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Knowledge and the Shaping of Reality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orld

我的讲演题目的前半部分不是我选择的，而是阿尔普巴赫论坛「Alpbach Foru
m］的组织者选择的。他们的题目是：“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我的讲演共有三个部分：知识、现实和通过知识对现实的塑造。第二部分论述
的是现实，这个部分特别长，因为它作为对第三部分的准备包括了许多内容。
1．知识
我将首先谈知识。我们生活在非理性主义再次流行的时期。因此，我想首先声
明，我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最重要的知识——尽管我决非认为
它是唯一的知识。科学的主要特征如下：
1．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实践问题的例子是医学与可避免的痛苦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成功，
然而它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无意结果：人口爆炸。这意味着另一个老问题又迫在眉睫：
节育的问题。医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我们最伟大的成功正是以这种方式导致新的问题。
宇宙论中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的例子是，如何进一步检验引力理论以及如何进一
步研究统一场论。在理论翔实践上都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对免疫系统的连
续研究。一般地说，一个理论问题在于对未加说明的自然事件提供一种明白易懂的
说明的任务和通过它的预言检验说明性理论。
2．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
3．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人孰无过。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
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真理和确定性。人孰无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
不断地与错误搏斗，而且意味着，甚至当我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确信
我们没犯错误。
在科学中，找们犯的一个错误——一个差错－－本质上在于我们把不正确的理
论看作是正确的。（远为少见的是，它在于我们把一种理论看作是错误的，尽管它
是正确的。）因此，与错误、差错作斗争意味着寻求客观真理，尽一切可能发现和
消灭错误。这就是科学活动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
客观真理；更多的真理，更有趣的真理，更易解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以确定性
为目标。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难免有错，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永不会完全确信
我们没有犯错误。这也可表述如下：
有不确定的真理——甚至我们认为其错误的正确陈述—一但是没有不确定的确
定事物。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简直不值得寻求确定性；但寻求真理
却非常值得，我们主要通过寻求错误来这样做，以便我们能纠正它们。
因此，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
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
当然，有人会问我如康德「Kant］所称的“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
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884页），除去真理是“知识与客体相符”外（《纯粹理
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Reason］，第二版，第 82页及下页。’），他拒绝
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回答。我要说与此十分相似的话：如果一个理论或陈
述的内容与现实相符，它就是正确的。我想对此再补充三句话：
1．每一个明确地系统阐述的陈述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如果它是错误的，那
么它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2．因此，正确陈述与错误陈述恰恰一样多。
3．每个这样的明确陈述（即使我们不确切知道它是否正确）或者是正确的或者
有正确的否定。由此也可见，把真理等同于明确的或确定的真理是错误的。必须严
格区分真理与确定性。
如果你被传到法庭作证，你就被要求说明真相「truth，在英语中与真理是同一
个词。——译注〕。无可非议，人们认为你理解这个要求：你的供述应与事实相符；
它不应受到你的主观信念（或别人的主观信念）的影响。如果你的供述与事实不符，
你不是说了谎话就是出了错误。但是，如果你说了下面一番话，只有一位哲学家—
—一位所谓相对主义者——会同意：“不，我的供述是正确的，因为我说的真相不
是指与事实相符。我遵照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见，
是指效用；或者遵照许多德国和美国的社会哲学家的意见，我说的真相是指被接受
的事物；或者社会所提出的事物；或者多数人，或者我的利益团体，或者也许电视
所提出的事物。”
隐藏在“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后面的哲学相对主义
可能打开了通向邪恶事物的道路，例如，用欺骗的宣传煽动人们去仇恨。那些代表
相对主义主张的人可能大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应该并能够看到这一点。伯
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到了这一点， La Trahison desClercs[《知识
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也看到了这一点。
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我认为，
一些哲学家为之辩护的人们所宣称的真理的相对性源自对真理和确定性的观念的混
淆，因为就确定性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谈论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即，谈论更大或更
小的可靠性。确定性也在它总是取决于关系重大的事物的意义上是相对的。因此我
认为此处发生的是真理与确定性的混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这一切对于法学和法律实践非常重要。“有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的
警句和由陪审团进行审讯的观念表明了这一点。陪审员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所面临的
案件是否仍有疑问。凡是当过陪审员的人都会懂得，真相是客观的事物，而确定性
却是主观判断的问题。这就是陪审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
当陪审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个“约定”——这就称作“裁决”。裁决决
非是任意的。尽其所知，凭着良心，努力发现客观真相，这是每一位陪审员的职责。
但是同时他应意识到自己的可错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如果对于真相有合理
的疑问，他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这个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从寻求真相到用语言系统阐述的裁决
的过渡是决定的问题，裁断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是如此。
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一切无疑会使人们再次把我与“实证主义”或“唯科学主
义”相联系。这对于我无足轻重，即使这些词语正被用作骂人的话。但是，使用这
些词语的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就是歪曲事实，这对于我却很重要。
尽管我赞美科学知识，我却不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因为唯科学主义教条地维
护科学知识的权威；而我却不相信任何权威，一直反对教条主义；我继续反对它，
尤其在科学中。我反对“科学家一定相信他的理论”这一命题。就我而言，如E．M
．福斯特[E．M．Forster]所说，“我不相信信仰”；我尤其不相信科学中的信仰。
我最多相信，信仰在伦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这里，也只限于几个例子。例
如，我相信，客观真理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伦理学的价值，也许是最大的价值—
—冷酷是最大的邪恶。
正是由于我认为，不相信现实，不相信人类和动物的苦难的无限重要性，不相
信现实和人类的希望与人类的善良的重要性，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我也不是
实证主义者。
关于对我的另一种谴责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这个谴责是，我是个
怀疑论者，因此我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在胡言乱语（根据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
in］的《哲学研究》[Trac－tatus]6．51）。
就我否认（非重言式的）真理的普遍标准的可能性而言，把我说成（古典意义
上的）怀疑论者的确是正确的。但是，这也适用于每一个有理性的思想家，比如说
康德或维特根斯坦或塔尔斯基「Tarski」。像他们一样，我接受古典逻辑学（我把
它解释为批评的原则，即，不是解释为证明的原则，而是解释为反驳的、elenchos
「反驳论证］的原则）。但是，我的主张在根本上不同于当前通常称作怀疑主义的
东西。作为哲学家，我对怀疑和不确定性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是主观的状态，因为
很久以前我认为对主观确定性的寻求是多余的而予以放弃。令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
对真理的寻求中喜欢一种理论而不喜欢另一种理论的客观上的批评的理性根据。
我十分确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现代怀疑论者说过与此类似的话。
我对“知识”这一主题的谈论至此暂告结束。现在我把话题转到“现实”的主
题，以便可以最后讨论“通过知识对现实的塑造”。

2．现实

Ⅰ

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一些部分是物质的。我们生活在人类只是最近——在我生
活的八十年中——才征服的地球的表面上。我们对它的内部有一些了解，这里强调
的是“一些”。除地球外，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物质客体。
地球连同太阳、月亮和星星为我们提供了宇宙「universe，cos－mos］的最初观念。
研究这个宇宙是宇宙论的任务。一切科学都为宇宙论服务。
我们在地球上发现了两种客体：生物与非生物。两者都属于物质世界，属于物
质事物的世界。我将把这个世界称作“世界1”。
我将用“世界2”一词指我们的经历的世界，尤其是人的经历的世界。甚至世界
1和世界2之间，即物质世界和经历世界之间这种术语上的和暂时性的区分也引起了
许多人的反对。然而，我用这个区分所意味的不过是世界1和世界2至少初看上去是
不同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包括它们可能的同一，当然是我们需要用假定来研究的
事情之一。在它们之间进行词语上的区分并不预先判断任何事情。提出的术语的要
点是便于对问题作出清楚的系统阐述。
动物可能也有经历。有时人们怀疑这一点；但是我无暇讨论这些怀疑。一切生
物，甚至阿米巴，完全可能都有经历。因为如我们从梦幻中或从发高烧的或有相似
情况的病人口中得知的那样，有关于迥然不同的意识程序的主观经历。在深度无意
识甚至无梦的睡眠的状况下，我们完全失去了意识，随之也完全失去了我们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也存在无意识状态，这些状态也可以包括在世界2。也可能还有世
界2和世界1之间的过渡：我们不应教条地排除这些可能性。
因此有世界1，物质世界，我们把它划分为生物和非生物，它尤其包括诸如应力、
运动、力和力场之类的状态和事件。有世界2，一切有意识的经历的世界，我们可以
认为，还有无意识的经历的世界。
我说的“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
物的世界。世界3，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诸如书籍、交响曲、雕塑作品、鞋、
飞机、计算机之类的事物；也包括十分简单的物质客体，它们十分明显地属于世界
1，例如有柄小平底锅和警棍。人的心理活动的所有计划的和深思熟虑的产物都被划
归世界3，即使它们大部分也可以是世界1客体，这对于理解这个术语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用这种术语说，我们的现实由三个世界构成，它们相互联系，以某种方
式相互作用，也部分地相互重叠。（此处“世界”一词显然不是用来指宇宙「univ
erse或cosmos」，而是指它的组成部分。）这三个世界是：客体与物理状态、事件
和力所构成的物质的世界1；经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事件所构成的心理的世界2；心
灵产物的世界3。
过去有、现在也有一些哲学家仅仅以为世界1是实在的，他们是所谓唯物主义者
或物理主义者；还有的哲学家仅仅认为世界2是实在的，他们是所谓非物质论者。甚
至有些物理学家过去或现在仍在这些唯物主义的对手之中。最著名的是E.马赫［Er
nst Mach」，（像在他之前的贝克莱主教〔Bishop Berkeley」一样）只把我们的感
觉印象看作是实在的——尽管也许不总是如此。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但是他
解决物质理论中的困难的方式却是设想物质并不存在：尤其是，他坚持认为既无分
子也无原子，认为这些心理构想是不必要的、非常令人误解的。
还有所谓二元论者。他们认为物质的世界1和心理的世界2都是实在的。我更进
了一步：我不但假定物质的世界1和心理的世界2是实在的，当然，因此人类心灵的
一切物质产物，例如汽车或牙刷和雕像是实在的；而且假定既不属于世界1也不属于
世界2的心灵产物同样是实在的。换言之，我假定存在着世界3的非物质的居民，它
们是实在的，非常重要的；例如问题。
世界1、世界2、世界3的顺序（如这些数字所表明的）与它们的年龄一致。按照
我们的猜想性知识的目前状况，世界1的非生物部分是最悠久的；然后出现了世界1
的生物部分，同时或晚一些出现了世界2，经历的世界；然后随着人类的出现有了世
界3，心灵产物的世界；即人类学家称作“文化”的世界。

Ⅱ

现在我想更详细地逐个讨论这三个世界，首先是物质的世界1。
既然我现在的主题是现实，我想首先说一下，物质的世界1有资格被看作是我们
的三个世界中最明显的“实在的”〔real」。我这样说实际上只意味着“现实”[r
eality]这个词首先通过被应用于物质世界而获得了它的意义。我的意思仅此而已。
当马赫的前辈贝克莱主教否认物质客体的现实性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我这样反驳他”，同时用尽全力去踢一块石头。他是想用石头的阻
力证实物质现实：石头向回推！我这样说意味着感到了阻力，作为反冲的现实，一
种斥力。尽管约翰逊当然不能以这种方式证明或反驳什么，然而他却能够表明我们
如何领会现实。
儿童通过结果，通过阻力了解实在的东西。墙壁、栏杆是实在的。任何能拣起
来或者是放在口中的东西是实在的。首先，阻碍或与我们相反行动的东西是实在的。
固体的物质事物给予我们中心的、最基本的现实概念，这个概念从这个中心扩展开
去。于是我们把一切可改变固体的物质事物或能对它们起作用的事物包括在内。这
首先使水和空气成为实在的；还有具有吸引力的磁力、电力与引力；热与冷；运动
与静止。
因此一切能够作用于我们或其他实在事物并能被反作用回的事物，例如雷达；
或任何能对我们或对其他实在事物产生影响的事物，都是实在的。我希望这是足够
清楚的。它包括地球和太阳，月亮和星星。宇宙是实在的。

Ⅲ

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钦佩唯物主义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原子论者，德
谟克利特［Democritus］，伊壁鸠鲁［Epicu－r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他
们是古代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迷信的反对者，人类的解放者。但是唯物主义
超越了自己。
我们人类熟悉一种结果：我们伸手去够一个客体，例如开关，并按压它。或者
我们推或猛推一把扶手椅。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现实只由物质事物构成，它
们通过压、推或通过接触的行动相互作用。有两种唯物主义的变体：首先是原子论，
它教导说小得看不见的微粒相互连结，相互碰撞。微粒间有空隙。另一种变体教导
说没有空隙。事物在一个“充满的”世界中运动——也许充满“以太”——很像装
满茶叶加以搅拌的杯子中的茶叶。
没有不可理解的或不熟悉的操作方式——只有压、猛推和推；甚至拉和吸引也
可以按照压推来解释：当我们用皮带拉一条狗时，那么实际上结果是它的颈圈对它
施加压力或推它，这对于这两种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皮带的行动就像链条，它的
链条相互压或推。拉和吸引，必须以某种方式由压来解释。
这种压和推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被其他一些人提了出来，一名的是勒内·笛卡儿
［Rene Descartes」，它随着引入力的概念而发生动摇。首先是牛顿［Newton］的
引力是远处发生作用的吸引力的理论。然后是莱布尼兹[Leibniz]的理论，他表明，
如果原子是穿不过的，能够推的，它们一定是推斥力的中心。然后出现了麦克斯韦
［Maxwell］的电磁学理论。最后，甚至推、压和通过接触的行动也由原子的电子壳
层的电推斥力加以解释。这是唯物主义的终结。
取代唯物主义的是物理主义。但它们完全不同。唯物主义认为我们日常的压推
经历解释了所有其他结果从而解释了全部现实的世界，取代它的物理主义则是这样
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用微分方程，最终用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例如尼尔斯
·玻尔「Niels Bohr」）宣称不可解释的和（如玻尔反复强调的那样）不可理解的
公式，来描述种种结果。
现代物理史可以由下面的、过于简化的方式来描述：唯物主义随着牛顿、法拉
第［Faraday］和麦克斯韦而悄然消亡了。当爱因斯坦［Einstein］、德布罗伊［d
e Broglie］和薛定谔[Schrodinger]把研究方案针对对物质本身性质的解释的时候，
它超越了自己：用振荡、振动和波；不是物质的振荡，而是由力场构成的非物质的
以太的振动来解释。但是这个方案也陈腐了，被更抽象的方案所取代：例如把物质
解释为概率场的振动的方案。在每一个阶段，各种不同的理论都极其成功。然而它
们被更成功的理论所超越。
粗略地说，那就是我所称的唯物主义的自我超越。它也正是物理主义完全不同
于唯物主义的原因。

Ⅳ

要描述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发展起来的迅速变化的关系需要的时间过长。但是
我要指出，从现代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观点看，可以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描述同
样的情况。一种描述方式是传统的；然而，另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在两者中是更好的。
达尔文主义通常被看作残忍的哲学：它描绘“大自然的牙齿和利爪沾满鲜血”；
即，它描绘了一幅大自然对我们和一般生物进行充满敌意的威胁的画面。我的主张
是，这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偏见，它受到存在于达尔文之前的一种思想（马尔萨斯[M
althus]、坦尼森[Tennyson]、斯宾塞[Spencer]的影响，几乎与达尔主义的实际理
论内容无关。诚然，达尔文非常强调我们所称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一点也可以
用十分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如我们所知，达尔文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马尔萨斯试图表明，人口的增长，
加上食物短缺，会导致残酷的竞争，导致对最强者的选择，导致对不那样强壮的人
的残酷绝灭。但是按照马尔萨斯所说，甚至是最强者也受到竞争的压力：他们被迫
竭尽全力。因此，根据这种解释，竞争导致了对自由的限制。
但是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人们试图扩大他们的自由：他们寻求新的可能
性。因此显然可以把竞争看作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发现新的谋生方式并
随之发现新的生活可能性，连同发现和构建新的生态学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
包括适合于如残废人这样的个别人的生态位。
这些可能性必然导致对供选择的决定进行选择，选择自由的增加和更多的自由。
因此，两种解释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种解释是悲观主义的：限制自由。第二种
解释是乐观主义的：扩大自由。当然，两者都是过于简化，但两者都可被看作十分
接近真理。我们能够断言其中之一是更好的解释吗？
我认为我们能够断言。竞争社会的巨大成功及它所导致的自由的极其扩大只能
由乐观主义解释来说明。这是更好的解释。它更接近真理，它解释了更多的东西。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个体的积极性，来自内部的压力，对新的可能性、新的自
由的寻求，试图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活动，比起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更有效力，因为
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导致较弱个体的消灭，导致对自由的剥夺，包括对最强者的自
由的剥夺。
在整个这些谈论中，我都把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压力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解释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像解释马尔
萨斯理论的问题。
旧的、悲观主义的、仍被接受的观点是这样的：有机体在适应中所充当的角色
纯粹是被动的。它们构成了十分异质的个体群，生存斗争，竞争，通过消灭其他个
体而从中选择（总的看来）最适应的个体。选择压力来自外部。
人们通常非常强调这样的事实，一切进化现象，尤其是适应现象，只能联系来
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去解释。没有任何东西被认为来自内部，除去（基因库的）突变。
我的新的乐观主义解释（如柏格森[Bergson]那样）强调一切生物的主动性。一
切有机体都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它们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但是有在最多种多样的情
况中出现的无数个具体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寻求更大
的自由；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按照这种乐观主义的解释，在很早的阶段正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我们可以认为）
通过外部选择压力产生了强大的内部选择压力；有机体对它们的环境施加的选择压
力。这个选择压力表现为我们可解释为寻求新的生态学生态位的一种行为。它有时
甚至是构建一种新的生态学生态位。
这种来自内部的压力导致了对生态位的选择；即，导致了可被看作对生活方式
和环境的选择的行为方式。必须认为这包括了朋友选择，共生现象，首先，从生物
学观点看也许是最重要的，是配偶的选择；以及对某些食物的偏爱，尤其是阳光。
因此我们有内部选择压力；乐观主义的解释把这种来自内部的选择压力看作至
少和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同样重要：有机体寻求新的生态位，甚至本身没有产生任
何有机的变化；它们后来作为外部选择压力，它们主动选择的生态位的选择压力的
结果而发生突变。
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间相互作用的循环，更确
切说是一种螺旋。两种解释对其做出不同回答的问题是：这个循环或螺旋中哪一环
是主动的，哪一环是被动的？旧的理论认为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是主动的；新的理
论认为来自内部的选择压力是主动的：是有机体进行选择，它是主动的。可以说两
种解释都是观念形态，对于同样客观内容的观念形态的解释。但是我们会问：在这
种解释中有一种比另一种作出了更好的说明吗？
我认为有。我要简洁地把它描述为生命对于它的无生命环境的胜利。基本事实
如下：我们大都这样认为——当然是假定地认为——曾经有一个原生殖细胞，一切
生命都由它逐渐发展而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这一点由下面的假设得到
最好的解释，即大自然用一把极残酷的錾子对生命产生影响，这把錾子雕凿出令我
们惊讶的每一个活的适应物。
然而，我们可以指明与这个观点相悖的一个事实：原生殖细胞仍然活着。我们
都是原生殖细胞。这不是想象，也不是隐喻，而是原原本本的实情。
我只想很简短地解释这一点。对于细胞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死亡，第二种
是细胞分裂；第三种是融合：结合，与另一个细胞的融合，这几乎总是导致分裂。
分裂和结合都不意味着死亡：它是一个生殖过程，从一个活细胞到两个实际上相同
的活细胞的变化。它们都是原细胞的活的延续。原生殖细胞在几百万年前就产生了，
原生殖细胞以成百亿亿个细胞的形式生存下来。它在所有现在活着的细胞中每个单
个细胞中继续生存。一切生命，一切曾生活过的事物和现今活着的事物，都是原生
殖细胞分裂的结果。因此一切生命由原生殖细胞组成，而原生殖细胞仍然活着。这
些问题没有生物学家能够反驳，没有生物学家会反驳。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和三
十年前是同一个人，即使我目前的躯体中没有一个原子在当时的躯体中存在，在与
此十分相似的意义上（基因同一），我们都是原生殖细胞［We areall the primor
dial cell］。
取代用“牙齿与利爪”攻击我们的环境的画面，我看到了一个微小生物成功地
生存了几百万年、成功地征服并改善了它的世界的这样一种环境。因此，如果生命
与环境间存在着斗争，那么生命取得了胜利。我相信，这种有些修改了的达尔文主
义概念导致了与旧的观念形态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即导致了这样的观点，我们
所居住的世界由于生命的活动及它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而越来越适合于生命，越
来越有利于生命。
但是谁想承认这一点呢？今天，人人都相信世界的和“社会的”充满恶意的有
说服力的神话；正如从前在德国和奥地利人人都相信海德格尔［Heidegger」，相信
希特勒［Hitler］，相信战争一样。但是对恶意的错误信念本身就是恶意的：它使
年轻人感到沮丧，把它们引入歧途，把他们引向怀疑，引向绝望，甚至引向暴力。
尽管这种错误信念本质上是政治上的，但旧的对达尔文主义的解释仍对它起了促进
作用。
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构成了悲观主义观念形态的一部分，即，生命对环境的适应
和成百万年来的所有这些（在我看来是极好的）生命的发明——现在我们尚不能在
实验室中重新创造出来——根本不是发明，而是纯粹偶然的产物。人们断言，生命
未发明任何事物，它完全是纯粹偶然突变的和自然选择的机制；生命的内部压力不
过是自我复制而已。其他的一切都是通过我们彼此间的斗争和与自然的斗争，实际
上是盲目的斗争，而发生的。把日光用作食物之类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是极好
的事情）是偶然的结果。
我坚持认为这又只是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是旧的观念形态的一部分。顺便说
一下，自私基因的神话（因为基因只能凭借合作来起作用和生存）和复苏的社会达
尔文主义就属于这种观念形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前被描述为崭新的和朴素的
决定论的“社会生物学”。
现在我想整理一下这两种观念形态的要点。
1．旧：来自外部的选择压力凭借消灭而起作用：它消灭生命。因此环境对环境
充满敌意。
新：来自内部的主动的选择压力构成了对更好的环境、对更好的生态学生态位、
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它在最高的程度上有利于生命。生命为了生活而改善环境，
它使环境更有利于生命（对人更友善）。
2．旧：有机体完全是被动的，但被主动地选择。
新：有机体是主动的：它们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生命在于解决问题。解
决办法常常是对新的生态学生态位的选择或建构。有机体不但是主动的，而且它们
的主动性不断增长。（否认人的主动性的企图——如决定论者所做的那样——是自
相矛盾的，尤其对于我们批评的心理活动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动物生命始于大海——如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那么它的环境在许多方
面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动物（除昆虫外）在上陆地前却发展为种种脊椎动物。环境
同样有利于生命，比较一致，但是生命本身却变化为无法预见的许多不同形式。
3．旧：突变是纯粹偶然性的问题。
新：是的；但是有机体在不断发明改善生命的美妙的事物。自然、进化和有机
体都是有创造力的。它们作为发明者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工作：运用试错法。
4．旧：我们生活在通过残酷消灭的进化而改变的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新：
最初的细胞在成百万年后仍然活着，现在甚至生活在成百亿亿个复制品中。目光所
见，处处皆是。它把我们的地球变成了花园，用绿色植物改变了我们的大气层。它
创造了我们的眼睛，让它们看到了蓝天和繁星。它做得非常出色。

