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方法

第十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

　　集体主义者……热心进步，同情穷人，痛恨邪恶，激励英雄行为，这些一直为
日后的自由主义所缺乏。然而，他们的科学却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误解之上……因此，
他们的行动极具破坏性和反动性。人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致他们的精神
分裂了，他们再也没可供选择的机会。
——沃尔特·李普曼
　　“利用情绪，不把精力浪费在摧毁它们的无益努力上。”一直是反抗自由的策
略。人道主义者的一些最弥足珍爱的观念，常常受到其死敌的高声喝彩，后者就这
样打着同盟者的幌子，渗透到人道主义者的阵营，制造分裂和严重的混乱。这种策
略常常获得极大的成功，正如事实所表明的，许多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仍然崇敬柏拉
图的“正义”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的”权威主义、卢梭的“普遍意志”观念，或
者费希特和黑格尔“民族自由”观念。然而，只是在黑格尔主义把自身确立为一种
真正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基础之后，这种渗透、分裂人道主义者阵营并制造混乱的方
法，这种建造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而具有双重效应的知识第五纵队的方法，
才获得极大的成功：至于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历史主义的最纯粹的、最发达的和
最危险的形式。
　　详细研究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左派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副本之间的相似性，是件
诱人的事情。然而，如果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则绝对不公平。虽然它们的知识
源泉近乎相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激励，则不应有任何疑义。而且，同右
派黑格尔分子相反，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上，马克思作
了诚挚的尝试。这种尝试的价值没有为这一事实所减损，即正如我将要表明的，它
以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科学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错误才能进步。马克思毕竟
进行过尝试，虽然他在主要理论上犯了错误，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他以各种方式
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
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点。对于那些像我
一样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情况显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认，例如我对柏拉图
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
　　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
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
和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充分意
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
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
大辛劳。我认为。他追求真理的真诚和他在理智上的诚实，使他与他的许多追随者
完全不同（尽管不幸的是，他没有彻底摆脱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氛围中养成的腐朽影
响，这种辩证法被叔本华描述为能够“摧毁一切理性”），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社
会哲学的兴趣，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兴趣。他在知识中找到了一种推动人进步的手
段。
　　那么，为何还要攻击马克思呢？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
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
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
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
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然而，马克思主义真的打上了纯粹历史主义的印记吗？在马克思主义中就不存
在一些社会工艺学的因素吗？俄国在社会工程中从事冒险而又常常取得实验成功的
事实，使得许多人断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支撑俄国实验的科学或信条，应该是一门
社会工艺学，或者至少要赞成它。然而，没有一个熟知马克思主义史的人会犯这种
错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
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
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马克思实际上禁止一切社会工艺学，
并把它斥责为乌托邦广他的俄国信徒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对社会工程领域中的宏伟
任务，完全缺乏准备。正如列宁很快明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提
供帮助。“我并不知道有哪位社会主义者探讨过这些问题”，列宁在夺取政权后这
样说，“在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记载。”在经
历一段不成功的实验时期，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列宁决定采取各种
实际上意味着有限他暂时地回到私人企业的措施。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后
来的各种实验——五年计划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宣布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列宁在引进新经济政策之前发现的自己所处的特殊情
境，还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适当地考虑到这一点，就都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
马克思的宏大的经济研究，甚至没有触及到一项建设性的经济政策（例如，经济计
划的问题）。正如列宁所承认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论及社会主
义的经济词句——且不论“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之类的无用的口号。原因在于，
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完全是从属于其历史预言的。然而我们还必须多谈点。马克思特
别强调，他的纯历史主义的方法与一切以合理计划的观点进行经济分析的尝试是对
立的。他把这种尝试斥责为乌托邦和不合逻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研究
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该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准备建设工作方面，他
们甚至比一些“资产阶级经的历史主义，我已经指出，我确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是十分贫乏的。





　　马克思本人也许赞同对批评他的方法作这样一种实际的探索，因为他是发展后
来被称作“实用主义”的观点的首批哲学家之一。他之所以被引向这一立场，我认
为，是由于他确信，一种科学的背景为实际政治家——这种实际政治家当然也意味
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所迫切需要。他教导说，科学能够产生实际的结果。应该
随时关注成果，关注理论的实际结果！他们甚至谈论有关其科学结构的某些事情。
一门不产生实际结果的哲学或科学，只不过解释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然而它能够而
且应该做得更多些；它应该改变世界。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预期到后
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木是获得既
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
　　这种对科学预测的强调，实质上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的发现，不幸的是，它
把马克思引入了歧途。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
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把
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
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
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然而，相信“科学的”和“决定论的”术语如
果不是同义的，至少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要被说成是一个尚未完全消失的
时代的迷信之一。由于我主要对方法问题感兴趣，我感到高兴的是，当讨论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论时，并没有必要加入有关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因为不论这
些形而上学争论的结果如何，例如，量子理论关于“自由意志”方面，我想要说的
是，事情早就解决了。没有哪种决定论，不论它被表述为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还
是被表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能够再被作为科学方法的必要假定来考虑。因为物理
学——一切学科中最先进的科学——不仅表明，没有这种假定，它照样能够从事研
究，而且还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同这些前提有矛盾。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
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
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当然，马克思不能
因为坚持了相反的观点就应受到责难，因为他那时的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
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抽象的、理论的原理，
勿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观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
响。如果“决定”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原因”观念不导向历史主义，它就不会如此
十分有害。诚然，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
度，同每个人、尤其是决定论者对机械和电子设备所采取的显然是工艺学的态度形
成奇怪的对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
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对科学的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
仅仅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它的其他基础包括，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
预言，前者有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广泛的战线上预言社
会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两种预测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找在其他地方试图表明
的），前者的科学特征并不为支持后者的科学特征提供证据。
　　马克思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的历史主义观点极大地搅乱了实用主义，后者一开
始曾使他强调科学的预测功能。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早期观点，即科学必须，
而且能够改变世界。因为只要存在社会科学，因而存在历史预言，历史的主要过程
就应该是被预先决定的，无论是善良意志还是理性，都无权改变它。以合理的干预
这一方式留给我们的，只是通过历史预言去肯定发展的即将来临的过程，去清除途
中的糟糕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
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
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正是这些观点导致马克思把所有那些人斥责为“乌托邦主
义者”，这些人以社会工程学的目光考察社会制度，认为社会制度服从于人的理性
和意志，能够成为理性设计的一个可能领域。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乌托邦主义者”
试图用人类脆弱的双手，去驾驶逆历史的自然潮流和风暴而上的社会巨轮。他认为，
一位科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只是提前预报风暴和旋涡。因此，他们能提供的实际
服务，只限于提出警告，下次风暴将构成威胁，使巨轮偏离正确的航线（正确的航
线当然是向左转！），或者是劝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侧。马克思在宣告即
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中，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任务。只有借助于这
种宣告，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导才能有助于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通过
使人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变化，意识到历史的游戏中分派给他的角色，科学社会主
义的教导才能够推进社会主义世界的到来。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工艺学；
它不教授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途径和手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验的关系
的观点，表明了其历史主义的观点的纯洁性。
　　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当时那场巨大的历史地震，即法
国革命令人记忆犹新（1848年的革命使它获得复苏）。他感到，这种革命不能靠人
的理性来设计和筹划。然而，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认识社
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J．S．穆勒的历史主义的密切相似
（类似于其前辈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主义哲学的相似），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主义态
度所具有的这一时期的十分典型的特征。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思考过“J．S．穆勒之
类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他把他们视为“枯燥无味的、无头脑的调和论”的典
型代表。虽然在某些地方，马克思实际上对“慈善经济学家’穆勒的“现代倾向”，
表明了某种尊敬，在我看来，也有足够详尽的证据驳斥这事实，即认为马克思直接
受到穆勒（或者匆宁说孔德）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看法的影响。因而马克思的观点
和穆勒的观点的一致，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所以，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
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他可以说是
在传达穆勒的纲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是寻找规律，依照这种规律，
一切社会状况制造出继之而起并取代名的状况。”穆勒十分明确地区分了他称作
“两种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第一种与我所说的社会工艺学极为相当，第二种与
历史主义的预言相当，他袒护后者，把它描述为“社会的一般科学，另一种社会研
究的结论应该因之而受到限制和控制。”或者更专门的依照穆勒的科学方法的观点，
这种社会的一般科学是建立在因果律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把这种对社会的因果分
析描述为“历史的方法”。穆勒的“社会的状态”具有“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
可以变化的特性”，正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埋藏”相当，当然，尽管它比自己
的辩证法对手更为朴实（穆勒认为，“人类事物必须遵循的”运动形态“应该是”
两种可能的天文学运动中的“二者之一”，即或者是“一种沿轨运动”，或者是
“一种弹道运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肯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简明性；正如
曾经有过的那样，它接受穆勒的两种运动的组合——即类似于某种波浪式运动或螺
旋式运动的东西）。
　　在马克思和穆勒之间存在不少相似性；例如，二者都对放任的自由主义不满，
二者都试图为实施基本的自由观念提供更好的基础。然而，在他们对社会学方法的
直法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穆勒认为，社会的研究归根结底应该还原为心
理学；依照人性、“精神的规律”、尤其是人性的进化，就能够解释清楚历史发展
的规律。“人种的进化”，他说，“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得以……确立的基础，它远
比从前流行的模式……优越。”这种社会学原则上可以被还原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
——尽管由于无数个体的互动引起的复杂性，这种还原可能相当困难——已经广为
许多思想家所主张；诚然，它属于常常简单地受到赞同的各种理论之一。我将把这
种社会学的研究称作（方法论的）。动理主义。我们现在可以说，穆勒信仰心理主
义。但马克思却向它挑战。他宣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也不能从所
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对心理主义指出了疑问，也许是马克思作为社会
学家的最大成果。这样，他就为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学规律的专门领域，至少是认识
局部自主的社会学，开辟了道路。
　　在下述篇章中，我将解释马克思方法的一些观点，并力图着重强调他那些在我
看来具有持久价值的观点。因此，接下我将讨论马克思对心理主义的攻击，讨论他
支持不可还原为心理学的自立社会科学的论证。最后，我将试图指明其历史主义的
致命弱点和破坏性后果。
第十四章　社会学的自主性

