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13, 2009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一门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



陈洁:整理 发布时间: 2007-06-19 10:00 中华读书报

  目前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甚至连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尚未达成共识。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它在中国公众的印象中为什么与历史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混淆不清?一门学科的公众形象对于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专业研究者对此有什么样的应对?
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和本报联合召集了一次以“人类学的公众形象”为主题的座谈。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名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并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1 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
■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三个急需探讨。首先是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其次,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甚至有人以为,人类学者不需要读书,去做田野就可以了。再次,这门学科在中国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在个别圈子内部,似乎有一套相互趋近的词汇,圈子之间,差异极大,五花八门,有的从中国方志提炼中国人类学概念,有的从意识形态、从古史提炼概念。学术的多样性固然是优点,但一门学科如何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是多元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学科就毫无规则可循。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考古学”的形象。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所做的人类学,有这么一些特点。首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学问,但不是研究这些的惟一学问。19世纪中期,西方大学里出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工,社会学研究工业化社会,人类学研究非工业化的、传统的、部落的、殖民地的社会。就中国学界来说,社会学家更多关注城市,或者乡村的城市化,也就是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人类学家更多地沉浸在农村或少数民族研究里。如今这个区分变小了,有社会学家研究历史和传统社会,也有人类学家研究现代性。但一般来说,我们更习惯于从非工业化的社会之世界观为出发点。

  另外,人类学有社会理论上的关怀。西方的社会理论分成注重文化和注重结构的两派,人类学家多数通过所谓“基本社会制度”而不是通过浮在面上的“上层建筑”来切入研究主题。比如说,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制度,所谓信仰、仪式、宇宙观这些东西构成的“宗教”,不平等关系、权威形态、支配等构成的“政治”,生产和交换在不同文化中的实践构成的“经济”,便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基本社会制度”。围绕着这四个基础又衍生出一些相对专门化的研究,如医疗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城市生活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

  上面所说的对于人类学西式的、“主流的”定位,听起来并不顺耳。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上述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更多的进行的是农村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这个情况与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历史,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研究之普及化有关。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在做民族研究就可以顺便带上“人类学”这三个字;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学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民族学在当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跟西方的社会科学完全脱钩,成为一种所谓“中国化”的做法。

  这涉及学科“本土化”问题。以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人类学的起点,一开始就涌现出跟西学不同的特点。呼唤“人类学本土化”实际是多余的,因为这门学科从来没有“原汁原味”地“西化”。这是我们公众形象不清晰的原因。我们一方面主张照西方的学科规则“原原本本地做”。而事实上在做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类学家有三种基本研究对象——农民、少数民族、外国人。采用的方法一般叫做“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个词翻译得不好,本来是指对一个地方或者人群的“文化”进行参与观察,从中得到体会和启发,再以描述为主,呈现出一套不同于以前的看法。其实,人类学这门学科注重比较研究,长期关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民族志不过是方法基础,但人类学不局限于此。人类学家以为,学科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类本性提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类学家属于极少数,他们一般进入了哲学家的行列。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也认为,要揭示这个本性,必须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在经验中富有想象力地去解释人的社会存在。

2 学科命名实际上是一种秩序构建。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人更愿意把民族学叫成人类学。为什么?英美传统一般叫人类学,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一般叫民族学。这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就是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他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费孝通被他引到人类学,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

  这样的进程,到解放后就变了。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民族学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中国模仿了。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到了60年代,中国和苏联闹翻,民族学也成了修正主义,不能叫了。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在这期间,这些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icstudy,研究印地安人、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跟国家设置的学科体系有紧密联系。国内的学科分类相当缺乏学术依据。在我们的专业分类里,有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还有一个民族学。而实际上,我在做的工作就和这几方面都相关。我是研究亲属制度,研究农村的,这些东西很难套在某一分类上,应该把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统在一起,叫“社会文化人类学”。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经常这样做,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边界模糊化。这些多少牵扯到公众形象的问题,因为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还牵扯到译文问题。非专业人员考虑问题总是以语言作为概念分析的基本元素,这造成了对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这些概念的理解差异,对公众理解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影响。

3 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什么是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我们该达成一个共识。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是研究他者,不研究自己。它的背后是比较的方法。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需要三种东西:第一是比较法,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第三是比较强的社会理论的视野。

  我们在研究现实,不是想象的现实,而是那些被研究的人,他们呈现的那些现实。人类学的他者的眼光在这一点上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能研究自己,不能做自己最熟悉的民族,但前提是具备一种他者的眼光。因为你只有看到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者的眼光是最小的人类学,是比较法。

  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这是我们跟很多学科分不开的地方。现在很多人文社科学者都在搞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其实是艺术学,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历史学,经济人类学其实是经济学。为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人类学研究?一是学科的历史造成的,第二就是大家都意识到田野的重要性。比如历史系的人去农村看一些文献、碑刻来补充正史的研究。人类学跟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是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研究,不是关于民间风俗的研究,不是关于所谓农村社区的研究,那是农村社会学。也不是去乡间抄碑文。人类学的田野最重要的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到要研究的那些人当中,尽其所能做一个他要研究的人,及其所呈现的世界。

  第三,要有较强的社会理论视野,还是跟田野有关。人类学之所以去做田野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社会理论在支撑,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是不可能绕过的。社会理论的视野很重要,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沿着西方的脉络来研究中国。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历史、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社会理论,丝毫不亚于世界上最流行的社会理论。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去研究他者,你才有比较的眼光,而不是拿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把西方社会思想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4 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侵袭,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现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没有共识。比如中国的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学,但很多相关专家会给自己加一个头衔“经济人类学家”。艺术人类学也一样,对艺术、文化、社会感兴趣的一帮人在做,还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实际上不是人类学家,而是艺术某个行当,比如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美学的,界定的时候,有学者说“艺术人类学就是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做的艺术学研究”。

  对此我们怎么看?我觉得无所谓,我们可以学微软对付盗版的办法,盗版多了,会有一个更大更宽的环境。西方的人类学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自己做研究时,有所谓“原教旨主义人类学”的做法。但其他学科包括大众媒体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是好事。在公众领域,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普及和交流人类学的东西。包括跨学科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探索。一个学科总是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的侵袭,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公众形象这个东西要慢慢地树立,但底线和原则还是要适度地体现。跟其他同行对话时,应把这个理念包括进去。在此基础上再各自有一些东西,才好操作,这样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至于太分裂,至少有共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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