Ⅴ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世界2。
有机体及其环境的改进与动物的意识的扩展和改进相联系。解决问题，发明，
决不是完全有意识的行为。它总是凭借试错法得到的：凭借检验和消除错误；那意
味着，通过有机体与它的世界，它的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
识有时介入。意识，世界2，自始可能是评价的和辨别的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我
曾这样谈论过物质世界1的生物部分，即一切有机体都是解决问题者。我关于世界2
的基本假设是，世界1的生物部分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活动导致世界2即意识世界的出
现。但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意识一直解决问题，如我对有机体所断言的那样。与此
相反。有机体日日夜夜一心想着解决问题，但是意识却不仅仅关心解决问题，尽管
这是它最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我的假设是，意识的最初任务是预见解决问题的成败，
以愉快与痛苦的形式向有机体发出信号，说明它走上了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还是错误
的途径。（“途径”起初——如阿米巴的情况那样——被按字面地理解为有机体的
途径的确实的方向。）通过愉快与痛苦的经历，意识在它的发现的航程中和它的学
习过程中助有机体一臂之力。它就像这样介入许多记忆机能，而这些记忆机能——
又是由于生物学的原因——不会都是有意识的。大多数记忆机能不可能是有意识的，
我相信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会相互干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
可以先验地表明这一点——存在着彼此密切相关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件。
因此，几乎不可避免，无意识的领域产生了，它与我们的记忆器官有根本的联
系。它首先包括一种我们的环境的、我们的局部生态学生态位的无意识的地图。对
这幅地图的和对它所包含的期待的组织，和其后对种种期待即理论的语言系统阐述，
构成了认识器官的任务，因此认识器官具有与物质世界、世界1、细胞相互作用的有
意识与无意识的方面；对人来说是与大脑相互作用。
因此我不把世界2看作马赫描述为感觉、视觉、听觉等等的东西：我把这一切看
作对我们的各种不同的经历进行系统的描述或分类，并以这种方式得出世界2理论的
完全不成功的尝试。
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意识的生物学功能是什么和这些功能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提问，我们在积极寻求关于世界的信息的过程中如何发明了我们的感觉：
我们如何学会了触摸的技巧，发展了向光性、视觉和听觉。于是我们面临新的问题，
并以新的期待，以关于环境的新的理论予以回答。由此世界2通过与世界1相互作用
而产生。
（当然，然后又有了发现快速行动的信号的进一步的问题；我们的感觉在这里
起了重要作用。）

Ⅵ

我很快要把话题返回到世界1和世界2上来；但是首先我想谈一谈物质世界，世
界1的开端，谈一谈突现的观念，我想借助于阶段[phase]一词介绍这个观念。
我们不知道世界1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否产生。假如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那
么首先产生的事物可能是光。“要有光！”就会是创造世界的第一个步骤。但是这
最初的光的波长会很短，远远超出紫外区，因此人看不到。然后，物理学家这样告
诉我们，出现了电子与中微子，然后出现了最初的原子核——只有氢核和氦核：世
界仍然过热，不能产生原子。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个非物质的或物质前的世界1。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在我
看来十分可疑的）世界从大爆炸膨胀而来的理论，我们可以说，由于它的膨胀，世
界慢慢冷却下来，因而在古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上变得越来越“物质”。
我们也许可以区分这个冷却过程的许多阶段。0阶段：此阶段只有光，还没有电
子，也没有原子核。1阶段：在此阶段，有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及光（光子）。2阶
段：此时也有了氢核和氦核。3阶段：在此阶段也有了原子：氢原子（但没有分子）
和氦原子。4阶段：除原子外，双原子的分子这时也能够存在，因此除其他外也包括
双原子的氢气分子。5阶段：在此阶段，除其他外，又有了液态水。6阶段：在此阶
段，除其他外，又有了水的晶体，即以多种多样的美妙的雪花形式存在的冰，起初
十分稀少，后来也有了固体的结晶体，例如冰块，再后来又有了其他晶体。我们生
活在这六个阶段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上有一些局部区域存在着固体，当然
也有液体和气体。当然，再远一些也有一些广大的区域过于炎热，不会存在由分子
形成的气体。

Ⅶ

我们所知的生命只能在世界上属于第6阶段的充分冷却但又不过冷的区域产生。
可以认为生命是第6阶段中很特殊的一个阶段：气态、液态、固态物质的同时存在对
于我们所知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的状态，胶态，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介于
液体与固态之间。像两个阶段的水互不相同一样，例如液态与气态的水，生命物质
有别于（表面上）很相似但无生命的物质结构。
这些取决于温度的阶段的特色是，对一个取决于温度的阶段的最彻底的考查不
能使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预见下一个和后来的阶段的特性：如果最伟大的思想家孤
立地考查原子，而考查时任其使用的只有第3阶段，此阶段仅有原子尚无分子，那么
我们可以认为，这几乎不会使他甚至能从对原子的最周密的考查推论出即将来临的
分子世界。对第4阶段的水蒸气的最仔细的考查确实也几乎不会允许他预见液体的全
新特性，像水和种种形式的雪晶体的特性，更不必说高度复杂的有机体了。
诸如作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特性的那些特性，我们称之为（根据它们的不可
预见性）“突现的”特性。显然，“有生命的”或“活的”是这样的特性。这说明
不了许多问题，但它确实表明与水的各阶段的类似。

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命是突生的［emergent］，像意识一样；我所称的世界
3亦然。
迄今生命与意识采取的最大的突现的步骤，我认为是人类语言的发明。这无疑
导致了人类的创造。
人类语言不仅仅在于自我表现（1），也不仅仅在于发信号（2）：动物也有这
些能力。它也不仅仅是符号体系。符号甚至还有仪式在动物中也能发现。导致意识
的不可预见的发展的最大步骤是描述性陈述（3）的发明，卡尔·比勒[Karl Buhle
r]所称的语言的再现的功能：描述客观事态的陈述，它们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
相符；即可能对也可能错的陈述。这个功能是人类语言中前所未有的特征。
与动物语言的差异就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谈论蜜蜂的语言，说它们的交流是
真实的——也许科学家们在有意迷惑一只蜜蜂时除外。在动物中也可以发现迷惑的
符号：例如，蝶翼可能给人眼睛的假象。但是只有我们人采取通过批评性论证来检
验我们自己的理论的客观真实性的步骤。这是语言的第四个功能，论证的功能（4）。

Ⅸ

描述性（或者如卡尔·比勒所称呼的那样，再现的「representative］）语言
的发明使进一步的步骤、进一步的发明成为可能：批评的发明。它是有意识的挑选
的发明，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此，正如唯物
主义超越了自己一样，可以说，自然选择也超越了自己。它导致了包括正确和错误
的陈述的语言的发展。然后这种语言又导致了批评的发明，导致了批评的突现，因
而导致了选择的一个新阶段：自然选择被批评的、文化的选择所扩充并部分地超过。
后者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我们的错误：我们能有意识地发现和消除我们
的错误，我们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在我看来，这是决定性的
一点。在给我的题目中称作“知识”的事物由此开端：人类知识。没有理性批评，
服务于对真理的寻求的批评，就没有知识。动物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当然它们
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狗知道它的主人。但是我们所称的知识，最重要的一种知
识，科学知识，依赖于理性批评。因此这是决定性的步骤，依赖于正确或错误陈述
的发明的步骤。我认为，这个步骤为世界3、为人类文化奠定了基础。

Ⅹ

世界3与世界1相重叠，例如，世界3包含书籍，它包括陈述；它首先包括人类语
言。这些也都是物质客体，在世界1中出现的客体、事件。我们可以说，语言由维系
于神经结构因此维系于物质事物的素质所构成；由记忆要素、记忆印迹、期待、学
到的与发现的行为所构成；由书籍所构成。你们今天所能听到我的讲演，是由于声
学：我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是世界1的一部分。
我现在想表明，这个声音也许不仅仅是纯粹的声学。它的超出世界1的部分，我
正在使用的部分，正构成了我所称的世界3，直到现在只是很少被注意到。（遗憾的
是，我无暇谈论世界3的历史；然而请参见我的著作《客观知识》「ObjectiveKnow
ledge」，第三章，第5节。）我想试图解释一下要点，即，世界3的非物质部分，非
物质方面；或者也可以说，世界3的自主的方面：超出世界1和世界2的方面。同时我
想表明，世界3的非物质方面不仅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作用——它在我们的意识中起
着主要作用——而且它是实在的，甚至脱离了世界1和世界2。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
世界3的非物质（和非意识）方面对我们的意识具有影响，并通过我们的意识对物质
世界即世界1具有影响。
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三个世界间的反馈机制的相互作用，或者可称作螺旋的东西，
以及它们随后的相互强化。我想表明此处有非物质的事物，即我们的陈述的、我们
的论证的内容，与对这些陈述或论证的声音的或书面的因此是物质的系统阐述相对
照。每当我们在其真正与人有关的意识上使用语言时，我们所关心的总是论题或内
容。属于世界3的首先正是一本书的内容，而不是它的物质形式。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例清楚地说明了内容观念的重要性：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出
现了数词，用“一”、“二”、“三”等词来计数。有些语言只有“一”、“二”
和“许多”这些词；有些语言有“一”、“二”……直至“二十”，然后是“许多”；
还有一些语言，像我们的语言，发明了允许我们从每一个数继续向下数的方法；即，
这种方法实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在每个数原则上加上另一个数仍可被超过的意识
上是无限的。这是只有通过语言的发明才使其成为可能的伟大发明之一：构建越来
越多的数词的无限序列的方法。构建这样一种序列的指令可以用语言或用计算机程
序系统阐述，因此它们可被描述为具体事物。但是我们对自然数序列现在（潜在地）
是无限的这种发现完全是抽象的。因为无论在世界1或世界2中，这种无限序列都不
能以具体的词句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自然数的无限序列如人们所说，是“纯粹观
念作用的事物”：它是纯粹的世界3产物，因为它只属于世界3的抽象部分，这个部
分由确实想出的，但无论在思想中、在物质的具体数词中还是在计算机程序中都没
有以具体词句用具体事例说明的成分或“居民”所构成。可以说，自然数系列的
（潜在的）无限性不是一个发明，而是一个发现。我们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我们
发明的一个系列的无意的特性发现了它。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发现了“偶数的”和“奇数的”、“除得尽的”和“素数”
的数字特性。我们发现了问题，例如欧几里得「Euclid］问题：素数系列无限还是
（如较大的素数越来越稀少所暗示的那样）有限？可以说，这个问题完全是隐蔽的；
当我们发明数字体系的时候，它甚至不是未觉察的，而是简直不存在。抑或它存在
吗？如果存在，那么它是在观念作用的意义上和纯粹抽象的意义上存在，即在下面
的意义上：它潜藏在我们所构建的数字体系中，但仍然存在，没有人意识到它，它
未以某种方式隐藏于这个或那个人的无意识中，没有留下物质痕迹。没有任何书中
可以读到它。因此在物质上它并不存在。就世界2而论它也不存在。但是它作为一个
尚未发现，但可以发现的问题而存在：只属于世界3纯抽象部分的问题的典型事例。
顺便说一下，欧几里得不但发现了问题，而且解决了问题。欧几里得发现了对这个
命题的证明，即，在每个素数后一定总有另一个素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素数序列
是无限的。这个命题描述了对它来说显然是纯抽象的事态：它同样是世界3的纯抽象
部分的居民。

XI

也有许多与素数有关的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哥德巴赫[Goldbach]问题：每个大
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吗？这样的问题也许有肯定的解答，也许有否定的解答；
或者也许不能解决；它的不能解决本身也许可以证明也许无从证明。于是产生了新
的问题。
这些都是在它们具有影响的意义上是实在的问题。它们首先能够对人类心灵具
有影响。人能够看到或发现问题然后试图解决。对问题的领会和解决问题的尝试构
成了意识的、人类心灵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也由问题，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对
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导致一本出版物；因而抽象的世界3的问题可以（经由世界2）
使人们开动最重的印刷机。欧几里得写下了他对于素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具有
许多结果的物质行动。在许多教科书即在物质客体中转载了欧几里得的证明。这些
是世界1中的事件。
当然，意识，世界2，在从抽象问题到世界1的因果链条中充当着主要的角色。
据我所见，世界3的抽象部分，抽象的、非物质内容的世界，即实际的、特定的世界
3，到目前为止从未对世界1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借助计算机也未产生直接影响。
这个环节总是由意识，由世界2所锻造。（也许有一天情况会不同。）我认为当我们
谈论“心灵”时，我们是指意识——以其与世界3相互作用的角色。
我相信，心灵与世界3的居民的斡旋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和塑造了我们有意识和
无意识的生活。理解人类与动物的意识的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此，就在于世界2和世界
3的相互作用。

XII

总而言之，可以说世界3，尤其是世界3的被人类语言所创造的那一部分，是我
们意识的产物、我们心灵的产物。像人类语言一样，它是我们的发明。
但是这个发明是外在于我们，在我们皮肤之外（“体外”［exosomatic」）的
事物。它是客观的事物，如我们的一切发明那样。像一切发明一样，它产生了自己
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自主的，却依赖于我们。（想一想消防，或者想一想汽车
的发明。）这些问题是无意的、意外的。它们是我们的行动的典型的、无意的结果，
然而又作用于我们。
客观、抽象、自主然而实在和有效力的世界3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例子是数学，这个例子也许不完全典型，却仍然明显。它显然是我们的作
品，我们的发明。然而几乎全部数学都无疑是客观的、同时是抽象的：它是问题与
解决的整体世界，我们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这个世界。
因此，那些思索过数学的身分的人大致得出了两种见解。总之我们有两种数学
哲学。1．数学是人类的作品。因为它以我们的直觉为基础；或者它是 我们的建构；
或者它是我们的发明。（直觉主义；构造论；约定论。）2．数学是凭自身资格客观
存在的领域。它是客观真理的无限丰 富的领域，我们并不创造它，而是客观地面
对它。这些真理 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这种数学概念通常被描述为“柏拉图主义”。）
这两种数学哲学迄今一直直接对立。但是世界3理论表明它们都是正确的：（例
如）自然数的无限系列是我们的语言学发明；我们的约定；我们的构造。但是素数
及其问题不是这样：这些我们是在客观世界中发现的，我们的确发明或创造了它，
但是它（像所有发明一样）已客观化，脱离了它的创造者，独立于他们的意志之外：
它成为“自主的”、“纯粹观念作用的”：它成为“柏拉图哲学的”。
从世界3的观点看，在这两种数学哲学间不会发生争执。至多在关于特定的数学
客体——例如数的无限序列或者公理集合论的集合的领域－－是否是人的作品，或
者是否我们作为仿佛上帝所给予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面对这个领域的问题上仍意见
不一。但是至少自从1963年以来（保罗·科恩[Paul Cohed]）我们就知道公理集合
论也是人的作品。我们久已知道，数学家也难免出错，我们能反驳我们的理论，但
是不总能够证明它们。
我已试图解释世界3。现在我开始谈我的讲演的最后一节：对现实的塑造。

3．论对现实的塑造

I
是世界1、世界2和世界3间的相互作用可被看作对现实的塑造；这种相互作用由
多种反馈机制所构成，在这种反馈机制中我们用试错法［the method of trial an
d error」进行操作。即，我们有意识地介入这种反馈机制的螺旋。我们——人类心
灵、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是作品的创造者、产物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又被
我们的作品所塑造。这实际上是人类的创造性成分：我们在创造的行动中同时通过
自己的作品改造自己。因此，对现实的塑造是我们的所为；不试图理解它的全部三
个方面，这三个世界，不试图理解这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不能理解这个过
程。
这种相互作用或反馈机制的螺旋受到我们的在发展的理论和我们的梦想的影响。
一个例子是莱奥纳尔多［Leonardo］的鸟的塑造、创造、发明：我们今天都称作飞
机的事物。是飞行的梦想，而不是赚钱的梦想，导致了飞行，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
要的。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特兄弟［th
e Wright brothers］和其他许多人梦想飞行并有意识地冒生命危险追求他们的梦想。
不是发财的希望，而是对新的自由的梦想——扩展我们的生态学生态位的梦想——
激励了他们：奥托·利林塔尔是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生命。
世界3在对现实的塑造中，在实现世界2的飞行梦想的尝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性的因素是计划和描述、假定、试验：事故和纠正，一句话，通过批评的尝试
与除错法。
这是反馈机制的螺旋，其中研究者和发明者的世界2也起着巨大作用。但更重要
的是一些突现的问题，尤其是世界3，它对世界2具有经常的反馈效应。我们的梦想
不断地依靠世界3得到纠正，直至它们有一天可以最终实现为止。
悲观主义者们曾向我指出，德国滑翔机飞行员奥托·利林塔尔像莱奥纳尔多一
样，梦想像鸟一样飞行的方式。假如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大型客机，可能会十分震惊。
就我们的想法无疑从未正是以我们想象它们的那种方式实现而言，这句话是正
确的。但这句话仍然有误。任何今天想恰恰以莱奥纳尔多和利林塔尔所希望的那种
飞行的人只需参加一家滑翔俱乐部。假如他有勇气，这并不太困难。乘坐大型客机
或波音747飞行的其他那些人无疑有喜欢这种飞行方式的理由，尽管它与滑翔机大不
相同；喜欢它而不喜欢后者或者铁路或者船或者汽车。甚至在巨型飞机的受约束的
条件下飞行也为许多人开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和许多新的和宝贵的自由。

Ⅱ

巨型飞机无疑是莱奥纳尔多和利林塔尔的梦想的结果，但很可能是不可预见的
结果。运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科学知识和我们的技术，我们能够比植物和动物更
好地预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发明的未来结果，但无疑不是好得多。
我们认识到关于我们的行动的这些不可预见的结果我们了解得何其少，这是十分重
要的。我们可利用的最好的手段仍然是试错法：常常很危险的尝试和甚至更危险的
错误——它们有时危及人类。
对政治乌托邦的信念尤其危险。这可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寻求更美好的
世界，像研究我们的环境一样，（如果我说得对）在所有生命本能中是最古老、最
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改善我们的世界做贡献，这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不可想象我们能预见我们的计划和行动的结果。尤其不可牺牲任何人的生命
（除去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也许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外）。我们也无权说服甚至怂
恿别人牺牲自己——甚至为一种思想，为一种完全使我们（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
而不合理性地）信服的理论也不应这样。
无论如何，我们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的一部分一定是寻求这样一个世界，在
这个世界中别人不被迫为了一种思想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Ⅲ

现在已到了讲演的结尾。我想再谈一种最终的乐观的思考，在与我的朋友约翰
·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合写的著作《自我及其大脑》「The Self an
d Its Brain］中我写的部分也是以此结束的。
如我在上文中试图表明的那样，达尔文的选择，自然选择与选择压力的观念，
一般与残忍的生存斗争相联系。对这种观念形态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认真对待。
但是，随着人类意识、心灵和用语言系统阐述的理论的出现，这一切都完全改
变了。我们可以通过理论间的竞争去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以往的时代，理论的支
持者被淘汰。现在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消亡。从生物学观点——自然选择的
观点——看，心灵的与世界3的主要功能是，它们使运用有意识的批评成为可能；结
果，使不消灭其支持者的对理论的选择成为可能。这种对理性批评方法的非暴力的
使用，是通过生物进化，通过我们对语言的发明及其后的世界3的创造而成为可能的。
这样，自然选择征服了或者超越了其最初的无疑相当凶暴的特征：随着世界3的出现，
甚至不用暴力去选择最佳的理论，最佳的适应物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可以用非暴力
的批评淘汰错误的理论。毫无疑问，人们仍很少使用非暴力的批评：批评通常仍是
半暴力的活动，甚至当在纸上决一胜负时也是如此。但是不再有暴力批评的任何生
物学的理由，只有反对它的理由。
因此目前流行的半暴力的批评可能是理性发展中的一个暂时阶段。世界3的突现
意味着非暴力的文化进化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通过自然选择的世界3的突现
的生物学的和完全可能的结果。以和平与非暴力为目标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并不仅
仅是梦想。它是人类可能实现的从生物学观点看显然是必要的目标。
论知识与无知

