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幕后的繁华与罪恶：知情人曝年利润惊人(图)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文章来源: 搜狐博客 于 2010-05-31 2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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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幕后的繁华与罪恶：知情人曝年利润惊人(图) 搜狐博客
天上人间夜总会现已停业。
“天上人间”夜总会繁华与罪恶
“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大名，在北京几乎无人不知。
它号称“中国第一夜总会”，自封“京城顶级娱乐场所”，并以拥有众多年轻、漂亮、高学历的“小姐”和豪华设施，一流服务，专门接待有钱有权者为荣耀。
但最关键的是，“天上人间”以“有后台、有背景、关系硬”而著称。长期以来，人们只能愤怒地、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谁也动不了的地方”。直到今年5月11日，北京警方突击搜查以“天上人间”为首的4家知名夜总会，并勒令其停业整顿半年，人们才奔走相告：“北京警方高调查封‘天上人间’，向特权发起挑战。”
北京警方的这一战果，来之不易——“天上人间”繁华了15年，也罪恶了15年。但愿这个社会怪现状的缩影，能告别污浊，迎来新生。
夜幕下的突然袭击
查获557名陪侍小姐
5月11日晚，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大院里，气氛异常紧张。数十辆警车一字排开，警灯闪烁;近百名警察紧急集合，整装待发。指挥员命令所有人关闭手机，暂停与外界联络。凭着经验，大家知道将有重要行动。
晚上10时许，行动开始。警车分四路悄悄驶往三元桥、三里屯等方向。六七分钟后，其中一路警车停在长城饭店西侧副楼前，数十名民警一拥而入，突查位于一楼西厅的“天上人间”夜总会。
民警进入大厅后，出示证件并迅速对各包房进行逐一检查。
“诸位，打扰了。我们是公安局的，例行检查，请配合一下。”
看到警察，数名衣着暴露且统一着装的陪酒“小姐”开始恢复矜持;而一些“客人”则显得有些慌张，一时手足无措。随后，包房内陪唱、陪酒的“小姐”，均被民警带到夜总会的一个大厅内集中接受调查。数十名陪侍女子坐下后纷纷窃窃私语，有的还不时抬头看一眼现场的民警……
据最后统计，此次共在“天上人间”夜总会查出陪侍“小姐”118人。民警调查取证后，将所有陪侍女子遣散。
同时，另外三家顶级夜总会“名门夜宴”、“花都”和“凯富国际”也被突击检查。
在位于三里屯的“名门夜宴”俱乐部，当执法民警冲进三楼的一间包房时，数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陪侍几名男子饮酒、唱歌。这些年轻女子全部身着暴露的黑色上衣，黑色丝袜，还统一别有胸牌，上面有编号和本人的照片。
面对从天而降的执法民警，有的陪酒“小姐”脸都吓白了，立即正襟危坐。在回答民警的询问时，有的女子并不隐瞒自己的陪侍身份。但是，当面对民警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时，几乎所有陪侍女子都会用手遮挡或者捂住脸。在包房内消费的男顾客，也转头逃避或举手遮挡。
在“名门夜宴”俱乐部共查出有偿陪侍“小姐”199人。
5月11日晚，朝阳警方共从“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和“凯富国际”4家夜总会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当日，这4家娱乐场所被责令停业整顿至少半年。
会馆里的逃跑暗道
事实上，查处“天上人间”等4家夜总会，只是今年“北京市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这场大戏的一部分。这场专项行动早在4月11日就拉开了序幕，故称为“4·11”行动。
5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一个多月以来，警方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等违法活动的娱乐场所35家，取缔存在招嫖行为的发廊256家。警方共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
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设在出租房内的卖淫窝点到公开的娱乐场所，从街头搭识到互联网引诱，一律被列入警方扫黄范围。警方将对卖淫嫖娼这一社会丑恶现象，采劝零容忍”的态度，对存在卖淫嫖娼违法问题的场所一律关停，没收非法所得，函告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对存在搭识卖淫嫖娼的娱乐服务场所，一律停业，按上限处罚，并在媒体上予以曝光。
4月29日晚，警方突袭了位于朝阳区的“旺世豪门”商务会馆。当时，会馆外立着的牌子上写着“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字样。当警方冲进去时，却发现了大批衣着暴露的女子和一些来此消费的嫖客。民警在一间包房内，将一对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男女抓获。
警方发现，这家会馆组织严密，采取会员制以逃避警方打击;以装修为名不开大门，熟客由业务经理带进会所，并由“技师部主管”介绍“小姐”。同时，会馆内密布监控探头，在重点部位有手持对讲机的保安放哨，随时为卖淫嫖娼人员通风报信。该会所男宾部衣帽间的地板上，还有一个入口，底下是一条暗道，供卖淫嫖娼人员逃跑之用。
会不会卷土重来
5月11日被查之后，一些原本豪车云集的娱乐场所，如今个个门庭冷落。
在“天上人间”夜总会，除了每天有各路记者前来探访之外，已很少有人出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到晚上，“天上人间”附近，仍有一群不明身份的女子，不时向过路的男性招手示意，发出“邀请”。
“天上人间”歇业之初，一位记者曾试图走进它的大厅，但被站在门口的一名男子婉拒。当记者转身准备离去时，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凑上来问：“要不要找女孩子，‘天上人间’都关张了。我们是××国际俱乐部的，在工体那边。”随即，该男子打电话叫来3名女孩，一起上前纠缠这位记者。该记者以未带足钱为由拒绝，那名男子显得很不高兴，尾随他回到“天上人间”附近，并且放狠话进行威胁。这名记者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但他刚走到马路上，就有另外一群男女跟了过来，也是邀请他去某夜总会“玩”的。该记者只好拿出相机佯装拍摄，这群人见状立即散去。
几天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再次探访“天上人间”，巧遇一年轻男子来向保安咨询退会员卡的问题。该男子称，他看到报纸上说这里要停业半年，便决定过来退卡。对此，保安回答说，退卡事宜需通过电话咨询，他对此并不了解。但他又说，“天上人间”过两三天就会重新营业，这两天可以先去另外一家分店“玩”。
“天上人间”附近的几位居民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们都知道“天上人间”被查一事，并认为它确实“该查”。但他们几乎都有同样的疑问：6各月的停业整顿期之后，“天上人间”会不会又恢复“色情本色”?(记者张建魁)
钱色交易的“堡垒”
北京最顶级的夜总会
“天上人间”夜总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长城饭店西侧副楼。这里北临亮马河及燕莎购物中心，西临昆仑饭店，南临农业展览馆，是京城繁华、高消费的“金三角”地区。
有媒体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天上人间”最初由一家名为“长泰歌舞厅”的公司经营，法人是一位路姓的外籍人士，他在国家商标局首次注册使用了“天上人间”商标。据知情人回忆，当时的“天上人间”，规模并不大，经营特点也与现在有所不同。1995年，北京商人覃辉借款180万美元，接下了这家夜总会。
2003年，“天上人间”的规模和“服务质量”都得到了质的提升。经过改造，这里的营业面积达到约1.2万平方米，共有52间KTV包房以及餐厅和桑拿中心等，内部装修风格非常奢华。据说，在改造过程中，仅装修一项就花了1.6亿元人民币。“天上人间”由此成为北京最顶级的夜总会。
据“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官方网站介绍，它“已成为国外友人来京及国内社会名流的首选娱乐消费场所。夜总会配备国际先进的全自动娱乐操控系统，硬件规模在京城首屈一指。消费人群为国内外名流、企业家、国内外影视明星及驻华大使”。
这段介绍并无太多吹嘘的成分。据知情人士透露，如今，“天上人间”在业内地位之显赫，如同地产界常常提起的“地标性建筑”。很多商务活动被安排在这里，不单是因为其“设施高档、服务到位”，更因为其在同行业中地位高、招牌响。曾有媒体这样评价“天上人间”在目标消费人群心目中的号召力：“请人者，常以能在此待客显示其实力和排场;被请者，也会拿去过此地消费，而作为日后在人前炫耀的谈资。”
“高端服务”引来一掷千金
除优质的硬件设施外，“天上人间”更以其所谓的“高端服务”著称。一名曾到此“消费”的人士说：“这些陪侍人员的条件相当好，夜总会对她们的三围、身高、体重、气质有严格要求。全身穿粉色短裙，露着长长的玉腿，金、银色带钻的工鞋价值900元……一个个不能说倾国倾城，也可以说是如花似玉了……当天上的嫦娥跪在地上为你服务时，你还会吝惜500元甚至更多的小费吗?”
不久前，一篇题为《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消费指南》的文章，在网上红极一时。文中提到：“如果你不是外国人、不是公款消费、月薪不到1万元、没有人请你去，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去‘天上人间’夜总会消费。”“在‘天上人间’办理会员卡，预存额度从3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即使这样，如果你不预定的话，周末根本排不上队。因为90%以上的人是花公家的钱，所以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
事实上，很多到“天上人间”消费的人，的确有一掷千金的“习惯”。这家夜总会的包间，分为孝中、大3种，正常价格分别为2800元、4800元、6800元。另外，这里还有几间“总统包间”，价格在1万元以上。“总统包间”基本上都是大公司聚会和“名流”经常出入的场所。所有包间内的服务员，都采用跪式服务，而客人给服务生的小费最低也要500元。
据一位曾在“天上人间”工作过的人士介绍，客人仅仅是在里面吃吃喝喝所花的费用，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一说法得到了曾去过“天上人间”的赵先生证实。赵先生称，客人走进“天上人间”夜总会后，首先会有人递上热毛巾，然后就可以消费了。一瓶355毫升的普通啤酒价格为七八十元，一杯鸡尾酒要200元左右，而一瓶“皇家礼炮”威士忌则为5000元。“如果是在普通酒吧里，买这种酒顶多花2000元。”赵先生还透露，“天上人间”最贵的酒，要价是12万美元一瓶。
亏损下的“秘密”
长期以来，“天上人间”里“小姐”云集，成为一处权色、钱色交易场所。有报道称，在这里，客人可以在包间里与“小姐”完成“交易”，也可以把“小姐”带出夜总会。靠着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天上人间”一直生意火爆。进出其大门的，依旧“多是京内外权贵、富豪等显赫人物”，且多以公司性消费为主。
有报道称，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几位税检人员受邀参加了“天上人间”的抽奖活动。他们惊讶地看到，仅在KTV包房和迪厅这两个区域，宾客当晚就消费了80万元，折合每平方米产值高达450元/天。显然，“天上人间”没少发财。然而，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资料却显示，自2003年至今，“天上人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种反差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天上人间“红粉军团”
“红粉军团”的诱惑
无论在网上还是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天上人间的小姐”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有人说，那里的女孩子个个身材高挑、美艳如花，还精通外语，其中不乏高学历的大学生、时装模特，甚至还有艺术院校表演系的“未来女星”。还有人说，这里有“十大金牌头牌小姐”、“66人红粉军团”。另有传言：“‘天上人间’往日的老板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
网上还流传着很多“天上人间小姐的工作照”，照片上多数姑娘上身只套一件透明的衬衫，下身只有一条窄小的内裤，隐私部位若隐若现，让人大跌眼镜。不过，一个自称“行家”的人，对这些照片嗤之以鼻，说“这全是假的，是澳门夜场的宣传照片”。他肯定地表示：“只有站街女才会这样‘全真空’招客。‘天上人间’的‘小姐’讲的是气质，她们确实会穿得很漂亮，但不会那么暴露。其实，半遮半掩才更勾魂。”
起步价就要1000元
“天上人间”的“小姐”们到底是怎样一群女性?
