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15, 2011

中国传统为何至今不被看好
发表于 2011-05-05 08:13:31阅读 1396 次 评论 49 条 所属文章分类:

我就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每月有一次例会, 由一个学者来谈自己的研究内容. 四月是由朱新生老师谈 “画坛四隐”。这个题目让我以为要谈的是古代人,结果谈的竟然是现代人,乃至当代人。那四位画家叫尤无曲,郭笃维, 常道,纳子,其中后两位还在世。这是几个在当今继续坚持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的画家,用最道地的中国笔墨画山水,画鸟,人物,依然做孜孜不倦的笔墨探索。这样的画家,若在两百年前,可谓遍地都是,而在如今风行现代,后现代,全球化,后殖民等等等等……西方化的语境中,大概是凤毛麟角了吧,所以,我们所的学者会拿“隐”来作讲题。



我听得津津有味,看到常道那种白描的,用几根线条就传达人物神貌情状,生动到可笑可爱的人物画,忍不住想,美国人看到这个,要爱死了!我在美国住了这么些年,这个话是敢说的。因我的眼睛,多少也被美国的视觉经验改造了,变得特爱纯中国的东西,因为它们跟西方事物如此不同,个性鲜明。谁不爱个性鲜明的东西啊。因此,我跟那些到中国的美国人差不多,凡看到一味只知学西方的-无自己真性情在其中的,就不大耐烦。倒过来想想也是啊,比如我们进入美国地界,看到他们左一张学的是中国山水,右一张学的是水墨花鸟等等,你会很耐烦吗?碰到那等急躁的,大概要当街揪住美国人的衣领直问到他脸上去:你自己呢,你自己躲到哪里去了,拿点你自己的东西来我瞧瞧!



在讲座结束后,我发言说,看到这几个当代画坛隐士,确实感动,连上厕所都不敢,怕错过他们的任何一幅作品。尤其是,他们其中有些人,不只是待在中国画的形式里,而且是待在中国文化的美学立场上:保持某种骨气,淡泊名利,让笔墨流露自己的真性情。这种态度—让艺术处于自己人格的支配之下,我在西方那个顶有名的当代艺术的创始者杜尚身上是看到的--那也是个真超越名利,以做人来左右艺术的人。奇怪的是-我向在座的每个人发问-杜尚这种人现在已经处于西方艺术的主流价值中,而中国画家身上体现的类似追求眼下却被我们的社会边缘化了,为什么?



事后,不止一个同事对我说,起先听你说那些肯定隐士们的话时,还以为你在后面会跟出个“但是”来,想不到你竟没有“但是”了。其实这些中国画家,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他们怎可与杜尚相比,他们跟杜尚那样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该把这样如此“守旧”的中国画家和那个为西方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去比,没有可比性。这话多少有理。从学理上看,杜尚这个人改造了西方艺术的表现方式,他甚至让整个西方艺术改道。而那几个中国隐士画家根本没有,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在艺术形式上他们还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守旧”。仅此而言,他们与杜尚之间真的没有可比性。



可问题不在这浅表的一层。



首先-让我随俗,用大家都接受,甚至已经很顺口的西方话语来说--艺术进入后现代了。艺术进入了后现代,就意味着艺术已经变得怎么都行了,你可以创新,可以守旧,可以复制,可以模仿。无论你做什么,怎么做,已经没有人会来指责和小看,大家各干各的,大路朝天,你我各走一边。在西方画写实人像(西方的守旧!)的画家亲口告诉我,在30年前,他们这样的人在艺术家聚会上,互相端着酒杯寒暄时,他们只要一说自己还在画写实人像,对方就会打个哈哈,借指一事,一晚上只肯用脊背对着他了—因为他“守旧”。如今,写实的,抽象的,玩观念的,哪怕干脆去画原始洞窟壁画的,大家端着酒杯互相平视,谁也不能小看了谁,若有人竟用自己取中的价值立场去小瞧别个,大家一起都要替他惭愧:那是他跟不上时代了!这是西方艺术这些年的变迁改造获得的“平等心”。



可是我在中国显然感到,“守旧”,依然是一种“不好”。在大家的内心里,应该还是存在着一个人心所向的“好”,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这个人心所向的好,到目前为止,还是随了西方式的好。不然,我们怎么解释,愿意保持传统画法的中国画家,还是会继续被人瞧不上呢?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标准来瞧不上的呢?



