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东北亚史十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

前文花了较长篇幅，介绍了前195年－108年东北亚的国际形势。比政权更加难以琢磨是人群。由于古代人群的不断分化和组合，许多古老同质人群在分化中逐渐消失了，又有许多的本来异质的人群不断融合，而形成新的同质人群。

是否同质人群，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不是靠定义来解决的。比如，要在学问里定义同质人群，无论采用何种指标，都会觉得似是而非，不够完美；但在生活中，彼此异质的人群之间，相互又是很敏感的，无需用定义或语言来描述，就会感觉到彼此之间的不同。在近世，民族一词用来描述人群之间的关系，同质的人群，被称为一个民族，以区别于其他异质的人群。用近代的“民族”来描述古代人群，不知道是不是合适，但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名词可以用。

更有历史的迷雾重重，试图从史籍、考古资料、传说、人种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来复原两千年以前的古民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便先易后难，即便皓首穷经，有些细节也可能永远无法离清，亦或在这个历史片段之内其实没有必要解决，那就让它暂且留在混沌状态了。

前195年－108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当时生活在东北亚的这些人群的后裔，世世代代又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许多分分合合，是后世或某个、或多个，或新生民族的先祖。作为两千年以后的今人，我们努力去离清这些分合、传承和演化，只是出于好奇和求知，别无它求。

整个推理过程，力求抓住主干和脉络，一些微末之处，就不深究细问了。如果哪天有兴趣写一些正儿八经的论文，再去修补枝枝蔓蔓吧。还有，我不去把古人和今人进行对号入座，但如果那位读者有兴趣，尽可以自己判断。下文将会用到考古资料，本人是外行，完全不懂考古学，所以一万分感谢整理出这些考古资料的贤能。

让我们再次回到两千多年前，来审视茫茫的东北亚人群。首先可以映入我们眼帘而被分离出来的一群人，是古歳人。简略来讲，要推定古歳人，就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他们古老而独特的葬俗：二次葬。

二次葬这种古老的葬俗，可能对一些读者，如传统的客家人或居住在祖国西南地区的保留传统的壮族人来说，是不陌生的。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相当陌生。这种葬俗，在习惯上称为中原的地区，从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兴起开始，已经消失将近6000年了。但二次葬这种和某种灵魂信仰有关的葬俗，依然艰难的、不间断的、顽强的生存着。

三国志魏书、魏略和后汉书（以下简称史书）在描述东北亚地区各个政权、方国或部落联盟所统辖人群时，多次提到一个叫做“有椁无棺”葬俗，成为解开歳人之谜的一把钥匙。棺、椁都是葬具，一般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棺，椁是套在棺外面的更大的棺材，可以用来放一些随葬品之类的东西。古人下葬，如果既用棺又用椁，就有厚葬的味道了。亲戚朋友们总不好意思让椁里空空如也吧，多多少少都得放点东西聊表寸心。看起来，棺主要是用来入殓亡人的，椁主要是用来盛放随葬品的。棺和椁这种功能上的区分，实际上只是棺椁在我们所熟悉的丧葬文化中的体现。椁最初的用途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窥探史书中对“有椁无棺”的描述，来略知一二。

“有椁无棺”这种葬俗的具体形式是这样的：“其葬作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随死者为数。又有瓦钅历，置米其中，编县之於椁户边”。这种葬俗，一看就是“二次捡骨葬”并伴随着“家族丛葬”。具体我就不解释了，这段文字不难读懂，只有几个字稍微提一下。引文中的“户”是入口的意思，“编县”是两个通假字，就是在大木椁入口的旁边敬献（装有米的陶制容器）的意思。

在试图使用“有椁无棺”这把钥匙开启歳人迷宫之门前，需要离清一个问题：这种二次葬俗，是否有资格成为钥匙呢？亦即是否可以凭着葬俗的不同，就把有特殊葬俗的人群从大群体中区分出来呢？我用邓公的“猫论”来给我的推理定位。当你是一个上古历史的焦虑者，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而不得其要领时，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的去钻研钻研了。好比你是阿里巴巴，徘徊在四十大盗的藏宝洞外面，但又恰好没有听到“芝麻开门”这把钥匙，心急火燎中，捡起了一根小木棍，随便往门上一戳，门竟然开了。好了，我是不知道“芝麻开门”，但我的小木棍确实打开了宝藏的大门，无论四十大盗们怎么想我的小木棍，它就是我的钥匙。

严肃一点的话，考虑到前195年－108年这个时代，二次葬往往被众多人群视为“uncommon”（如果不是“strange”的话）的习俗，如果有一群人，在相近的地理范围之内，在史书可以隐约验证这群人还有一些其它共同特质的情况下，我以为，二次葬可以作为分离人群的标志性特征。

好了，手握“有椁无棺”这只小木棍，来敲开歳人的迷宫，看个究竟。

在东北亚地区，史书中明确提到“有椁无棺”习俗的，有南沃沮、夫余和马韩。如何理解这些记载呢？几点说明：

一、南沃沮其实是“南歳”。南歳和南沃沮在地理上的重复，我在前文讨论沃沮时有详细论证。三国志魏书、魏略和后汉书这几本史书中记载的南沃沮和南歳，都是指不耐等七个以歳民为主的县。南歳和南沃沮地理上重复了，但时间不重复。南沃沮是南歳这些歳人成为以“不耐歳王”为领导的政权以前的名称。“不耐歳王”称王以前的头衔是“不耐歳候”，是乐浪郡东部校尉所辖的县候，他领导下的歳民所处的地理上的位置，被习惯性的称为南沃沮。

总之，南沃沮就是南歳。南歳的居民史书上明确记载是歳人，而这些歳人，最奇特的风俗就是丧葬方面的“有椁无棺”，以至于史家们在记述南沃沮的风土人情时，详细描述了这种葬俗的具体内涵，就是上面引用的那一段文字。一言以蔽之，当时历史学家眼中的歳人之所以为歳人，就是“二次葬”。

二、这里的夫余，应该理解为夫余治下的居民，不是夫余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事情，先不表。前文在推定“古歳国”时，已经列举了两条夫余所统治的地域为古歳国地域的原因，第三点原因就是夫余治下的居民，有很大的成分是歳人。

史书在描述夫余的风土人情时，明确提到夫余居民中，有一种“有椁无棺”的葬俗，尽管史家没有展开描述具体的内涵，从对南沃沮（南歳）葬俗的详细描述来看，二者的本质应该是一致的。此外，史家所记录的部分夫余居民：“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看来也是二次葬的简化形式，或者对有椁无棺无法深入了解的一种表象记录方法。耐人寻味的是，夫余人处置“妒妇”的方式，也体现了二次葬的迹象，如史书记载夫余居民：“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如此种种记录，无不显示以“二次葬”为标志性风俗的歳人，生活在夫余这个政权内。

历史的记载和考古资料所显示的证据是高度一致的。在今吉林省的德惠市、农安县、九台市（以上三地在长春市吉林市北面）、公主岭市和桦甸市（这两地在长春吉林的南边）等疑似夫余领土范围之内，都出土了典型的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二次葬墓葬遗址。这些墓葬，尽管葬具有木制和石制之分，但“二次捡骨”才是本质，其它是末节。

二次葬墓葬遗址的分布范围，基本在吉林省中部长春市吉林市四周的松花江上游地区和长白山北麓。这也验证了前文根据文献推定的“古歳国”在前195年－108年这个时代的地域北界，确实是广义上的长白山北麓。

三、前文在描述东北亚政权时，对马韩着墨不多。马韩的情况复杂，先易后难，暂且还是按下不表。在这里，只要理解马韩在东汉三国时代，生活着一些“有椁无棺”的疑似歳人。这些疑似歳人可能在前195年－108年也生活在“萁氏韩王”或“马韩辰王”的地界内。

