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 没有地址的信: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三 发表于 2010-04-02 07:54:27 阅读 222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转贴七十年代初曾经流行这么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地回春，读书又有用了，那是在毛泽东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那番话之后。我进工厂先挖防空洞，虽不消极怠工，却也表现懒懒散散，不与时俱进，亦不擅世故，疏远支部书记和老师傅，混得不好嘛，防空洞竣工后被厂领导分配做了泥瓦工那是活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户外工种，风里来雨里去，酷夏寒冬，跟着我的第一个师傅许万林干了好几年。许师傅五十多岁，单身，独自蜗居在威海卫路靠近石门路一家弄堂老虎灶的阁楼上，他以工作之乐为乐，从无下班的概念，三餐吃食堂，全厂无可争议的劳动模范，公认的“铁人”，能中签做他的徒弟，我的境况可想而知。跟许师傅干一天活骨头要散架，几无偷懒之可能，我必须要设法逃避，时不时琢磨怎么混病假，一天半天也成，哪怕只是暂时的逃脱！我不可能成为劳模，也不想成为劳模，一想到我可能终身做一个泥瓦工就不寒而栗，我根本不敢想，未来简直如同深渊……母亲安慰我说，到底你在上海呀！是的，尽管听起来我比我那些在安徽插队的同学命好，他们的前途更是暗无天日，但他们至少一到农闲便可以溜回上海啊，天天睡懒觉，自由自在晃荡好几个月。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只顾眼前，没有长远规划，我不肯为将来牺牲眼前——比如为了混到一个好工种去拍支部书记和小组长的马屁，或埋头苦干假装积极，以期评上劳模入团入党最后混成脱产干部。何况，我也不是这块料，我读小学时连区区一个小队长都没做过，我鄙视那些班干部，直到走上社会我还坚持这么看，厂里的芝麻绿豆团支记班组长个个都那么巴结，我学不会，我是不可救药的啦。那么读数理化呢，也许能改变处境？自从“七二一”大学开办和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以来，推荐与选拔替代了考试，我知道我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没解决，我的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更不用说，基本就是一个落后分子……我自暴自弃，在那几年里我对我所生活的这个现实渐渐萌生了偏执的畏惧心与离异心，就我不合时宜的价值观而言（家人替我着急，多次劝我“靠拢组织”无果，说“侬有的苦头吃了”），当时所谓的大学和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在我眼里早已不值一提。

旋梁刺股，恶补数理化为时已晚，我所在的这家小厂只需要奉献体力与手艺。“工业学大庆”的七十年代，重在劳动表现，据说惟有埋头苦干才是咸鱼翻身的不二法门，不过我师傅许万林的活生生例子示范了我：如果你劳动表现好，你反而极可能一辈子永远驯服地这么劳动下去。当然，劳动也是有乐趣，或有成就感的，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劳动不仅辛苦、单调、繁重，而且会因数十年的漫长消耗而导致心身迟钝与麻木。我一进厂即开始公然抽烟喝酒，并非为完成一个做给自己看的成人仪式，其实理由很实在，就两条：一为缓解疲乏，二为自我麻醉。

