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阿凡达》批判了一种资本主义“强拆”的现代性，同时它又以虚拟世界的愉悦预示了商业艺术的新未来。但我们在狂呼虚拟视觉的新突破时，却忽略了影片的另一个维度：人民的自主性。



《阿凡达》的故事只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叙事的外星版，从欧洲殖民者战胜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到中国的义和团。近十年好莱坞的电影模式是主题表现和人物塑造上不求新，只求人人都能接受的最简单的人类共同价值，即正义战胜邪恶，信仰战胜功利，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纯真男女的恋爱。电影叙事也总是千钧一发、生死脱险、最后一刻获救的惊险片套路。



但好莱坞电影的全部功夫都花在虚拟视觉的特技效果，几乎每两三年都会有一次视觉特效的虚拟技术突破。这就形成了《阿凡达》的结构的双重意义，即在价值观上的反现代性，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同时却又鼓励一种后现代的娱乐性。从《阿凡达》可以联想到中国经济近十年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和新特征，及其官方所采用的后现代文化策略。



强拆的圈地运动几乎在欧洲本土的资本主义早期及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殖民主义开发都曾发生过。影片几乎套用了美国侵占印第安人领地的早期西部片的故事模式，也影射了目前的美国大公司制度，《阿凡达》中的整个项目是由一家大型资本公司投资的项目，这个项目之大甚至可以使用雇佣军及先进的军事设备，但影片中却没有出现政府的影子。这是美国化的体制模式，即一切都是以资本雇用为特征。



但中国的圈地强拆不仅是一个资本与黑道雇用打手的模式，实际上还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在以往的好莱坞西部片中，美国只有在对付印度安人强拆圈地的时期，动用了政府力量。欧洲由于伴随着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同时并进，所以在欧洲本土没有出现政府亲自参与的强拆圈地，除了在海外的殖民地出现了政府与资本的联合体，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八国联军。



现代性主要是指两个因素：一是指使自然、生命和神性异化的机器工业和技术；二是指一个庞大的理性计划及其组织性的科层体系。西方社会在十九、二十世纪进行的两大现代性批判，即十九世纪的火车、工厂烟囱、机器工业破坏了人们的神性、风景感和自然本质，二十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法西斯纳粹动用了一个强大的集权体系和改造世界的规划。



这两大类似的现代性问题已经在中国不同程度的爆发，前者表现为资源消耗和生态污染、后者表现为中国拥有一个权力无限的官僚体系，这个中央集权体系在前二十年的经济成功崛起后，正在着手一项更大规模的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造，成片的推倒旧城，大规模的兴建摩天高楼和高速公路，铺设全球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和地铁网，使用行政手段组合超级公司和大企业，兴办大规模的教育产业和旅游业等。



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二百年主要反省的是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性，由于官僚体系在欧洲没有大规模地权力膨胀过，欧洲对体系性的政治现代性的反省主要发生在针对希特勒时期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命题。中国的现代性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科学的不甚发达和普及教育，对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性反思并不发达，反而因为鸦片战争的悲剧，在上世纪萌发了科学主义的崇尚。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现代性问题是掌控一切的行政官僚体系，这个体系正在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体系性改造，中国的未来的兴亡都主要取决于这个官僚体系是否能恰当的处置它自身的现代性规划及其资源的重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重点是在这不仅在圈地强拆的资本开发进程中的民权和民生问题，如保护社会权利，在民间和行政强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冲突中民间如何诉求。官僚体系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涉及文化生态和社会幸福的更高层次。人民不仅需要新开发区、快餐文化和流行消费，他们要保持在这个社会、自然和精神信仰已经一体化的生态。如果大树生态被现代性强拆，实际上是使民众的精神信仰无所依凭，也使民众的自主性格局被铲除。



《阿凡达》事实上提出了很多关于现代性对的人定义及其社会幸福的伤害，即社会空间的现代化改造，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房地产和资源开发，而是一个精神记忆、土地和民间自主性的生态维护问题。社会空间的性质是一个精神生态的附着体及其民间的自主性格局，目前，中国的一片片老城经常被一夜之间强拆干净，代之以新住宅楼和商业规划区，人们突然找不到记忆中的实景，恍如隔世；原来的邻里关系被拆散，人们被强行拆散到再分配到陌生的新社区；原有的商铺业主的客户突然不知道老店去向哪里，原有的商业链及其鲜活的街区文化荡然无存。



被强拆之后的现代性规划下的新城区，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社会空间，也不再具有社会自主性及其与原生态，而是被统一格式化的官僚现代性城市。中国近二十年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固然是中华民族所史无前例的现象，但现代化的理想并不是竖起一个个摩天城市，重要的是这一个个城市的生态不能仅仅代表官僚体系的规划意志，而是要维护或留存社会的自主性格局以及附着在这个格局中的多样化的精神生态。即使要现代化改造，也要保持一个社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的连续性，使其现代性进程处于渐变状态，社会和民间就不至于完全被“格式化”。



中国借助于庞大的行政集权体系进行“造成”或对旧城大规模的现代性改造，需要重新定义小康社会的理想指标，即人民光有面包、住房和娱乐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格局的自主性及其社群脉络，这是《阿凡达》所强调的。中国的现代化及其社会进步由一个庞大而开明的官僚体系大规模推进，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实验，但改革三十年之后，对这个掌握巨大权力资源的行政体系的要求在后三十年应该更高了，即这个体系不应该像《阿凡达》中的宇宙开发公司那样，在强拆社会生态以及地产环境的同时，把人民的精神寄托和自主能力一块儿连根拔除，人民生活在以此为代价的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种幸福。



《阿凡达》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模式，这个片子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和反讽，重申了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人的幸福及其社会的自治价值，这种严肃的价值诉求在理论上并不新鲜，但却能通过新媒体技术震撼的虚拟视觉，完美地融入商业电影和大众传播。而中国当代艺术在商业化之后，却陷入丧失严肃的价值诉求的困境，但这一困境却被《阿凡达》所完美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