　　马克思有一句著名格言，扼要阐述了他反对心理主义，即反对把一切社会生活
的规律最终还原为“人性”的心理学的规律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是人们的意
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本章和下面两章
的职能主要是阐明这句格言。我首先应该表明，在展开我所谓马克思的反心理主义
时，我展开的是一种我本人赞同的观点。
　　作为一个基本的例证，作为我们考察的第一步，我们应该提及所谓异族通婚的
问题，即解释婚姻规律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的广泛分布的问题，这些规律显然是设
计来防近亲繁殖的。穆勒及其心理主义的社会学流派（后来又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
加入），曾试图通过诉诸“人性”，例如某种对乱伦的本能厌恶（也许通过自然选
择或“压抑”加以发展），来解释这些规则储如此类的解释也只能是朴素的或普通
的解释。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格言中表达的观点，人们就会询问，是否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解释，也即是说，是否勿宁说这种明显的本能是教育的产物，是那些要求
异族通婚和禁止乱伦的社会规则和传统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显然，这两种研究
恰好与一个古老的问题相符合：即社会是“自然的”，还是“约定俗成的”（详细
讨论见第5章地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要决定两种理论何者正确，是以本能解释传统
的社会规则，还是以传统的社会规则解释明显的本能，是件困难的事情。然而，通
过实验是能够解决这类问题的，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已经表明，本能显然厌恶蛇。
就这种厌恶不仅由人所展示，而且也由一切类人猿和大多数猴子所展示而言，本能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实验似乎表明，这种惧怕是约定俗成的。不仅在人类中，
而且在例如黑猩猩中，本能似乎都是教育的产物，因为无论是婴儿还是小黑猩猩，
如果没有教他们惧怕蛇的话，都不会展示这种所谓的本能。这个事例应该被看做一
个警告。我们在此面临一种厌恶，它显然是普遍的、甚至是超乎人类的。虽然从某
种习惯不具有普遍性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也许会反驳所谓习惯的存在是以本能为基
础的（然而即使这种论点也是危险的，因为有许多社会习惯在强化本能的压抑），
但我们还是明白，相反的论点当然是不正确的。一定行为的普遍发生并不构成该行
为具有本能特性或者根源于“人性”的决定性证明。
　　这类思考也许表明，假定一切社会规律原则上都根源于“人性”的心理学，是
多么的朴质。但这种分析仍然十分粗糙。为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可以尝试对心理
主义的主题作更直接的分析，其理论主张是，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精神的产物，因而
社会规律最终应该还原为心理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生活的事件（包括各种习俗），
必然是个人的精神引起的动机的结果。
　　与这种心理主义的理论相反，自主性社会学的捍卫者可能提倡制度主义的观点。
他们指出，首先，没有任何行动仅仅靠动机能够解释；如果动机（或者任何其他。
心理学的或行为主义的概念）一定要在这种解释中使用，那么，它们应该通过参照
普通的情境、尤其是参照环境来获得补充。在人的行为的条件下，这种环境广泛地
具有一种社会性质；因此，如果不参照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参照社会制度及其运行
的方式，我们的行动就不能获得解释。所以，制度主义者可能认为，将社会学还原
为对行为的心理学的或者行为主义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相反，每种此类分析都预
先假定了社会学，因而社会学整体上并不依赖于心理学的分析。社会学，或者至少
是其中的某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应该是自主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心理主义的追随者可能会反驳，他们非常愿意承认环境因素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重要性；然而，与自然环境相反，社会环境的结构
（他们可能喜欢用时髦的“模式”一词）是人造的；因此，它必须依据人性、依据
心理主义的理论才能获得解释。例如，经济学家称作“市场”的这种富有特征的制
度——其运行是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归根结底就派生于“经济人”的心理，用穆
勒的话来说，派生于“追求财富的‘心理’现象”。此外，心理主义的追随者认为，
各种制度在我们的社会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由于特殊的人性的心
理结构，这些制度一经建立，它就呈现出一种成为我们环境的传统的和相对固定的
组成部分的趋势。最后——这是他们的关键论点——传统的起源和发展应该能够依
照人性来解释。当将各种传统和制度追溯到其起源时，我们应该看到，它们的引入
可以用心理学术语来解释，因为它们是人出于这种或那种目的、在受一定动机的影
响下而被引入的。在时间的流程中，即使这些动机被忘却，那么，容忍这些制度的
健忘和意愿——其动机是含糊的——也是以人性为基础的。所以，正如穆勒所说的：
“一切社会的现象都是人性的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只木过是、或者可能是人
的行为和情感的规律”，也即是说，是“个体人性的规律。当被集合到一起时，人
并不变成另一种实体……”