我对工人阶级的崇敬，从“一月风暴”起就荡然无存，或许我从未崇敬过？上柴联司先与上柴东方红武斗直至被王洪文的工总司以藤帽加木棍血腥镇压，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解福喜血淋淋的街头照片至今萦绕不去。工宣队之粗鄙、暴戾、丑陋，我于欲向明中学期间就已领教，他们将犯有过错的学生吊在四楼窗口毒打，以恫吓胆小的学生为乐……高尔基在《在人间》里哀其不幸地描写工人的酗酒与野蛮基于高尔基的童年回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对工人阶级倾注的是同情而不是赞美则基于恩格斯的部分实地调查，都应该是可信的。我想马克思之所以使用“无产阶级”一词而不使用“工人阶级”一词肯定有所考虑，无产阶级是政治历史中一个象征性专用词，工人阶级却是社会调查报告或写实文学指涉工业社会兴起后产业工人群体的名词，后者根本没有什么先验的神圣性可言！马克思喜欢魏特林，是因为魏特林的思想才华而非魏特林的工人身份，就如恩格斯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毕生挚友绝不可能因为恩格斯是一个有钱的工厂主。马克思泡在大英图书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命运的，他没有工人阶级朋友，到他家拜访的全是慕名而来的国际流亡者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难怪后来列宁说“工人阶级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思想来自图书馆，思想来自记载思想的书本，只要你不读书，你就不可能有思想。马克思推崇的斯巴达克思非但不是工人还是一个奴隶呢，反抗奴役，获得自由，才是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正巧遇到的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是一向你们共产党在领导学校吗？什么叫“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果真如此，大家就把书给扔掉，统统去实践好了，大家其实一直在实践，正如他们一直在生活，《实践论》问世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实践，可见“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句话，只能从《实践论》中来，而《实践论》不过是一本小书，远不是实践本身，难道不是这样吗？话说回来，即便你讲的对，你也不是第一个，类似的意思，“三人行必有我师”，“格物致知”，古人早已讲过啦。反过来，错误的思想也只能从实践中来，错误的思想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难道是人脑子里固有的吗？当然也不是，那么好极了，“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只能都从实践中来”，那又谁对谁错呢？看起来都是没意义的废话……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答案现成摆着：从斗争中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部历史，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更是一部胜利者的历史，胜者正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论“九大”还是“十大”，开幕闭幕必信誓旦旦“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哪怕会议刚开完又搞分裂，一会儿陈伯达一会儿林彪一会儿江青）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什么老想着胜利连胜利？惟有永远胜利才永远正确嘛！

我也希望能喜欢一个具体的工人，现实中不易碰见，往往是书本里的人物——少年保尔·柯察金的布尔什维克大朋友朱赫来，出场寥寥，我却稀罕地随保尔的眼光仰慕这位身材魁梧的俄国男人：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是第二位，干过苦力，但他读书，尽管是为了赢得一个女人才疯狂读书；不记得《牛虻》中的亚瑟是否当过工人，不过他至少背叛了他的有产阶级神父。在那段时间我对有产阶级不抱好感，怜悯都谈不上，他们毕竟是享过福的人（我彼时相信“剩余价值论”，认为他们不劳而获），文革扫荡后，大家全变成无产阶级了，起码外表如此，一样的服饰一样的饮食，唯有在一些特殊场合，能够觉察到他们卑微的身影出没：那些显然在被监督劳动的人，那些一度保养得不错如今却营养不良的人，那些衣衫陈旧但依然透露出一丝没落气息的人，那些曾经养尊处优此刻又目光胆怯闪躲的人……他们和同样沦为贱民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不一样，他们的那种写在脸上的负罪感与可怜相，以及偶尔从无力的眼神里瞬间闪过的敌意和轻蔑（特别在他们面对某些来自底层阶级的人们时），会使我浑身不舒服。对不起，这一定是我当时的偏见，也许我太早读了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就留着血和其它肮脏东西”读了《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与《雾都孤儿》，偏见来自书本又强加到现实观察之中，几乎成为我日常生活里的下意识，这一要命的偏见长期尾随我，直到近几年陆续反省往事时，才开始受到我的重视。

