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靖：奚老师，作为文化大流亡时期远去海外的艺术家之一，您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奚建军：1982年我进入中央工艺美院学习，学习期间就不安分，组织参与了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观念21”，前往西藏做了很多考察。1986年毕业后去英国，那时国内的政治、思想都比较保守，大批的知识分子，音乐家，诗人，艺术家都“文化大流亡”去国外寻找自由、民主、平等的空间，可以在那儿创作。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想去看看康斯坦布尔、提香和“蒙娜丽莎”的原作。86年理想实现，受到西班牙和巴黎两个基金会的邀请在这两个国家进行两年创作，回到英国后我特别想做一些研究，进一步整理自己。这时候又得到一个奖学金，进入英国著名的哥德斯密斯学院念研究生，接受严肃的英国文化教育熏陶。欧洲的文化背景对我的艺术创作方式影响很深。我和蔡元从1999年到2009年在英国做了十年的行为艺术，2010年蔡元开始自己做一些行为，我在中国又做了一些装置。这两年陆陆续续回来比较多。

　　高靖：在英国早期的作品中，哪个作品最早为您赢得名声?

　　奚建军：研究生毕业展的时候，我的一个作品“一千一百二十镑三十六P”引起很大反响，在一个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我把当时身上仅有的钱物一千一百二十镑三十六便士全部掏出来撒在地上，还有一些摄影和录像。这意味着，艺术就是要把自己全部无偿地揭发出来，钱是物质，但也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作品等于是把自己暴露在这儿，我就这么多钱，我把个人的身体、私欲全部倾其所有，像一个轮回一样把自己清洗干净，再重新开始。这个展览结束之后，我的身心感觉到了新的一天降临，仿佛人生重新开始!做作品应该是这么去看，一个作品做完了艺术家自己的生命和思考被刷新了。

　　高靖：谈谈您为人熟知的作品“跳上崔西·艾米的床”。

　　奚建军：1999年12月份在英国做了一个行为“跳上崔西·艾米的床”，崔西·艾米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个非常彻底的艺术家，但在中国介绍得并不多。她当时在泰特美术馆展出自己一件床的作品，这个床曾经是她失恋以后躺在上面一个多月没下来的床，一个多月里她在床上吸毒，看书，酗酒，这个床在那个时期是和她自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床上床下撒了一地女式提包、香烟、酒瓶子、内裤、避孕套。当时在英国有很多讨论，这是不是艺术?我们发现这床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舞台，艺术舞台，已经不把它看作一个床，“床”只是这个艺术现成品一个很小的含义。于是我和蔡元合计要在这个床上做个作品，告诉一些媒体叫他们到时候过来。那一天，我们就假装自己是游客，床的四角有四个保安非常严，突然蔡元大喊一声，我们四个人就从四个角落跳上去。我们得以在床上表演了15分钟：我们把酒瓶子拿起来喝喝，看看还有没有酒，把内裤拿起来穿穿，我们用枕头撕打，棉絮漫天飞舞。

　　高靖：作为整个作品的一部分，据说后来发生了一些有惊无险的故事?

　　奚建军：对。突如其来的这个行为使保安惊慌失措，美术馆所有门关闭，在我们的预测下，也是我们希望的后续故事里，两个华人艺术家当场被带到警察局，很多观众和媒体都对这个作品很感兴趣，到警局门口等待看是个什么结果。在警局度过的六个小时，我感觉也是很美好的时光，英国警察说“如果你们需要律师可以找律师，需要医疗可以找医疗”。这六个小时其实也是这个行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马上他们就意识到这是艺术家在做一件艺术作品，而且我是受过英国最高等的严肃艺术教育的，我的行为都是艺术行为，当初泰特美术馆和崔西·艾米都明智肯定了这是个艺术行为，六小时之后我们就像英雄一样从英国警局走出来了。做行为艺术很多结果和冲突是你预想不到的。这个作品很完整，整个程序的起伏，以及所接触的这些人，里面所发生的细节都充满了艺术色彩。现在我们和泰特美术馆都有很好的合作。

　　高靖：“两位艺术家在杜尚的小便池上撒尿”，无疑是您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一个作品。
奚建军：杜尚的《泉》是1917标志西方当代艺术起点的一个重要艺术作品。现成品进入当代艺术美术馆是第一个被承认的，开辟了一个现成品进入美术馆的新纪元。《泉》这个作品在英国，在法国蓬皮杜等世界上七个地方有七件原作。我个人觉得，在真正对艺术史做过贡献的伟大艺术家里，杜尚是最杰出的其中之一。2000年的时候，我和蔡元就一直想如果能在杜尚的作品之上做一个作品，和杜尚引发的艺术史发生一个来龙去脉的关系，他有来龙，我们有去脉，将会非常有意义。作为艺术作品的《泉》是一个非常美的装置，供人欣赏;同时它又是实用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这些器具发生最亲密的关系，你可以跟它发生情感上，肉体上的关系，是一种很了不得的关系，就像我跟妻子的拥抱一样美好。

　　高靖：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后续肯定也引发很大的争议?

