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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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

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联人给每一位访问者惊心设计了路线，让他们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人的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苏维埃的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而英国费边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一场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对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以待五十年后发表。

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消失在嘈杂的赞扬声中了。几年后，与德国的对抗继续提升了苏联的诱惑——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纪德的声音可以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个人经历则无人理解。苏联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难为自己的残酷经验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对方总是说，没必要去伤害与莫斯科的关系。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这是诚实，还是另一种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陷入恐慌与错乱，既然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新制度也将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人们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当西方的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展开苏联之旅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的移民申请，因经济危机而绝望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们或多或少读过这本《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它畅销一时。他们被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这里不仅没有失业，也没有剥削。最终，几千名美国人被苏联接纳了，他们大多在古拉格群岛的劳改地离开生命。而当丘吉尔挥舞着《通往奴役之路》来警告英国选民时，他被当作了另一个笑话——人们都觉得计划经济更稳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对苏联的态度，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的主要坐标。在一九五二年的论战，加缪的判断正确，却失败了，并带着失败的屈辱而离开人世。萨特获胜了，尽管他知道苏联的种种恶行，但是他认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为什么萨特与他的同道们，能对苏联的一切罪恶保持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羞辱地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融入新的历史动力中，有助于缓解他们内在的焦虑。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紧接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苏联的本质暴露出来。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开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个美好社会，但没人怀疑它的制度上的竞争性。人造卫星的上天，令美国陷入一片惊慌，他们正在太空竞赛中落败。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魅力传递到更贫穷的地区，给予那些要争取独立、获得繁荣的落后国家以诱人的许诺，

它在亚洲、非洲、甚至临近美国的古巴都获得了回响，中国的毛泽东相信“东风压倒西风”。是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称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普遍幻灭感慢慢被遗忘。在苏联国内，人们会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而西方的左派们，从没放弃他们的憧憬。而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为越南战争，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化身，石油危机与经济萧条似乎再一次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而苏联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储量让它的石油危机中更显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而在第三世界，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一群共产主义者们获取了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国，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再起。作为苏联的严厉批评者的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争论的双方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加缪之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在西方出版，萨哈罗夫用个人经验证明了帝国的黑暗。但左派们没兴趣接受这一切。我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而莫斯科甚至地铁票的价格都不上涨……（待续）

极权的诱惑（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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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一

人们再一次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将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的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的相信这一切。苏联是一个信息的黑洞。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自我批评、自我揭露是多元社会的持久的现象之一。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反而充斥着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被轻易地原谅，最深层的困境，也只是另一个暂时的障碍，它将迅速被克服，未来总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错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鸡蛋就做成蛋饼。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很多人甚至准备重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

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们没兴趣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随着真相的日益显露，最初真挚的情感与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某种身份确认。七十年代的法国左派们，他们与其是真心赞扬苏联，不如说是在掩饰历史伤口。这也是反美情绪的一种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苏联的背叛者的叙述，觉得那是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另一种夸大其词。
苏联的神话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让不少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便是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苏联是历史视线中的新恒星，它所发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性。那么，上述国家则像是行星，它有着与恒星相似的内在结构，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掩盖在这个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也都亢奋不已。

二

“速成的中国学（Instant Sinology）”，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们。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国”赞叹不已。

比起一个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公司的科层制度腐蚀的西方，中国是另一个乌托邦。毛泽东追求平等，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化。“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到处是光辉的革命。甚至费正清都这样写道：“毛主义者的革命，就整体而言，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他们很少会相信，这是一场上层的权力斗争与下层的无政府的混乱结合的灾难，不仅没有一点点“文化”，还是反文化的。

中国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以鼓舞。中国也竭力推广自己的模式，既证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联合国。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了。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地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众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见证者和合作者。左派们继续执着于中国的革命理想。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中国与美国是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用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沉浸在被中国官方体贴安排的旅行中。哈里斯·索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样的旅行路线，会见同样的人，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精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从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她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从宋美龄到周恩来，她都与他们相熟。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为世界描绘的中国中，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传记，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任何真相。罗斯·特里尔是个诙谐、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他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种种残酷、虚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的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在三年内饥饿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战争还要多），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的活动时，自然地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

在解释西方知识分子憎恶法西斯、却原谅共产主义的原因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用了这样的比喻：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显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它有着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象另一个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说，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包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指责他们。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一九五五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再次验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富压迫性的政权。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中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西蒙·雷斯在这本书中压抑不住自己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的观点却被西方左派广泛地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正处于东方专制主义吗？与其说西蒙·雷斯是黑格尔的传人，不如说更接近孟德斯鸠的怀疑精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