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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隆贝格谈柏林双年展
2010.06.16


左：Michael Schmodt，《无题》，1997-99，黑白照片，43.18 x29.21cm，来自《女人》系列，1997-99； 右：Phil Collins，《自由图片实验室》（Free fotolab, 2009）, 35毫米影像作品，9分20秒。

凯瑟琳•隆贝格（Kathrin Rhomberg）是第六届柏林双年展当代艺术部分策展人，当代艺术将在柏林多个地方于6月11日展出。在下文中，她谈到了本次展览和19世纪的画家门采尔，以及她为什么选择了克罗伊兹堡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展区。

本届柏林双年展的想法来自于我过去十年的观察思考，不仅指艺术界，而且也指这个地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情况。其中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例如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回顾。每次我和青年艺术家谈起20世纪的问题与话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相似：未来不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了。因此，我现在也有必要追问：艺术和当下的时刻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人们总是追问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比如1920年代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哲学家卢卡奇，还有艺术家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等人。到了60年代则出现了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模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深层的危机。现在，很明显的是，经济的衰落必将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觉得这种趋势始于90年代末的一些欧洲国家。“9•11”提醒我们，危机真的很严重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经济世界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柏林双年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举办，使我们可以追问艺术与当下的关系问题。

我还决定增加一个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的素描和水粉展览，由麦克•弗雷德（Michael Fried）策划。弗雷德认为，门采尔是19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但不幸的是，他却没有这样的国际影响。门采尔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个时期对现在来说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东西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相似之处。1848年革命之后，出现了一种怀旧风气，但同时，德国、法国的艺术家和作家开始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发生了兴趣，门采尔就是其中之一。对柏林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期，因为整个城市都发生了变化，大批农民从乡村涌入了城市，城市因此而迅速膨胀起来。门采尔在他的素描中记录了这个过程。

我打算将双年展的展览集中在西柏林。最初的时候，我对克罗伊兹堡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另外，克罗伊兹堡的魅力还在于，这个地方的移民文化浓郁。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其实并没有讨论过移民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因此克罗伊兹堡代表了我们未来的理想社会的模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眼界，也带来了挑战和危机，克罗伊兹堡也在经历着同一个世界的时刻，因为来自不同的群体和社会的人们生活在那里，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地方。那里也有日常生活，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意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除了门采尔的展览，这次双年展上没有任何历史性作品，我们所选取的作品要么是近期创作完成的，要么是直接为本次双年展特地创作的，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为了接触当下、寻求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在过去的十年中，特别是对于艺术市场而言，变化之快令我们难以把握，而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却发现有更多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 文/ Anthony Byrt采访 译/梁舒涵

章清谈创作内外
2010.06.08
“五百字”是在当下关注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栏目。本期介绍的是上海艺术家章清，他生于1977年，从事当代艺术已有10多年了。他曾在上海参加了展览《家》（1999），之后又在成都、杭州和北京举办展览。他当前的作品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差异以及集体经验等主题。今年他以影像装置作品《别太狠》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改造历史》，这标志着他从行为艺术向电影媒介的转型，并且进入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领域。


章清，《别太狠》，2010，影像装置（片段节选）。

在一次行为记录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行为用录像表达更有意思，更符合我的需要，而且更直接。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看都市人的生活被监控设备的视角所取代了。

对我而言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

以一个非真实的自我虚拟观看方式出发，将自己虚拟为女性的身体去看自己真实的身体，虚拟从别人观看自己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事，再到现在虚拟自己是一个城市监控设备来观看。

《别太狠》很具体地回忆了在80年代童年的记忆。

我现在自己象是监控摄像头拍摄了我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我对某件事和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把这个监控拍摄记忆的东西给回放出来，那些令我难忘、尴尬和愤怒的事物。我就是自己人生的监控系统。

有人说《别太狠》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之间的界限。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我想分清楚，也很难。这样挺好，就没必要去区分。

《别太狠》在记述二十年前人们的心理状态。《别走得太快》对于我个人经验来说由于地理差异产生大众理想在时间节点上不同。就比如说现在都市的人都向往过上迪拜七星级酒店里的生活，这可能是他们的动力和终极人生目标。而在陕西秦岭这样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他们的希望是家里能有个彩色电视机，有个淋浴器，这样的期望在上海是30年前的理想。这说明不同时代的人却有着相同的期望。

