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卖比》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针对青年批评家

吴味



当我用三篇文章——《<艺术卖比>不是“淫秽表演”——兼谈艺术制度的缺席》、《<艺术卖比>的“艺术所指”是怎样产生的——兼谈当代艺术的语言学原理》和《<艺术卖比>的“符号”与“语境”——简单回复宋文翔》，讨论了《艺术卖比》作品的“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艺术所指”以后，也许有人认为我将《艺术卖比》的“艺术所指”固定化，从而局限了作品的“艺术能指”及其意义。确实，如果认为《艺术卖比》的“艺术能指”只是产生了“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艺术所指”，那也不符合《艺术卖比》的能指预设和进入社会、文化动态现场后的事实。



事实上，《艺术卖比》的“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艺术所指”只是艺术家针对《艺术卖比》的“艺术能指”意义预设及其实现的主要方面，但其“艺术能指”意义预设及其实现显然不仅仅如此，我在《<艺术卖比>不是“淫秽表演”——兼谈艺术制度的缺席》一文已有提示——“伴随冲击社会伦理”。可以说，这种对社会伦理的冲击同样是艺术家的预设，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冲击社会伦理从而提升社会伦理水平（实际上艺术家已经有了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看待性爱这种美好事物的言说）。这种预设及其实现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个作品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广泛争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种行为离开其既定的生活语境而进入陌生化的社会语境（非具体化的社会语境）后，行为的能指——可能性的意义指涉——是无限的，因为陌生化的社会语境的内容是无限的，行为与语境内容的关系就是无限的，也是不确定的，此时行为的能指实际上无所谓意义。要让能指产生特定的意义，必须创造包括行为在内的特定符号关系（语言结构），这种特定符号关系就可能与社会语境中的某些特定内容建立起特定的关系（特定符号关系的特定性就是为了建立这种特定的关系），从而作品整体语言的能指就会指向特定的问题，由此产生特定的意义。



我已经分析了《艺术卖比》的行为语言能指是如何产生“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特定艺术所指的。然而，《艺术卖比》的行为语言尽管是模仿卖淫行为的“性爱行为”，但将这种“性爱行为”进行“极为真实”的表演（但不是真实性交），以用于艺术的表达，其本身就极为直接地指向了今天我们的社会的伦理问题——为什么人类美好的“性爱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伦理中不能向美好的事物开放呢？艺术家的观念显然极大地超越了我们的社会陈旧的伦理规范，正是这种极大的超越才引起了我们的社会的强烈反响，其中深入的伦理问题反思将在总体上有利于我们的社会性伦理向真善美的进一步开放。而我们的社会对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产生强烈的反响，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严重的伦理观念问题，也恰恰说明了这样的作品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必要性、有效性。在我们的伦理观念中，性爱行为的公开化好像无论如何都是不道德的，我们看不到性爱行为向真善美事物坦然开放的当代人性超越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允许有三级片，不允许用性爱行为表现艺术，甚至在野外性爱被人发现就是大逆不道等等。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压抑，不利于人们对性的有关生理、心理、精神的健康、美好和丰富性的认识，影响人的进一步完善。我们这种伦理观念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伦理发展的视域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伪善性。所以，《艺术卖比》作品实际上将我们的性伦理问题通过独特的行为凸显出来，其伦理文化批判意义在我们的文化现场显得极为突出，并将可能具有深远影响。这从我们的社会对这个作品的强烈反响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事实上，成力的这个作品与画家李壮平和李勤父女的“以女儿为裸模”行为在伦理观念超越上有一定类似性，我在分析“以女儿为裸模”的艺术和文化意义所说：“李氏父女的行为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质疑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当代的合理性，从而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深刻问题（局限性），这种问题就是认为男女亲人之间的身体裸露无论怎样都是不道德的，而看不到在这方面的美丽、纯洁、善良的当代人性超越的可能性。这种问题甚至使人们的行为在亲人的生命面临紧迫需要的时候也因为身体伦理障碍而难以做出善的选择或产生罪恶感，实际上是对人性的禁锢，不利于人们对身体的美好、健康和丰富的认识，影响人的进一步完善。”（见吴味《“以女儿为裸模”和“裸教”行为的艺术和文化意义》，《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9年文章）所以，没有伦理观念超越，不可能认识成力《艺术卖比》作品的中国伦理文化批判和拓展意义。



尽管这个作品的语言显得好像“很表面”，但由于在我们的社会里性伦理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的性伦理观念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伪善性），以至于这种艺术语言好像“很表面”的作品，也足以能够引起人们对我们的伦理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思，说明作品的好像“很表面”的语言对于作品意义的生成来说已经够了，这反过来说明作品的语言并不“表面”，其实它是“直接”而“深刻”，它与我们的伦理语境建立特定关系的特定语言结构已经具备了。当然这种语言的“直接”而“深刻”只是针对“性伦理问题针对性”的特定艺术所指而言的；而针对“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特定艺术所指而言，作品的语言确实是比较“表面化”，因为它所形成的特定艺术所指仍然不那么“独特”和“具体”，而显得比较“空泛”，所以作品在这方面也没有在当代艺术现场激发丰富、深刻的反思。以至于《艺术卖比》的“性伦理问题针对性”的意义反次为主，而超过了“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的意义。



