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8, 2011

阎锡山放八路军入山西,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

 


(瑞典)郭冬成

 


  一、阎锡山英明一世,糊涂一时



  值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评说阎锡山的伟大贡献和他的某些错误,很有意义。阎锡山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在太原发动革命起义,开始领导中华民国山西省。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是中华民国的元老。他自1911年到1949年,主政山西省三十八年,几度叱咤中原大地,每每搏动全中国的命脉。他于1949年曾一度任行政院长,后逃到台湾,终老于台湾。他的政治生涯与大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息息相关,共生共灭。他在社会现代化运动和政治民主化运动方面,为山西省乃至为全中国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坚持地方利益优先的原则,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和参照,以建设中国未来的地方民主自治。

  然而很遗憾,阎公百川,英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于1936年对中共忽然有了好感,更于1937年把毛泽东共军放进了山西。他由此种下了无限祸根,后来祸及自身,祸及全山西,祸及全中华民国,祸及整个中华民族。本文就阎公的这一错误略加评说。
 


  二、阎锡山1937年放八路军进入山西,导致国民党1949年丢了大陆



  话从1936年说起,那是中华民国的多事之秋。日本大举侵华在即,张杨搞出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违心联共抗日,毛泽东共军绝处逢生,左倾思潮在知识界弥漫,等等。本来阎锡山很有独立自治精神,十分排拒外来势力,甚至得了个“山西土皇帝”的绰号。但在这种大气候下,却也动摇起来,信任起了共产党。1936年9月,阎锡山被中共地下组织所忽悠,在山西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0月,委任薄一波(阎的同乡)主持牺盟会的工作。阎锡山挂牌自任会长,实际上听任共产党人操纵。他发给牺盟会大批武器,纵容他们在全省各地发展。进而,阎锡山于1937年8月决策,让中共军队进入山西作战,隶属于他统帅的第二战区。说是执行国共合作协议,那根本上是阎锡山自己情愿。

  记得仅仅在一年半以前,1936年春,中共红军曾东渡黄河,进犯山西,被阎锡山打得惨败,重又逃回陕北穷山大沟,绝望透顶。而今同一个阎锡山,却把山西开放给了中共,并且给他们发钱、发枪、空开地盘。时局变化竟是如此难以逆料。从1937年8月,八路军开始大举东渡黄河,不出半年,其主力部队就几乎全部渡过了黄河,开进了山西。该部队包括一一五师的全部,一二零师的大部,一二九师的全部。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彭雪峰等进到了山西。几乎所有的中共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任弼时、左权、邓小平、陈赓、谢富治、萧华、萧克、关向应、李井泉、黄克诚、徐海东、罗瑞卿、杨勇、杨成武、杨得志,等等等等,都进入了山西。甚至八路军总部都迁到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全山西大地,中共战将云集。豺狼入室,可怖可怖。

  中共进入山西后,立即阳奉阴违阎长官,反客为主搞扩张,迅速建立根据地,建立党组织,扩充军队。中共的根据地,先是很快遍布山西的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遍布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恒山各大山区。进而以山西为依托向周边各省扩张,开辟出许多边区根据地,如晋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而更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建立和发展了冀察热根据地、冀北根据地、冀南根据地、山东根据地,支援鲁皖苏的新四军,等等。

  中共的党组织,北方局于1937年当年进驻太原,书记是刘少奇,公开组建和领导各个根据地党组织。除公开组织之外,其秘密组织更是因地因势而制宜,有敌占区党组织,有游击区党组织,有挂着阎锡山招牌的中共党组织,比如牺盟会,有打入阎锡山政权内的中共党组织。牺盟会的实际领导人是薄一波,到1938年底就拥有几十万盟员。盟员们赴各县区乡村当干部,借口国共合作,把共产主义扎根在基层。他们明里姓阎,暗里姓共,白天姓阎,晚上姓共。