　　穆勒的这后一句评论展示了心理主义的最值得赞扬的方面之一，即它明智地反
对集体主义和整体观，拒绝接受卢梭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一种普遍意志或民族
精神，抑或一种集团精神——的影响。我认为，只是就它坚持我们所谓与“方法论
的集体主义”相反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言，。动理主义才是正确的；它正确
地指出，集体的“行为”和“行动”，诸如国家或社会集团，应该还原为人类个体
的行为和行动。但是，如果认为选择这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就意味着选择一种心理
学的方法，则是错误的（正如本章下面将会表明的），尽管乍看起来，它可能显得
令人十分可信。撇开心理主义值得称赞的个人主义的方法不论，从穆勒的一些进一
步论证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心理主义就是这样在十分危险的基础上运行的。因为它
们表明，心理主义是被迫采纳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将我们的社会环境的事实还原为
心理学的事实，这种尝试迫使我们去思考起源和发展。在分析柏拉图的社会学时，
我们曾有机会对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疑的长处进行测定（参阅第5章）。在批
评穆勒时，我们现在试图给它以沉重的一击。
　　无疑，迫使穆勒采纳历史主义方法的，是他的心理主义；他甚至模糊地意识到
历史主义的无聊和贫乏，因为他试图通过指出由许多个人精神的互动的无限复杂性
所引发的困难，来说明这种无聊。他说：“当它强迫规定”“……在人性中已经指
出充分的基础之前，不许把任何抽象…引入社会科学时，我不认为任何人会主张，
从人性的原则和我们人的立场的一般环境出发，能够优先决定人的发展所必须接受
的秩序，从而预见迄今为止一般的历史事实。”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在经历系列
的最初几个阶段之后，前此施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影响变得越来越
有优势”（换言之，社会环境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影响）。“行动和反作用的系列漫
长得……连人的才能也计算不过来……”
　　这种论证，特别是穆勒对“系列的最初几个阶段”的评论，对历史主义的心理
学翻版的缺点作了引人注目的揭露。如果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规则、我们的社会环境
和一切制度的各种规律，等等，最终都可以解释为、还原为“人的行为和情感”，
那么，这种研究所强加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因果性的发展观念，而且
是这种发展的最初几步的观念。因为强调社会规则或者制度的心理学起源只不过意
味着，它们可以被追溯到一种状态，当时这些规则或制度的引入只依赖于；心理因
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独立于一切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的。所以，不论心理主义
喜欢与否，它木得不起用社会的起源的观念，起用人性和人类心理的观念，因为它
们是先于社会存在的。换言之，穆勒对社会发展“系列的最初几步”的评论，并不
像有的人或许会认为的，是一次偶然的失足，而是对他不得不接受的绝望观点的恰
当表达。它之所以是一种绝望观点，是由于这种以社会之前的人性解释社会的基础
的理论——某种“社会契约”论的心理学翻版——并不只是一种历史的神话，而且
还是，就像它所是的那样，一种方法论的神话。因为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人（或
许还有人的祖先）在社会上是优先于人性的，例如，可以认为，语言就预先假定了
社会的存在。所以，穆勒的上述观点几乎不值得认真讨论。然而，这就意味着，各
种社会制度，随之而来的还有典型的社会规则或社会学的规律，应该是优先于一些
人喜欢称之为“人性”的东西、优先于人的心理学而存在。如果有某种尝试还值得
的话，那么，更有希望进行尝试的，应该是依照社会学而不是其他方法对心理学进
行还原或解释。
　　这使我们回复到本章开头的马克思的格言。人——即人的精神、需求、恐惧和
期待、人类个体的动机和志向——如果有区别的话，与其说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
勿宁说是它的产物。应该承认，我们社会环境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造的；其制
度传统既不是上帝的作品，也不是自然的作品，而是人的行动和决策的结果，是能
够由人的行为和决策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都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
是可以依照需求、希望或动机来解释的。相反，甚至那些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人
类行动的结果出现的东西，作为一条规则，也都是这种行动的间接的、无意识的和
经常是不必要的副产品。“只有很少一部分社会制度是有意识的设计出来的，而大
部分制度，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已作为人类行动的无需设计的结果‘生成了”’；
我们还可以补充，甚至这少数几种被有意识地和成功地设计出来的制度，（譬如说，
一所新创立的大学，或者一个工会），大部分也不是按计划建成的——还是由于其
有意识的创造引起无意识的社会反应。因为它们的创造不仅影响了许多其他的社会
制度，而且也影响“人性”——希望、恐惧和野心，首先是那些比较直接相关者的，
往后常常是社会的全体成员的。这种情况的结果之一是，社会的道德价值——所有
成员都认可的、或者几乎是所有成员都认可的——与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密切联系在
一起，它们不能幸免于社会的制度和传统的毁灭（正如我在第9章中讨论激进革命者
的“清洗”时所指出的）。
　　所有这一切都在支持社会发展的较古老的时期，即支持封闭的社会，在这种社
会中，如果制度的自觉设计真的发生，它就是一件特别异常的事件。今天，由于我
们逐渐提高了对社会的认识，即由于对我们的计划和行动的无意识的反应进行了研
究，事情可能开始变得不一样；总有一天，人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社会的创造者，
因而也是自己的大部分命运的创造者（马克思抱有这一希望，正如下一章将表明的）。
然而，所有这些只是个程度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学会预见我们行动的一些无意识
的结果（一切社会工艺学的主要目的），但总是有不少结果是我们预见不到的。
　　我认为，心理主义被迫起用心理学的社会的起源的观点，这本身就构成反对心
理主义的决定性论据。然而，它并不是惟一的论据。也许对心理主义的最重要的批
评是，认为它不能理解解释性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
　　该任务并不像历史主义者所认为的，是预言历史的未来进程。相反，是发现和
解释社会领域中很不明显的依赖性。是发现以社会行动的方式存在的种种困难——
正如曾经所说的那样，是研究社会材料所具有的不易操作、富有弹性或易破损等特
性，以及它对我们铸造和加工这些材料的尝试所作的抵制。
　　为使我的观点更清楚，我将扼要描述一种理论，该理论受到广泛的赞同，但却
假定了我认为正好与社会科学的真实目的相反的目的；我称之为“社会密谋理论”。
它主张，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在于这一种人或集团，他们对这些现象的发生感兴趣
（有时是一种首先必须揭示的隐秘的利益），并计划和密谋要促成它。
　　当然，这种对社会科学的目的的看法，源自一种错误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中发
生的一切——特别是战争、失业、贫困、匮乏等人们照例不喜欢的事件——是一些
有权的个人或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这个理论受到广泛的赞同；它甚至比历史主义
还要古老（正如其原始的有神论的形式所表明的，它是密谋理论的派生物）。在其
现代的形式中，与现代的历史主义和某种“自然法”的现代态度类似，它是宗教迷
信的世俗化的典型结果。相信荷马史诗中众神的密谋可以解释特洛伊战争的历史，
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众神已经被抛弃。但它们的位置被有权的人或集团的填
补——罪恶的压制集团的诡计要对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灾难负责——诸如博学的犹太
教长老、独裁分子、资本家或者帝国主义者之类。
　　我意思并不是，密谋从未发生过。相反，它们都是典型的社会现象。例如，每
当人们相信密谋理论能够夺权时，它就变得重要。真诚相信他们知道如何创造人间
天堂的人，多数都喜欢采纳密谋理论，并卷入一场反对并不存在的密谋者的反动密
谋。因为对他们没能创造天堂的惟一解释，是恶魔的邪恶意图在作祟，这些恶魔对
地狱有极大的兴趣。
　　密谋发生了，就应该获得认可。然而，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虽然密谋在发生，
但它不能证明，密谋理论就是那些最终成功的几乎不可能的理论。密谋者很少能够
实现自己的密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成就与渴望有如此大差别？因为无论有没有密谋，这是
社会生活中常有的情形。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对立集团之间的优势的一种较量——一
种在多少富有弹性或易受损的机制和传统的框架之中进行的行动——撇开一切自觉
的反对行动不论，它在这个框架中创造了许多未曾预见的反作用，有些这类反作用
甚至是预见不到的。
　　试图分析这些反作用，并尽可能的预见它们，我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
正如已经指出的，分析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的无意识的社会反应——这些反应的重要
性既被密谋理论也被心理主义忽略了——正是从事这项任务。一项严格地按照意识
进行的行动，并不会给社会科学制造难题（除了可能需要解释为什么在这种特例中
没有无意识的反应发生之外）。为了使无意识的行动的观念更清楚，可以拿一项最
原始的经济行为作例子。如果有一个人急于想买一幢房子，我们可以稳妥地假定，
他不希望房子的市场价格上涨。然而他作为一个购买者出现在市场上这一事实，就
可能使市场价格上涨。类似的评价也适用于销售者。还可从一个不同的领域举个例
子，如果有一个人决定投保人寿保险，他当然不愿有意去鼓励一些人把资金投向保
险证券。然而他还是会这样做。我们在此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我们的一切行动的结
果都是有意识的；因此，社会密谋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等于宣布，一切结
果，甚至那些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任何人所预期的结果，都是那些对它感兴趣者的有
意识的行动的结果。
　　上述假定的例子驳斥心理主义并不像驳斥密谋理论那般容易，因为人们可能认
为，正是销售者对购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认识，以及他们所寄予的获得较高价格的
希望——换言之，心理学的因素——对所描述的反应作了解释。当然，这是很正确
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种认识和希望并不是人性的最终素材，反之，它们能
够依照社会的境况——市场的境况获得解释。
　　这种社会的境况几乎不能被还原为动机和“人性”的一般规律。诚然，一定的
“人性的品格”的干预，诸如我们容易为宣传所动，有可能导致对上述提及的经济
行为的偏离。而且，如果社会的境况不同于所设想的境况，那么，消费者如何能够
通过购买行动，间接有助于商品的降价；例如，通过使其批量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
虽然这种结果偶尔推进了他作为一名消费者的利益，即使在极其相似的心理条件下，
它也可能引发恰恰相反的结果。这似乎表明，那些能够导致这类极其不同的不必要
的或无意识的反应的社会境况，应该由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这门社会科学并不受
制于某种偏见，即像穆勒所说的：“在人性的充足的基础能够被指出之前，很有必
要不把任何抽象引入社会科学。”它们应该由一门自主的社会科学来研究。
　　继续进行这种反对心理主义的论证，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
是能够依照它们所发生的境况来解释的。当然，它们从不能只依照这种境况就可获
得全面的解释；例如，在解释一个人穿过街道、他要躲避路上行驶的汽车这种情形
时，就可能要超出上述所说的境况，而应该涉及他的动机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
还是试图避免疼痛等。但是，与我们可称作“境况的逻辑”对其行为的详细决定相
比，这一部分“心理学的”解释常常并不重要。而且，在描述境况时，要囊括一切
心理学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对境况、境况的逻辑的分析，在社会生活中和在社会科
学中一样，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经济分析的方法。至于经济之外的例
子，我可以提到“权力的逻辑”，我可以用它来解释权力政治的运作和一定的政治
制度的运行。将境况逻辑运用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关于“人性”
的合理性（或其他）的心理学假定的基础之上。相反：当我们谈到“合理的行为”
或“不合理的行为”时，我们同时在指依照境况的逻辑或不依照该境况的行为。实
际上，按其（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动机对行动所作的；心理学分析预先假定了——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我们先前展开的某种在可疑的境况中被视为合理的
标准。
　　我反对心理主义的论证不应被误解。当然，它们并不想表明，心理学的研究和
发现对社会科学家很不重要。相反，它们意味着，心理学——个体的。心理学——
即使不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之一。没有谁会否定关于心理事实的
政治学（诸如渴望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各种不同的神经过敏现象与它的联系。然
而，“渴望权力”无疑是一个社会范畴，也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我们不应该忘记，
例如，如果我们研究这种渴望在婴儿时的初次表现，那么，我们就是在一定社会制
度的背景之下，例如在我们的现代家庭的背景之下研究它（爱斯基摩人的家庭也许
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现象）。另一个对社会学很重要的事实，以及它提出的严重的政
治的和制度的难题是，在一个部落的或者接近部落的“共同体”的避难所中生活，
对许多人而言，有某种情感上的必要（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也许依照个体发育的
发展与种系发育的发展之间的平衡，他们木得不通过一个部落的或“美洲印第安人
的”阶段）。不要把我对。心理主义的攻击当成对一切心理学思考的攻击，从我
（在第10章）所造的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这种心理学思考被视为“文明的胁变”，
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未能满足的情感的结果。这个概念涉及一定的不安定的情感，
因此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因为它不仅把这
些情感描述为不幸和不安等，并使它们与一定的社会境况有关，与开放社会和封闭
社会的对比有关（许多心理学概念，诸如野心或爱，有着类似的情形）。我们也不
应该忽略，心理主义通过提倡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反对方法的集体主义，已经
获得巨大的优点；因为它导致支持一种重要理论：即主张一切社会现象，尤其是一
切社会制度的运行，应该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我
们永远不满足于依照所谓“集体”（国家、民族和种族等）作出的解释。心理主义
的错误在于其前提，即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意味着一种把一切
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则都还原为心理学现象和心理学规律的纲领。有如我所看到的，
这个前提的危险性在于它倾向于历史主义。心理主义是不可靠的，应该要求有一门
理论研究我们行动的无意识的社会反应，要求有一种我所描述的社会境况逻辑，这
点已被指明。
　　在捍卫和展开马克思的社会问题不能还原为“人性”问题的观点时，我承认自
己实际上已经超越马克思提出的论证。马克思未尝谈论过“心理主义”，他也没有
系统地批评过它；穆勒也没有思考过本章开头所援引的马克思的格言。勿宁说这句
格言的力量是以黑格尔主义的形式直接针对唯心主义的。然而，只有涉及社会的心
理学本性问题，就可以说穆勒的心理主义与马克思所反对的唯心主义理论是一致的。
不过很凑巧，把马克思引至本章所开述的观点的，恰恰是黑格尔主义的另一个因素
——黑格尔的柏拉图式的集体主义、黑格尔的国家和民族比那将一切都归功于它们
的个人更“真实”的理论的影响（事例之一是，人们甚至从一种荒诞的哲学理论中，
有时也能吸取有价值的提示）。因此，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某些社
会比个人优越的观点，并将它用作反对黑格尔其他观点的论据。然而，由于我把穆
勒看成一位比黑格尔更有价值的对手，我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观点的历史，而是尝
试以一种反对穆勒的论证形式去展开这些观点。
第十五章　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

