社会、与艺术的关系等等，开始真正地独立思考很多问题了，感觉好象一下子就开窍了。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想说话、想发言、想表态了，当然是用画笔。《剪枝》、《无聊的会议》、《握手》等一批宣纸着色作品就是那时侯创作出来的。后来《剪枝》由高铭潞先生推荐刊发在《美术》杂志上。
刘淳：那批画和后来的“玩世现实主义”在语言上有相同的 东西吗？
王劲松：对我来说是“玩世现实主义”早期的东西，作品有明显的戏剧性和冲突感，但我不想直接地去强调那种已经很明确的对立关系，我想用幽默、讽刺和漫画式的表现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1990年4月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我和朋友举办了一个展览。通过那个展览我在北京认识了一大批画画的同行，通过认识了这些同行才变得跟这个社会开始有关系了。

刘淳：然后就开始全面出击了吧？
王劲松：1990年12月份我和同学宋永红在当代美术馆做了个联展，我送展的作品除了宣纸着色作品，还有几幅是用油彩在画布上创作的（后来才被称作是“油画”）。这次展览很成功，来了很多同行参观，看起来有点“像过节似的”。我们俩当时的心态是严肃认真的，在展览开幕的当天还邀请了一些评论家，开了个研讨会，邵大箴、郎少君、栗宪庭、尹吉男、易英、范迪安、孔长安、周彦、黄笃、唐庆年还有一大拨的艺术名流等都来了，很是有些学术气氛。那两年是个展览很多的年头，我记得有“刘小东画展”、“女画家联展”、“赵半狄、李天元画展”、“方力钧、刘炜画展”等等。这些展览引出了许多话题。周彦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调侃与自嘲》，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展览之后，栗宪庭先生曾找我们长谈，并提出了“玩世现实主义”的概念。
刘淳：那时你还画国画吗？
王劲松：也画，至今都没有停过。但那时在画布上找到了感觉。我想，做当代艺术，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传达什么样的感觉，你的语言有多少冲击力。那阵子我一口气画了十多幅油画，思路很顺，状态也非常好，完全投入进去了。那时就有一些批评家开始介绍我的作品了，在国内外的许多报纸、杂志等媒体上都有发表，这样一来，外面的人慢慢也就知道我了。
刘淳：91年秋天你参加了北京的《新生代展览》，那个展览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
王劲松：那是《北京青年报》庆祝复刊十周年的一个活动，王友身作为该报的美术编辑和参展艺术家，组织了此次艺术展。展览邀请了邵大箴、尹吉男、孔长安、范迪安、周彦等理论家作为学术主持，16位艺术家参展，我也在被邀之列。
刘淳：那个展览上你拿什么作品参展？
王劲松：四幅油画。有《大合唱》、《大气功》、《大晴天》、《大会串》。应该算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确立了我的艺术方向，从复杂到单纯，从混沌到清晰。
刘淳：在那“四大”的作品中有一种调侃和嘲讽在其中，这是一个转折，你开始对中国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当时你是这样思考的吗？
王劲松：完全是一种直觉。我搞创作一般都不画草图，只是先有一个概念，这可能跟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其实我在浙美时的毕业创作就已经有此倾向了。我喜欢观察一些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情，然后从这些平淡的事情中挖掘比较深刻的内容。比如从《大合唱》就可以看出来。我画的完全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人，他们被一种模式统一起来，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口型、一样的节拍。这就能让人去思考许多的问题，画中我还有意留了一些空白，人们很可能一下子就能意识到什么，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刘淳：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上，你的作品荣获优秀奖，一个多年来画国画的人突然一下子在油画圈里出人头地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是怎么看的？
王劲松：我当时也是被邀请参加的艺术家，我送去的作品是《又是一个大晴天》。领奖时跟中国当代油画界中许多名人站在了一起，感觉就像是一不小心混进去了，还真感觉不太“名正言顺”。其实我那批作品很不像用纯粹的油画语言创作出的“正经”油画。我在画布上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画的，只是用了油画的工具和材料而已。记得我给自己的作品起了一个名，叫“画布着色”。后来觉得解释起来有点麻烦，又叫成“油画”了。毕竟材料还是属于纯粹的油画范畴，只是人家着的专业，而我着的不专业罢了。材料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载体和媒介。
刘淳：在画布上，技术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王劲松：我说了，我只是用我个人的方法和理解来画。我从未受过严谨的油画训练，这样反倒没太被所谓的“油画语言”限制住。
刘淳：据我所知，你从94年以后就不怎么画油画了？
王劲松：93年我参加了两个重要的展览，《后89中国新艺术》和《中国前卫艺术展》，之后我的作品不断地被国外一些画廊和艺术机构收藏。年底我在欧洲转了三个月，回来之后画油画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了，如果再画就是简单地重复了。当时有很多人要收藏我的画，那会给我带来经济上的丰收，但我还是不画了。
刘淳：当时你的画反响很大，也有比较好的市场，而市场对大多数艺术家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我想如果你继续画下去，便可以过上小资生活，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感觉就不画了吗？