我们现在持有的标准无疑是西方式的,进口的(估计大家会同意我这个说法)。我们在艺术上进口了西方标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这个时间长到我们已经不自觉那是一种进口货了。而且,我们显然把放弃传统接受西方看成是一种进步。事情是这样吗?



先要弄明白,我们进口的西方艺术标准是什么。眼下,国内最了解和熟悉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我们的学者对此下了很大功夫)。我愿意在这里说说大概情节:在远离我们中国大地的另一块地方,一个叫美利坚的国家,在六十年前(1950年左右),画出了一种极率性随意的抽象画(美国抽象表现主义),那种抽象画比一百年前欧洲人首次画出的抽象画(比如康定斯基)更加放纵自由,于是就有一个叫格林伯格的人为此论证说,首先抽象绘画是一种革命的形式,因为它以前卫的姿态让艺术与消费领域中的庸俗文化区别开来,让艺术达到绝对高度。而代表前卫和革命的抽象绘画的艺术标准是,平面画布上的色彩,线条,及各种形状之间的推拉关系,总之,现代绘画有它不同于古典艺术的“宏大叙事”,那就是要把绘画从状物,言事和制造空间错觉中剥离出来,最后形成它独一无二的形式品质—平面性。



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该想想,这种把艺术归结为平面性的西方理论究竟高级在哪里?不过,我对此最好保持沉默,免得被人看成是要命的民族主义者。倒不如看看他们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美国当代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丹托明确无误地说道: 格林伯格在提出这样的现代绘画标准后,很快被人反对,“是因为现代主义过于局部,过于物质主义,只关注形式、平面、颜料….. ”

(见丹托: After the End of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丹托接着批评道:“抽象表现主义画布除了是艺术外什么都不是。它更多地与生活断了关系,越来越孤立地生存于艺术世界中,最后它由于缺少外部的投入垮掉了。下一代艺术家努力让艺术回到与现实、与生活的接触上。他们就是波普艺术家...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把波普艺术看作历史重大变化的标志。他最终都不能认真对待波普艺术...在绘画抽象之后,他无法认真对待任何艺术,他自己的批评成果几乎停止:他的批评文选最后一卷出版于1993年,但终止的时间是1968年。他没有办法、没有严肃的办法让新艺术符合他的独特叙事。”



也就是说,我们进口的西方艺术理论,在他们那里,其实到1968年左右就开始撑不下去了,至少它在艺术家们那里撑不下去了,因为新艺术出现了,这个“新艺术”,就是70年代之后被命名的“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超越画布的做法,不再讲究风格创新,而只在意观念的做法。艺术家们纷纷扬弃那套令人讨厌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平面律令。结果,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带给西方的不是什么风格手法,而是我在上面说的那种彼此可以端着酒杯互相平视的状态。我在川美的一个学生总结得比我更精彩:现代主义是“形”,后现代主义是“态”。



我们继续回到“进口”的这件事上来。自然的,我们进口了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和理论,也一样进口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早在二十年前,我们的美术刊物里就各处出现“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了。可是,在现实中,到了眼下2011年,我们这块土地上似乎尚未实现后现代主义之“态”。 请读者诚实地想想,如果那几个隐士型的中国画家出现在派对上,你拿得稳他们可获得其他端着酒杯的画家们的平视吗?这真的太难预料了,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压根儿不会被邀请到派对上去,他们至今还只能处于“隐”的位置上。我没说错吧?