　　看到马克思被这样描述为一切心理学的社会理论的反对者，很可能会令一些马
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讶。他们认为，马克思早就教导说，经济动机
在人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通过指明“人的难以抑制的需要是获得生存的工具”，
马克思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动机的无比强大的威力。因为他证明，诸如利润动机或阶
级利益的动机的范畴，不仅对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对社会集团的行动，具有基本的
重要性；他也指明了如何把这些范畴用来解释历史的过程。诚然，他们认为，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表现在这一理论上，即认为经济动机成其是阶级利益是历史的推动力，
“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
籍以概括其教导的本质的名称——所暗含的恰恰是这一理论。
　　这类观点是极其普通的；但是我毫不怀疑，他们曲解了马克思。那些赞美马克
思持有这类观点的人，我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用“庸俗经济学家”
这一名称暗指某些他的反对者）。惯常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通过揭示
贪婪和贪求物利的隐秘动机，让社会生活的邪恶的秘密暴露出来，这种隐秘动机驱
使着隐藏在历史的舞台背后的各种力量，为满足自身追求利润的卑鄙欲望，狡诈地
和有意识地在广大群众之中制造战争、萧条块业。饥荒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苦
难（庸俗马克思主义有时也严肃地关注把马克思的主张和弗洛伊德、阿德勒等的主
张调和起来的问题；如果他没有从中选择一种的话，他也许认定，饥荒、爱和贪求
权力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这三位现代人的哲学的伟大创造者所揭示的人类
本性中三大隐秘的动机……）。
　　无论这类观点是否具有持久性和吸引力，它们似乎与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承认，马克思有时也谈论诸如贪婪和利润
动机等心理学的现象，但却从不是为了解释历史。无宁说他是把它们解释为社会体
系——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由各种制度构成的体系——的腐化影响的征兆，
解释为腐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解释为历史的反应而不是其推动力。无论正确与
否，他发现，在广大群众中，诸如战争、萧条和饥荒等现象，不是出自“大企业”
或“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狡诈诡计的结果，而是各种行为的不必要的社会后果，
是由系身于社会体系之网络的行为者导引的不同结果。马克思把历史舞台上的人间
演员（包括所谓“大”人物）都看做是被经济线路——被他们无法驾御的历史力量
——不可抗拒地推动着的木偶。他教导说，历史的舞台被设置在“必然王国”之中
（但是总有一天，这些木偶会摧毁这个体系，并赢得“自由王国”）。
　　马克思学说中的这一理论已经被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放弃——也许是出于宣传方
面的理由，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他——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密谋理论已经广
泛地取代了独创的、原初的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一种可悲的理智上的堕落，这种堕
落从《资本论》降到了《二十世纪的神话》的水平。
　　然而，通常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才是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哲学。它构成
了这几章的主题。在现在这章中，我将提纲挈领地解释一下它对“唯物论”或经济
因素的强调；之后我再更详细地讨论阶级战争和阶级利益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体系”观。
　　对马克思经济的历史主义的说明，可以很便利地与我们对马克思和穆勒所作的
比较联系起来。马克思和穆勒一样坚信，社会现象应该从历史方面获得解释，我们
应该尝试将一切历史时期理解为先前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与穆
勒的分歧点在于穆勒的心理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应）。在马克思的教导
中，这种心理主义已被他称之唯物主义的东西所取代。
　　人们关于马克思的唯物论所谈的许多内容，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经常被重复
的一种主张是，马克思并不承认超乎人类生活的“较低等的”或“物质的”方面之
外的任何东西，这是一种特别荒谬的曲解（这只不过是重弹另一种老调，即认为大
多数古代箴言，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他们像野兽一样只知道填饱肚子”的箴言，都
是对自由的捍卫者的反动诽谤）。然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根本不能被称作一
位唯物主义者，即使他受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强烈影响，即使通常把自己称
作一位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者的主张又与他的许多理论相一致。因为在马克思
那里，有许多文字几乎很难能够被解释为唯物主义的。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是，例
如，他并不像恩格斯或者列宁那样，关心纯哲学的问题，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问题
的社会学方面和方法论方面。





　　在《资本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话，马克思在那里说“在他（指黑格尔——引者）
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它的倾向是明显的。马克思试图
表明，“头脑”，即人的思维本身，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而不过是一种建立在
物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种类似的倾向也在这段话中获得表达：“观念的东西
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但是，人们也许
并不充分认可，这几段话不仅没有展示一种唯物主义的激进形式；相反，它们指示
了一种身心二元论的肯定倾向。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二元论。
虽然精神在理论上对马克思说来，显然只是物质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个方面，
或许是一种派生现象），但在实际上，它与物质是不同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另一种
形式。上述援引的文字指明，虽然正如曾经有过的情形那样，我们的双脚必须站在
物质世界的牢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头脑——马克思认真思考的人的头脑——却只
关心思想或观念。依我看来，除非我们认可这种二元论，否则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
就不好评价。
　　马克思热爱自由，热爱真正的自由（不是黑格尔的“真正的自由”）。这是就
我所能认清他遵循着黑格尔的自由与精神相伴随的著名公式而言，是就他相信我们
只有作为精神存在才是自由的而言。同时，他实际上承认（作为一名实践的二元论
者），我们既是精神，同时又是肉体，更现实点说，肉体是这两者的基础。这就是
他为什么转而反对黑格尔、以及为什么他说黑格尔把事情颠倒了。然而，虽然他承
认物质世界及其必然性是基本的，他并不感到“必然王国”有什么可爱，因为他称
之为一个受物质需求束缚的社会。正如一切基督教的二元论一样，他非常珍爱精神
方面；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有不少憎恶和鄙视物质的迹象。接下来的论述将表明，
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这种解释可以获得他自己的文本的支持。
　　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十分聪明地把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尤
其是把它的经济方面，即生产和消费方面，描述为人类新陈代谢的一种扩大，即人
同自然界的物质交换的扩大。他明确的表述，我们的自由必须总是受到这种新陈代
谢的必然性的限制。他说，一切在促使我们变得更加自由方面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都是“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
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
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
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
领域的彼岸。”他通过得出一个实际结论结束了这整个—段话，这一结论清楚地表
明，他的推一目的同样是为一切人开辟通往非唯物论的自由王国的道路：‘工作日
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我认为，这段话并没有为我称之为马克思的实践生活观的二元论留下问题。与
黑格尔一样，他认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目的。与黑格尔一样，他将自由王国等同于
人的精神生活的王国。但是他承认，我们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我们既不是完全自
由的，也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总是不能使自身彻底从新陈代谢的必然王
国中，因而从生产的罗网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是改善令人精
疲力竭的、有损于人的尊严的劳动环境，使它们更适宜于人使平等，并把苦役减小
至这一程度，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自由支配我们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我认为，这就是
马克思的“生活观”的核心观念；我认为就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似乎最具有影响而
言，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一观点与上述讨论的方法的决定论（见第13章）结合起来。
依照这一理论，对社会的科学探讨，以及科学的历史预测，只是就社会是由它的过
去来决定而言，才是可能的。然而这意味着，科学只能研究必然王国。如果人真能
够变得拥有完全的自由，那么，历史的预言，随之而来还有社会科学，就都会完结。
诸如此类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如果它存在的话，就只存在于科学研究的彼岸，
因为它必须永远是寻求原因、寻求决定因素。因此，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是由
“必然王国”、物质、尤其是我们生活的经济条件和我们的新陈代谢所引起、决定
或必需而言，它才能研究我们的精神生活，只是借助于一方面对它们所派生的物质
条件，即派生它们的人所生活的经济条件的思考，另一方面对它们被采纳的物质条
件，即选择它们的人的经济条件的思考，思想和观点才能够从科学上获得探讨。因
此，从科学的或因果律的观点看，思想和观念应该作为“建立在经济条件基础之上
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探讨。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线索，甚至
观念史的线索，应该在人与他的自然环境、物质世界的关系的发展中去寻找；也即
是说，在他的经济生活中，而不是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去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马
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印记，描述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或与穆勒的。心理主义相对立
的经济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经济主义等同于那种意味着对人的精神生
活采取一种蔑视态度的唯物主义，这表明是一种完全的误解。马克思对“自由王国”，
即对人从物质自然界的束缚中获得局部的但却公平的解放的看法，勿宁可以被描述
为唯心主义的。
　　这样来考虑的话，马克思的生活观似乎是很连贯的；我认为，在它对人类活动
的部分是决定论的、部分是自由主义的看法中，已被发现的这类明显的矛盾和困难，
就消失了。
　　从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它具有我所称作的二元论和科学决定论的色彩是显然
的。科学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它与作为整体的科学是一致的——应该探索人据以
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各种规律。其中』心任务应该是解释生产条件的发展。社
会关系只有同它们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过程的程度相适应，才具有历史的和科学的
意义；这种生产过程或者影响它，或者受它的影响。“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
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
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
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样需要的
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总之，这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历史观。
　　类似观点也由恩格斯表达过。在恩格斯看来，现代生产资料的扩大“不仅可能
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
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随
之而来，自由成为可能，即能够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
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就人还在受经济
支配而言，严格说来他还处于桎梏之中。当“…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
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
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的飞跃。”
　　如果我们现在重新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与穆勒的观点进行比较，那么，我
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能够很容易解决我所指明的穆勒的心理主义面临的
致命困难，我记住了这种能够用经济的优先性去取代心理学观点的理论。这种观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不到对应物。用经济的优先性去取代心理学的优先性，绝不会
造成类似困难，因为“经济”包含了人的新陈代谢、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即使
在人类之前的时代，这种新陈代谢是否一直从社会上被组织起来……除了社会的科
学应该与社会的经济条件——马克思通常称作“生产条件”——的发展史相符合这
点之外，他没有假定更多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插入语中，“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在广义上被
使用，它涵盖了包括分配和消费在内的整个经济过程。然而，后面这些从未引起过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过多关注。他们的主要兴趣仍是该词的狭义上的生产。这
恰好构成朴素的历史的一生成的态度的又一例证，构成信奉科学只应该寻求原因的
又一例证，这种信仰认为，即使在人造事物的领域中，科学也只应该问：“是谁创
造了它？”“它是由什么构造的？”而不是问：“谁将使用它？”“制造它用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对它获得深入描述的如
此丰富的内容，作出批判和评价，那么，我们应该区分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
是历史主义，主张社会科学的领域应该和历史的或进化论的方法相一致，尤其是和
历史相一致。我认为，这种主张应该消除。第二个方面是经济主义（或“唯物主义”），
即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对一切社会制度、尤
其是对它们的历史发展而言，是基本的。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很正确的，只要我们
是在通常含混的意义上对待“基本的”这一术语，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它的话。换言
之，根本无需怀疑，实际上一切社会研究，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如果它
们是以一种关注社会的“经济条件”的眼光进行的话，都可以是有益的。甚至一门
诸如数学之类的抽象科学的历史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在社
会科学的方法上，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极其有价值的进步。
　　但是，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不应该过于认真对待“基本的”这一术语。马
克思本人无疑是这样做的。由于他所受的黑格尔式的教养，马克思受到“实在”与
“表象”的古典的区分、以及“本质”和“非本质的”相应区分的影响。他倾向于
在“实在”与物质世界（包括人的新陈代谢）的同一中，在“表象”与思想或观念
的世界的同一中，揭示他自己对黑格尔（和康德）的改造。所以，一切思想和观念
都必然通过将它们还原为基础的本质实在，即还原为经济条件，才能获得解释。这
种哲学观点当然并不比一切其他形式的本质主义好多少。它在方法论领域中的反应，
必然引起一种对经济主义的过分强调。因为，尽管马克思的经济主义的普遍重要性
可能几乎不被估计过高，但在一切特定的情境中，对经济条件的重要性估计过高是
很容易的。例如，某些经济条件的知识不少对数学问题的历史有帮助，但是，对该
目的而言，数学问题的知识本身则更为重要；甚至根本无需涉及它们的“经济背景”，
也能够写出一部优秀的数学问题史（在我看来，科学的“经济条件”或“社会关系”，
本身就是论题，它既容易被做过头，也易于沦为陈词滥调）。
　　然而，这仅只是过分强调经济主义所面临的危险性的一个小小事例。经济主义
经常一扫无遗地被人解释为这一种理论，即认为一切社会发展都依赖于经济条件的
发展，尤其依赖于生产的物质手段的发展。可是这种理论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在经
济条件和观念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但后者并不是简单地单方面依赖于前者。如果可
能的话，我甚至会断言，正如从下述思考中可以看到的，一定的“观念”——那些
构成我们的知识的观念——比生产的较为复杂的物质手段更基本。试想某一天，如
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
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在一种较小的范围内，
经过无数人饿死之后），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
切知识都消失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的部落占据了一
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它很快就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
完全消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实例，清楚地证明这种
言过其实的经济是站不住脚的。直至俄国革命前夕，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的思想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经济条件发生了影响。但是随着革命的
发生，情况却变得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正如列宁本人所承认的，没有了进一步
建设性的观念（参见第13章）。因而提出了一些新观念，它可以扼要地以这句口号
来概括：“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广泛引进最现代的电气设备。”这种新
观念成为一种发展的基础，该发展改变了六分之一世界的整个经济和物质的背景。
在反对巨大差别的斗争中，无数物质困难被克服，无数的物质牺牲被付出，为的是
改变、或者无宁说是从空白中建立生产的条件。这种发展的驱动力是对一种观念的
热情。这个事例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
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用马克思的术语讲，我们可以说，他低估了
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
　　俄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的经济现实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及其意识形态的表现之
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可以最清楚地从下述一段话中看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马克思写道，“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
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
的、艺术的和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期望通过运用
法律和政治的手段实现一切变革，是徒劳的；一场政治革命只能导致一批统治者让
位给另一批统治者——一种纯粹的扮演统治者的个人的交换。惟有基本的本质和经
济现实的进化，才能产生一切根本的或真正的变化——社会革命。惟有当这种社会
革命成为一种现实，惟有那时，政治革命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先前发生的或真正的变革的外在表现。依据这一理论，马克
思断言，每次社会革命都是以下述方式发展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成长和成熟起来，
直至它们开始与社会和法律的关系发生冲突，它们就像衣服那样再也撑不下，直至
炸裂。“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写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上层
建筑内部）“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我认为，从这一陈述可以看出，不能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等同起
来；实际上，俄国革命无论如何与它没有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朋友、诗人H．海涅，对这类问题作了完
全不同的思考。他写道“记住吧，你这骄傲的行动者”，“你不过是思想家的不自
觉工具，他经常在谦卑的隐退之中，命令你去执行无法规避的任务。罗伯斯庇尔只
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我们看到，用马克思的话讲，海涅是一位唯心主义者，
他把自己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应到法国革命。这是马克思用来支持其经济主义的
最重要的事例之一，而这一事例似乎并不怎么适合于这个理论——尤其是如果我们
现在要将它与俄国革命进行比较的话。然而，尽管有这种异端，海涅仍然是马克思
的朋友；因为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那些为开放的社会而斗争的人之中，因异端
而放逐仍不十分普遍，容忍仍被容忍着。
　　我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当然不应该解释为，它表达了我对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比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任何偏好；我希望我已经澄清，在这
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中，我同情的是马克思。我所试图表明是，马克思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也许有它的价值，但是不应该过于认真对待；我们不
过应当把它看做一种最有价值的揭示，它向我们表明，考虑事情必须照顾到它们与
经济背景的关系。
第十六章　阶级