据知情者透露，那里的“小姐”的确会让许多男人魂不守舍。一位“天上人间”的顾客，回忆起了他第一次去那里时的情形：“我们是晚上10时左右到的，一问门票还真不贵，可进去以后大家就傻眼了。从门口进到里面，看到无数靓丽可人的女孩在周围匆匆而过。到了大厅，里面有穿兽皮的女孩在跳钢管舞。朋友找了个地方坐下想要杯饮料，一看价格，吓得没敢要。不时有穿短裙与露背装的‘小姐’过来和你聊天，当然(陪聊的)价钱不菲……这里的‘小姐’出台，一晚上最低三四千元。后来经多方打探，这里有几个京城头牌，一晚上没有五六千元拿不下来，还得预约。不过，价钱高，‘小姐’的素质也高，听说有许多是京城高校的女生兼职的。”
另一位“天上人间”的顾客回忆说：“我刚走进大厅，就看到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坐在那里，勾魂的眼睛都朝我看过来。她们主动迎上来，要和我聊天。女孩子中还分成学生、普通女生等类型，客人可以挑。聊天的起步价是1000元，聊得好可以带走，价格另算。”“一般情况下，男士刚坐一会儿，就会有十来个女孩过来问：‘帅哥，和你聊天可以吗?’如果你愿意，她就会向你介绍行情：出场3000元，包夜5000元。我遇到过一个‘小姐’名叫凯莉，身高有1.72米，说是某舞蹈学院毕业的……看起来特别火爆。”
挑选标准很严格
5月20日，本刊记者打开“天上人间”的官方网站后看到，首页的最上方是一个搔首弄姿的女郎;页面正中，几张美女照片一刻不停地来回滚动着……记者点开“在线招聘”一栏后，发现其内容已经改为：“停业整顿!停止招聘!”但“优秀员工”一栏仍然在展示7张年轻女性的照片，其中5人属于“模特部”，另2人属于“公关部”。她们个个面容俏丽、姿态撩人。但第二天中午，这些照片被撤下了。
据透露，“天上人间”的包房都有专职服务员服务，且都是女性。包房服务员的身高必须在1.65米到1.75米之间，年龄从18周岁到28周岁;还得熟练掌握普通话和英语，至少要有大专学历;上岗前必须接受30天的正规培训，以掌握必需的服务知识。这些服务员的工作时间是晚上8时30分到第二天凌晨2时，上下班时从员工专用通道进出。她们的薪水为底薪3000元加“包房提成”(即包房内顾客消费额的8%到10%)。
有报道称，“天上人间”的有偿陪侍人员也就是“女公关”，她们有的来自艺术院校，有的是高校研究生。据一名曾在“天上人间”管理多名“小姐”的“妈妈桑”介绍，“招募(女公关)的标准以气质为主，身高在1.68米以上”。女公关分为“公主”、“白领”等，主要工作是坐台和陪客人喝酒、唱歌等;坐一次台至少赚两三千元，一名坐台“小姐”一晚少说也能挣3000元，“妈妈桑”从中抽取三成。
一名自称熟悉“天上人间”内情的人说，客人和“小姐”可以在那里聊天，也可以把“小姐”带出去。但“小姐”们“也不是遇到什么人都愿意出台，关键是看你能否满足她的胃口。这些小姐都腰缠上百万，她们的眼光都很高，她们的猎物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
开宝马的“小姐”和暴死的“花魁”
“‘天上人间’的‘小姐’开宝马上班”，也是流传甚广的传闻。但实际上，那里的“小姐”们开的车多数是富康、大众POLO、别克、现代这样的中档车。很多“小姐”虽然有钱，但并不开车上班。这是因为，她们有时要陪客人喝酒，只能搭乘出租车来“上班”，或者请一名司机专门接送自己。
“天上人间”的“小姐”们，多数贪图“快速富贵”，希望捞到一笔钱后就“金盆洗手”，找个不知其底细的男人嫁了，或者自己去做生意，转换人生轨道。但有“天上人间花魁”之称的梁海玲的死，让很多“小姐”心生寒意。
曾为“天上人间”夜总会“工作”了10年的梁海玲，身高1.72米，体重45公斤。客人们说她“丰乳细腰，媚态横流”，声音像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态度比林志玲更温柔。当年，她被称为“天上人间四大头牌”之首(其他三人是司灵、李欣、张晓燕)，包她一夜的花费在5000元以上。据说，她很有头脑，早就看准在风月场上厮混只是暂时的，所以，她除了晚上做肉体交易之外，白天还与商界名流做点“正经生意”。不过，也有人嘲笑说，她的“正经生意”都是靠不正经手段做成的。
在“天上人间”“工作”期间，梁海玲赚了不少钱。有人记得她最常开的车是一辆价值数百万元的奔驰跑车。但似乎，金钱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2005年11月，在位于朝阳区知名住宅区远洋天地的家中，她被人活活勒死。警方清理出的她的遗产，竟然多达1000万元。据警方判断，可能是她包养的两名男子将其谋害的。
梁海玲死后，“天上人间”很快就又出现了一位“第一小姐”。她叫冯珠珠，其风头一点都不亚于梁海玲。据称，冯珠珠是某艺校的学生，以清纯的学生造型和出台一次8000元的价格，很快红了起来。此外，“天上人间”还有不少“传奇故事”——大堂里有一个“红粉军团”，人数常年维持在66人;澳门来的“三姐妹”，每月11日到15日出台，每次1.2万元;还有一个“小姐”，出台一次的价格是9029元，因为她觉得这个数字吉利，所以客人少给一分钱都不行，多给一分钱也不要。这些说法真假难辨，“天上人间”的名气却在这些传言中越炒越大。
如今，“天上人间”被勒令停业整顿半年，“小姐”们也回家了。半年后，她们是否会回到这里，或者这里是否会出现一批新面孔，得取决于北京市公安部门扫黄决心的大校(特约记者黄诗谷)
“卓京系”股权控制图
神秘老板幕后十年
覃辉有两个头衔：一个是“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另一个是“天上人间”老板。比起前一个，“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显然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吸引普通大众的兴趣。尽管覃辉的弟弟、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早在2005年，他和覃辉就已转让了“天上人间”的所有股份，如今只致力于影视投资，“天上人间”与星美已经毫无关系。但毕竟，“天上人间”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名气，与覃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摆脱干系，谈何容易。
从“人间”到“天上”
今年42岁的覃辉祖籍四川达县，其父任职于航空航天工业部五二九厂，母亲曾是达县教师。覃辉出生并成长于北京，他中等身材，相貌英俊，颇善交际。
覃辉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之后也曾在广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职。1991年，覃辉自立门户，组建了卓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卓京商贸当时做钢铁材料和废料的进出口，主要是铁矿石的进口。这一生意在今天看来寻常，但在当时因为国家管制严格，能够取得牌照并不容易。
1995年，覃辉买下了京城著名娱乐场所“天上人间”夜总会。他自己也从“人间”到了“天上”。
接手“天上人间”后，覃辉对这家夜总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决心“要让‘天上人间’变成北京最好的娱乐场所”。据说，他严格挑选女服务人员，不仅对她们的年龄、身高、三围尺寸设置明确的标准，还要求高学历。
在覃辉的治理下，“天上人间”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天上人间”带给覃辉的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批权势人物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些模特和美女，也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
熟悉内情的人认为，“天上人间”的年利润至少在2000万至3000万元。这意味着，到2005年覃辉“出事”，10年的经营中，他至少赚了2亿多人民币。与此同时，覃辉开辟了另一战场以实现资本运作。2000年6月，覃辉、覃宏兄弟和人合伙组建的卓京投资控股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4800万元。这家公司后来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并购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业界有名的“卓京系”。2001年9月，“卓京投资”和同属“卓京系”的另一家公司重庆长丰通信共同组建了星美传媒集团，注册资本为3.2亿元。覃辉先将“卓京投资”旗下与传播有关的公司转给了星美，随后成立多家“星美系”公司。
“星美系”成立后，覃辉开始朝着传媒帝国的庞大目标前进：并购北京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唯一国家级电影档案收藏和研究机构;并购飞腾制作，因此拥有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影视基地;并购北京东方正艺电视艺术公司，成立北京星美东方电视艺术有限公司;后来还把知名演员姜昆的昆朋集团收入囊中。
星美传媒集团近年来拍摄了多部影片，大家熟悉的有《如果·爱》、《青红》、《投名状》等。青年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得以顺利拍摄上映，也与覃宏的努力运作密不可分。该公司目前签约的演员有高圆圆、贾静雯、张延等，导演陆川和王小帅也在其旗下。星美传媒集团还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组建了院线公司，在全国有百余家影院。尽管代表星美传媒集团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覃宏，但覃宏自己也曾说过：“从小到大战略上都是他(覃辉)做的，我本人更侧重于业务和经营上。”
靠行贿筹巨资
时至今日，曾与覃辉打过交道的人，大多认为他是个“准黑道”人物，仰仗夜总会培植的关系横行市里，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缺乏诚信。他获取大笔贷款的主要途径是靠行贿。
在2005年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案中，覃辉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涉案的民营企业家。在张恩照于2001年至2005年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期间，他先后19次收受他人高达419万元的行贿款物。其中，覃辉的行贿金额排在第二位。富有戏剧性的是，覃辉第一次向张恩照行贿的地点，就是“天上人间”夜总会停车常在那里，覃辉给了张恩照1万美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覃辉的发家地——“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另类”作用。
