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2

第五篇

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清】王夫之

四十一

另外美国希望打击的是伊朗的汽油进口和原油出口。 也许你会惊奇，伊朗在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下，其本国的石油提炼能力因为设备老化，缺乏配件，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汽油需求，而要从国际市场每天买大约7百万加仑， 占伊朗消费量的40%。本来这些汽油通常从欧洲进口，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不得不转入亚洲市场，从新加坡入口，通过支付欧元现金而逃避美国的制裁。同时，伊朗支付了中国的中石化公司22亿欧元将伊朗的两大炼油厂生产量提高三倍，并试图开发天然气液化来彻底解决燃油的进口问题。
伊朗政府也试图提高汽油价格，但是在愤怒的年轻车主阶层抗议之后，不得不作罢。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会是一场持久战，如何做到汽油的自给自足是保持国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的当前策略，是如何使伊朗难以从亚洲进口汽油。
在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由纽约的民主党议员爱克曼和印第安纳的共和党议员彭斯刚刚提出在2007年的制裁伊朗法案中，增加条款，禁止世界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汽油，并惩罚任何在伊朗能源工业投资的国家。
很明显，在伊朗能源上投资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尤其是中石化的最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当时美国就暗示可能会以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理由，而对其制裁。而中国就暗示，以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来作为报复而打击美国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在伊朗的石油市场上，除了中国，就是日本。本来日本曾经非常配合美国的政策，从伊朗撤出了投资，但是发现美国保证的从伊拉克替代的石油未能兑现，使日本的能源来源陷入困境，因此对美国的制裁不再热心，而且日本从伊朗买入的石油，全部用日元计价，而美国财政部几乎没有对日本施加压力，可能也是日本没有其他选择。
印度同样对美国的制裁三心二意。本来印度计划从伊朗经过巴基斯坦的油气管道，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泡汤。加上中国在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作出不利于布什政府的评估后，立即签订的合同，都令印度人耿耿于怀，认为盲目跟着美国走，就是自取其辱。
当然美国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彻底打垮伊朗的经济，而是令伊朗人的日子艰苦，而不得不接受美国苛刻的谈判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造成危机，而导致伊朗自己内部的政策争吵，从而给予美国可乘之机。对待中国和伊朗的经贸关系，美国根本不敢用贸易战的威胁来要挟中国，一个可能性的方案就是告诉中国，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中国的不配合），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进行战争，而那可不是你中国想看到的局面吧！
另一个角度就是最近由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卡泊林（这位作者正是2005年关于台海中美大战的放风者，通常代表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势力的观点）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一些见解。他提出新疆和西藏的情形和台湾不同，牵涉中国人（汉人）的民族感情，所以美国在操作这些问题时，要比较小心，不能得罪了所有的中国人，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最好是和中国人面对面沟通，比如布什总统不应该学那些欧洲的“小”国（大概指法国之流的不入流国家）去抵制奥运会，而应该和中国人协商，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换取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估计如伊朗，缅甸和苏丹等）支持美国的行动。

四十二

而美国在伊拉克艰辛的经营了5年，终于有机会在纸面上对伊拉克石油进行分赃。估计这个月，西方的5大石油公司美国的埃克森，雪佛龙，英国的英油，英荷的壳牌，加上法国的托托（也许这是为什么法国新总统沙科奇让人觉得比布什还布什的原因），终于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一个私相授予的开发合同，而不是石油界通常进行的公开拍卖，以出价者高赢得合同的惯例。经过了在伊拉克政府石油部工作的石油专家们的评估，这些来自于以上公司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把合同给予这5家公司，是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最好的选择。
这个合同是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28个永久使用权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用兵抢回石油输出港巴士拉之后，才有可能签署。如果美国可以保证石油公司员工的安全，和石油输出管道的畅通，至少可以部分的解决日本的石油短缺问题，使美国可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当然和当初的原定计划不同的是，美国的人民是无法追回这些年在伊拉克用兵的军费，直接的收益者当然是这5大石油公司。唯一的变数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由伊朗特种部队假扮的什叶派民兵）会不会让这个计划得逞，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这就令人不禁想问，到底伊朗一仗会不会在布什离任之前开打？笔者的估计是机率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伊朗的核子计划距离核武化尚有一段时间，而美国对伊朗的空中打击，并不能完全将这个计划摧毁，而面对伊朗可能无休无止的报复，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针对以色列的反击，都会令美国好不容易叼到嘴里的肥肉，又增加变数。而且，美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占领伊朗，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地面部队的话，就不能排除希望扶持亲美的伊朗政府，而这两个选择似乎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不太现实。但是，如果美国可以将战争的危机刺激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可能会以强势的谈判地位，和伊朗暂时消除敌意，而换取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予以承认，而不会挑战美国在伊拉克的大肥肉利益，然后在将来再找机会颠覆伊朗。
当然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上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在把法国拉进分赃团队里，就保证了欧盟的英法两国知道在哪边站队，不会再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说三道四。
那么伊朗肯不肯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白白的放弃，把好不容易吃到口里的伊拉克再吐出来，也是一个考验。现在伊朗的对策是，一方面竭力争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希望借俄国和中国的力量来应付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相似于欧盟的亚盟出现，能够让伊朗的未来完全与西方和欧美脱节，而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来带动伊朗的经济起飞。
当然最佳的选择就是，伊朗能够和中国和俄国建立起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能够为伊朗在获得核子武器之前，提供安全保障，而使伊朗成为亚洲经济圈的一个边界防守力量。其实伊朗在这方面一直很积极，而俄国也因为北约的步步紧逼而愿意合作，反而是中国似乎不愿出头，觉得自己力量还是太弱，无法担负起保卫伊朗的责任。
从俄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欧洲可以从伊拉克取油取气，当然会虚弱其对欧洲的能源武器的威胁砝码。如果能够令伊朗的能源全部流向东方，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结果。虽然不可以出兵保卫伊朗，但是在提供先进武器给伊朗上面，似乎比中国更有能力


四十三

如果考虑到国际大势的变化，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向东亚漂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一大变局中，美国的超强角色自然会衰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还是比较可观，如果美国将其全球力量收缩，而不是到处在全球扩张，其就不会象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一样，轰然倒塌。美国还会在一个多极的世界次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欧洲。
在东亚的新次序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当这三个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为基本，加上日本在观念中的脱欧返亚（当然美国重兵驻境，有一定难度），就会造成欧洲的地位大幅降低，而成为类似崛起的阿拉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地位。
对西方的垄断来讲，这也是一个噩梦。所以如果能够在亚洲的未来三强中制造事端，从二桃杀三士，引出个火烧连环船，应该是上上之选的对策。
而这个二桃，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石油，天然气代表的能源，和其他各种金属原材料。如果美国和北约可以控制住中东，解决伊朗，北上中亚，然后南下中北非，就可以控制住亚洲三强的命脉。至于中南美洲，通过浩瀚的太平洋恐怕还是一个梦想，只有在二十年后，也许集三强之力，才可以和美国领军的北约对抗。但是三强可不可以熬到那一天，出现那样的整合，而不是互相之间咬个你死我活，还是未定之数。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三强中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日本不足为惧。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日本人民的卖命工作，经常成为替美国和欧洲人民付账的提款机，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大部分军费都由日本人支付，甚至出现了被迫支付因为兑换率变化而造成的差额。而当日本经济一旦过强，就遭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一直到日本陷入经济衰退为止。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市场在外，资源在外和能源在外，一切命脉取决于美国人的脸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日本颇象英国的地位，以英国来平衡欧洲大陆的法德联盟，正如以日本来平衡亚洲大陆的中国。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英国是美国的堂弟，日本只是美国的奴才。
在南亚的印度，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印度在邯郸学步，继承了英国人替他们建立的无法运作的民主体系后，一直无法有效的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周边的安全环境。凭着一批绝顶聪明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印度人民作为数学发源地的底蕴，终于让印度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在外包业中异军突起，在电脑和医药等行业上可以有所建树。但是印度的体制造成其官僚体系腐败和低效率，利益集团在频繁的选举中不断侵蚀公共利益。在周边关系上，还是未能完全处理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紧张关系，但印度的战略界和军界，却仍然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非常容易陷入美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印度抗衡中国的挑拨。而印度有限的海军力量却反而在印度洋，因为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薄弱而独占鳌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介入还不是太顺手，在缅甸的颜色革命也不成功，在斯里兰卡通过上次南亚海啸的渗透也没有结果，使印度暂时可以心安，但对中国的任何哪怕是商业的动作都精神过敏。

四十四

在西方的商业词汇里有两个新词，都和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印区（Chindia），另一个是中中区（Chime）。
中印区指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将为世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来都是在世界经济上，排名第一和第二，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持这种意见的人，在印度不占少数，他们主张利用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源上的长处，比如中国和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上的二分天下的地位，和中国和印度裔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商业地位，可以一方面和欧洲和北美竞争，一方面甚至可以用这个区域发展的市场，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等国的经济起飞。
中中区则指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以中东穆斯林国家的能源优势结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加上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对中东国家进行支持，而中东国家在金融和投资上参与中国市场发展，使亚洲可以从太平洋海岸到地中海岸建立起一个富裕和稳定的市场。
对这个远景，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以美国和西方霸权为核心价值的地缘战略派，如美国国防部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部，各大西方军火生产商，和各大能源公司，对这个局面是非常恐惧。加上宗教和文化冲突论者，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之流，则散布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合力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也对这种中国和中东的合作充满疑虑。而西方的另一些强调各文化和谐的人士，却欢迎这个局面出现。他们的观点是，由于西方本身无能力解决中东对西方的仇视和恐怖活动，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中东创造出一个富裕和安乐的中产社会，也许反而会彻底解决中东人民对西方的极端行为。
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很动听，而且实际操作上也可行，但不是没有其中的弱点。
在中中区，有三个方面可以打击其成型，一是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升级，比如更多的美军，英军，法军和德军加入战地，可以把战火烧到巴基斯坦，通过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南部的贝路齐的独立运动，而切断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二是西方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比如法国最近在阿联酋新签下的阿布打比海军基地。第三个就是支持针对中国新疆的疆独运动，搞乱中国的边疆，并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打下钉子。
在中印区，虽然中国和印度的领土争端没有任何导致冲突的迹象，但西方以西藏独立运动的炒作，通过由西方人直接控制西藏流亡组织的方法，而倡导暴力和恐怖活动，都有可能使中国和印度的分歧增大，而出现火烧中国和印度这两艘连环船的局面。
至少在印度，已经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拉萨骚乱后，去达兰沙拉为藏独打气，印度的评论家就指出，当两个大象打架的时候，大象脚下的那块草地就会遭殃。中国和美国就是其眼中的大象，而印度就是其笔下的草地。很值得寻味的是，美国已经开始有媒体炒作印度的阿山姆邦（在与中国争端的藏南之南）的武装独立运动，一旦在印度的藏独分子开始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就会在中国产生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可能，从而把两国拉入更多的冲突之中。


四十五

那么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新的挑战呢？
通常在施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软和硬的两手。硬的一手打击在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软的一手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包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政策才可以使所有赞成国家政策的人士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使所有反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击。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新疆软的一手不够软，而在西藏硬的一手不够硬。相对于西藏，国家的投资资金比重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资的项目中，也应该有所调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业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业人口提供脱贫和就业的机会。
中国在解决新疆的问题上应该比西藏更容易，因为疆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都使疆独势力无法建立起有规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独势力缺乏整合和有声望的领袖人物， 都影响了其行动的能量。美国已经试图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见热比亚，和欧洲企图争取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都可以看作加大干扰中国新疆稳定的一个前奏。
而现在美国国会运作的企图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阿凯达和塔利班作战时，俘获的17名东突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从古巴的美军关塔纳摩监狱释放出来，也是考虑到疆独组织势力太弱，而需要把这些曾参加了车臣对俄军的苦战，甚至让美军吃过苦头的战士，放出来咬中国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书了中国新疆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绩可观，使美国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补充疆独力量。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这些恐怖分子最终不排除手持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护照，最后潜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亚国家，操作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反恐人员应该在这些地区布置，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国政府还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不能仅仅依靠民族自治，还需要倡导民族融合，鼓励和提倡汉族人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把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学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以民考汉的方式，提高其汉语水平，还要提供优惠为汉族学生提供汉考民的机会，使在将来可以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多语的机会，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交流和理解上的问题。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施行民族自治。

四十六

在民族教育上，中国政府不光要推动基础教育，而且还要大幅度的依赖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普及职业学校，通过和各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使少数民族在技术工种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对多民族的合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争取可以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形成一股维护社会稳定的富裕的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新疆的宗教阶层，基本上对政府政策持拥护政策，而和西藏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新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尊贵，而且对群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还要大。如果宗教阶层在社会中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感觉，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
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的改革问题。笔者其实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无党政治。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是一种笔者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极不平均，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而最终造成阶级的对抗引发国家的崩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每产生一个李嘉诚式的大亨，就会导致几万家庭的无屋可住。而多党政治所代表的为各个经济利益的强势集团而瓜分国家利益，不光会导致恶质政治而造成中国的实际地方割据，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导致下层人民赤贫化。
但是如果中国不想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发展，而使中国共产党转型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儒家阶层的方式，即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代表某些基层的利益，而是变成一个专业化的精英阶层，代表全社会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种利益之间的协商都可以在党内达成妥协，而不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在选举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最终是以一党之利玩零和游戏。
这样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工人党，农民党，开始接受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等，而最终包容一切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力量。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力量，理所应当的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已经有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开放党员给信仰宗教人士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在党章中，将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是实现中国成为一个和谐，均富，包容和公平的社会，而自身的宗教信仰和这些目标不仅不冲突，而且还对达到这些目标更有益处。当然，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势力，都应该被包容进现有的体系中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一个宝贵遗产。

四十七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年初的大风雪导致的交通瘫痪。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中国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投资，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而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的特点在于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和创造就业机会上，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靠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继续靠价廉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期和中期展望上，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再增加内部的消费，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而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大都市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
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
一是发展高附加值，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5千年底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内，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抢占。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后为主导，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四十八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牵头，但是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地方的各级政府协调，讨论如何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中国的文化和娱乐界则在这个建立自己文化风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下，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还可以辐射外蒙，俄国的滨海，朝鲜，韩国和日本。
而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大成，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岭南文化，本来在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行销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雅文化的缺乏，而导致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这就造成整个南粤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为耻的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而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
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而欧盟就不断的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利用这些企业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英国某大学对藏独的支持，某些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不只是对这些行为抗议，而是要趁机支持中国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而不是三分钟的热气。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向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在资金上捐给这些非政府，非赢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今天的国家之间，除了合作，更多的是争斗，商场如战场，如何减少内斗，一致对外，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以西安为中心，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连成都，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以银川和西宁的包含中东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