我希望探索当代和过去的人之间的差别。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现在拍摄的这些人和过去的反差很大，生活环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这也是中国这二十多年间剧烈人文环境变化的缩影。

你问我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对艺术家的影响和我怎样将艺术当作了一种文化活动。

中国本土的生活状态是下意识状态，历史传统知识背景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创作，这个很难回避。在全球语境中去追逐认同感，这是必然的，但完全抛弃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让传统及意识状态和创作平行进行，而不是采用一个嫁接的形式。弄不好会出现一个怪诞的表现方式。

— 文/ 采访/Iona Whittaker

金棕榈导演阿彼察邦讲述近期的展览
2010.05.27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纳布亚魅影》、剧照、 2009 、彩色影片、 10分56秒。

摄影：Chaisiri Jiwarangsan。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作品有《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2000) 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2004)。最新录像装置《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于七月三日前在伦敦的BFI画廊展出，电影《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近日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本次访谈，他讲述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以及近期曼谷动荡的政治局势。

比起我在戛纳的影片，《纳布亚魅影》的拍摄是更为特别的经历。在大型项目"原始计画"（Primitive）中，《纳布亚魅影》只是一部分，通过一个村庄和它的历史，来寻找越南东北部的集体记忆。而《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则走入了个人的记忆史中。在那部录像作品中，纳布亚的人们试图遗忘，他们不想记住那段艰难时期里所遭受的暴虐和困苦。而我最新影片里的人物，则从来过一场的生命中记住了很多。我只和我的记忆互动；这点在我所有的影片里很明显。但是“原始计画”中，我却将这点延伸开来。这件作品审视了我成长中的记忆图景，可我的记忆毕竟是偶然而盲目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讲述。当时感觉非常自然。

对于之前的项目，我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主题，来激活我的记忆，但是《纳布亚魅影》，我却没有任何先行的规划。当我们开始进行时，我们只是旅行，探索，记录，见人，然后到达了这个村庄，那里有过一段非常暴力的历史。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占领了泰国的这片区域。当时我觉得自己与这些少年—-那些农民反抗者的后代们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所以我决定和他们一起工作。

在“原始计画”里有一条船，是孩子们做的。这是一种昭示或反映梦想的工具，表示某些东西可以将我们带到别处或穿越时间。我们在小村时，政治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就和现在一样。我的想法是，能将一场逃离或某种梦想从这种混乱中引领出来。2008年和2009年之间我做了这件作品，在那段时期里，红衫军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声势，开始在街头进行抗议，这就导致了去年的冲突。

快乐和破坏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就如光明和黑暗、暴力与和平一样。这些想法可以共存。声音恰恰可以体现出这种悖论：它既能表现暴力，又可表现趣味。我的声响师发现，《纳布亚魅影》中燃烧的火球的嘶嘶声可以产生出火焰喷射声。一方面，火可以破坏或燃烧，但从另一方面讲，当它被点燃时，也是一种快乐。

— 文/ John Arthur Peetz采访 译/王丹华

Phil Chang谈《四对一》
2010.05.18

左图：Phil Chang的•《四对一》的封面（2010）。右图：本书一览。

洛杉矶艺术家Phil Chang在他的首本艺术家书《四对一》（Four over One）里，将经济和经济萧条图片化，这本书由洛杉矶艺术馆出版。发布会于五月十五日在Printed Matter举行；艺术馆方面在五月二十三日将举办一场招待会。

这一项目2007年开始。对于经济学世界发生的一切，即经济衰退和我们视为房屋基石的某些东西的不稳定性，我都非常感兴趣。我在想能否通过摄影来表现经济大萧条。如果要这样表达，是否意味着我要去拍摄失业大军或加州河畔抵押的房屋？或者要去雷曼兄弟或AIG那里拍摄他们的洛杉矶大楼？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思。我想做些东西，通过结构程序，摄影制作方式本身来突出经济大衰退。开始，我用了一个老式的图书扫描仪，将过期的一张摄影纸排版，它暴露在扫描仪的光下，当它反射出光时，纸张的表面就产生了变形。形成一个数码图像，表现纸的无用性，对我而言这很重要，零和的过程模拟了资本主义内在腐朽的循环往复。