2003年4月，在张恩照的岳父患病住院期间，覃辉委托密友送给张恩照之妻张俭10万元。为了结交张恩照这个手握重金的建行行长，覃辉还极力逢迎张的儿子张纪纲。2005年春节前，在北京出差的张纪纲接到覃辉电话，两人约好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见面。见面后，覃辉掏出准备好的信封，放到张纪纲面前的桌上说道：“股票赔了20多万?没问题，算我的，过年了给你点零花钱。”
覃辉后来向警方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态：“我想这只股票是我推荐给他买的，他电话里跟我说赔了，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是和他父亲张恩照乱说，会影响我和张恩照的关系，干脆给他点钱，把他的损失补上。”
2005年4月26日，覃辉因涉嫌行贿被批捕，但是当月28日获准取保候审。后经法院判定，2002年至2005年间，张恩照先后6次收受覃辉给予的贿赂款，总计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张恩照则投桃报李，在星美传媒向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贷款6亿元及贷款抵押担保的解除事项上提供帮助，他同时还为重庆长丰通信的全资子公司——成都长丰宽频公司向建行贷款5000万元一事提供便利。
去年，覃辉再次以行贿者的身份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案中。在一审及终审的司法材料中，覃辉均以数额最大的行贿者涉案，累计向李行贿1867.68万元，占到李培英受贿总金额的七成。
据悉，2002年上半年，李培英向覃辉索要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赌债;2002年6月，覃辉向李培英儿子李庆的美国银行账户汇出100万美元;2003年11月，李培英向覃辉索要人民币50万元，后覃辉在北京亮马河大厦停车场交给李培英人民币40万元。
覃辉之所以乖乖给李培英不断送钱，同样是因为融资。李培英在任时的首都机场现金充足，累计向各类企业或个人提供融资数十亿元，其审批及监管体系远比商业银行宽松。这成为覃辉向银行贷款之外的又一条融资之道。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后4次借给卓京公司共计人民币6.3亿元。
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他多次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其喧嚣一时的并购，例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昆朋网城、阳光卫视控股股权，欠下的债务以千万元计。据说，覃辉与台商周令刚在经营飞腾影视中心发生分歧后，周令刚愤而出走，覃辉竟在背后举报陷害。幸而周向警方出示证据以示清白，方免于牢狱之灾。
对于覃辉的这些行为，有人评价说他是“有想法有志向”，主要是欠缺能力和扎实肯干的精神。星美传媒前董事长李威认为，覃辉并非有意赖账，主要还是“摊子铺得太大，用有限的资金打造无限的王国”，而且“不能容人，做什么都恨不得100%控制，不能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空心大佬”
有报道称，覃辉在京拥有三处私宅，其中在燕莎商厦后面的一处私宅总资产达2000万元之巨。
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728被覃辉购下。当然，他的豪华“坐骑”远不止这一辆。
在感情生活方面，据说由于妻子林菁不认可覃辉沉湎于娱乐场的生活方式，两人关系一度失和。1996年，林菁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妻子去世后，覃辉对两人的独生女儿一直相当关爱。
据知情人士称，后来，覃辉曾看中过著名化妆品女皇郑明明的掌上明珠陈维蕊。不过，两人交往不久，覃辉即露了本性，每天仍混迹于“天上人间”的众佳丽中。陈维蕊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便与他分了手。陈维蕊事后曾说：“京城有‘空心大佬’，覃辉算一个。”
2004年4月，北京社交圈盛传香港影星李嘉欣跟覃辉订婚的消息。据说2003年3月李嘉欣在上海拍电视剧《画魂》期间，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覃辉，不久后开始交往。由于二人都是知名人物，所以他们选择的约会地点都比较秘密，覃辉甚至会包下整个餐厅来享受二人世界。据传为博美人一笑，覃辉曾使出浑身解数：陪伴李嘉欣飞赴巴黎，购买成箱的时装;一掷上百万美元，送美女生日钻戒……有知情人士爆料说，覃辉用情不专，是造成两人分手的原因。不过，李嘉欣曾澄清说两人连朋友都称不上，更别说订婚了。
生活奢华、行事张扬、和女明星的恋情……覃辉的名字越来越广为人知。尽管他的弟弟覃宏评价哥哥“并不喜欢高调”，但坊间流传关于覃辉“高调”的故事实在太多。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2004年某天，覃辉开车去“皇城老妈”饭店吃饭。路上，他开的奔驰600被一辆军车挡了路，覃辉顿时火冒三丈，猛踩油门，撞坏了军车。待对方叫来交警时，覃辉甩下一句话：“耽误我一分钟知道是多少钱吗?”然后，撇下发愣的交警和被撞的军车一走了之。虽然覃辉对于坊间流传他的各种“故事”颇有不满，认为大多是道听途说，但也有知情人士说，这些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55岁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傅政华升任市公安局局长
新局长的一把猛火
今年2月26日，55岁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傅政华升任市公安局局长，全面掌管首都警界。74天后，他将扫黄铁拳砸向了“天上人间”。被命名为“北京市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的这把火，他烧得“力度空前，高调罕见”。
普通百姓对这位“老刑侦”可能有些陌生，但在公安系统乃至刑侦学术界，傅政华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1955年，傅政华出生于河北滦县。他曾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刑侦处侦查员，市公安局刑侦处大要案队副队长、队长，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等职，常年工作在刑侦第一线。
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前，傅政华是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和戒毒工作的副局长。在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的现任公安厅(局)长中，只有6人是刑侦出身，其中就有傅政华和在重庆打黑的王立军。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律硕士的傅政华，因学习特别勤奋而被导师张玉镶教授称为“乖学生”。毕业时，傅政华的论文《系列杀人案件的侦查》，是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深入讲述杀人案件的论文。他编写的《物证技术学》，至今还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复试的指定参考书。
此次北京的扫黄行动，警方采用治安、刑侦、巡警、特警等多警种联合行动，一举成功，而且声势浩大，造成很强的震慑效果。从这次行动中，人们多少已经看出了傅政华的风格：出手凌厉，动作果断，敢抓大案，不讲情面。这也是他一向的做法。
2006年10月，傅政华指挥侦破了门头沟袭警案。当时，两名偷盗通信电缆的歹徒用铁钳砸死盘查他们的一名民警，随后抛尸。就在两人行凶时，警方已经接到110报警电话。大批警车立刻出发，案发4小时后就在山崖下找到了警员的遗体。部下遇难，傅政华红了眼。他在凌晨4时通知大家开会，发完通知才意识到时间还太早，自己一夜没睡，忽视了时间。他动员了上万人搜山，很快查到凶手作案的车，随后一路紧追，只用3天就追到了嫌疑人。
2007年5月，傅政华指挥侦破了“九头鹰千万元绑架案”。当时，4名绑匪绑架了北京九头鹰餐饮公司老板8岁的儿子。接到消息后，警方迅速出动，不到90个小时，就将4名绑匪悉数抓获。2009年，他指挥打击电信诈骗案，宣布成立反电信诈骗专项行动指挥部。他牵头查处的“亿霖传销案”，“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传销案件”。
在缉毒方面，傅政华也有自己的一套。2009年6月，他就歌星谢东吸毒被拘留一事发表谈话说：“拘留谢东，只是北京警方扫毒行动的很小一部分，我们要通过这件事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涉毒案件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可言。”此后，歌手满文军、含笑等人都在警方的缉毒风暴中落马。他还在虎门销烟168周年纪念日当天，出动两辆运兵车，把14箱海洛因、冰毒、摇头丸、大麻等毒品运往北京水泥厂，将一包包毒品投入5000摄氏度的炉火中彻底销毁。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基本消灭娱乐场所吸贩毒现象。
今年，北京警方发动了为期80天的社会治安“春季攻势”，社会治安秩序创出近10年最好水平。在各地校园惨案频发时，北京及时制止了7起针对校园的案件，抓获10名嫌犯，协助全市学校配备数千名专业保安。5月3日12时，一名在北京劫持5岁女童的男子被当场击毙。2个小时后，傅政华召开新闻发布会，奖励狙击手，称赞：“这一枪打得非常好。”
此番展开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又一次彰显了傅政华的扫黄决心和执行力。对于接下来的行动，傅政华已经明确表示，北京警方将把铲除色情业背后的黑恶势力作为目标。(特约记者孟德)
扫黄行动剑指后台
“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京城知名夜总会，被勒令停业整顿半年的消息传出后，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动。这震动中包含着多种心情，既有“大快人心”，更有“想不到”。
虽然北京市对上述4家夜总会采取的行动，只是北京市公安局近期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的一部分，但“天上人间”等4家夜总会被停业整顿最具轰动效应，意味深长。
此次被停业整顿的夜总会中，“天上人间”堪称“典范”——其老板的传奇、后台的强硬、背景的复杂、消费的昂贵、陪侍“小姐”的美貌、顾客的身份门槛等，一直在强烈刺激着社会的感官。多少年来，人们都知道那里几乎每天都在做“高档皮肉生意”，而北京市20余年来进行的一轮又一轮扫黄行动，就是扫不到它。难道是北京警方不敢扫?疑云重重下，传言四起——“天上人间”的后台很硬!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它何以常年挺立不倒?!