On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校长先生，系主任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让我首先感谢约翰·沃尔夫冈·歌
德大学经济科学系给予我巨大荣誉，使我成为doctor rerum politicarum honoris
causa。［政治学名誉博士］。现在，我可以用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
olfgangGoethe」笔下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的第一段伟大独白来说：
称为硕士，甚至称为博士，但是教起学生却并不出色。
但是我实在必须请求你们允许我全文背诵那段独白的开头十几行；你们会发现
它们十分贴切。到如今，唉！我已对哲学，法学以及医学，
而且，甚至，还对神学圣典！
都花过苦功，彻底钻研。
我这可怜的傻子，
依然不见聪明半点
称为硕士，甚至称为博士，
但是教起学生却并不出色。
我渴望着能发现
联结这个世界的伟大力量，
如今我们仍旧茫然。
因为离真正的知识
相距遥远，
我知道我们一无所知，
真令我肝肠欲断。
如你们所看到的，浮士德博士的话是十分贴切的：他把我们引向我谈话的题目
所宣告的论题本身，知识与无知的论题。我想从历史角度论述这个主题，不过只是
很简短的论述，并把苏格拉底［Socrates］的教导作为它的焦点；因此我将从我所
知道的最杰出的哲学著作，柏拉图[Plato]的《苏格拉底申辩篇》「Apology of So
crates Before His Judges］谈起。

Ⅰ

柏拉图的《申辩篇》包括苏格拉底的辩护问和他被定罪的简短报告。我认为这
篇辩护词是可靠的。在这篇辩护词中，苏格拉底描述了当他听说有人问德尔斐神示
所[Oracle of Delphi」一个大胆的问题“有什么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吗？”神示所
回答说“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时，他有多么惊讶和惶恐。苏格拉底说道，“当我听
到这件事情时，我问自己，阿波罗「Apollo」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知道自己
并不聪明；既不非常聪明，甚至也没有一点聪明。”由于苏格拉底觉得自己弄不清
楚神示的裁决是何用意，他决定尽力反驳。于是他来到一个人们认为聪明的人那里
——一位雅典政治家——去向他学习。苏格拉底对结果做了如下描述（《申辩篇》
21D）：“我无疑比这人聪明：确实，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什么善的事情。但是他却
认为他知道一些东西，然而却一无所知。确实，我也一无所知；但我却不佯装知道
什么东西。”和政治家谈过后，苏格拉底去诗人那里。结果还是一样，然后他去工
匠那里。这些人确实不知道他不理解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们以为他们也知道其他许
多事情，甚至最伟大的事情。他们的傲慢完全抵销了他们的真知。
因此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对德尔斐神示所［DelphicOracle］的意图的如下解释：
显然，神并不想对于苏格拉底说什么话；他利用这个名字只是为着断言：“最聪明
的人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承认自己实际并不聪明的人。”






Ⅱ

苏格拉底对我们的无知的见识——“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对这一点也几
乎不知道”——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这种见识从未有过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
辩篇》中更清楚的表达。苏格拉底的这种见识常常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在亚里士
多德［Aristotle］的影响下，它被看作讽刺。柏拉图自己最终（在《高尔吉亚篇》
「Gorgias］中）摒弃了苏格拉底关于我们的无知的教导，随之摒弃了独特的苏格拉
底的态度：对理智的谦虚的要求。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苏格拉底关于政治家的理论和柏拉图的理论，这就变得清楚
了。这特定的一点对于doctor rerum politi-carum［政治学博士］尤其重要。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要求政治家聪明。但这对于他们各自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意
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它意味着政治家应充分意识到他无可争辩的无知。因此苏
格拉底提倡理智的谦虚。“要有自知之明！”对他来说意味着：“要意识到你知道
得何其少！”
相比之下，柏拉图把政治家应当聪明的要求解释为由聪明者统治、由智者统治
的要求。只有具有良好教养的辩证学家才有资格统治。著名的柏拉图的主张，哲学
家必须成为国王，国王必须成为受到充分训练的哲学家，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柏拉
图学派的规定给哲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国王，人们可以认为，却并不如此。
人们几乎想象不出比对于政治家应当聪明的要求的两种解释更大的对比。它是
理智的谦虚与理智的傲慢的对比。它也是可错论——对一切人类知识的可错性的承
认——和唯科学主义的对比，唯科学主义认为，应当授与知识和认知者、科学和科
学家、智慧与聪明者、学问与学者以权威的理论。
由此可清楚地看到，对人类知识的评价的对比——即认识论的对比——可以导
致形成对照的伦理-政治的目标和要求。

Ⅲ

眼下，我想讨论一下对于可错论的异议；在我看来，这种异议几乎可用作支持
可错论的论据。
这种异议是，知识，不像见解或推测，它在本质上是权威的问题；而且，普通
的语言的习惯用法支持了知识的权威性的理论。因此，面对下面三件事情使用“我
知道”这个词句只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其一，我声称知道的事物的真理；其二，它
的确定性；其三，它的充分理由的可得性。
这种分析常常可在哲学讨论中听到，在哲学书籍中读到。这些分析实际上确实
表明我们日常使用“知识”一词意味着什么。它们分析了我想称作知识的古典概念
的概念：这种知识的古典概念意味着所知事物的真理与确定性；也意味着我们有认
为它正确的充分理由。
当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对这一点也几乎不知道！”的时
候，他所使用的正是这种知识的古典概念。歌德在让浮士德说下面这段话时使用了
同样的知识的古典概念：
现在感到一无所知！
真有点令我心痛如焚。
因此，正是这种知识的古典概念，日常语言的知识的概念，也被可错论、可错
性的学说，用来强调我们总是或几乎总是能够出错，因此在“知识”的古典意义上
我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或者，如苏格拉底所说，我们“不知道任何善的事物”。
当苏格拉底说我们“不知道任何善的事物”，或更按字面来译“美和善的事物”
（《申辩篇》21D）的时候，他很可能想到了什么？回答是：在此苏格拉底尤其想到
了伦理学。他决非在宣告伦理学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相反，他试图为它找到根据。
他这样做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他批评任何在他和在别人看来是确定的事物。正是
这种批评方法把他引导到可错论和他和其他人决不具有知识能对伦理学问题提出洞
见。然而苏格拉底是富有创新精神的道德哲学家。正是从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德谟克
利特「Democritus］那里我们得到了正确的、重要的生活准则：“忍受不公正的行
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Ⅳ

但是让我们把话题回到《申辩篇》）上来。当苏格拉底在书中说他和其他人都
不知道任何善的事物时，他或许也想到了自然哲学家，想到了我们现在称作前苏格
拉底哲学家的那些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自然科学的祖先。苏格拉
底可能尤其想到了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在《申辩篇》稍后提到的自然哲
学家，碰巧是以不很尊重的态度提到的：因为他说，安那克萨哥拉的著作——他把
它描述为“不成功的”（ato-pos）——至多会在雅典书商那里售得一德拉克马银币
［drachma」（《申辩篇》26D）。此外，柏拉图的另一部著作《斐多篇》[Phaedo]
暗示苏格拉底对安那克萨哥拉的自然哲学——并对一般自然哲学——感到非常失望。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对这一点也几
乎不知道”时，他想到了他曾遇到过的许多严重的、未解决的问题，从伦理的与政
治的问题到自然哲学的问题。
诚然，苏格拉底并不与歌德的浮士德有那么多共同点。然而，我们可以认为我
们可能一无所知的见识也在苏格拉底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像浮士德一样，
受到所有真正的科学家的未实现的愿望的强烈折磨：
去了解有哪些力量
使这个世界变为一个整体
但是现代自然科学已使我们稍微接近了这个未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询问
现代自然科学是否没有表明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态度已被超越。

Ⅴ

实际上，牛顿的引力理论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可以认为这种理论是两千多年后
对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最初研究方案的实现。牛顿［Newton］本人在选择他的书
名《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时可能依此考虑了他的理论。这一实现远远超过了古代世界最大胆的梦想。
它是空前的进步。被牛顿的理论所逐渐取代的笛卡儿[Descartes]的理论不能与
之媲美。笛卡儿的理论只提供了对行星运动的非常模糊的质的解释，甚至它还与在
那时就已确立的事实相抵触。此外，笛卡儿的理论有一种灾难性的结果，即距太阳
最远的行星运行速度最快，因而不仅与观察相抵触，而且最重要的是，与开普勒[K
epler]第三定律相抵触。
相比之下，牛顿的理论不仅能解释开普勒的定律，而且纠正了它们，因为它得
出了对这些定律的微小偏离的正确的量的预言。

Ⅵ

因此牛顿的理论开创了理智的新局面；它是理智的空前的胜利。牛顿理论的预
言得到了精确得难以相信的证实。当牛顿预言的天王星对轨道的微小偏离被人们发
现时，正是从这些偏离中，亚当斯「Adams」和勒威耶[Leverrier]借助于牛顿的理
论（和大量的运气）计算了一颗新的未知行星的位置，旋即被伽勒「Galle］发现。
而且，牛顿的理论不仅解释了天体的运行，而且解释了地球的力学、地球表面物体
的运动。
似乎这确实就是知识；真正的、确定的、十分正确的知识。无疑对它不会有进
一步的怀疑。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理解了这种理智情境的新颖性。几乎没有人认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戴维·休谟「David Hume」看到迈进了
一大步，但是他并不理解人类知识的这一进步实际上有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甚至
在今天恐怕有许多人仍然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

Ⅶ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最先充分理解这一点的思想家。由于休谟
使他改信怀疑主义，他看到了这种新知识的自相矛盾的、几乎不合逻辑的性质。他
问自己，像牛顿科学这种事物如何会是可能的。
这个问题和康德的回答成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 Pure Reason」
的中心问题。康德在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纯数学如何是可能的？
纯自然科学如何是可能的？他写道：“由于这些科学实际存在，提问它们如何
是可能的是十分适宜的；因为它们一定是可能的被它们存在的事实所证明。”
康德的惊奇——他对他描述为“纯自然科学”的牛顿理论的存在感到的合理的
惊奇——是确实无误的。
不同于任何其他看待这件事情的人，康德看到牛顿的理论不是实验或归纳方法
的结果，而是人类思想、人类理智的创造。
康德对“纯自然科学如何是可能的？”的问题回答如下：
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引出定律（自然定律），而是把定律强加给自然。换言
之，牛顿的定律不是从自然中读出的，而是牛顿的作品，它们是他的理智的产物，
是他的发明：人类理智发明了自然的定律。
康德所持有的极其新颖的认识论见解被康德自己描述为知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
在康德看来，牛顿的科学是古典意义上的知识：真正的、确定的、十分正确的知识。
此外，像这样的理论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经验本身是由我们的认识器官尤其是由
我们的理智对感觉资料进行主动加工和解释的产物。
这种康德哲学的知识论是重要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康德相信他的理论回
答了知识，即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却是错误的。
甚至在今天，科学是真实、可靠和十分正确的知识的古典观念仍然盛行。但是
六十年前它被爱因斯坦革命「EinsteinianRevolution］，被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所
取代。
这场革命的结果是爱因斯坦的理论，无论正确与否，都表明古典意义上的知识，
即可靠的知识，它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康德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我们的理
智的自由创造，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给自然。但是我们在猜测真理时只是很少成功；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是否成功。我们必须将就着使用猜想的知识。

Ⅷ

此处我必须对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逻辑关系作些简短的评论。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在逻辑上互相抵触：鉴于特定的背景知识，这两种理论
有些特定的结果互不相容。因此两种理论不可能都正确。
然而这两种理论通过接近而互相联系。它们从经验可证实的结果来看其差异十
分小，证实和支持牛顿理论的无数观察到的实例同时也都证实和支持爱因斯坦的理
论。
如我已提到的那样，牛顿的理论被极好的经验确证所支持；确实可以说是最理
想的确证。但是爱因斯坦理论的发现，或发明，使我们不能把这些极好的确证看作
认为这两种理论中甚至有一种是正确的、确定的理由。因为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
然后也会支持人们承认另一种理论是正确的、确定的。然而，两种不相容的理论都
正确，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因而我们由此得知，把甚至得到最好确证的科学理论解释为古典意义上的知识
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得到最好检验的、最好确证的科学理论也只是猜想，成功
的假定，它们永远注定仍是猜想或假定。

Ⅸ

知识是对真理的寻求；完全可能我们的许多理论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它
们正确，我们也决不会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这已被吟游诗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认识到，他在早于苏格拉底约一百年、
早于基督诞生约五百年就写道（译文为我所译）：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道我们谈论的一切事物的真理。
即使偶然他会说出
最终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然而，甚至在那时色诺芬尼就教导说，在我们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会有进步；因
为他写道：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我所援引的色诺芬尼的这些片断也许可压缩为下面的两个命题：
1．没有真理的标准；甚至当我们得到真理时，我们也决不会确切知道这一点。
2．存在着在寻求真理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因此存在科学进步的标准。
我相信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寻求真理中科学的进步、我们的假定、我们的猜想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
是什么？什么时候一种科学假定胜过另一种假定？
回答是：科学是一种批评活动。我们批评地检查我们的假定。我们批评它们以
便能发现错误，希望消除错误从而更接近真理。
如果一种假定，例如一种新的假定，满足下面三个要求，我们就以为它胜过另
一种假定。首先，新的假定必须解释旧的假定所成功地解释的一切事物。那是首先
和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它必须至少避免旧的假定的一些错误，即，它在可能之处
应能经得住旧的假定所不能经受的一些批评性检验。第三，在可能之处，它应当解
释旧的假定不能解释或预言的事物。
因此这是科学进步的标准。它被非常广泛地、通常无意识地使用，尤其在自然
科学中。一种新的假定只有它至少能够解释它的先前理论不成功地解释的一切，而
且，只有它或者有希望避免旧的假定的特定错误，或者做出新的预言——在可能之
处，做出可检验的预言——它才被认真地看待。Ⅹ
也可把这种进步的标准看作接近真理的标准。因为如果一种假定满足了进步的
标准，因而至少和它的先前假定一样好地经得住我们的批评性检验，那么我们不把
这看作巧合；如果它更好地经得住批评性检验，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比先前假定更接
近真理。
因此真理是科学的目标：科学是对真理的寻求。即使如色诺芬尼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不能了解是否已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仍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更接近了真理；
或者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途径。

XI

我最后想从我所说的话中得出一些结论。
我在看来，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学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已看到，牛顿的自然
科学由康德按知识的古典概念做了解释。自从爱因斯坦以来，这种解释已不可接受。
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自然科学中获得的最好的知识也不构成古典意义上的知识，
即，它不是普通语言所说的“知识”。这导致了知识概念的真正革命：自然科学知
识是猜想的知识；它是大胆的推测。因此，尽管康德对牛顿的巨大成就给予赞同的
评价，苏格拉底却是正确的。但是知识是由理性批评所制约的推测。
这使反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成为一种职责。它也使极度的理智谦虚成为一种
职责。尤其是，它使培养一种简单的、不装腔作势的文风成为一种职责：每个知识
分子的职责。
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在理智上都是谦虚的；牛顿在说下面一番话时代表他们
所有的人做了表达：“我不知道世人如何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只是在海
边玩耍的孩童，不时发现比正常的更光滑的卵石或更漂亮的贝壳，而真理的大海却
在我的面前，未被发现。”爱因斯坦把他的广义相对论称作昙花一现的新鲜事。
此外，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们都认识到，每个科学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提出了许多
新的、末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我们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了解，我
们对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了解就越是自觉、详细和清楚。科学研究是我们具有的获
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无知的信息的最佳方法。它使我们获得一种重要的见识，
即，在我们对各种事物所知程度的微小细节上，我们之间也许有巨大的差异，但在
我们无限的无知上，我们都是相同的。

XII

因此，如果是指责自然科学的批评方法或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们为唯科学主义的
帽子——即教条地相信自然科学方法的权威性及其结果，这种指责就是完全不适当
的；尤其自从知识概念的革新以来是这样，我们把这个革新归之于诸如苏格拉底、
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s da Cusa〕、伊拉斯谟〔Erasmus］、伏尔泰「Voltaire］、
莱辛「Lessing」、歌德和爱因斯坦等人。歌德和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是唯科学
主义［scientism，或译科学至上］的反对者、权威信仰的反对者，他在对牛顿的
《光学》［Optics］的批评中与它进行了斗争。他反对牛顿的论点很可能是站不住
脚的，但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有时犯错误；而歌德对牛顿教条地相信权威的攻
击无疑是是恰当的。在这里我们甚至猜想，唯科学主义的帽子——即，教条主义，
相信权威和傲然冒称博学的帽子——比起他们的受害者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们来，经
常远远更适合于知识和科学的社会学的信徒。实际上，许多自认为唯科学主义的批
评者的人事实上是自然科学的对手，他们是教条的、观念形态的和权力主义的，十
分遗憾，对于自然科学他们懂得太少。
首先，他们不知道自然科学具有客观的、非观念形态的进步标准：朝向真理的
进步的标准。自从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和牛顿以来，
自从巴斯德［Pasteur」和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以来，正是那个简单的、
理性的标准左右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个标准并不总被应用。但是自然科学家（除
去当他们成为时尚的牺牲品的时候，如甚至某些优秀的物理学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普遍自信地、准确地使用它，即使他们很少意识到在这样做。在社会科学中，这个
理性标准的威力远远不那样确定。因此流行的观念形态和大词的力量得到发展，连
同着反对理性和自然科学。
歌德也熟悉这种反科学的观念形态，并予以谴责。魔鬼自己在等待我们拥抱它。
歌德让魔鬼说出的话十分明确：
让你去蔑视理性、科学，
人类心灵的最高的力量，
让你去沉迷魔术幻术，
我不用费力已使你投降。女士们，先生们，这次我让魔鬼自己说最后一句话，
希望你们不会指责我。
科学与批评

Science and Criticism

作为阿尔普巴赫论坛[Alpbach Forum]的老成员，我很高兴应邀参加它的三十周
年庆祝活动；但是我经过一番踌躇才接受了这个邀请。我认为，在仅仅三十分钟里
就我们极其广泛的基本论题“过去三十年中理智与科学的发展”讲一些明智和易解
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我算得正确，这留给我谈论理智与科学发
展的时间，每一年恰恰是一分钟！因此，我不能再做辩解，来浪费掉可利用的这点
时间，而必须立即开始。

Ⅰ

如你们可以从我选择的题目“科学与批评”所看到的，我想把理智发展的问题
或多或少抛在一边，而主要论述科学的发展。理由十分简单，我并不赞赏过去三十
年的理智或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在这个领域中是外行，因为我不是文化哲学家。然而在我看来，尽管
做出了提出新事物的那一切尝试，过去三十年的理智发展可以包括在雷马克[Remar
que]的题目下：“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而且，恐怕
也是“东线无战事”——除非把印度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到原子弹的过
渡称作理智的进步。这个发展是从西方传到印度的。它用暴力观念取代了非暴力观
念。十分可悲，这对我们并不是新鲜事。我们一些西方的文化哲学家，毁灭和暴力
的预言者，很久以来就宣扬这种观念，他们的理论现在正被转化为暴力行动。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报道一些来自精神王国的更美好、更鼓舞人心的事情吗？
我认为能够。我常常高兴地想到往昔大师们的乐曲今天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它使
远较在三十年前人们能够梦想的更多的人充满感激、希望和热情。的确可以这样谈
论这些作品：
莫测高深的高尚作品
现今和创作时一样恢宏。
实际上，在我看来，它们日益变得更加恢宏。
我们时代最好的事物之一是，如此众多的人热情地欣赏以往的伟大艺术作品，
无可否认，这部分是由于技术——由于留声机，由于无线电，由于电视。但是若是
这样的话，这种技术在服务于真正的理智的需要。如果没有对以往作品如此巨大的
兴趣，它们就不会被如此频繁地播放和播映。这一领域中的发展是我所知道的过去
三十年中最重要、最富革命性、最有前途的精神发展。
我现在想把这话题转到我的两个中心主题：过去三十年的科学发展和我的主要
主题，科学与批评。

Ⅱ

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要谈论科学发展，那么我显然必须采取十分有选择性的态度。
我的标准很简单：我要讨论一些最令我感兴趣，对我关于世界的概念最有影响的科
学发展。
当然，我的选择与我的科学观，尤其与我曾为种种理论提议的关于科学状况的
标准的观点密切相关。这个标准是可批评性，理性的批评。在自然科学中这归结为
凭借经验检验或经验反驳的可批评性。
十分清楚，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十分简短地讨论一下可批评性。
我认为，艺术、神话、科学甚至伪科学所共同的是，它们都属于有些像创造期
的事物，允许我们以新的观点看待事物，参照隐蔽的世界解释日常世界。这些想象
的世界对于实证主义者是十分讨厌的事物。这解释了甚至伟大的维也纳实证主义者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也是原子论的反对者的原因。但是原子论生存下来，我
们的全部物理学，不仅物质与原子结构的物理学，而且电磁场和引力场的物理学，
都是对假定世界的描述，我们认为它们隐藏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





