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建筑
作者: 丁达韦
日期: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北京报道——马岩松正在用一座座建筑重新编织城市的织体。在2002年获得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并在札哈·哈蒂（Zaha Hadid）的伦敦事务所担任项目设计师后，马于2004年回到了故乡北京，与早野洋介一同创立了MAD建筑事务所。在马及其同事的努力下，MAD迅速成为北京最具前瞻思想的事务所，在中国和海外建起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标建筑，它们本着当地的文化，重新描绘了自然和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得知MAD的《胡同泡泡32号》——一只贴附在某北京老住宅区的小型亮银色壳体——入围2010年英国生命保险设计奖“年度最佳设计”评选后不久，我造访了热闹的MAD办公室，和马岩松谈了北京的四合院，他对新亚洲建筑的展望以及即将和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一同进行的联展。



说说MAD创建的故事吧。事务所是如何起步的？团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我一直都想有一个自己的事务所。在美国毕业，并在伦敦工作后，我回到北京。我想请之前在伦敦的同事、日本建筑师早野洋介加入我们。我们谈了对亚洲建筑的新展望。我们在一起工作了3年，后来在东京开了一个小事务所。他现在是日本事务所的负责人。另一个合伙人党群是在美国认识的。在北京做了两年，我和早野送了很多作品去评奖，但等到实际的事务开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知道怎么造一个建筑，所以我请来了党群。她在美国做项目已经有十年了。最近有一个新合伙人——姜平加入了我们。五年下来我们大大小小已经做了十个建筑。我知道怎么建造和设计，但我们很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我们总是在谈建筑观念和建筑在社会中的角色——都是些抽象的想法——但人们关心的当然是你的建筑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姜平在芝加哥的SOM做了差不多有十年，在高端建筑方面很有经验。他给这个事务所带来了实践经验。

一个新项目的具体推进过程是怎样的？

一开始是一种情感。我们会和许多潜在客户会面，但我们只和我们喜欢的人合作。你能通过第一次会面判断出一个人能不能合作。然后我们到所在地寻找对这个项目的感觉。一旦了解了社会和实体的语境，想法会很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个环节非常快——可能见一次面，出一次差，我们就已经强烈地感觉到该做些什么了。如果你对相关的人和地点没有感觉，心里很难起反应。

刚才你提到，你和早野在创立事务所的时候想探索一种“新亚洲建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具体都有什么想法？现在你在这个领域的经验更丰富了，这些想法有没有改变？

起初我们只是觉得需要有个东西来把我们组织起来。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需要找个共通点，那就是亚洲。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人和自然在这一语境下的关系。我想这跟独特的亚洲传统有关，是一种可以把我们带向未来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我们现在在做许多大型项目，在这地方有那么多高楼和高密度的城市。但如果你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在日本和中国有很多小房子和花园，这里的人喜欢把建筑和自然融为一体。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垂直的城市，但这不是一个机器、一座雕塑；你可以过着高密度的都市生活，同时又享受到自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谈论这个问题。

这让我想到在黄都艺术中心的项目阐述里，你引用了作家老舍的一句话：“老北京的美在于建筑之间有‘空儿’，在这些‘空儿’里有树有鸟，每个建筑倒不需要显示自己。”能不能谈谈你是如何从北京的都市和建筑具体状况出发进行作品构思的？北京人和自然是不是有种特别的关系？

黄都艺术中心和我们其他的项目是很不一样的。之前我们做了很多所谓的地标建筑，没有任何语境。因为在许多新开发地块，建筑物周围还没有环境可言，所以我们的建筑就像是平地里冒出的一只怪物。但现在是在北京的中心，在这个作为传统博物馆的艺术中心周围全都是小房子。所以我们在考虑如何把我们的新建筑和环境融汇、整合一起来。我们发现北京的灵魂是庭院，一种空的空间。以一个院子为中心，环绕它的是作为边界的建筑物。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你永远无法清晰地看到某一个建筑。比如在故宫，空间有很清晰的秩序，当你穿过大的空间、小的空间、花园，你是在墙和墙之间移动，总是在空间里的。你不会把广场上的建筑一个一个分开来看。人是喜欢空的空间的，因为它能给树和鸟、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提供“空儿”。社交活动、人和自然的交流，这些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头等大事；建造一个实体的建筑已经是次要的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这种空间放到我们的新建筑里去。