另外，《艺术卖比》作品的能指意义还不仅仅是“性伦理问题针对性”和“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针对性”，作品的能指对法律问题、艺术制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等等都有所指涉，这不仅是作品的能指意义指涉的可能性，而且是这种可能性在社会文化现场中的实现。这在社会文化现场有关该作品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艺术能指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我常说“问题主义艺术”的能指意义是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网络结构，于此可见。



所以，看到《艺术时代》杂志发表某些青年批评家针对成力《艺术卖比》作品的“微言大义”（见《艺术时代》杂志2011年第二期“微言大义”栏目），我真是哭笑不得！他们说：



“如果，没有这种对于艺术表述的自觉、坦诚，只是将某些不堪的‘私房菜’晒出来，弄得好像挺怎么着的，就自我冠名为‘艺术家’，最终只能说明自己的猥亵与荒诞。要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陈冠希比起来，可差远了。”（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即使换一个角度，就《高干》（《艺术卖比》的别名？）的语言本身而言，亦复如此。或许其惟一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民众伦理心理极限的挑衅，通过简单的修辞技巧（‘高干’—高干[子弟]），付诸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和反省。问题是，‘高干’本身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社会事实’，而作品除了重申和夸大这一事实以外，并没有经此开启出新的可能，更不具有颠覆和重建的可能。因此，不论语言本身，还是所指意涵，只是凸现了它的平庸和空洞。”（鲁明军，四川大学艺术学博士生）



“‘芙蓉’、‘凤姐’、‘小月月’的‘一夜成名’，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奇妙的‘示范效应’？《高干》这种类型的作品正变着花样登场。不择手段地出名，不惜牺牲人格和尊严，以低级趣味来迎合看客们的好奇。行为艺术也是因为这种品质低劣的作品的反复出现而被妖魔化。行为艺术家可以通过视觉刺激来表现一种不合作态度，但如果这种态度违背了公序良俗，污染了公众视觉，逾越了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就走向了艺术创作的反面。一个行为艺术家的完整权利，来自于两方面的自治：思想自由和身体自由。优秀的作品当反映社会或自身问题，绝不是通过假意‘疯狂’来咯吱关注者，如此展现浅薄与无知，这是对关注者的轻慢。”（朱小钧，《艺术市场》杂志社副社长）



“然而，并不构成事件要素的‘集体无意识’和缺乏有效方法论、系统性视点研究的‘风情掠影化’，却使其与人类学的严肃失之交臂，随之而来的则是行为艺术的低俗化、暴力化、肤浅化。强调个体，并不意味着个体是凌驾于艺术之上学术准则；强调边缘，也并不意味着它对主流就一定有修正和反驳的异样价值；强调对抗，也并不意味着立场之争决定了艺术之争的必胜。诚然，‘个别人’是一种自由的表现，但它并不决定作品观念和形式的有效。艺术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异质化和别样化，它是推动艺术发展的个体表达，也需要独立于潮流之外的‘悲愤’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发泄和立场的刻意强调，艺术需要艺术语言的强化和研究、观念的深思与熟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对艺术本体及范畴的反复割舍与揣摩，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悲愤’妄想症。”（崔灿灿，《画刊》杂志编辑）



“至于那些哗众取宠、利用围观吸引眼球，缺乏真实力度的作品，识别出它们，恐怕只需要一点真诚的常识就可以了。”（李笑男，博士后）



……



这些青年批评家无法分析成力《艺术卖比》的语言结构及其与动态的文化语境的动态网络关系，看不懂作品的能指意义预设，现在又闭目不看或看不清作品观念的超越（主要指性伦理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动态现场已经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意义景观，却还像当初批评片山《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作品一样，大肆指责作品是“猥亵”、“荒诞”、“平庸”、“空洞”、“不惜牺牲人格和尊严”、“低级趣味”、“品质低劣”、“疯狂”、“浅薄”、“无知”、“轻慢”、“低俗”、“肤浅”、“悲愤妄想症”、“哗众取宠”……（参见拙作《片山“吃屎”与“第四代批评家”的倒掉》，《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10年文章）真让我感慨，这些批评家的批评怎么还是如此的缺乏综合分析能力、如此的无视作品与语境的现实动态关系、如此的望文生义、如此的道德栽赃、如此的原地踏步……？！我不禁感到，他们指责成力的荒谬话语仿佛正好准确地说中了他们自己。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