  中共的军队,打着抗日的旗号和国共合作的旗号,在根据地大量征兵,扩充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则是扩建、改建、和创建中共地方军队,诸如牺盟会、新军、决死纵队、少先队,等等。“山西新军”,又称“决死纵队”,也是由薄一波领导,公开合法地大力扩军,到1939年底就拥兵四五十个团,上五六万人,于1940年归入八路军序列。回顾1937年八路军开进山西时,统辖三个师十几个团,约三万人。而到1940年,八路军就有了百团大战的实力。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更扩大到了几百个团,有上百万人的野战军部队。此外还有附属于正规八路军的土八路,即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又是一二百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945年末,中共的绝大部分军队乃分布在华北。而华北的共军乃几乎全部藏在山西及其周边根据地。而在山西,阎锡山固然占据着主要城市,但中共控制了几乎全部山区,也就是山西省的大部分领土,并公开活跃在城市周边地带,并秘密渗透在各个城市。从战略上看,在山西,农村已经完全包围了城市,中共已经完全包围了阎锡山。这时的中共已经有了“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毛泽东语)。共军在山西省在华北根据地,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与国民党争天下了。不出数年,中共果然打败了阎锡山,打败了蒋介石,占领了全中国。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阎锡山开放山西给中共,其历史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中共正是利用了阎锡山的那个错误决策,才得以走出了陕北,进入了山西。才得以进而由此开辟了山西根据地和山西周边根据地,才有了它1945年抗战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即,才有了贺龙等统帅的山西北部各部队,才有了徐向前(阎的同乡)统帅的山西南部的各部队,才有了聂荣臻徐向前统帅的华北野战军,才有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跃出晋南,而千里挺进大别山,才有了陈赓谢富治兵团跃出晋南而挺进豫北,才有了林彪率领中共中央部队迅速挺进东北,整编抗日联军,从苏军手里接管东北。而正是基于它在抗战后的那个军事实力,中共才胆敢于1945年假谈判真备战,蔑视《双十宣言》,于1946年悍然进行内战,于1947年悍然进行全面内战,于1948年主动寻求大规模决战,更于1948年和1949年以排山倒海之势,打下全山西,打下全东北,打下全华北,打下全江北,然后渡江南下,占领全中国。

  换句话说,阎锡山1937年的那一决策,作为一个致命的因素,导致1949年阎锡山自己丢掉整个了山西,导致蒋介石丢掉了整个大陆,导致中华民国逃到台湾一去而永远不能复返,导致中国人民落入史无前例的中共暴政而至今不能翻身。阎锡山的那一决策,在大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三、阎锡山曾力图挽救,但终无成效



  其实,阎锡山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中共别有一番大野心,意识到他这个阎长官根本指挥不动八路军,意识到山西未亡于日本却要先亡于中共了。他曾采取种种措施以图挽救。他曾于1938年6月,在山西省的吉县召开“古贤会议”;于1939年3月,在陕西省的洛川县举行“秋林会议”,等等。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定共军的活动区域,限制牺盟会的政治权力,审查牺盟会的干部名单,培养自己的国民党干部。他曾于1939年12月,对八路军、牺盟会、新军等共军实施军事打击。等等等等。种种措施虽然各有功效,但却没有根本功效,既无力打败共军,也无力赶走共军。毕竟,值此民族救亡年代,阎锡山若全力讨伐共军,显然有违天时。而且,共军已经在山西站稳了脚跟,处处凭借深山大沟根据地,能攻能守,可进可退。又且,中共借着根据地的后盾和支援,大搞统战大搞宣传。此时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大大不利于阎锡山了,而大大有利于中共了。阎锡山已经奈何不得中共了。他从1937年放共军入山西以降,其最大的心腹之患不是别人,正是共军,而且自始至终是共军,以至于十二年后,他本人被共军打出山西,追到南京,追到广州,赶到台湾。

  阎锡山于1949年8月10日在广州发表过一个讲话,题为《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对美国白皮书之观感》。他讲了八条原因,其中强调,中共搞欺骗宣传,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进攻性的;中共通过“没收”和“分配”的方法,而号召佃雇农造乱;中共以富人的钱、地主的地来收买穷人,然后以穷人的命搞人海战役;中共以赤化恐怖的办法搞征粮,粮食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而政府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中共用赤化恐怖的办法搞征兵,“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等等等等。

  阎锡山的这些分析当然都对。但问题是,共产党的坏本来如此,阎锡山你作为山西政府最高领导人该如何应对呢?历史清楚地表明,他当年把中共军队放进山西,乃是他的战略错误,乃是“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的首要答案。阎锡山后来是否承认过这一条,有待查证。本文评论那段历史,批评阎公百川,不以贤者讳了。



  四、共产党后来竟能渡过长江打败老蒋,阎锡山当初岂能守住山西拒阻中共?