在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小顺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人见惯了“后台比法律大”的事例，对此多有怒火却长期无处宣泄。因此，“天上人间”等夜总会此番受到惩处，在让人“想不到”的同时“大快人心”，并成为众多媒体“追捧”、民众急于阅读的重大新闻。这些现象表明，人们希望从中看到8个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央党校著名反腐专家林喆教授认为，权力腐败就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威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天上人间”等不法夜总会完全就是一些藏污纳垢之所，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温床。从这个角度看，“天上人间”上演的不仅是色情交易，更是权力腐败。除此之外，在那里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女性，无疑是在大行肮脏的拜金之风。不惩处这些不法行为，就是对恶劣“典范”的默认，就相当于承认官商勾结“合法”，是变相地接受特权的存在。幸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达了“停业整顿令”，人们从此以后不会再问：“警察为什么总是打击小夜店而不查‘天上人间’?”
“这回警察动真格的了!”“天上人间”等夜总会被查后，不少京城娱乐界人士惊呼。不动真格的能行吗?据悉，北京近期已提出了构建世界城市的战略部署，要使这座城市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任由卖淫嫖娼等丑陋现象横行，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北京市的此次行动，对全国也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市警方清理整顿顶级夜总会，等于是向其他地方的不法“娱乐大佬”发出了警告：抑恶扬善永远是社会主流，任你有多大来头、多深的背景，只要违法经营，终究会被拿下。(王元望)
延伸阅读
中国夜总会路线图
香港：从欧洲“舶来”夜总会
对中国人来说，夜总会是个“舶来品”，它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当时最负盛名的夜总会是1889年10月6日开业的法国红磨坊歌舞厅。舞女们穿着长裙，伴着狂热的音乐节奏，扭动臀部，把大腿抬得高高的，直直地伸向挂着吊灯的天花板。当时英国人称这种舞蹈为“康康舞”，认为它很放荡，很下流。但欧洲的艺术家、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此十分感兴趣，看台下围满了“端着酒杯的贪婪看客”。
20世纪70年代，“中式夜总会”在香港兴起。它是由欧洲夜总会演变而来的，提供中式晚饭或酒宴，设有舞池供顾客跳舞;而表演的节目主要是歌手演唱中西流行歌曲或粤剧，性质较为健康。到了80年代，一种由日本高级歌舞厅演变而来的“日式夜总会”，开始在香港盛行。它也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但最大的特点是：以“妈妈桑”作为领班，安排美艳的“小姐”陪伴客人跳舞、喝酒、玩乐，客人甚至可以带走她们。这种刺激的“日式夜总会”，很快取代了传统的“中式夜总会”，在尖沙咀和湾仔一带，形成了以中国城、杜老志、中国皇宫几大顶级夜总会为首的香港夜生活中心。
2008年，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老牌的“日式夜总会”经营困难，一些夜总会开始向高级娱乐会所的方向发展。由于“灯光亮了，‘小姐’斯文了，色情成分没了”，这种新的夜总会被香港人称作“光厅”。
深圳：最早受到香港夜总会影响
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深圳，毗邻香港，成为最早受到香港夜总会影响的内地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号称“东南亚最大激光夜总会”的香蜜湖夜总会，在深圳诞生。当时有人称“香蜜湖那些用激光放射出来的图案和文字，以及舞台上扭动着身躯的女歌手，让人如痴如醉，大开眼界”。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笋岗路的“凤凰台”、城建集团的“凯撒”、晶都酒店的“皇后”、凤凰路的“金龙玉凤”，被称为深圳“四大夜总会”。其中，“金龙玉凤”夜总会还创下了深圳夜总会连年每晚爆满的奇迹，成为深圳夜总会史上的一个品牌。而一些中小型夜总会，则主要靠色情交易维持运营。当年较出名的有被人戏谑为“鸡鹏”的京鹏夜总会和国宾卡拉OK夜总会。据深圳的一些老“的哥”回忆：“那时，很多内地来的游客，晚上想找‘小姐’，我们都会拉着他们去这两家夜总会。”
几年前，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耗资1亿，在深圳福田区开设了“天上人间国际会所”，里面有演艺厅和风格各异的豪华KTV包房，一举成为深圳最高档、最奢靡的夜总会之一。“对闻名京城的那家同名夜总会的联想，使不少深圳人慕‘名’而来。”
上海：有了“小姐评级制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夜总会之风从深圳等南方城市吹向东部沿海地区。上海的夜总会随之兴盛起来。最近，有人对上海夜总会做过调查，发现上海的夜总会已发展出一套“小姐评级制度”，她们被分为超A级、A级、B级三个等级。
“超A级小姐”，是那些在上海顶级夜总会中每月领取1.2万—2万元定薪的“小姐”，一般每家顶级夜总会都有10—20名。她们是顶级夜总会吸引客人的法宝。当时，上海最高档夜总会普通“小姐”的坐台费是600元，但“超A级小姐”坐台不是由“妈妈桑”安排的，而是由客人预约的。她们坐台的钱全部归自己所有，夜总会不会提成。这些“超A级小姐”是“稀缺资源”，一般不超过4个月就会被客人包养。
对“A级小姐”，夜总会要求她们每月至少到场20天，每晚6时到，8时化完妆，然后“上岗”。对“B级小姐”，夜总会的要求则非常苛刻，如果每月所接待的客人达不到最低数目，就要被扣钱。
重庆：“打工小姐”回流内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夜总会之风“蔓延”到内地城市。一位在重庆从事多年刑警工作、明察暗访过多家夜总会的老刑警，2006年曾向媒体介绍过当地夜总会的发展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内地女子南下打工。由于“又苦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她们中那些年轻漂亮、不能吃苦的少女、少妇，就到实行“包吃、包妆的夜总会里“打工”，获得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当时，一些重庆人还专门为此编了一段顺口溜：“打工妹妹不流泪，发财要去夜总会，包吃包住又包睡，小费比工钱高几倍。”
这批“小姐”年过30岁后，没有多少“业务”了，有的就回到家乡开办夜总会、音乐茶座、卡拉OK厅等。20世纪90年代，内地城市的夜总会“到处开花”，与“打工小姐”回流有一定关系。
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夜总会动辄冠以“顶级”、“星级”不同，内地城市的夜总会并不一味追求豪华。只要夜总会有三大法宝，就能生意兴陋—一是有年轻、靓丽、“懂事”的“小姐”;二是有舒适、“安全”的包厢;三是有高档、优美动人的音响。因此，重庆夜总会的老板大都是个体经营，他们租赁、转租、承包经营场所，或干脆将自家住宅加以改造，一次性投资三五万元，装饰门面，购买音响设备。以三峡库区一个仅有1514平方公里、89万人口的农业县为例，该县登记在册的夜总会就多达123家。其中，该县一个乡镇的一条街道上，就开了10余家夜总会。此外，每当夜幕降临，街道两旁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小姐”，便开始向过往行人和南来北往的驾驶员眉来眼去，招揽顾客。当地人称这里为“夜总会大道”。
近30年来，夜总会在中国经历了由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扩展的发展历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屡禁不止的色情交易、日益奢靡的金钱享受。
Monday, May 31, 2010
今天看到他的一篇《前哨》杂志投稿，比王丹强太多了啊，无二凯西之流就更不用说了
可惜老王在现在的民运里还是势单力孤
王丹们要平反六四什么？
王希哲
-
六四要不要平反？当然要。89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不是“暴乱”。
“不是”确定下来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平反了，否定了负面的说法，就要给一
个正面的说法。不然怎么“平反”？正面的说法是什么？还需要动脑筋去想吗？不
必，早就有现成的了：“爱国民主运动”！当年天安门的学生坚持要政府承认他们
的，就是“爱国民主运动”；直到今天，香港市民要求北京政府平反六四的最坚定，
最广大、历史最悠久以司徒华为领袖的组织，全称大名不改，还是“香港市民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
但问题就来了。假若中共政府今天真的抚应民意呼声，要为89运动平反了，给王丹
们一顶什么帽子呢？“爱国民主”？中共还原了这顶帽子，我们倒有兴趣问王丹们，
你们自己还愿戴么？你们还能戴么？你们还敢戴么？你们还有脸戴么？！
若“不愿”、“不能”、“不敢”，“无脸”，还怎么“平反”？
-
王丹们今天还不时的把海内外人士，特别是香港知名人士当年支持89学生的签名秀
出来给人看，那意思是嘲讽这些人“变节”了，“转钛”了，没有脸皮了。但且慢，
看仔细了，那些签名名单通栏，哪一页不是大字写得清清楚楚：“支援北京学生爱
国民主运动”？这是人家签名支持你的前提！你爱国民主，人家继续支持你，你
不爱国了，把爱国主义旗帜当“愤青”“五毛”“义和团”丢掉了，甚至抹黑、
攻击爱国主义了，再甚至以争相背弃、危害、出卖中国国家利益为时髦了，人
家还支持你干什么？是谁“变节”了？“转钛”了？香港的自由人士，民主斗士
97前97后，有谁提出过分裂国家的口号？是你们变节了，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反
感你、唾弃你、臭骂你？哪点背离了他们当年签名的初衷？
-
去年三月，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暴乱，残害拉萨汉、回各族无辜平民几天后，王丹们
“六四领袖”在台北一窝蜂亮相，开记者会，把中共平息拉萨暴乱与六四混为一谈。
主席台上设了位置要老王去坐，老王不去。老王台下对他们指出，你们这样说法，
就是自己在抹黑89民运、诬蔑89民运。89民运正因为它是完全和平的，要求在法
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的军事镇压才是无理的、错误
的、有罪的，89人民运动才是应该平反的，而今天拉萨旨在分裂中国主权的烧
杀平民暴乱事件，能与89运动是一个性质的吗？不听。我行我素。
-
王丹吃“六四”吃惯了。今天又想去见马英九继续吃。马英九不见。王丹诸多抱怨，
什么“台湾人权倒退了”。
当年马英九指出，两岸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民主下的“终极统一”，陈水扁立即抓住，
掀起皇民和绿党反马英九恶浪，乘机把李登辉时代设计的《国统纲领》都推翻了，
吃下了他自己上台时“不废国统纲领”的承诺。王丹，却为了得陈水扁的几个“国
务机要费”，跑去台湾一再为陈水扁站台、打气，除了正式宣告了对中国国家利益
的背叛，也等于宣告了在台湾党争中亮相，站在陈水扁绿党一边，反对马英九，反
对国民党。红巾军运动，王丹们再亮一次相。现在，又去找马英九干什么？马英九
不见你，你抱怨什么？陈水扁给钱你，就有“人权”，马英九不见你，就“台湾人
权倒退了”？
-
我们看今日的王丹，一口一个“台湾对中国如何”，“中国对台湾”如何，八年多
向“一边一国的”民进党鹦鹉学舌的纯熟，恐怕自己都浑然不觉。有人说，王丹们
如此模样还指望平反么？这不对。89人民运动，是席卷全国千千万万人民投身的运
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将中国引向腐败的运动，是百年中国人民挽救中国、追求民主
总运动的一次现代的浪潮，是无可置疑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不等于王丹们。王丹们
可以背叛这个宗旨，但不能改变当年爱国运动的性质，因为一个伟大运动的根本
性质，不是乘时而起的几个风头“领袖人物”当时和后来的言行表现决定的，
而是卷入运动的那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的。“爱国民主”，王丹们
不再能戴这顶帽子，但它是中国人民政治运动天然的帽子。
-
89爱国民主运动必须得到平反。中国必须向民主和清明的方向进步。六四不幸牺牲
的人们，无论学生、市民还是解放军士兵，都应该得到悼念和抚恤。香港市民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20年的坚持，我们要给以无上的敬意。但希望王丹们尚有一点羞耻心，
不要把自己今天害国的行径，混珠89爱国的民运。
-
2009年5月27日
xz7793@yahoo.com
此文为向香港《前哨》杂志的投稿
可惜老王在现在的民运里还是势单力孤
王丹们要平反六四什么？
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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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要不要平反？当然要。89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不是“暴乱”。
“不是”确定下来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平反了，否定了负面的说法，就要给一
个正面的说法。不然怎么“平反”？正面的说法是什么？还需要动脑筋去想吗？不
必，早就有现成的了：“爱国民主运动”！当年天安门的学生坚持要政府承认他们
的，就是“爱国民主运动”；直到今天，香港市民要求北京政府平反六四的最坚定，
最广大、历史最悠久以司徒华为领袖的组织，全称大名不改，还是“香港市民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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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就来了。假若中共政府今天真的抚应民意呼声，要为89运动平反了，给王丹
们一顶什么帽子呢？“爱国民主”？中共还原了这顶帽子，我们倒有兴趣问王丹们，
你们自己还愿戴么？你们还能戴么？你们还敢戴么？你们还有脸戴么？！
若“不愿”、“不能”、“不敢”，“无脸”，还怎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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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们今天还不时的把海内外人士，特别是香港知名人士当年支持89学生的签名秀
出来给人看，那意思是嘲讽这些人“变节”了，“转钛”了，没有脸皮了。但且慢，
看仔细了，那些签名名单通栏，哪一页不是大字写得清清楚楚：“支援北京学生爱
国民主运动”？这是人家签名支持你的前提！你爱国民主，人家继续支持你，你
不爱国了，把爱国主义旗帜当“愤青”“五毛”“义和团”丢掉了，甚至抹黑、
攻击爱国主义了，再甚至以争相背弃、危害、出卖中国国家利益为时髦了，人
家还支持你干什么？是谁“变节”了？“转钛”了？香港的自由人士，民主斗士
97前97后，有谁提出过分裂国家的口号？是你们变节了，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反
感你、唾弃你、臭骂你？哪点背离了他们当年签名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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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暴乱，残害拉萨汉、回各族无辜平民几天后，王丹们
“六四领袖”在台北一窝蜂亮相，开记者会，把中共平息拉萨暴乱与六四混为一谈。
