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传统

现代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怪物，它像一辆飞车，一经发动便再也无法停止下来，它必须保持高速运转，人们不 知道它将开到何处，也不知道它是没有刹车的，没有人能够驾驭它。今天的世界经济除了保持高速增长，已别无选择。不如此，社会难以稳定。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的手段，一是靠制造消费，二是靠发动战争。任何停滞，即便是放慢的选择都会造成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对抗。

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理性化。现代性发 展所基于的逻辑是，人的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和科技是可以无限发展的，由发展产生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的。

常常能 听到的一个论调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逻辑缜密推理成分。而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正是这种西方文化中的分析思维倾向。分析思维把所有外部世界以及人类本身都 当作分析的对象，以自我为中心制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理性与非理性，逻辑推理与经验感知，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 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停滞 ……。分析思维带来了西方科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极端主义和无限发展倾向，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分离、分解、分割。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 社会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离……。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正是造成今天人类和自然一切灾难 的根源。

理性主义产生于十七世纪以笛卡尔、培根、牛顿为代表的哲学和现代科学。理性主义主张用思辨和推理来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识来理解和 验证自然，通过发展来扩大知识。西方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这种理性就人类、自然和生命的本质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而言，它是违背人性和自然的，是最大 的非理性。

理性主义让各种形式的唯物论占了上风，从根本上把人引向物质，最终形成一种致命的物质发展倾向。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依靠这种个人 欲望得到发展。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标志着现代化的开端。

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认为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自然只是被利用 的对象，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整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可操纵的——这些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思想 基础。

以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整个现代价值体系是导致人类生态危机和人的全面异化的最终根源。科技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所产生的物质力量正在毁坏自然，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毁人类亘古以来的传统和人类的终极价值。就如马尔库塞所说，“这个社会作为整体却是非理性的。它 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


现代性与“后传统”

伦 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把当今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将“后”与“传统”相连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概念来理解。而事实上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在 时空中延续和变异，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也包蕴着未来。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中(为现实乃至为未来) 来研究传统。传统不是来自于久远存在的简单事实，而是缘于不断的阐释，正是这种阐释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

传统的规范或道德内容，使它们 具有约束性。传统所表现的不仅是一个社会中“正在”如此做，而且是“应该”如此做。探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离不开对传统的思考。这不仅因为我们需在与传统的 对比中认识现代性，而且因为二者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如同天玄地黄，阴阳两道那样的相辅相依。

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重建了传统。吉 登斯说：“坚守传统和再造传统是权力合法性的中心内容，也是国家把自己强加给“臣民”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现代性摧毁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于现 代社会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称为早期现代性，也就是贝克(U.Beck)所说的“简单现代化”阶段，这个时期现代性与传统实 际上处在一种共生状态，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联的。传统在现代性的初期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发挥作用，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媒介，它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被不 断地建构和重新建构着。

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所谓“被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科学理性一直被现代人奉为圭 臬。而当今连科学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传统。作为现代性核心要素和工具的科学，也正在面临着与传统同样的命运。“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就此而言，科学权威也不例 外。知识所能带来的确定性已成为一种神话：我们越是试图开拓未来，未来似乎就越是让我们吃惊。因而，吉登斯把现代性喻为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巨大实验，人无 法控制其结果，也无法估计它在多大程度上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但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却都被卷了进去。当前人们对科学发出的疑问正类似于现代化过程中 对传统的质疑。

传统与自然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似或互补关系。通常所谓“自然的”就是存在于人类干涉范围之外的。传统一经被建构筛选之后，则 具有了保守的本质，准确地说它常常处于人类活动的“操纵之外”。然而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正是人类活动不断地且加速度地侵入自然的过程，即自然逐渐解构的过 程。今天我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觉到自然的终结。与自然逐渐解构的过程相伴的正是传统的消解。

现代性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早期现 代性阶段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高度现代性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面临我们 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可循的境地。这种情形或许是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的主要原因。


传 统和现代性

究竟是我们改造了传统还是传统消融了我们？是外部力量和强力意识形态摧毁了传统还是传统同化了那些力量？作为文化结构的传统 与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又是如何互动的？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在古希腊、中国、印度、这些地域， 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独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时代，被称之“轴心时代”。“长久以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中 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仅存的古老文明，历史上的元蒙和满清外来统治并不能摧毁中华文明的传统。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以坚船利炮做后盾的西方文化，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震荡裂变。辛亥革命，和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家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定只有“科学”与“民主”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效仿西 方，否定传统，在近百年中，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上世纪末的全球化终于将中国卷入了现代化过程。

我们显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吉登斯 说：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也是一个开端，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种社会秩序是一个全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被制造 出来—，这种社会是无中心的，因为它聚焦于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

