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只是第一步
作者：瑞银高级经济顾问 乔治•马格纳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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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摩擦将明显激化。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今年首份半年度汇率报告——这是自1988年起法律赋予该部门的使命——报告中可能认定中国存在操纵本币汇率的行为，“其目的是避免国际收支得到有效调整，或者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自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和国会一直在审议中国的汇率政策，但都没有做出确切的结论。这次，事情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是目前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则是目前2.5万亿美元的六分之一。

面对美国要求其改变汇率政策的压力，假如中国继续保持强硬立场，几乎可以肯定，此事将提交国际贸易组织(WTO)处理。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若干双边争端中最为显眼的一桩。在这些争议中，美国可能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关税，而中国则可能威胁抛售所持的美国国债。美中之间发生重大经济争端，对任何一方都不利，尤其是对中国。但由于三方面的原因，这种局面看起来无可避免。

首先，金融危机已导致美国和欧洲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并暴露出中国经济模式与全球经济体系存在着冲突。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将增加储蓄、减少借贷。这种变化已开始出现在私营部门，接下来也将发生在公共部门。但是，只有在中国——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减少储蓄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才会奏效。如果我们大家都争当储蓄者，全球经济就会更明显地向保护主义和衰退倾斜。美国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自然会要求中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其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中国的汇率，而在于中国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事实上，尽管温家宝总理最近宣称人民币没有低估，中国国务院仍有可能批准在适当时候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然而，在以出口和资本投资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中，汇率低估是其核心所在。这种汇率制度相当于一种消费税——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只占36%——并转化为对出口的高额补贴。支撑这种模式的是过度储蓄。如果不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包括但不仅限于汇率制度改革——储蓄就不会下降。

过度储蓄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中国8亿农村人口在收入和经济安全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迫使数百万农民工不得不存钱的城镇居民户口登记制度；有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不能以股息形式进行分配；独生子女政策给社会造成的种种后果。调整汇率，不会对这些结构性现象产生丝毫影响。

第三，中国的现状，正使其信贷及货币政策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不错，近来一些关于中国存在泡沫的警告显得有些夸大其辞，忽略了以下事实：过度建设的“证据”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省份发现的，但在沿海省份之外，中国还有大量的国土和人口。这个由中央控制的国家，依然有能力通过信贷创造，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不断增多的问题。不过，汇率机制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变得复杂，导致资本定价偏低，并无情地推动中国走向实际利率为负的境地。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如果执意保持当前的发展模式，将受制于一种信贷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商品与资产价格难以保持稳定。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成为一个拥有庞大GDP的强国。但是，除非其制度上能够先行以上述方式进行改革，否则，中国的富强之路决非确然无疑，而且无论如何，都将十分漫长。

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是瑞银(UBS)的高级经济顾问、《老龄化时代》(the Age of Ageing)一书作者，他的新书《Uprising: 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