至此，歳人的基本框架就浮出水面了。提纲挈领，在前195年－108年，歳人生活在北至长白山北麓的松花江上游地区，南至今北朝鲜境内的龙兴江流域的广大地域之内，歳人之所以为“歳人”，是他们特立独行于当世，实际确非常古老的“二次捡骨”葬俗。

虽然“二次葬”是歳人的主要特征，但详读史书，仔细推理，还是可以分离出歳人的其它特质，例如宗教信仰形式，通过这种信仰，可以看到勾骊治下有相当部分的歳人。此外，考古资料，如器形方面的材料，也可以丰富对歳人认识。
南歳（即南沃沮），从名称，二次葬习俗上，正如史书所指出，是确凿的歳人。所以，南歳，是考察整个歳人习俗极佳的样本。

史家特别点出南歳人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十月祭天”也是史书中提到多次的东北亚居民的习俗，我们来一一检视有这个习俗的居民，包括南歳、勾骊、和马韩。

“十月祭天”的具体形式，史书在描述勾骊居民习俗的时候，给出了明确的内涵：（勾骊居民）“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 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聊聊几句，可以看出勾骊居民隆重祭祀的“神”是一个（块？条？片？根？）神木，唤做“隧”神。呵呵，这尊神，听音生意一下，怎么像是“歳”人的神啊。同文记录部分马韩居民有五月和十月两种祭祀。遗憾的是史书没有直接描述这两次祭祀的具体形式。但一些马韩居民有一个习俗是：“立大木，县铃鼓，事鬼神”。“立大木”这个仪式，隐约看到了勾骊人祭祀“隧”神的影子。南歳的“十月祭天”，史书没有确切描述。

结合“十月、木隧、大木”这些点滴和前述推定的歳人分布的区域，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歳人的宗教仪式“十月祭天”的具体内涵：在每年农业活动结束的十月，歳人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唤做“隧”的神灵，具体的偶像一定是一根很奇特精致的大木头，有没有修饰雕刻不得而知。在祭祀这段时间，从勾骊的情况看，人人盛装，“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最重要的是头发要收拾得停当，戴上可能象征不同社会地位头巾，如帻和弁。着帻者地位高于着弁者，当然能够带头巾，地位已经至少是头人了。仪式的高潮，歳人在铃鼓的伴奏下，要向“神”敬献歌舞，表达今年风调雨顺，农事丰收的无限感激之情。在祭祀喜庆气氛的烘托下，众多歳人开始豪饮一种称为“酒”的刺激性饮料，气氛更加热烈...
激情散去，史书的精彩描述让我们这些后人看到，歳人的信仰是一种比较淳朴的农业崇拜。这也表明歳人当时是以农业种植为主的族群。在适宜的地方，他们种植的作物是水稻。收获的稻米，在入殓先人时，还要恭恭敬敬的放入一个陶制容器里，供列祖列宗继续享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很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足让外人知道。真的很感谢史家，否则我们这些后人只能生活在漫无边际的对祖先的胡乱猜度之中，认错祖宗的事情在所难免了。

上面描述的祭祀隧神仪式的具体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东汉三国时的情况，去西汉不远。还是考虑到西汉至东汉，东北亚境内除了乌桓南迁，勾骊和夫余逐渐崛起，而且这种崛起主要体现为区域内的整合，基本没有剧烈的人群冲突和移动，就用东汉三国时代歳人祭祀仪式的细节，权且充作西汉的数吧。

从十月祭祀隧神的习俗看，“东汉三国时代高勾丽治下有显著的歳人成分”这个前文留下的假设，基本成立了。从东汉倒推西汉，可见后世勾骊的所辖领土，在前195年－108年这个时间段内，是属于古歳国的，主体居民是歳人。如果还觉的这个论证单薄，就再加一块砖，把这个假设凿实了。

这块“砖”是从今吉林省通化市（集安旁边，也属于鸭绿江水系）万发拨子墓葬遗址出土的（感谢考古家）。万发拔子遗址的第三期出土了典型的二次捡骨家族丛葬墓地，年代是春秋至战国晚期。这表明，迟至战国晚期，下去在前195年不足100年的时间点之前，通化万发拔子这个地方，生活的是歳人。这个遗址出土的证据告诉我们：在辽宁吉林两省和北朝鲜交界的长白山区，即后世高勾丽统辖的地界，在战国末期，生活着采用独特的“二次捡骨家族丛葬”葬俗的歳人；在东汉三国时代，生活着盛行“十月祭天”的歳人，那么在西汉时期，这个地界上还能生活着什么人？这有如数学上求极限，一左一右一夹，“这个地界上在西汉时代生活着歳人”的命题就成立了。

跳出这个狭小的地理区域，把我们的眼界再放开阔一些。在由辽东半岛，长白山区南北两麓和朝鲜半岛中部构成的这个地理范畴之内，在从西周至东汉这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段内，顽强生存着以“二次捡骨家族丛葬”为特征的古代族群，而且该族群是这个地域内的主体人群之一。有了这样的时间空间观念，不难理解在前195年－108年，吉林辽宁和北朝鲜交界的这个小区域，属于古歳国的中部山区，生活着以二次葬为特征的歳人。

歳人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了。总结一下，在前195年－108年，古歳国的歳人生活在北至长白山北麓的松花江上游地区，南至今北朝鲜境内的龙兴江流域，西至吉林辽宁和北朝鲜交界的山区地带，东至朝鲜半岛东北部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域之内。歳人之所以为“歳人”，是他们特立独行于当世，实际却非常古老的“二次捡骨”葬俗，以及祭祀“隧”神的淳朴农业崇拜。

还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古歳国是生活着歳人，而且歳人可能还是主体，但不代表古歳国没有其它族群生存。夫余人（统治阶层）、勾骊人（貊人）、沃沮人（专称，非地理概念）也同样生活在古歳国。第二、歳人除了生活在古歳国境内，还明确生活在汉朝辽东、“萁氏韩国”（或“马韩辰国”），并可能生活在乌桓和鲜卑，是否进入日本列岛还不能肯定。第三、更多的歳人，亦或更远古歳人的嫡裔、苗裔，还生活在大陆的内部...

虽然我们已经清晰观察到了歳人的影子，但仍然想进一步和他们密切接触。得陇望蜀，人之常情。 歳人的推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东北亚历史上的人群，最纠缠不清的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古族名称繁多，但内涵却不清楚，致使研究者无法把这些族名和历史事迹以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比如歳人和貊人，就长期纠缠在一起，无法确定历史记录中哪些特点是歳人的，哪些是貊人的，出土的考古资料哪些是歳人的，哪些是貊人的。虽然大家都觉得，歳貊确实需要区分一下，但歳貊之间各自一目了然而泾渭分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读了许多文献，都不得要领。自从确认二次葬是歳人的标志后，再读文献，就能感到歳人的这个特点，是一团乱麻中的一个头绪。当然，任何推理都可能是错误的，但到目前为止，建立在“歳人二次葬”基础上的诸多推论，自适应的状态都非常好，于是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再次回顾一下这个推理的几个要点，一方面检视逻辑的严密性，另一方面加强概念。

首先，南歳是史书中最确凿的歳人政权。从南歳的风土人情出发推定歳人，是最稳妥的出发点。南歳是我命名的名称，就是史书里谈到的政权“歳”或近代文献里经常使用的东歳。史书对南歳的描述提供了这样两条信息：