但是——我继续艺术中心这个例子——我们的建筑是很高的，而庭院是一种在平地上的单层单元。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树种到空中，种到新建筑里去。建筑通过庭院的叠加来形成高度。所以我们的建筑是由许多平面构成的；在不同的平面上都有庭院和树，这样我们就有了空间的中央空隙。

这个问题对北京太重要了，因为正如你所说，社交生活是围绕着院子进行的，院子从根本上是一个平面结构，但这个地方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随着城市密度的加大，建筑必须直立起来。

没错。同时，像故宫或者胡同（一种狭窄的走道，两旁通常是四合院）这样的老式结构是以建筑的群体面目示人的，没有哪个单独的部分特别显眼。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顺着自然和建筑环境这个话题，我们来谈谈绿色建筑。比如目前正在天津施工的中钢国际广场（2007），似乎透着一种绿色建筑的新理念。你们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

我们对绿色建筑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梦露大厦那样的，我们希望在大都市的天际线上做一点曲线。这个项目是有阳台的，所以我们认为人应该可以在这个地方接触到自然，同时它还应该有自然通风和光照。所以我们就做了梦露大厦，同时我们还希望建造过程也是绿色的，因为高层建筑无论如何都会消耗大量的能源。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设计了一种蜂窝状的构造单元，它可以在工厂里批量、高速地生产。有了这种结构系统，建筑里就不需要柱子了。此外这种蜂窝结构还具备气候适应力和更高的能源利用率。所以这个建筑是利用高科技来实现绿色的。

在这之后，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重庆的大厦项目，叫做“重庆森林”（2009），建筑是由许多漂浮的平面组成的，每一层都有花园。它体现了我们目前的绿色建筑理念。不一定要有非常高的科技含量——在这个项目里，花园可以给办公空间带来很自然的感觉。与此同时，它的结构很简单，造价合理，而且悬梁平面还可以提供太阳能，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绿色建筑。以我们现在的理解，绿色建筑不只是技术问题。我想如果一个建筑能让住在里面的人感到接近自然，那它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你得把人在山水中游玩的感觉做出来——他们喜欢大自然，能够从中发现新的东西。我希望建筑能够起到传统花园的作用，能激发人去写诗。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绿色建筑，重点不是科技，而是人类精神。科技一直会变，但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切的基石。

我们继续谈北京以及那里的建筑，“胡同泡泡32号”获得了英国生命保险设计大奖“年度最佳设计”的提名。这个已经在北京建起来的泡泡只是一个提案，其背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有没有打算再多建几个？你觉得这个项目的前景如何？

这个项目起初是为了展览做的，没有打算真的去建造——它属于一个叫做《北京2050》的提案。这个提案分三部分，2006年作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卫星展《Mad in China_Venice》的一部分在Diocesi博物馆展出。我们打算通过这个来提出对未来北京的三个期望：高密度漂浮城市；天安门广场是一片森林；传统住宅区里有泡泡。我们的想法是，在老胡同里楔入更多的建筑空间，这样老百姓还是可以继续住在那里，同时又有供暖，有独立卫生间，有煤气这些东西，这样能够保持住邻里关系。我认为这是保护城市的一种途径。如果你只把建筑保留下来，人都得搬走——我觉得这不太好。有人以为就是一个泡泡，但那不是我们计划的全部。另外，它是在一个商业空间里的。我肯定会构思更多这样的空间，给居住环境带来一些变化——这就是初衷。这个工程定在2050年竣工[发笑]，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但想法就是这样。

为什么用泡泡这个形式？这种干预可以是其他形状的吗？

我觉得从空间考虑，泡泡是很灵活的。它可以插到随便哪个院子的角落里，可以是任何形状。同时，它的外观很浪漫，像一个梦，如果你上用反光材料，它的形体就消失了，这样你就能看到自然风景，房屋都融合到了它的表面。不过我也不介意去尝试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活，它可以改善他们的老房子，他们可以得到生活所需，可以世世代代继续生活在那里。

在做国内的市政建筑项目的时候，比如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造的鄂尔多斯博物馆，你们如何让当地政府官员和城市规划者接受如此新颖的想法，让他们最终认可你们的设计？

