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图)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来源: 雕塑佛 于 09-06-11 08:22:52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纵观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

　　‘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渝的信条。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

　　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经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艺术家异口称赞。

　　他对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认为作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习仲勋与儿子近平、远平（选自《习仲勋画册》，来源：红色旅游网）

　　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

　　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炉火纯青”

　　近些年，每当习仲勋的亲属去给薄一波拜年祝福时，薄一波就回忆叙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许：“炉火纯青”。

——那是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
　　
　　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

　　“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

　　“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电毛泽东。

　　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贪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习仲勋曾对秘书田芳说过：当王震于1944年做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南下之前，毛泽东曾找习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没过几天，毛泽东找习谈：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

　　“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