1、南歳的前身是乐浪郡东部校尉所辖的7个以歳民为主的县。
2、十月祭天。

其次，发现了南沃沮其实就是南歳，根本原因就是史家在描述南沃沮时所谈的那些个县以及这些县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南歳是一摸一样的。而且这些县的数量同南歳一样也是7个，县的名称也相同，居民也是以歳民为主。再考据一下，原来是同一地理范畴，不同时期的叫法。猜想当时的史家可能从不同来源渠道得到南歳和南沃沮的资料，又没有现代的地图或google可用，只好分别描述了。南沃沮是近代文献使用的定义，指史书中的“沃沮”或“东沃沮”的南部那一块地界。基于南沃沮和南歳一回事，从南沃沮的风土人情出发推定歳人，等同于从南歳出发。

史书对南沃沮的描述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详细描述了一种有椁而无棺的葬俗。

这个“有椁无棺”，读史书读到夫余的时候，已经碰到过一次，但字面意思好理解，内涵是什么不甚了了。当读到南沃沮有这个习俗的时候，人就会跳起来：哦，“有椁无棺”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原来南沃沮的这些歳人都是二次葬的，这可是一个“uncommon”的习俗。

第三，以上两个步骤，奠定了一切推论的公理基础。再去查阅文献，抓住二次葬不放，歳人的来龙去脉就一清二楚了。于是“有椁无棺”就变成了一个强定理。

第四，从南歳中还可以得到一个弱定理，就是“十月祭天”，这条弱定理是锦上添花。但它所透露出的“隧”神，很值得玩味。它已经成为一个官子，随时准备派上用场，但在目前这个序列里，可能暂时用不上了。

既然首先推定了歳人，深入研究一下这个古老族群，不无裨益。

如前所述，歳人是一个从事农业活动的群体。在东汉三国时期，从南歳的情况看，作物是稻米，这从他们敬献给祖先的作物是“米”可以看出；植桑养蚕，没有棉花；手工业有织锦、织麻布、煮盐等；部分从事渔业，出产鱼和其它海产品。饲养一种矮马，称为“果下马”，从史书记载看，这种马可以在果树下穿行，所以得名。这种马，容易让人联想起大陆西南地区的那种小矮马。勾骊也有矮马，看来主要是歳人在饲养。南歳附近的海域出产班鱼皮，不知何许物也。猛兽见于史书的是豹子。南歳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步卒，包括弓箭手和长矛兵，使用有名的“乐浪檀弓”和一种长达三丈，几人共用的长矛。

南北朝鲜的考古资料因语言问题，无法使用。从分布于吉林省中部的歳人遗址来看，歳人生活中常用的陶器包括罐、壶、杯、碗、豆等，基本没有鬲。这些遗址还出土铁制农具，如斧镰等。也出土铜器包括铜镜等生活用品和铜剑等武器。所以，歳人的手工业中，还应该加入制陶、冶铁和炼铜。从出土陶器看，歳人是一个用豆的族群。豆是一种盛食器，类似于加了一个高足的盆或盘，足的底部是圈形的。史书载东北亚地区多数居民饮食用豆，所言不虚。古人眼里，用豆是一种高雅和文明的象征。

按：圈形的足底，是和平底器，以及三足器相对的。圈形底就像我们现在的碗，下面有个小圈圈以利于手持和避热。罐一般是平底器，鬲和鼎是三足器。

总的来说，歳人的生活和其它东亚农业民族的生活并无二致，宁静而祥和。

从出土文物看，歳人是无鬲的族群。上文在介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时候，曾经提过“有鬲”代表着可能不是“非我族类”。这里歳人无鬲，是不是就是“非我族类”呢？答案还是否定的。豆也是典型的东亚文化，有豆也代表着可能不是“非我族类”。

夏商周三代这2000年，确实是一个有鬲人群不断壮大的历史。夏代，有鬲和无鬲的文化还势均力敌。到了商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人群，毫无疑问是有鬲的人群，但无鬲的文化在商汤建国时代，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后来融合到有鬲的人群里。到了周代，有鬲的人群更是大行其道，完全独立建国。细纠起来，这里面有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夏商周三代时期，整体中国文化处于较西方文明落后的状态有关。而有鬲的文化，自从前2500－2000年代被压缩到大陆的西和北两个方向，反而因祸得福，最先接触到了青铜以及后来铁器等金属制造技术，以及战车等军事技术，这足以打破均衡，支撑有鬲人群持续壮大了约2000年。

呵呵，有读者可能会问，怎么没有提骑兵啊？这项技术也是西来的啊。这里是有意没有提到骑兵。自己留点宝吧，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有鬲人群不可避免得整体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现象从西周中期周朝的军队在汉江流域“丧六师”，算是最初的迹象。随后，随着楚、吴、越等东方南方势力的崛起，整体上中国历史又开始了一个2000年的轮回。这个轮回基本伴随着中国文明和文化“重新”崛起和超越西方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是的，是重新。

在前195年－108年这个时间段，象歳人这样生活在地理边缘的无鬲的人群，恰恰是在有鬲人群壮大的这个2000年里，逐步退却到东亚文明的边缘地带。但他们是坚持的人群，看似宁静而祥和，但内心可能很倔犟。作为后人，当我们在审视这个人群时，时刻铭记在心的是，超越前2000－公元这两千年，他们的祖先是生活在大陆的人群，是曾经创造中国文明的第一次辉煌的人群，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祖先。不可避免，前195年－108年这个时间段的歳人，是当时生活在大陆人群的兄弟姐妹。

有鬲和无鬲的关系，一言难尽，有点象经常吵架的双亲，支持那个都不是后辈应该做的事情。由于本写作系列，下个截取的历史片段可能是商周之际。所以还是回到歳人，看看在由辽东半岛，长白山区南北两麓和朝鲜半岛中部构成的这个地理范畴之内，在从西周至东汉这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段内，他们如何顽强生存，并保持着“二次捡骨家族丛葬”这个古老特征的吧。 魏晋史家泛称东北亚地区的居民为“夷”，大有深意。后汉书在介绍东北亚居民时，开篇引用是这么一段话：“《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 ”。柢是植物“根”的意思，这和我们在前文见到的歳人祭祀“隧”神的习俗多么吻合，而且和“东方甲乙木”的方位思想也是一致的。当然，再聪明的史家，也有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东北亚众多族群，“夷”的成分其实主要是歳人，其它的都要考虑考虑，有一些就是夷狄不分的结果。我们会一一检视。

下文有关歳人的写作，建立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感谢这几篇文章和这些文章所引用的众多考古资料报告：

一、浑河源，“大连地区考古资料”，是一篇博客文章，详尽介绍了大连地区的考古学文化，http://liu.j.m6688.blog.163.com/blog/static/250481032009229112417210/。（博主生活在大连市）。

二、王嗣洲，“论中国东北地区大石盖墓”，《考古》1996年第二期。

三、周向永，“辽北青铜文化中的辽南因素分析”，铁岭博物馆，《大连文物》。

歳人在东北亚地区，到前195年这个时间点，已经大约连续生活了约1500年。最早出现歳人的是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的双砣子二期考古文化，在长海县上马石墓地出土17座瓮棺墓，葬具是瓮棺。瓮棺是较典型的二次葬具，用来盛殓遗骨。在该文化以前的大连地区及其周边的考古文化中，没有发现二次葬的迹象。这表明，具有特殊“二次葬”习俗的人群，来到了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地区。双砣子二期文化是无鬲的文化。由于该文化有强烈的岳石文化色彩，所以考古学家参照岳石文化的年代，来给这个文化划定大概开始的时间。岳石文化开始于约前1900年（晚个100年没有问题，考古学现在无法精确到100内）。考虑到岳石文化的中心区域在山东泰山沂蒙山周边，向其它方向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双砣子二期文化应该开始于前190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辽东半岛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靠黄海的区域在考古学文化上高度一致，传播方向一般是辽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但考虑到两地相距不远，不排除类似人群同时也进入了朝鲜半岛北部黄海海滨和其它地域。无法使用朝鲜的考古资料，是个遗憾。

