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沃斯看世界 李稻葵

2009-03-20 | 李稻葵：从达沃斯看世界 作者： 李稻葵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传递出多方面的信息：金融风暴引发的西方对价值观的反思将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干预主义的新左派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环保主义者的运动升级为环保主义，并出现环保霸权主义倾向；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思潮将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必须对此认真研判，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找准位置。


　如果说金融危机给少数几个产业带来了繁荣的话，那么，国际会议行业无疑是其中之一，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就是见证。1月底在此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 2009年年会盛况空前，参会人数从往年的2100多位上升到创纪录的2300多位；参会的各国元首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往年的20多位达到了创纪录的42 位。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参加了本次年会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备受欢迎。

　　本届达沃斯年会的主题是“重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这一会议也的确为我们管窥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会上反映出的各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先导性，值得研究和思考。

　　西方人在反思:从价值观到全球化体制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的政经领袖们均在反思。在达沃斯论坛上，西方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现任首相布朗和前任首相布莱尔，都发表了基调相似的观点，认为对金融风暴的反思不应只停留在金融监管的技术层面之上。布莱尔说得非常明白：西方必须反思长期以来指导社会活动的基本价值观；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价值观不可否认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但是，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必须是明智的（enlightened），必须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的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不是赤裸裸的个人利益。他表示，对正在演进的金融危机也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现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超越了全球制度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重建全球经济制度的一体化。布朗则说得更明确：我们要建立的、规范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

　　必须引发中国人思考的是，布朗所说的这种共同价值观到底指什么，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价值观（今天的表象是过分消费），还是中国传统的孔夫子的价值观（表象是高度节俭）；是经过布莱尔修订的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还是东方式的追求社会个体和谐的价值观呢？

　　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无从与西方精英探讨如何建立共同的全球化体制。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刚刚开始，中国的知识界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了吗? 无论如何，当前金融风暴所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社会制度本身的变迁，还可能包括引导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制度的变迁，这将直接影响到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的发展，因此，中国对这一变迁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重归理想主义:

　　新左派思潮抬头

　　本届年会凸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回归理想主义，重燃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既发源于对金融危机背后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激发于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上任。

　　达沃斯年会特意请来了6位高中生和大学生现身说法。他们来自巴基斯坦、美国、英国、南非等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共同的说法是：他们是关心政治的一代，其对政治的热情是由奥巴马当选所点燃的，奥巴马是他们的偶像。事实上，不止是年轻人，参加论坛的一大批西方学者和企业家也以同样的热情在讨论着当今世界走向的话题，让人感到理想主义重归西方世界。

　　这种理想主义与传统的保守政治思维不同，它更强调世界的可塑性，强调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性。这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与理性的新左派思维一拍而合，本届论坛上反映出的是一系列的新左派思潮。与传统的左派思潮不同，新左派思潮强调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尊重，强调对个人自利性和逐利性的基本尊重。但和保守右派不同，他们认为，个人追逐私利的行为应该受到约束，个人的价值观应该加以修正，并更多考虑社会体系中其他人的利益，即获取所谓“理性的个人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急于完全改变市场经济的基础。他们认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同时，经过干预后，市场的各种无效性和低效性完全可以得到改造。

　　最直接反映新左派思潮的当然是金融救市的话题。参会者的一种建议是由国家直接对银行的呆账提供担保，以此来提升银行的资产质量，促进银行恢复正常借贷；另一种思路是由政府来剥离坏账，转移给一个专门成立的坏账银行，从而使银行体系正常运行，而坏账银行在政府的补贴下逐步清理不良资产、化解历史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还有一种思路来自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Roubini）的建议，即直接由政府出面临时改变银行监管条例，降低银行的监管标准，比如银行自有资金标准，从而在短期内给予银行更多的信心。总之，干预主义的新左派做法明显占了上风。

　　环保运动已发展成环保主义

　　论坛上，环境保护话题的热度丝毫不亚于金融危机。各国首脑和前首脑，包括美国的前正副总统克林顿和戈尔，都就此发表了鲜明的观点。总的看来，在环保问题上，西方精英分子的观点高度一致，态度非常强硬。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面临的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多场危机。

　　实际上，到底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还是地球自身气候大周期造成的，这一严肃的科学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容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已经上升为气候变化主义，已经意识形态化，甚至宗教化，气候变化主义者与其他阵营的对立程度已经堪比上世纪冷战高峰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

　　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气候变化主义者来说，气候变化是全球最重要的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到，在气候变化乃至广义的环保问题上，奥巴马本人是其内阁中最激进的、最绿色的。在这种极端的环保主义影响下，达沃斯论坛的各种环保讨论都一致呼吁世界各国马上采取一致行动，尽快就二氧化碳减排等问题达成一致协议，而且，在今年12月于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必须达成一致。

　　这种世界气候变化主义的紧迫性，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环保霸权主义倾向，尤其值得中国社会各界关注。

　　对于中国的两大期待

　　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自然而然成了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的演讲引起好评如潮。他在讲话中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委婉地批评了美国经济的政策执行者和监管者，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一位与会的西方企业家对笔者说：“温总理的潜台词是，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你们发达国家看着办吧，你们也应该做很多。”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也表示：“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案。”这反映出了西方企业家和知识界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参加论坛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也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及早恢复高速发展，以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不过，也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存有疑问。在笔者参加的一个矿业和钢铁集团领导的讨论会上，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率先发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示了极度的悲观。之后，我尽量客观地通告了中国当前发生的一些情况，请与会者自己作出判断。而好几位参与者，包括阿赛洛－米塔尔集团的创办者米塔尔本人也表示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让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会后，矿业联席会的主席，也是英国一家大型矿业上市公司的老总对笔者说，幸好有你在，不然这次会议的气氛会非常糟糕。

　　对于中国，还有另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的讨论，在关于未来世界的讨论中更好地发挥领导力和正面作用。施瓦布教授亲自为参会的中国代表举办了晚宴，并在致辞中表示：“我们特别希望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笔者参加的另一场各国贸易部长和WTO总干事长拉米的小组讨论会中，各国对于中国在当前这一轮贸易谈判中将发挥的作用也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小组讨论一结束，印度商务部长Nath（此人新书《印度世纪》在年会印度之夜的聚会上散发，笔者信手翻阅，不敢恭维，口号甚于论证）马上和拉米就地展开了会谈。看到此景，真希望我们的商务部领导也在场，一些非正式的交流机会无疑极为宝贵。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中国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达沃斯论坛所传递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清晰的。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呢？毫无疑问，首先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发挥全球影响力的根本。

　　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无疑应该在全球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多哈回合的WTO谈判中，中国的利益与发达国家不同，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应该起到一种桥梁作用。而要起到这种作用，一个重大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判当今世界的种种思潮，从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发展的格局。这要求我们的学者要有更加开阔的胸怀和国际化的视野。对于中国的企业界而言，这无疑也是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参与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创立中，挑战则是我们的能力必须随之提高。相信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能够迎难而上，抓住机遇，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