四十九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的城乡比例大约达到70-80%城市人口的小康社会，使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百万到1千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而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反而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这里加上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地区，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而且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和新疆，如果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5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和伊宁，塔城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由于教育水平高而拿到高收入工作机会，而少数民族由于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不乏针对省份民工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但这个做法在少数民族区域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武器。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提供旅游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各族人民的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而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在青海和甘肃这个地区存在的中国最紧张的民族关系，即回族和藏族的关系。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首选。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伊斯兰势力东扩，对印度的佛教势力带来毁灭性打击之时。看一看今天印度超过1亿5千万的穆斯林，以及更多的巴基斯坦人口，和孟加拉国人口，可以想象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冲击。所以当时的佛教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是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也是关于佛教打败伊斯兰教后的极乐世界。而当中国的回族在跟随成吉思汗的大军东侵，在西北住下来后，由于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治下，回藏两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族的仲裁而相对平稳。在元朝灭亡后，不同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并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在剿灭了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直到满族替代了蒙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落得了回族军阀马家军的手里。在青海的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很残酷，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强行令藏族的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青海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到西宁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人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参加攻打马家军的战斗，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要求解放军，可不可然他们看看有没有1千骑兵的实力。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则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使这些长老消除了疑虑。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回人杀得很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共产党终于让回藏民族丢弃前嫌，并修好了藏族不同游牧民族中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在加上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断传谣，回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1950年代所作出了民族和解的努力就白费了。

第六篇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近代】王国维
五十一

其实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最近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就发生了中学里非洲裔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的大规模打斗事件。这两个种族的冲突，主要原因是两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亚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资和非专业的职位上竞争，而这种工作反而机会少导致竞争激烈。再加上作为少数族裔的拉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数族裔优先计划，在本来黑人垄断的福利大饼中，虎口夺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忧虑。
另外一个种族冲突就是发生在黑人社区，曾经有犹太人去开商店，赚了黑人的钱后，就到富人区买房买地，完全对发展黑人社区没有贡献。而当犹太人撤出后，韩国移民又故计重施，从而引发了在洛杉矶的黑人针对韩国人的冲突事件。
其实中国的各种族间要和谐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很少听到这类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肃发生的藏回之间的不合，也不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出现，在于中国开放改革后，从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发挥的市场经济，对藏族这个传统从事农牧业，社会讲求等级次序的民族，会产生某种失落感。而对遗传基因里充满了商业细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很快就会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现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业活动像犹太人和韩国人那样，走进了藏区，就使这种情绪上冲突逐渐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就会有知识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过对藏民中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农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编造的谣言，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事件。
解决这个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明白，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所有的56个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在职业竞争市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说定时的工作时间，按照工作成绩而定的奖金制度，从事服务业工作，顾客至上的商业道德等等，都不太习惯。比如说藏族通常是单纯和友善，但当一个顾客要求这样那样时，有的藏民就觉得自尊受到了影响。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国东部理所当然的企业制度，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似乎在把“落后”的藏族逼进现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可以反感西方人那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权，自由和民主来教训我们的时候，对他们竖中指，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认真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藏区新开设的服务业，不是采取汉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独资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多民族企业提供贷款上的优惠，并以雇佣当地藏民为主。如果当地缺乏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该成立有针对性的职业训练计划，为藏民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就业计划，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较接近，就不会有在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感觉。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业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数虽少，但却掌握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马来族裔的关系一向紧张，通常在社会不安定时，成为马来裔贫苦的平民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了华裔向马来裔让利的计划，即将华裔企业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股份出来，分给马来裔人。当初，华裔对这个政策很反感，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却不得不免费去养一些好吃懒做的马来裔。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发现能够拿到那些让利的马来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马来裔社区里宗教和民意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清真寺里的几句话，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可以引发马来平民的大规模骚动。而当这些人成了华裔商业的生意伙伴后，不光是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动骚乱，而且还经常出来平息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开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齐心合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对走进藏区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汉族，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能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让当地的藏族分利，其实对生意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而享受这些分利，和参与合作的藏族，必须是支持国家政策，拥护民族团结并在社区的民众中有影响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当然要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鼓吹分裂，民族冲突和扰乱社会次序的人士，就必须在各方面受到打击，这个政策决不能因为国外一些敌对势力的大声喧哗而有所改变。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软，对西方国家的杂音太过关注，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国内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解决不好青海和甘肃的藏回冲突，其后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独势力可以将藏族经济生活提高慢于回族的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并攻击中国当前的民族自治制度，认为如果藏人真正当家做主，比如说独立的话，就会真正的保护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动民众情绪时，往往用不可调和的宗教情结来代替容易妥协的具体的经济诉求，使情况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区普遍流行的，其实是某些宗教人士编造的谣言，指回族在餐馆的面条汤里面，放进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骨灰，这样喝了汤的藏族就会很容易被从佛教皈依成伊斯兰教。其实局外人听起来，认为很荒唐，但是对青海和甘肃的藏族，曾有过当年军阀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变信仰的历史，又有当年伊斯兰势力在印度和中亚横扫佛教势力的痛苦记忆。这样就把回藏之间的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问题，而不是经济的政策这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随着中东在油价高涨而造成钱包鼓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而与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缘上都有紧密联系的回族，靠娴熟的阿拉伯语，将会成为他们的经济伙伴和雇员。当年被解放军打败的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并最后入籍，而老死在客乡（当然也可以说宗教上真正的家乡）。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独势力背后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冲突升级，他们的阿拉伯人里的支持者就会相应号召针对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场圣战。而藏族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又是非常气愤，看到美军打击塔利班感到很过瘾。这些问题落到了国际颠覆专家的手里，又是一个火烧连环船，搞乱中国的一个契机。


五十三

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过去的农奴制下，大部分的藏民必须承担领主和高级僧侣的奢侈生活，导致自身的消费物资非常缺乏，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落后，导致藏族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藏族平均寿命大约35岁。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在国内的领主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许多僧侣还了俗，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批领主和活佛们，逃到了印度，吃上了美国政府的供养，都使藏族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在公众卫生上的努力，而藏族又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结果是导致了藏族人口增长了180%，从1950年代初的200余万人增长到今天的550万人，其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2岁。可别小看这个72岁，因为世界最富裕和发达的美国人均寿命也是72岁。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脆弱的天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青海为例，本来藏族牧民依赖天然的草场，可以靠自己放养的牛羊群，而有很好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放牧的人增多，草场在过度的放牧中开始沙化，这就要求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动，必须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牧民的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尤其重要。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中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像美国的黑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的状况，使很多人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房屋内，但由于工作和前途没有着落，就会成为不满的根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藏族人口平均年龄很低，大约在20岁（维吾尔族也是这个情况）。通常这种年龄结构的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动乱。中国平均年龄20岁时，大约在70年代，我们大致都知道那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年轻人打群架的社会现象。而美国平均年龄20岁时，正是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以反越战，吸毒和嬉皮文化为特征的年轻人向整个美国次序掀起了挑战。如何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如流行文化中的反叛行为，或者投身于体育运动中等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问题有防范的做法，这两个因素就会很容易被海外藏独势力利用，来配合由部分格鲁教派寺庙的喇嘛的分裂主义行为。如果看一下历次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主要的闹事者都是以黄教格鲁派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庙里的部分喇嘛为主。而班禅喇嘛治下的后藏地区，则不会参与这些分裂活动。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如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比较关注于自身的宗教实践，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持支持态度，也不关心世俗政治的权利分配。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闹事的寺庙时，由于过分在意西方国家的舆论和西方政府的态度，在政策上过于软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杜绝达赖喇嘛的海外宗教势力，通过派出人员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寺庙。另外就是通过来自其他藏区的喇嘛学徒到这些大寺庙学习的机会，向其他藏区的寺庙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藏区的寺庙里有配合拉萨的响应活动。

五十四

其实这是藏族社区在历史上很传统的方法，通过宗教上的师徒传承关系而达到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如果过于放松，等于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允许了一个地下的影子政府，而这个政府就通过美国控制的藏独势力，闻鸡起舞，通过散布精心编制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当地的社会次序。
中国政府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的舆论和公众之所以轻信达赖藏独势力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并不理解，如果中国政府耐心的想他们介绍事实，他们就会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藏问题。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海外藏独运动反而是完全由西方政府在背后运作，而作为海外藏独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反而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对这些势力控制的真正能力。在美国的藏独操作是由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支持西藏独立组织，得到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势力如国会议长佩洛西等人的支持，而加入了很多好莱坞的过气明星来增加声势。另一个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具体又其藏语和汉语部门）。这个电台号称民间组织，但其实是由美国共和党内的右派控制。这次其本上所有西方其他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都是通过这个电台提供的假消息。
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美国国会下的民主基金会，而具体操作都是由中情局的退休专家发挥余热。笔者的分析是，之所以在3月14号发动动乱，主要原因是利用这一事件影响台湾的大选。即使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在今后的操作中肯定会加大砝码，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达到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苏丹，伊朗等能源地，向美国输送利益。
现在海外的藏独势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虽然达赖喇嘛在中情局的宣传攻势中，成功的建立了以达赖喇嘛灿烂的带点童真的幼稚笑容为形象的西方商业品牌，以他带口音的英文，高深而朴素的佛学哲理，把傻乎乎的西方普通人忽悠的死去活来，他的家族还是要考虑他圆寂后的敛财方式。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政府成功的谈判，而使达赖喇嘛可以重建其在中国的尊贵地位，他的家族不光可以继续享受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巨大商业利益，还可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事务中占最大的股份，直到下一个达赖喇嘛家族的产生。当然在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上，还是会有一场争夺和政经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可以说，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海外藏独势力中最想和中国政府谈判和达成妥协的。
第二个势力是以西藏的流亡政府主席桑东活佛领导的老一辈流亡藏人。这些人完全靠打达赖喇嘛的旗帜生活，当然其中的一些活佛也通过自己在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保证有一日三餐。这个势力主要参与了当年中情局支持的武装暴动和之后的游击骚扰，因此对最后被美国抛弃有惨痛教训，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时，比较注意是不是只是被人当枪使。第三个势力即是年轻一辈在海外出生的藏人，以西藏青年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协会为代表。这些年轻人其本上是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长大，完全受西方的势力操纵，而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现在海外藏独势力的内部斗争中，主要是以这个势力攻击桑东政府贪污腐化，而想抢权，使他们在配合西方政府时，更方便行事。


五十五

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必须有一个现实的看法，就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中国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斗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中国在考虑其政策时，就不能投鼠忌器，必须在需要对分裂势力残酷打击的时候，不能顾及美国的舆论，而捆绑住自己的手脚。而更重要的是，当美国通过总统和国会议员接见达赖喇嘛的行为（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被藏独各派势力夸张化，向其国内有联系的分裂势力转递错误信息。而这些分裂势力错误的认为西方政府会真正的支持他们的分裂和暴力活动，就会铤而走险，向中国政府叫板。如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由于对西方的顾及，而不能强势打击这些势力，就会印证了这些势力对局势的错误估计。其实西方政府支持藏独势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对西方国家让利来作为西藏问题的交换砝码，他们很清楚藏独势力并不能真正动摇中国的根本，因此在操作藏独的力度方面需要有很好的拿捏。
最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在藏独势力的支持上有所收敛，一方面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重开谈判，给了西方一个台阶下有关。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间的反西方情绪由于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操作动作过大，而强烈反弹，使西方意识到他们可能在将来不得不面对一个对西方充满敌意的强大的中国，而胆颤心惊。由于美国军事强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局都不够理想，美国和西方经济影响力的衰退，西方希望能通过对中国施压的方式，依靠中国的实力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为他们的利益而出力。这就是所谓“负责任的共同利益者”的真正含义。
在全球层面上，西方当然会拿出他们自己的萝卜和大棒政策。大棒政策就是支持台湾和大陆的继续对抗，将是干扰目前的“九二共识”的模糊主权争论，创造双赢局面的两岸良性互动，争取以清晰的“一中各表”而制造显性的两国论；然后支持和整合疆独分裂势力，干扰中国的中亚和中东能源供应线；最后就是争取进一步的掌控西藏局势，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事端。
美国对西藏的操作，就是争取能够在拉萨建立领事馆，直接与西藏内部的各派势力进行接触。现在美国的西藏情报来源和搅局操作，还是主要以依赖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作为中间媒介，这样就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会有意的错误传递美国的意图，误导内部的势力而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会造成美国的政策失误，使局面失控，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外藏独各派势力，为达到自身的目的，会误导美国政府，而令他们的决策行动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脱节。只有美国政府能够直接和中国内部的各派藏人中的势力接触，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时，才可以通过对不同派别的支持力度进行调控，来控制任何行动的规模。正如美国在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同派别中进行操作，以到达任何行为可以让美国利益最优化。