主席台上设了位置要老王去坐，老王不去。老王台下对他们指出，你们这样说法，
就是自己在抹黑89民运、诬蔑89民运。89民运正因为它是完全和平的，要求在法
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的军事镇压才是无理的、错误
的、有罪的，89人民运动才是应该平反的，而今天拉萨旨在分裂中国主权的烧
杀平民暴乱事件，能与89运动是一个性质的吗？不听。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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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吃“六四”吃惯了。今天又想去见马英九继续吃。马英九不见。王丹诸多抱怨，
什么“台湾人权倒退了”。
当年马英九指出，两岸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民主下的“终极统一”，陈水扁立即抓住，
掀起皇民和绿党反马英九恶浪，乘机把李登辉时代设计的《国统纲领》都推翻了，
吃下了他自己上台时“不废国统纲领”的承诺。王丹，却为了得陈水扁的几个“国
务机要费”，跑去台湾一再为陈水扁站台、打气，除了正式宣告了对中国国家利益
的背叛，也等于宣告了在台湾党争中亮相，站在陈水扁绿党一边，反对马英九，反
对国民党。红巾军运动，王丹们再亮一次相。现在，又去找马英九干什么？马英九
不见你，你抱怨什么？陈水扁给钱你，就有“人权”，马英九不见你，就“台湾人
权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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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今日的王丹，一口一个“台湾对中国如何”，“中国对台湾”如何，八年多
向“一边一国的”民进党鹦鹉学舌的纯熟，恐怕自己都浑然不觉。有人说，王丹们
如此模样还指望平反么？这不对。89人民运动，是席卷全国千千万万人民投身的运
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将中国引向腐败的运动，是百年中国人民挽救中国、追求民主
总运动的一次现代的浪潮，是无可置疑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不等于王丹们。王丹们
可以背叛这个宗旨，但不能改变当年爱国运动的性质，因为一个伟大运动的根本
性质，不是乘时而起的几个风头“领袖人物”当时和后来的言行表现决定的，
而是卷入运动的那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的。“爱国民主”，王丹们
不再能戴这顶帽子，但它是中国人民政治运动天然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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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爱国民主运动必须得到平反。中国必须向民主和清明的方向进步。六四不幸牺牲
的人们，无论学生、市民还是解放军士兵，都应该得到悼念和抚恤。香港市民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20年的坚持，我们要给以无上的敬意。但希望王丹们尚有一点羞耻心，
不要把自己今天害国的行径，混珠89爱国的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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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7日
xz7793@yahoo.com
此文为向香港《前哨》杂志的投稿
民运人士王希哲敢于说真话：海外民运全是坏人，一个比一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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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内幕太黑了 于 December 23, 2005 13:42:01:
爆 炸 性 的 “ 民 运 坏 人 论 ” 说 破 真 相
台湾当局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甚巨，二十多年来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余人。目前在“海外民运”活动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去，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遭到敌视。
目前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的人，总数约七十余人，其中原先参加过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法轮功学员、藏独人士、台湾官员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时常充当“临时群众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报部门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向《星岛日报》记者里戈透露说，“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日前他诠释“民运坏人论”时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复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是“恶”的，是“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加强镇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只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是带有某种投机目的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投靠台湾情报部门，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还可以免费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百万人退党了”，等等，然后再编写一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许王希哲又会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你们海外华人以及社会主流都不来参加呢？为什么“海外民运”越来越门庭冷落了呢？
其实，正由于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方面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所有的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后，经不住这么折腾的民运人士就只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坏人”堆里的倪育贤、刘青、薛伟、张菁、陈破空、伍凡、纪晓峰、方圆、汪岷、张英等货色，还有那个同性恋变态王丹，臭鱼烂虾让人翻胃直想吐。
李晓庄
2005-12-22
四川强奸犯向达赖喇嘛提议：西藏应成“国家”
据可靠消息，数名台湾间谍日前在美国纽约会见了达赖喇嘛，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向达赖递交《建议书》，主张“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观察家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力图将“民运”与“藏独”、“台独”合流的又一举措，值得各界关注。
9月27日（星期二）中午，达赖喇嘛在美国藏独机构“U.S. Sino-Tibet Study Group”的安排下，在纽约上东城的Mark Hotel，秘密约见“海外民运人士”薛伟、陈破空、倪育贤、吕京华、魏泉宝、何永馀、Tashi Dongchu等人。会谈进行了约半小时，随后达赖于当天下午搭机飞往印度。
在这次会晤过程中，台湾“军情局”情报员薛伟和陈破空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达赖向北京提出几项谈判条件：西藏应享有“司法终审权”和“外交自主权”，让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并与台湾建交，互设大使馆。陈破空还将细节写成一份“不能公开”的《建议书》，递交给达赖喇嘛。
不过，达赖喇嘛似乎对台湾情报人员的提议没有多大的兴趣，他通过中文翻译蒋扬告诉他们：由于西藏资源极其贫乏，六百万藏胞必须与大陆民众共同生活，才会对西藏有利。他指出，魁北克原先一直闹独立，后来经过理性思考，发现还是留在加拿大的“羽翼下”更好；同样，现在主张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未必得到多数藏民的支持。达赖还表示，虽然他设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但是，如果将来有朝一日重回西藏，这个“流亡政府”不会对西藏实行“持续的统治”，而必须将权力交给自治区的新政府。
海外民运界闻悉此事非常气愤，认为台湾当局指使一些情报人员来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支持“藏独”、“台独”、“蒙独”、“疆独”，其结果往往引起华人同胞对海外民运的误解和敌意，使海外民运的声誉蒙受损毁，让民运人士被人骂作“汉奸”、“败类”、“小丑”。
据知情者透露，《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曾用名“王元泰”）其实是一名犯有强奸罪的刑事犯，曾在四川判刑十年，原本与民运毫无关系，当地民运人士都从未听说过此人。他是被台湾“军情局”安插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中，专门收集有关民运活动情报，并刺探民运人士的生活隐私的。薛伟经常嫖妓，热衷于造谣诽谤和内斗，私下里还大量贪污秘密经费，为其姘妇张菁在香港购置房产。
陈破空（曾用名“陈劲松”），是台湾“军情局”的“二王专案”成员之一。此人品性卑劣，奸诈阴毒，投机钻营无孔不入，满脑子男盗女娼，热衷于编写黄色故事，逼老婆卖淫，还四处诽谤民运人士。而另一名与会者倪育贤，则是台湾国民党“海工会”雇用的情报员，曾盗窃民运组织的“六四”募捐箱，偷偷在纽约长岛买下豪宅。此人不久前刚因强奸、猥亵两名华裔少女被纽约警方拘捕，交付五千美元押金获“取保候审”，下月将面临法院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刑期可达九年。
许佳霖
2005年9月28日
于纽约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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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内幕太黑了 于 December 23, 2005 13:42:01:
爆 炸 性 的 “ 民 运 坏 人 论 ” 说 破 真 相
台湾当局在资助和控制海外民运方面的经费投入甚巨，二十多年来投入高达十几亿元新台币。台“军情局”、“国安局”、“情报局”先后派遣和收编间谍、“民干”、“聘干”多达七十余人。目前在“海外民运”活动场合抛头露面和幕后串联的人，几乎都以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活动经费或项目津贴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凡与台湾当局没有“合作关系”的民运人士不是被硬排挤出去，就是自行脱离，极少数自立门户者遭到敌视。
目前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地时常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的人，总数约七十余人，其中原先参加过国内民主运动者还不足三分之一，仅仅成了点缀。为了“充实会场”，法轮功学员、藏独人士、台湾官员以及申请政治庇护的偷渡者时常充当“临时群众演员”。为了避免出现空场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国的所谓“民运人士”会不远万里赶来赴会，机票和食宿都由台湾情报部门报销，权当作出国旅游、购物和会友。
资深民运人士王希哲向《星岛日报》记者里戈透露说，“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日前他诠释“民运坏人论”时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复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是“恶”的，是“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加强镇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只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王希哲看来，大批社会主流人物参与民运是带有某种投机目的的，而少数的社会边缘人物参与民运才合乎常理。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目前“海外民运”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坏人”们，又何尝不是一些投机分子呢？他们不打工、不经商，投靠台湾情报部门，也照样发家致富，购豪宅，包二奶，终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还可以免费旅游。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叫嚷几下“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几百万人退党了”，等等，然后再编写一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也许王希哲又会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你们海外华人以及社会主流都不来参加呢？为什么“海外民运”越来越门庭冷落了呢？
其实，正由于这份差事太肥了，所以才在“海外民运”里面不断掀起你争我夺、相互倾轧、彼此诋毁的风波。能不能拿到经费，完全取决于台湾方面的信任程度。已经拿到经费的“坏人”，最担心饭碗被民运人士分走，于是，所有的挑拨离间、拉拢分化、造谣诬蔑的手段全都使上了。最后，经不住这么折腾的民运人士就只好对这伙“坏人”退避三舍了。瞅瞅“坏人”堆里的倪育贤、刘青、薛伟、张菁、陈破空、伍凡、纪晓峰、方圆、汪岷、张英等货色，还有那个同性恋变态王丹，臭鱼烂虾让人翻胃直想吐。
李晓庄
2005-12-22
四川强奸犯向达赖喇嘛提议：西藏应成“国家”
据可靠消息，数名台湾间谍日前在美国纽约会见了达赖喇嘛，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向达赖递交《建议书》，主张“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观察家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力图将“民运”与“藏独”、“台独”合流的又一举措，值得各界关注。
9月27日（星期二）中午，达赖喇嘛在美国藏独机构“U.S. Sino-Tibet Study Group”的安排下，在纽约上东城的Mark Hotel，秘密约见“海外民运人士”薛伟、陈破空、倪育贤、吕京华、魏泉宝、何永馀、Tashi Dongchu等人。会谈进行了约半小时，随后达赖于当天下午搭机飞往印度。
