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创新必然带来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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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报 高素娜



谷文达装置作品《天堂红灯——茶宫》

　　以前卫艺术打破陈规

　　10月下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王朝大厦”被打扮成了一个中国亭子，超过5000个红黄相间的中国灯笼像外衣一样裹在它的身上，外立面上还有“茶食”字样，而大厅的内部也布置成了中国茶楼。这个被称作中国地标的《天堂红灯——茶宫》作品即出自谷文达之手。

　　“茶宫”只是谷文达“红灯计划”的开始。这个计划和谷文达先前的作品有着明显差异，红灯笼不仅是中国的吉祥物，还承载着谷文达的“文化野心”。谷文达坦言，他的野心是用中国的红灯笼包裹、覆盖中西各国的重要建筑，以独特的中国红完成与公众的对话，让一片片灯笼像红色的云朵般游弋于世界地平线。

　　谷文达的“红灯计划”是大型公众艺术项目，需要得到各地政府的允诺和配合。该计划五六年前开始酝酿，2008年在荷兰展出前夕，因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政治事件影响，当地政府拒绝签字而流产。而在比利时的成功实施，缘于中比双方合作的欧罗巴艺术节。

　　除“红灯计划”外，谷文达的很多作品同样惊世骇俗，引发争议不绝。他的第一个头发装置艺术《波兰纪念碑：住院的历史博物馆》，将波兰精神病院收集的白床单和当地理发店收集的头发覆盖在洛兹市博物馆底楼大厅、楼梯和藏品上，满地撒落的头发让波兰人想到二战梦魇，展出第二天就被叫停。另一个头发装置《以色列纪念碑：犹太人》也因为历史原因，引起激烈争议。1999年，谷文达的头发装置《联合国》被《美国艺术》作为封面介绍，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在这个重要杂志封面上出现。该作品也数度引发争论。

　　“我的作品一直伴有争议，从中国到西方一直如此。这表明，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是没有禁锢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倾向。”在谷文达看来，要成为一个有创新意义的艺术家，肯定会与现存文化产生碰撞，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若每出来一个新作品，大家马上就能接受，那很可能是这个作品没有独创性。

　　“得奖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符合现状的，因为评奖机制比较现实。我骄傲的是我作品中有很多的前卫文化，能够引起挑战、激发思考。”谷文达说，至于前卫到何种程度会被容纳或被扼杀，则需要自己去判断和平衡。“一个作品若完全是标新立异的，可能会自己扼杀自己，因为没人接受。在这方面，我的作品还是比较适度的，慢慢被接受了。”

　　谈及为什么要选择头发等人体材料作媒介，谷文达解释说：“只有人体材料，才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我的意图是用人发装置艺术和所有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每个人的头发中都隐藏着基因密码，都代表着每个人的个性以及种族属性。我的作品《联合国》系列出自全球各地400万人的捐献，这在艺术史上史无前例。人的头发可以作为政治、文化、种族和性别观念的表达，我试图把世界上所有人联合在一起，让不同的文化进入我的作品。”

　　“我的艺术离不开城市”

　　谷文达称自己是一个两栖动物，在上海生活24年，纽约生活23年，长期往返于中美之间，“基本像天平的两端”。

　　谷文达的父母是从绍兴到上海的移民。出生于上海的谷文达24岁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国画系，毕业后在那里任教7年。“八五美术新潮”运动中，谷文达以充满破坏力的肢解文字和具有改造精神的实验水墨画迅速蹿红，并成为当时的领军人物。1986年，谷文达的实验性作品在西安展出。该展以观摩展的方式对外开放，但面对主流美术界的巨大非议，最后被迫关闭。1987年，谷文达远赴美国，开始了另一段野心勃勃的艺术之旅。

　　谷文达不抽烟、不喝酒，在美国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不去美术馆、不去画廊，用他的话说，他了解美术的唯一渠道是“道听途说”。“不去美术馆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做艺术30年，那些太熟悉的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兴趣了。”他创作的灵感和信息几乎都来自网络，“两小时不在电脑旁就像少了一些东西”。

　　谷文达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我的家庭结构和别人不同，太太是设计师，俩人工作时都在家中。所以我离开纽约就变成单身汉，回到家就时刻和太太在一起，反而比国内的双职工家庭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谈及中美生活的不同，谷文达最强烈的感受是，周围的环境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中国人”，因而不自觉地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出国后见到了更多的文化和人群，思维更加开阔，也拥有了更多的国际经验。我在国内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理想教育，与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国内没有一家画廊，没有银行账户，一下子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给了我很大的心灵冲击，这些经历也是构成我创作的要素之一。因为多了一个参照系，我看中国时可能会更加清楚，我看美国时也比一般美国人更清楚。”

　　谷文达很满意现在的都市生活，他认为自然山川虽会带来一些灵感，但标志性的文化离不开大城市，像他这样的艺术家，离开大城市实际上就意味着失去生命。“你可以去体验不同地域的生活，但整个艺术运作、展览机制、市场流通等都是在大城市进行的，而不是在大自然、农村。”

　　在谷文达看来，当代艺术的前景取决于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教育，包括偏远地区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当代艺术的根基。让十几亿人立刻理解当代艺术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没有大部分人的理解，当代艺术就不会扎实、成熟。观众的口味决定了艺术的层面，因为艺术要生存就必须面向大众，大众不接受，艺术创作就无法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