  或有问,假如阎锡山当初不让共军进山西,而共军却强行侵略山西,情况又怎么样呢?阎锡山能守得住吗?在我看来,答案是相当确定的:阎锡山完全有条件挡住共军,共军基本上不可能打进山西。根据当时的情势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政治形势。当时的山西政治,几十年如一日,紧紧统一在阎锡山的领导之下。是的,日本的入侵必将大大削弱阎锡山的政治,不过那充其量等于说中共可能有机可乘,而绝不等于说中共必将因此得势。当时毛泽东中共的命运,在能否东进山西这一问题上,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中。如果阎锡山当时不是化中共为友,而是坚持反日反共两手硬,坚持御共军于山西境外,那么山西的政局必将是日阎争霸,即阎锡山领导的山西抗战势力为一方,日伪势力为另一方,而中共断然不会有任何机会进军山西。共产党既在山西没有军事基地,其政治活动必将微不足道。套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枪杆子不存,毛泽东将焉附?中外一百多年的共运史清楚地表明,共产党没有枪杆子的地方,其笔杆子从来难成大气候。何况山西远离中共苏区,远离中共赤化宣传,从来极少中共活动,中共势力在山西近乎于零。以阎锡山当时的实力,在抗战救亡之际,他有更好的理由和更方便的办法,以压制和取缔中共的一切活动。

  第二,地理形势。山西西部有黄河天险,有吕梁大山,是极为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共军要想从陕北打进山西,极难极难。首先,渡黄河作战是很困难的,兵书上的“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共军即使渡河成功,其暴露于滩头而仰攻山头,又是一大困难。再次,中共即使占领了黄河滩头,占领了河边山头,其面对的是吕梁山,是千条万条深山大沟,人地两疏,其如何安营扎寨,如何组织作战,如何补存弹药,如何立足生根,是千头万绪的大困难。共军有多少人可以填平黄河河滩,填平吕梁山沟?固然中共红军曾于1936年初东征山西,流窜暴乱于吕梁山区几十天,但那是偷渡突袭的战术成功,是打了阎锡山个冷不防。那时的阎锡山向来在西部疏于设防,谁会从陕北渡河来打山西的吕梁山?那时他还不曾领教过红军长征后的穷兵黩武。共军尽管偷渡突袭取得战术成功,但最后还是以东征战争战略惨败而告终。这一战争,有利于阎锡山加强西部设防,不利于共军再侥幸偷渡偷袭。

  第三,晋军。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带出了一支晋军子弟兵,晋军简直是老阎的父子兵。晋军既忠心耿耿,又能征善战。论其忠心耿耿,那是远远超过黄埔系忠于老蒋的程度的。曾记否,多少黄埔系高级将领背叛了蒋校长,而投降了中共,当了中共的元老,当了中共的民主人士?这类事儿在老阎的晋军那里,在既有的二十几年里是从未有过的,在后来也是极少发生的。论其能征善战,晋军曾几度跟随阎锡山,东出太行,逐鹿中原,争霸天下,军事上常胜不败,曾几十年保卫山西省免受外敌侵凌,包括1936年大败中共东征军。有人可能质疑曰,后来晋军抗日,屡遭挫折,可见晋军并非能征善战之师。此疑不然,因为当时的共军战力远不可与日军相比。阎军战力用来抗日固然常有力所不逮之处,但用来拒阻共军于黄河以西、消灭共军于吕梁山区,那在当时还是绰绰有余的。又须知,阎锡山在抗日中的很多军事困境,实际上正是由于共军牵制所致。倘若没有共军在山西的牵制,那么阎锡山晋军必可集中全力而抗日,其抗战成绩必将大为显赫。此为赘叙,按下不论。