需要说明的是：一、大连地区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就已知来说，是东北亚地区出现二次葬习俗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二、大连地区双砣子二期文化以前的考古学文化，没有二次葬，但葬俗也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积石墓。积石墓的源流和分布，先按下不表。三、双砣子二期文化，应该不是单一人群创造的，尽管这些人群在使用器物上表现出相同性，但在葬俗上有明显不同，除了二次瓮棺葬，还有非二次葬的土坑墓。瓮棺葬墓地和土坑墓都没有积石。这表明，和二次葬人群一起到来的，还有其它族群。而原来本地的以积石墓为特点的人群，暂时还没有在考古中发现。

创造双砣子二期文化的人群，无论是否有二次葬习俗，最可能是从山东半岛渡海而来的。因为双砣子二期文化，种种发现表明，受到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强度的影响通常是伴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的。从瓮棺葬习俗来看，大陆内部有久远的历史，而东北亚地区首次出现。这都表明人群的移动方向是山东半岛至大连，而不是相反。

稍微介绍一下岳石文化，不分别早晚的话，大致分布于山东省及河南东部，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岳石文化晚于前2500年－前2000年的山东龙山文化，文化面貌和山东龙山文化有较大差异，是两个不同人群创造的考古文化。岳石文化的发展水平，总得来说，反而低于时间上更早，分布于相同地理范围内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人群的一枝，即分布于山东河南交界的部落，和从河南黄河以北以及河北南部漳河流域南下的部落（被认为是商朝统治阶级的主要来源，是有鬲的族群）一起，创立了商王朝，并且是商早期的重要统治力量之一，其后这些最早参与商王朝创立的岳石文化部落较快的融入商文化。大部分岳石文化随后也融入了商文化。但边缘地区如胶东半岛、皖北苏北结束较晚。岳石文化人群，除了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南部的，还有部分向江苏南部移动，到达今南京郊区、镇江和太湖地区，创立了晚商西周时期的湖熟文化。岳石文化是无鬲文化。但向苏南方向移动的人群，已经有鬲了，这显然受到了有鬲的商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向辽南地区移动的岳石文化人群，应该早于向苏南地区人群。从文化的演进关系可以看到，岳石文化人群，主要先后融入了商文化，一部分向南移动到苏南，一部分向东北跨海移动到辽东半岛南部。岳石文化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单一的人群，这从移动到大连地区的人群有二次葬和非二次葬的区分中可以看出来。类似的现象在更久远的大陆地区的其它考古文化中也可以看出，这已经是题外话了，暂且不表。

再科普一下考古文化的一些粗浅知识。“某二期”文化表示该期文化比“某三期”文化早，而且文化面貌有差别，这种差别，可能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没有传承关系；也可能表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先后发展，有传承关系。不同期之间谁先谁后的排列，最理想的是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如乙考古学文化的地层直接叠压在甲文化上面，代表甲文化比乙文化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的河南安阳后岗遗址，殷商文化叠压在龙山文化上面，龙山文化又叠压在仰韶文化的上面，一举解决了当时学术界争论不已的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时间先后问题。如果没有地层叠压关系，那就比较难办了，通常都会寻找其它的分期证据，如参照已知的文化分期体系。

双砣子二期文化遗存相对较少，继双砣子二期而兴起的是双砣子三期文化。双砣子三期和二期之间的先后关系界定，应该是参照已知的文化谱系。双砣子三期可以看到有商文化的影响，而双砣子二期看到是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大家知道了岳石文化是早于商文化的，所以双砣子三期晚于双砣子二期（当然，三期和二期是后来加上去的啊，文化刚出土时，可是不标生产日期的）。

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数量比二期明显增多。双砣子三期的商文化因素，表明它兴起的时间在商朝中期，约前1300年。这应该和山东半岛一带岳石文化的消失，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比如，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双砣子三期是在山东地区部分岳石文化人群南下苏南，部分人群皈依商文化以后，才兴起的。三期文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盛行“二次捡骨家族丛葬”。
二、已知的二次葬的墓地，基本都是积石墓地。积石墓的简单描述，就是建造墓室的材料使用石块，如顶部和底部。

从这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大连地区二次葬人群的力量壮大了，从出土遗址看，是压倒性的葬俗。这种壮大，是前期二次葬人群繁衍的结果，还是不断有山东半岛方向上新的二次葬人群加入的结果，无法知道。但肯定不是新二次葬人群从大连周边，即北部的辽河流域、东北方向上的吉林、隔海的渤海西岸迁移过来的。原因有：

1、此时的辽河流域及更北、渤海西岸和北岸，都兴盛的是有鬲文化，不见二次葬俗。
2、吉林地区也没有时间相似和更早的二次葬考古文化。

北朝鲜的考古资料没有，但北朝鲜黄海沿岸和大连地区更多表现为文化的同质性，大连地区考古文化的变动，很代程度上同时也代表了北朝鲜黄海沿岸考古文化的变动。

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的二次葬也表现出新的积石墓的特点。尽管在之前的双砣子二期时代，没有出土积石墓，但二期以前，积石墓确实是该地区存在的葬俗，尽管没有用做二次葬。二次葬人群葬具从瓮棺而改变是明显的，受到原有积石墓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这种影响是原有的本地人群皈依二次葬，还是二次葬人群采用了新的葬具，无法说清楚，没有历史记载，单凭考古资料分析的难处就在这里。考虑到双砣子二期时代，人口较少（遗址数量少），而且二期除了瓮棺墓和土坑墓，实际没有发掘出积石墓，我倾向于认为是二次葬人群采用了新的葬具，但无论如何，不排除有人群放弃原有，而采用二次葬俗的可能，如此，也只能欢迎这些新的精神上的皈依者了。在“使用什么葬具”和“是否二次捡骨家族丛葬”之间，孰主孰次的问题上，我还是坚持二次葬是本质，其它是末节。事实上，你以后也可以看到，以“石”为特征的墓葬，将分布在东北亚范围更加广泛的地域内，但其中仅仅是这一少部分从辽东半岛南部开始新的殖民历程的人群，坚持“二次捡骨家族丛葬”。

聊完双砣子二期和三期文化，历史的车轮已经滑过了早商和晚商，开始进入我们预定要考察的西周至东汉时期。切入歳人在辽东半岛，长白山区南北两麓和朝鲜半岛中部构成的这个地理范畴之内，繁衍，壮大和迁移的正题。前面这杂七杂八罗列一堆的部分只是个引子。（深感写点东西真不容易，比单纯推理麻烦多了） 弹指一挥间，歳人在辽东半岛南部（也许还有北朝鲜北部的黄海海滨）平静的生活了500年，这期间，他们也不断和比邻而居的山东半岛逐渐商化的居民，以及位于北部今沈阳地区浑河流域的有鬲文化居民进行密切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仅此而已，他们的生活范围，仍然是辽东半岛的南部地带（可能也生活在另一个半岛的西北部），中心势力没有什么扩张。

历史又演进到了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约前1000年，曾经挟有鬲文化优势而鼎定商王朝的商人，面对血统更纯正的有鬲人群周人和因种种原因远徙大陆西端贫瘠土地蛰伏1000余年的姜姓人群，席卷了商人的王朝。王朝的没落，历史尽被胜利者以傲慢的姿态书写。创立灿烂文明的人群，只是在史书里留下了殷墟和少昊之墟等微不足道的记录。大陆内部的人群不可避免的重新大规模涌动起来。远在化外的歳人，会不会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这时候，对东北亚来说，最重大的事件，是远道而来的一位新的领袖：箕子。