2009年7月，洛杉矶当代艺术馆的图片总监夏洛特•科顿（Charlotte Cotton）建议我将这些作品变成一本书。我之前可从来没有以这种形式展现作品，她非常大方，对此深信不疑。我开始与Textfield, Inc的设计师加纳森•马根（Jonathan Maghen）一起合作。八月到十月，我们看了很多畅销商业文字。我们读了《Wired》前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关于数字信息规则的书《Free》，读了劳伦斯•莱丝格（Lawrence Lessig）关于重新思考版权法的演讲稿，读了麦克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一些文字，以及埃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充满力度的文章《网上冲浪》（Serfing the Net），这一文章审视了自由这一定义是如何被市场化，从而掩盖了艺术与商业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

我们之所以看这些书，是因为加纳森和我在考虑，在我的摄影作品和书里，能采用一种经济上的方式。例如，用一张纸我可以弄出九张图片。这些都将作品的创作经济化了。加纳森构思出一种格式，书的独特结构，一种配色和拼版方案，对于原始纸张的实验性应用，以便节约印刷，将其控制在有限成本内。用平版印刷可以印很多，一切就会更便宜；我们努力采用一定的商业策略将效率最大化，但却只生产出最少量的书（500本），在Pasadena的Typecraft Wood & Jones印刷。

题目《四对一》指的是我们使用的配色。除了四比四的全色外（效果不会太明显），我们在一面用了四种颜色，另一面用了一种，这是将一切保持一致的一条直接途径，从我们考虑的商业上的比喻到出品的重要性。四这个数字本身就很突出，因为它与平版印刷的情侣，品红，黄和黑四种颜色相呼应。由于被扫描的相纸过期了，所以很脆弱，以一种很诡异的方式展现光，结果变成了一个调色板，是非常令人平静的色彩，你可以叫它是老海军牌（Old Navy）调色板。

— 文/ 采访/Sarah Lehrer-Graiwer 译/王丹华

纽约批评家谈中国当代艺术界的规则
2010.05.10
巴巴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记者，她从1997年起在《纽约时报》、《美国艺术》、《名利场》等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和艺术家。她最近出版了专著《疯狂，疯狂的东方：一位美国批评家在中国的探险式经历》 （The Wild, Wild East: An American Art Critic's Adventures in China）。


《疯狂的东方》封面

我想，如果这本书能让部分中国人了解他们给西方留下的印象，同时打开西方人的视野，让他们知道这边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那就很不错了。看后我想你会感觉到，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是能够以全球性的方式运行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这个方向发展。至少让两个地方的人都知道这片游戏场是什么样子。但我写这些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式体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需要改变，在这里它对你们正在产生着作用。

我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纽约人。相反，我把自己刻画成这样的角色：起先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然后来到中国，发现还要学习好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打开思路去了解这一切，有时会吃惊，甚至特别惊讶，我的这些反应都渗透在这本书中。

我并不想贬低中国的艺术界，这里有很多令我感兴趣的东西，而我非常清楚我是在给西方读者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边的印象完全是否定的，所以我也努力要打开他们的思维。

首先呢，很多西方人直接跟我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好的当代艺术，因为这里有官方的控制。从政治上他们对中国有偏见，所以觉得这边的艺术就不可能有意思，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认识的评论家几乎都是艺术经纪人。因为在这儿，如果只搞评论是没法生存的。我也不知道在纽约做评论能否维持生计，但是在这里，真的没有一个独立的艺术杂志。也许现在有几个正在发展中，但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给画廊的展览写评论，自己也写文章。画册文章、评论、软广告之间界线很模糊。画廊要想上杂志，就必须交广告费。所以一切都变成了广告的延伸。但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艺术家群体的内部，他们经常进行争论和评论，尽管这种有指向性的评论并没有在媒体上出现。

虽然我不会说中文，但我尽最大努力搜集到了很多信息。我有位很棒的翻译，每次来中国我们都一起工作，我很适应她的翻译方式。我会密切地观察说话的人，实际上我比在这里的人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个外国人，所以没那么敏锐机灵，因为我不懂中文嘛，他们说了很多，但没想到我能将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用上。除了搞评论，在纽约我也写一些关于市场的新闻报道，所以在市场方面和拍卖行的调查中，我的提问也很专业。我觉得这里没有太多人做这种事。


巴巴拉跟她的翻译张芳与她丈夫，艺术家王庆松旅游长城

北京是一座新的艺术都城，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艺术市场，其中还包括香港。现在是纽约、伦敦、香港 (香港/北京，北京有画廊，香港有苏富比和佳士得)。但我真的认为北京是一个艺术之都，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世上没什么像成功一样成功了。我想如果佩斯觉得自己能在这边做生意，那么就要注意关系上的打通，西方也将会接受这种模式。