我真的很难明白,是什么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艺术有如此大的成见?那个格林伯格都敢把区区平面性拿出来当绘画的终极价值,还嚷动得满世界知道,我们讲笔情墨趣,怎么就不可以当成一面旗帜打出来,让它猎猎飘动?!我真的不明白,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笔墨”价值,凭什么就要低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平面”价值?如果我们真以为自己进入了“后现代”,进入了“当代”—在艺术中一切皆可为价值,那么,对于如此弥天盖地的不公正,我们竟没有感觉吗?



实际上,这种来自自愿屈从西方的不公正,连西方人都不大看得下去。这倒并不是说西方愿意来看重中国的传统水墨画了,而是说,西方人在艺术上已经放弃持有一种“好”的标准了,可是中国显然没有。中国不仅没有放弃持有一种“好”的标准,而且,这一个标准还不是中国自己的。这太叫人惊讶了,连美国人都对此非常非常惊讶,他们不断地问我,你们的艺术为什么总是要学我们!学我们!!学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那几个隐士画家让我感动,他们的坚守,他们的甘于寂寞,他们的淡泊名利,在我眼里,和那个法国艺术家杜尚在100年前的采取的做法在心态实有相像处。杜尚在1912年开始放弃绘画时,他是不为人喜,没人理睬的。他的做法就是坚守,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你得独自面对,就只有你一个人,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杜尚如是说。杜尚寂寞了半个世纪后,西方艺术界就给他加冕了:把他的个人化追求变成了一种主流价值。西方最终肯定了杜尚,意味着他们艺术上的进步:由“形”进到“态”。



那么我们呢?我们在“形”的方面对西方那真叫跟得紧,那么在“态”的方面呢?



也许有人会说,且别在这里说什么东方、西方,什么形与态,在全球化了的今天,判断艺术已无东方西方之别,艺术必须有创新--这总是个全球皆可的标准吧。隐士画家们全无新意,难道不当鄙薄?可我们该问问,我们如今缺少创新吗?中国眼下在艺术上的开放有目共睹,艺术上的创造力简直澎湃汹涌,只说我在今年中艺博上看到的中国当代作品,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看到的实验艺术系的学生作品,比我在美国洛杉矶,在纽约的恰西区画廊中看到的东西更有激情,更饱满,更具形式上的创造性!可是要知道,用形式创新来判断艺术的高下,显然是比西方落后了呀。



在西方,艺术形式的创新已经不重要,他们已经对创新疲劳了(因此模仿,重复,抄袭都可以当成公开的创作途径。)他们开始看重什么?他们看重的是一个艺术家的“用心”--你用什么手段不重要,用什么材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人看出你“别有用心”。当他们把杜尚当成价值时,取中的就是这一点: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术更重要--“是的,一个个体,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对我来说,比对他做出的东西要更有兴趣。”(引自《杜尚访谈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111页)



因此,我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那几位中国隐士画家和杜尚变得可比了。让我们越过杜尚的小便池,越过中国隐士画家的笔墨这类“形”的区别,去看看他们作品的背后的“态”--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那种“任它溺水三千,我自取一瓢饮耳”的心态。这个东西,眼下似乎成为我们艺术界的罕物。



最后,我还需再请读者试着看看整个事情是否有奇怪之处:在100年前,中国国势孱弱,列强欺辱,传统呈现颓败陈腐,那时我们丢下传统,学习西方强者,这倒罢了。30年前,我们浩劫初平,高压解禁,全面开放,眼界始开,争相学习西方各种新鲜事物,无暇顾及传统,倒也还是罢了。如今,我们国势强盛,经济热涨,尤其是,西方艺术的价值取向从后现代开始,已出现类似我们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容:“……艺术家已经成为哲学家过去担任的角色,指引着我们思考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东西。这样艺术事实上就是关于经验了艺术的那些人。它也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P. 45)瞧,这多少开始接近我们中国传统画家认可的: “做一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藏于胸中。”(潘天寿语)可是我们以此为长项的传统艺术,在2011年似乎还在“隐”,依然不能重整衣冠登入当代艺术的殿堂,叫人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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