箕子存在与否，是中韩历史论战的一个焦点。中国史学家反复引用典籍证明，箕子奔朝鲜是确定的，但囿于没有更多的实物资料，论证难免疏漏，而韩国史学家则反复论证箕子东来是讹传。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要搞清楚这件事情，颇费周折，为了不冲淡歳人这个主题，我们暂且放一放，可以假定有这么回事，先从考古资料看看当世也生活在东北亚的歳人，在生活上究竟有没有因为这个重大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还是从最稳妥的出发点开始。最早详细记载东北亚居民的后汉书和三国志魏书，都描述了“箕子”这个事件。如果“箕子”和歳人无关，我们也就看看热闹。遗憾的是，从史书的描述来看，歳人竟然是当事人。那么就要研究个究竟了。中国史籍最被信赖的前四史中的两本，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表述了歳人和这个历史大事件有深刻关系。因为，这两本书，都是在介绍歳人，而不是其它大名鼎鼎如夫余、勾骊和近代很热的挹娄沃沮的时候，提到箕子的，各自的说法稍微有差别，相对来说，后汉书的内容稍微丰富一些，它是这样记载的：

“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三国志魏书原文：“昔箕子既適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这里后汉书“教以”的对象是歳人，三国志“以教之”的“之”指代的对象也是歳人。再仔细看看，别弄错了，和歳人无关，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看来看去，没有办法，人家就是在说箕子和歳人之间如何如何。只能硬着头皮啃了。怎么办？

一、有一点史书是很明确的，范晔、陈寿和鱼豢这些大拿们，是在叙述箕子和歳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他族群。所以我们把眼睛紧盯着眼前这个我们已经分离出来是歳人，而且是走到了商周历史分界关口上的歳人就是，不用三心二意，东拉西扯一些不着边际的人过来凑数。如果历史确实如史书所记，那么箕子的到来，按照史书所描述的阵势，他（们）是要挟殷商文明以“教”歳民的，按照常理，歳人的文化肯定会为之一变。由此产生的结果，就会使我们这些后人观察到歳人考古学文化的一次剧烈变动，考古学家们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新时期在所难免了。注意，是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新时期，而不是新的考古学文化。一个新时期代表着前后连贯文化的一个新状态，一个新文化代表着人都变了。如果歳人都变成了非歳人，丧失了“二次捡骨家族丛葬”的安身立命之本，那我们还研究个啥劲？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已经稳定发展了300年左右，面临周武革命的双砣子三期文化，有没有发生改变，看看创造双砣子三期文化的歳人还是不是留在这个地方没有挪窝，看看歳人究竟还是不是那个特立独行的歳人。

二、史家确实托大了点，未免小瞧了歳人，有一些与事实不符。是的，他们一路写来，确实一直对歳人这么淳朴的人群轻描淡写。譬如早至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大连地区就出土了炭化的粳稻和黍，以及很发达的石制农具。这表明，这个时期的歳人，至少在种田方面，已经是能手了。歳人最早是从山东半岛方向过来的，那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是很发达的农业文明了，如果歳人连种田这点技术都没有掌握，如何远渡重“洋”，长途跋涉到这么个小地界？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频繁的文化交流，连驾舟跨海这点技术（从龙山时代山东半岛沿海出土的木船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都早已不在话下，更何况种田乎？如果史家的本意是箕子在某些农业技术方面做出了改进，这到非常可能。我们就把这里的“教”理解为改进一些“礼义田蚕”方面的事情吧，“教”本来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顺便提一句，这个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粳稻，是当代中国领土内出土位置最北的稻米，为稻米进一步向东方传播提供了证据，当然这种传播伴随着种田能手歳人的迁移。呵呵，这可是了不起的功业啊，后世东北亚的好几个族群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米饭的啊，而且是粳稻。

三、还要理解史书在描述箕子和歳人之间的关系时，是一种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口气。并不是说箕子去的地方就是南歳所在的地方。南歳这个地方，土地肥美，物产富饶是不假，但说实在话，是有一点偏僻了，面积也不够大，人口也太少，到了东汉三国时代，才两万户。要知道，魏略记载，箕氏在周室衰落的时候，由于燕候僭越称王，还准备尊（周）王攘夷呢。后来打了打算盘，还是自己也弄个王当当比较合算，于是也称王了。至于箕子东渐，所到的地方具体在哪里，列位看官，且听慢慢道来。

四、如果天随人愿，给我们后人一个解开历史之谜的机会，比如：考古结果显示歳人还是歳人，而且更进步了。那纠缠“箕子”这个名字本身，可能也就没多大意义了。给歳人文化带来提升动力的叫张三也好，叫李四也罢，总之，存在这么群人就是了。既然史书清清白白给出了一个贤人的名字，大家就这么叫就得了，改名字再统一思想还浪费不少资源。不过话说回来，“箕子”这个名字本身，可是大有来头噢。

五、顺带要解决的，是大连这个在当时属于化外的“小”地方，“穷山恶水”的，究竟是歳人的一个边缘地带，还是个中心区域。如果有幸是中心地带，创造了一个灿烂文明，呵呵，那可够大连人显摆一时了。（对大连心仪已久，总是找不到机会去玩玩。胡乱涂鸦东北亚史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连山海关都没有出去过）。呵呵，玩笑之际，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解决“最初的朝鲜在哪里”的问题。

好吧，让我们再回到大连这旮旯看看。

从浑河源的“大连地区考古资料”可以看到，继双砣子三期文化而起的，是从西周至战国连续发展的、不断创出新的历史高度的“曲刃青铜文化”。形式喜人，恭喜歳人。结合其它两篇文章揭示的考古资料，反复对比年代，去粗存精，总结大概如下：

1、这个青铜文化，大约在西周之后不久就开始兴起，改变了原有的双砣子三期的文化面貌。

2、整个西周时代，这个青铜文化基本自律在辽东半岛以盖州、岫岩、凤城起向南至海的地理范围之内。

3、从春秋早期开始，该文化北上，以今沈阳和辽阳一线为界，与西面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接，涵盖了辽东半岛，辽北的铁岭抚顺，辽宁吉林交界的西丰、东丰、辽源，通化和集安等地，持续到战国中期左右。可以想象，北朝鲜境内的黄海海滨地带，也应该包含在内，只是不知具体在哪里。

4、战国后期，该文化北部的分支明确东移，出现在吉林桦甸等地。南部辽东半岛的分支在文化面貌上消退，而逐渐被燕文化取代。南部分支，是否移动，由于资料短缺，暂时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先推测是沿着山麓海岸之间的平原通道，向北朝鲜境内移动，这是文化受到外力以后，自然的反映。

5、伴随着这个文化自始至终的，是盛行“火葬”，好家伙，吓出一身冷汗。再定睛一瞧，愿来是墓地有火烧的痕迹，人骨还是层层摆放的“捡骨二次葬”。还好，歳人还是歳人，确凿无疑。

6、葬具推陈出新，由积石发展出“石制”的东东。

7、造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曲刃青铜短剑。中国人把它叫做辽宁文化青铜短剑，南北朝鲜人把它叫做朝鲜文化青铜短剑。

呵呵，乐谈曰：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更契合历史的考古资料了。 大连地区从西周至战国的考古学文化，引用考古学家的观点，是该地延续至晚商（下限可能到商周之际，这么短的时间考古学分辨不出来）的双砣子三期文化发展蜕变而来的。这和我们关注的焦点“二次捡骨家族丛葬”葬俗，并没有因文化面貌的提升而中断这个现象是一致的，表明此地的原双砣子三期人群并没有大规模移动，而且也没有丧失标志性的特征。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结果，可以让我们继续探询歳人的历史。其实歳人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从西周至战国整个大陆历史的影像。

为什么说大连地区从西周至战国的考古学文化是最完美，最契合历史的考古资料呢？因为前文总结的那几个考古资料的要点，可以和历史一一印证。我们高屋建瓯，来快速浏览一下这段时间的历史，同时和考古资料比对。