和在艺术中一样，这些假定的世界是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直觉的产物。但是在
科学中它们被批评所控制：科学的批评，理性批评，受到进行调节的真理观念的指
导。我们永远不能证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正确，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它们原来
不是错的。但是我们可使它们受到批评性检验：理性批评取代了证明其正确。批评
约制想象，但并不束缚它。
因此科学以由真理观念为指导的理性批评为特征，而想象是一切创造性活动所
共有的，无论是艺术、神话，还是科学。因此我在后面将局限于想象与理性批评这
两种成分都特别显而易见的那些发展。

Ⅲ

我首先谈一谈数学。
作学生时，我受到杰出的维也纳数学家汉斯·哈恩「HansHahn］的强烈影响，
而他受到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Rus－sell］的伟大著作《数学原理》「Prin
cipia Mathematica」的影响。这部著作的令人兴奋的思想启示是，数学可以被归结
为逻辑学，更确切地说，数学可以从逻辑学逻辑演绎出来。我们从无疑是逻辑学的
事物开始；然后进行严格的逻辑演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无疑是数学的事
物。
似乎这不仅是大胆的方案。在《数学原理》中，这个研究方案似乎已实现。
《原理》由演绎的逻辑、命题演算和有限的函数演算开始。由此演绎出类演算，而
没有断言类的存在。然后演绎出抽象集合论，它是十九世纪由格奥尔格·康托尔
［GeorgCantor］所确立的。而且《原理》有助于证明这个命题，即微积分演算可以
被构建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甚至现在也很少有人对此提出争议。
但是，不久怀特海和罗素的《原理》就受到严厉的批评，大约四十年前情况依
然如下所述。可区分三个思想派系。首先，有由伯特兰·罗素，在维也纳由汉斯·
哈恩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所领导的称作逻辑主义的学派，主张数
学可归结为逻辑学。其次，有公理学的学派，后来也称作形式主义，它不是从逻辑
学演绎出集合论，而是希望把它们作为公理的形式系统来使用，类似于欧几里得几
何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希尔伯特［Hilbert」，策梅洛［Zermelo」、弗伦克尔
［Fraenkel］、贝尔奈斯［Bernays］、阿克曼［Ackermand」、根岑［Gentzen」和
冯·诺伊曼「von Neumann」。第三个学派是所谓直觉主义者的学派，彭加勒［Poi
ncare」、布劳威尔［Brouwer」、后来还有赫尔曼·魏尔［Hermann Weyl］和海廷
［Heyting］属于这个学派。
这是极有趣的情景，但起初却似乎没有希望。在卷入辩论的两位最伟大、最多
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和布劳威尔之间显现出带有个人色彩的敌意。许多数学家不仅
认为关于数学基本原则的辩论是毫无成效的，而且全盘摒弃了基本方案。
后来，在四十四年前，奥地利数学家库特·哥德尔［KurtCoedel」加入了这场
辩论。哥德尔曾就读于维也纳，在维也纳，逻辑主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另外两
场运动也得到非常认真的看待，哥德尔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对有限函数演算的完全
性的证明，是基于希尔伯特所系统阐述的问题，也许能够归功于形式主义。他的第
二个结果是确定《数学原理》和数论的不完全性的杰出的证明。三个相竞争的思想
派系都试图把这个结果归功于自己。
但是实际上这是终结的开端——即这三个思想派系的终结。在我看来，它也预
告了新的、数理哲学的开端。当时情况变动不居，但也许可以这样概括：
罗素的化归理论，即数学可以归结为逻辑学的理论，即将被摒弃。数学不能完
全归结为逻辑学；实际上，它甚至导致了对逻辑学的相当大的改善，可以说，导致
了对逻辑学的批评性纠正：导致对我们的逻辑直觉的批评性纠正，导致一种批评性
见识，即我们的逻辑直觉并不那样可靠。从另一方面说，它也表明直觉是非常重要
的，能够导致理论的发展。创造性思想大都通过直觉而出现；不是这样出现的那些
创造性思想是对直觉的观念的批评性反驳的结果。
似乎没有数学基本原理的一个体系，而是有构建数学的不同方法或数学的不同
分支。我说“构建”而不是“确立”，是由于似乎没有对其基本原理的最终确立或
保证。此外，只是就弱体系而言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建构的一致性。我们从塔尔斯
基［Tarski］那里得知数学的重要分支在根本上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这些体系
可以被加强，但永远达不到可以在这些体系之内证明所有正确的和相关的陈述的程
度。大部分数学理论像物理学或生物学理论一样，是假说演绎的：因此，纯数学原
来比甚至在最近看来那样更为接近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假说是猜想。
哥德尔和科恩［Cohen］也成功地提供了证明，证明所谓连续统假说用迄今使用
的集合论方法既不能反驳也不能证明。人们表明，康托尔和希尔伯特希望有一天加
以证明的这个著名假说与流行的理论无关。当然，有可能由这个假说成为可论证的
来加强这个理论（通过使用另外一些假说）；但是同样由这个假说可被反驳来加强
这个理论。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有趣的例子，表明数学可以如何纠正我们未纠正的或天真的
或“自然的”的逻辑直觉。德语、英语、希腊语和许多其他欧洲语言证明，按照我
们的自然逻辑直觉，“不可否认”一词，也许更明显的是“无可反驳”一词，和
“无可反驳的正确”或“十分确定的正确”有相同的确切意义。如果此外一个陈述
的无可反驳性得到了实际的证明（如在哥德尔对连续统假说的无可反驳性的证明中
那样），那么按照我们的自然逻辑直觉，由于陈述本身已被证明是不可反驳的，它
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证明了连续统假说的无可反驳性的哥德尔同时也怀疑这个无可反驳的命题也是
不可证明的：因此在这个体系中它既不能被反驳又不能被证明，它是独立的。这个
事实纠正了这个论点，并表明它是天真的。他的怀疑很快就被保罗·科恩所证实。
我在这里简短地提到的哥德尔、塔尔斯基和科恩的开拓性研究都涉及到集合论，
涉及康托尔的实无限的宏伟理论。这个理论又主要受到为分析即为微积分演算创造
基础的问题的启发，而微积分演算，尤其在最初形式中，使用了无穷小的概念。无
穷小的概念已被莱布尼兹［Leibniz」和其他潜无限的理论家看作有益但有问题的概
念；它被伟大的康托尔，被他的信徒们，甚至被他的批评者们看作不正确而予以摒
弃：实无限局限于无穷大。因此，1961年，一位“第二康托尔”（这个词是由A.弗
伦克尔所使用的）登上舞台，他略述了实无穷小的严格的理论，1966年，他十分详
细地扩充了这个理论，这是极其有趣的。不幸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亚伯拉罕·
鲁宾逊［AbrahamRobinson］最近在美国去世。
当然，我关于数理逻辑与数学的最近的成就的谈论是非常粗略的。但我试图指
出在这个无限广阔的无限领域中一些最有趣的发展；它们是完全基于对问题的批评
性处理的发展。尤其哥德尔、塔尔斯基和鲁宾逊是批评家。哥德尔的著作相当于对
四十年前所有主要思想派系的批评；对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的批评。他
的著作也构成了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在哥德尔是其中一员的维也纳学派中强有力地
提出了这个批评。哥德尔的批评基于他的数学直觉，基于数学想象力，这种想象力
确实给他以指导，但他从未把它用作权威：它总是不得不经受使用理性的、批评－
推论的方法的检验。

Ⅳ

现在我准备用几分钟的时间谈一下宇宙论，可以表明，它是所有科学中对于哲
学最重要的科学。
在过去三十年中，宇宙论经历了难以置信的发展。甚至在那之前，牛顿仍称作
世界体系的太阳系已成为局部现象。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哈勃［Hubble」的估计星
体距离的新方法的影响下，最初的现代宇宙论，由康德极出色地系统阐述的星系和
银河系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发展起来；哈勃的膨胀着的宇宙的理论
似乎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发展起来的射电天文学的结
果起初似乎很适合这个框架。由邦迪「BOndi］、戈尔德「Gold」和霍伊尔［Hoyle］
提出的一种膨胀着的宇宙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精细和有前途的理论）
甚至是可用射电天文学方法检验的；它似乎遭到反驳，代之以（更古老的）大爆炸
宇宙膨胀理论。但是哈勃常数被缩小到十分之一，最大的银河的膨胀被乘以150。射
电天文学也对许多其他结果提出问题；似乎我们在宇宙论领域中面对这样一些完全
革命性的结果，几乎和在政治领域中面对讲和的任务一样一筹莫展。似乎存在空前
众多而稠密的类星体，我们以前关于平静地向四面八方消散的银河的观念也许很快
会被关于稀少但不断再次发生的灾难的理论所取代。
无论如何，与所有的预期相反，射电天文学代表了宇宙论的历史中一个非常令
人兴奋的、革命性的情节。这场革命可与伽利略的望远镜所引起的革命相比。
在此做一下概括性评论也许是适宜的。人们常常声称，科学发现的历史只（或
主要）依赖于新仪器的纯技术发明。相比之下，我认为科学史实质上是思想史。在
伽利略想到在天文望远镜中使用放大镜之前，放大镜已存在很长时间。
射电天文学也同样被延迟了。无线电波是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
于1888年发现的。但是，尽管维克托·赫斯「Victor Hess」于1912年发现了所谓宇
宙射线，而它会激发人们留心从星体发射的新的辐射线，然而又过了二十年，射电
天文学才开始出现，它所需要的仪器才开始发明。对这种延迟的可能的解释是，没
有天文学家想到使用无线电波。当然，一旦确实产生这个想法，它（在它为生存而
进行了某种斗争后）就导致了新的和革命性的发展。是新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构建新
的仪器；有些像巨大的人工感官的东西。

Ⅴ

无论如何，自从牛顿的时代以来，宇宙论就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康德、马赫、
爱因斯坦、埃丁顿[Eddington]和其他一些人继续这样看待它。尤其是爱因斯坦、埃
丁顿、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edinger」和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Paul
i〕（他和薛定谔一样，出生于维也纳），对于物质与原子结构和宇宙论间的联系进
行了有趣的谈论。那是四十年前，自那以来，这些思想或多或少遭到摒弃，尽管一
些伟大的物理学家，著名的有爱因斯坦、狄拉克〔Dirac〕、海森堡［Heisenberg］
和科内利乌斯·兰佐斯「Cornelius Lanczos〕，继续致力于物理学理论的统一。
然而，由于关于明显缺乏太阳中微子流的意外的实验结果，最近人们又继续研
究泡利关于中微子场与引力间的联系的假说。来自波茨坦的宇宙论学者和物理学家
汉斯-于尔根·特雷德［Hans－Jurgen Treder］试图用泡利于1934年提出的一个假
说由他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变体得出这个反面的实验结果。人们希望，这也许
开创了在物质理论和宇宙论间建立更密切联系的尝试的新阶段。无论如何，这个新
的尝试可追溯到已用实验予以反驳的一种预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Ⅵ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也许是最近三十年来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例子，生物学的发
展。我不仅想到由于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理论而在遗传学中发生的无与伦比的突破，这种理论导致了大量最重要、
最增进知识的新结果。而且我想到了行为学［ethology］、动物心理学的发展；着
重于生物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开端和对达尔文主义的新解释。
沃森和克里克的巨大突破是什么？基因的观念是比较古老的：它隐含于格雷戈
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著作中。然而它比拉瓦锡[Lavoisier]的燃烧理论更
久地受到怀疑。沃森和克里克不仅提出基因化学结构的理论，而且提出用化学方法
进行基因复制的理论，甚至关于基因中译为密码的模式对有机体的影响的理论。但
是仿佛这还不够，或者做得过分了，他们也发现了书写模式所用的语言的字母表：
遗传密码的字母表。
存在有些像遗传密码的事物的假定据我所知是埃尔温·薛定谔最先传播的，对
他的回忆与我们的阿尔普巴赫密切相关。薛定谔写道：“正是这些染色体，或者也
许只是我们在显微镜下作为染色体实际看到的东西的中轴骨干纤维，在某种密码笔
迹中包含了个体的未来发展与它在成熟状态的机能的整个模式。”
在下一个三十年中，薛定谔的这个假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和证明，
分子遗传密码被译解。
作为沃森和克里克的理论的结果，在薛定谔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个科学奇迹成为
现实，他逝世后不久，密码被完全译解出来。现在我们知道了薛定谔所假定的语言
的字母表、词汇、句法和语义学（即，意义之学）。我们知道每个基因都是构建一
种特定酶的指令，我们能够从用遗传密码书写的指令译解出该种酶的准确的（线性）
化学结构式。我们也了解许多酶的功能。然而，尽管我们能够从基因的译为密码的
公式译解出相应的酶的化学式，我们却尚不能从它的化学式确定酶的生物学功能；
我们对遗传密码的意义的知识即局限于此。
最后，我想提到另一种重要的和可喜的生物学概念，它也与薛定谔的工作有关，
尽管薛定谔既不是最先也不是最后致力于这个概念的人。这是劳埃德·摩根［Lloy
d Morgan］、鲍德温［Baldwin］和其他一些人描述为“有机的淘汰”的达尔文理论
的一个方面。薛定谔谈到了一种达尔文的选择，它刺激了拉马克主义。
初看起来，达尔文的观念（与拉马克「Lamarck］的观念相比），似乎不赋予个
别植物或动物的行为对于进化的意义——例如，个别动物可能对一种新食物或一种
新的猎食方法有偏爱。有机淘汰的理论的新观念是，个体行为的这些形式可以通过
自然选择影响该门的进化。这种观念很简单：每个新的行为模式都可被看作对新的
生态学生态位的选择。例如，对一种新食物或对在一种特定的树上营巢的偏爱，甚
至在动物并未迁移的时候，也意味着它迁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在选定这个新环
境，这个新生态学生态位的过程中，动物使自己和它的后代受到新环境的影响，因
此受到新的选择压力。正是在那时，这种新的选择压力左右遗传进化，并导致对新
环境的适应。这个简单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理论——如阿利斯
特·哈迪［Alister Hardy」所表明的那样，它先于达尔文甚至拉马克‘’——但是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被沃丁顿「Waddington］重新发现，进一步发展，并用实验
加以检验。这个理论远比拉马克更清楚地表明，行为，例如动物的探索欲望，好奇
心，动物的好恶，可以对系统演化的基因进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个别有机体的每个新奇行为都具有创造性的、经常是革命性的系统演化
的结果。这表明，个体的创始力在达尔文的进化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观察克服
了长久以来围绕着达尔文主义的无望的和令人沮丧的印象，那种印象似乎表明个别
有机体的活动在选择机制中不能起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还要由我补充说，我们不可从不久的过去的惊人结果得出关
于科学的未来的任何结论。我认为，庞大的、新的科研组织意味着对于科学的严重
的危险。科学伟人们是批评的个人。这当然适用于薛定谔和哥德尔，甚至适用于沃
森和克里克。
作为有组织的研究的结果，科学的精神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希望，尽管如
此，总会有伟大的个人。
框架的神话 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

相信这一点的人与不相信这一点的人没有讨论的共同基础，但是鉴于他们的见
解，必然彼此轻蔑。——柏拉图

Ⅰ

当前知识界生活的颇为扰乱人心的特征之一，是非理性主义得到如此广泛的拥
护、非理性主义学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方式。在我看来，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
要成分之一是相对主义（关于真理是相对于我们的知识背景或框架的学说：从一个
框架到另一个框架它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关于不同的文化、世代或历史时期之间
不可能互相理解的学说。我在本文中讨论相对主义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在它的后
面隐藏着我所称的“框架的神话”。我解释与批评这种神话，而且也评论人们用于
为之辩护的源自奎因［Quine」、库恩［Kuhn」和沃尔夫[Whorf]的论点。
相对主义的支持者们向我们提出了高得不现实的互相理解的标准；当我们不能
达到那些标准时，他们就宣称理解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我认为如果怀着共同的
善意和付出巨大努力，那么十分广泛的理解是可能的。而且，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了解了自己的观点，了解了我们企图理解的那些人，这种努力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本文打算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向相对主义提出挑战。提出这样的挑战是很重要
的。因为在今天，武器生产的日益逐步升级已使生存几乎等同于理解。

Ⅱ

尽管我是传统的赞赏者，然而我同时又是非正统性的几乎正统的拥护者：我认
为正统性是知识的灭亡，因为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不一致的存在。无可否认，不
一致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导致暴力；我认为这的确很糟糕，因为我憎恶暴力。然而
不一致也可能导致讨论，导致辩论——导致互相批评——我认为这是首要的。我认
为，当刀剑之战开始被词语之战所支持有时甚至所取代时；便向更美好、更和平的
世界迈出了最大的一步。
不过得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我的论题是什么，我的题目“框架的神话”是什么意
思。我将讨论并反对一个神话——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虚幻的故事，尤其在德国被广
泛接受。它从那里侵入美国，在那里几乎到处蔓延。因此我担心我目前的读者的大
多数也许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它。框架的神话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如下：
除非参加者具有基本假设的共同框架，或者至少除非他们为着讨论的目的同意
这样一种框架，否则理性的、富有成效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要批评的神话。
如我系统阐述的那样，这个神话听上去像冷静的陈述，或者像我们为了进一步
进行理性的讨论而应予注意的明智的告诫。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一条逻辑原则，或
者根据的是一条逻辑原则。相反，我认为它不仅是错误的陈述，而且是有害的陈述，
如果人们广泛相信，就一定会破坏人类的一致，一定会极大增加暴力和战争的可能
性。我要反对它，驳斥它，这就是主要原因。
让我同时说，这个神话包含着一个真理的核心。尽管我主张，除非参加者具有
一个共同框架否则富有成效的讨论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极大的夸张，我却欣然承
认，在没有一个共同框架的参加者中进行的讨论可能是困难的。如果框架之间没有
什么共同之处，讨论也会是困难的，框架间重迭部分越大，讨论就越容易。确实，
如果参加者在所有各点上见解都一致，它最终常常可能是最容易、最顺利的讨论—
—尽管可能有些令人厌烦。
但是富有成效性怎么样呢？在我对这个神话所做的系统阐述中，正是富有成效
的讨论被宣布为不可能。与此相反，我要为这样的命题辩护，即，具有许多共同观
点的人们之间的讨论未必富有成效，即使他们也许认为它令人愉快和非常令人满意，
而在迥然不同的框架间的讨论会极富成效，即使它通常是困难的，也许不太令人愉
快（不过我们可以学会喜欢它）。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谈论一场讨论，参加者从中学到的越多，它越富有成效。
这意味着：向他们提出的有趣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越多；吸引他们思考的新的答案
越多；他们的观点越是发生动摇；以及讨论后他们越是能对事物有不同看法；简言
之，他们的知识视野越是开阔。
这个意义上的富有成效性几乎总是取决于讨论参加者的见解的最初差距。差距
越大，讨论越能够富有成效——当然总要假定这样的讨论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框架
的神话所断言的那样。

Ⅲ

但是，它是不可能的吗？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述
了一个非常有趣然而有些可怕的故事。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the First］
想给他的国家的希腊居民一个教训，那些希腊人的习俗是焚烧死者。我们在希罗多
德的书中读到，他“召来居住在他的国土的希腊人，问他们要多少报酬才会同意在
他们的父亲死后把尸体吃掉。他们回答说，无论什么引诱他们都不会这样做。然后
大流士又召来确实吃父亲尸体的卡拉提耶人[Callatians]，当着有翻译帮助的希腊
人的面问他们，要多少报酬才会同意在他们的父亲死后焚烧其尸体。他们高声喊叫，
央求他不要提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
我怀疑，大流士是想证明框架的神话的正确。的确，我们知道，甚至有翻译的
帮助，双方间的讨论也会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峙”［confrontation」的一个极端
的例子——我们使用这样一个词，它是在相信这个神话正确的人中间很流行的词，
当他们希望让我们注意到对峙很少导致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一事实时所喜欢使用的词。
但是假定国王大流士所安排的这次对峙确实发生了，它真的毫无成效吗？我否
认。几乎可以肯定，双方都被这次经历深深震动。我自己认为食人肉恶习的观念正
像国王大流士宫廷上的希腊人所认为的那样令人厌恶，我想读者也会有同感。但是
这些感觉应使我们对希罗多德希望从故事中得出的极好的教训有更敏锐的感受和更
深刻的认识。在提到品达［Pindar］对自然与惯例的区分时，希罗多德提出我们应
当以宽容的甚至尊重的态度看待与我们自己的惯例不同的习俗或惯例性规则。如果
这次特定的对峙曾发生，某些参加者很可能以希罗多德希望我们以之对他的故事作
出反应的那种开明的态度对它作出反应。
这表明，甚至没有讨论，也存在深深束缚于不同框架的人们的富有成效的对峙
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不可抱更多的期望：我们不可期望对峙、甚至漫长的讨论将
以参加者取得一致而告终。
但是，难道一致的见解总是称心如意的吗？让我们假定进行一次讨论，利害攸
关的问题是某个理论或假设正确还是谬误。我们——即这场讨论的有理性的目击者
或者评判者——当然会喜欢在讨论结束时如果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正确的，各方一致
同意其正确，如果实际上是谬误的，各方一致同意其谬误：如有可能，我们希望讨
论得出正确的裁决。但是我们会讨厌这样的观念，即，如果理论实际上是谬误的，
大家却对其正确性取得一致的意见；即使它是正确的，如果支持这一理论的论点很
不充分，远远不能证实其结论，我们也宁愿不对其正确性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宁愿不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见解的抵触使参加者
提出新的、有趣的论点时，我们应当说讨论是富有成效的，即使一些论点并不是结
论性的。因为除去最琐细的问题外，在所有问题上结论性的论点都是十分罕见的，
即使反对一种理论的论点有时会很强有力。
回顾一下希罗多德所讲的对峙的故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看不到任何
一致见解的这个极端例子中，对峙也会是有益的，而且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希罗
多德似乎有自由支配时间和耐心——它确实富有成效，至少在希罗多德自己的心灵
中如此。