弥尔顿长诗《失乐园》我是多年后读到的，设身处地替那些先被剥夺财产后被剥夺尊严的有产阶级分子想想，那种将怨恨深藏在心，不敢怒更不敢言，承受与屈就来自外界的一切侮辱，并用告诉自己剥削有罪的忏悔方式，想象自己前世欠了别人的债务，以便适应命运的突然向地狱坠落——被驱赶回原籍，“失乐园”，流放，无家可归，赤裸裸一无所有，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和煎熬？而我，我的家庭在1968年的变故对我的心灵打击，主要体现为恐惧，家庭被暴力侵犯，随之而来的家庭成份“敌我矛盾突变”，只因我年龄小，还没来得及深受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没有乐园经历，也就谈不上“失乐园”，我的心智健全，与我的少年时代没有遭遇根本性创伤有关，尽管这绝不表明我有任何资格为此暗自庆幸。同学、亲戚和远邻近舍的相似命运，减轻了那种迫害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心理承受力，我不知道由一个庞大的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共同体一起被迫承担的灾难，是否因人人有份而不可思议地被大家轻易遗忘，或还是另有被遗忘的其他原因，比如禁止与抹去。

人是境遇的奴隶，在他自顾不暇、脆弱、疲惫不堪的时期，根本难以觉察到身边之美，阳光、风景还有他最钟爱的书，即便经典，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出现，因他感觉粗砺，匆匆一瞥，居然就轻易放过。1973年冬我第一次借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白天劳动强度大，心境本就灰暗，沉闷压抑的叙述和拖泥带水的聂赫留朵夫性格令我顿生倦意，我翻了前面几章和结尾，心里一片虚无。之前我读过托尔斯泰晚年写的《克莱采朔拿大》（我父亲的藏书），一部以性欲为检讨主题的忏悔之作，唠唠叨叨，给我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重感。可能因为太年轻，我那时需要激情和遐想的点燃；指向灵魂，尖锐而冗长的剖析，对那个年龄的我为时尚早。可惜的是，由于初读《复活》留下的阴影久久不散，后来我对卢梭《忏悔录》、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都缺乏读完的勇气（更不要说粘粘乎乎的郁达夫了）。1973年，我没有经历，没有历史，既没有自我心理分析的必要更没有道德忏悔的必要，我看不懂他们，理解这类性格太累，我的生活里除了繁重的劳动，我的身体除了疲劳，一切已被抽空，我需要积极的精神，填充我，鼓动我，不然我会下坠；我已够胆怯，够羞涩，够无知；我需要强劲，需要想象与纵情……那年年底，我开始写读书笔记（以前只在书里划条条杠杠），但这不能让父亲发现（他最怕我写日记）。我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读书感想（或独立的看法）模仿成别人的语气，最后画一个破折号，署上“马克思”、“泰戈尔”、“狄德罗”之类的大名，与其它“书摘”相混合。我的读书笔记不涉及一点点现实，更不触及政治，即便可能会暗示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思想，我尽量写得晦涩、刻板、严谨，非常黑格尔或非常亚当·斯密（1974年我在上海图书馆抄了小半本《原富论》，里面夹了一二十段“伪作”）。这时期毛泽东正号召全国学理论，在上图，我不仅借阅到了康德和费希特，列宁《哲学笔记》和普列汉诺夫，还借阅到了贺拉斯和达尔文，我抄他们的句子，仿写他们，假托他们的名，无心插柳地为我以后的论述性写作烙下了受惠于欧式风格的痕迹（当然笼统说“欧式风格”也是不确的，姑妄言之），无疑的，在那个险恶境况中，我从未敢想过自己将来会以写作为职业……现在，此刻，我突发奇想——倘若1976年以降形势依然政治依然，我会发展成为一个使用假名的写作者吗？不是捏造子虚乌有的假名，而是冒用一个已经作古的著名人物名姓——如果一旦得逞，又会怎样？