西周立国，引起了人群的大迁徙。主要表现在由胜利同盟大肆封建而导致的新移民的迁入，和部分不甘心的失败者郁闷而远走他乡。

胜利者的封建，和历代王朝一样，主要是因亲和因功两种，兼有安抚先朝遗民。参与建国的姬姓既是功臣，又是王亲的，自然大封特封，如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管蔡是封地名字，二人因叛乱而被夺爵）、康叔（卫候）等。没有军功的王亲，也有不少就封，如成王的弟弟唐候（后来的晋候），周公的儿子成王的堂兄鲁候。召公被封在燕（候）。召公和王族只是远亲，但有军功，远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后讨论讨论。还有不少象召公一样的同姓，但没有什么军功，也得到了封建的机会。异姓中主要是有军功的姜姓，著名的有齐（候）、申（候），其它还有吕、向、许等。比较郁闷的是楚国，他们归附姬周时间比较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得到一个子的爵位，早年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丹江建国。为安抚遗民所封的诸侯有武庚的邶（很快因叛乱被夺爵，不知什么品级）和微子的宋（公）、箕子的朝鲜（按史书记载是候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姬周封建了历代帝王的后裔，做足了道德上的功课，可考的是封帝尧之后于蓟（公），帝舜之后于陈（公），大禹之后于杞（公）。以后姬周又陆续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如有名的郑伯，其实是周宣王二十二（公元前796年）封的，去平王东迁已经不远了。周公也值得说一说。这个人很特别，有点象后来的“皇父摄政王”多而衮，他自己当时是实际的王朝管理者，本人可能没有封地，有公的头衔，也许象多尔衮一样有庙号，后来被夺了。而儿子伯禽（鲁候）有封地，这已经是王的派头了。

后来，还有一些没有爵位的封赏，如赵国的先祖造父（赢姓，“父”是一个不入流的尊称），在穆王伐徐的战争中立功，封在赵，赵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在王畿之内。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周在千亩之战中败于姜戎，导致造父（赵）之后流落到晋国，得到收留，又从基层干起，最后混到了战国七雄。秦国的祖先非子，在孝王时封在秦这个地方，也没有爵位，被称为“附庸”，地点初步考证在甘肃张家川县。平王东迁时，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戎，顺水推舟，赏了两个伯爵给非子的后人，一个是秦伯，一个是梁伯。秦伯的封地是岐山以西，梁伯在关中靠近潼关。都是空头支票，被饮马渭水正酣的戎人占着，要他们自己去拿回来。这两支赢姓后人，做了200多年的苦力，那一个高兴啊，空头就空头吧，终于可以再次位列诸侯了。秦赵是一族人，而且是近亲，非子这支在没有受封以前，一直受到造父这支的荫庇。这两支赢姓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后来秦赵两国在长平杀得天昏地暗，令人唏嘘。

这些分封得诸侯，有族人的，一般举族就封，如齐姜（候），从西方跑到东方。楚子也是举族筚路蓝缕跋涉到丹江流域。还有一些原地就封，如蓟，本来就在渤海西岸这一带，杞也是这样，本来就在河南杞县一带，不过是领个头衔。但许多姬姓就封，基本上是孤家寡人去当地统治土著，比如唐叔虞，所统治的是怀姓九宗。鲁伯禽，统治的是殷六族。姬姓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周初七十一个有记载的诸侯，姬姓就占了五十三个，加上岐周、沣镐、王城成周这些地方，都要近卫军把守，肯定是姬姓子弟多了。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好派出去。只可惜被统治的一些土著和殷遗民，从此失去了留下记载的机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模糊，子孙认错祖宗的比比兼是。

西周封建以后，在王权威慑的范围之内，秩序其实是相当得井然。西周初期的主要军事使用方向，文武成三朝，都是河北河南交界处的殷地，和山东曲阜周围的殷地。这两个地方，前文接触过，一个是商朝的王畿，一个是岳石文化人群商化以后聚居的地方，是商朝后期最铁的力量。周公结束武庚叛乱，齐鲁两个诸侯国立稳脚跟，打开局面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第三位王，康王，是西周的全盛时期。

西周第四位王，昭王时，主要对江汉流域用兵。这是西周历史上的转折点。西周遭遇了重大军事失败，损失了六师的帝国精锐。昭王本人也死在战场上。从点滴历史记录来看，这次周朝是败于江汉和洞庭水战。从此西周对南方采取防御措施，黄河汾河流域的诸侯纷纷被掉往南方，在汉江北岸封建，屏番周室，所谓“汉阳诸姬”。昭王的军事失败，导致东南方向的秩序发生问题。西周第五位王穆王时，东南方的徐国国君徐偃王挑战姬周王权，穆王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先承认徐偃王的地位，后来又以突袭的方式，结束了徐偃王的短暂王权。穆王时，还对西方的犬戎用兵，得到战术上的胜利，俘获并奴役一些狼鹿图腾民族。

穆王伐西戎，结束了姬周和西方允姓戎和姜姓戎之间的联盟关系，导致以后姬周和西戎的长期冲突。这时姬周已经无力东顾，但东方的各诸侯国已经成了气候，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穆王伐西戎时，智囊们都劝说不要，因为西戎是周的荒服，就是进贡国的意思。但穆王大概是思念西王母过头了，不听劝阻，结果种下祸根。可见西周之亡，前有穆王种豆，后有幽王得瓜，都是欲望若出来的。西周最后还是败在西戎手下，并丧失岐周沣镐，东迁至洛邑。

说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西周的战争，早期全部都是东方，南方，东南，这些地方或者是商朝的铁杆力量，或者是商朝时也没有王化的方国，反抗意识强烈。晚期全是西方和西北方，却是由于穆王的战略错误引起的，也事出有因。唯有北方和东北两个方向，300余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是北方和东北方的军事力量不行吗？其实平王东迁，王道刚刚中衰，山戎就马上发难，从北方越过燕山军都山，进攻燕齐等诸侯，狄也马上开始越过太行，伐邢卫等国。可见山戎和狄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行是解释不通的。再看看是因为屏番周室的诸侯国强大，山戎和狄不敢妄动吗？也不是这样。例如直接和狄接壤的霍晋两个诸侯，整个西周时期，只是在自己几百里的封地内发展。而和山戎等东北亚方国界边的燕邢，西周时期，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俨然象一个殖民孤岛。个中缘由，引人深思。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狄和山戎，与周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都被历史学家忽略了。等到周室衰落，诸侯相侵，这些个狄和山戎实际也仅仅参与了这个游戏而已，大家都在玩啊，难道还要生产许可证？但他们参与这个游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败”笔，呵呵，真是双重标准啊。他们也不是什么讹传的游牧民族，一样的农耕文明，顶多多养了一点家畜，这又不是什么罪过。姜子牙早年还只放羊，不喂猪呢，多养点家畜何罪之有？具体分析，放到以后探索东北亚其它族群时再揭示。

总之，西周这300年，东北方各诸侯、方国、部落联盟完全是各自安宁的在发展，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和谐世界的景象。真是奇怪，难道古人有共产主义级别的道德水平？实际是因为西周是有制度的，大家都要按照游戏规则玩，不象春秋战国，谁的拳头大，谁有理。北方和东北方这些个族群，实际都认同和遵守这个制度，这里是王化的地域。这也就不难理解，位于大连半岛南部的这个曲刃青铜文化，为什么300年也始终在辽东半岛以盖州、岫岩、凤城起向南至海的地理范围之内自我发展。西周封建之制，候国400里，我们来用google量量这个地界有多大，呵呵，满打满算，东西不到250公里，南北不超过50公里。