Ⅳ

现在我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态度就是对峙和这种未得到
结论的讨论的结果。
我的意思可由这样的命题来概括，我们的西方文明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文化碰
撞或译文化冲突，本文采用前者；在本书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论文和其他地方译文
化冲突。——译者」或对峙的结果，因此是种种框架的对峙的结果。
人们广泛承认，我们的文明——在最高水平上可被有些颂扬地描述为理性主义
的文明——主要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结果。它不仅通过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碰撞，
而且通过它与犹太文明、腓尼基文明和其他中东文明的碰撞，还通过由于日尔曼人
和伊斯兰教的入侵而发生的碰撞获得了它的许多特征，例如字母表和基督教信仰。
但是，最初的希腊奇迹——希腊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兴起；西方理性主
义的真正起源，又如何呢？我许多年来一直主张，希腊奇迹在它可被解释的程度上
也主要归因于文化碰撞。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History]中
希望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看希腊哲学的起源。它全部始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
始于南部意大利，始于西西里；即，在东方，希腊殖民地与伟大的东方文明对峙并
相碰撞的地方，或者在西方，它们与西西里人、迦太基人和意大利人例如托斯卡纳
人相遇的地方。文化碰撞对希腊哲学的影响从关于泰勒斯［Thales」的最早传说看
非常明显。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那里也明确无误地看到这种影响。但是它
使人们以批评性思考的方式在吟游诗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那里极有说服力地
表现出来，尽管我在其他场合已援引了他的一些诗句，我还要这样做，因为它们极
好地说明了我的论点。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鼻子扁平，黑皮肤，
而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蓝眼红发。
然而，倘若牛或马或狮子长着手，能描画，
能像人一样制作雕象，那么马会把它们的神画得
像马，牛会把他们的神画得像牛，各自都会按各自的形象
塑造神的躯体。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我们很可能猜想，这些事物就像真理。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道我们谈论的一切事物的真理。
即使偶然他会说出
最终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尽管伯内特「Burnet］和其他一些人加以否定，我却认为在这些早期思想家中
也许最伟大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受到了色诺芬尼的影响。他采用了色诺芬尼
对不受人类惯例支配的唯一的最终真理跟人们的猜测或见解即惯例的区分。关于任
何一个问题或题目（例如神）总有许多相抵触的见解和惯例，这表明它们并非全都
正确，因为如果它们相抵触，那么，至多其中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因此，似乎巴
门尼德（他是品达［Pinda］的同时代人，柏拉图认为自然与惯例的区分系由其做出）
最先清楚地把真理或真实［truth or reality］跟惯例或惯例性见解［convention
or conventional opinion］（传闻，似乎真实的神话）区分开来；可以说，这是
他得自色诺芬尼和得自文化碰撞的教训。它把他导向人们所构想的最大胆的理论之
一。
文化碰撞在希腊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起中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人们
甚至能够详述种种不同的碰撞是如何结出硕果的。我们关于自由、民主、宽容的观
念，还有关于知识、科学、合理性的观念，都可追溯到这些开端。
在所有这些观念中，在我看来，合理性［rationality］的观念是最主要的。
据我们从资料中所知，理性的或批评性的讨论的发明似乎与这些碰撞中的一些
同时发生，随着最早的爱奥尼亚民主政治的兴起，讨论成为传统。

Ⅴ

在应用于理解我们的世界的问题，从而应用于科学的兴起时，合理性有大致同
样重要的两个成分。
第一个是诗的创作，即讲故事和编造神话：创作说明世界的故事。首先，这些
故事常常是、也许总是多神的。人们觉得他们受未知力量的支配，他们试图通过创
造关于这些力量的故事或神话理解和说明世界及人的生与死。
这第一个成分也许和人的语言本身一样悠久，它十分重要，似乎很普遍：所有
部落，所有民族，都有这种说明性的故事，常常使用神话故事的形式。仿佛创作说
明和说明性故事是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
第二个成分相比之下出现得较晚。它似乎尤其是希腊的，似乎是在希腊确立了
写作后出现的。它似乎随第二个爱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而出
现。它就是批评的发明，为着自觉地对它们作出改进而对各种不同的说明性神话进
行的批评性讨论的发明。
精心地编造说明性神话的主要希腊范例当然是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
［Theogony］。这是关于希腊诸神的身世、事迹和不端行为的原始的故事。人们几
乎不会指望《神谱》提供在发展对世界的科学说明时可以使用的启发。然而我提出
了这样一个历史猜想，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有一段文字曾被荷马「Homer］的
《伊利亚特》[Iliad]中的另一段文字预示出来，这段文字就被第一位批评的宇宙论
学者阿那克西曼德这样使用了。
我要说明一下我的猜想。据传说，阿那克西曼德的老师和亲属，爱奥尼亚宇宙
论学派的建立者泰勒斯教导说：“地球由水支撑，它像一条船漂在水上。”泰勒斯
的学生、亲属和继承人阿那克西曼德摒弃了这个有些天真的神话（泰勒斯想用它说
明地震）。阿那克西曼德的起点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被告知，他教导如下：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地球。相反，地球保持静止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同所
有其他物体距离相等。它的形状像鼓。我们走在它的一个平面上，而另一个平面在
对面。”
这个大胆的想法使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和哥白尼的想法成为可能，它甚
至包含了对牛顿的力的预见。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提出了这样一种猜想，它产生
自对泰勒斯的神话的纯粹逻辑批评。批评很简单：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说法解决说明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和稳定性的问题，即，它由大海支撑，如船由水支撑一样，那
么批评家会问，难道我们未必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明大海的位置和稳定性的问
题吗？但这会意味着为大海找出某种支撑物，然后为这个支撑物找出某种进一步的
支撑物。显而易见，这导致无限后退。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它呢？
在寻找摆脱似乎任何替代性说明都不能避免的这个可怕僵局的途径时，我猜想，
阿那克西曼德想起了赫西奥德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发展了来自《伊利亚特》的一
种观念，在那段文字中我们被告知，地府「Tartarus」在地球下恰和天王星或天在
它上面一样远。
这段文字写道：“黄铜砧从天上会掉落九天九夜，在第十天到达地上。黄铜砧
从地上会掉落九天九夜，在第十天到达地府。”这段文字可能向阿那克西曼德表明，
我们可以画一幅世界简图，地在中间，天穹像在它上面的一个半球。那么对称就表
明我们把地府解释为穹窿的下半部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流传给我们的阿那克西曼
德的构想；这个构想打破了无限后退的僵局。
我认为，需要对于使阿那克西曼德超过他的老师泰勒斯的巨大步骤进行这种
猜想性的说明。在我看来，我的猜想使这一步骤更可理解，同时甚至给人更深刻的
印象；因为人们现在把它看作对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地球的支撑和稳定性的问题
的合理的解决。
然而，如果不继续研究下去，阿那克西曼德对泰勒斯的批评和他对一个新神话
的批评性构想就会毫无结果。我们怎样才能说明它们确实被继续研究下去这个事实？
为什么在泰勒斯之后每一代人都提出一个新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我试图由下面这
种进一步的猜想予以说明。即，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共同创立了一种新的学派传
统——批评传统。
我用学派传统来说明希腊理性主义和希腊批评传统的现象这种尝试当然又完全
是猜想的。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神话。然而它确实说明了一种独特的现象——
爱奥尼亚学派。这个学派在至少四或五代的时间中，每个新的一代都对前代的教育
提出一种有独创性的修正。最后，它确立了我们可称作科学传统的事物：一种批评
传统，它至少存在了五百年，并在几次严重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后来直至消亡。
批评传统是由采用这样的方法构成的：批评那些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故事或说明，
然后继续提出新的、改进了的、富于想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又被提交批评。我断言，
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它在人类史中似乎只被发明过一次。当雅典诸学派被胜利
的、不容异说的基督教镇压时，它便在西方消亡了，不过在东方它还继续存在。在
中世纪人们为它哀痛。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其说它被再次发明，不如说被再次输入，
连同对希腊哲学和希腊科学的再发现。
如果考虑一下学派尤其是宗教的和半宗教的派别由来已久的功能，就会认识到
这第二个成分——批评性讨论的方法——的独特性。派别的功能是而且一直是维护
学派创立者的学说的纯洁性。因此，学说的变化不常发生，如果发生也常常是由于
错误和误解。在有意识地做出变化时，通常也是暗中进行的；因为否则变化就会导
致分歧，导致分裂。
但是在爱奥尼亚学派这里，我们发现了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其每一位大师的学说
而在各新的一代又重新偏离它的一种学派的传统。
对这一独特现象，我的猜想性解释是，创立者泰勒斯鼓励他的亲属、学生和后
来的继承人阿那克西曼德看看他能否对地球的支撑提出比他自己曾提出的更好的解
释。
无论如何，没有文化碰撞的冲击力就几乎不会出现批评方法的发明。它具有最
惊人的结果。在四五个世代中，希腊人发现地球、月亮和太阳是球体；月亮围绕地
球运转，然而总是“渴望地”注视着太阳；这可由她借太阳的光这种猜想来解释。
不久他们猜想，地球自转，而且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但是，由于柏拉图学派，尤其
由于阿利斯塔克，这些后来的设想不久就被遗忘了。
这些宇宙论的或天文学的发现成了所有未来科学的基础。人类科学始于要批评
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大胆的和有希望的尝试。这种古代的梦想在牛顿那里得
到实现。我们可以说，只是自从牛顿以来，人类才有了充分的意识——意识到它在
宇宙中的位置。
可以表明，这一切是把批评性讨论的方法应用于编造神话的结果——应用于我
们要理解和解释我们的世界的尝试。

Ⅵ

如果回顾这一发展，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可期待任何对一个严肃
问题的批评性讨论、任何“对峙”会取得迅速的、最终的结果。真理是难以获得的。
它既需要独出心裁地批评旧的理论，又需要独出心裁地、富于想象地发明新的理论。
不仅在科学中如此，在一切领域中也如此。
严肃的批评性讨论总是困难的。总会夹杂进一些人类的非理性的成分。理性的
即批评性的讨论的许多参加者都感到，要摆脱人们在辩论会中染上的习气特别困难，
他们必须了解，在一场辩论中获胜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澄清人们的问题，只有促进
人们对自己的观点或其对手的观点的进一步理解，哪怕是最轻微的澄清和最微小的
促进，才是巨大的成功。如果你在一场讨论中获胜，但它未能帮助你至少稍微改变
或澄清你的思想，那么你应把它视为纯粹的损失。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观点的改
变不应暗中进行，而应总是予以强调，总应对其后果进行探索。
这种意义上的理性讨论是罕见的。但它是一个重要的理想，我们会学会喜欢它。
它不是旨在改变主张，它的期待是有节制的：如果觉得我们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
或者我们甚至稍微接近了真理，那就够了，而且是有过之。

Ⅶ

但是现在让我把话题返回到框架的神话上来。有许多倾向导致这样一个事实，
即人们常常以为这个神话是几乎不言而喻的真理。
其中一种倾向我已提到过。它起于关于一场讨论的结果的过分乐观的期待；期
待每一场富有成效的讨论都应导致一方所代表的真理对于另一方所代表的谬误的决
定性的、理所当然的理性上的胜利。当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一场讨论通常所达到的东
西时，失望就把过分乐观的期待变成关于讨论的价值的普遍的悲观主义。
值得认真考察的另一种倾向与历史的或文化的相对主义有关，在历史之父希罗
多德那里也许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端倪。
希罗多德似乎是由于旅行而心胸开阔的那些有点非凡的人物之一。最初他无疑
对在东方见到的许多奇异的风俗习惯感到震惊。但是他学会了尊重它们，批评地看
待其中的一些，把另一些看作历史事物的结果：他学会了宽容，甚至获得了通过他
的野蛮的主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的能力。
这是一种健康的事态。但是它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即导致这样的观点，没有绝
对的或客观的真理，而是对于希腊人有一种真理，对于埃及人有另一种真理，对于
叙利亚人又有另一种真理，等等。
我认为希罗多德并未堕入这个馅阱。但是自那以来许多人却堕入了这个陷阱—
—也许是受到他们与十分可疑的逻辑相结合的可钦佩的宽容感的激励。
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有一种变体显然是正确的。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人们在道路左侧行车，而在美国和大部分其他国家，人们却在右侧行车。我们需要
某种这样的道路规章，但是采用其中的哪一种——右侧或左侧——却显然是任意的、
约定的。有许多更重要或更不重要的类似的规章纯粹是约定的或习惯的。其中包括
美国和英国关于英语发音和拼写的不同规则。假如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很相似，
甚至两种颇不相同的词汇也可能以与两种不同的道路规章十分相似的约定的方式相
联系。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词汇，或这样的规则，看作纯粹在约定上不同：实际上两
者之间无可选择——没有重要的东西可选择。
只要我们只考虑诸如此类的约定的规则和习俗，就不可能认真看待框架的神话；
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关于道路规章的讨论很可能会取得一致。双方都很可能对
他们的规则不一致感到遗憾。双方都会同意，在原则上，两种规则间无可选择，如
果期待美国为与英国取得一致而采用左侧行车的规则，那是不合理的；对方都可能
同意，英国目前不能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合乎需要的，但要付极高的代价。
在所有各点上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参与者双方分手时都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即他们
从讨论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当我们考虑其他习惯、法律或风俗时——例如与执法相联系的习惯、法律或风
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领域中的不同的法律与风俗可能对于生活于其制约
下的人们大不相同。有些风俗可能很残酷，而别的一些风俗则规定互助和减轻痛苦。
一些国家及其法律尊重自由，而别的国家则不那样尊重或完全不尊重。
依我之见，对这些重要事情的批评性讨论不仅可能，而且十分迫切地需要。宣
传和对真实信息的忽视常常使这种讨论难以进行。但这些困难并非不能克服。因此
使用信息来跟宣传作战是可能的，并且信息如果能获得，它就不总被人们忽视；尽
管无可否认它常常被人们忽视。
尽管这一切，仍有些人赞同这样的神话，即对于法律和风俗的框架不能进行理
性讨论。他们断言，道德与法律或风俗或习惯是同一的，因此，要判断或讨论一种
风俗体系是否在道德上优于另一种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存的法律与风俗的体系是唯
一可能的道德标准。
这个观点已由黑格尔［Hegel］在下面这个公式的帮助下加以表述：“真实的即
合理”和“合理的即真实”。此处“……的”［what is］或“真实的” ［what i
s real」是指世界，包括其人为的法律和风俗。这些法律与风俗是人为的观点，遭
到黑格尔的否认，他断言是世界精神「the World Spirit」或理性[Rea－son]造成
了它们，而似乎造成了它们的那些人——伟人，历史创造者——不过是理性的执行
者，他们的感情是理性的最敏感的仪器；他们是他们的时代精神的、最终是绝对精
神的即上帝本身的发觉者。
这不过是哲学家为着自己私人目的利用上帝的许多例子之一；即利用上帝作为
他们摇摇欲坠的论点的支柱。
黑格尔既是相对主义者又是绝对主义者：和通常一样，他至少脚踏两只船，如
果两只不够，就脚踏三只船。他是赞同框架神话的长长的一系列后康德［Post－Ka
ntian」即后批评或后理性主义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哲学家——的第一位。
按黑格尔所说，真理本身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它相对于每个历史的和文化
的框架：因此，由于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真理标准，在框架间不会有理性的讨论。
但是他关于一切真理都相对于种种不同的框架的学说是绝对属实的，因为它是黑格
尔自己的相对主义哲学的一部分。

Ⅷ

黑格尔关于发现了绝对真理的宣称，现在似乎并未吸引很多人。但是他关于相
对真理的学说和他的框架的神话仍吸引着他们。使它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是，他们把
相对主义与关于人皆有过的真知灼见相混淆。这种关于易错性的学说从它的最早时
期起——从色诺芬尼和苏格拉底到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
irce］——就在哲学史中起着重要作用，我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但我并不认为可
以用它来支持关于真理的相对主义。
当然，可以正当地用关于人的易错性的学说反对那种哲学绝对主义，它宣称拥
有绝对真理，或至少是绝对真理的标准，例如笛卡儿的[Cartesian]明晰、清楚的标
准，或者某种其他的直觉标准。但是存在着一种关于绝对真理的迥异的学说，实际
上是易错性的学说，它断言我们的理论可能是绝对错误的，它们可能未达到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犯的错误可能是绝对的错误。因此真理的观念，及未达到真理
的观念，可以为易错论者代表绝对的标准。这些观念对批评性讨论大有裨益。
这种关于绝对或客观真理的理论被艾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所
复苏，他也证明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真理标准。塔尔斯基关于绝对或客观真理的理论
与易错性学说毫无抵触。
但是，难道塔尔斯基关于真理的观念不是相对的观念吗？难道它不是相对于正
讨论其是否正确的陈述所属的那种语言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的”。塔尔斯基的理论说，如果而且只有它与事实
相符，某种语言比如英语的陈述才是正确的；塔尔斯塔的理论意昧着，每当我们可
以用另一种语言比如法语描述同一事实时，那么如果而且只有相应的英语陈述是正
确的，描述这一事实的法语陈述才会是正确的。因此，按照塔尔斯基的理论，在互
为译文的两个陈述中，不可能一个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因此，按照塔尔斯
基的理论，真理不取决于语言，或相对于语言。提及语言只是因为未必有但又稍微
有的可能性，即同样的语音或符号可能出现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而也许描述两个
截然不同的事实。
然而，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语言的陈述不能够译为另一种语言，换言
之，可用一种语言描述的事实或事态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描述。
当然，凡是能讲不止一种语言的人都知道，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完美译
文即使存在，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应当把翻译者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困难与此
处所讨论的情况清楚地区别开——即，不可能用一种语言描述可以用某种其他语言
描述的事态。通常的、众所周知的困难与此不同，是这样的，明快、简单、易解的
英语或法语的陈述可能需要非常复杂、笨拙的比如德语的译文，这种译文甚至用德
语也很难理解。换言之，翻译者众所周知的困难是，在审美上适当的翻译也许是不
可能的，而不是对该陈述的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谈的是真实的陈述，
而不是诗或格言或警句，或者巧妙的、讽刺的，或者表达说话者的感情的陈述。）
然而，毫无疑问，可能出现一种更彻底的不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建构只
包含单词语谓语的人工语言，结果我们可以用这些语言说“保罗高”［Paul is ta
ll］和“彼得矮”［Peter isshort」，而不是“保罗比彼得高”[paul is taller
than Peter］。
比这种人工语言更有趣的是一些活的语言。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本杰明·李·
沃尔夫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也许沃尔夫最先吸引人们注意到霍皮语[the Hopi lang
uage]的某些时态的意义。按讲霍皮语者的感受，这些时态描述了他试图在陈述中描
述的事态的某一部分。它们是不能适当地译为英语的，因为我们只能转弯抹角地解
释它们，提及说话人的某些期待而不是客观事态的种种方面。
沃尔夫举了下面的例子。霍皮语中有两种时态可以由下面两个陈述用英语不适
当地翻译：
“Fred began chopping wood”，和
“Fred began to Chop Wood”。 ［弗雷德开始劈柴」
如果讲霍皮语者期待弗雷德继续劈一段时间，他会使用第一个陈述。如果说话
者不期待弗雷德继续劈，那么他不会用霍皮语说“Fred began chopping”；他会使
用由“Fred began toChop”所表现的一种时态。但是真正的要点是，讲霍皮语者使
用他的种种时态并不仅仅要表达他的不同期待，而是希望描述两种不同的事态——
两种不同的客观情况，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可以说一种时态描述一种连续
状态或者一个有些重复性的过程的开端，而另一种时态描述一个短期事件的开端。
因此，讲霍皮语者会试图这样把霍皮语译为英语：“Fred begansleeping”［弗雷
德开始睡觉」。它与“Fred began to sleep”截然不同，因为睡觉是过程而不是事
件。
这一切是非常简化的：如果完整地重述沃尔夫对这种复杂的语言学情境的描述，
那很容易占去整篇论文的篇幅。我的论题似乎产生自沃尔夫所描述的情境，最近奎
因又予以讨论，它的主要结果是这样的。尽管关于任何陈述的正确性不会有任何语
言上的相对性，然而有可能一个陈述不能翻译为某种其他语言。因为这两种语言可
能把关于构成世界的要素和关于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征的不同观点融入它们的语法本
身。用奎因的术语说，可把这称作语言的“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relati
vity]“
我断言，某些陈述是不可翻译的这种可能性，大约是我们可以从奎因所称的
“本体论的相对性”中得出的最激进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大部分人类语言是可以互
译的。可以说，它们多半可拙劣地互译，这主要是由于本体论的相对性，不过当然
也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例如，求助于我们的幽默感的东西，或对已成为典型的著名
的地方或历史事件的比喻，这些可能完全不可翻译。