五十六

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地传达两个信息。一个是任何西藏内部反中国政府的力量都是西方和海外藏独势力的炮灰。即使中国政府在任何国际事务上向西方妥协，或者在任何条件上向海外藏独势力妥协，这些内部的反政府势力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中国需要学习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美国在阿富汗只要怀疑有一个人是塔利班分子，就会扔炸弹去炸全村人，而根本蔑视国际舆论的说三道四。中国在处理西藏和藏区的骚动时，如果其诉求是和自身权益相关的，可以和政府讨论。但是，如果其诉求是配合海外势力的行动，就应该严厉打击，连带其支持网络一锅端。对参与闹事的寺庙，要关闭其寺庙，使其经济收入直接受损，并要削减其喇嘛人数，禁止海外返回的喇嘛和其他藏区的喇嘛在寺庙里进修，切断其组织系统。
另外就是在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应当利用尼泊尔的政局变化，加大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并督促尼泊尔新政府把其境内的藏独势力赶出该国。虽然西方操作西藏问题的意图中不乏挑起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只要不会导致大的危机，小的和局部的冲突其实对中国并非无利。中国可以做的是，给印度施压而导致印度将藏青会组织赶出其境内。而施压的方式，包括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在中国允许非政府组织支持锡金和阿沙姆邦的独立运动。
在应对美国和西方在西藏的操作问题上，要充分总结民间这次在抵制法国家乐福和去法国旅游的成功经验，允许一些专门的以抵制西方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存在。一旦美国和欧洲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有动作，这些组织立即就可以起来造势，造成一种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反西方声势，对这些国家的政客进行阻吓。
西方在和中国的游戏中，基本上是以两手来对付中国政府。一个是其政府的官方与中国推行友好政策以确立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一个是政府的官员，国会议员，社会名流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与中国为敌，包括打击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暴力行动。比如说美国政府包括布什在内的高官和国会中佩洛西等领导人物，都公开支持海外的藏独和疆独暴力组织。在欧洲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藏独和疆独组织活动。中国也应该向这些老师学习，在中国可以成立支持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反西方为主的组织，为世界上的这些反西方组织提供财政和训练支持。
在将来中国将越来越难以用置身事外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希望自己能够安静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被西方骚扰，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平静地看着中国这个非我族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强国，而不试图在路上挖陷阱和拍砖头。当然西方明知光靠捣乱的方法，其风险性也很大，就会不断的祭出胡萝卜来，忽悠爱面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因为太爱面子，在奥运会上已经被西方砸了一板凳。不过是一个商业运作的体育活动，被挂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的大面子。一个奥林匹克山上取来的火种（其实从我们家后院取得的火种没什么区别）被冠以圣火的地位，搞得全球的反华势力都倾巢出动，要来砸场子。而其还有很多反华势力要冲进北京，借着你主人要搞一个历史上最大最棒的盛会，来搞你一个乌烟瘴气。


五十七

好在中国人民和政府已经有所醒觉，习近平最近关于对奥运会要有平常心的表示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而且在为了应付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对奥运会的保安措施，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对旅游业的打击，使这次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大大降低。
在应付西方反华组织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搅局行为，中国的民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应对方式。西方在自己的媒体上对本国人民有关中国的洗脑上可以用四句打油诗来概括。那就是“中国人民很善良，中国政府很流氓，西方政府要体谅，西方人民要逞强。”所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都是以中国政府为对象，而来北京捣乱的西方政治流氓，拿着西方政府工资的记者无国界之流的职业运动混混，在中国捣乱时，如果中国政府出面处理，就会造成西方媒体的大肆攻击。所以居然会让一些流氓在中国的长城上打出西藏独立的大旗。
而中国的应对方式，就应该让西方人明白，不是只有西方人有耍流氓的权利。中国人民虽然善良和好客，但是13亿人民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缺乏会有几个流氓混混。所以当这些西方来的流氓在北京搞事，就不能排除北京的流氓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出来对这帮白种流氓一阵暴打。在中国的警察赶到现场前，这些暴民又会作鸟雀散。中国政府会依法将这些触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拘留，而且会坚决反对民众用暴力手段来应对这些违法活动。但是很遗憾，希望这些外国人好自为之，不要在中国胡作非为。不要以为这帮混蛋是亡命之徒，有种的话，叫他们去纽约街头打出支持本拉登的标语出来，看他们可不可以活着走出来。
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在奥运火炬来到美国旧金山之前，曾有几个隶属于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职业混混，违法当地的法律，阻碍交通，爬山金门大桥的吊索上，挂标语。而大桥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把这些标语取下来。事后，旧金山法院对这个犯法行为进行宣判，判罚这些混混必须在社区组织做义务工作，而荒唐的是，他们需要做义工的社区组织，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法律至上的具体运作方法。
而担任旧金山警察保安活动总顾问的戴利警长，对记者谈到了他本身的亲身经历。戴利曾是美国特种部队军官，退役后曾出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保镖，后来出任旧金山一个分局的主任。在一次藏独分子在中国领事馆前进行的未经批准的非法静坐抗议活动中，戴利带领他的下属，去规劝抗议者结束非法活动。结果在他试图劝说一个喇嘛时，对方突然从袖口中掏出一个木棍，冲着他的头上就是一棍子打下来。经验丰富的戴利吃了个大亏，因为他以为西藏喇嘛都是热爱和平善良人士。让他更恼火的是，把这个打警察的凶僧逮捕后，因为美国上层人士的干扰，检察官拒绝起诉，使喇嘛最后无罪释放。戴利对旧金山警察的建议是，必须把藏独的喇嘛当作恐怖分子一样对待，严加防范，如果不然吃了亏都有苦说不出。
中国在对待这些政治流氓的时候，也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须改变过于顾及西方的舆论，而不能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出现。

五十八

中国需要提防的是西方拿出最大的一颗大萝卜，来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就是以允许中国加入西方八大工业国这个大亨俱乐部，用西方既定的规则，令中国为西方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当前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大幅减弱，需要中国的帮忙才可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维持其利益。如果中国人满足于这种虚妄的做了世界大国的美梦，就会傻乎乎的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西方国家的帮凶。
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政策，还是要用明初的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基石。首先要增加国防力量，建立一支中洋海军（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近海海军和美国的远洋海军），能够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中国这条从沿海到中东和北非的海上新丝绸之路，必须能够防止当代的匈奴来扰乱这条生命线。中国军队除了在潜艇和护卫舰上要加速国产为主的发展，还要充分运用友好国家的支持，通过贸易上的互利共同体，把北非和中东的国家利益同中国利益绑在一起。
广积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当然就是发展经济，这恰恰是中国人做得最好的一点。另一个就是要进行长远的战略物资储备，比如在东南亚和非洲发展以中国市场为主的粮食基地，补偿中国因为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耕地损失。在原材料上，中国应该大量动用手上过多的美元储备，在中亚，东南亚，南亚和北非购买矿业资源，在美元进一步大跌前，抢占全球的资源。在石油资源上，中国应吸取美国的教训，建立一个以替代能源为主的经济，而在目前，就应该充分利用产油国家，如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和西方的争执，在油价上取得优惠，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而当前高居不下的油价，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打击。中国必须让反美的产油国知道，如果中国得不到大幅削价的石油供应，而导致经济衰退的话，中国就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而使他们成为西方强权下一个军事干涉的目标。楚人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估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听得懂。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他们大可以增加对中国需求的石油输出，但就继续减少对西方为主的国际市场的供应，让西方那些投机基金，在把美国股市和房市炒死了之后，在石油期货市场上，把油价炒过150美元一桶，令按照国际油价定价的西方消费者为此买单。
而且中国在产油国家，比如说非洲的贸易，是用中国的基建工程换取当地的能源。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易货贸易。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也相应提高，应该可以保证中国经济不受打击。在国内政策上，不应该实行政府补贴的低油价政策，而是应该放开以消费者为主的汽油价格，但在生产和基本民生方面，例如农业，能源，公共交通和运输等等，根据重要性采取不同的退款政策。在能源效率方面，则必须通过严格的管制，使汽车等商品的能效达到高水平。

五十九
缓称王是中国人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并不是要做到邓小平所说的决不出头，而是中国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穷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十年，二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系，人民生活到达小康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要拒绝参加西方八国组织，应该出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在与非盟，东盟，拉盟和阿拉伯联盟之间，促进南南合作。又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南北合作和对话中，就全球贸易，环保，能源合作，温室效应上寻求合作。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的大国，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安理会中唯一和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在联合国改革方面，中国应对增加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即是西方阵营，又是美国政治傀儡的国家持保留态度和有条件的观望，但就更应该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支持阿拉伯联盟，非州联盟和拉美联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职位，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苏丹，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都可以在安理会轮流坐庄，使联合国可以做到真正多元化。
所以说中国在于欧洲联盟的关系必须重新审视。在前几年因为美国新保守派一意孤行，而法国在希拉克，德国在施密特的领导下，强调中国和欧洲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多极社会，防止美国独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当美国势力衰退，和中国势力兴起，德国的梅克尔和法国的萨科齐不光是向美国靠拢，开始向中国叫板，而且还在世界事务中，担当马前卒的角色。相比较于新保守派出局的美国政府，反而梅克尔和萨科齐这对黑风双煞，有比布什更布什的架势。
中国政府当前对欧洲的这一政策改变的回应是失误的。最主要就是仍然想以过去的分而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来达到目的。中国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国和欧洲不是中国现在那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的没有厉害冲突，所以可以做天然的盟友。
中国和欧洲，以致美国的冲突在于对当前经过西方世界数百年的杀戮和掠夺所建立的国际次序。在这个现存的国际次序中，只占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西方世界，要消费占世界四分之三的资源。现在你中国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要想过小康社会，在2020年到达大约是人均收入4千到5千美金，只是相当于西方的三分一而已，就必须加入现在的世界资源大饼分配，简直就是从西方人宽裕的饭碗里虎口夺粮。只要看一下欧洲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奥秘。
除非是中国人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即依赖于可再生的能源，和新型的建筑材料，而不是在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石上和西方极度浪费的消费文化展开残酷竞争，中国人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成为真正的盟友。而中国和欧洲之前的伙伴关系，也由于美国调整政策，不再口出狂言，大谈新欧洲的好处和狂贬旧欧洲的没落，不再忙于把法国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而失去其重要性。再加上美国允许法国等欧洲国家参与伊拉克石油分赃，和法国在阿联酋开设海军基地，都会使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
六十
而欧洲就会在应对中国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对策上，采取车轮大战的方法。去年就是由德国领军对付中国，梅克尔带头接见达赖喇嘛，开启今年的拉萨暴乱。中国的没有脑袋的专家们，就放出德国的影响力在欧洲不如英法的谬论，开始在经济上教训德国，却大块馅饼扔给来访的萨科齐和布朗。结果是喂饱了的白眼狼回去后，就由萨科齐唱德国去年的高音部，和布朗唱中音部，而梅克尔唱低音部，由萨科齐高调见达赖喇嘛，布朗低调见达赖喇嘛，和梅克尔找个借口避开锋芒。
中国人的愚蠢反应就是宣称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而法国的行为不用过分考虑，“因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不如德国”，开始准备对德国扔馅饼。当然现在因为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拿到的超巨型大饼可以吃上好几年，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世界上展开打击中国的行动，估计明年就该又英国扮演领军角色，等中国这两年喂饱了德国之后，才会轮到德国出马。
中国人实在该变得聪明一些。既然欧洲在世界事务上，重新成为美国的马仔，那么中国就应该只把他们当作美国的马仔。在国际事务上，就不需要在欧洲的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只要和他们的老大打交道，谈妥个协定，又他们自己老大回家自己传达会议精神就行了。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小老弟朝鲜学习。朝鲜人对日本的喋喋不休声称，你日本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州而已，根本不需要来参加谈判。我和美国谈什么，由你的老爸给你打声招呼就行了。
在如何应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也有不同的分歧。共和党的傻冒总统候选人麦凯因宣称要把俄罗斯从西方八国俱乐部踢出局，永远不让中国加入，但就要吸取印度入会。这位老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卖你八国俱乐部的账，自己开一家新夜总会，你那个俱乐部就会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一样，门可罗雀。而最近美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新提议，则值得中国学界人士的附和。即建立以美国和中国为主的G2俱乐部，将中美之间定期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一个对国际政治各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主要政策出产地。美国的想法是由美国和中国共同管理世界经济和安全事务。
中国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想法，做为一个代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中国应该提出增加地区性国家组织在地区性事务的主导作用，和中美两个大国可以其的协调和辅助作用。比如说中东的伊朗问题，应该主要由欧佩克和阿拉伯联盟的框架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而美国和中国都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再如非洲的津巴布韦的政治危机，中国要坚决反对西方主导的制裁和甚至军事干预的政策，而应该依靠非洲联盟对这一本地事务的处理意见，来决定中国的政策导向。
总之，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应该逐渐排斥欧盟对非欧洲以外的事务的发言权，不需要尊重这帮黑社会的小喽罗，自以为可以得到黑社会大佬的待遇。他们既然只不过是美国全球事务的一个马前卒，那么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只需要同美国去寻求共识。