像这样的项目，需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话。在一个城市里，你只需要跟一个人对话就够了，因为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在鄂尔多斯博物馆这个项目上，我们之所以决定做，是因为那个地点非常的疏离——他们要在一片荒漠上建一座新的城市。在考虑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周围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壳，不管将来有什么，它可以保护自己。我们拿出设计方案的时候，掌权的那个人说：“我喜欢。看上去像个敖包。”（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石头堆。）看得出来。反正是圆的嘛。

还有一些人，包括市长，一开始是反对我们的设计的，但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接受了。我估计这个认可我们的人并不觉得它像个敖包；这是他的一个策略，让其他人相信这个项目的价值。事实上他是感觉到了这个建筑的未来主义气息。这是一个命悬一线的时刻，在每一个项目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一旦你从某个特定的人那里得到了认可，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预算或者技术问题完全不需要谈。

他们肯定特别信任你。

他们不是信任我。他们只是认为这个项目必须做出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事做成——他们不在乎代价。他们会去雇施工队，但一旦有问题了，他们会说：“这是你们的工作。想办法解决。”这样整个流程就简单多了。

从图片上看，这个博物馆漂亮至极。现在工程的进度如何？开始做室内了吗？

是的，开始了。难以置信——外立面做的非常快。只花了8个月。

知道附近会有什么建筑吗？

在我们开始施工后有一个图书馆也开始建了，但他们比我们早完工。建筑本身挺简单的，但样子很怪。外形看上去是三本书，到晚上会发出黄色的光。在中文里，“黄书”有色情书籍的意思！所以老百姓在拿这个建筑开玩笑。甚至政府官员也认为这个建筑里我们的博物馆太近了。他们想要把它给挪开，但那是不可能的。

说说事务所在做的其他事情吧，专题座谈、研讨会、活动，还有出版？这些事对建筑项目有什么帮助？

其实最初的两年我们什么奖也没拿过，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地参加了更多的展览。通过这些展览，我们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喜欢这些建筑的艺术家比建筑师要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自然就跟喜欢我们的人走的更近些了。然后我们发现做一些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思考未来，思考理想城市，总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把想法画出来也很有乐趣。所以我们就继续做展览提案。在我而言，这些事情都是一样重要的。另外我们还开始做“疯狂晚餐”，把不同的人放到一起进行圆桌对话，我们打算继续做下去。我如果对某个东西产生了兴趣，总是想跟别人聊；这可以做一个探索新事物的论坛。这些对话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获得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反馈。

我了解到你正准备和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做一个联展，4月会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说说这个计划把——是什么把你和埃利亚松联系在一起的？

2008年我们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做了一个《超级明星: 移动中国城》的计划。我喜欢埃利亚松的作品，而他也看到了我的《超级明星》，所以我们聊了起来。我们交流了彼此的想法，把自己的计划拿给对方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埃利亚松说：“我看到你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建筑计划，但我好奇的是住在里面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就给我们的对话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感到在建筑和感受之间存在一种很重要的关系。比如在我小时候，那些在胡同、四合院里的生活我至今还记得。这种建筑至今还在和我的记忆互动。有时候在其他地方也会有这种感觉，但不会总是有，因为对我来说，虽然建筑可以做的（比四合院）大的多、结实的多，也更醒目，但它们不应该侵扰人的感受。和埃利亚松合作很有意思。具体到展览，我们打算做一种空间体验出来。我们设计了一个相对比较空的空间，然后在里面创造一个环境，用颜色、光、雾来激发其他的感官体验，不只是眼睛。你在爬坡的时候是看不到很远的地方的，所以你必须相信自己的感觉。也许这个展能让你打开其他的感官，那些在大城市里已经很少用得到的感官。

你们现在正在做许多激动人心的项目。你对MAD未来五年的发展有什么展望？对事务所的未来有什么设想？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国际化，但我们身处在中国，这本身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挑战。要想实现这种高密度自然的概念，我们需要的时间远不止五年。我们必须把它彻底的概念化，把它们发展成设计，让它们得到认可——然后我们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来建造一个超级摩天大楼。我想要做成这件事。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就像一个中式园林——从中你总是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希望最终能够把这个系统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