在这次会晤过程中，台湾“军情局”情报员薛伟和陈破空自称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达赖向北京提出几项谈判条件：西藏应享有“司法终审权”和“外交自主权”，让西藏成为“象梵蒂冈一般的宗教国家”，并与台湾建交，互设大使馆。陈破空还将细节写成一份“不能公开”的《建议书》，递交给达赖喇嘛。
不过，达赖喇嘛似乎对台湾情报人员的提议没有多大的兴趣，他通过中文翻译蒋扬告诉他们：由于西藏资源极其贫乏，六百万藏胞必须与大陆民众共同生活，才会对西藏有利。他指出，魁北克原先一直闹独立，后来经过理性思考，发现还是留在加拿大的“羽翼下”更好；同样，现在主张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未必得到多数藏民的支持。达赖还表示，虽然他设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但是，如果将来有朝一日重回西藏，这个“流亡政府”不会对西藏实行“持续的统治”，而必须将权力交给自治区的新政府。
海外民运界闻悉此事非常气愤，认为台湾当局指使一些情报人员来代表所有“海外民运人士”支持“藏独”、“台独”、“蒙独”、“疆独”，其结果往往引起华人同胞对海外民运的误解和敌意，使海外民运的声誉蒙受损毁，让民运人士被人骂作“汉奸”、“败类”、“小丑”。
据知情者透露，《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曾用名“王元泰”）其实是一名犯有强奸罪的刑事犯，曾在四川判刑十年，原本与民运毫无关系，当地民运人士都从未听说过此人。他是被台湾“军情局”安插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中，专门收集有关民运活动情报，并刺探民运人士的生活隐私的。薛伟经常嫖妓，热衷于造谣诽谤和内斗，私下里还大量贪污秘密经费，为其姘妇张菁在香港购置房产。
陈破空（曾用名“陈劲松”），是台湾“军情局”的“二王专案”成员之一。此人品性卑劣，奸诈阴毒，投机钻营无孔不入，满脑子男盗女娼，热衷于编写黄色故事，逼老婆卖淫，还四处诽谤民运人士。而另一名与会者倪育贤，则是台湾国民党“海工会”雇用的情报员，曾盗窃民运组织的“六四”募捐箱，偷偷在纽约长岛买下豪宅。此人不久前刚因强奸、猥亵两名华裔少女被纽约警方拘捕，交付五千美元押金获“取保候审”，下月将面临法院审判，如果罪名成立，刑期可达九年。
许佳霖
2005年9月28日
于纽约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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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29, 2010
奢华的Party里，找不到一个凡·高
《时代周报》 2010年5月13日 作者：谢培
2010年5月的北京，几天前还需要穿棉袄，一夜间进入了酷暑，急剧的天气变化让人疲于适应。从古老的故宫一路向前，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巨大建筑不是鸟巢，而是它东南方的国家会议中心。这里，一个同样体型巨大的、名为“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的当代艺术群展向世人撩开了面纱。
这个艺术展的主要策展人是吕澎。在艺术界，他是一个特例。政治教育系出身，既能写史，又能策展，还能找来巨额投资，在这个行业中，他还有着更多的身份。“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最初的投资额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并最终定格在1800万。最初的展览设想是三城模式：北京、上海、广州，但如此巨大当量的当代艺术展需要一个更精确的爆炸点，最终，吕澎选定了这个以“国家”为名的会议中心—在2008年8月，这里是奥运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中心所在地。
同奥运创下的一个又一个“最大、最多”一样，“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迄今为止投资最高、规模最大、参展艺术家最多的“历史性”展览。在位于地下一层的1.3万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来自200多位艺术家的1000多件作品（加上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和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内的年轻艺术家，“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的参展艺术家达到291人），根据展览主题的要求，这些作品均创作于2000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且都带有“当代艺术”的标记。
“历史”的几个节点
吕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最早的策展动机来自自己书写当代艺术史的需要，最早的年头可以上溯至他1992年在主持“广州双年展”的时候：“收集资料，在家里研究，这就是写艺术史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工作方法。在当代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很大的展览，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原作，就可以有个很直接的判断。假如可以先看个展览，然后再写，是不是比只看资料好一些？”
在撰写美术史的吕澎眼中，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紧密连接在一起。当代艺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
1978年，如今的当代艺术家黄锐还是一家皮件厂的工人，黄锐那时想的是策划一场能发出自由声音的艺术展，他与马德升成立了“星星美展”筹备组，1979年9月27日，涵盖油画、水墨、钢笔画、木刻、木雕的150多件展品，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栅栏上面向公众展出。这场展出了三天，只是闪了一闪的“星星美展”，如今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首次公开展览。
1989年，在以高名潞为主的批评家的努力下，筹备更加细致、更有步骤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艺术家用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和与之相关的行为艺术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就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当天上午的11时左右，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肖鲁，用左轮手枪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发射了两颗子弹。下午，展览负责人之一的高名潞宣布按有关部门通知休展。混乱而激进的艺术家们尖锐的声音，在1989年刹那响起后迅速归于沉寂。
沉寂之后，市场默默地、同时也是强有力地改变着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地位。中国“表现新锐”的艺术家们开始频频出没于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大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价格也逐步攀升，“新世纪之初，诸如方力钧、张晓刚等人单幅作品的最高价格在两三万美元，而在短短的五六年之间就翻了100倍甚至更多”。新世纪中国大地上的画廊、拍卖公司、艺术博览会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2006年当代艺术受到了国内画廊、收藏家和投资人前所未有的欢迎，受到市场热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被称作“四大金刚”、“F4”。在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的“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中，中国艺术家占据了前50人中的16席，8名艺术家跻身前20名，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中国首位、世界第六。Artprice的报告还说，中国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排名全球第三的当代艺术大国。
最奢华的大Party
受吕澎的邀请加入策展团队的南京诗人朱朱对记者说：“在场馆方面，在出版物方面，在宣传方面，在展览的所有环节上，我们几乎都是不计成本，力图做到最好。”嘉宾们吃的是“俏江南”，入住的是四星级的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学术大奖的颁奖晚宴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摆下百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近千名艺术圈内人士走过红毯，获奖艺术家们在镁光灯照耀下留下手印。一位策展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的艺术展就像个Party，大家不是来看作品的，都是来看人的。这个，是最大的Party。”
在大Party上出现的艺术家们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女雕塑家向京对记者说：“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当代艺术家都是暴发户，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确实是托了中国命运的福。我们的幸运在于时代给予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的机会。”参与过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如今被称作“当代艺术F4”之一的王广义，绝没有当年作品卖到了一万元而浑身颤抖时的激动，他说：“回到三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那个时候十个艺术家里至少有八个有凡·高情结。回头想想，那是十分美好的岁月。而在今天这个年代，十个艺术家里你想找一个有凡高情结的都很难。这甚至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因为时代变了，你只能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作自己的选择。”
除了2008年在北京中轴线上燃放脚印焰火的蔡国强外，那些在市场上屡创天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基本悉数到场：曾梵志、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除了这些置身其中的明星级别的当代艺术家，更多觉得自己并未获得相应市场认可的艺术家也不愿错过这个大Party，尽管他们对此次“集装箱式的展出”颇有微词，但都纷纷从各地赶来，谁也不想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缺席。“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和这个与之呼应的颁奖大Party汇聚了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士。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画廊主、投资客、收藏家、艺术媒体，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战舰群，马力强劲。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出现的是“不准掉头”的标志，而现在这个战舰群则是难以掉头，也不能掉头。
“国家级”的历史和市场
钱不是问题，进入“国家级”展馆也不再是问题。虽然在此之前，吕澎在“国家级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主持操办的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曾遭到干预（1992年），高名潞策划的现代艺术20年纪念展也被叫停（2009年），但艺术家张大力的新作“第二历史”在广东美术馆的展出（2010年4月）已经让很多观察者确认了具有争议性的当代艺术进入“国家级”展馆的可能。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同样出现在了“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中，“第二历史”是张大力潜心搜集的关于“修改照片涂改历史”的史料集合。一同出现的还有艺术家张小涛的几幅描绘集体斗殴的绘画，其中一幅《无题》中有着大片人群与火焰，这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发生在湖北的 “石首事件”。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艺术家反对艺术区拆迁的“暖冬计划”事件，也在展览中以绘画、视频的形式得以展现。张小涛对记者说：“我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作品审查”。而在策展人吕澎看来，能够进入当代艺术史的作品，必定是那些与当下社会变革有着强烈联系的作品。
那些与中国当下社会发生关系的当代艺术作品，将在这个“国家级”的会议中心内，被包含在“改造历史”这个主题中，展出18天。吕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可以进入艺术史写作的。假如说有200多位参展艺术家，而真正进入我写的艺术史的一半都没有，还是很少的。这次有些人把它理解为是一次进入历史的机会，其实它显示的是一次可能进入历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次机会，但是它不等于就是。”
进入此次“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览的艺术家、艺术品并不意味这便进入了历史，但即便进入了吕澎撰写的《21世纪中国艺术史：2000-2009》，也并不意味着那些作品真正进入历史，一切有待时间检验。吕澎同样认同这一点。但与历史相比，市场的检验无疑简单、直接得多，就在展览揭幕的第二天，吕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展览中的一千多件艺术品已经卖出去一半有多。“这可是几千万上亿的事情。”他说。
《时代周报》 2010年5月13日 作者：谢培
2010年5月的北京，几天前还需要穿棉袄，一夜间进入了酷暑，急剧的天气变化让人疲于适应。从古老的故宫一路向前，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巨大建筑不是鸟巢，而是它东南方的国家会议中心。这里，一个同样体型巨大的、名为“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的当代艺术群展向世人撩开了面纱。
这个艺术展的主要策展人是吕澎。在艺术界，他是一个特例。政治教育系出身，既能写史，又能策展，还能找来巨额投资，在这个行业中，他还有着更多的身份。“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最初的投资额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并最终定格在1800万。最初的展览设想是三城模式：北京、上海、广州，但如此巨大当量的当代艺术展需要一个更精确的爆炸点，最终，吕澎选定了这个以“国家”为名的会议中心—在2008年8月，这里是奥运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中心所在地。