第七篇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现代】毛泽东六十一美国和欧洲有两个担忧，一个是世界经济中心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而转移到东亚。在未来的二十年后，这个世界非常有可能出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第二，日本第三和印度第四的局面。在这个形式下，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可观的军事实力，和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亚太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中，其他的世界国家则需要通过重新定义与亚洲主要经济的关系，而在其中分一杯羹。以出产能源和其他农产品来满足中国和印度巨大市场的国家，如澳洲，加拿大，南非，巴西，以及中东，中亚，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会在这个经济变化中受益，而经济地位下降，遭受最大损失的会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 第二个担忧是形成以中国为主，以非西方的东方文化形成的国际事务游戏准则，使经济地位衰退的西方失去对国际事务的操控权。同美国相比，欧洲的大问题是，不光无法形成一个更紧密的政治体系，其军事实力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在为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经常会威胁把别人炸回石器时代，而欧洲则已经不再具有这种能力。前一阵子，伊朗把闯入两伊争议海域的英国海军士兵抓获，英国也是毫无脾气。德国人在美国的占领下，已经逐渐失去斗志，搞得军队的教官要不断提醒训练的士兵，想象自己在美国的街头，面对暴动的“黑鬼”，拿出点杀气出来。而有趣的是，法国外交部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可以用武力入缅甸强行救灾，不知如果联合国授权给法国，法国军队有没有胆量杀进去？不知法国人记不记得奠边府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有这样两个担忧，那么就必须拿出办法来。而这个办法就是以民主自由为幌子，建立起一个亚洲的北约组织，以美国为领袖，形成一个从亚洲的日本，联络东盟，澳洲，印度，由美国控制的中东和中亚，到加入北约的东欧和南欧，直到英国，而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而在这个计划中，由于印度洋是美国军事实力的软肋，把印度拉上船是一个关键点。美国破坏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协定，向印度输送核技术和原材料，变相的鼓励印度发展更大规模的核武器，就是出于这一考虑。但是要真正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光靠各种军事同盟并非有效，必须靠建立起刀枪不入的东西方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控制住中俄的核子打击能力，才可能让这些同盟国家在安全得到真正保障后，心甘情愿的充当喽罗。但是现实的难处在于，欧洲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卡在俄罗斯手里。任何面对俄罗斯的举动，自然会受到俄国的报复。俄国的国力还在进一步恢复中，俄国的反应基本上会根据国力的大小而决定其力度，但最起码就造成了欧洲反对美国的提议，将乌克兰吸收进北约组织。在东边，就首先出现了以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形成的准军事同盟。这个同盟打破了以前美国在亚洲只与单独国家建立双边军事同盟的惯例，而使亚洲的国家可以趁势建立自己的双边关系。六十二本来，美国的意图是争取能够将东盟数国拉进来，但由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功的改善了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印尼已经不愿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行动而影响其能源在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不愿意公开和中国作对，但则不排除允许美军在其南海附近的岛屿中，进行持续的军事演习而形成威胁力量。尤其是菲律宾，自从将美国踢出苏比克后，其宪法不允许外国驻军，美国则通过反恐合作和军演的名义，不停顿的在菲律宾的南部岛屿中进行各种各样名目的不间断演习，造成美军在菲律宾南部的事实驻军。在东盟各国中，对美军支持最积极的，反而是与中国人同文同种的新加坡。新加坡不光为美国提供樟宜建立军事基地，而且也是东南亚地区对美国军事实力的最大倡导者。新加坡的意图其实是利用美国的军事实力保证地区安全，但同时又利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地区发展。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如果当美国的军事实力一旦用来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应该做怎样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中国选择一个替代路线，比如说从巴基斯坦的瓜达港，或者缅甸的实兑港，或者开通泰国的克拉运河，都会对新加坡的经济带来一定打击。而新加坡强力支持美军的积极态度，又是中国不得不寻找替代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越南就更不愿意踩这趟浑水。虽然中越在1979年打过一仗，至今越南对中国控制西沙和中沙群岛耿耿于怀，而在南沙群岛仍然控制一些岛屿，但越南就完全拒绝美国希望租用金兰湾的要求，而试图建立一个与中国睦邻友好的关系。其他的国家如老挝和柬埔寨则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把他们带出贫穷和落后。泰国的形式则比较微妙，既有和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和允许美军的存在，又重视和中国和其他邻居，如缅甸的关系，而不会一味跟随美国的地区政策。而且泰国的民主体制，造成其政局的持续动荡和不稳，导致军方要不断的以军事政变来推翻民选政府，已经对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困扰。因此泰国对美军的态度甚至比新加坡还要温和，就象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一样，他们不介意美军的出现，如果这种出现可以通过美国支付费用和军援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导致美国干扰他们自己的区域政策，尤其是不会影响他们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通过美军的出现，东南亚各国还可以在南沙群岛的资源—天然气开采和渔权上和中国讨价还价。为了防止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因为美国的介入而导致恶化，影响中国在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中国在南海的策略应当是不排除和东南亚各国就资源问题上实行共同开发，但在战略利益上就应该寸土不让，保证中国海军在这个地区实行主权，对马六甲海峡实行监控。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资源开发上能够达成协议，两岸在南沙的驻军可以互相配合，将有利于中国建立以海南和广东湛江为基地的前进基地，加上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可以为保障南海和平起重要作用。目前海峡两岸在台湾海峡的能源开发上已经开始协商，在南海事务上的同声同气，应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

六十三

在东南亚的北部，中国最有利作法是通过大湄公河六国合作，以中国三省区—贵州，云南和广西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民族和习惯上的一致性，建立起一个互利互惠的统一市场。通过发展中国西南，越南北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加上相对富裕的泰国，就会形成一个繁荣的经济共同区域，从而抵消美国在泰国的影响，使美国希望颠覆缅甸现政府而登陆南亚，进而建立印度洋霸权的企图不易施行。通过这一地区交通基础建设的提高，中国在一旦情势需要的话，例如这些国家遭到侵略，或者重大自然灾害，中国的军队就可以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从昆明直到金边，而为这个经济区域提供保护。
基于美国在这些区域不可能投放军队，对中国战略的牵制应该主要表现在支持其操控的环保组织对中国的投资行为进行攻击。比如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中国不得不在云南南部和海南岛种植橡树，以保证自己的橡胶供应。现在可以预料，以这个区域的老挝和柬埔寨，将成为中国橡胶的一个重要产地，而这类投资行为，必然遭受西方以攻击中国摧毁原始森林和灭绝原生态文化为借口，由环保组织来干扰这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在东南亚的南部，中国就应该运用当地华人的经济实力，通过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而建立利益共同体。中国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要比美国单方面以军力展示的花钱方式，具有持久性。而一旦美国动用军力来打击中国的经济利益，就会首先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令这些国家，象以前的菲律宾一样，把美军从国土上踢出去。
中国一方面可以宣称并不挑战美国在亚太区的霸权，不强迫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必须择一，因为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两强冲突，而他们必须选择站队。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以区域合作优先的双边和多边贸易，绕过由美国和西方建立和全盘操控的国际经贸组织。例如建立大湄公河六国合作，东盟+1， 东盟+3，东盟+5（包括澳洲和新西兰）等等组织，以在地区性促进经贸合作，替代因为美国和欧洲不愿取消农产品补贴而造成的WTO多哈回合的停滞。中国同时可以倡导和加入地区性的金融组织，如亚州发展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等等，不需要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
如果中国可以用这个方式继续东亚市场的一体化和区域化，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地区性的金融合作，防止出现类似于1997年由西方金融资本发起的掠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依靠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巨额现金储备，可以保证区域国家经济免于崩溃，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在军事层面上，中国可以倡导双边的军事合作，增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救灾，反恐和海洋执法上的共同演习。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没有必要刺激美国，但在将来，中国应该逐渐增加海军的海上舰艇与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与缅甸，孟加拉国，甚至印度在印度洋，和伊朗，巴基斯坦在波斯湾的演习。
只要中国采取以经济抗衡军事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总有一天，东南亚就会采取类似非洲的做法（拒绝美国在其土地上建立非洲战区司令部），而要求美国不要在其领土驻军。

六十四

日本当初在提倡东方北约时，其实有其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困境在于，虽然其经济在世界上排行第二，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其地理条件极差。换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日本都会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级大国。但是可叹的是，日本被夹在美国和中国两大强权中间，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必须在东西走向上摇摆。当然，现在的主流意见是，日本应该以日美安保条约为首要，但又同时加深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避免在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中，变成炮灰。日本在这个平衡中，现在还是主要偏美，但就必须有未来随时调整位置的弹性。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日本在小泉治下，中日政治关系降到冰点时，日本的极右派势力想到的是建立一个庞大基金，专门资助中国的中学生到日本短期学习，和日本的中学生到中国短期学习。这些中学生还要住到对方国家的家庭里，以增进对对方的好感。以当时反中为主的极右势力担忧，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任由双方关系恶化，导致下一代互相讨厌，将来在必须和中国亲善才能维护日本利益的时候，就没有转向所需要的人心基础。
日本的另一个考量是，如果日本以一个海洋国家的领头羊身份，能够进行南下战略（因为北边是麻烦的俄罗斯），拉上印尼，澳洲和印度，而形成自己的一个“民主同盟”，就可以同中国抗衡。而由于美国从来都只允许自己为主的双边军事协定，猜忌其他各方的合作，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起和澳洲，印度等的军事合作，虽然名义上还是在美国领导下，但将来美国势力衰退时，就可以集数国之力，在日本的领导下，和美国讨价还价。
当然这个想法最后是南柯一梦。一个原因是印度从来都是三心二意，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成功的看准了澳洲是这个东方北约中的最弱一环。因为澳洲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很大，又是一个规模小的经济体，所以比较难以应付中国的经济惩罚。果然在以“知中派”陆克文上台后，澳洲已经宣布退出针对中国的任何军事同盟，并开始检讨美澳军事条约，防止澳洲被条约拖入美国和中国的冲突。
这两个变化基本上把亚洲北约又打回日美两国的安保条约。而日本福田的上台，更是使这个主要由小泉和美国副总统钱尼运作的计划失败。福田，被极右派攻击为中国狗，应该算是所谓陆克文一类的“知中派”。虽然他们不是亲中派，但至少在考虑其本国利益时，不会陷入无理性的反中怪圈，而会在中美之间做一个中间性的选择。
其实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话，每当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周边政权中的亲中原派通常会上台。如果看一下从日本，澳洲，到台湾的选举结果，可以看到同一个趋势。其中唯一的变数就是韩国的选举，由李明博上台，试图改变前任卢武铉靠近中国，疏远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和中国共同进退的政策。而李明博上台后，首先是放弃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的共识，而采取接近美国立场，使朝韩关系异常紧张。韩国和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又因为韩国民众对美国牛肉进口的强烈反弹，而导致新政府倒阁危机。


六十五

韩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情况比日本人还要惨。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小小的韩国好歹也算是世界上的十来号经济体，换个其他地方也是人中龙凤，可惜在东北亚，除了可以蔑视自己的同胞兄弟朝鲜外，在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环视下，有种危在旦夕的惶恐。
本来在历史上，朝鲜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他们以大中华文化的一员而自豪，以身为这个令人自信的文明中的一分子，还可以俯视汉化得还不够彻底的日本人。朝鲜人从来都自豪的把自己算作广义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明代，文化和政治上作为一个附属国，他们自称为小中华，并对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满族鄙视。明亡清兴，朝鲜民间则有“三百年来中国土，如何付于老单于”一传说来对抗新兴的清朝。虽然这只是个传言，但朝鲜人民在臣服清朝之后，仍然偷偷的拜祭明朝皇帝数百年，却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即使在前几年，韩国一位驻美外交官曾在接受中文电视访谈时，用流利的普通话说道，能够真正明白唐诗宋词的底蕴，除了中国人之外，全世界只有朝鲜人。当然不排除他是讨好中文观众，同时文化上低视日本，但他确实谈到了一个事实，即朝鲜人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而且当今韩国的经济有此长足的进步，也是主要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精髓。
当然在清楚了解这些情况后，中国人不应该对韩国人有一种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态度，而应该坦然的承认在历史上他们的祖先对中华和东方文明的贡献。比如说将宋代毕升的泥字活字印刷，改良为铜字印刷，再传回中土，都对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然在西方强权打开东方封闭和保守的大门后，朝鲜的儒家老朽和他们同样心态的天朝官员，就不得不经历一次炼狱的苦难挣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不到出路。反而倒是处于儒家文明初中级阶段的日本，成功的向西方学习而转型变成了一个侵略邻居的强权。于是在衰老的保守派和急进的东学党的内争中，最后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而把朝鲜从一个中国自治的附属国变成了日本直接管理的殖民地。
日本战败后，朝鲜又在东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冲突下，被一分为二。只是在1960年代，日本成功将儒家文化现代化而造成经济起飞，在战后的废墟上重生。而韩国，与其他中华文明的小兄弟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一起，则在1970年代造就了亚洲的另一个经济奇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做人一次，应该让所有同情朝鲜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世人向其祝贺。
但是韩国面临的挑战也相当的巨大。其中一个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善与朝鲜的关系，使朝鲜半岛不再成为世界强权的逐鹿之地。这就要求韩国必须和中国找到共识，在如何降低东北亚的紧张关系中，排除外部的美国因素，能够帮助朝鲜政治和经济转型，为将来有可能的朝韩合作，甚至更遥远的统一打下基础。在当前的形式下，应该避免谈统一问题。以目前的韩国经济能力，根本无力消化朝鲜的人口，而实现类似德国的统一。而且朝鲜半岛是否能够统一，又关乎周边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不是简单的可以由朝鲜或韩国自己可以决定。

六十六

韩国李明博政府的一大失误在于冷却和北韩的关系，从独立自主的阳光政策上退步，而将韩国的对朝政策与美国政策挂钩，以朝鲜满足美国的要求，作为韩国政策的先决条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疏远中国并放弃在朝鲜问题上和中国达成的共识，影响了中韩关系。
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首先与朝鲜产生了一些无聊的骂战，甚至双方的军事将领谈到要对对方狂轰滥炸，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于是造成和朝鲜的关系没有必要的紧张，结果和日本一样，在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做强硬的摇旗呐喊的时候，结果美国在朝鲜炸毁宁边冷却塔后，一个180度急转弯，宣称要朝美关系正常化和把朝鲜从恐怖国家黑名单上出名，就被美国摆上了台，给晾起来晒了。韩国政府的尴尬场面可想而知。
本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轻手重脚，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和中国的全球利益博弈来决定。李明博的行为，既不能左右情况的发展，又不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力，踩这趟浑水，绝对是自找苦吃。美国在朝鲜的政策上，曾由强硬派，例如前驻联合国大使博顿，完全掌控，并攻击现在的国务院务实派副国务卿希尔为金正希。按照强硬派的设计，反正美国完全不敢对朝鲜动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经济上的金融战，把朝鲜经济整垮，造成朝鲜崩溃，让几百万，甚至千万难民涌入中国东北，使本来就对东北因为国有重工业改造，造成大量工人下岗的经济进行冲击，从而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拖下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可以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名义，伸只大腿进朝鲜。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当然必须担当重要的中介角色，去管理混乱的朝鲜。当然韩国的一些学者，看出了这里面的情况的复杂。曾有一位俄罗斯人但却在韩国大学任教的朝鲜半岛专家提议让中国全权处理朝鲜事务（估计没有韩国学者敢冒被人劈砖的危险提这样的建议），韩国应该明哲保身，不要被人上套。
美国对朝鲜的经济战，基本上就是由今天对伊朗的同一帮人掌控，用的是差不多的手法。首先是栽赃朝鲜偷印美元，然后以此为借口把朝鲜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关系斩断，以打击朝鲜经济的生命线—黄金出口（正如打击伊朗生命线石油出口一样）。
在具体操作上，是以打击澳门的一家小银行置业银行（该行一年为北韩向香港国际金市出售价值1亿5千万的黄金），冻结朝鲜的2千5百万美元账户，用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制裁让这家银行破产。其目的正如财政部经济战的负责人阿舍尔在国会作证时所说，是一个杀鸡和猴看的做法，以此来威胁大银行如中国银行切断和朝鲜的经济联系，以达到美国经济制裁朝鲜的目的。
在假美元的报道上，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参与了造谣。其实假美元中最出名的超级百元票最先是在1990年代出现在中东，当时美国财政部根据情况的需要，指责黎巴嫩的哈兹布拉，或者是叙利亚，或者是伊朗，是假美元的伪造者。按照美国法律，制造假美元就是向美国宣战，美军就可以杀进去。