　　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阐述中，他（和恩格斯）的一个
陈述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陈述的倾
向很明确。它意味着，历史是由阶级战争而非民族战争推动，人的命运是由阶级战
争而非民族战争决定（与黑格尔和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在对历史发展
（包括民族战争在内）的因果性解释中，阶级利益应该取代所谓的民族利益，后者
实际上只是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除此之外，阶级斗争和阶段利益还能够
解释一些传统史学一般不想尝试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无
比重要的事例，是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即使传统史学也许会记录这种趋势，
但它用军事力量的基本范畴根本不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阶级
利益和阶级战争却能够完全解释它；诚然，《资本论》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分析这一
机制，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率的增长是由那些力量借助这一机
制实现的。
　　阶级战争的理论是如何与上面讨论过的制度主义的社会学自主性理论联系起来
的呢？乍看起来，似乎这两种理论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因为在阶级战争的理论中，
基本的角色是由阶级利益所扮演的，它明显是一种动机。但是我并不认为，在马克
思的这部分理论中，存在任何严重的不一致性。我甚至认为，没有谁理解马克思，
尤其是不理解他反对心理主义的主要成就，马克思并不认为心理主义能够与阶级斗
争的理论相调和。我们无需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假定，阶级利益应该从心理学
上获得解释。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可能就有几段话具有一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
味道。然而，无论他在哪里严肃使用任何阶级利益之类的词句，在自主性社会学的
领域之内，马克思一直是意指一件事物，而不意指一种心理学范畴。他一直是意指
一件事物、一种情形，而不是意指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思想、或一种对某件事物感
兴趣的情感。对一个阶级有益的，只不过是这种事物、这种社会制度或情形。一个
阶级的利益只不过是推动其力量和繁荣的一切。
　　马克思认为，阶级利益在这种制度的、或者“客观的”意义上（如果我们可以
这样说的话），对人的精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用黑格尔的行话，我们可以说，
某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在其成员的主观精神中变得自觉起来；它促使他们具有阶级旨
趣和阶级觉悟，促使他们遵之而行动。在我所援引的格言中（第14章开头），马克
思这样描述过阶级利益作为一种制度的或客观的社会情形，以及它对人的精神的影
响：“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们只需给这句格言补充一个评论，即，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
是由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阶级境况决定的。 马克思多次提示过，这种过程是如
何发生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从他那里获悉的，只有我们能够从生产解放自身，
我们才是自由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明白，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现存社会中，我们甚
至在这一领域也是不自由的。他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够从生产过程中解放自身呢？
惟有迫使他人替我们从事肮脏的工作。因此，我们被迫把他们用作实现目的的手段；
我们必须贬低他们。只有以奴役他人为代价，通过将人类分裂为阶级，我们才能购
买更大程度的自由；统治阶级获得自由，是以牺牲被统治阶级和奴隶为代价的。然
而，这一事实具有一种后果，即统治阶级的成员必须为自身的自由付出新的奴役的
代价。如果他们想维护自身的自由和地位，就必须要压迫被统治者并与他们斗争；
由于他们不这样就不再属于统治阶级，他们只能如此。因此，统治者是由他们的阶
级境况决定的；他们不能摆脱自己与被统治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由于他们要受到社
会的新陈代谢的制约，也受到被统治者的制约。因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全都陷入罗网之中，被迫相互斗争。马克思认为，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引到
科学方法的研究和科学的历史预言的研究之中来的，正是这种制约、这种决定；它
使科学地研究社会的历史同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样成为可能。这张阶级所陷入和被迫
彼此进行斗争的社会罗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体系。
　　依据这一理论，社会体系或阶级体系是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统
治者籍以剥削和斗争被统治者的方式依赖于这些条件。任何一种特殊的社会体系都
是与某个特殊的经济发展时期相适应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都可以由其社会的
阶级体系来表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原因。
“手推磨”，马克思写道，“产生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
家的社会。”赋予社会体系以一定特征的阶级关系是不依赖于单个人的意志的。因
此，社会体系很像一架庞大的机器，个人被身系其中和碾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
社会生产中”，马克思写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
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会体系。