同奥运创下的一个又一个“最大、最多”一样，“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迄今为止投资最高、规模最大、参展艺术家最多的“历史性”展览。在位于地下一层的1.3万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来自200多位艺术家的1000多件作品（加上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和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内的年轻艺术家，“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的参展艺术家达到291人），根据展览主题的要求，这些作品均创作于2000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且都带有“当代艺术”的标记。
“历史”的几个节点
吕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最早的策展动机来自自己书写当代艺术史的需要，最早的年头可以上溯至他1992年在主持“广州双年展”的时候：“收集资料，在家里研究，这就是写艺术史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工作方法。在当代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很大的展览，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原作，就可以有个很直接的判断。假如可以先看个展览，然后再写，是不是比只看资料好一些？”
在撰写美术史的吕澎眼中，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紧密连接在一起。当代艺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
1978年，如今的当代艺术家黄锐还是一家皮件厂的工人，黄锐那时想的是策划一场能发出自由声音的艺术展，他与马德升成立了“星星美展”筹备组，1979年9月27日，涵盖油画、水墨、钢笔画、木刻、木雕的150多件展品，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栅栏上面向公众展出。这场展出了三天，只是闪了一闪的“星星美展”，如今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首次公开展览。
1989年，在以高名潞为主的批评家的努力下，筹备更加细致、更有步骤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艺术家用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和与之相关的行为艺术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就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当天上午的11时左右，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肖鲁，用左轮手枪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发射了两颗子弹。下午，展览负责人之一的高名潞宣布按有关部门通知休展。混乱而激进的艺术家们尖锐的声音，在1989年刹那响起后迅速归于沉寂。
沉寂之后，市场默默地、同时也是强有力地改变着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地位。中国“表现新锐”的艺术家们开始频频出没于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大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价格也逐步攀升，“新世纪之初，诸如方力钧、张晓刚等人单幅作品的最高价格在两三万美元，而在短短的五六年之间就翻了100倍甚至更多”。新世纪中国大地上的画廊、拍卖公司、艺术博览会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2006年当代艺术受到了国内画廊、收藏家和投资人前所未有的欢迎，受到市场热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被称作“四大金刚”、“F4”。在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的“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中，中国艺术家占据了前50人中的16席，8名艺术家跻身前20名，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中国首位、世界第六。Artprice的报告还说，中国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排名全球第三的当代艺术大国。
最奢华的大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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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学术大奖的颁奖晚宴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摆下百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近千名艺术圈内人士走过红毯，获奖艺术家们在镁光灯照耀下留下手印。一位策展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的艺术展就像个Party，大家不是来看作品的，都是来看人的。这个，是最大的Party。”
在大Party上出现的艺术家们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女雕塑家向京对记者说：“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当代艺术家都是暴发户，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确实是托了中国命运的福。我们的幸运在于时代给予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的机会。”参与过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如今被称作“当代艺术F4”之一的王广义，绝没有当年作品卖到了一万元而浑身颤抖时的激动，他说：“回到三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那个时候十个艺术家里至少有八个有凡·高情结。回头想想，那是十分美好的岁月。而在今天这个年代，十个艺术家里你想找一个有凡高情结的都很难。这甚至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因为时代变了，你只能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作自己的选择。”
除了2008年在北京中轴线上燃放脚印焰火的蔡国强外，那些在市场上屡创天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基本悉数到场：曾梵志、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除了这些置身其中的明星级别的当代艺术家，更多觉得自己并未获得相应市场认可的艺术家也不愿错过这个大Party，尽管他们对此次“集装箱式的展出”颇有微词，但都纷纷从各地赶来，谁也不想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缺席。“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和这个与之呼应的颁奖大Party汇聚了来自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士。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画廊主、投资客、收藏家、艺术媒体，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战舰群，马力强劲。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出现的是“不准掉头”的标志，而现在这个战舰群则是难以掉头，也不能掉头。
“国家级”的历史和市场
钱不是问题，进入“国家级”展馆也不再是问题。虽然在此之前，吕澎在“国家级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主持操办的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曾遭到干预（1992年），高名潞策划的现代艺术20年纪念展也被叫停（2009年），但艺术家张大力的新作“第二历史”在广东美术馆的展出（2010年4月）已经让很多观察者确认了具有争议性的当代艺术进入“国家级”展馆的可能。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同样出现在了“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中，“第二历史”是张大力潜心搜集的关于“修改照片涂改历史”的史料集合。一同出现的还有艺术家张小涛的几幅描绘集体斗殴的绘画，其中一幅《无题》中有着大片人群与火焰，这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发生在湖北的 “石首事件”。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艺术家反对艺术区拆迁的“暖冬计划”事件，也在展览中以绘画、视频的形式得以展现。张小涛对记者说：“我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作品审查”。而在策展人吕澎看来，能够进入当代艺术史的作品，必定是那些与当下社会变革有着强烈联系的作品。
那些与中国当下社会发生关系的当代艺术作品，将在这个“国家级”的会议中心内，被包含在“改造历史”这个主题中，展出18天。吕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可以进入艺术史写作的。假如说有200多位参展艺术家，而真正进入我写的艺术史的一半都没有，还是很少的。这次有些人把它理解为是一次进入历史的机会，其实它显示的是一次可能进入历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次机会，但是它不等于就是。”
进入此次“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览的艺术家、艺术品并不意味这便进入了历史，但即便进入了吕澎撰写的《21世纪中国艺术史：2000-2009》，也并不意味着那些作品真正进入历史，一切有待时间检验。吕澎同样认同这一点。但与历史相比，市场的检验无疑简单、直接得多，就在展览揭幕的第二天，吕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展览中的一千多件艺术品已经卖出去一半有多。“这可是几千万上亿的事情。”他说。
The New Yorker | The Chinese artist and activist Ai Weiwei
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4日 载《纽约客》P. 54
译者：@wuaf；@SikoAlice；gzsums；Daemoneye；freetrans；
aseede；Andy Cheng；lijialincn等合作完成
校对：@xiaomi2020
本文版权为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原作者审核。同时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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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 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 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 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 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 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原文配图
有时，艾似乎天生不会合作。作为一名艺术顾问，他曾为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的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穆龙（Herzog & DeMeuron）工作。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前，他以北京奥运会是掩盖了中国问题的“假笑”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关系。当他被便衣国保跟踪 ——这事时而发生——他喜欢称他们为警察，重叠设置的警察机关形成了一种马克思兄弟式（Marx Brothers）译注：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一队知名美国喜剧演员，由五名亲生兄弟组成,他们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最伟大男演员中排第20名。 的混乱。“一部写坏了的荒诞小说，”他如此形容。
最近，艾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哥本哈根平时放置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的小美人鱼雕像的著名景点，因为小美人鱼雕像正被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艾决定建造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在临时的中国之家的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丹麦人觉得艾设计的超大监视摄像机没什么吸引力。“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艾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这不美好。”
在我们交谈的几天之前，艾为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家团体提供了支持，这些艺术家抗议以发展的名义推平他们的工作间的计划。艾的工作室没受到影响，但这些艺术家找到艾，希望他给出建议。艾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抗议了又没人能报道，你们就如同是在自己家中抗议。”