Ⅸ

显而易见，如果参加者是在世界的不同区域成长起来的，讲着不同的语言，这
种情境一定使理性讨论很难进行。但是我发现，这些困难常常是可以克服的。我在
伦敦经济学院曾教授过来自非洲各地、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学生，
我发现，只要双方稍有耐心，困难通常是可以克服的。每当出现需要克服的严重障
碍时，它通常是西方思想灌输的结果。据我的经验，在拙劣的西方化的学校和大学
中的教条的、非批评式的教学，尤其是西方冗赘的语言习惯和西方观念形态的训练，
对于理性讨论是比任何文化或语言鸿沟严重得多的障碍。
我的经验向我表明，如果相碰撞的文化之一认为自己优越于所有文化，那么文
化碰撞就会失去其一些价值，如果另一种文化也这样认为，则尤其如此：这破坏了
文化碰撞的主要价值，因为文化碰撞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引起批评态度的事实。尤
其是，如果其中一方相信了自己不如对方，那么，如信仰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常
常描述的那样，向另一方学习的批评态度就会被一种盲目接受、盲目地跳入新的魔
圈或者皈依所取代。
我相信，尽管本体论相对性是进行方便交流的障碍，然而如果能够缓慢地克服，
它可以表明是在一切更重要的文化碰撞的情况中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意味着，
碰撞的参加者可以使自己摆脱它们未意识到的偏见——摆脱不自觉地把种种理论视
为理所当然，而这些理论例如说可能嵌置在它们语言的逻辑结构当中。这种摆脱可
能是由文化碰撞所激发的批评的结果。
在这些情况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把新的语言与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者与我
们熟知的其他一些语言进行比较和对照。在对这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通常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作为元语言——即作为我们用于谈论和比较作为正在研究的对象
的其他语言的语言，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语言。被研究的语言是对象语言。在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被迫批评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比如英语，把它看作是一
套规则和惯用法，它可能有些狭隘，因为它们不能完全表现或描述其他语言假定其
存在的种种实体。但是对作为对象语言的英语的局限的这种描述是用作为元语言的
英语进行的。因此，由于这种比较研究，我们正是被迫超越我们在研究的那些局限。
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超越我们语言的手段就是批评。
沃尔夫本人和他的一些追随者表明，我们生活在一种理智的牢房中，一座由我
们语言的结构规则构成的牢房。我准备接受这个隐喻，不过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我
们通常末意识到它而言，它是个奇异的牢房。通过文化碰撞我们才意识到它。但另
一方面，正是这种意识本身使我们能冲破这个牢房，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做的话：我
们能通过研究这种新语言并把它与我们自己的语言进行比较来越出我们的牢房。
结果将是一座新的牢房，但它将是大得多、宽阔得多的牢房；而且，我们不会
受到它的禁烟；更确切说，每当我们受到禁锢，都毫无拘束地、批评地审查它，从
而再次逃脱，进入更宽阔的牢房。
牢房就是框架。不喜欢牢房的人会反对框架的神话。他们将欢迎与来自另一个
世界、另一个框架的伙伴进行的讨论，因为它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去发现他们迄今
尚未感觉到的枷锁，打碎它们，从而超越自己。当然，冲破牢房不是常规的事情：
它只能是批评的努力——创造性努力——的结果。Ⅹ
在本文的余下篇幅中，我将尝试把这种简短分析应用于一个我十分感兴趣的领
域——科学哲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自从我得出一种与框架的神话十分相似的观点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而我
不仅得出了它，而且即刻超越了它。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伟大而热烈的讨论期
间，我发现与生活于封闭的框架中的人讨论出什么结果有多么困难；我是指诸如弗
洛伊德派［Freudians」和阿德勒派［Adlerians］之类的人物。他们在采用的世界
观上决不会发生动摇。一切与他们的框架相悖的论点都被他们解释得与之相适合；
如果这样做十分困难，那么，对争论者进行心理分析或者社会分析总是可能的：对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评是出于阶级偏见，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批评是出自压抑，对阿
德勒思想的批评是出自你要求自尊的强烈欲望，而这种强烈欲望是源于补偿自卑感
的企图。
我觉得这些态度的已成陈规的模式是令人沮丧、令人讨厌的，当我在物理学家
们关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辩论中没有发现类似事情时，就更是如此，尽管当
时它也被激烈地辩论。
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的教训是这样的。理论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
它们，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我们就无法生活。甚至我们的
观察也是在它们的帮助下得到解释。阶级斗争论者处处都看到阶级斗争，因此他相
信只有那些视而不见的人才看不到它；弗洛伊德派到处都看到压抑与升华；阿德勒
派在每个行动和每句言论中都看到自卑感如何表现自己，无论它是自卑的或自尊的
言论。
这表明，我们对理论的需要是巨大的，理论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因此，提防沉
溺于任何特定理论就更加重要：我们不可让自己陷入思想的牢房。当时我还不知道
文化碰撞的理论，但是我无疑利用了我与沉溺于各种不同框架者的碰撞，以便在心
灵中铭刻上使自己摆脱人们可能在一生的任何时刻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理论的理智牢
房的理想。
非常明显，这种自我解放的、冲破此刻的牢房的理想，又会成为一个框架或一
个牢房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永远不会绝对自由。但是我们可以拓宽我们的牢
房，至少能抛开甘受束缚的人的狭隘性。
因此，我们的世界现任何时刻都必然渗透着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前进到更
好的理论。我们是如何这样做呢？本质的步骤是对我们的信念进行语言的系统阐述。
这就把它们客观化；这使它们可能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我们的信念被竞争的理
论、被竞争的猜想所取代。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批评性讨论，我们能够前进。
这样，我们必须要求任何更好的理论，即要求任何可被看作超过某种稍差的理
论的理论，可与后来者相比较。换言之，用现在时髦的字眼来说，两种理论不是
“不可比的”［incommensu－rable］，这个字眼是托马斯·库恩在这方面所引入的。
（请注意，两种在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一般是“可比的”。不可比性要比不相
容性彻底得多：不相容性是一种逻辑关系，因而求助于一种逻辑框架，而不可比性
却暗示不存在一种共同的逻辑框架。）
例如，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学与阿利斯塔克和哥白尼的天文学绝非不可比。
毫无疑问，哥白尼体系允许我们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毫无疑问，从心理学
上看，有着一种格式塔的转变，如库恩称呼的那样。这在心理学上是很重要的。但
是我们能够在逻辑上比较这两个体系。实际上，哥白尼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所有能
适合地心体系的天文学观察资料通过简单的翻译方法总能够适合日心体系。毫无疑
问，这两种宇宙观间的天壤之别，和这两种观点间差距的巨大，很可能令我们不寒
而栗。但是比较它们却毫不困难。例如，我们可以指出，恒星的旋转的球体一定给
予接近其赤道的星球以巨大的速度，而地球的旋转速度却小得多，在哥白尼体系中
地球的旋转取代了恒星的旋转。这连同对离心力的某种实际的熟知，对于那些必须
在这两种体系中进行抉择的人们来说很可能充当了重要的比较之点。
我断言，在种种体系中的这种比较总是可能的。我断言，提供了相同的或密切
相关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理论通常是可比的，它们之间的讨论总是可能的、富有成
效的；它们不仅可能，而且实际发生了。

XI

有些人认为这些断言是不正确的，这导致了与我的颇为不同的关于科学及其历
史的观点。让我简短地概述一下这种科学观。
这种观点的辩护者可以观察到，科学家们通常从事密切的合作与讨论；辩护者
们争辩说，是这样的事实使这种情境成为可能，即科学家们通常在他们所依附的共
同框架中操作。（这种框架在我看来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称作“整
体观念形态”［Total Ideologies］的东西密切相关。）科学家们仍依附于一种框
架的时期被看作是典型的；它们是“规范科学”［normal science］的时期，以这
种方式工作的科学家被看作“规范科学家”［normal scientists］。
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跟危机（或革命）时期的科学就形成了对照。在革命
时期，理论框架开始破裂，最后崩溃。然后它被新的框架所取代。从旧框架到新框
架的过渡被看作必须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观点而非逻辑观点（因为在本质上它并不完
全、甚至并不主要是理性的）来研究的过程。在向新的理论框架的过渡中也许有类
似“进步”的东西。但这不是由接近真理所构成的进步，这个过渡不是由对竞争的
理论的相对优点所做的理性讨论为指导的。由于人们认为，没有确定的框架，真正
理性的讨论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不能受到这样的指导。没有一个框架；人们甚至对
于什么构成一种理论中的“优点”也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一观点的某些首创
者甚至认为我们只能相对于一个框架谈论真理。）因此，如果是框架在受到挑战，
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两种框架——新的框架和旧的框架——有时被描述为不可比
的，原因就在于此。
人们有时说框架是不可比的，其另一个原因似乎是这样的。可以认为，框架不
仅由“支配性理论”所构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实体。它由一
种支配性理论连同可称作与支配性理论一致地观看事物的方式的事物构成，有时甚
至包括观看世界的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这样的框架构成了其信徒之间的社会纽
带：它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很像教会那样，或者政治或者艺术信条或者一种思想那
样。
这是人们所断言的不可比性的进一步的解释：可以理解，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
观看世界的方式是不可比的。然而我想强调，试图解决属于同一个家族的问题包括
它们的后代（它们的问题后裔）的两种理论，不一定是不可比的，与在宗教中相对
照，在科学中是理论至上。我不想否认有“科学态度”这种事物，或科学的“生活
方式”；即，献身科学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我断言，科学的生活方式包含着
对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强烈兴趣——对理论本身、对它们的正确性的问题或它们与真
理接近程度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一种批评性的兴趣，争辩性的兴趣。因此，它不像
某些其他信条那样，不产生像所谓“不可比性”那样的东西。
在我看来，存在许多对于我刚才讨论的科学史理论的反倒。首先，有些反例表
明，一个“框架”的存在以及在框架之中进行的工作的存在并不是科学的特征。经
院哲学时期的哲学，占星术和神学就是这样的反例。其次，有些反例表明，在一门
科学中可能有几种支配性的理论在争夺最高地位，在它们之间甚至可能有富有成效
的讨论。我的在这个题目下的主要反例是物质构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从毕达
哥拉斯的信徒［Pythagoreans］和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柏拉图，
到海森伯［Heisenberg］和薛定谔［Schroedinger」，原子论和连续理论一直进行
着富有成效的战斗。我认为不可把这场战争描述为属于科学史前史或属于近代科学
出现前的历史。这第二种的另一个反例是由关于热的理论所构成的。甚至在布莱克
［Black」之后，热的流体理论还在与动力学与现象学理论交战；恩斯特·马赫[Er
nst Mach]和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间的碰撞既不具有危机的特点，也不发
生于一个框架之内，的确也不可描述为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另一个例子是康托尔
[Cantor]和他的批评者（尤其是克罗内克「Kronecker」）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后来
又以罗素[Russell]和彭加勒［Poincare」，希尔伯特「Hibert］和布劳威尔[Brou
wer]间交换意见的形式继续进行。到1925年，至少涉及到三个尖锐的对立的框架，
它们分歧很大，无法弥合。但是讨论在继续，而且它们缓慢地改变着特点。至今不
仅出现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而且出现了许多综合，以致往昔的谴责几乎被人们遗忘
了。第三，有一些反例表明，富有成效的理性讨论可能在新确立的支配性理论的信
徒和未被说服的怀疑者之间继续。伽利略的《两种基本体系》［Two Principal Sy
stems］是这样；爱因斯坦的一些“通俗”著作，或者E．克雷奇曼「E．Kretschma
nn］所发表的对爱因斯坦的协方差原理的重要批评（1917年），或者迪克[Dicke]最
近发表的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批评是这样；爱因斯坦与玻尔[Bohr]的著名讨
论也是这样。如果说后者不富有成效，那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不仅玻尔声称它们极
大地提高了他对量子力学的理解，而且导致了爱因斯坦、波多利斯基[Podolsky]和
罗森［Rosen」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展现了相当重要的完整文献，而且不止于此：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公认的专家们讨论了三十五年的任何一篇论文的科学地位和重要
性，但是这篇论文却无疑在（从外部）批评被1925－26年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整个
框架。少数人继续反对这个框架即哥本哈根框架，除在前面的脚注中提到的那些名
字外，还有例如德布罗伊[de Broglie]、伯姆［Bohm」、朗代[Lande]和维吉耶［V
igier」也属于这少数人。‘’
因此讨论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尽管总有人企图把科学家的社会转变为封闭的社
会，这些企图却没有成功。在我看来，这些企图对于科学是毁灭性的。
框架神话的观点的辩护者严格地区分了在一种框架内进行科学研究的理性时期
（可描述为封闭的时期或权力主义科学的时期）和危机与革命的时期，可描述为从
一种框架向另一种框架的几乎无理性的飞跃（可比作宗教信仰的改变）。
毫无疑问，存在着上面描述的这种无理性的飞跃，这种信仰的改变。毫无疑问，
甚至有些科学家也仿效别人，或屈服于社会压力，由于专家即权威们接受了一种新
理论因而也接受它作为一种新的信仰。我遗憾地承认，在科学中存在着时尚，也存
在着社会压力。
我甚至承认这样的一天也许会到来，那时科学家的社会集体将主要或全部由不
加批评地接受一种主导的教条的科学家所组成。他们通常被时尚所左右；他们将因
为它是最新的风尚、因为怕被看作落后者而接受一种理论。
然而，我断言，这将是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的终结——由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
所创造、由伽利略所重新发现的传统的终结。只要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它就将是
竞争的理论间的理性的、批评性的讨论，和对革命性理论的理性的、批评性的讨论。
这种讨论决定了是否应把新的理论看作胜过旧的理论：即，是否应将它看作向真理
迈进的一步。

XII

将近四十年前我强调说，甚至观察，和关于观察的报告，也受到理论的支配，
或者，如果你喜欢这样说，受到框架的支配。确实，没有不加解释的观察，即没有
不渗透着理论的观察这样的事物。实际上，我们的眼和耳本身就是进化的适应性变
化的结果——即，相当于猜想与反驳方法的试错法［the method oftrial and err
or］的结果。两种方法都是对环境规律性的适应。一个简单的例子将表明，普通的
视觉经历本身具有前巴门尼德式的绝对的上下感「a pre－Parmenidian absolutes
ense of up anddown」——无疑是一种以遗传为基础的感觉。例子是这样的。一侧
着地的正方形在我们大家看来是与一角着地的正方形不同的形状。在从一种形状过
渡到另一种形状的过程中存在着真正的格式塔的转变。
但是我断言，观察是渗透着理论的这个事实并不导致或者观察或者理论间的不
可比性。因为可以有意识地对旧的观察进行重新解释：我们可以弄清两个正方形是
同一个正方形的不同位置。恰恰由于以遗传为基础的解释，使得这更为简单：毫无
疑问，我们如此深刻地彼此理解，这部分是由于我们共同具有包含于我们的遗传系
统的许多生理机能。
然而我断言，我们甚至有可能超越我们以遗传为基础的生理功能。我们凭借批
评方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能理解一点蜜蜂的语言。无可否认，这种理解是猜想
的、初步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理解都是猜想的，对一种新语言的译解开始都是初步
的。
正是科学方法，批评性的讨论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不仅超越我们通过教养而
习得的框架，而且超越我们天生的框架。这个方法已使我们不仅超越了我们的感觉，
而且超越了我们部分是天生的倾向，即把世界看作可辨认的事物及其属性的宇宙。
自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以来，有些革命者告诉我们，世界是由过程构成的，
事物只在表面上是事物：实际上它们是过程。这表明，批评性思想可以如何向一种
框架挑战并超越它，即使它不仅植根于我们的惯例性语言而且植根于我们的遗传学
——植根于可称作人性的事物本身。然而，甚至这场革命也并不产生与其先前理论
不可比的理论：这场革命的真正任务是以一种更深刻的理论解释旧的事物范畴。

XIII

我也许还要提一下，有一种框架神话的十分特殊的形式，尤其普遍流行。它是
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讨论之前，我们应当对我们的词汇取得一致意见——也许是
通过“界定我们的术语”来做到这一点。
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曾批评过这个观点，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再这样做。我只
想说明，有反对这个观点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所有定义，包括所谓“可使用的定义”，
只能把正讨论的术语的意义的问题转移到那些下定义的术语；因此对定义的需求导
致了无限后退，除非我们承认所谓“原始的”术语，即未界定的术语。但是这些术
语通常也和大部分被界定的术语一样问题重重。

XIV

在本文最后一节，我将从逻辑的观点简短地讨论框架的神话：我将尝试有些像
对微恙的逻辑诊断的东西。
框架的神话显然与这样的学说相同，即人们不能理性地讨论任何基本的东西；
或者对原则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
在逻辑上，这个学说是这样一种错误观点的结果，即一切理性讨论都必须始于
某些原则，或如人们常称呼的那样，始于公理，这些公理必须被教条地接受，如果
我们想避免无限后退的话：——一种由于这样一种宣称的事实的后退，这一宣称的
事实即：当我们理性地讨论我们的原则或公理的正确性时，我们又必须求助于原则
或公理。
看到这种情况的人通常或者武断地坚持一种原则或公理的框架的正确性，或者
成为相对主义者：他们说，存在不同的框架，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理性的讨论，
因此没有理性选择。
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它的后面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理性讨
论必须具有辩护，具有证明或论证，具有由公认前提进行的逻辑推论的特点，但是
自然科学中正进行的那种讨论也许教导了我们的哲学家们也有另一种理性讨论：一
种批评性讨论，它并不企图证明或辩护或确立一种理论，尤其不是通过由某些更高
的前提推论出这种理论，而是试图通过弄清是否它的逻辑结果都可接受，或者是否
它也许有某些不合需要的结果，来检验正在讨论的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在逻辑上区分错误的批评方法和正确的批评方法。错误方法始于
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确立我们的命题或我们的理论或者证明其正确？因此它
或者导致武断；或者导致无限后退；或者导致框架在理性上不可比的相对主义学说。
相比之下，批评性讨论的正确方法始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命题或我们的理论的结
果是什么？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可接受吗？
因此它在于比较不同理论的（或者，如果你喜欢这样说，不同框架的）结果，
并试图弄清竞争的理论或框架中哪一种具有在我们看来似乎更可取的结果。因此它
意识到我们所有方法的易错性，它试图用更好的理论取代我们所有的理论。无可否
认，这是件困难的任务，但决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概括一下。框架像语言一样，
可能是障碍；但是相异的框架正像一种外国语，并不是绝对的障碍。突破语言障碍
十分困难但非常值得去做，很可能不仅通过开阔我们的知识视野，而且通过给我们
许多乐趣来给我们的努力以报偿，突破框架的障碍也恰恰如此。这种突破对于我们
来说是一种发现，对于科学家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发现。1972年10月于英国白金汉郡
佩恩
社会科学的逻辑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1年蒂宾根德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的开场演讲。我的讲稿最初在《科隆社会
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olner Zeitschrith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
gie]（2，14，1962年，第233－248页）上发表。人们料想我的演讲会引起一场辩论。
阿多诺教授［Pofessor Adorno］已被请求在他的补充论文中继续这场辩论，而在补
充论文中他实质上同意我的观点。然而，当《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Sociology]一书出版时，首先发表了阿多诺的两篇
辩论文章，共计约占一百页；然后是我的讲稿，随后是阿多诺的补充论文及会议上
未发表的论文。凡是阅读《实证主义辩论》一书的人都未必会认为是我的演讲引起
了这场辩论，而阿多诺开头的一百页咄咄逼人的文字是很久以后（专为该书）才写
的。
我打算在我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两个命题，它们表达了我们
的知识与我们的无知的对比。
第一个命题：我们拥有大量的知识。而且，我们不仅知道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
令人可疑的细节，而且尤其知道那些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而且还提供给我
们深刻的理论洞见及令人惊讶的对世界的理解的东西。
第二个命题：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令人清醒的。确实，正是（我的第一个命
题所提到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甚至在自
然科学本身领域内的无知。
这给予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观念一种新的发展。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随着我们
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发现新的、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发现，正当我
们相信自己正站在坚实可靠的根基上之时，一切事物实际上却是不可靠、不稳固的。
当然，我的关于知识与无知的两个命题只是看上去好象彼此矛盾。这种表面的
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两个命题中各在颇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
“知识”这个词。然而这两种意义都是重要的，两个命题亦然：因此我打算在下面
的第三个命题中阐明这一点。
第三个命题：每一种知识论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对它
的判决性检验：它必须阐明我们非凡的和不断增加的知识和我们不断增长的关于我
们实际一无所知的见识之间的联系，从而正确对待我们的前两个命题。
如果我们稍加思考，那么几乎不言而喻，知识逻辑必须针对知识与无知之间的
这种张力。在我的第四个命题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见识的一个重要结果。但是在我提
出这第四个命题之前，我想为仍将提出的许多命题表示歉意。我的歉意是有人曾向
我提议以编号的命题的形式组织这篇论文。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用，尽管这种风格
会造成教条主义的印象。下面就是我的第四个命题。
第四个命题：就人们能够说科学或知识始于某个事物而言，可以说下面的话：
知识并非始于感觉或观察或数据或事实的收集，而是始于问题。人们可以说：没有
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识与无知间的
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于对
在我们假定的知识中都有些差错的发现；或者，从逻辑上看，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
知识的内在矛盾或者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事实间的矛盾的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
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假定的事实间明显的矛盾的发现。
尽管我的前三个命题由于其抽象性也许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它们稍微远离了我
们的主题——即社会科学的逻辑——我却想说正是我的第四个命题把我们带到了我
们主题的中心。这一点可以在我的第五个命题中系统阐述如下。
第五个命题：和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或成功或不成功，
或有趣或无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劳无益，恰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的意义或趣味成比
例；当然，也恰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诚实性、直接性、简单性成比例。这一切
都不仅限于理论问题。严重的实际问题，例如贫困问题、文盲问题、政治镇压问题
或者合法权利的不确定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实际问
题导致思索，导致建立理论，因而导致理论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是
问题的特点和性质——当然还有建议的解决办法的大胆与独创性——决定着科学成
就的价值有无。