王劲松：就是这样，一切又从头开始了。当时香港的汉雅轩画廊邀请我和宋永红去做展览，当时我留在手里的画不多，加上又不太想画，所以我就没去。到现在都有人来找我，要购买那个时期的作品。如果我跟人家解释说我不爱钱、我不给你画。人家一定觉得我有病，或者说这小子不真实。但我就这么做了，其它的原因我也解释不清，看来还是有“病”。
刘淳：我突然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以前你画油画只是凭着兴趣和直觉，92年底、93年初你在德国和欧洲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也参观了那么多的博物馆，是不是看到西方的原作之后，在“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给你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以后才停止的？
王劲松：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的话你的说法有一定的逻辑性，或许是对的。但我当时确实没有明确的想法和思考，或者有，但我没有真正把它放在桌面上来认识。当时的直觉是：用油画这种载体传达我的感觉已经结束了，面对画布连一点激情都没有了。再一点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推崇自然，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喜欢流畅而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东西。
刘淳：好象在96年你又画了一幅油画，叫《大繁荣》，那是一件很大的组画。
王劲松：对。画完这件作品后，至今我就没再画过油画。这件作品面积为18.4平方米，是一幅八联画，画面上有上百个人物，还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展。
刘淳：再下来你就开始用照相机来做作品啦？
王劲松：严格地讲我是从93年就开始了新的尝试，有点从头开始的意思。最初是乱七八糟的，做点装置、行为、录像，弄来弄去折腾了三年，从93年一直到95年，没有比较成功的作品。现在来看那个时期是我放弃油画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时候，虽然没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但那三年使我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可以说那三年是我思考的三年。
刘淳：其实在做各种尝试的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发现自己并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那么你
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照相机来拍作品的？
王劲松：到95年底的时候我就已经设计好了用照相机拍标准家庭这样的作品，早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在宣纸上画出这样的作品，但仅仅是一种直觉，没有后来这么明确。使用照相机跟我那三年瞎折腾有关，我发现照片这种媒介非常到位，非常有冲击力。所以95年年底开始拍摄《标准家庭》，一直到96年四月才结束，一共拍了三百多个三口之家，最后挑选出二百幅照片组成一件作品。如果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照相机是一种有特别性能的工具，它能通过镜头再现你的视角，直接暴光现实而有坚实的可信程度。可以让你透过现实思考背后有深刻社会背景的东西。
刘淳：为什么只选用二百张照片而不是全部？
王劲松：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二百张足够了，摆在一个展厅里已经超视觉了，所以就选择了二百张。
刘淳：《标准家庭》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中国化、非常标准化的样式，它构成了中国的
特色和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殊模式。这是你转型时期的代表作，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广泛，这组作品参加了许多展览，请你谈谈这件作品的创作感受好吗？
王劲松：96年5月在栗宪庭和廖雯主持策划的《大众样板》艺术展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多少年来，我一直崇尚自由的、快乐的创作精神。因此我始终以旁观者的游离姿态关注现实生活中一切有趣而迷人的精神现象，而是通过近乎平铺直述的“描写”构成一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的戏剧性场面。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细细体味，使赋有感觉的智慧具有特别的魔力，摆在观众面前，试图促成某一可能性的全新感受，意在文化以及现实意义上建立新的触点。简单点说就是我的观察角度和所使用的材料在发生着变化，这种东西能产生一种震撼力，能吸引观众驻步，那对我来说就是可行的。这组作品后来又参加了欧洲和亚洲的几个重要的艺术展，同时还被多家艺术机构收藏，国内的许多杂志都发表过，普遍的反映还是很不错的。
刘淳：就是说你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你是力求和观众共同来完成你的作品。
王劲松：我对任何我扑捉到的东西都不加评论，特别是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艺术家的作品有观众的参与、对话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刘淳：应该说你是比较早使用照相机拍作品的艺术家，对你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中还是一个突破。后来使用照相机拍作品的办法已经不足为奇了。《标准家庭》之后你又拍摄了《双亲》和《百拆图》？