六十七

当时，确实是有朝鲜的外交官带着假美元而被抓。专家的估计是，一个可能是朝鲜在向中东国家偷偷出售导弹时，可能拿到了假美元作为付款。另一个可能是朝鲜政府想用歪路赚钱，用半价买入假美元，希望能够兑换真的回来而发达。但是在美国1996年重新设计了难以伪造的美元后，据2006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报告，引用南韩情报部门的资料，再没有北韩参与假美元的买卖活动。
根据欧洲专家的意见，超级百元的印刷水平比真正美元还要高超，但是似乎就故意留下的一些记号，可以让美国国内的验钞机轻易的辨明真假，而保证美国自己的金融系统不受假美元冲击。而海外流通的美元则占总美元的三分之二，许多国家并不能用美国专用的验钞机。而据西方的印钞专家估计，能够印刷这样高水准的印钞机只有瑞士的专门公司出产，而单机成本就超过5千万美元，还不包括墨水，印钞纸等等。而由于朝鲜贫穷，上一次买旧机器的款项还没有付清，瑞士根本连旧机器的零件都没有给。而且朝鲜货币还是请中国帮忙印刷的，似乎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可以印如此高水准的假钞。
另外就是总的超级百元假钞只有区区5千万，真是连买机器的成本都不够，因为你还要半价批发给黑社会的零售商。所以说，这个对朝鲜的指控在伪钞专家眼里只是个笑话。而最有趣的是，在新的钞票印刷技术上，有一个变色处理方法，比如说美元在你 变换光线的角度时，就会从绿色变成黄色。这种变色墨水由瑞士的斯帕（Sicpa）公司专门出品，基本上是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选择两种变色专用。如果朝鲜要印美元假钞的话，就必须购买这种变色墨（而这是完全不可能），或者自己研发出来仿制方法。但是，最能辨别真假的是斯帕公司的专家，而且他们能够根据墨水不光知道是否是真货，还可以知道是那个世间卖出的墨水。可是，这家公司拒绝出席有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主持的“朝鲜伪造假钞全球座谈会”（南韩和国际刑警也选择了缺席），并对德国记者的采访表示，因为美国印钞局势该公司的最大客户，所以他们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另一个数据就是，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们“估算”出朝鲜在10年内，每年伪造了2亿5千万的美元假钞，并在美国各媒体引起巨大反响时，专业的美国联储局的数据大概没有人去读。联储局的发现是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发现的伪钞为4千万，而任何美元流通，在第三和第四手时，就会由美国联储局下的一家分行接触到，不可能有超过2亿的伪钞在外面流通而不被发觉。
所以说，欧洲的犯罪专家基本断定这些伪钞是美国自己印刷了，而且根据印刷机的记号，应该是由华盛顿特区以北的那家印钞厂的出品。他们的推断是中情局在进行秘密活动时，通常为了绕过美国国会的监督，会自己印钱解决。
本来瑞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后来美国财政部拿出布什总统的特别行政命令，要求其银行和美国合作，对付伊朗的金融活动。如果瑞士不合作的话，不排除中情局援用美国反恐怖法，会利用黑客闯入瑞士银行系统，在其电脑记录里擦掉可疑“恐怖分子“（指所有伊朗账户）账户上的所有金钱。瑞士政府忍无可忍，由其警察部门公布调查结果，指关于美国对朝鲜伪造美元的指控是谎言，为欧洲金融界抗拒美国在伊朗的金融战中步步紧逼提供炮弹。

六十八
当然，美国在朝鲜的金融战由于中国的不合作，而最终失败。虽然当时的美国新保守派想向中国银行等开片，但是由于中国银行手上几千亿的美国债券，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带来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巨大冲击。所以这个方案一报上去，就被布什否决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朝鲜试验了一个小小原子弹而告终。由于考虑到朝鲜的核子技术非常可能流入中东，比如说叙利亚等国，美国不得不听从中国的劝告，放下身段和朝鲜谈判。
中国则对朝鲜将事态无限扩大而不满，因为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合乎所有周边国家的利益。在中国给予朝鲜和美国双方压力后，以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终于成型，并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艰难过程中，取得了成果。当然这之中美国强硬派试图令谈判破裂，但最终并未成功。
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虽然美国答应让朝鲜拿回冻结的2千5百万美元的存款，但不肯解除对澳门置业银行的制裁。因为当时伊朗的资金已经从欧洲移到香港和上海等地，美国希望能继续使用对银行的恐吓手段，用于针对伊朗的金融战。结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银行给美国政府好看，拒绝接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置业银行的资金转账，而一天拿不到钱的朝鲜，就指责美国没有诚意，不肯坐上谈判桌，使朝核六方会谈迟迟不能进行。而中国则不满美国以钱尼为祸首的搅局派的行为，并质疑美国国务院赖斯是否真正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超控权，所以中国银行对此事完全袖手旁观。结果是韩国和俄罗斯都想用一些办法解套，比如说韩国由政府控制的进出口银行，或者俄罗斯中央银行出面做转账，但就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豁免与“恐怖犯罪分子”交易的“罪行”。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办法发出豁免令，因为美国新保守派可以动用国会，以美国国内的反恐法，把事情扯进美国法院，从而捆绑住美国行政部门的外交决策权。问题拖到最后，还是由美国财长保尔森直接迫使布什放话，由美国联储局出面，将钱转入美国联储局纽约分行，再通过俄罗斯的银行转入朝鲜，最起码“犯法”的是美国中央银行，财政部也不会去执法。
其实美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裁，本来目的是要使人家经济损失，小日子难过。但以伊朗和委内瑞拉为例，因为担忧美国经济制裁，所以早早的在2005年就把所有的美元换成欧元和人民币，结果在美国开始制裁伊朗之后，他们在兑换率上已经赚了近30%，在加上国际石油价格因为制裁的原因只会向上涨，他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就算是交易成本因为制裁增加了10%，已不是什么大事，真不知这样的制裁有什么用。
日本在六方会谈上的大错就是帮美国大声摇旗呐喊。本来日本和朝鲜并没有真正的利益冲突，朝鲜也并不对日本造成军事上的威胁。为了配合美国的步伐，日本通过媒体狂炒朝鲜绑架日本人质旧案，并把这个事情的解决作为停止对朝鲜经济制裁的一个先决条件。可是大家，尤其是美国的最大关注是朝鲜向中东扩散核技术问题，对日本这件小事，自然就不会认真看待。结果就是美国这辆大车一转弯，日本就被甩出去了。但是已经被摆上了台，又没有退路，国内舆论和民意中不好交代，继续维持单方面对朝鲜制裁不光无效，还被人看作不合时宜的搅局。怎么办？如果去找朝鲜交涉，朝鲜得势不饶人，又没有什么痛脚可以被日本捏，不光开出些新条件让日本难堪，或者不理你，放些难听的话说，你的国家美国已经谈妥了，你日本州跑来吵吵嚷嚷干什么。日本唯一的出路，还是跑来求中国帮忙，让朝鲜做些姿态出来，给日本政府一个台阶下。
估计日本政府在和中国的高峰会中，如胡锦涛访日，G8 峰会，和下个月的奥运会，如何帮助日本解套，使日本人在被美国挂起来晒（Hang and Dry）之后，能够全身而退，是个主要考量。而和美国的会谈中，估计也要向美国抱怨几句。而美国就会以布什总统招牌的傻笑而搪塞过去。

六十九

所以在这个微妙的，但所有明眼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型下，李明博跑来撞枪口，真是找死，而且死得很难看。本来，韩国的经济能够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完全依赖于与中国的经济密切化。一个聪明的做法是，复兴韩国自身的中华文化传统，重新普及汉字，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象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一样，在中国经济中抢占先机，不要挑起无聊的文化，历史和领土争执，比如高句丽古文化归属，吉林延边和长白山这些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利用中国社会里仍然遗留的反日情绪，在和日本，美国，欧洲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上，抢个头彩。 反观日本，从来就不会在文化上同中国争吵，而且实实在在的承认日本文化的70%来源于中国文化。而且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用汉字为基础，引进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词汇，都几乎全部被中国接受，如果日本有韩国那样心态的话，恐怕虚荣心要膨胀到九霄云外了。
韩国本来靠其华丽包装，但却缺乏内涵的泡沫电视剧为其产品的销售打开了一个不错的局面。这些电视剧在低级趣味的粗俗文化里，创造了成功的商业文化市场，为整个韩国产品系列起到很好的推销作用。为什么韩国的电视剧在内涵上一般，但商业上却很成功呢？因为这些电视剧的故事完全满足了生活无聊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意淫梦，而这些主妇（香港人则叫师奶）又是消费品市场的主要生力军和话事人。基本上韩国剧的中心，就是一个楚楚可怜的灰姑娘如何把韩国仅有的几位大财阀的继承人之一，收倒在石榴裙下。这些又富有，又长得帅，又聪明，又有同情心的王子们，完全不像真实世界里的此类人物，忙着做潇洒的花花公子，在二流明星，模特和选美小姐之间左拥右抱，反而要对灰姑娘一片真情，不弃不舍，几棒子都打不走。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宝钗之类的表妹情敌出来挖陷阱，下绊马索。再加一个对灰姑娘死心塌地的大傻冒，一旦剧情需要她眼瞎耳聋，身上到处长癌症的时候，这个灰姑娘的人体器官备用库大傻冒，就可以很煽情的去死，然后把他的眼角膜，肝了，肾了之类，为她做器官移植。
中国的俗文化中确实缺乏为女人量身定做的意淫故事，但就很多为男人而编的自慰戏。比如说黄梅戏中的女驸马和天仙配都是此类。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是当然的老套。但是你个破书生，不光有个美如天仙的富家小姐喜欢，还可以帮你做高考枪手，射个状元冠军回来，也许顺带还帮你娶个公主当二奶，你说爽不爽。天仙配上无德无才兼无能的董永，混到要卖身做三年长工，居然有个真正的天仙妹妹死活要嫁他，小仙术一施，三年变三天，真是令天下没有出息的男人们梦中都要流出口水来。现代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也是桃花遍地，不管你是姑姑，姨姨，姐姐，妹妹，小泼皮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难怪中国男人个个对其着迷，要少学韦小子，老学杨大倌。
可惜的是韩国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文化上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成日家弄些让人笑破肚皮的新考古发现。在科技上，韩国更是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据韩国东亚发展中心的报告，中国的科技能力已经是韩国的95%，在近年内应该会超过韩国，使东亚科技日韩中的格局变成日中韩，估计会对韩国的经济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产生重大影响。


七十

这大概是韩国对中国恐惧的最大因素，也是韩国人对中国人态度由好转坏的主要原因。对中国经济的绝对依赖，加上对未来缺乏信心，使韩国新政府企图靠疏远中国，亲近美国令其经济多样化。而李明博政府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个步骤的一个主攻方向。但可惜的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不一定会为韩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短期的效果，而为达到这个目的，韩国首先要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令美国牛肉可以无阻拦的横扫韩国，从而导致为保护农民而兴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相对于日本，在保护本国农民，但又不得不进口美国稻米的情况下，就处理得比较好。日本基本上是买了美国米，然后放在仓库里烂，而防止冲击自己的稻米生产。这些米过几年后，就贱价卖给农民当饲料，算是皆大欢喜。只是今年美国的对冲基金把米价炒上了天（也不能怪他们，股市和楼市都被炒焦了，只能在石油和商品市场上斩杀），大多数出米国禁止出口，保护本国利益，而许多象菲律宾等进口国只能干瞪眼，无米可买。最后还是日本征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把准备放烂的米拿些出来为菲律宾救急。因为日本不能将这些米放回市场而影响国际稻米价格，必须美国同意才可以这样做，以保护美国的大米出口商。
本来，李明博的747和他的效法者马英九的623都是拿来忽悠老百姓的。其实李明博想把韩国变成世界第七大经济体，需要将现有GDP从接近1万亿美元翻一番到多于2万亿美元，将现有人均从二万多美元增加到四万，可以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等一争长短，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拿大是得益于世界石油和商品价的飞涨，而意大利和法国有很多高利润的产品，比如说军火等等，是韩国不可能涉足的。而欧洲市场的一体化也为意大利和法国的高档消费品保证了市场，北美贸易协定也使加拿大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大的便利。韩国没有自己的巨大市场，在高科技上又要和日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竞争，在国际经济高涨的时候，也许可以有些机会，而在美国和欧洲面临衰退，亚洲会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想要放大卫星，在未来的5年内有所作为，好像有些痴人说梦。
而且在他竞选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次按问题，以中国经济12%的年增长率，已经把预测下调到9%。而韩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在4-5%之间，一下要在世界经济困局中一花独放，跳2-3个百分点，似乎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当初，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大财团胡来，而之后的反弹，韩国已经出现了全民负债，不动产泡沫等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的危险情况，现在的政府不实事求是的面对困境，而是为了民主选举蒙骗人民，乱开支票，怕的是不光那个大跃进的747飞机上不了天，搞不好来个经济崩溃，都不出奇。一旦韩国的楼市开爆，情况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看一下日本的例子，自从1990年开始，日本还没有走出经济萧条近二十年的长路。日本在科技上仍然具有其领先优势，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好。如果能同中国齐心而力，在发展新能源和节能技术上支持中国，其经济的复苏可以和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挂钩，使日本的经济在5-6年后走出萧条。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缕烟。
--自题

七十一

谈到中日关系，必须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局去看问题。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有利于打破世界经济和技术上由欧美垄断的局面，对中国是一个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美国殖民地，则对中国有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日本采取亲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阻力。当中国的发展迫使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则会帮助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争夺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从日本本身的角度来讲，在这个世界性的大变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中美两大超强中，平衡关系，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其国家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但问题是，如果日本的立场完全亲美，中国就会否决这个提议。而如果日本的立场亲中，美国就不会让其入局。
对日本而言，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尽力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给予中国技术和投资上的支持同时，也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上，则继续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军力的增长持提防的心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必须加快和中国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一旦日本对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再恐惧的话，日本真正的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条约，把美军从东北亚赶出去。
所以中国在对日政策上，必须着重三点。一是经济上更紧密的合作，二是军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层互访。至于在民间情绪上，中国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才可以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感受到作为大国国民的自豪。对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为，不需要有过激的反应。这一点，中国人需要象美国学习，美国人对日本教科书上对珍珠港的处理，完全不予理会。对美国人而言，实力决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觉得向美国叫板的话，顶多我再扔几颗原子弹而已。
对日本而言，过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资源，与大国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这一套就完全无用。在当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具有足够辽阔的国土，可以经受住一场核战争。象日本，英国等之类岛国，则更本没有胜算，一次核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没有资格和别人找架打，只能靠维持足够的阻吓能力来增加敌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国的统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战的好处，军国主义想在日本复活是难于上青天。
日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由于东方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本自然是一个长寿社会。在加上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费用昂贵，人们普遍不愿生孩子。在男女较为平等的国家，如北欧和北美，因为丈夫比较愿意帮忙做家务，妻子比较愿意生孩子。而在歧视女性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会愿意生孩子，来增加自己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好战，而希望有一种安宁的生活。