  第四,武器。阎锡山的武器,大大优良于中共的武器。当时,阎锡山经营山西已二十五年有余,建立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兵工厂。而中共在陕北,根据地草创,没有工业,没有技术,没有现代工厂,没有现代兵工厂。其所有的武器不外乎是长征过来的几条破枪,而且弹药匮乏。在那穷乡僻壤里,谅中共也搞不出任何军工名堂。那时的共军,就武器装备而言,固然足可以打土豪斗地主,但根本无法与正规军作战,遑论再跨河仰攻山西挑战阎锡山。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其新的武器装备完全来自蒋介石和阎锡山。

  第五,阎锡山是军事家。他曾于清末在日本军校留学五年;曾在辛亥革命年间领导了太原起义;曾几度亲率晋军逐鹿中原,军事上常胜不败;曾于1930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统帅全国各方军政势力,与蒋介石中原大战;曾打败红军东征部队,等等等等。当然,阎锡山的军事能力可以打几个折扣,因为他几年以后败给了中共。败将不言勇了。但阎锡山的失败首先不是由于其军事能力,而是由于其1937年的政治错误。

  第六,蒋介石会支持阎锡山的反共立场。基于蒋介石是一贯的反共剿共领袖,基于其1936年的国共合作是十分违心的,可以推想,他内心深处是多么期盼中共能自取灭亡,或被别的势力所消灭。他只是受制于国家领袖的法人地位,受制于联共抗日的公开承诺,而不便于公开地反共剿共罢了。据此推论,如果有人要置中共于死地,那么蒋介石必然是心头大喜,绝不会诚心救援中共。蒋介石固然受其身份和协议的制约,而不便于公开阻止八路军入境山西。但是,如果阎锡山坚持阻挡中共进山西,那么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认真施压阎锡山的。皖南事变,可做参照。基于阎锡山的崇高声望和特殊地位,蒋介石更可方便地托词敷衍。
 


  五、感慨几句历史



  阎锡山于1937年完全应该挡住共军进山西,而且也完全能够挡住中共进山西,然而他不仅没有阻挡共军进山西,反而筹粮筹款发武器空出地盘,把共军请进了山西。这一政治错误,作为致命的因素,导致国民党1949年丢了大陆,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彻底灭亡,导致中国人民落入史无前例的共产党暴政。抚今而思昨,阎公百川的这一历史错误,令人耿耿于怀,难以原谅。

  讨论中国的近现代史,讨论今日中国的政治困局,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百周年,常有人讲什么抽象的历史规律。那些所谓的学问家,看上去博大精深,说穿了不过是故弄玄虚,或者是懒惰地念经而已。实际上人类历史的真相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也不靠神仙上帝。历史的选择归根到底乃是人的选择。说到今天中国人民的苦难,那也从来就不是历史注定的,而是人搞出来的。历史在人为,事在人为。好人搞出了好事,坏人搞出了坏事,好人犯了错误搞出坏事,如此而已。是人1911年搞了辛亥革命,是人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然后,依然是人搞了联俄联共,是人剿共不力,是人竟然使共军逃到陕北,是人搞了西安事变,是人保老蒋的命而国共合作,是人于1937年把八路军放进了山西,是人争当中共的民主人士,如此等等,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是民运的强硬派太强硬独断,是民运的温和派太温和迁就,是赵紫阳过分优柔寡断,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自己跑到美国大使馆逃命,是我们的民运领袖们竞相出国逃亡,是邓小平共产党人太残忍凶恶,如此等等,中国民运在北京一九八九年。胡平指出,在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历史上,在几次重大的转折关头,人们做出了巨大的错误选择,这才导致了中国今天的局面。信哉斯言。阎锡山1937年放共军进山西,正是其中一例。

  阎公百川向以英明老练称世,何以竟然铸下如此大错?值得研究。固然,是否能制止日本侵略中国,是否能预防张杨西安事变,那基本上由不得他阎锡山;但是否放中共进山西,则完全由得他阎锡山,完全取决于他怎么想。究竟他当时怎么想的呢?他要学习孙中山晚年的联共?他联共干什么,以求抗日,以求扶助工农?他在共产党问题上,是否太天真,太幼稚,太缺少想象力,太低估了共产党人的恶劣程度,以至于把这个穷凶极恶的人类敌人当作政治朋友?有一流行的说法是阎锡山联共是为了反蒋,此说未免太赤化、太荒唐离谱了吧?(完)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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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郭冬成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1年10月27日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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