无须赘述，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但无可避免的是西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模板，这个模板要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与特定的传统文化、历史、制度发生碰撞和改造。

传统具有一种有机特征：它们发展并成熟，或者衰微“死 亡”。传统也具有整体的实在性。传统是有上下文的，是一个文化的结构整体。这就意味着，不能实用主义地从中抽取某些“精华”而摒弃自认为的某些“糟粕”。 这种“取”和“弃”不仅对设定的目的徒劳无功，而且可能导致整个文化大厦的倾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整体的传统。传统也是动态的，它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 被建构和被重新建构，并不存在一种经世不变的固化的传统。传统并不存在“精心保护”的问题。

模式并不存在。“现代化”事实上是属于每一个 社会从自身的传统、历史、价值中去索求解决危机以及进步的过程。传统并不是畏缩、封闭、偏执与过时的代名词。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非从属于双向的、对立的 逻辑，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

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一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严酷的权力 和社会关系没有道义的成分。资本主义文明最主要的基因，是将实力征服理念尊奉为国家关系价值观的核心。由于这一本质因子的裂变，由此引发了二次世界大战。 对内的残酷原始积累，对外的战争征服和暴力掠夺。对人类存在构成灾难的，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孽生的无限度的贪欲。

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的 灾难，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过度开发的结果，文明发展并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难题。巨大浪费与极度匮乏并存，贫富两极怵目惊心。强者忙于巧取豪夺，弱者的反抗 在不断蔓延。西方文明打破了整个人类的自然进程，造成了人类历史在短短几百年中的突变。

面对如此的整体性困境，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 局面。政治臣服于资本，政治家们没有自觉感知的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天下意识。即没有高远的视野、也没有开阔的胸襟来平衡人类的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冲突。 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圆桌上争论的仍然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细节纠葛。

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的各种现代危机——资源危 机、生态的危机、以及基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危机。世界已不堪承受现代范式的发展。西方价值已成了人类的危险之源，身为西方人的汤因比就认为， 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来说，“在物质上是个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

世界文明的发展陷进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期，人类文明怎样才能走出这一 困境？


东方价值能做什么？

东方价值的整体观认为历史的演进不是线性，而应该是循环的。东方价值认为，万事万物在 时空上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一切行为都会产生后果。影响到自身和周围。这些影响是直接或间接的，暂时或长远的。这种整体的价值观念是东方一切认识和 判断的起点。

东方智慧是关于生命、自然，关于终极价值的智慧。东方智慧的精神高于物质，并按照这种价值来设计社会秩序，安排社会生活。东 方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将外在自我转化为内在自我；东方价值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断完善，而不是物质的无限发展。

东方价值重精神、轻物质。生产的 目的不是为了利润和积累，而是为了需要。东方价值是有节制的，因为它的价值是一种精神取向，一种内心敬畏。东方价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商人和科技 人才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这也是对科技和商业的制约。东方价值同西方的发展、创新、速度、效率价值是对立的。

东方固有的经济是自然循环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只有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修复才能达到基本平衡，由自然经济产生出来的是乐天知命 的心态。东方的智者认为，只有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给人带来安定，才是可持续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入 侵，东方社会将继续遵循自然和精神取向缓慢演进，明清之际的中国人文学者都已经在探讨有关社会的发展，新时代的意识已经开始在自觉地孕育。那种纠缠于“为 什么东方社会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类的讨论，完全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中国，显得既狭隘又无知。

伟 大的传统遭遇现代的挑战，现时的东方国家只能按照现行规则，无可避免在现代范式上追赶西方，以从根本上取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在观念上影响世界。

东 方国家在近代一直在进行着艰难的制度选择，在节节败退中坚守自己的价值。每一次历史关口的选择都与其文化价值相关。如何使东方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平衡，以重 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直在考验伟大的东方智慧。

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处在早期现代性阶段，传统的东西与现代性共存共生。长久以来，乃至当 下仍然不绝于耳的对于传统的藐视，勿庸赘言，那种西方式的冲动。就如鲁迅先生所喻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般。

用什么来约束市场和科 技的盲目发展？用什么来抑制如此众多人口日益膨胀的物欲？现代性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灾难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科技和强化市场职能来解决；而东方的逻辑则是，人 类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物质追求和个人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只会日益加深。

与西方民主和科学共 同发展起来的是过度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紧张冲突的异化心理。世界并不是越现代越好，也并非现代人更富于智慧。人类要想 摆脱困境，必须重建人类价值，重建世界秩序：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

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内敛有节制的。中国在过去几千年 里对周围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证明了这种价值的历史合理性。儒家传统虽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创，但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 虽丧失了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还有一点不同处。”只要我们找回了传统，也就找回了强国富民的精神之源。在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上， 东方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