印度艺术家就希望他们能成为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家所面对的这一切很特别，因为一切发展得非常快，中国艺术家非常有野心，非常自信。我去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包括莫斯科，艺术家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在自己和美国艺术界之间存在着偏见与隔膜。他们能感到这些，觉得很难突破。而中国的艺术家呢，包括那些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也都流露出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们说了算，给我们让地方吧”，就是这番样子。这种自信真的让很多人都聚拢过来，包括我自己。

我对中国艺术界最期待的是希望艾未未能对中国艺术家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多的艺术家能站出来说话、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它是围绕这里的艺术所进行的对话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这部分目前却是缺失的，这也给了我很多希望。

在西方，自由表达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初衷之一，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没有自由表达，人们又怎样才能成为艺术家。嗯，我发现这里的人们表达了很多，一些东西已经进入视线，但还未被捕捉到，其他的艺术家已经找到了处理各种各样议题的方法而无需具有政治针对性。我也确实发现，这些艺术家并没有受压制，他们神采奕奕，敢于说话，很期待与我聊天对谈。他们看上去可不是那种郁郁寡欢、受压抑的人。我也明白，艺术界如此偏向于经济成功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自由表达造成的。人们尚不知道，除了成功以外，还有其它缘由促使你去进行艺术创作。

我觉得这边的审查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削弱了不少本应有的活力。

— 文/ 译／王丹华，采访／安静

蔡国强谈农民的创造和个人的力量
2010.04.28
蔡国强的作品《农民达芬奇》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重合，这次他邀请了50多个农民工程师带着自己制作的潜艇、飞机和各种各样的机械参加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馆展览。蔡国强对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关注始于2005年，为此他走访了很多乡村。在此次展览上，与这些作品、作者有关的故事也将一并展出。该展览将持续到今年7月25日。


外滩美术馆外安装杜文达《飞碟》现场

开幕式（参展的农民）都会来，像这个做木头飞机的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生活在江西，毛泽东他们打过游击的、很穷的一个山区里边，这一次我们请他乘飞机过来，是他一辈子第一次乘飞机，以前都没有坐过。

他们看到自己的东西在城市让人家看到，被大家讨论，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他们是人，他们做的东西受人尊敬，他们也为人民增光。他们都会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别人做的东西跟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他们会很好奇，彼此就在交流和对比，有的人会想我自己做得更好，更了不起。比如说，木头飞机飞上去才了不起，铁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有的（展品）我没有收藏，但是我知道他的故事也会给大家介绍，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展出我的收藏，而是展出这些农民，一大群农民作为个体的声音，被大家看得到，他们自己的勇气和创造力应该被大家知道。

因为中国的社会，你也知道都是看整体的、看国家的力量，奥运会很成功，世博会很成功，因为这代表一个民族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展出一个一个的个人，中国的个人，而不是展集体的，民族的。通过他们个人的故事，人们就会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力量的。

我不是很在意人家看他们是不是当代艺术，因为这一点不是很重要，实际上，我们用了一个当代艺术家和当代艺术的方法来说这些人的故事，所以说故事的方法是当代艺术的，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当代艺术的，就像这些农民不是艺术家，我问他们有没有感到你们是艺术家？他们说：“不，我感觉到我是幻想家，而不是艺术家。”我说：“你没有感到你的飞机看起来很像作品？你会感到你的飞机是艺术吗？”他说：“做小模型的时候更像艺术，我做成飞机的时候，我想做成一个产品，真实的飞机。”很诚实，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些农民的故事和他们的飞机、潜艇，它们不是艺术品，但是我们用现代艺术的方法在讲他们的作品。


标语：“农民，让城市更美好”，展览现场，2010

电视台介绍是说农民也会做飞机，会做机器人什么的，笑笑，大家闹着玩就结束了，所以我是从社会议题和精神空间上升到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观看。

我感到他们在身份上最不在意，到底蔡先生是谁，是什么人，他们不在意，更在意的是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因为我也谈到，通过这些个人生命的力量来表现，看待我们民族追求公平和民主社会的希望，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观点的，他们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可以去努力的，这样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就能做很多大事情，大家就感觉这个国家很了不起，我感觉这个还不是很真实的，只有个人有意思，国家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