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22, 2010

导语:小个子侯翰如蕴藏了无穷的力量,从“威尼斯双年展”到“光州双年展”、从“上海双年展”到 “约翰内斯堡双年展”,他总是诸多艺术大展的重要策展人;同时他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这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艺术批评家,已成为国际最重要的25位独立策展人之一,在各种文化语境中活跃得如鱼得水。而充满批判性的侯翰如如今用怎样的眼光来审读中国艺术,解读中国文化目前的挑战?日前,侯翰如在参加上海国际当代展览会举办的论坛中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长期活跃在国际上的独立策展人,如何看待这几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否会用一种西方的语境来评判中国的文化氛围?



  侯翰如:西方没有立场,所谓的“西方”本来就不存在。对于我来说,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不困难,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性质超越民主国家的逻辑,早已突破传统边界。我觉得上海很奇怪,它努力建造某种过程,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现代化过程中,上海是衍生出的出气口,缓冲的地方。它在想象一种可能跟过去有联系,但不一定回到过去的那种文化身份,比如上海的黄金年代。它试图重新塑造去寻找一段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抹去的文化记忆。但它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却可能推动中国文化向前走的动力。短时间内如何去消化或承受奥运会、世博会这类伟大事件狂热之后留下的空白,这可能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



  日报:很多人用资本投资的关系去解释这种中国当代艺术如今大涨大跌的现象,比如说像徐冰、蔡国强,他们有出国经历,成名后再回中国,是寻找新的艺术灵感,还是被市场吸引?你觉得形成这样一种群体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侯翰如:他们不得不被这个制度所推动,虽然他们并不是想要回来。有的人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他想要更多的成功,这有点像上海以前说的“冒险家的乐园”。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衣锦还乡”。实际上,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影响太大的话,可能跟他的艺术也没什么关系,倒跟时尚界可能有关系。



  日报:作为长期活跃在国际艺术界的独立策展人,怎么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譬如,被授予大师身份的艺术家太多?



  侯翰如: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有什么不健康的话,是需求量太高,而艺术家静心创作的时间又太少。很少有艺术家能自觉控制自己的产量,能花点时间去研究。我是不大看得懂作品价值与拍卖价格的关系。如果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把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反对派,反思个人身份的具体东西,个人文化创作和环境历史的张力,衍生出什么样的美学表达含义,以及任何具有文化意义的东西。一个有意思的艺术家会有办法在这种张力中产生出独创的表达,而不是表达某种社会的需要。有时候看当代艺术那么活跃,我反而会觉得有些悲观。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很热闹的艺术家,对我来说,在中国比较困难区分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标准。我跟中国艺术家谈艺术谈不上,他们只喜欢唱歌喝酒。就好像很多艺术家很喜欢喝红酒,但不知道红酒的真正味道。



  日报:为什么把探讨艺术品公共收藏作为近两年自己研究的重点?



  侯翰如:经济危机时代,艺术品市场没那么火了,这是一件好事。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课题,中国和亚洲艺术在全球突出,出现了很多的迫切。艺术品的流通被非常迅速地私有化收藏,不再流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一件好作品不能被大众接触到。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因为它们买不起张晓刚、方力钧之类的作品,因此正在变为一个缺乏当代公共文化记忆的地方。事实上,这两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这样,比如里昂当代美术馆,它的年收藏经费是100万欧元,这只能买里希特作品的一张画的一个角落。近10年来,当代艺术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市场力量超过国家投资的力量,当代艺术从原先的地下活动变成了高级消费品。



  日报:比较世界上其他成熟的收藏体系,你觉得什么样的收藏体系是适合中国的?



  侯翰如:对比中西方博物馆资金来源,美国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由私人资金支持,在欧洲,国家或者公共资源来支持博物馆收藏是个传统。在亚洲,这两种模式的传统似乎都没有基础,需要有新的办法去建立一个收藏模式。面对新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压力,我们也挺无奈的,屈服于某一种力量。特别是美国,完全出现一些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比如洛杉矶的当代美术馆就更可怕了,可以完全不顾艺术而只顾资本话语权的做法。



  日报:国内一些策展人针对中国艺术家普遍挖掘“中国符号”以适应国外市场要求,提出要“反中国符号”,你怎么看?



  侯翰如:“反中国符号”这些概念,还是很传统的文化批评方式。中国的东西,现在很复杂且在不断变化。这种口号很机械地把对立面立起来,再打倒它,这还是比较传统的批评方式。



  日报:你做过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光州双年展等,而现在的双年展遭遇到“越来越体制化,缺乏对当代的批判性”的质疑,你怎么看?



  侯翰如:在这个时候要考虑怎么把自己变成反对派,就是说先把水搞浑。我说的反对派并不是把自己变成敌人或者把对方变成敌人。越是体制化,越要解构,把更复杂的元素带进去,这样就给有批判性的东西一些可能的空间。既是体制,也是空间,结构,这个结构里面有很多的方面和可能性,看你怎么利用这个结构不让其僵死,让它可以不断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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