　　虽然这种社会体系有自身的逻辑，它的运行却是盲目的和不合理的。那些系身
于这架机器的人，一般说来也是盲目的或者说是近乎如此。他们甚至不能预见自己
行为的一些最重要的反应。一个人有可能令许多人得不到某种广泛适用的物品；他
也可能恰好买了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从而在关键时刻避免了价格的微跌。另一个人
可能心地善良地把财富分配掉，有助于阶级斗争的减弱，但也可能因此造成被压迫
者延缓获得解放。由于不能预见我们行为的更遥远的社会反应，由于我们每个人都
系身于这一网络，我们不可能认真尝试对付它。我们显然不能够从外部影响它；但
是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盲目的话，我们甚至也不能够为从内部对它进行改造而作出
任何计划。社会工程学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工艺学也是无用的。我们不能把自己
的阶级利益强加给社会体系；相反，社会体系却把令我们信以为自己的利益强加给
我们。它通过强迫我们依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去行动，就能做到这点。谴责不公正，
谴责社会环境的不道德，并因之而对个人、即使是对个体的“资产阶级”或“资本
家”进行惩罚，是徒劳的，因为迫使资产阶级这样做的是环境体系。希望环境可以
通过改造人而获得改造，也是徒劳的；相反，如果人所生活的体系优良的话，他们
也会变得更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
才有历史的价值…担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
值和交换价值的增值了”（他的真实的历史任务）。“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
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
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
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而竞争使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
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社会体系藉以决定个人行为的方式；无论这些个人是统
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它成了上述所谓“社会
境况的逻辑”的一个例证。正如马克思以黑格尔式的风格所表述，在很大程度上，
资本家的一切行为只是一种“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然而，这
只不过意味着，社会体系也决定了资本家的思想；因为思想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
行动的工具，也即，如果它们获得公开表达的话，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重要
的社会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直接是以影响社会的其他成员的行动为目的。
这样，通过决定人的思想，社会体系、尤其是阶级的“客观利益”就在其成员的主
观精神中成了自觉的意识（正如我们前面以黑格尔的行话所言）。阶级斗争和同一
阶级的成员之间的竞争都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手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已经揭示，为什么说社会工程学和社会工艺学最终是
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依赖的因果之链使我们受制于社会体系，而不是相反。但是，
虽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体系，资产阶级和工人却注定有助于它的变革，
有助于我们最终从社会体系的羁绊中获得解放。通过驱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
“资本家迫使他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
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
实基础。”就这样，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成员，也必须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
色，推动社会主义的最终来临。
　　从随后的论证来看，对通常译为“有阶级意识的”和“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
义术语，在此有必要附带作一点语言学的评论。首先，这些术语表明了上述分析的
过程的结果，由此客观的阶级境况（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在其成员的心中有了意
识，或者用一种完全摆脱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述同一思想，可以说成，由此阶级的成
员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境况。有了阶级意识，他们不仅知道自己的地位，而且也知道
自己的真正的阶级利益。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所用的这个原初的德语词汇还揭示，
翻译中通常遗漏了某种含义。这个术语来源于并暗示着一个普通的德语词汇，该词
汇已经成为黑格尔行话的组成部分。虽然可以把它直译为“自我意识”，但是该词
汇即使在通常的用法上，也具有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权力的意思，也即具有为自身
感到骄傲、完全肯定自身、甚至是自我满足的意思。因此，译成“有阶级意识的”
一词，在德语中不只是意味着此，勿宁说意味着“肯定自己的阶级或为自己的阶级
骄傲”，以及通过需要团结的意识来制约它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者几乎专门只把它用于工人阶级，而很少用于“资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
无产阶级一指的是这一种工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境况，而且也为阶级而骄
傲，充分有自身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坚信自己的坚强斗争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
界。
　　工人阶级如何知道这一定会发生呢？因为有了阶级意识，他们必然成了马克思
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来临的预言，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组成
部分，由此阶级境况“变成了意识”，并使他本身在工人阶级的精神中获得确立。
　　我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就其强调历史主义）的批评，遵循了上一章所采取的路
线。“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公式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提示，
我们应该注意阶级斗争在权力斗争和其他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柏拉图对
阶级斗争在希腊城邦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卓越分析，在往后时代几乎不被采纳，这
一提示就显得更有价值。然而，我们当然不应该重新过于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一
切”一词。如果考虑到阶级内部本身的问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是阶级问题的
历史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诚然，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
级中，利益的歧异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
过分简化，只要我们承认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一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的话。中世纪历
史上的伟大主题之———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斗争——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间离的
一个实例。把这种争执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争执，显然是错误的（当然，
我们可以拓宽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以便它能够涵盖这种类似的情况，同时再缩
小“历史”概念，直至最终马克思的理论成为琐碎的真正——一种十足的同义反复；
然而，这会使它丧失一切意义）。
　　马克思公式的危险性之一是，如果过于认真地对待它，就有可能误导马克思主
义者把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解释成有人
试图掩盖“真实的问题”，掩盖基本的阶级冲突入结果是，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尤
其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第一次大战之类的战争，解释成革命者或“没有掌握”
核。动权力的人和保守分子联盟或“拥有”国家的人之间的战争——一种可以被用
来为任何侵略作辩护的解释。这只是马克思的无所不包的历史主义抽象中隐含着危
险性的一个实例。
　　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用所谓“阶级境况的逻辑”来解释工业体系的制度运行，
尽管有一定的夸张成份，也忽视了这种境况的某些重要方面，在我看来还是令人钦
佩的；至少他对工业体系的那个阶级所作的社会学分析，是令人钦佩的，马克思所
着重思考的工业体系，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我将这样称呼它）
第十七章　法律和社会体系

我们现在准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论点；这就是马
克思的国家观，以及（对某些人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一切政治都是无能的观点。

一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可以通过将上述两章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在马克思看来，法
律或司法行政体系——由国家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必须被理解为建立在经济体
系的现实生产力基础之上。并反映这种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当然，这并不是经济
或物质的现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在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世界中呈现自己的惟
一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上层建筑的另一个事例，是占优势的道德体系。与法
律体系相反，道德体系不是国家政权强制的，而是受统治阶级所创造和控制的意识
形态制约。这种区别大致上是一种说服和强制的区别（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动用
强制的是国家、法律或行政体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是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
者的一种“镇压的特殊力量”。《共产党宣言》也说：“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
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列宁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描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
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
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总之，国家正是统治阶级从事斗争的机
器的组成部分。
　　在继续展开这种国家观的结果之前，应该指出，它在某些方面是制度主义的理
论，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就马克思试图弄清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
中所具有实际功能而言，它是制度主义的。然而，就马克思既不探讨这些制度可能
适用的（或者被适用的）丰富目标、也不揭示为使国家适用于这些目标——马克思
本人也许认为这些目标是称心的——应该作何种必要的制度改革而言，它是本质主
义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国家、法律制度或运行着的政府应该具有什么职能的要求
或方案，而是问：“何谓国家？”；也即是说，他试图发现法律制度的本质的功能。
前面已经指明，这种典型的本质主义的问题很难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然而，
这个问题无疑将马克思的本质主义的研究和形而上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后者将观
念和规范的领域解释为经济现实的表现。
　　这个理论的结果如何呢？其最重要的结果是，一切政治、一切法律和行政的制
度，以及一切政治斗争，从不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政治都是无能的。它们从不能根
本改变经济现实。一切开明的政治活动的主要的（如果不是推一的）任务是要弄清，
司法的——行政的幕后的改变，能否与社会现实中，也即生产方式和阶级间的关系
中的变化步调一致，这样，如果能够避免政治滞后于这些发展，这种困难就肯定产
生。或者换言之，任何一种政治发展既然都是肤浅的、不受深层次的社会体系的现
实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势必不具有重要性，并且永远木能真正帮助被压迫
者和被剥削者。否则，政治发展只能反映经济背景和阶级境况中的变化，在这种情
况下，它们具有火山爆发和或许能够预见的全面革命的特征，由于它们产生于社会
体系，因而它们的残暴可以被爆炸性的力量的天抵抗所减缓，但是这种革命性的政
治发展既不是由政治行动所引起，也不能够被政治行动所压制。
　　这些结果再一次表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统一性。然而试想一下，
很少有哪种运动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能够激励政治行动的兴趣，那么这种政治基本上
是无能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显然自相矛盾（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认为，
这种评论受到两种论证中任何一种的赞同。一种论证是，在所有陈述的理论中，政
治行动有其功能；因为，即使工人的政党不能通过这种行动来改进大批的被剥削的
劳苦大众，它的战斗可以唤醒阶级意识，从而为革命作准备。这恐怕是激进派的论
证。另一种论证为温和派所用，即认为，可以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政治行动
可能是直接有帮助的；即存在这样一些时期，其中两大对立的阶级的力量近乎达到
平衡。在这种时期中，政治努力和能量在实现工人的十分重要的改进方面可能很关
键——显然，如果不明白这点，因而不寻找问题的根源，第二种论证就牺牲了这一
理论的某些基本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要工人的政党继续扮演指定的角色，
并强烈地坚持工人的主张，该党是几乎不会犯任何重大的政治错误的。因为政治错
误实际上不能影响现实的阶级境况，甚至影响不了其他任何事物最终依赖的经济现
实。
　　这个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从原则上看，一切政府，即使是民主的政府，
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一种专政。《共产党宣言》说：“它不过是管理
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依照这种理论，我们所谓的民主，在特
定的历史境况下只不过碰巧是阶级专政的最方便的形式（这种理论并不符合上面提
到的温和派的阶级平衡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恰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因此，在社会革命之后，它首先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只要旧的资产阶级
的抵抗一经破除，这种无产阶级的国家必然丧失功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致了一
个单一阶级的社会，所以也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存阶级专政的无阶级的社会。因而当
国家被剥夺了一切功能之后，就必然消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二

　　我并不是要捍卫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他的一切政治都是无能的理论，尤其是他
的民主观，在我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致命的错误。然而，也必须承认，在这
种严酷而天真的理论背后，存在一种严酷而压抑的经验。在我看来，尽管马克思不
能理解他如此强烈地渴望和预见的未来，但我仍然认为，甚至他的错误理论也成为
他热切地从社会学上洞察其自身的时代状态、不屈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证据。
　　虽然具有抽象和哲学的特征，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无疑为他自身的历史时代提供
了一种启蒙的解释。他的这一观点至少是站得住脚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开始
主要是作为一场物质生产资料，即机器的革命发展的；这场革命接着导致一种社会
的阶级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政治革命和其他法律体系的变革，
只是作为第三步来临。虽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一解释受到一些历
史学家的挑战，这些历史学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深藏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虽然
它对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摧毁性，但或许个是没有受到马克思的怀疑），然而，这种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作为一种最早的近似值。以及在这一领域中为其后继者提供的服
务，它所具有的价值是匆庸置疑的。虽然马克思所研究的一些发展受到法律措施的
审慎推进，并且确实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
但是马克思是第一位这样的思想家，他不仅讨论了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对立法程序
的影响，还讨论了法律措施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尤其是作为创造“剩余人口”
（随之也创造工业无产者）的手段所具有的职能。
　　显然，从马克思的许多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使他确信，司法的一行政的
体系不过是建立在社会体系，即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我认为，这种
理论尽管无疑被后来的经验所驳斥，但它不仅仍然有趣，而且还包含着真理的颗粒。
　　然而，这种受其历史经验影响的理论，并不仅仅是马克思关于经济体系和政治
体系的关系的一般观点；他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观点——马克思只不过把它们看
做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罩——尤其提供了一种对他的时代的社会境况的解释，正
如不幸的经验所证实的，这个时期只是显得适应过了头。因为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
代，马克思所生活的是一个最无耻和残酷的剥削的年代。伪善的辩护士们居然还以
人类自由的原则。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有自由订立一切他认为有利于自身
利益的契约的权利等为借口，为这种无耻的剥削进行冷嘲热讽的辩护。
　　这一时期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还以“一切都对以平等自由竞争”为口号，在18
33年之前成功地抵制了任何劳动立法，劳动立法的实际执行则经历了更多的年月。
结果是人们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这里有两个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的事例：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
晚上9点左右下工。”“一个7岁的孩子意劳动15个小时！”马克思对1863年童工调
查委员会的一份官方报告发出感叹！另一些儿童被迫在早上4点开始工作，或是工作
一个晚上直至早上6点，对年仅6岁的儿童来说，被迫一大工作15个小时是常事——
“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26．5 小时一间屋挤30个人……医
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玛丽·安·沃
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为了教医生讲话得
体，验尸陪审团却说：‘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
室里劳动过度，等等……”’这就是1863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工人阶级的状
况。马克思对这些罪恶的愤然抗议（这些罪恶在当时是被容忍的，有时甚至不仅受
到职业的经济学家，而且也受到宗教人士的辩护），将永远确保马克思在人类的解
放者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种经验看，我们无须怀疑，马克思没有深入地思考自由，他在议会民主中
只看到披着面纱的资产阶级专政。对他来说，把这些事实解释成支持他对法律和社
会体系的关系的分析，是很容易的。依照法律体系，平等和自由至少是近似地确立
了。然而，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诚然，我们不应该谴责马克思坚持，经济事
实才是“真实的”，法律体系只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一具掩饰这种现实的面纱、
一种阶级支配的工具。
　　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对立，在《资本论》中获得最清晰的展开。在《资
本论》理论篇之一（在第对章中得到全面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把法律体系在各
方面都是完美的这一前提加以简朴和理想化．讨论了对资本本义经济体系所作的分
析。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一切都被假定为获得每个人的赞同。在法律面
前绝没有特权阶级。而且，他还假定，在经济领域中，甚至不存在任何种类的“掠
夺”；他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在劳动市场中出售给资本家的劳动力——要以
“恰当的价格”交换。价值对一切这类商品是“恰当的”，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即一切商品都是依照商品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的比例进行买卖（或者用马
克思的话说，商品是依照自己的真实的“价值”进行买卖）。当然，马克思知道，
这一切都是一种过分的简化，因为他的意见是，工人几乎从没有这样公平地被对待
过；换言之，他们通常是受欺骗。从这些理想化的前提进行论证，他试图表明，即
使在如此良好的一种法律体系之下，经济体系也会以工人阶级不能够欣赏自由的方
式运行着。尽管有这些“正义”，他们也不会比奴隶好多少。烟为只要他们穷，他
们就只能在劳动市场上出卖自身、妻子和孩子，以换取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
的生活品。也就是说，对他们的全部劳动力而言，他们最多只能得到仅够维持生存
的资料。这就表明，剥削不仅仅是掠夺。它仅靠法律手段是不能消除的。（蒲鲁东
的“财产就是盗窃”的背叛就更肤浅了。）
　　由于这一结果，马克思被导致认为，工人不能对法律体系的改进抱太多的期望，
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这种法律体系虽然允诺，富人和穷人同样有在公园的凳子上
睡觉的自由，但它也威吓他们，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支持手段”而试图生存，将同
样会受到惩罚。就这样，马克思实现了可被称为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用黑格
尔式语言来说）的划分。形式的或法律的自由——尽管马克思对它的评价并不低—
—对于我们要确保那种马克思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自由，是很不充分的。真正
相关的是现实的，即经济的或实质的自由。这只有通过摆脱苦役的平等解放才能实
现。因为这种解放，“这种劳动日的缩短是基本的前提。”

