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穿过你的黑发的谁的手？
发表于 2011-05-23 21:19:32阅读 415 次 评论 2 条 所属文章分类: 边看边说

“弥散”的中国味道



从去年1月份开始，法国就率先宣布了将要参加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为65岁的装置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随后，关于威尼斯双年展的报道陆续鱼贯而入，作为双年展的鼻祖，威尼斯双年展在这一年之中所不断产生出的关于策展人、艺术家的话题无疑具有最吸引艺术媒体眼球的作用。据刚刚被确认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彭锋介绍，以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在1993年基本上是外国策展人选的，那次还没有国家馆。之后有了国家馆。2003年范迪安做了第一届却因为“非典”没有出去。后来蔡国强做了一届，侯翰如做了一届。尽管威尼斯双年展已历经五十余年，但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它却仍是青春焕发的，并无可厚非地成为了一个前卫与包容相互结合的另类形象的代言人。正像春晚中周杰伦与宋祖英这对姐弟组合一样，现代的（时尚的）完全可以与民族的（传统的）相搭配，而对于文化输出相对贫瘠的中国来说，以官方单位作为选拔主办方也无疑会为对外性质较浓厚的当代艺术活动蒙上一层具有某种保护意味的薄纱，现实若隐若现，凸显出来必然是烘烤得当，七分熟的“现实”。



第54届威尼斯中国馆策展人一经宣布就引起艺术圈的一片哗然，年轻批评家段君在文章中说道：“2009年卢昊入主中国馆已经贻笑大方，今年彭锋在数位候选策展人当中‘脱颖而出’，也令专业界跌破眼镜。但威尼斯中国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策展人的资质不能服众，也不在于展览机制的缺陷，而是中国馆已经彻底沦为金钱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傀儡。”面对外界对策展人角色的质疑，彭锋在媒体的采访中除了对评选过程予以解释，还透露了自己对中国历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些看法以及自己用中国古典理论对展览介入的一种尝试。他说道：“我们国内的一些策展人其实是高度西方化的，并一直在延续着西方的模式来策划展览。而我自己是在国家的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从小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国家公费的，所以我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抱负。”其次他提出“中国人是用味来界定美的。这点从羊字转化到美子字的过程里就体现出来。于是，我就找到了‘弥漫’这个主题，弥漫的中国味道。”显而易见，彭锋在这次的展览中要突出的正是东方与西方对“光”不同的理解（参照本届主题是启迪，英文可以翻译成光照。）一种是直观的视觉行为，一种则是暧昧不清的“味道”，这种异质结构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创作的瓶颈之一，琳琅满目的展览几乎总也绕不过“它”，由此也衍生出中国当代一个重要的话题，如何凸显“民族”？如何对待“传统”？



当下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与“民族”



早在前些年，猛打“民族牌”的韩国、日本不但成为亚洲经济强国而且在文化上征服了欧美甚至亚洲内部的许多国家，而中国作为亚洲文化的历史源头却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没有顺利完成“传统”向现代性的转换，正像朱其最近在《自然的现代性及其传统的转换》中所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艺术在吸收西方的艺术观念和形式，但一直没有在中国哲学和语言内部展开解决中国思想和艺术的现代性问题，即以人格化的‘自然’为根基的心性论及其借助自然形式的艺术语言，如何找到脱离自然体系的更高层次的主观形式？在这个问题层次，中国画没有对传统做出实质性的转换和现代回应。”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艺术实验并没有从“心性”出发，从而与传统的“自然观”进行过渡与转换，取而代之的是割裂或是不负责任的移植与篡改。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选出的艺术家是现年35岁的女艺术家束芋，束芋擅长用大屏幕投影将传统浮世绘风格的图画变成怪诞、明亮的幻境。她的创作形式多样并借引动画和漫画的美学。尽管，我们对束芋的作品内容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从她以前的作品图片中却可以看到，传统对于艺术家本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去束缚艺术家完成实验的部分，其中也包括对日本社会文化的深度思考，作品图像呈现出的内容有我们对日本色情文化粗浅的了解，也有很多并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压痕遍布在画面的细节处理之中。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在威尼斯双年展中我们能够发现当代艺术共同面临的问题充斥其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相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来说都是种考验和绕不过去的弯。中国以及亚洲国家本身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追根溯源，儒道释的文化影响渗透在每个艺术家的骨髓中，只是由于近现代以来国家政治体制的风云变幻，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隔膜，并且由于西方经济的发达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西方的审美评价体系成为衡量东方艺术价值优劣的潜在标准，这无疑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增添了难度，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概念艺术家就已经先行将东方的哲学概念植入到现代性的观念语言之中，其中包括约翰·凯奇和大野洋子等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对东方文化进行生硬的移植或是浮于表面的符号挪用——约翰·凯奇对亚洲美学以及哲学的研究，至少影响了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艺术风格与构成。而早在1958年，哲学家兼禅宗阐释者艾伦·瓦（Alan Watts）就发表了论述禅宗和当代美国文化的随笔《方形禅、垮掉禅和禅》，被当时的艺术家奉为经典。中国当代艺术在85新潮以后有了一些转变的迹象，很多艺术家开始从对西方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完全拷贝开始转向对于本土化意义的思考，现实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但是很多艺术家采用的语言方式依然没有脱离西方语言系统的藩篱，正如朱其所说：“中国及亚洲的艺术从传统中的现代转换，需要真正回到传统的核心，而不是参照西方的语言形态进行风格的重组。”究其原因，就像萨义德所认为的那样，由全球文化霸权所影响的东方力量逐渐成为“被动”的角色，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后殖民”的影响力犹在，文化学者杨远婴以电影为例谈到：“没有中国气息，是中国文化人最大的毛病，一些‘理论家’手里握了一大堆框架，却找不到中国的现实，拿了武器，是西方的，却只简单地用来扛起一面反西方的大旗，而对中国现实中许多丰富多彩的事情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要关注中国，当下是最活跃的。”而如何平衡“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似乎历来就是一对纠缠不清并屡遭诟病的关卡。而彭锋则把“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地气”，他认为这种“地气”始终被包裹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不明显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与延续千年的文化息息相关，而他也想通过自己的策展方案让这种“地气”连接到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并用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味道”尝试着培育出中国文化的果实，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初衷良好的移植是否会演变成一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的串味的尴尬呢？



