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理想 ——— 一次以学术活动引导收藏的尝试(2008-12-04 21:43) 标签：杂谈



文/贾方舟

　　在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讨论中，常常只把问题集中在当代艺术本身，从而忽略了对其发展机制的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举步维艰，不在于缺少优秀的当代艺术家，而在于缺少一种强有力的体制的支撑，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体制作为其发展的保证。官方不认可，美术馆不收藏，又没有非官方的博物馆、基金会作其 “经济后盾”，而艺术市场又处在初期的、无序的状态，均难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有助于当代艺术的发展。

鉴于上述情况，从90年代初，中国的艺术批评家们就开始尝试为当代艺术寻找出路。1992年由批评家策划的“广州艺术双年展”，目的正是想把中国的前卫艺术推向市场，愿望虽然很好，但在后期被投资方左右了局面，使不少画家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投资方宣称要买下全部参展作品，大话不仅没有兑现，连参展的作品也不肯退，致使地处边远的参展画家苦不堪言。“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本是一个常规性的展览方案，但由于得不到稳定的资金来源，只办了两届，95年因找不到资金只搞了“提名活动”。为了使这一展览方案能够得以维系，我曾多方周旋，希望能说服一个有文化眼光的有钱人投资此项事业，终归都以失败告终，提名展也从此销声匿迹。

1996年，一个企业负责人向我征询开办画廊的事，我向他建议，办画廊现在不成熟，因为没有收藏群体。要投资艺术，不妨先从收藏开始，逐步积累作品，建立一个收藏家的形象，以后再做经营方面的事会水到渠成。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以“艺术顾问”的名义为该公司起草了一分份艺术收藏计划。计划中明确规定了艺术收藏的目的、宗旨、方针，以及收藏范围、运作方式等项。其中，在“收藏目的”中明确规定两项：一是为提高公司作为一个现代化企业的文化形象，二是以收藏艺术品的方式为公司的长远发展积累财富。在“收藏宗旨”中明确规定是学术性收藏。而且收藏的最高目标是建立美术馆。画廊只是馆属的一个部门，可使一小部分不理想的藏品进入流通。在“收藏范围”一项中规定：一，只收藏当代艺术作品。二，在当代艺术中重点收藏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三，由于经济力量有限，收藏方针进一步确定为：小范围的（即当代艺术中的某一块）、专题性的、低价位的（目标不在价码已经抄高了的“名家”），并且有艺术史价值和升值可能性的。在“运作方式”一项中特别提到，为提高公司作为一个“收藏家”的信誉和学术形象，扩大文化影响，拟在收藏的基础上举办一个“收藏展”，尝试以学术活动引导收藏，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投资艺术，促成一个收藏群体的出现。



这一收藏方案很快被公司采纳，我立即提出第一批收藏名单和经费预算并着手实施方案。与此同时，又起草一份举办“收藏展”的方案。在前后一年多时间的收藏工作中，特别注意到以下几点：



　 1、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和艺术作品应有的价值。考虑到投资方在展览上的投入较多，因此要求艺术家在藏品价格上予以让利，但不对艺术家的作品“杀价”，首先承认要收藏的艺术品的应有价位，然后再要求艺术家让利50-70%。其次，为体现收藏的严肃性，收藏手续也做得特别正规。这看起来是一个操作技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尊重艺术家、尊重艺术劳动的观念问题，而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收藏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充分考虑收藏家的利益，小心保护收藏家投资当代艺术的积极性。因为能够投资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实在太少。收藏家大多把目光盯在能够保值的名家身上。正在成长中的青年艺术家虽然很有潜力，但终究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未知数。所以这件工作不只是在为艺术家的作品找出路，更重要的是在鼓励和培育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帮助他们了解当代艺术潜在的升值空间。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多了，当代艺术家才有可能能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3、强调收藏的学术性。学术性收藏不仅是艺术家所期望的方式，也为收藏家所受益。以往的展览对投资方的回报方式是参展画家送一件作品给投资方，所送作品一般很难保证其学术质量。而采用收藏的方式则力求选择一流的艺术家和艺术家一流的作品。从而使收藏具有艺术史意义，同时也使藏品具有升值的可能性。许多想收藏艺术的人因没有艺术眼光而收藏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文化垃圾，有钱用不在地方，很是可惜。

4、有鉴于过去一些展览操作中艺术家的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在本次展览的收藏工作中，特别注意到收藏费要绝对兑现，不留尾巴，不留后患。到闭幕前一天，收藏费全部到位，个别几位未确定藏品的也在一星期内补上。至使这次展览与收藏活动中没有在收藏方与艺术家之间出现纠纷和不愉快的事。
展览结束半年后，公司将办公楼其中的一层改造成展厅，决定以此为硬件成立美术馆（这个速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想，在最初的收藏方案中，我只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目标），公司与我正式草签一份聘用协议书，聘任我为艺术博物馆馆长。并从签约之日（1998年10月12日）起正式上任。上任后，我立即起草了博物馆章程和年度工作计划。但事隔不久，公司有关领导听信了一些人的谗言，将博物馆的学术方向扭转到商业渠道，匆忙成立画廊，聘请画廊经理，准备将藏品出售。从而使我为该公司实施近两年的专题性收藏的努力功亏一篑。一个辉煌的开始，由于不能持之以恒，只能以悲剧结局。我当时的理想是：这个专题如果能连续作十年，这个博物馆的藏品就会是历史性的、独一无二的。

　　我为我的一个文化理想的破灭感到痛心即首，但又无可奈何。

从客观上说，该公司确实没有经济能力来维持一个非盈利的、哪怕是小型的艺术博物馆。对于一个还缺少经济实力的公司来说，做这样的文化投资是勉为其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转向商业也是必然的。但如能小心从事，也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我当初在作收藏计划时，将收藏方针确定在“小范围的、专题性的、低价位的、又有升值可能性的”范围之内，也是从公司的实际收藏能力出发。但即使这样，现在看来，这个方案也是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无论是实行艺术收藏还是建立博物馆，都是有文化眼光的企业家在有了足够富余的钱之后才可能做的事，只有在挣够了钱只考虑如何花钱时候有才可能做这种非盈利的事。而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大多还处在“挣钱的时代”而不是“花钱的时代”。所以，他们在超前地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难免捉襟见肘，举步维艰。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借助企业经济力量来完成一项学术活动、为当代艺术的归缩尝试一种可能性的努力，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方式。由于我国没有有实力、有远见的基金会支持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学术活动开展，而官方所支持的艺术活动又多缺少“当代性”和“学术性”，因此便只好求助于社会经济力量。但这又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企业的支持多是有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活动就不可能作得纯粹，常常在进程中要拖着一条“商业尾巴”。让做事的人倍感艰辛，还免不了用真诚换来各种误解、曲解和非议。为了成事，既要说服投资方立足于长远目标而非眼前小利，又要说服艺术家让利。而做事的人就更需要“唯艺术是图”，否则就又会增加一层难度。好在苦衷是自找的，无以抱怨。回想当年年轻的徐悲鸿为购藏西方名画以在中国建立美术馆，四处奔波，到处游说，惜人微言轻，无人回应。致使心中的文化理想无法实现，不胜惋惜。$j&|5~|8^Y[1]

　　但理想永远是美好的，即使不能实现，也会升华为一种精神，永照着你的生命之途，让你有信心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