　　奚建军：这个作品的最终含义是把杜尚的精神延续下来，在这个小便器上直接发生关系。那天上午我和蔡元就喝了两大瓶水，不想留下任何遗憾，希望能坚持时间长一点，更有意义一点。当时警卫很严密，一看发生情况警察就来了，我们很坦然很自信，警察说要跟我们谈一谈，我们觉得和警察没什么好谈的，我们要和泰特的Director谈，但当时Director不在。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完成了，录像、摄影都完成了，我们就走了。他要抓，也可以来抓，没有关系。之后，泰特美术馆来了一封信，说从此不让我们再进入美术馆。收到这个信，我们感到很可笑，我们都是英国公民怎么会被列入美术馆黑名单呢，这是没有人权的。第二天我们就拿着这个信又去了，没有人挡我们，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来验证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信是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信只是一种官僚的形式。这个作品在当时也很受争议，一些不搞艺术的也掺和在里面，我们不想理那个茬儿，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一些小市民不理解写信过来，我们回信劝他们应该去学习，去补补课吧，看看艺术史，这种争论其实已经不属于艺术范畴。过了三五年，这些作品才在国内有影响。

　　高靖：何种力量赋予您这样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行为艺术的探索和体验?

　　奚建军：艺术需要思想和巨大的勇气，做到与做不到就区分了有人是艺术家，有人不是艺术家。只有思想没有勇气，做不了艺术家。很多人有思想阅读广泛，但没有把他的心，整个情态投进去，艺术家是不能想后果的，先做!做出来，必须在严肃的思想境界里把作品构思好，然后就放手去做。如果你处处考虑后果，那你的思维还在世俗常人的意义上走。行为艺术是直指人心，最能打动人的。行为是直接和人对话，不是艺术品那种情感转化的方式，它抛弃了“品”的方式。让你当下受到感召!做行为艺术，很多突发事件和结果是无法料想和控制的。人生就像一幕戏剧一样，或者我是导演，或者我是主角。要玩就玩得彻底，心要跳，你不打动自己怎么打动别人，欺骗自己可以，欺骗别人就不现实了。

　　高靖：为什么中国的行为艺术在当代艺术中发展滞缓?国外的行为艺术现在是什么状况?

　　奚建军：亚洲受儒教文化的影响，提倡要“忍”要“和”，要自我修炼达到天人合一，不要说话，不要做出格的事，这跟西方是完全相反的，西方是主张你不要忍，要激发，要用你的气场带动别人。中国在85运动也搞了一批，后来被压下去了，这以后，二十年三十年都没能超过最早那一批的。其实如果能一直在中国延续下去，当代艺术可能更多元，更能带动文化活力。

　　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都是行为艺术非常发达的国家，英国对行为艺术投资很多，国家非常支持行为艺术，拨很多钱给这些行为艺术机构做研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艺术能在那里生存的一个土壤性的原因。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激进的国家，但讲究民主，不管说对说错，首先你可以说话，可以做。给你这个说的权利，不会有警察来的。

　　高靖：国内外的氛围差异很大，为什么还是选择回归?

　　奚建军：我是中国人嘛。可能再过十年，中国会变成一个亚洲艺术的中心，现在很多欧洲人，也陆陆续续到中国，生活、创作，邻邦的一些国家和香港、台湾现在已经把中国作为亚洲艺术的中心，这种状况有点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人去纽约一样。八十年代文化大流亡，现在大家又回来，过些年再来总结这种文化现象其实会非常有意思。

　　高靖：英国和中国在您的艺术图景中分别意味着什么?

　　奚建军：创作如果可以描述的话，可能前面是个景，后面有个思想之幕，很多东西都牵在一起。欧洲的背景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个思想之幕，包括艺术的视野和一种“智慧”。应该说，我大部分作品的创作背景、持续的灵感和思路主要是从欧洲带来。我的很多作品是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来创作的。

　　中国呢，我在这里主要是生产加工。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很大，在英国这些年我做了很多，也得到很多，遗憾的是，可能丢失了对中国变化最激烈时候的特殊体验，人嘛你也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但我一直在持续面对西方语境里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我前一段在瑞典用一百个沃尔沃轮胎做的行为“运动”，就是针对欧洲工业和倒退现状的一个反思。我现在两边都在做，当我身处中国的时候，我也会去尝试发现当下中国一些新的社会课题。

　　高靖：今年除了您个人的几个重要展览，还会有什么大的计划和动作?

　　奚建军：下半年我们准备在北京、西安和西藏做一个“国际行为艺术双年展”，主要在西藏，北京只是一个开幕式。一直以来，西藏还没有被作为世界行为艺术史的发生地，2010年准备在西藏做它一把!在西藏喜马拉雅的登山基地，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做行为艺术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