因此，出发点总是一个问题；观察只有暴露了一个问题才成为类似出发点的事
物。换言之，如果它令我们惊讶，如果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预期，我
们的理论有些不太正确，它才成为出发点。因此一项观察只有与我们的某些自觉的
或不自觉的预期相矛盾时才造成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构成我们科学工作的出发点
的与其说是纯粹而简单的观察，不如说是起特定作用的观察；即，造成一个问题的
观察。
现在我已到了可以系统阐述我的作为第六个命题的主要命题的一步了。其内容
如下：
第六个命题（主要命题）：
（a）社会科学的方法像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在于试验我们对我们的研究以其
为起点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
人们提出解决办法，并对之进行批评。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可进行客观批
评，那么就会被认为不科学而遭排除，尽管也许只是暂时的。
（b）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可以进行客观批评，那么我们就尝试驳倒它，因为
一切批评都在于驳倒的尝试。
（C）如果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我们的批评而被驳倒，我们就提出另一个解决办
法。
（d）如果它经得住批评，我们就暂时接受它，首先，我们认为它值得进一步讨
论与批评。
（e）因此科学的方法是由最严格的批评所控制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试探性尝试
（或妙想）之一。它是“试错”方法在批评上的发展。
（f）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在于批评方法的客观性，即，首先在于理论无一不遭到
批评这一事实，进一步，还在于批评的逻辑工具——逻辑矛盾——是客观的。
我的中心命题后面的基本观念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述。
第七个命题：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导致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然而张力是永
远不会被克服的。因为原来我们的知识是在于对暂时性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的建议。
因此原则上知识观念本身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它结果会是错的，因而是一件无
知的案例。证明我们的知识正当的唯一方式是它本身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它在于批
评，或者更确切些，在于求助于这样的事实，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
看来甚至经得住我们最尖锐的批评。
不可能从正面证明其正当：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证明方式。尤其是，不能表明
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在任何满足概率演算法则的意义上）。
也许可以把这个见解描述为批评主义。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主要命题及其对于社会学的意义，把它与属于一种常常被
十分无意识地吸收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论的某些其他命题相对照可能有些用处。
例如，有误入歧途的和错误的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它强调该
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时候了。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规
定了这样一些要求：从观察与测量开始；例如这意味着先收集统计资料；然后再经
过归纳得出概括并形成理论。人们提出，只要这在社会科学中是可能的，你就会接
近客观性的理想。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应当意识到这个事实，在社会科学中
要达到客观性（如果能达到的话）比在自然科学中要困难得多。因为要做到客观，
就要求人们不因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带有偏见——即（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所称）要“排除价值判断”［value－free」。但是只是在最罕见的情况下社会科学
家能使自己摆脱他自己的社会阶级的价值体系，因而达到甚至程度有限的“排除价
值判断”和“客观性”。
我在此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每一个命题在我看来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命题都基于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基于一个神话——令人遗憾的是，
这是人们太广泛地接受的、太有影响的神话。它是自然科学的归纳特征和自然科学
的客观性特征的神话。我打算在下面用由我支配的宝贵的时间的一小部分对这种误
入歧途的自然主义做一下批评。
无可否认，许多社会科学家会否决我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这个或那
个命题。然而这种自然主义目前似乎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优势（也许要除去在政治经
济学中之外）；至少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如此。我想在我的第八个命题中系统阐述这
一胜利的表征。
第八个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把社会学看作一般理论社会科学，也许
可与理论物理学相比，而把社会人类学看作非常特定的即原始的社会的社会学。今
天这个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人们应注意这个事实。社会人类学或者文化人类学已
成为一般社会科学，而社会学越来越沦为社会人类学中的一个成分：即非常特定的
社会形式的——高度工业化的西欧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人类学。更简洁地重述一下，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人类学已由应用专门学科上升为基础
科学。人类学家已从谦恭的、有些目光短浅的现场工作者上升为目光远大的、渊博
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深层心理学家。然而，先前的理论社会学家一定愉快地得到了
现场工作者和专家的工作：他的职责是观察和描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当地白人的图
腾和禁忌。
但是，也许不应过分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家命运的这一变化，尤其是因为根本
就没有科学学科的本质这种事物。这使我提出第九个命题。
第九个命题：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办法
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
尽管有这第九个命题，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关系的完全颠倒也是极其有趣的，
这不是由于科目或者它们的称号，而是因为它指明一种伪科学方法的胜利。因此我
提出我的下一个命题。
第十个命题：人类学的胜利是一种据称观察的、据称描述的方法的胜利，它声
称使用的是归纳概括。首先，它是一种据称更客观的方法的胜利，因此是人们所认
为的自然科学方法的胜利。它是皮洛士胜利「Pyrrhic victory，即付极大代价而得
到的胜利——译注］：又一次这样的胜利，而我们——即，人类学和社会学——失
败了。
我欣然承认，我的第十个命题的系统阐述可能稍微过于尖锐了。我当然承认，
社会人类学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它是最成功的社会科学之一。而且，我欣然承认，
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为了变换一下，通过社会人类学家的眼镜观看一下自己，会是
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有趣的经历。但是，尽管这种眼镜也许比别的眼镜更有色，
然而这却使它更不客观。人类学家不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虽然他常常自以为是，
常常（不无热忱地）试图扮演这种社会角色；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
我们会比我们看自己更加“客观”。
在这个方面，我想讲一个故事，无可否认，这个故事是极端的，但决非特例。
尽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目前的场合中这一点却不重要：如果这个故事在你
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就请把它看作虚构，看作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段来说明重要之点
所随意虚构的例证。
几年前，我参加了由一名神学家组织的为期四天的会议，由哲学家、生物学家、
人类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每个学科有一两名代表；我们共计八人。题目是“科
学与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暂时困难和以其高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尝试失败之
后，大约四五位与会者共同努力，在三天内成功地把讨论提高到异乎寻常的水平。
我们的会议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都有正在相互学
到一些东西的愉快感觉。无论如何，当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出人意料地发挥出他的作
用时我们都沉浸在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中。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在会上还一言未发。这是因
为我是个观察者。作为人类学家，我参加这次会议与其说为着参与你们的言语行为
不如说为着研究你们的言语行为。我一直在这样做。结果，我不总能够领会你们讨
论的实际内容。但是像我自己这样研究了许多讨论的群体的人总会了解到讨论的话
题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我们人类学家学着［（据我所记得的）这几乎是原话］从
外部，从更客观的观点看这样的社会现象。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例如，一个或
另一个人如何试图支配群体，他的尝试如何被其他人或者各自地或者联合起来予以
抵制；在做过各种不同的此类尝试后，如何出现了等级秩序因而出现了群体的均衡，
连同词语表达的群体仪式；无论充当讨论题目的问题看上去如何多种多样，这些情
况却总是非常相似。”
我们聆听了我们的火星的人类学来访者所要说的一切，然后我向他提出两个问
题。首先，他对我们讨论的实际结果是否有什么评论；其次，他是否看不出存在诸
如可能有效或无效的非个人的理由或论点这种事物。他回答说，他必须全神贯注地
观察我们的群体行为，因此不能详细领会我们的论点；而且，如果他去领会论点，
他就会危及（他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客观性；因为他可能会卷入争论；如果他允许
自己醉心于争论，他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客观性也就完了。而且，他受
到过训练，不去判断言语行为的字面内容（他常常使用verbal be－haviour ［言语
行为］和verbalization［词语表达］这些术语），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重要的。他说，
与他有关的是这个言语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功能。他继续说：“尽管论点或理由给你
们留下印象，然而作为讨论的参与者，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通过这样
的手段，你们可以相互留下印象，相互影响；当然尤其是这种影响的表征。我们关
心的是诸如强调、踌躇、调停和让步之类的概念。我们从不真地关心讨论的实际内
容，而只关心各个不同的参与者在充当的角色：关心戏剧性的相互作用本身。至于
所谓论点，它们当然只是言语行为的一个方面，并不比任何其他方面更重要。可以
清楚地区分论点和其他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表达，这种观念纯属主观幻想；关于客
观上有效的论点和客观上无效的论点的观念亦然。最多可以把论点分为在一定的时
间内某些社会或群体把它们作为有效或无效来接受的这样分类。曾在诸如目前这样
的讨论群体中被接受的所谓论点在后面的一个阶段仍然还会遭到参与者之一的攻击
或否决，这个事实也揭示了时间因素起着作用。”
我不想拖长对此事的描述。我想象，在目前的集会上没有必要指出，我的人类
学家朋友有些极端的见解在其思想根源中不仅表明了行为主义的客观性理想的影响，
而且表明了生长于德国土壤中的某些观念的影响。我是指哲学相对主义的观念：历
史相对主义，它认为没有客观真理，只有对于这一时代或那一时代的真理；和社会
相对主义，它教导说有对于这个或者那个群体或阶级的真理或者科学，例如无产阶
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我也相信所谓知识社会学在我的人类学家朋友所仿效
的教条的早期历史中起着很大作用。
无可否认，我的人类学家朋友在那次会议上采取了有些极端的立场。但是这个
立场，尤其是如果人们稍加改变，就既非不典型又非不重要。
但是这个立场是荒谬的。由于我在其他地方详细地批评过历史和社会学的相对
主义，还有知识社会学，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简短地讨论一下构成这种立场
的基础的天真的、误入歧途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
第十一个命题：设想一门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科学家的客观性，是完全错误的。
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然科学家
正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所偏袒，除非他属于不断提出新观念的少数人，否则，十分
遗憾，他就常常极端有偏见，以片面和有所偏袒的方式赞成他自己的观念。几位最
杰出的当代物理学家甚至建立了学派，形成对新观念的强大的抵抗力。
然而，我的命题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更为重要。它构成了我第十二个命题的内
容。
第十二个命题：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
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
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
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
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环
境。
第十三个命题：所谓知识社会学在个别科学家的行为中去看客观性，按照科学
家的社会所在解释客观性的缺乏，它完全忽视了下面的决定性的一点：客观性完全
依赖于批评这一事实。知识社会学所忽略的正是知识社会学本身——科学的客观性
的理论。客观性只能按照诸如竞争（既有个别科学家的又有各种不同思想学派的）、
传统（即批评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各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刊物中的文章和各种
不同的相竞争的出版者的出版物；会议上的讨论）、国家权力（即它对自由讨论的
政治宽容）之类的社会观念来解释。
例如，诸如研究者的社会所在或观念形态所在之类的微小细节往往终究被这个
过程所消除，尽管无可否认它们总在眼前来说起着作用。
所谓“排除价值判断”［Value freedom，此处也可译“价值自由”，以与后面
的“自由”一词呼应——译注〕的问题，正像客观性的问题一样，可以用比通常自
由得多的方式解决。
第十四个命题：在批评性讨论中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一些问题：（1）一个断言的
正确性问题；它对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2）它对于
各种不同的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像人类幸福的问题
或者国际的或者侵略性民族主义政策的，或者工业扩张的，或者获得个人财富的结
构迥然不同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消除这样的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研
究中——例如在物理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同样
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重要的和给科学以特色的不是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而是要区分
不属于对真理的探索的趣味与对真理的纯粹科学的趣味。但是，尽管真理是主要的
科学价值，它却不是唯一的价值。关联性、趣味和种种陈述的意义对于一个纯科学
问题的情境也是第一位的科学价值；诸如富有成效性、解释能力、简单性和准确性
等价值亦然。
换言之，存在着那些纯科学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价值和那些科学范围以外的正面
的和反面的价值。尽管不可能把科学工作与科学范围以外的应用与评价相分离，但
是，与价值范畴的混淆作斗争，尤其是在真理问题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评价，是
科学批评和科学讨论的任务之一。
当然，这是不能凭借法令一劳永逸地达到的，它反而仍然是相互的科学批评的
持久任务之一。纯科学的纯洁性是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它是我们凭借批评不
懈地为之奋斗——而且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系统阐述这个命题时，我说过从科学活动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价值实际上
是不可能的。关于客观性情况也相似；我们剥夺科学家的偏袒性一定也会剥夺他的
人性，我们抑制或破坏他的价值判断，也一定会毁坏作为人和作为科学家的他本身。
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纯科学的理想，像纯粹对真理的探索的理想一样，深深地固定
于科学范围以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固定于宗教的价值判断。客观的和“排除
价值判断”的科学家不是理想的科学家。没有激情我们会一事无成——在纯科学中
尤其不行。“热爱真理”这个用语不仅仅是隐喻。
因此，不仅客观性与排除价值判断对个别科学家来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而且
客观性和“排除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价值。由于排除价值判断本身是一种价值，因
此对无条件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异议不很重要，但是应当指
明，如果我们把暴露价值的混淆，把真实性、关联性、简单性等等纯科学价值问题
与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分开，用这种要求（它应当是科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取代对
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这种自相矛盾就会自行消失。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简洁地展开这个命题，即科学的方法在于问题的选择和对
我们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试探性的和暂时性的尝试的批评。我试图用两个人们频繁讨
论的社会科学中的方法问题为例进一步表明，这种对方法的批评性取向（如可以称
呼的那样）导致了十分合理的方法论结果。但是，尽管我谈了一些认识论，谈了一
些知识逻辑，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我至此实际上对我的题目，
社会科学的逻辑，却只做出了很小的积极的贡献。我不想耽搁你们，来讲述我认为
把科学方法至少十分近似地与批评方法相等同的十分重要的原因或理由。我现在倒
想直接转移到一些纯逻辑的问题和命题。
第十五个命题：纯演绎逻辑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批评的工具。
第十六个命题：演绎逻辑是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或者逻辑后承［consequence］
的关系的理论。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如下：如果有效推理的
前提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也一定是真实的。
这也可表达如下。演绎逻辑是从前提「premisses］到结论［conclusion］的真
理传输的理论。
第十七个命题：我们可以说：如果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实的，而且推理是有效的，
那么结论一定也是真实的；所以，如果在有效推理中结论是假的，那么不可能所有
的前提都是真实的。
这个琐细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达：演绎逻辑不仅是从前
提到结论的真理传输，而且同时也是从结论到至少一个前提的假理再传输。
第十八个命题：这样，演绎逻辑成了理性批评的理论。因为一切理性批评都采
取这样一种尝试的形式，即要表明可由我们正试图批评的断言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
如果我们成功地由一个断言合乎逻辑地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那么就可能认为对这
个断言应予反驳。
第十九个命题：在科学中，我们是以理论为工作对象，也就是说，以演绎系统
为工作对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演绎系统是进行说明的尝试，
因此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尝试。第二，对一种理论即一种演绎系统可以通过其结果进
行理性批评。因此它是尝试性解决办法，它要经受理性批评。
关于作为批评推理工具的形式逻辑就谈到这里。
我在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可以简明地阐释为：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
第二十个命题：真理的概念对于这里展开的批评性取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
批评的是对于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宣称。我们作为一种理论的批评者试图表明的显然
是这个宣称是没有理由的：它是错误的。
没有调节的真理观念就不能理解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的重要的方法论
观念：任何错误都只在于它未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客观真理的标准，这是
我们的调节观念。
如果它与事实一致或者与事实相符，或者事物如命题所描述，那么我们就称一
个命题为“真”的。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真理的绝对或客观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经
常使用这个概念。这种真理的绝对概念的成功恢复是现代逻辑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这句话意味着真理的概念曾遭到了破坏。确实，破坏真理概念的名誉正是产生
我们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相对主义的观念形态的动力。
我倾向于把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I－fred Tarski］对真
理概念的恢复描述为现代数理逻辑最重要的哲学结果，原因即在于此。
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讨论这个结果；我只能十分武断地说，塔尔斯基成功地对陈
述与事实的一致何在的问题提供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简单、最令人信服的说明。但
是过去正是由于没有希望能解决这样一项任务，导致了怀疑论的相对主义——及我
确信我在此无需详细阐明的社会后果。
我使用过的并可能需要阐释的第二个概念是说明[expla－nation]的概念，或者
更确切些，因果性说明的概念。
纯理论的问题——纯科学的问题——总是在于发现一种说明的任务，对一件事
实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性或一个值得注意的在规则之外的特例的
说明。我们希望说明的事物，可称作被说明项［explicandum」。问题的尝试性解决
办法即说明总是由一种理论、一种演绎系统所组成，它允许我们通过在逻辑上将其
与其他事实（所谓初始条件）相联系来说明一个被说明项的过程。充分明确的说明
总是在于指出被说明项是从某些初始条件所加强的理论中得出的逻辑推导（或者可
推导性）的过程。
因此每个说明的基本逻辑图式由一种逻辑演绎推理组成，其前提由一种理论和
一些初始条件组成，其结论即被说明项。
这种基本图式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应用。例如，可用它表明特设性假说与可独立
检验的假说的区分。更进一步——你们也许对此更感兴趣——可以用一种简单方式
逻辑地分析理论问题、历史问题与应用科学问题的区分。这表明理论的或者订立普
遍法则的［nomothetic］科学和历史的或者表意文字的「ideo－graphic」科学间的
著名区分有着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当的理由——假如人们认为在这个上下文中“科学”
意味着对一组明确的、逻辑上可辨别的问题的关注。
以上是我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逻辑概念的阐释。
这两种概念，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都导致了以后的概念的合乎逻辑的发
展，它们对于知识逻辑或者对于方法论也许更加重要。这些概念中第一个是接近真
理的概念，第二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能力或者说明含量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纯逻辑概念，就是说，它们可以借助于一个陈述或者一个陈述的
内容的真实性——即一种理论的逻辑后承的类别——的纯逻辑概念来界定。
它们都是相对的概念。尽管每一个陈述都仅仅是真或假，然而一个陈述可以比
另一个陈述更接近真理。例如，如果第一个陈述比第二个陈述有“更多的”真的逻
辑后承，“更少的”假的逻辑后承，就会如此。（在此假定两个陈述的后承集合的
真的和假的子集合是可比较的。）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表明为什么我们正确地设想
牛顿的理论比开普勒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与此相似，可以表明牛顿理论的说明能力大于开普勒理论的说明能力。
因此我们在获得一些逻辑概念，它们构成对我们的理论的评价的基础，并允许
我们富有意义地谈论科学理论的前进或倒退。
关于一般知识逻辑就谈到这里。尤其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我想再提出几个命
题。
第二十一个命题：没有纯观察的科学这种事物；只有我们（或多或少自觉地或
者批评地）建立理论的科学。社会科学亦然。
第二十二个命题：由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主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因此心理学是
一门社会科学。诸如（a）模仿，（b）语言，（c）家庭的观念显然是社会观念；十
分清楚，学习与思考的心理学，还有例如心理分析，不利用这些社会观念中的这个
或那个观念便不能存在。因此心理学以社会概念为先决条件；这表明，完全从心理
学方面说明社会，或者把它归结为心理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心理学看
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我们原则上不能用心理学说明的和在每一个心理学说明中都必须以其为先决条
件的是人的社会环境。因此，描述这个社会环境的任务（即借助于说明性理论，因
为——如前所述——没有理论的描述是不存在的）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把这项
任务分配给社会学很可能是适当的。因此我在下面以此为先决条件。
第二十三个命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学能够而且必须使自己独立于心理
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自律的，除了心理学对社会观念的依赖外，也是由于
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学不断地面临说明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常常不希望得到的
社会结果的任务。例如：竞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通常对于竞争者来说是不想得到
的，但是能够而且必须把它说明为竞争者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行动的（通常不
可避免的）非故意的结果。
因此，即使对竞争者的一些行动可以有心理学的说明，竞争的社会现象也是这
些行动的用心理学不可说明的社会结果。
第二十四个命题：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社会学也是自律的，即作为常常被称作
客观理解的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事物。
第二十五个命题：对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产生了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
的成果。这个成果表明，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
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
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
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
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换言之，对情境进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
致最初似乎属于心理学的因素（例如愿望、动机、记忆与联想）被转化为情境的因
素。带有特定愿望的人因此成为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观目标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
征的人；具有特定记忆或联想的人成为可用他客观地拥有特定理论或者特定信息这
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
这样它就允许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理解种种行动，结果我们可以说：无可否认，
我具有不同的目标，我持有不同的理论（比如说与查理曼[Charlemagne]不同）；但
是如果我被置于这样分析的他的情境——在这里情境包括目标与知识——那么我，
可能还有你们，就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情境分析的方法无疑是个别的方法，然而
它无疑不是心理学的方法，因为它原则上排斥了一切心理学的因素，用客观情境因
素取代了它们。我通常称之为“情境的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或者
“情境逻辑”[situational logic］。
第二十六个命题：对这里所描述的情境逻辑的说明是理性的、理论的重构。它
们过于简化和过于图式化，因此大体上是假的。然而，它们可以拥有相当大的真理
含量，它们可以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十分接近真理，甚至比其他可检验的说明更接
近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接近真理的逻辑概念对于使用情境分析方法的社会科学来
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首先，情境分析是理性的，在经验上可批评的，能够改进
的。因为例如我们可能发现一封信，表明查理曼所掌握的知识可能与我们在分析中
所假定的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心理学或者性格学的假定几乎是不可批评的。
第二十七个命题：大体上，情境逻辑以我们在其中行动的物质世界为先决条件。
例如，这个世界包括由我们所支配、我们对其有所了解的物质资源以及我们对其也
有所了解（常常知之不多）的物质障碍。除此之外，情境逻辑也必须以由我们对其
目标有所了解（常常知之不多）的其他人居住的社会世界为先决条件，而且，以社
会制度为先决条件。这些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社会环境的特定社会特征。它们由社
会世界的所有社会现实所组成，即由与物质世界的事物相一致的现实所组成。在这
种意义上，杂货店或大学机构或警察或法律是社会制度。教会、国家和婚姻也是社
会制度。例如像日本的切腹自杀的某些强制性的风俗也如此。但是在我们欧洲社会
中，在我使用这个词和我断言这个范畴很重要的意义上，自杀不是社会制度。
这是我最后一个命题。下面是建议和简短的结束语。
建议：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性地把首先对一般情境逻辑的研究，其次关于制度和
传统的理论当作纯理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会包括如下这些问题：
1．制度不行动，只有个人在制度之中或代表制度行动。这些行动的一般情境逻
辑会是制度的准行动的理论。
2．我们可以建构有目的行动的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制度化结果的理论。这也会导
致制度的创造和发展的理论。
结束语：我相信认识论不仅对于个别科学而且对于哲学也是重要的，我们时代
的宗教和哲学的不安，无疑与我们大家都有关，主要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哲学的不安。
尼采[Nietzsche]称之为欧洲的虚无主义，而邦达「Benda」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
我想把它描述为苏格拉底关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发现的结果，即我们永远不会理性地
证明我们的理论正确。
但是，这种除许多其他微恙外还产生了存在主义微恙的发现只是半个发现；虚
无主义可以被克服。因为尽管我们不能理性地证明我们的理论正确，甚至不能证明
它们是可能的，我们却可以理性地批评它们。我们可以区分较好的和较糟的理论。
但是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知道了这一点，他告诉我
们：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反对大词