中国馆：如何用“传统”去迎合大多数



如上所述，“传统”并不是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念，不同时代造就了“传统”在不同时期迥异的性格，也彰显出在国家主义的笼罩和影响下“传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传统”曾受到过极大的重视。如1956年，在“去苏联化模式”、“走中国式道路”的大背景下，“双百方针”的出台等都造就了“民族化”思潮的兴起，虽然这种思潮的形成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去苏联化”的口号正是当时中国与国际间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的集中体现——但在事实上这种思潮还是推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对于重拾传统的深入思考，如检测中国画的标准从“非我性”向传统价值本身的演进等——葛玉君“‘传统’在某种时刻像武器一样不但能击退代表‘自由主义’的小文人思想，适时地把那些风雅的知识分子拉回现实，重要的是它还能在必要阶段巩固社会领导权力确立其唯一性——但时间的演进让“传统”与社会政治之间的默契又充满了多变性，譬如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后驰名国外的两位“商业艺术家”丁绍光和陈逸飞，一位擅长将“传统”变更为笔下纤细、艳丽的傣族少女，另一位则是把江南水乡与温婉的仕女二合一体，这些艺术作品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看到一个异域的却带有现代意味的东方艺术风格。在这一点上，艺术显然满足了西方观众的求异需求，同时也不涉及任何国家政治意识的敏感内容。



也正是因为每个时代官方意识形态都会对“传统”进行无情的把控，导致本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彭锋在一出场提出“弥漫”这个带有中国哲学思想的概念时，便让很多人产生质疑，“中国馆已经彻底沦为金钱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傀儡”或者说国家在选择谁是威尼斯双年展代言人时考虑最多的是文化内部的认同感会有几颗星，就像更为大众化的电影产业中无可争议的代表就是张艺谋一样，老谋子深谙国际需求与中国传统的嫁接之术，虽然并不及台湾籍的李安更能运筹帷幄地运用传统，但毕竟在国际上狠狠地“红”过。就在今天，微博还在疯传和评价彭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我自己是在国家的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从小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国家公费的，所以我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抱负。既然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舞台，我就要做一件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走向和中国文化要有益，让中国艺术走出去。” 尽管分析与传播这个注解略显简单或断章取义，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现行文化体制中产生的评选结果的公正性所抱有的必然怀疑。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会对这一世人瞩目的双年展进行讨论和批评，但是中国的文化体制透明化和程序正规化确实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实际上它的配置已经远远超越了这台陈旧的机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策展人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上个世纪那个相对封闭的语境里进行展览策划了，本届中国馆策展候选人俞可在方案中就曾提出，比起主题策划更重要的是中国馆应该得到完全的修缮或搬迁。这虽然仅仅成为了呼吁，但是却代表着中国馆应该发挥它更为重要的一面，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真正的“现实”，并连带出人们对于“传统”在当下环境中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每届的威尼斯双年展都好像一头黝黑的长发，被总策展人和各国分馆的策展人们用理念之手梳理成不同的形状。而在具体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对照或纠缠，必然也让梳理这片长发的理论构建变得日益艰难。但不管怎样，我们都期待着穿过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长发的中国之手，最终并不仅仅只是一只带着传统文化标签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僵硬手套——“弥漫”能否成为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有益补充或是“气”对“光”的“太极”式的消解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