三

　　对马克思的分析我们还应该说什么呢？我们还会相信政治或法律体系的框架，
对于补救这种境况，在本质上就是无能的吗？还会相信，只有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
一种全面的“社会体系”的变革，才有办法吗？抑或我们还会相信，无约束的“资
本主义”体系的辩护士所强调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巨额的利润产生于自由市场
的机制，并由此推断出真正自由的劳动市场对一切相关的人而言，是具有最大的利
润的市场吗？
　　我认为，马克思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描述，是无
可责疑的；然而，它们可以依据前一章中我所说的自由的修论来解释。我们看到，
只要自由不受限制，它就会击溃自身。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味着，一位强者可以自由
地威胁一位弱者，并剥夺他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国家对自由作一定程度
的限制，以便每个人的自由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谁会听凭别人的摆布，但是大
家都有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
　　现在我相信，这些当初意味着应用于野蛮的势力领域的关于物质威胁的思考，
如今也必须被应用于经济领域。即使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力量的误用而击溃我们
的目标，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的强者仍然有威胁经济上的弱者的自由，并剥夺弱
者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无约束的经济自由可能正好像不受限制的物质自由一样
自我击溃，经济力量可能近乎和物质暴力一样危险；因为那些拥有剩余食品的人无
需使用暴力，就可以驱使那些因饥饿而被迫‘迫由”接受奴役的人。假定国家将其
活动限制为暴力镇压（和保护财产），一小部分经济上强大的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剥削那些大部分经济上薄弱的人。
　　如果这一分析是对的，那么，补救的性质就清楚了。它必须是一种政治的补救
——一种与我们用来反对物质暴力的补救相似的补救。为了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免受
经济上的强者的剥削，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受国家的权力强制的制度。国家应该看到，
对它而言，没有谁出于惧怕饥饿或经济毁灭，需要接受一种不公正的安排。
　　当然，这意味着，必须放弃不干预、无约束的经济体系的原则。如果我们想让
自由变得安全可靠，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的政策应该被有计
划的国家的经济干预所取代。我们应该要求，无约束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一种经济干
预主义。这恰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马克思所描述和批判的经济体系，已经在一切
地方终止存在。它不仅被一种国家开始丧失功能并最终“显示出消亡迹象”的体系
所取代，而且被各种不同的干预主义体系所取代，在这些干预主义体系中，国家在
经济领域的功能远远超越了保护财产和“自由契约”的范围（这一发展在下一章中
将进行讨论）。

四

　　我希望把这里已经达到的论点，描述为我们的分析中最核心的论点。只是在这
里，我们才开始明白历史主义和社会工程学的冲突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冲突对开放
社会的朋友之政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要求成为一门科学。它远不止是作出一种历史的预言。马克
思主义要求成为实际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它批判现存的社会，并断言，它能够指引
通往更美好的世界的道路。然而，依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例如，我们就不能够随
意通过法律变革改变经济的现实。政治只不过能够“缩短和减少产前的阵痛”。我
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贫乏的政治纲领，它的贫乏在于，它把政治权力在权力等级中
的位置归因于第三等级的结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力量在于机器的进化；
其次具有重要性的是经济的阶级关系的体系；最不重要的影响是政治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中已经达到一种隐含在这一立场中的、直接对立的观点。它把政治
权力视为基本的。从这种观点看，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这意味着政治活动
领域的一种极大的扩大。我们可以问，我们希望获得什么和怎样获得它。例如，为
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剥
削。我们可以限制工作日，然而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运用法律，我们可以给
工人（如果是全体公民当然就更好）提供伤残、失业和养老保险。这样，我们就使
建立在对工人不提供帮助的经济立场之上的剥削形式成为不可能，在这种剥削形式
中，工人为了不挨饿，必须向一切屈服。当我们能够通过法律确保一种每个人都愿
意工作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不这样做，那时保护公民不受经济恐惧和
经济威胁的自由，就将接近完善。从这个观点看，政治权力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
治权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
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
　　从这一已达到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政治权力的轻蔑态度不仅意味
着，他忽略了发展一种使大多数弱者过得更好的最重要的潜在手段的理论，而且意
味着，他忽略了对人的自由所构成的最大的潜在危险。他朴素地认为，在无阶级社
会中，国家权力会丧失功能并“消失”，这清楚地表明，他从未把握住自由的悖论，
他从未理解国家权力在为自由和人道服务中所能够和必须履行的职能（然而，马克
思的这种看法证明了这一事实，虽然他有阶级意识的集体主义要求，但他最终是一
位个人主义者）。这样，马克思的观点就和自由主义的信仰相类似，即认为，我们
所需要的一切都“机会均等”。我们当然需要这种“机会均等”。但是这是不够的。
它并不能防止那些天赋低下、值得同情、或者不幸的人，成为受那些天赋较高、缺
少同情心、或者幸运的人剥削的对象。而且，从我们已经达到的观点看，马克思主
义者所轻蔑地描述的“纯粹形式的自由”，变成了其他一切的基础。这种“形式的
自由”，即民主、人民评判和解散政府的权利，是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政治权力
误用的已知的惟一手段；它是被统治者对控制者的控制。由于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
济权力，政治民主也成了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力的惟一手段。如果没有民主的控制，
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切政府出于与保护公民的自由完全不同
的目的，而滥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五

　　马克思所忽略的是“形式的自由”的基本作用，他们认为形式的民主是不充分
的，并试图以他们通常所说的“经济的民主”来补充它；这个含糊和十分肤浅的词
语掩盖了这一事实，即“纯粹形式的自由”是民主的经济政策的惟一保证。
　　马克思发现了经济权力的重要性；可以理解，他夸大了它的地位。马克思和马
克思主义者无处不看到经济权力。他们这样进行论证：有钱的人就有权力；因为如
果必要的话，他可以收买枪支，甚至是匪徒。但是，这是一个兜圈子式的论证。实
际上，它包含着一种允诺，即有枪的人就有权力。如果有枪的人意识到这一点，那
么不用多久，他就会既有枪又有钱。然而，在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的
论证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因为一种统治只发展控制枪支和匪徒而不控制金钱权力
的制度，是很容易受到这种金钱权力的影响。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不受控制的财
富匪帮就可能进行统治。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个承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
这样的，例如，历史上也有过各种时期，那时一切剥削都是掠夺，是直接建立在铁
拳的威力的基础之上的。今天，没有谁会支持这一朴素的观点，即“历史的进步”
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这些剥削人的更直接的方式，一旦获得形式的自由，我们就不会
再受这种原始的剥削形式的支配。
　　这些思考足以驳斥这种教条式的理论，即认为经济权力比物质权力或国家权力
更基本。但是，也还存在其他的思考。正如不同的作者所正确地强调的（在他们之
中有B．罗素和W．李普曼），只有国家的积极干预——靠物质制裁支持法律所保护
的财产——才使财富成为一种潜在权力的来源；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干预，
很快就会丧失财富。因此，经济权力完全依赖于政治和生活的权力。罗素曾例举历
史的事件以证实这种财富的依赖性，有时甚至这种依赖是无效的：“国家中的经济
权力”，他写道，“虽然最终源于法律和公众意见，即很容易获得一定的独立性。
它能够通过腐败影响法律并通过宣传影响公众意见。它能够使政治家承担干预自由
的责任。它能够威胁要引起金融危机。然而对它所能取得的成功存在很多的限制。
凯撒因其债权人的帮助夺得了权力，这些债权人发现，除了让凯撒成功，根本没有
希望得到偿还；但是，当凯撒取得成功之后，他就有了足够的权力拒绝向他们偿付。
查理五世向福格尔家族借钱以购买皇位，但是当他当上皇帝之后，他便厉声地申斥
他们，他们也就丧失了自己借出的钱。”
　　认为经济权力是万恶之源这一教义必须被抛弃。应该代之以对一切形式的不受
控制的权力所构成危险的理解。钱之类的东西并不特别危险。只有当它能够或者直
接地、或者通过奴役那些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身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收买权力时，钱
才变得危险。
　　我们甚至应该以比以往马克思所用的更加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思考这些问题。我
们应该明白，对物质权力和物质剥削的控制仍然是核心的政治问题。为了建立这种
控制，我们应该建立“纯粹形式的自由”。一旦我们达到这点，并学会了如何将它
们用于政治权力的控制，那么一切都会取决于我们。我们不应该再斥责任何人，也
不应该叫嚷什么反对隐藏在幕后的邪恶的经济恶魔。因为在一种民主制度中，我们
掌握了控制这些恶魔的钥匙。我们能够制服它们。我们应该明白这点，并使用这些
钥匙。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对经济权力进行民主控制，并保护我们不受经济剥
削。
　　有关收买选票——或直接地或通过收买宣传——的可能性，许多都被马克思主
义者所指出。然而，更深入的思考表明，我们在此可以为上述分析的政治权力的情
形提供一个适当的例证。一旦我们实现了形式的自由，我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控制
贿选。有各种法律对选举的费用作了限定，有关这类更严厉的法律的引入完全视我
们而定。法律体系能够建成为保护自身的强大武器。此外，我们可以影响公众意见，
在政治问题上坚持一种更为严厉的道德准则。这一切我们都能做到；然而我们首先
应该明白，这种社会工程学是我们的任务，它处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不应该等
待奇迹般的经济地需会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经济世界，使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做将要
做的一切，去展现这个新世界，去脱掉陈旧的政治外套。