秩序和平静，在周王室的衰落之后，都结束了。孔子所痛心的礼崩乐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各诸侯不再遵守秩序，互相攻伐。（我给上述的狄和山戎，以及侵入关中的西戎以诸侯的待遇啊。）中国实质上的统一进程和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开启了大幕。先谈春秋，所谓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

这春秋五霸里，真正有历史地位的，是齐桓公，其它没有特别的。排个序的话，秦穆公优于楚庄王，向外开拓方面都有些贡献，秦穆公是向西，楚庄王是向南。这里只提齐桓公，他功过各一半吧。我的角度很特别，是这样的：齐桓公是周朝的中兴功臣。西周末期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是齐桓纵横捭阖，西征北伐搞定的。但在西方和北方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向西是功，向北是过。

向西，主要是在晋国和秦国的配合下，齐桓解除了西戎的边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伐大夏，打击了这个尚未进入陇山关中的戎集团，使这个联盟向西迁徙了，客观上关闭了人群从西部进入的大门，这样形成了华夏集团的西部边界。西边这个方向可以定义为边，一是因为周穆王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对西戎离心离德，已经客观造成了这个事实。二是这个边，在地理上也确实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带。可以看出，在门的外边，已经没有大规模的人口集团了。进入陇山左右和关中的西戎集团，实际上是在门里面，迟早都加入了融合为汉族的过程。守着西部之门的是秦国，雄才大略，积极进取。在这些西戎融合到华夏集团的过程中，秦穆公的功劳最大，晋献公有一些帮助。这个在东北亚系列里就不详谈了。只有一点就是，戎和夷一样，有深刻的大陆内部背景。

向北，主要是北伐山戎，取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却犯下战略上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华夏集团和后来形成的汉民族，付出了2000年的时间代价，一直到满族入关，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朝鲜半岛被留在了外面。我们来细细品味。

首先看当世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形式，简略一些。在史书中，这段时间的东北亚情况，比前195年－108年更模糊，为了便于准确清晰的陈述这时的国际形式，我们暂且用考古学文化符号，来代表这些东北亚方国或部落联盟。

西周至春秋早期，和燕国相邻的是今辽宁朝阳市所在的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留下了考古学上命名的魏营子文化，我们就把这群人叫做魏营子文化人群。魏营子文化北边，位于今辽宁内蒙相邻地域，在南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两侧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这个以前谈过。位于辽宁辽河流域的沈阳、抚顺、铁岭的人群是后高台山文化人群。这些人群留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上还很混乱，名字有多个，但都是有鬲的文化，兴起于位于相似地理范围内的高台山文化以后。高台山文化是也是有鬲的文化。我暂时把这些文化群，命名为后高台山文化人群。在讨论歳人这个阶段，这不影响什么。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就不用说了，是歳人。在吉林和黑龙江的还有三个文化人群，两个是有鬲的，一个没有，文化面貌相对落后一些，以后会讨论，暂且不提了。需要说明的是：

1、魏营子文化、后高台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全部是有鬲的文化。而歳人文化，我们知道，是没有鬲的，但有豆。

2、这些考古文化在年代上的下限，都只能测出一个大概的数字。在西周时期，这些文化都肯定是存在的，至于下限，前两个都到了西周末至春秋初某个时期，后两个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考虑到西周时期，东北亚井然有序的诸侯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没有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以前，他们应该还是会象西周时期一样，继续井然有序的运行。周王室的东迁事件，虽然在西部地区烽火连天，但并没有对燕山南北地区的人口造成冲击，所以也不应该引起考古学文化的剧烈变动。

再来看看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穿插进行，相互补充验证。

春秋早期，诸侯相互征伐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两个于史书上未知是方国还是部落联盟的，叫做山戎和狄的，也加入了这个游戏。在史记等史书中，山戎总是从北而来，越过燕山而伐燕，有一次还从燕国旁边直接南下伐齐。燕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山戎再次伐燕。史记载“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齐桓这次军事行动，还见于其它史籍。历史学家们在诠释这次行动的细节内容时，众说纷纭。但总得来说倾向于认为：齐桓打击了山戎、令支、孤竹等，进军路线不明，但打击的是燕国东北方向上的军事力量。战果意见不一。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老马识途的故事。按照常识，山戎应该是齐燕对这支军事力量的称呼，它本身不应该叫山戎的，只是已经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名字了。山戎和令支、孤竹的关系也不明确，是包含？还是并列？都语焉不详。这些都放在一边。

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此，威胁燕国数十年的北方压力暂时解除。史书上不再见到燕候到处求救。

从考古学文化看，一个重大变化是在西周时期持续存在的魏营子文化、后高台山文化，在春秋早期的某个阶段消失了。伴随着这两个文化的消失，在春秋时期的其它岁月里，夏家店上层文化从努鲁儿虎山南下，填补了魏营子文化在大小凌河流域的空白。辽南地区的歳人文化则向北扩张，占拒了后高台山类型文化以后的空白，以今沈阳和辽阳一线为界，与西面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接，涵盖了辽东半岛，辽北的铁岭抚顺，辽宁吉林交界的西丰、东丰、辽源，通化和集安等地。夏家店上层文化姑且不论，但对于歳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文化的扩张期。既然礼崩乐坏，呵呵，一向安分守己的歳人也跃跃欲试了。

时间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此时从燕山到辽东半岛环渤海的国际形势是，燕国在最西边，东胡占据了大小凌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南部，歳人在辽河流域的北部和辽东半岛。此时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文化，几乎是学界的定论。

战国时代，燕国在东方的主要军事对手是东胡。双方互有攻伐。这种均衡，被一位叫秦开的燕国将军打破。《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但秦开还做了另外一件震古烁今的事情，就是攻击朝鲜，魏略记载是这样的：“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从文献看，朝鲜位于燕国以东的某个地方的，这个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前195年卫满所进入的箕子朝鲜，即北朝鲜的大同江流域更东，这个大家也不会有异议吧。

那么好了，从文献记载看，从燕国最保守的东部边界，燕山，至大同江流域这个地理范围之内，应该分布着东胡文化和朝鲜文化，这个没有异议吧。

在上述这个地理范围内，鉴于史书所记载的秦开为燕国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应该从考古学上可以观测到有两种考古学文化被燕文化取代。对了，可是广“千里”，“两千里”这样规模巨大的考古学文化啊，小一点点也说得过去，但犄角旮旯里的小文化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们看看考古学文化的变化：

一、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战国中后期结束。嗯，东胡退却千里，历史和考古相互印证，确凿无疑。

二、战国时期，位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部的某种青铜文化，其在辽北的铁岭抚顺，辽宁吉林交界的西丰、东丰、辽源等地的分支，明确向东部移动，出现在吉林桦甸等地。南部的辽东半岛的分支在文化面貌上消退，而逐渐被燕文化取代。这种青铜文化的代表器物是曲刃青铜短剑，该青铜剑分布在辽东半岛的，是早期形态，晚期形态出现在大同江流域。哦，好了，历史记载和考古文化表达的信息相符，这支青铜考古文化是箕子朝鲜文化。

推理是这样的：某青铜文化＝箕子朝鲜文化，歳人文化＝某青铜文化，所以箕子朝鲜文化＝歳人文化。

列位看官，所谓箕子朝鲜，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歳人文化。总结一下：

一、原来在西周时期，箕子朝鲜是在：辽东半岛以盖州、岫岩、凤城起向南至海的这个地理范围之内。就是今大连地区。

二、原来在春秋时期，箕子朝鲜是在：以今沈阳和辽阳一线为界，与西面的东胡相接，涵盖了辽东半岛，辽北的铁岭抚顺，辽宁吉林交界的西丰、东丰、辽源，通化和集安等地。

三、原来战国某个时期以后，箕子朝鲜北部的分支明确东移，出现在吉林桦甸、靖宇、抚松、浑江等地，自称歳国（也可能在卫满带箕氏以后）。其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分支，受到燕文化的打击，沿着山麓海岸之间的平原通道，移动到今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继续称箕子朝鲜。关于歳人文化－箕子朝鲜的余论。