（一封最初未想发表的信）

Against Big Words

（A Letter not OriginalIy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前言 大约十四年前，我收到一位名叫克劳斯·格罗斯纳先生「Hers Klaus G
rossner］的人的来信，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他提到我的朋友汉斯·阿尔贝特［H
ans Albert〕，要求与我就（德国）哲学状况进行笔谈。他信中的许多地方我都同
意，尽管有一些我不同意，我仍认为它值得讨论；因此，尽管有所保留，我还是回
答了他的问题。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格罗斯纳先生请我允许他在正筹划的一本书中
发表我那封信的下面刊印出的几个部分。尽管有些进一步的担忧，我还是应允了，
但只允许在他的书中使用：我保留了我的全部版权，并强调，他的书中我所写的部
分没有我的特别许可不得重印。然而不久，未经我许可，也未提到我的版权，在
《时代周刊》「Die Zeit］上就出现了一段摘录（标以极好的题目，“反对大词”
［Wider die groBenWorte］）。（在德国和奥地利，版权常常相当程度地被滥用。）
由于我那封信的摘录已被刊印过两次，在许多场合被误引，我决定在此不加任何修
改地重新刊印先前发表过的部分，尽管它有些咄咄逼人。我写道：
首先。回答你的四个问题（或四组问题）。
1．我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但觉得学校不很令人兴奋。我十六岁离开学
校，只是回来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Reifepruefung）。十七岁时（1919年）我仍是
社会主义者，但是（作为与共产主义者几次接触的结果）我已成为反对者。进一步
的（对于官僚的）经历使我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就得出这样的见识，国家机
器日益增长的权力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与国家机器斗争。
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与我的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相比）
我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在完成
我的第一本书之前（“认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Th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o
f Epistemolo－gy]，未出版，（1979年由莫尔[Mohr]在蒂宾根出版）我无意成为哲
学教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Discovery］出版于19
34年；1936年圣诞节我在新西兰获得一个职位。）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尤其是：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他拥有学习的特权和机会。作为回报，
他对于同胞（或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
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主要罪过——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
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继
续下些功夫，直至能这样做为止。
在维也纳哲学会议期间（1968年），我应邀参加了两次哲学家之间的电视讨论，
惊奇地发现布洛赫[BIoCh]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我们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我十
分诚实地说，我十分愚笨，不能理解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讨论结束时，主席沃尔
夫冈·克劳斯博士[Dr Wolfgang Kraus]对我们说：“请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在你看
来，什么是最需要的。”我是唯一做出简洁回答的人。我的回答是：“更多理智的
谦虚「Rather more intellectu－al modesty〕。”
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承认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的。
对新辩证学家的浮夸的言词他们会怎样评论呢？他们会找到比“浮夸”更严厉的词
语。（在我看来，列宁反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是非常杰出的。）
下面回答你关于构成我的著作的基础的社会问题的问题：
我的所有哲学著作都与非哲学的问题有关。我于1952年写过这一点（参见《猜
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第72页）：“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
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我列举了问题
植根于其中的领域的例子，政治、社会生活、宗教、宇宙论、数学、自然科学和历
史。





在《猜想与反驳》第一章（1957年）第33－38页可以发现对我的“科学发现的
逻辑”的这些“根基”的描述。（《猜想与反驳》尚未译为德文，因为我找不到胜
任的译者。［给你的」一本正在邮途中。）
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请参见我的以此为
名的著作的题献（第Ⅴ页），我的德文版序言的结尾（第Ⅷ页最后一段至第Ⅸ页末
尾）。
2．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予以详述。
3．此刻我正致力于保罗·阿瑟·希尔普［Paul ArthurSchilpp］编辑的“在世
哲学家丛书”［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的一卷中由我所写的部分。
（我认为这些书有几卷也在德国出现了，包括爱因斯坦卷。）我所致力的一卷称作
“卡尔·波普尔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它包括（a）一篇
所谓“思想自传”，（b）大约二十五个人的批评文章（包括几名科学家以及哲学家）
和（C）我的答复。
我目前的著作主要致力于反对物理学及其他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主
义与主观主义。我的著作和通常一样，是尽可能准确地系统阐述棘手的问题然后加
以解决的尝试。（甚至我的科学的、逻辑学的著作——例如，关于物理学的著作—
—也是解决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弊病相关联的问题的尝试。）
我也一再地返回到我许多年前曾解决的问题，以便使解决办法更巩固，或者探
索从我提出的解决办法产生的新问题——或者进一步探索新的联系。
这里是那些问题的清单：
划界的问题。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
在各种伪装下的归纳法的问题；包括行为倾向、共相和“本质”；定义的问题
（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性和定义的非本质性）。
实在论的问题（反对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问题与问题情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作用。一般的解决问题的问题。
客观性的问题。塔尔斯基［Tarski］的真理论；含量、真理含量、接近真理。
逻辑学（演绎法的理论）、数学、概率论中的客观性。物理学中的概率。时间与时
间方向的问题。
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地位。对自然选择论的改进（对进化趋势有选择性的解释）。
人类语言及其发展。政治建议的语言。
非决定论与选择。“第三世界”理论与逻辑和非逻辑价值的理论。
心身问题。大量历史问题，尤其关于理论史的问题（从赫西奥德［Hesiod］和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Presocratics］直至量子理论）。
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对于任何不了解我的著作的人有些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我略去了许多，我仍在致力于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参见我的出版目
录，尽管有许多尚未出版。
4．关于马尔库塞「Marcuse〕（我相信）我从未写过一个字。在我看来，卷入
这场恶骂是无意义的。（参见下面的第2点。沼泽！）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于1966年
在加利福尼亚首次见到马尔库塞（尽管1950年我们同时都在哈佛大学），但是我们
未讨论任何事情。对于马尔库塞，我的看法与我的朋友和同事克兰斯顿［Cranston」
相同。
关于唯美主义，我在《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第一卷第九章中已写
过（十分遗憾，此书的德译本很糟糕）。（参见罗歇·马丁·迪·加尔［Roger Ma
rtin du Gard］的书首题词。）大体上，马尔库塞只是重复了迪·加尔的书中穆尔
兰[Mourlan]所说的话。在《开放社会》第九章中可以发现我的批评。当然，我在马
尔库塞采取目前的态度（“消极哲学”）之前很久就在第九章写下那段批评，而迪
·加尔已于1936－194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
在我看来，法西斯主义者中的“理想主义者”与马尔库塞间的差异几乎微不足
道。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你的第2点。
2．你信中的这组问题涉及了很大的领域。我必须从我的认识论谈起。
你说阅读过我的著作；但是请再看一看阿多诺［Adorno］编辑的《实证主义的
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一书第103页上我的第二个命题［Second Thes
is］。这个关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命题是认真的。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无知，这十分
重要。因此，我们决不应当佯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
我在上面（第1点）所说的主要罪过——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简而言
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
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
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
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装正在流行！）
学生进入大学，由于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标准，于是就采用他所发现的标准。
因为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流于浮夸和纵容虚假的知识（这些
人似乎都极渊博），甚至健全的头脑也会完全发晕。那些对“统治”哲学的错误假
说愤愤不已的学生成了哲学的反对者，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相
信，这些假定是“统治阶级”的假定，认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会好一些。其实，
总的说来，现代左派的狂言乱语比现代右派的胡说八道更糟。
新辩证学家学到了什么呢？他们没有了解到解决问题和更接近真理何其困难。
他们只学会如何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
因此，我不喜欢与这些人争吵：他们没有标准。
知道这样一点也许会使我们感兴趣，即在学生骚乱的整个期间，在伦敦经济学
院的我的系（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系）中至今只有一个革命的学生。他有许多
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没有理由抱怨。我和系里的同事从未以权力主义和教条
主义的方式授课。我们总是（自从我1946年接管该系以来）要求学生只要听不懂或
有异议就可以起来打断讲课；他们从未被以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从未自命为伟大
的思想家。我反复强调，我不想使任何人改变信仰：我只是在学生们面前提出问题
和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当然我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因此我不提出任何哲学学说，或任何新的启示（不像你在信中提到的任何一个
人，除汉斯·阿尔贝特外）；我倒是提出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这些尝试性解决
办法通过批评受到检验。
这稍微说明了我自己和你提到的其他哲学家的巨大差异。只有很少的哲学家解
决问题。我不愿这样说，但是我相信我解决了整整一系列真正基本的哲学问题——
例如，象归纳法的问题。（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和通常一样——产生了新的和
丰富的问题。）
尽管我取得了这样多不应得到的成功，我解决了问题这个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
被忽视了。（在德国，汉斯·阿尔贝特是个了不起的例外。）大多数哲学家既不能
看出问题又不能看出解决办法，甚至近在眼前的时候也如此：这些事情简直在他们
的兴趣范围之外。
我不愿批评这些哲学家。如果批评他们，就是（如我的朋友卡尔·门格尔［Ka
rl Menger］曾说过的那样）拔剑随他们投入他们已陷入的沼泽，只能与他们一同陷
下去。（汉斯·阿尔贝特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他尚未陷下去。）我没有批评他们，
而是试图通过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建立新的、更好的标准。这也许听上去有些傲
慢。然而，我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关于马尔库塞还
是关于哈贝马斯[Habermas]我都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直至1970年3月26日在《泰晤士
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我的信为止，我正给你寄一
份该期副刊）。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的辩论》中的基本命题是（曼海姆「Mannheim」
提出的）这个断言，社会学中的实际知识与价值判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在
对曼海姆的批评中探讨过这整个论题（《开放社会》，第二卷，《历史决定论的贫
困》；还有《实证主义的辩论》，从第11个命题前的最后一段到第13个命题‘，在
那里我试图证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浅薄和不当，而不是错误。我的对手们只是
用旧的或新的词语再三重复曼海姆的命题，而不是提供对我提出的论点的认真讨论。
这显然并未回答我的批评。
我现在转到新的一点，它与你的哲学词典（在你的文章中）有关联，在这新的
一点中我批评这个词典。
5．我从不为词语进行争论。但是被哈贝马斯带入这场辩论的“实证主义”和
“新实证主义”这两个词有一部几乎可笑的历史。
（a）实证主义。这个词是孔德［Comte］引入的。它最初表示下面的认识论主
张。存在确实的也就是说非假定的知识。这种确实的知识必须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保
留。
（b）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批评者（例如，在《开放社会》中包括
我自己）论证说黑格尔的理论“合理的即真实”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形式：道德和法
律价值（例如公正）被确实的事实（流行的习俗和流行的法律）所取代。（正是这
种黑格尔的价值与事实的融合仍萦绕着哈贝马斯：是这种实证主义的残余使他不能
区分规范的和事实的。）
实证主义对价值（规范）和事实的这种混淆是黑格尔认识论的结果；而且，一
贯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者一定也是道德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者。如我在《开放社会》
中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
公理＝强权或者：
今天的强权＝公理；我同样强烈反对的主张是道德未来主义：
明天的强权＝公理。
（C）恩斯特·马赫的实证主义。马赫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在他们一些著作中
接受了贝克莱的感觉论：
存在＝被感知粗略地说，即：除感觉外，一切都不存在。他们把这与孔德的实
证主义相结合：知识由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解释和假定）构成。
（d）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把马赫和罗素的实证主义与罗素的“符号
逻辑的”数学哲学相结合。（这在当时和现在常被称作“新实证主义”。）
（e）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曾反对维也纳1930－1937年和英国1935年－1936年的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
1934年，我出版了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这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但
是，维也纳学派的领袖施利克［SchliCk」和弗兰克［Frank」十分宽容，把我的书
收入他们编辑的一部丛书中。
这种宽容的一个结果就是每个只泛览一下这本书的人都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
这导致了实证主义者波普尔这个人们广泛相信的神话。人们在无数论文、脚注
或从句中乱讲这个神话。一旦有人以这种方式“获悉”我是实证主义者，一旦他公
开表明这种观点，那么他后来一般就试图变更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便适用于我。已
经不时地发生过这种情况，尤其是那些或者根本未读过我的书，或者只是很表面地
读过的人，这一切相对地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词语的问题（“实证主义”）；
而我不为词语争论。
然而，我的主张与实证主义再相异不过了。（唯一相似的是，我对物理学和生
物学很感兴趣，而阐释学家对任何自然科学都丝毫不感兴趣。）
我尤其是：
反归纳法者；
反感觉论者；
理论和假定占首位的提倡者；
实在论者。
我的认识论意味着自然科学不是以“测量”开始，而是以伟大的思想开始；科
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积累或澄清，而在于大胆的、革命性的思想，然后它们又受
到严格的批评和检验。
就社会问题而言，我强调实际的态度：与邪恶战斗，与可避免的苦难战斗，与
可避免的缺乏自由（与人间天堂的允诺相比）战斗，在社会科学中我反对作假的习
惯。
实际上，我的主张和（例如）伽达默尔［Gadamer」的主张一样与实证主义相去
甚远。
你们知道，我发现——这是我批评实证主义的根据——自然科学不是以实证主
义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使用“偏见”的方法进行。并且在凡是可能之处，它都
使用偏见和可批评的偏见并使它们受到严格批评。（这一切可在《科学发现的逻辑》
中找到，1934年「1959年首次用英文出版」。）我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偏见”
一词，并表明谴责偏见的培根[Bacon]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参见我的小册子《论
知识与无知的起源》［On the Sources of Knowoledge and of Ignorance］，196
0年，在我的选集《猜想与反驳》中重印，尤其第14页。
因此：把我与伽达默尔相区分的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更清楚的理解，合乎
逻辑的真理论和批评态度。但是我的理论正和他的一样是反实证主义的，我已表明
对原典的解释（解释学）所使用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而且，我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惊
人地成功。许多年后，它被维也纳学派的尚健在的会员大量地接受，因此哲学史家
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能够这样写道：“实证主义像一场哲学运动所可
能的那样消亡了。”
我不看重词语和名称。但是“（新）实证主义”这个名称正是尚未阅读就加以
批评的普遍习惯的一个标志。由于你的哲学词典，我必须说明这一点。我不和那些
用这样的时髦语讨论事情的人进行讨论。参见上面的门格尔的话。这条途径只能导
致关于词语的烦琐争论的无边泥潭。我希望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研究更迫切的问
题。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没有时间，阅读和驳斥《科学发现的逻辑》的
任务就落在韦尔默先生[Hers Wellmer]的身上。在他的手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
方法》「Truth andMethod］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对立面。但是一切都不协调。）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我的主张的批评决非清楚。简言之：他们相信，由于我的
认识论（他们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它迫使我为社会现状辩解。换言之：我的（被
认为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迫使我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那是我对黑格尔
的批评。）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是（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者，
我的认识论却是知识通过理性与科学革命而增长的理论。「通过新的、伟大的思想。」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不知道他们在批评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关于价值与
事实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是源自黑格尔的道德与法律的实证主义。
关于所谓《实证主义的辩论》一书的概况。此书打错了旗号。此外：我的文章
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第一篇，实际上它引出其他各篇，是讨论的基础。它由二十
七个清楚、准确地系统阐述的命题构成，它们应当而且能够被讨论。然而我的命题
在这部篇幅很长的书中几乎未提到过，我的文章排在此书的当中位置，被淹没在词
语的大海中。我的命题和论据从未得到回答，而这一点却没有一篇书评提到过。这
个方法（何处缺乏论据，就用词语的洪流取而代之）成功了，我的被淹没的命题和
论据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这一切（也就是说，整个《实证主义的辩论》）简直就是在鸡蛋壳上走路，
毫无价值，行事古怪。
整体概况。尽管我几乎总是致力于清晰界定的科学问题，我的整个工作却贯穿
着一条共同的线索：赞成批评辩论——反对空泛的词语，反对理智的不谦虚和傲慢
——反对如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参见《开放社
会》英文版第四和第五版，第二卷，第393页）。我确信（参见《开放社会》）我们
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做到理智的诚实。
（因此，最顽固的反理智主义很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开放社会》中，我在对
虚假的预言家的上百次不同的攻击中谈到这一点，说得很直率。例如，我对雅斯贝
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做了几次很严厉的简短评论（参见《开放
社会》，第二卷，英文版或德文版，人名索引）。
你似乎想知道我拒绝与哈贝马斯教授进行讨论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理由。它们由（1）“实证主义的辩论”中从哈贝马斯教授为波普尔
和阿多诺的辩论写的跋的开头引用的文字（注意，至1970年3月26日止，无论关于阿
多诺还是哈贝马斯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和（2）我的译文构成。许多读者会认为我
没有提供原文的恰当的译文。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我是一个有适当经验的译者，
但是我也许太愚笨，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尽管如此，我尽了最大努力：
我迫切地想，
打开原书，
忠实地将神圣的原文
翻译成我所喜爱的德语。
只要意思清楚，我的翻译的目标不是避免外来词语（例如合作[coopcration]=
协作［team work］；对立［antagonism〕=反对「opposition］），而我唯一关注
的是使每个句子的——有些枯燥的——信息内容尽量清楚，即使这会使译文长于原
文。
哈贝马斯首先引用阿多诺的话，他十分赞佩他（第155页）。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我的“译文”］
社会全体除去它使之结为一体的事物和本身由之组成的事物外，并不过属于自己
的生活。
社会由社会联系所构成。
它通过其个别要素产生和复制自己。
这些不同的联系以某种方式产生社会。
把这个全体与个人的生活，合作和对立分离开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联系之间可以发现合作与对立；由于（如上所述）社会在于这些联系，
因此它不能与它们相分离；
和仅根据其功能而不洞悉整体不可能理解任何要素一样，而整体的本质内在于
个别实体本身的运动中。但是反之亦正确；没有其他联系，这些联系就都不能被人
们理解。
系统与个别实体是交互的，只能在它们的交互性中理解。
（同上）。
（注：此处所给出的统一性的学说人们已表达过无数次，常常表达得更好，但
每一次词语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现在哈贝马斯教授自己写道：
阿多诺依据范畴领悟社会，这些范畴并不否认它们源自黑格尔的逻辑学。阿多
诺使用了使人联想起黑格尔的术语。
他把社会视为严格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全体，它禁止依据它不仅是各部分的总和这个
陈述有机地领悟整体；
这就是为什么（原文如此）他不说整体不仅是其局部的总和；
整体也不是其逻辑参数可由融合它里面的所有要素来决定的类别。整体也不是（原
文如此）一类要素。
如此等等。例如，我们在同一页的再下面发现社会的生活相互关系的全体我们都以
某种方式相互关联…………或者在第157页
理论在要求我们在用句法联系的框架中随意构建的先验图式。不应不合语法地
系统阐述理论；除此之外，你可随意说任何话。
如果这些理论满足了它的多样性，它们在特定的客体域中结果是可用的。如果
它们是适当的，他们可被应用于一个特定领域。
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
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他们学会了那样做，他们教导
别人也那样做。对此绝对无计可施。甚至浮士德也不能改变事态。现在我们的耳朵
已被变形，它们只能听到大词。
人们坚信，如果听到词语，
肯定就有一些思想附载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歌德继续谈论这种魔术知识的巨大的潜在能量：
如果你思考不出
就请使个眼色，
我白告诉你全不要报酬。
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赞赏马克思的许多话中的一句：“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
成了德国的风尚……”。
现在仍然如此。
这就是我不参加这场辩论然而喜欢致力于尽量简单地系统阐述我的思想的理由。
这常常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