七十二

根据人口学研究，当一个社会平均年龄低，差不多每个家庭的生育率是3-5个孩子的话，那样的社会因为年轻人多，社会结构不稳定，国家通常比较好战，每个家庭也比较容易接受有孩子为国捐躯。对日本和中国而言，其社会结构都要求其人民越来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减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选，又是来自中国上海等地的留学生，来补充其未来不足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有人还在散布日本威胁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大概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
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独生子问题，也是不会轻易和别人动刀动枪，本来能够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当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换，从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大力提倡的。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还是损失惨重，仍然看不出结束的一天。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战争得来的，而日本今天的经济强国地位也不是靠战争获得。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场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日间的任何冲突，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而推迟世界中心向亚洲区的转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对抗，直接得益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因此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的话，你就会听到不少撩是斗非的声音，攻击中国政府。而这些来自于海外的声音，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资金来源于何处，才可以对他们的意图进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国政府势力，在美国和欧洲的财政支持下，会进行针对中国政府的舆论和行动。当这些行动和舆论产生危害时，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和欧洲做出妥协，在其关键利益，如中东和北非等，作出让步，这些西方的帮手，就会转过头来指责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利益。
最近的东海协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要求归还琉球的主权。本来，当初琉球被日本强占，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森仲裁给了日本，而清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认。据说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曾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归还琉球主权，而被婉拒。当然，以那时国民政府的施政水平，连台湾人民都被逼出来个228，就算当初琉球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没有琉球的主权问题，日本不光在东海，在钓鱼台上都没有资格和中国谈判。而将琉球主权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现实，但如果这个争议一天不解决，中国，至少在民间，就应该以支持琉球独立作为一个反制方式，来压迫日本的谈判基础。
中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极其有远见的。在坚持中国的主权底线下，对日本进行一点让利的甜头。其实对一个大国而言，不论是保障大陆架国家的关于大陆架的条款，还是保障海洋国家的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条款，你都不能让所谓西方控制的国际法庭来决定你的主权。而中国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对中国不怀有偏见。这样的主权纠纷只能由纠纷国的实力来决定，而中国在面临日美军事联盟对抗并不占优势的今天，当然应该将主权纠纷留到后代，等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在去解决问题。

七十三

在搁置主权争议后，对该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不能有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当然中国可以强行从春晓等油气田出产，因为其本身位置并不在争议范围之内。而日本除了抗议之外（以春晓油气田从争议地区吸油气为理由），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举动，比如让得到授权的日本石油公司在争议水域里勘探等等。笔者不认为中日会因为这些双方姿态性的动作，包括可能的舰队和军机的短暂对峙，会导致一场军事上的冲突，但是东海和中日关系之间，就会呈现紧张关系。
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和影响就会发生变化。本来，目前控制南沙群岛的几个东南亚小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协议，而这些小国根本没有兴趣去挑战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地缘战略利益，并视中国军力的存在为他们的保护力量。一旦中国和日本在东海争执上剑拔弩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承诺就会有所怀疑，从而给予美国军力介入南沙群岛的争议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使美国可以高姿态的重新驻军这些国家。
因此不能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基本使中国无法在这些海域进行开发。那么在能源对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国际油气价格高企的时候，中国号称有大量油气储备却无法开发。而由于能源价格高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加大投资在各类再生能源上，在今后的数年内，不排除在这个领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来去解决争议，可能那时的石油气资源已经不再那么值钱。正如西方俗语里一句话，手上抓住的一只鸟，胜过林子里的两只鸟。
其实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寻找稳定和多元的资源当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尽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对减缓能源需求和供应之间不平衡的压力，改善现在的环境污染，都急切需要解决。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于美国２.５倍，欧盟的５倍，和日本的９倍。中国的落后不光是在对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上，还是在提炼和加工方面，甚至在具体消费上，都存在极大的低效率问题。当年中海油出高价并购优尼科，其主要原因是获得先进的开发和提炼技术。但由于美国其他石油公司担心中国会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从而增强在世界上开发油田领域的竞争力，通过其控制的美国政府令收购计划失败。如果中国通过在东海开发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会绕过这个阻碍，有助于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科技。
日本与中国正好相反，在节能上位于世界前列。日本人创造１美元的ＧＤＰ只是美国人的３７％，是名至实归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详细的法律和全民族的节能和环保意识，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综合使用能源上，确实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笔者在数年前就建议中国应该以东海合作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本在高能效技术上无偿或低价转让。这样不光可以为中日两国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光是中国节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经不亚于开采出来分给日本的分额。而从中带来的合作的好处，又是多方面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无法染指东海的能源，在当前的局势下，日本只能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油田（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等着买入经过美国大石油公司和华尔街大投资行拼命加水的高价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加入争夺非洲的油气资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５７％出口欧美为最大市场，１４％到中国，已经引起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试图利用苏丹达尔富尔和抵制奥运会来逼迫中国吐出来。至少中国以大佬的身份带着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苏丹的大尼罗河石油公司里，印度的股份就有２５％，减少了因为竞争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进来抢油，而且也抬出中国投资无附加条件的招牌菜，肯定会推高中国在非洲开发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国合作，以其领先的技术能力，加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国的石油公司带着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来源多样化，并能够参与到美国和欧洲够不到的地方的开采工作。当日本的能源来源不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话，日本就比较愿意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热心的保留态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来源更多和中国扯在一起的话，就比较自然的容易赞同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而当日本可能不得不响应美国的号召而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就可以学习美国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国成立由日资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国公司合股的中国法人公司，以绕过美国的制裁限制。
中国在与日本达成东海合作协议，除了引来美国已经对台海两岸走得太近的担忧，和欧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恐惧外，俄罗斯恐怕也会发表一些怨言，因为中日合作使其奇货可居的谈判姿态必须放软，但没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在这个合作基础上，中国同美国关于能源技术的合作和转让上，美国也不得不降低价码，免得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能够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并在其上进行更新，在清洁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储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就可以大大减低中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中国由于争夺资源而和美国和欧洲造成冲突。本来，由于中国是唯一一个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国家，中国对原材料和各种金属的需求量极大，但因为并没有抢进西方列强的饭碗，因此对这个领域西方还是比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上，由于西方经济极度依赖，中国小小的动作，就会造成满堂喊打喊杀声。
事实上美国在节能的高技术上与日本相差不是太远，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国防领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国内的节能计划通常会被政府反对而胎死腹中。比如说现在美国一天要消耗２千万桶原油，其中１千１百万需要进口，这个消耗量的６９％是用于包括开车之类的运输，只有大约４％用于发电。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要改变美国人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如何改变当前的交通技术，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当为其首选。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已经有很成熟的电动车技术，可是由于政府的阻扰，这个技术完全没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只是电油两用车才在油价的不断攀高之下，初成规模。反而，用来抬高世界粮价，斩杀美国纳税人，忽悠环保意识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谈由美国和中国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Ｇ２之外，又多了一个Ｐ３，也就是太平洋三强俱乐部，由美国，日本和中国参与，来解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另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提议把加拿大从Ｇ８里赶出来，让中国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现存的Ｇ８基础上，扩大到Ｇ１３，加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各种提法，都是为了面对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对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那一种排他的俱乐部都无法对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事务做出全面的操控，而又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涵盖所有面临的挑战。
比如说，如果要谈到石油问题，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问题和中东问题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务上有所作为。再如，地区性的争议，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虑当地的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意见，但这些联盟又不可能对其他地区的事务有太大发言权。结果就变成你还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国家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在具体事务上临时加入各相关团体。
那么这又和现在的Ｇ８有多大区别呢？俗话说，汤多不入盐，主要的区别是现在的Ｇ８俱乐部闲杂人员太多，合资格入会的人士太少。从国家分量来看，加拿大固然是个十分的假货，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７成水货，连法兰西，德意志和不列颠都是３成加水。俄罗斯和日本如果变成一个国家，则是名副其实的硬通。可惜的是两位仁兄都是一条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罗斯跛的是经济腿。那么剩下来的确实只是美国，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级强权，才堪称当然会员。这也难怪当初新保守派分子们，有种投鞭阻流的气派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异军独起，别树一格，也给当前的格局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本来一个俱乐部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参加的不光是要够资格交得起会费，还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声同气。而中国就是与大家不同，不拉进来玩，你这个俱乐部就是形同虚设，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然后大家磨一阵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喷上大大的几个吐沫而已。要拉中国进来，就要大改章程，结果可能是原先说好是足球俱乐部，最后就变成了美式足球俱乐部，搞到与其设计的原始初衷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差别在于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然不愿放弃其自以为是的个人幸福感觉，照着镜子忸怩作态，自己把自己爱得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哪里愿意为了你一个“丑陋”的面孔，而削足适履，改变他们的游戏规则呢？那么要中国人改变，才可以入会，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如果中国人变得太慢，等到合乎这个俱乐部的入会资格时，也许俱乐部早就破产了。更何况，中国人小日子越来越红火，可能真的不想改变其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方法呢？
当然也有人士认为，为什么中国不快点变成俱乐部要求的标准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国吃了这张开出来的药方，然后兴冲冲的赶去交俱乐部申请书，可能在还没有走到俱乐部大门口的时候，就已经病发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实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近的不说，看看俄罗斯的经历，大家就知道这种以西方药方为蓝本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是饮酒止渴。说难听点，只不过是西方在新的形势下，为大家开发出来的新型鸦片，让你吸了毒后，毒瘾大发，觉得很ｈｉｇｈ很快乐。然后等毒瘾过后，你就觉得好傻好天真。
许多人会说，中国人都没有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好处。错了，中国人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搞到最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只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又靠着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才又变成了一个虽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强鱼肉的国家。在中国议会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戏，就是１９２３年曹锟选总统。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议员们已经将自己的选票开出了价，大致是５千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光脑袋。５千个袁大头碰撞在一起，估计比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吐硬币的动听音乐更要接近天籁，够这些人民代表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一阵子。
可惜中途杀出个程咬金，据某家大报（如美国拿手的宣传战）爆料，曹三傻子刚刚用１０万块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做４房姨太。这一下，整个国会炸了锅。群情激愤，这些谦谦君子们怒火万丈，开始讨伐曹锟的恶劣。不是大家真的贪钱，只不过发现堂堂民选的国会议员拿出来卖，还卖不过一个小婊子！而一个小婊子居然值２０个国会议员，真是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锟则赶紧约见议员做工作，并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所为，其实买妓女只是花了４万而已。一轮轮国会议员的讨价还价，唇枪舌剑，结果最终以每位议员１万元成交，使民选的国会议员们真实的感受到了民主赋予的权利应该怎样善加运用。最后曹锟在５９３票中以４８０票高票当选了伟大的中华民国总统。
不过回头来看，曹锟虽然绰号叫三傻子，其实智商要比美国两次由人民选出来的布什总统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出头。也许有人又会说，那些时候的道道，今天没人会玩。说这话的人，估计是没有了解过印度，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民主选举是怎么玩的。其标价方法和收钱方式和中国以前的选举基本相似。也许会有些人说，这些都是民主变形，人家北美和欧洲的就比较像样。其实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细来描述要更准确一些。不信的话，如果你有钱，想在美国收买官员替你效劳的话，笔者到可以教你几手。比如说，办什么样的事，要买那几个官，每个什么价，那种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并不是说议会民主一无是处，相反这里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是如果个个明白人都学广东大炮孙文，对美国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对实际操作完全一头雾水，只是精于读完几本“教会傻瓜什么是民主”系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谈阔论，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实践，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来批评中国政治实践。如果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只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国的学校里，也只是妖言惑众，多骗几个后辈而已。但如果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政，那可就是大难临头，则一定要起来推翻他们，免得这些江湖术士把中华民族再次拖进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统一中国一次。

七十七

在孙中山对美国的民权充满向往时，超过数百万的美国黑人还在集中营里做奴隶。自从林肯赢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经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当成奴隶，但美国宪法和其他法规并没有把黑人当奴隶，认定为犯法的条文。于是美国南部各州自己颁布了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黑人的法律，比如说黑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则就立即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给美国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等等，作为变相的奴隶来用。在这些强迫的集中营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种类似于关塔纳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层出不穷，许多在营中的黑人被沉重的劳役，得不到治疗的疾病，和无休止的折磨而丧生。而美国公司在租用这些罪犯来开采矿山，修建道路时，则赢取暴利，还因此而击退了白人工会的罢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没有总的数据，但是光在阿拉巴马一州，至少超过20万黑人被租出去。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才由罗斯福政府出来干预。当时干预的原因是，日本帝国利用这个事件开展的宣传攻势很成功，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另外就是，美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和军需生产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国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说是日本军国分子们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变成了新奴隶。当时的中国政府趁此机会，由宋美龄主导，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都有赖于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国和英国放弃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华特权，也得益于日本军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日本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协定，迫使美国和英国不得不作出比日本军国主义要“道德高尚”的行为来。即使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攻势，估计很难预料其结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奥巴马出来选总统的今天，经历了两任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年轻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在蹲打牢，而且这种局面改善的机会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现在有人搞笑的解释说，美国宪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译错误，应该是“所有（白人）男性创（被上帝）而平等”。女人当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种（非北欧和德国北部，英国）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美国从来倡导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广泛的民主政治。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应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在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使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是沈万三本人。
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耐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布什是贩卖黑奴得来的，等等，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阻止你以上的行为，你就可以正二八经的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应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和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責众，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表现了中国人社会中的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则是“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粗听起来似乎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的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决定谁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导致历朝历代被剥夺了天命呢？
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怪罪于庞大的官僚系统。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间却出了岔子。这房子的盖子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人民公仆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和勃勃生机。所以说，中国的民意不是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不是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为啥没有听听“俺”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诚信）。而西方选举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决定的是关于政府威信的问题，及为啥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施政合理性（为啥这些个蛤蟆晚上三点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七十九