回忆的感觉如在岸上回首，与“子在川上曰”差不多，与贺拉斯“农夫站在那儿，等着河水流过”亦差不多。普列汉诺夫《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我也是在1973年意外发现的……一个严冬的下午我坐船去崇明岛，到红星农场寻访中学同窗戴宪棣，宿舍空空荡荡，人们全在开河工地，天黑收工了，人声嘈杂，呼啦啦的起了纠纷，由远而近好像险些酿为械斗，戴宪棣也卷入其中，他一身黑棉袄，稻草绳系腰，赤脚蹬一双胶鞋，骂骂咧咧进屋，完全不像原来那个斯文的样子。这么冷的天，饿着肚子，他们还这么脾气暴烈，我惊讶不已，懊悔来的不是时候。但事情很快风息浪止了，一帮人坐在电压不稳的电灯下喝酒，我奇怪他们为什么冬天还要挂蚊帐……那个晚上人多，我和戴宪棣没机会聊天，临睡，他把他的床铺让给了我，自己则去其它房间凑合一晚。我一夜没睡好，房外寒风呼号，那尖利的声音酷似人的呜咽。我是拂晓前迷迷糊糊睡着的，等醒来，宿舍空空荡荡只剩我一个人。我从被窝里坐起来，太阳很高了，这时候，我看见戴宪棣床边的窗台上摆着一本已经翻旧的书：《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苏联马列经典作家，生前都爱论说文艺，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卢那察尔斯基不用说了，连“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也是文艺青年出身。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布尔什维克核心成员里，不但文艺青年多，而且犹太人多，卢那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全是。文艺青年，对社会不满，由幻想家转变为革命家、暗杀家、密谋家，他们是一个世界性的二十世纪现象，甚至可以将葛兰西、季米特洛夫、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纳吉、陶里亚蒂、恩维尔·霍查、齐奥塞斯库、杜布切克、胡萨克、昂纳克等等全部列入这份名单，他们擅辞令，精辩驳，仪表翩翩，文章漂亮。1974年在上图，我从“九评资料汇编”里发现，似乎苏共中央的信比中共中央的信写得好，撇开是非不论，行文间，气质与底子两者差距太大。为什么这里的文艺青年撑死出了一个磕磕巴巴的姚文元，工人阶级撑死出一个土里土气的王洪文（跟王洪文一起混出来的王秀珍陈阿大之流更等而下之）却永远不会出现赫鲁晓夫或瓦文萨？说到这里又不得不重提《参考消息》——即使篇幅如此有限地转载《真理报》或《消息报》的新闻评论，即便色厉内荏，即便强词夺理，新沙皇的御用喉舌都远远比《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笔杆子写得有文采。文学也是，《青春之歌》与老大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比，太小儿科了。现在更是每况愈下，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一蟹不如一蟹，装腔作势瞎七搭八，迟早要变成笑话……1974年中央文件多，号称“绝密”，抬头“中发某某号，各大省军区云云”，转眼逐级传达，扩散至全国基层老百姓，有这种尽人皆知的绝密？看不懂啊。下班开会，支部书记陈庆裘逐字逐句朗读完“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央文件，便声情并茂地传达“市里精神”，马老（即马天水）怎么说，王秀珍怎么插话，阿大（即陈阿大）又怎么布置落实，唉，那种语调，那种格式，至今我还耳熟哩！

我本无心学数理化，风水轮流转，转到学马列，总算有点意思了。但别高兴太早！你平时吊儿郎当的，上班不出力，捧一本马列是个什么意思？不过，至少我怀里老揣着《共产党宣言》你也拿我没法子。我本来就热衷马列哲学和马列政论，现在好，我可以悍然在厂里读马列了。这个事怎么看都有点喜剧化：我们厂五十多号人（我刚进厂时，食堂分给我一套搪瓷餐具，按顺序编号52，太巧了，沪语52与我名字谐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支部，有团委，有工会，有妇联，还有一个图书馆。学马列那会儿，《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工资、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自然辩证法》、《国家、家庭与私有制的起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类单行本，凡已经出版的，图书馆里几乎全有，今天说起这事我仍觉得不可思议——图书馆里所有这些马列著作，我当年可说是它们的唯一读者，太奢侈了。厂里老师傅们觉得我怪，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热忱有点难以向他们解释，我非党非团，读了这些东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啊。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没有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我专门去黄陂北路上图二楼阅览室抄深蓝硬皮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与第三卷……是什么吸引了我？我又在寻找什么？在一个严重曲解马克思却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中，马克思的魔力与磁性从何而来，我至今迷惑不解……马克思主义被粗暴地垄断了，但马克思不可能被垄断，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身不由己了：马克思的遗产，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的教条，马克思的蓝图，马克思的诅咒，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的煽动，马克思的风暴，马克思的浪潮，马克思的胜利，马克思的幻灭，马克思的幽灵……这些时过境迁的解释依然不足以解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如此害怕政治和现实的年轻人，沉迷于马克思究竟所欲何为。

