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要明确，我们自身的批评方法是什么，是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具有保守民族主义倾向的批评方法论，还是有新的建构方式，其标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国际话语权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什么样的批评话语才能支撑起所谓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在此提出的国际话语权与所谓的国家霸权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换言之，如果批评方法囿于学术范畴，那么，它与具有浓郁意识形态指徵的国际话语之间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只有厘清以上种种想到的或尚未想到的疑问，才能真正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学术思考与历史写作中，保持警醒之心，以防在消解一种话语霸权时却建构起另一种话语霸权，在反权威中又形成另一股更为保守的新权威，甚至在博弈过程中达成某种利益共谋。批评需要始终保持怀疑精神及不妥协的态度。因此，我对所谓自身方法论及国际话语权的说法心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