对于这个机器人村长来说，其作为很象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要求对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官员必须外派并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过度，由层层地方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势力。
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岭南的官员来到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之流，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在家等空缺外放。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几乎是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涉及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
铁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不能被同一帮人，或者说同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要求当地的官员必须经常轮换，避免与当地势力结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过过去的门生或者同僚关系，来干预现存官僚体系的运行，毕竟是人一走茶就凉，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要受到现任官员的限制。而一旦现任官员压不住当地的地头蛇，或者说现任官员被当地势力控制，已经失去独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然后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就开始走马上任。而由于当地士绅的过度用权导致的社会不公，就会在击鼓鸣钟，拦轿喊冤的信访制度下，通过王朝马汉这些公正的法律卫士，黑面老包一出场，问题就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农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会地位，而导致人往高处走的情形，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员也不再返乡过田园生活，而是跟着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飘洋过海。而在过去的朝代里，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现在，由于农业税基本免除，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受到高层的重视，只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群体对抗事件，才会引起高层的关注。
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个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后的着重城市政策，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镇村，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个人机会不均，导致了各类人才从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贫富两极化严重。而当前实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于元朝忽必烈的吏员入阁制，使底层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准低劣。

八十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原先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当地人才却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这些地方精英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下，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来进行不公平条件竞争下，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低价的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外地来的代表中央（其实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这一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理想的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第九篇

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
--自题

八十一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就业机会，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造成经济生产四要素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那些比较稀缺，那些比较过剩。当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飘洋过海，穿山越岭的过来创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使这些外来投资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外地民工？这从整体上可以在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但就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让市场机制处理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半年的内地工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在经营条件好，世界经济活跃的前些年不成为问题）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来自商家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开始建立自己乡下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就必须有新劳动法这样的法规出台。
这个新法规立即就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的外来代工，至少换代成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须靠联想，华为之类的品牌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
中国政府在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

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人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而更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为其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砖窑事件，以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就受到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往往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劳工。
与珠江三角洲的理想发展不同的是，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剥削，只能承受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盘子的机会。而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当他们维护商家利益，也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而牺牲广大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当官员们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话，由于他们不能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城里人”和“乡下人”之类，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来。
靠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合理的价格，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在他们获利得到保证的同时，对他们的利润率进行限制，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是有点油水可舔。在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民主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则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的民怨对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准备结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之后，被警察50几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后对付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而对法院的不满，又变成了探讨为啥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的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 Hall 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例子。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区，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且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和江苏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并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够达到富比江南，只不过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的趋势都不是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其自身来建构，而是如何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试图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和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是一个完全的对这种趋势的反动，即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即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现代化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东莞的深圳化，和韶关的东莞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法尼亚州的先例，加上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的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1930-40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新局面。

八十五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八十六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八十七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和竞选承诺，作出一定的妥协，而保证这些集团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够将公众利益对私人受益者进行合法的输送（不然，干嘛当初出钱给你）。而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行政机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个大头，就是对外关系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技术精英则由石油大亨，军火大亨和国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过由退役的将军们和政府官员，在这些企业出任高位，又由这些企业资助的各种思想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基金会，外交关系研究会等等智囊组织，提出方案，然后大家就瓜分美国政府最大财政份额的国防预算。

当然美国在世界次序上，还是要采取内王外霸的方法区别对待。对自己一类，如号称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当然还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以王道来分赃，但是对非我族类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阴谋，随便牺牲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民风淳朴的普通士兵，在为上帝和为美国梦想而战的名义下，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那血来换取这些私人企业的高额利润。

而美国内部的无聊纠纷，就通过繁杂和低效的法院体系，让普通人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毫无现实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可不可以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之类），在这些法院的各种一审，二审，上诉，反上诉之间的冗长的程序中，浪费时间，耗来耗去。国会则是作为美国民主的门面，让各种声音在那里炒得不亦乐乎，除了为地方分猪肉而不顾及美国整体利益，忙于通过肉桶议案外，美国国会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在美国对世界各国国家和他们半打子都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发表议案，进行抗议。比如说，中国的西藏算不算独立国家，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动武算不算种族屠杀，法国炸薯条该不该改名成自由薯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国家的问题，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发觉，不可能在爆料过程中，可以打击对方，而让自己上位的话，两党操纵的媒体就会只字不提，当没事发生过。

当大寡头拿走了国家的大头利益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扔下些骨头给其他没有这些特权的人群享受。因此国会和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各种非重要的团体，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动自己的游说公司，开始收买各地的国会议员。当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政府，已经拿了大头，就不会再参与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之争。就会留下空间，比如说工会来游说他们的贸易保护法案，印第安人来游说他们的赌场，黑人来游说他们的公平发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就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赃。比如说邮局，税务局，车辆管理局，社会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统，就交给比如说黑人中产阶级等等，来垄断其利益。至于造成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就无关紧要，反正有钱人的子弟会在学费昂贵但教育质量高的私人学校毕业，而保证他们的竞争能力和特权。这些穷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还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实的毕业证书，去那些他们爸妈退休空出来的政府低层职位就职。而美国的法院则是用着一个慢慢运作的绞肉机，让人们在公平和正义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国人民可以每天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读到他们的幸福美满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两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好莱坞大戏上演时，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个民主选举游戏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

中国是不是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很多理论家会告诉你，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其好处和长处，甚至会说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是问题最少的一个制度。他们的说法也许没有错。中国拥有这样一个制度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换取这个制度？我们的改革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吹嘘这个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无知，食洋不化，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是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民呢？

美国的PEW公司刚刚推出他们的全球民意调查，发现中国的民意中82%的人民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86%的人民觉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些都是全球23个调查国家里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个百分点。

同样的调查在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民认为国家走的路子是正确的。为啥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人民可以参与政治民主，改变社会的美国人民对未来的看法，要比没有这样大参与力的中国人民要灰心？这难道不值得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专家们思考吗？

并不是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见和没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伙儿对通货膨胀，环境恶化（宁肯经济速度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也希望改善环保），贫富加剧，地方政府腐败等等，都是意见很大，但大家对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满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基层民众对施政的参与度，做到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素质，增强对官员行为的党内和党外的监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员对媒体的干扰，在全国性民意论坛上，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放开，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级政府对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无聊说教，无赖诬陷，无知指责，和无耻抹黑，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废口舌和人辩论。

中国人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因为国情，因为落后，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人满意，西方的现在的情况有多少西方人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中国不需要选举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亚工学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开赌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统，不需要关塔纳摩的人权，也不需要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意淫，认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过那些都是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仅此而已。如果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的话，告诉他们十年后大家在看看吧。

八十九

中国人应该感觉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能够无大碍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国投入的军费仍然超过世界总军费的70%的局面下，在中国常规军力仍然落后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况下，在以美国领军的北约指东打西，走南闯北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中国居然没有被人教训，自然和后院里那几根粗壮有力的狼牙大棒—战略核武器有关，但是也和中国让人馋得流口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们心有盼望戚戚相关。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些脑袋比石头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几分血性，敢于向西方叫板的小国枭雄们，不断地将西方敏锐的鹰眼，从中国这个大块头身上吸引出去。这个反西方的阵营是中国在西方独断的丛林里谋生存，求发展的天然盟友，虽然在西方长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变阴谋，和舆论中伤下，这些小国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态，为中国在争取善意的国际空间下和平发展，提供宝贵的同盟军作用。
中国人应该庆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挨了几颗炸弹之外，中国基本上躲过了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力改善国防的落后水平，使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越来越高，不符合战争的利润原则。虽然这段时间里，中国已经变成了北约的第一号敌人和打击目标，但是由于北约仍然忙着“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不投入精力解决南斯拉夫这个异类，忙着蚕食俄罗斯，并打通被俄罗斯控制的中亚能源走廊的出口，并由于西方的东进战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线受阻而无法兼顾。而西方的前线基地土耳其，则极有可能被开发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绞杀的新战场。
在中国的俗话里，有一句话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明白，来自西方之人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只是当你的猎枪口径够大，而且火力够猛时，他们就会不得不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中国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猎枪大了有朋友，猎枪没有见豺狼。”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来源于东方的匈奴是导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起因，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胆寒。同样来自于东方的突厥，消灭了西方文明的最后领地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进入了没有文明的落后蛮荒时代。又是来自东方的鞑靼和蒙古，对西方民族进行又一轮的杀戮。可以说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人妖魔化，都是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不是中国人大声说自己热爱和平，把凶恶的龙的形象藏起来，而是把憨厚可爱，没有威胁的大熊猫抬出来，就可以让西方人睡个安稳觉。
其实西方人并不那么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猫，表面上是一个安稳温顺，不和人撩事斗非的中餐馆端盘子的侍应，其实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龙一样，虽然在端盘子，却是个真正的龙战士，血管里其实流动的还是凶猛的到处喷火的龙的血液。这只功夫熊猫，由于他的可爱笑容，就比凶猛的龙更要可怕。

九十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西方公众的形象仍然会被继续抹黑。不过中国人也许需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西方的媒体其实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更关心的是物价是不是上涨了，工资是不是调高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费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学校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区里的治安是不是恶化了，诸如此类不被媒体精英们看得上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体精英们和专家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一个全民皆兵和同仇敌忾的假象，区区数人，比如说几个专职抗议人士，就号称一百万大军，摇旗呐喊，摆出一副声势浩大的场面。
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对国际局势判断不清，自以为在这三十年的开放和发展后，可以在世界上开一个盛会，乘机露个脸，可以烧包一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庆自己的好日子，当然没什么错。只不过以奥运会作为契机，打开大门欢迎各方客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来助兴同乐的，哪些人又是来砸场子了。其实中国人应该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除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还包括了许多老朋友，穷亲戚的护持，在西方惹来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红眼，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贪婪的热眼，都是极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外界交往，继续平和的面对外界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真正话事的大亨们，仍然有利可图，任何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这样的日子多一天，中国的实力就会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过早的同西方在军事上的摊牌。
只有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时候，当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梦想落空，西方本性里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才可能重新抬头。正如当年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对曼彻斯特商会的保证是，一个中国的省份的市场，就可以令这些商家做不完订单。只有在中国政府实行像清政府那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才会成为西方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有限度的开放，能够在保障本国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不断的扔些甜头出来，中国应该还是可以争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环境，可以任由美国和北约在中国周边国家，开设军事基地，建立无效而耗费巨大的防守链，就像中国古代的长城，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不起实际的功能。
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还是要以寻求和谐，避免对抗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强烈冲突的能源争夺上，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国际反西方势力，借力打力，不参与西方垄断的国际商品定价体系，而是以中国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实力不逮的地区，抢占资源，支持非西方的势力抬头，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业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利用当地人民的势力来应付西方的夺利行为。

第十篇

青丝一束莫笑短， 直下长洲缚蛟龙。
----自题

九十一

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锋，而由当地的国家扮演对抗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在西方对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有意掺沙子，使西方的行为不能如愿。例如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中国依赖于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运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势力对非洲的强力介入。中国更应该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韦政府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和解，让南非总统姆贝基好好露一脸，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处理非洲事务。
在经济上，中国应该利用自己在农业科研上的优势，帮助津巴布韦的黑人发展农业经济，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摆脱被欧洲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通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使西方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再有实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欧盟各国企图通过这些白人势力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争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共同开发，使中国和西方双方对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过度的恶性竞争。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而在中国内部，所有的对策都是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为目的，以三个T和两个X作为操作平台，企图增强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向地方放权，引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的鼓吹，在中国内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离和离心势力，对所有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引起政策争吵，以挑动高姿态的爱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支持的颠覆势力的对抗，来压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斡旋空间。
在舆论上，则是施加压力，逼使中国政府开展政治改革，试图再次上演前苏联解体的一幕，令中国政府在各种内部公开化的争论中，分崩离析，令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地区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公开的争利斗争，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认可的中央权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一大堆国家。

九十二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实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政府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域里，一定要区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把重点和先发点，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改革。人们通常把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混淆，而混为一谈。机构改革，也称行政制度改革，其着重点在于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对其效率和权责等方面，进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调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个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其产生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洁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选举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能和其他如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比较。
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政府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政府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门主管向民选（包括功能组别推举）的立法会进行政策说明和解释，并接受议员的公开咨询。公开咨询的内容，不光有专门部门的即时计划，还包括未来的计划，和过去工作的总结，使官员问责制可以落到实处。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国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机制里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把这些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开和透明度，使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空间被压缩，这样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弥补不足。
在具体领域上，监督应该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如互联网的快速和广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逼迫民众只能靠把事闹大，才可以得到高层的关注。地方政府的机能改革，即政府精简繁琐的规章，将经济活动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可以使政府利用决策权为私人从中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而这又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和商业犯罪，应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这些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代价。要知道，在人类的任何社会中，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无耻和血腥的。无商不奸，无富不恶，无官不贪，基本就是人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不排除许多有钱人是靠黑起家，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的灰色地带而暴发。对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社会巨大损失的蛀虫，当然要深纠到底，但是要避免社会中的普遍仇富心态，和把运动扩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对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带暴发的富人，立即就会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国家，直接把中国人的财富“捐给”外国人。即使象赖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挽留他，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拒绝对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赖某人以高昂的律师费，将他带到加拿大的赃款（中国人的钱），全部变成加拿大人的钱（法律费用），这个拔河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的财富，用小鬼搬运法的伎俩，移花接木。
中国人不能落入这种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中国人必须做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动乱。然后以私人物权法的立法，认可和保障这些来自于灰色地带的财产，并鼓励这些财富在中国本地进行投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另外通过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过慈善事业，福利捐款等等，来补偿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鼓励这些私人资金办学，开图书馆，建养老院等等，正如历史上很多祸害人类的家族，如诺贝尔，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补偿。