马克思不能被垄断，列宁能被垄断吗？列宁著述之行文路数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甚微，我业余研究过列宁和列宁的文体，我学不了列宁，我不是革命家，我不需要在一个重要的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上说服我的同事或批驳我的对手。列宁是一个论战家，一个演讲家，一个战略家，他的风格咄咄逼人，是压迫性的和围歼式的；他的修辞是堆积型的，连续的副词加强了他主词的力量，进而使他所说的事实及逻辑听起来似乎不容置疑；他还是善用动词和比喻的高手，这又赋予他的语言以行动感及图像感，令他的煽动性演讲直接促成了行动力——对，列宁的演讲、辩论、写作就是行动本身，就是塑造历史本身；列宁不是解释世界的人，列宁是改变世界的人。列宁不是一个像被他讥讽为“等待必然性”的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历史唯物论者，而是一个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改变历史方向的历史唯意志论者；列宁的一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论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列宁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制造无产阶级革命并使它成功；列宁是灵活的策略家，为了新政权的生存他可以做出原则性的让步，《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与“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都表明了列宁具有政治家生存优先的绝对原则以及为生存不择手段同时又能给出一套道德说辞的双面性。在危机关头，列宁是坦率的，他直截了当，语言简化、明白、绝不教条……所有这些慢慢积累起来的心得，最终使我不再读列宁，因为在他，全部写作都必须走向行动；在我，写作只是写作。甚至于，写作可以隐秘地发生，以看不见的方式发生，在阅读中和走神时发生。这个区别，是由我的历史处境及我的逃避型性格决定的，它在若干年之后，幽灵归来般地使我偶然开始的文学写作生涯总是受到一种相反方向的双重缠绕：行动与不行动，卷入与不卷入，及物与不及物。

列宁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说的不是若干年之后，萨特存在主义在我心里迅速产生回响的根源居然是行动者列宁，而是发生得更早的一件事——1971年，我曾用画素描的木炭笔在一张整开的纸上画了一幅列宁肖像（一个多事之秋，我在家等通知，当时分配去向是山东莱芜煤矿，漫长的等待。我做好了准备，棉衣棉裤棉胶鞋棉帽，还有一只装满油画颜料的小木箱），因木炭粉浮在画的表面很容易污损，不好卷，我就用四颗图钉将它钉到了墙壁上。那时候我仅仅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见过他，小个子，秃顶，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两侧，老是和瓦西里在厨房里一块儿煮牛奶……有两年光景，列宁就这么一直在墙上凝视我们。逢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探家，偶尔会说起列宁与斯大林，“斯大林是暴君”，“政治最肮脏”，父亲总是重复这两句话，他还老把“斯大林”念成“斯太林”。有一天，父亲兴致不错，说想在列宁像前拍一张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战士。当时，父亲很喜欢拍照，他说他没有财产留给子女，只有一些惹麻烦的书，看来你们也不需要了，就留几张照片吧，人最后都要成为照片的。为了拍照，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凑了六十元钱，在淮海路旧货商店买了一台蔡司相机——这天下午，阴沉沉的房间里光线很暗，那时候哪有什么闪光灯，我把光圈调至3.6，速度五十分之一秒，父亲摘去眼镜，庄严地昂头站在列宁像底下，嘴唇颤抖，似乎在默念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