王劲松：选用照相机拍摄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工作方式，拍完《双亲》之后本来要拍《单亲》，就是那些离异的家庭。但考虑到被拍摄者的个人隐私，没有去做。没有做的原因是我有一个负担，很怕作品会构成对别人的某种伤害和精神上的压迫感，所以也就放弃了。但《双亲》显然不会有如此令人的感伤的因素，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非常平淡的感觉。我采用了最常见的摄影方式，拍摄对象也是非常普通的老夫老妻，通过这种平淡来观察他们背后的矛盾和冲突。而我拍摄的对象足能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
刘淳：拍摄《双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王劲松：双亲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拍摄《双亲》的想法来自于我回老家探亲为我的父母拍照。我父母有我们5个子女，但因其子女大学毕业后都在异地工作而独立生活，所以老两口晚年的时候相依为命，又苦于无力改变现状。他们终日惦记着子女，但又难于表露。这使我想到很多离退休的老两口，所有的人都是年轻时把一切倾注给子女，当把子女培养成人后又个个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现实使他们不再有传统的四世同堂，更没有整日团聚的喜悦。这样就使老人们承受了许多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反而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独立，开始自己照顾自己。所剩下的只有苦涩地体验着自主的新观念并生活在一种孤独无奈的状态之中。我希望传达出一种感觉，是对生存的感觉，对生活的感动。这种感动一直伴随着我在《双亲》的拍摄过程中。我用最传统的“留影”方式突出一种类似于“记录”的效果，选择他们的家庭日常摆设为背景，当他们面对镜头的那一刻，表情中所流露出的是他（她）一生的全部。这让我特别的感动。作品完成应邀送展，参加在纽约、旧金山、墨西哥等地的《Inside Out》巡回展。99年又入选美国“Aperture”摄影基金会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５０年》大型中外摄影巡回展，在《美国艺术》、《亚太艺术》、《摄影家》、《艺术界》等中外杂志广泛发表。
刘淳：谈谈你的《百拆图》从创作构思到作品的实施情况？
王劲松：这组作品拍摄的契机来自于近年来北京各街区的大规模拆迁改造。《北京晚报》19
99年6月4日头版头条报道既是《“拆”出一个亮丽的首都》。其实在北京街区的墙面上早就能看到许多被圈阅的“拆”字，这些“拆”字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我。我在其中慢慢地品味着，并嚼出不少的味道来。于是，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拍摄这个被圈起来的字，同时也记下了一段文字加以阐述：“在今天的现实中我读到许多这个‘拆’，它让我想到很多的问题。在其‘拆’字本身的含义中我想到关于历史的变迁；在其‘拆’字的书写方式上我想到有关书法的精髓。‘拆’似乎是一条临界线，左边是毁灭，右边是重建。毁灭旧的，重建新的。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何为旧的，何为新的呢？我感到既悲凉又激动，于是就用照相机拍下了百幅‘拆’字——称《百拆图》，编号为1900——1999。希望以此能将人们推向思考的边缘，使之不断深入。1999年，在世纪末的日子里，我完成了《百拆图》。”
刘淳：你刚才说到历史的变迁很好，这是一个意味深刻的提示。
王劲松：“拆”了建，建了“拆”，再“建”再“拆”······更值得思考的是毁了什么，又建了什么，这个提示联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在不断地毁灭中进行的。
刘淳：其实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画着圈的“拆”字，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领导批阅各种文件时也是在画圈，这其中还隐藏着一种霸气和权利，这个“拆”字同样记录了人类的权利和霸气。
王劲松：没错，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被“噎”住的感觉，所以我只能将它拍摄完展示出来，更多的东西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刘淳：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有没有计划？
王劲松：我正在制作的作品是数量随时在扩大的摄影系列，《繁荣》、《风景》这两大类。现在说多了也没用，到时候还是看作品吧。
刘淳：你做作品所选择的媒介发生了变化，但你关注的东西却没有变，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知
识分子，仍然关心中国人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这一点非常可贵。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对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发现什么，然后再选择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方面你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发展的可能性，艺术不解决问题，但它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这就足够了。 2001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