六

　　当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完全依赖于政治权力是无能的理论。只要他们
有机会行动或计划行动，他们通常会像其他人一样假定，政治权力可以被用来控制
经济权力。但是，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从不是建立在一种对其起源理论的明晰的驳斥
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对一切政治的最基本的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观点之上：即对控制
者和国家所代表的权力的危险积聚进行控制的问题。他们从不明白民主作为惟一已
知的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的具有的全面意义。
　　结果是，他们从不明白增强国家权力的政策所固有的危险性。虽然他们多少不
自觉地放弃了政治是无能的理论，但却仍然保留了这一观点，即认为国家权力只反
映不重要的问题，只是当它被资产阶级掌握时才是恶的。他们并不明白，一切权力，
政治权力至少像经济权力一样，都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仍然保留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公式。他们并不理解这一原则（参见第8章），一切大规模的政治必须是制度化的，
而不应该是个人的；当他们叫嚷扩大国家权力时（与马克思的国家观相反），他们
从未考虑过，不良的个人也许有一天会掌握这些扩大的权力。只要他们继续考虑国
家干预，这就会构成其理由的一部分，即为什么他们计划赋予国家在经济领域实际
上拥有无限制权力。他们仍然保留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乌托邦的信仰，即只有一
种打上新印记的“社会体系”才能增进问题的解决。
　　在前面章节（第9章）中，对于这种马托邦和罗曼蒂克的探讨社会工程的方式，
我提出过批评。但是，我想在这里补充，经济干预，即使是这里所提倡的零星的方
法，将趋于增强国家的权力。因此，干预主义是十分危险的。这并不成为反对它的
论据；国家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却又是必要的恶。然而，也应该告诫，如果
我们放松自己的戒备，如果在我们通过干预主义的“计划”赋予国家以更多权力时，
没有增强民主制度，那么，我们就可能丧失自由。如果自由丧失了，包括“计划”
在内的一切也就丧失了。因为如果人民没有权力强制这些计划，为什么还会有这些
有关人民的财富的计划实行呢？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安全。
　　因此我们看到，不仅存在一种自由的悖论，而且存在一种国家计划的悖论。如
果我们计划得太多，如果我们赋予国家以太多的权力，那么自由就会丧失，那将是
计划的终结。
　　这些思考使我们转而诉诸零星的、反乌托邦的或反整体论的社会工程学方法。
它们使我们转而要求，各种措施应该是设计来同具体的恶作斗争，而不是建立理想
的善。国家干预应该限制在保护自由所实际必需的方面。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解决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解决；我们应该充满戒备；
我们不应赋予国家以超乎保护自由所必需的权力。这些评论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但
它们并不能指出一条问题的途径。甚至可以设想，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国家获得新
的经济权力——与公民的权力相比，国家这些权力总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将成
为不可抗拒的。这样，我们就既未明白自由能够被保存，也未表明它如何才能够被
保存。
　　在这种条件下，记住我们在第7章中对控制政治权力和自由的悖论问题所进行的
思考，是有用的。

七

　　我们所作的区别存在于个人和制度之间。我们指出，当日常的政治问题需要一
种个人的解决时，一切长期的政策——尤其是一切民主的长期的政策——就应该依
照非个人的制度来构想。我们指出，尤其重要的是，控制统治者和检查他们的权力
的问题，主要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总之，是设计各种不同制度防止即使是坏的
统治者也不能造成太大的伤害的问题。
　　类似的思考将用于控制国家的经济权力的问题。我们所防备的是统治者的权力
的增强。我们必须防备一些个人及其专横。有些制度类型可能将专横的权力授予一
个人；但另一些制度类型却会否认个人拥有这种权力。
　　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考虑劳动立法，那么我们就会同时发现这两种制度类型。
其中有些法律没有赋予什么权力给国家的执行机构。可以设想，需要肯定的是，例
如，反对童工的法律可能就会被公务员误用来威胁和支配无知的公民。然而，如果
与那些立法中固有的危险性相比较（它将自由处理权，例如引导劳动的权力，授予
统治者），这种危险性几乎并不严重。同样，一项法律确定公民误用财产将受到没
收惩处，其危险性与一项法律赋予统治者或国家的公务员以征收公民财产的自由处
理权，是几乎没法相比的。
　　因此，我们区分了国家籍以推行经济干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
是设计一种保护制度的“法律框架”（例如，限制动物拥有者或土地拥有者的权力
的法律）。第二种方法是授权给国家机构，让它们（在一定限度内）视实现统治者
所承担的目标之必需而随时采取行动。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程序为“制度化的”或
“间接的”干预，把第二种程序描述为“个人的”或“直接的”干预（当然，居间
的事例也存在）。
　　从民主控制的观点看，勿庸置疑，这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更可取。就一切民主
的干预而言，只要可能的话，明显的政策必然是使用第一种方法，并把第二种方法
的使用限制在和一种方法不适应的情形中。（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典型的事例是财
政预算——它表达了财政大臣对平衡和正确的收支状况的判断力和感觉。可以设想，
尽管非常不合需要，一项相反的措施能被迫具有相同的特征。
　　从零星社会工程学的观点看，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只有一种，
即制度化的方法，使依照讨论和经验进行调整成为可能。它淮一使将试错的方法应
用于我们的政治行动成可能。它具有长期性；然而，对框架中其他部分的变化等而
言，为了替未预见到的不合需要的结果留有余地，永久性的法律框架可以被逐渐改
造。当我们的心中为一定的目标缠绕时，它只允许我们通过经验和分析，发现我们
实际上正在做什么。它们都是短期的决策，是暂时、日复一日变化着的，或者充其
量是年复一年变化着的决策。作为一条规则（财政预算是个极端的例外），它们甚
至不能被公开讨论，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是由于采纳决策所依
赖的原则是含糊的。即使它们全然存在，它们通常也不能被制度化，而是内在的局
部传统的构成被制度化。
　　然而，并不仅仅是在这个意思上，第一种方法可以被描述为合理的，第二种方
法则被描述为木合理的。它也表现在完全不同的和十分重要的意思上。法律框架可
以被单个公民知道和了解；它应该被设计来能够这样获得理解。它的职能是可以预
测的。它把确定性和安全的因素引入社会生活。当它受到改变时，在整个变化时期，
对于那些拟定期望它经久不变的计划的个人，会留有余地。
　　与这种方法相反，个人干预的方法必然把一种正在发展的大可预测的因素引入
社会生活，随之而发展一种情感，即社会生活是不合理的和不安全的。一旦自由处
理权变成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它的使用可能迅速增多，因为调整将是必要的；调整
自由处理的短期决策，几乎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执行。这一倾向必然极大地加剧
制度的不合理性，在各方面造成一种存在一些幕后的隐蔽的权力的印象，使他们易
于轻信社会的密谋理论，其结果是——搜寻异端并造成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敌对情
绪。
　　虽然如此，为制度化的方法选择可能之所的明确政策，一般却很难为人接受。
之所以不能接受它，我想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理由。其一是，它需要一定的分离，以
便从事重新设计“法律框架”的长期任务。然而，政府却现挣现吃地活着，自由处
理权就属于这种生活类型——且不……这两种方法的区别的重要性并不被理解。理
解它的途径受到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追随者的阻碍。他们从未看到，“谁将
是统治者？”这一古老的问题，应该被“我们如何才能驯服他们？”这一现实的问
题所取代。

八

　　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马克思的政治无能理论和历史力量的权力理论，那么，
我应该承认，它是一座庄严的大厦。它是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的直接结果，是马克
思的经济历史主义的直接结果，是马克思经济体系的发展或人的新陈代谢的发展决
定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之理论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时代的经验、他的人道主义的尊
严、以及给被压迫者带来预言的慰藉的需要、他们取胜的希望甚或确定性，所有这
一切，在一种可以和柏拉图与黑格尔的整体论的体系相媲美、甚至优于它们的宏大
的哲学体系中统一了。只是由于他不是一位反动派这一偶然性，哲学史才不会怎么
注意他，并假定他主要是一位宣传家。一位《资本论》的评论者写道：“乍看起来……
我们能够断定，作者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中的伟大人物之一，也即是说，在‘唯
心主义’一词的坏的意义上。然而实际上，他比任何前辈都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
色彩。”这位评论家击中了要害。马克思是伟大的整体论体系的构建者中的最后一
位。我们应该小心地把它搁置一旁，不要用另外的伟大体系去取代他的体系。我们
要的不是整体论。它是零星社会工程学。
　　至此，我可以结束我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决定论和预言式历史主义
的哲学所作的批评性分析。然而，对方法的最终检测必然是其实际结果。因此，我
现在开始继续对他的方法的主要结果——一个无阶级社会即将来临的预言——作更
详细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