第一、大连地区是歳人文化的中心区域，是箕子朝鲜最初的封地，也就是最初的朝鲜。原因有几点：A. 大连这个地方的歳人，从双砣子二期文化开始，到秦开辟地，连续发展了1500年以上，稳定的人口内涵加外来的新鲜势力，是文明崛起的重要方式。所以这个地方最具备条件。B. 西周以后的所谓“辽宁曲刃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曲刃青铜短剑，徐光辉等专家论定是以辽东半岛为基地，向西传播到西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东胡，和向东传播到今朝鲜半岛上的。这种青铜短剑，又称琵琶形青铜短剑或小提琴形青铜短剑（韩国人称），在属于西周早期阶段的大连地区的歳人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但这种短剑，可能是伴随着外来人群的进入而创造出来的。西周以前的歳人遗存，没有。C. 还是关于曲刃青铜短剑，这种剑的早期形态分布在辽东半岛，晚期形态出现在大同江流域。D. 目前为止，基本没有在今平壤地区发现更古老的青铜考古文化。有些韩国学者甚至认为，连西汉时期的文化都没有，只有东汉以后的。如此种种原因，大连是最初的朝鲜，当之无愧。恭喜大连。

第二、箕子奔朝鲜的历史基本可信。表现在从西周之初以后，歳人文化持续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商周交替的时候，歳人的一些特质，也发生了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葬俗，在保留原有的“二次捡骨家庭丛葬”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火烧的细节。这个以后讨论。来到歳人中间的，应该箕子，为什么是，箕子如何来，走那条线路，这些也都以后讨论吧。

第三、朝鲜一名，由箕子带来的可能性较大。我们看到，秦开攻朝鲜以后，一部分歳人和箕子统辖下的歳人分离，进入前文推定的古歳国的地域。从以前的论述可知，他们还是使用了歳人的名称，而不是朝鲜人。这可以为佐证。朝鲜这个名字，如何来，从哪里来，以后探讨。

第四、古歳国和箕子朝鲜的歳人迁移以后，大连地区还留有许多歳人，变成了燕人。这只是名字变了一下。他们的“二次捡骨家庭丛葬”习俗，一直保持到东汉以后。而前1900以后的某个年代，当歳人到达大连地区时，不排除也有一些歳人到达朝鲜半岛黄海海滨的一些地方，这些以后探讨。

第五、秦开辟地，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辽东这部分，是从箕子朝鲜这里接手的。但再往前，辽河流域北北部一带，箕子和歳人又是在春秋时代，从有鬲人群那里接手的。辽东半岛的南部，是歳人固有的生活地域无疑。

第六、歳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水平，可以从考古报告中获得详细信息，就不一一描述了。

第七、一个题外的东东。秦开是随荆珂一同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秦舞阳的祖父，秦开的年代距离前195年，最多了也就150年左右。


好了，歳人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多需要描述的了。歳人是明确无误的夷人，有很原始的对“柢”的崇拜。歳人在约前1900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做为岳石文化人群的一份子带着自己古老特殊的葬俗，从山东半岛进入辽东半岛南部区域定居下来。同时也可能到达朝鲜半岛黄海海滨的一些地方。歳人在前1000年左右，和因商朝覆灭东来的箕子集团结合，一起成为西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候国，朝鲜。进入春秋时代，歳人－箕子集团也积极开疆拓土，创造文明显赫一时的箕子朝鲜和曲刃青铜文化，彪炳史册。在战国诸侯纷争的年代，歳人－箕子朝鲜败于燕国，一部分向东北方向移动，继续以歳国的姿态出现，在汉朝和卫氏朝鲜之间骑墙，后属于汉朝玄菟郡、临屯郡和乐浪郡等，大概持续到夫余勾骊完全崛起，成为两国治下主要的成份。一部分向东南方向移动，继续箕子朝鲜的传统。箕子统治集团在前195年以后的某个时间，被卫满取代，箕氏（可能包含一部分歳人）南移到朝鲜半岛南部，创立箕氏韩国，后失去统治权，成为马韩辰国的臣民。箕氏南移后，留下的歳人继续成为卫满朝鲜及以后的乐浪郡的居民。此外，当最初的歳人，到达大连地区以后，种种迹象表明，各个时期，都有一部分歳人可能深入到了东北亚的腹地，最后加入了其它族群，这个也不应该忽略，在论述其它族群的时候会分析。

关于歳人的讨论告一段落。以后在讨论东北亚其它族群时，可能也会提及歳人。那时歳人就是界定其它族群的标竿了。最后感谢歳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历史迷宫，它给探索者提供了无穷的乐趣。

在歳人的章节翻过以前，我们回头聊聊为什么齐桓公北伐山戎，只是获得战术的胜利，而在战略上给华夏集团和后来的汉族留下无穷的后患，是个失败。

从前文描述的西周大势和东北亚各方国和部落联盟的国际形势可知，有鬲人群和歳人等东北亚集团，在西周的时候，俨然都是安分守己的诸侯，遵守秩序，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西周王朝所建立的这个封建制度之外，例如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上看，他们都是以诸侯的身份和大陆内部的各诸侯之间交往并联姻的。从文献看，箕子朝鲜、肃慎等也是不断朝贺周天子，至少属于周朝荒服的范围。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象西戎集团一样，不断的挑战西周王权。所以在北方和东北方的这些集团，和处于大陆内部的诸侯，是不存在一个边界的。

文化上和血缘上，有鬲人群和周室所代表的所谓中原集团，有亲密无间的联系，而无鬲有豆的歳人和箕氏也都和大陆内部人群中的亚集团之间有亲密无间的联系。地理上，燕山和军都山从来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和大陆西部的大漠戈壁完全是两个概念。历史上，处于东北亚的文化集团，不断的加入大陆中部，甚至南部的文明，进行文化和人员上的融合，而大陆内部地区的文化，也不时的迁徙到军都山和燕山北麓地区，修养生息。这个机制，从东北亚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兴隆洼文化时代就开始了，红山文化也好，夏家店下层文化也罢，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的。

但齐桓公的军事行动，打击了和周室最紧密的有鬲人群，他们仅仅是积极参与群雄逐鹿的过程而已。齐桓军事打击的成功，人为制造了一个边界，然后关闭了一扇大门。要命的是，被关在大门之外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口，尽管他们在血统上和心理上和大门里面的人群是没有区别的，但他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茫然的。看守大门的燕国，唯唯诺诺，所做所为和西部的秦国大相径庭，既不积极开拓，也不让开大道，让东北亚集团和大陆内部之间保持流动性。糊里糊涂的就把春秋和战国早期这400年给浪费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秦开虽然在燕国的最后岁月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已太晚了，于事无补。

大门之外的人群，错过了春秋这个重要的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风云际会，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等到秦汉时代，他们的文化心理已经和大陆内部的人群有了很大的差别。即使大陆内部的最优秀的史学家，对这些人群的来龙去脉也不胜了了，分辨不清了，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内涵不清的人群代号。

随着对东北亚各族群分析的深入，齐桓公所造成的战略失误，会越来越明显。

【歳人写作后记】

这几天加班加点，终于把歳人的部分初步写完了。写作上暂时告一段落。

歳人的推定，最初并不是他们的二次葬风俗，而是其它机制。二次葬这个机制是后来才发现的。原来那个机制和从二次葬机制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所以就暂时保留了。用在对历史更模糊阶段的推理过程中吧。

歳人是最简单和直接的，感谢他们独特的个性。其它族群只会越来越难。

最后，写作时间有限，在所难免笔误百出，已经发现了不少。请大家包涵。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