九十四

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就是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这个体系，是中国人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自从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耻辱的100年，饱受列强侵略，传统沦丧，国破家亡，不得不学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这个向西方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忍辱负重，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和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学习，都有个目的，就像你上大学，不过是学一门本事，拿一个毕业证书作文凭。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学了西方150年后，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被西方军事讹诈。而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超强的地位。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向西方继续学习？难道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意图？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拿回家里来当宝贝供着？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声，这个是普世价值，我们就连脑袋都不挠一下，就照单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们就要问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个破章程，有几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签？
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不要动不动就号称，要向世界看齐，要和国际接轨。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铺一条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会当你是国际标准，要和你接轨。中国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和目光短浅，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诚惶诚恐。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充满自豪和骄傲，为这三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欢欣喜悦，当然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以一个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锐目光，认真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随时对其进行手术和修补。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国这个年纪人才的断层，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轻人被赶上山，踢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而被剥夺了真正的教育机会有关。因此对他们，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并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们为主，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们金融界“高手们“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资上，可以被称为土包子交学费。比如我们上海政府的官员们，在美国文化势力衰退，需要依赖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如功夫熊猫）来混饭吃的今天，仍然热衷于花大钱，去修建迪斯尼乐园。他们的希望是，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的土地，和中国人的顾客，来向美国人交专利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热爱外国人的媚态，你这个美国大乐园可以去骗谁的钱。
在这一代目光短浅的庸才操控下，中国还是越少变更越好，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安稳稳的忽悠过这几年。如果中国能够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压住通胀，保住增长，发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业，完成沿海经济的转型，忘掉奥运会这些虚名，切实地保持繁荣，就可以满意的给自己盖棺定论，把大规模的变革留给下一代去做。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门主管向民选（包括功能组别推举）的立法会进行政策说明和解释，并接受议员的公开咨询。公开咨询的内容，不光有专门部门的即时计划，还包括未来的计划，和过去工作的总结，使官员问责制可以落到实处。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国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机制里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把这些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开和透明度，使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空间被压缩，这样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弥补不足。
在具体领域上，监督应该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如互联网的快速和广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逼迫民众只能靠把事闹大，才可以得到高层的关注。地方政府的机能改革，即政府精简繁琐的规章，将经济活动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可以使政府利用决策权为私人从中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而这又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和商业犯罪，应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这些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代价。要知道，在人类的任何社会中，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无耻和血腥的。无商不奸，无富不恶，无官不贪，基本就是人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不排除许多有钱人是靠黑起家，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的灰色地带而暴发。对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社会巨大损失的蛀虫，当然要深纠到底，但是要避免社会中的普遍仇富心态，和把运动扩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对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带暴发的富人，立即就会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国家，直接把中国人的财富“捐给”外国人。即使象赖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挽留他，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拒绝对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赖某人以高昂的律师费，将他带到加拿大的赃款（中国人的钱），全部变成加拿大人的钱（法律费用），这个拔河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的财富，用小鬼搬运法的伎俩，移花接木。
中国人不能落入这种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中国人必须做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动乱。然后以私人物权法的立法，认可和保障这些来自于灰色地带的财产，并鼓励这些财富在中国本地进行投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另外通过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过慈善事业，福利捐款等等，来补偿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鼓励这些私人资金办学，开图书馆，建养老院等等，正如历史上很多祸害人类的家族，如诺贝尔，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补偿。

九十四

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就是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这个体系，是中国人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自从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耻辱的100年，饱受列强侵略，传统沦丧，国破家亡，不得不学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这个向西方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忍辱负重，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和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学习，都有个目的，就像你上大学，不过是学一门本事，拿一个毕业证书作文凭。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学了西方150年后，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被西方军事讹诈。而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超强的地位。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向西方继续学习？难道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意图？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拿回家里来当宝贝供着？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声，这个是普世价值，我们就连脑袋都不挠一下，就照单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们就要问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个破章程，有几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签？
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不要动不动就号称，要向世界看齐，要和国际接轨。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铺一条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会当你是国际标准，要和你接轨。中国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和目光短浅，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诚惶诚恐。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充满自豪和骄傲，为这三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欢欣喜悦，当然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以一个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锐目光，认真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随时对其进行手术和修补。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国这个年纪人才的断层，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轻人被赶上山，踢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而被剥夺了真正的教育机会有关。因此对他们，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并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们为主，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们金融界“高手们“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资上，可以被称为土包子交学费。比如我们上海政府的官员们，在美国文化势力衰退，需要依赖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如功夫熊猫）来混饭吃的今天，仍然热衷于花大钱，去修建迪斯尼乐园。他们的希望是，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的土地，和中国人的顾客，来向美国人交专利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热爱外国人的媚态，你这个美国大乐园可以去骗谁的钱。
在这一代目光短浅的庸才操控下，中国还是越少变更越好，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安稳稳的忽悠过这几年。如果中国能够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压住通胀，保住增长，发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业，完成沿海经济的转型，忘掉奥运会这些虚名，切实地保持繁荣，就可以满意的给自己盖棺定论，把大规模的变革留给下一代去做。

九十七

对这一代的年轻人，可爱之处就是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发自心底，没有那些前辈“百年耻辱”的自卑情节。虽然他们的知识和见识极端欠缺，但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见解，却比自1840年后每一代前辈，都要正确和高明。不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这一代人可能是唯一真正可以令中华文化复兴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民族之英。
当然要做到这样天地间罕见的大成就，首先要做到心要热，头要冷。在应对西方恶势力的挑衅之下，要有理，有利，有节，和有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控，收放自如的操作。在思想上要坚定但不过激，在行为上要谋定方可后动，在配合上要上通同时下达，在情绪上要愤怒却无失控。对西方牛鬼蛇神要争锋相对，但不要格杀勿论。在向前辈学习上，除了笔者提到的1950和1960年代一代的优点之外，还要学习他们对其他文化的热情和虚心，但就不要学他们对其他文化的盲目崇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代人在1989年前看到的世界和人生的体会，和这一代人在1990年后经验和感官后的中国，当然是大相径庭，自然会对西方文化有天堂地狱般，天上人间两重天的滋味。这两种体验和态度都是错的，因为真正的现实是在我们地球的人间，而这两代人都应该将其态度向相反方向上的转变，才会印合我们祖宗的家传之宝中庸之道，才会令我们真正做到阴阳协调，使我们的新文化营养平衡。
古语说，宁静而致远，集百川归大海，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色。回望神州五千年，我们这个以千百万不同基因组成，数万不同部落来源形成的民族，应该体验到我们血液里那遗传的凝聚动力。我们的血来自于祁连（古拉丁语Caelum，天）的吐火罗，天山的突厥，庭州的沙陀，阴山的敕勒，河套的匈奴，大湖的回纥，罗布泊的楼兰，伊犁的赛德，敦煌的月氏，昭武的羯胡，吐谷浑的氐羌，海东的党项，须弥的土蕃，大理的摆夷，三峡的巴濮，汉中的蜀彝，湖广的三苗，岭南的百畲，江淮的百越，滨海的东夷，燕赵的东胡，嫩江的室韦，漠北的达怛，塞北的鲜卑，辽东的乌恒，安岭的柔然，云中的拓跋，木伦的契丹，长白的靺鞨，纥升骨的高句骊，还有那无数未能记载的祖先，都是黄帝，炎帝和蚩尤等等先祖的儿女。今天我们以世界第一大族的浩浩风姿，集56汉满蒙回维藏壮苗等等，比欧洲的文化和传统更多样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能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恐怕是死后入天堂，九天，西天，还是黄泉，都无脸见我们的列祖列宗。
我们的上一辈用他们的血与火的自我祭祀，化云为剑，抹雨成犁，呕心沥血，如履薄冰，为我们民族打造了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的创世纪的经济奇观，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拍着胸脯，接过这柄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火炬，大声说，让我们在这下个三十年创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奇迹，让我们民族的每一员都可以衣食温饱，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少有所养，平等互助，让我们的所有先贤，都可以因为我们而自豪。这才是我们民族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处世态度。

九十八

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不能只是在于经济上，基本建设上，城市发展上，甚至是军事实力上，成为世界超强。而且必须在文化上，创新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象我们的令全世界敬仰的先辈一样，为世界文明添加异彩。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缺乏成为世界的文化领头羊，因此可以明白一种开放和谦虚的心态，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正如古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的“汗血宝马”，唐太宗的“夷汉一家”，中国文化的辉煌都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虚心学习，互通有无。今天的年轻人，需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对西方的行为抗议之后，都要问自己一声，西方文化中有那些东西，是好的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问题越来越难回答，那一天中国文化的崛起，就完成了。
中国在今后，不光要争取在国际经济上，国际政治上，和国际外交上的话事权利，还要争取在国际文化上的权利，不能时时成为西方对中国政治打压的目标。而如何在文化上，抢夺今天在经济上的话事权利，是中国这一代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可以做到的是，拒绝承认西方国家强迫中国接受的普世价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因为任何人提出的价值，必须被全世界的人接受和认可，才可以被宣称为普世价值。如果在人类大家庭中，只有部分人认可的价值，就不能称为普世。以中国的13亿人而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任何世界上的价值，没有中国人民的认可，就没有资格自我标榜。
中国政府在西方操纵的章程上签字，对西方的文化价值垄断，无条件的投降，是个愚蠢的行为。而陷入西方国家的议题圈套，同西方国家进行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让西方人打耳光。因为无论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政府和对自己的社会，如何满意，都不会令西方国家满意。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更本不是西方人关注的目标。无论你对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他们都会找到更多的议题来指责中国，再加上有些被思想控制或者经济控制的中国异类人士，随时按照西方的指挥棒跳舞，没有议题，就会制造议题，没有新闻，就会编造新闻，总之只有一天中国变成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当西方心甘情愿的奴隶，他们才会得到满足。正如一个简单的奥运会，如果不能像1964年的东京和1988年的汉城那样，向西方卑躬屈膝，就会被中伤为1936年柏林，似乎中国人刚刚杀掉6百万犹太人。
中国应对的方法，下下之策就是同这些西方国家进行双方都没有诚意的对话和谈判，希望用太极推手，虚与委蛇。中下之策就是低声下气地解释中国的难处，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教育水平低，需要更多的时间，比如西方用了三百年，诸如此类。中上之策，就是对人权概念，进行补充，加入生存权之类。但这些策略全部是用被动的应付的方法，还是在西方国家圈定的废话里绕来绕去。

九十九

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应该采取的上上之策，就必须明白我们处在的大时代，是一个西方强权日薄西山，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灭绝和摧残数百年之后，自己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的困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方已经在经济上受到亚洲的中国（以及中国文明区）和印度文明的挑战。在政治上被视为美国和欧洲后院的南美和非洲，要求摆脱西方控制的呼声越来越强。在国际能源命脉的中东，虽然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多次用兵，仍然不能压制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在这个西方维持自己统治地位能力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将西方的一己私利，包装成普世价值，要求任何非西方的国家，为西方利益服务，简直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再跪下去。可笑的是有些脑残的中国学人，还在要求中国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利用奥运会全盘西化，象日本一样用我们的血汗换来的经济财富，为西方利益做欲求欲取的提款机。而且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向西方国家提交降表，西方就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就不会得到世界（好像世界只是他们几个人而已）的尊重，中国人就没有了面子，马上就会不想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更可笑的是，西方媒体常常宣称，西方国家当初应该不允许在北京开奥运会，好像国际奥委会也是其政府的一个部门。
西方之所以很在乎中国人可不可以就范，主要在于没有中国的投降，他们不可能实施普世价值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新帝国主义。总所周知，非法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在这个新标签下的行为，但实际目标是伊拉克的石油。如果这个道德帝国主义的新干涉原则，能够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西方国家的目标就是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缅甸，苏丹，索马里和利比亚，正如当年大英帝国的鸦片战争，是为了保护在中国从事毒品走私活动的英国商家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当年的普世价值。但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抢得走的都在大英博物馆，抢不走的就给你一个火烧圆明园。即使在2008年，西方国家更在乎的是在拉萨街头杀人放火的那些暴徒的人权，而不是那些被烧杀的无辜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
中国要做的是不需要和西方进行官方的正式交流渠道，运用民间的力量，以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应该和印度，埃及等等国家发起国际文化关注会，将西方列强当年非法抢夺的各国的文物财富，奇珍异宝列出来，要求西方国家无偿退回。另外和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受害者和难民关注委员会，要求西方国家补偿。总之，在这些方面，中国不能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必须开始利用自己的力量，团结其他成日被西方欺压的国家，共同进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全球经济的驱动力正从西方衰退，而转移到新兴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数年中，美国和西欧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同时陷入经济衰退，中国和印度会很容易的成为西方政界和媒体的替罪羔羊。而西方民粹政客将以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归罪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而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一零零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会一方面施加压力让中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就会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关闭部分内部市场。比如在美国可以通过媒体夸大中国制造产品的问题来增加成本，或者是通过国会的国家安全听证会，来限制中国的投资机会，迫使中国只能投资有利于美国，但对自己无益的地方。欧洲则会用各种复杂的欧盟标准，限制中国产品和品牌的进入，迫使中国厂家永远只能做欧洲品牌的代工，让欧洲商家拿高附加值利润。
国际贸易组织WTO估计在今后数年，将会变成一个只能接受各方争吵的论坛，而不会对世界贸易的促进起到真正的作用。在过去，WTO的局势和划分很清晰，就是发达富强国家和发展中贫穷国家利益争执，界限分明和逻辑清晰。但是现在情况却大不相同，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经济体，成了第三种状况，就是经济总量大，国富，但仍是发展中国家，民穷。发达国家当然不会那么轻易让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让他们的弱势经济向你强势经济输血，而要求这些发展中的大国让步，也不容易，为什么这些仍然贫穷的人民，要向富有的发达国家人民让利。
其结果就是，国际贸易体系将会破裂，虽然保住个名不符实的虚名，就会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世界经济就会日益趋于地区化和双边化，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新地位，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
中国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会开始占领世界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如何在制造业上形成的生产优势，延伸到文化上的优势，就需要产生一大批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竞争的专业人才。对世界的时尚趋势和流派不了解，就不能知彼，而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就不能知己。光靠跟世界风，不能拿出自己的家底来，最后只能是二流货色。我们的新一代人，必须学习中国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产品，从夏商周的玉器和青铜器，一直到明清的家具，都不是任何世界一个文化可以相比的。而这只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比如说云南，贵州和广西丰富多彩，领世界风骚的服饰，都可以在世界上杀出一片天地。
在军事上发展强大的国防更重要，但就不要玩航空母舰这样的面子花活。西方的新十字军东征已经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如果要啃下伊朗这个硬骨头，可能就会力竭而亡。因此西方战略家们下一步，一定是以世界和平的假口号，挂羊头卖狗肉，企图制止非西方国家在核武器上的渴求，和希望利用有限的核武器，可以抵消西方在常规武器上的强大优势。而当美国的全球防御系统因为太过昂贵，而无法发展的话，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西方在军事上的乏力，在经济上的萧条，使其只能在文化上虚张声势。其实中国人对他们这种垂死挣扎，没有必要反应过度，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强烈抗议。中国人只需要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污蔑，笑破肚皮就行了。西方人今天那种看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不屑的说，还是我老祖宗的民主好，简直令笔者对阿Q老兄的重新转世，大叹惊奇。只要中国可以在文化上崛起，西方世界日薄西山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