艾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散步”译注：见《环球时报英文版：20名艺术家在长安街游行抗议》 。由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广场，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性姿态。在他们行进了几百码之后，警察平和地将他们拦下，但他们的壮举所吸引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一位著名的法律活动家，浦志强告诉我：“2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长安街举行抗议活动超过了当局的容忍底线。但艾这么做了，而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由于艾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某种行为艺术，”一位中国画家及社会批评家，陈丹青，告诉我，“但我相信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一定义。他所做的是更有趣、也更难说清楚的事，”陈说，“他想看看[仅靠]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艾未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处在尴尬的角落，他从未被自己的国家邀请举办任何一次大型展览，与其同行的关系也不愠不火。“画廊和杂志社送他东西，他甚至都不打开看一眼，”作为艾未未助手之一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赵赵说。受投机者和中国新一代大款们的拉动，中国的艺术作品在最近几年价格飙升，但艾仍然基本保持着边缘化，他的作品的售价也从未与他高涨的声誉相匹配：一对巨大的淡水珍珠陶瓷盆去年春天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售价是219,000美元；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中间向内凹陷以便一只桌脚高高地靠在墙上，二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售价是153,000美元。
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卖给收藏者或者通过小画廊出售，而不是和可以向他确保更高价格的大中介商签约。“我不喜欢那一套。”艾未未告诉我。
艾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都有公寓。但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气场以其工作室群落为辐射中心，那里对北京文化生活起到的影响类似于安迪·沃荷（Andy Warhol）译注：安迪·沃荷（Andy Warhol）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工厂的角色，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创意人才和赞助商。如同一本中国艺术杂志《跃进》（Leap）的主编菲利普·特纳里（Philip Tinari）所说，“到艾的工作室朝圣”已经成为“造访外国艺术世界行程中的必经之地。”
艾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和一位曾经为他的电影工作的女子因婚外情而育有一子。他们住得很近。艾从未打算做父亲。“她说，‘是的，我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我，”我说，‘我本不认为我应该有孩子，但如果你坚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那我将承担作一名父亲的全部责任’。”艾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儿子，他还挺喜欢一不小心当了爸爸的感觉。
“所谓的人类智慧，我们不应该太过高估。”艾未未说，“当意外发生，也可能变得美好。”艾穿过工作室白雪覆盖的庭院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六名年轻的中国和外籍助手正在电脑前忙碌着。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艾所发起的“公民调查”——调查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地震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于豆腐渣学校——而工作。八十张纸贴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包括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的姓名和生日的表格。每一天，艾的办公室把出生在当天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发布到Twitter上。
“今天，有十七个孩子，”艾说，“是人数最多的一天。”他重重地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开始打字。自从去年春天艾发现了Twitter以来，他就成了中国最为活跃的用户之一，现有约36,000名追随者。
在中国，Twitter被当局屏蔽，但仍可以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服务器访问，这一简单的技术手段使得Twitter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的交流工具。艾每天在Twitter上要花八个小时。当我问他这是否影响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他说，“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近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更为严密的监控，这不令人惊讶。他写了四年的受欢迎的博客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被迫关闭，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他的Gmail账号被黑，设置被改变成将他的信件发送至某个陌生的地址。艾说，他的银行收到官方的问讯，检查他的财务状况，去年6月，一对侦察摄像机出现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监视着进出的人——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这位已经在随时直播其生活的人实属多此一举。当他尝试制作纪录片DVD时，复印服务商担心会因与他的牵连而受到惩罚。“甚至色情片制作商都不干，”左小祖咒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位为艾的影像作品工作的摇滚音乐人。
艾从键盘边站起来，宣布是时候上法院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他的办公室已经发出超过150封信件给政府部门，询问地震遇难者信息和建筑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今天，他将以不回应问询为由对民政部提起诉讼。他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一名叫做刘艳萍（音）的女士，她负责监督此次寄信活动。“根据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她说，抓起一叠纸放在膝盖上。我问刘女士是否是一名律师，她笑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她说。“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征集志愿者，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趣，而且我挺好奇。”现在这是她的全职工作。（去年夏天，在她公开了对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审判之后，她因“扰乱社会秩序”在四川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天。）
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是一座高大的灰石塔楼，有着宏大的拱形入口。我们到了大楼背后一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里处理新案子。我们通过一道金属探测门，两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漫画书。那里有一排类似银行柜台的窗口，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窗口，一位穿着粉色棉衣的瘦小老妇人正对着玻璃上的方形开口大叫。“没有证据另一方怎么可能打赢？”她喊道。“他们对法庭行贿了吗？”在玻璃的另一侧，两位穿制服的妇女在听着，脸上流露着受够了的表情，看来这位老妇人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
艾和刘在一号窗口前排队。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那沓纸从开口中交给穿着褐色夹克的一名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眼神呆滞、精疲力尽。他仔细阅读了材料，发了一个问题：“你说你需要民政部公开这一信息，但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艾往前靠了靠，对着窗户 上的开口说，“实际上，根据政策，每个人都有权要这一信息——而不是必须经过同意。”数个回合之后，艾和刘同意写份陈述说明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在挤满人的等候区内找了个座位，其他人手里都拿着类似的一卷卷的材料。
“他们不想接受这个，”艾说，“因为，一旦进入法律渠道，他们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当艾和刘再次来到窗口前，已经是一小时后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的墨水颜色用错了。书面材料必须用黑色墨水书写，而他们用了蓝色。他们坐下来重写。然后再次排队。
“卡夫卡的城堡，” 艾喃喃自语。两个小时又抻到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既然对结果没什么期望，为什么还要添这道麻烦呢？“我想证明体制失灵了，”艾说，“你不能简单地说体制已经失灵，你得走过一遍才能这么说。”在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玻璃后面的那个人终于接受了艾和刘的申请。他们满意地转身离开。那位老妇人仍在大叫。
艾未未总是觉得自己生在了错误的家庭——要么至少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他的父亲，艾青有着绘画基础，在十九岁时，也就是 1929年，留学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果戈里（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他后来形容这“为我拉开了帷幕，让我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现代主义诗人埃米尔· 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在他笔下那些肮脏黑暗的欧洲城市让艾青联想到故乡的腐败以及不公正。他于1932年返回中国，但他与左翼人士的紧密联系引起国民党猜忌， 他被送进监狱。因为无法在监狱里作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并在获释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的诗明朗、清澈、充满强烈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毛主席，他曾在一首诗歌的开头这样赞美道，“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译注：见艾青诗《毛泽东》 。1956年，在他46岁之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妻子高瑛是作家协会一名年轻的会员。他们在次年诞下一个儿 子。当时反右运动——毛泽东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之一——正愈演愈烈，艾青献身党的动机被质疑。他写的一则寓言，名叫《养花人的梦》着重表达了需要给有创意的观点更广阔的天地。故事里一名只培养月季的园丁察觉自己“引起了其他种类的花卉的不满。”艾青的诗人同僚冯至攻击他说：“艾青已经陷入了反动的形式主义泥潭”。
艾青的头衔被剥夺了，也被作家协会开除了。夜里，他以头撞墙，一遍遍地问，“你说我反党吗？”高瑛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和艾青》中忆道，那时她和她丈夫须给他们的幼子取名，父亲打开字典，手指停在一个汉字上：威，读音“wei”，意为“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字太有讽刺性了，于是他把调子改低了些，改成另外一个“未”，意为“尚未”。他们的儿子因此成了“未，未”。
一家人被送到东北，接着是西部边陲新疆，艾青在那里被安排的工作是清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扫13个。为了弄到更多吃的，他们收集屠夫们丢弃的被割下来的羊蹄，还有冻死的猪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糟了。折磨艾青的人把墨水倒在他脸上，孩子们还朝他扔石头。他和他家人给送到戈壁沙漠边上被认为是“小西伯利亚”译注：那个地方的正式编制是144团2营8连。 的一个地方，那里他们不得不住在一个“地窝子”里，这里曾用作给牲畜产仔。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艾未未不愿意谈论他的父亲。他似乎知道此类叙述落入窠臼，变成老生常谈。他们的父子关系也比较疏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爸爸洗厕所。“那个阶段绝对是他生命的最低谷， 最痛苦的时期，”艾未未说，“他好几次试图自杀。”
那时艾未未还是个小孩，他通过做些手工活来分散注意力，他做了冰鞋和火药。他迷恋恶作剧和操场政治，结果让他的父亲戏称他为曹操，这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奸诈政客。艾的父母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艾丹所说的“压力、羞辱和绝望”。说到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到和听到的比别人多。”
艾丹比艾未未小5岁，生活简朴，与他们母亲住在一间四合院里。他是位作家，不过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艾青遗产的重量：艾丹好几年都能没完成一篇作品。“中文太复杂了，”他说，脸上浮现出苦笑。艾丹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我问他该如何理解他所受的折磨。“他相信犯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受折磨的又有那么多，”他回答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到1976年艾青和他的家人被允许返回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推测他已经死了。他恢复了写作，并且从未失去反抗的天性。当1989年示威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轮椅上已经79岁高龄的艾青，让人推着到了广场。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道签了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于1996年去世。
艾未未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已经对艺术有所感悟，同他家交好的一名译者朋友给了他当时被禁的书——德加（Degas）和凡高（van Gogh），这些书在他的朋友间传阅，就像无价之宝。（他也曾收到一本关于贾思坡·约翰斯（Jasper Johns）译注：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为美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媒介为油画和版画。 的书，但那些关于地图和国旗的画让他深感迷惑，于是被“径直扔进垃圾桶”。）为了练习素描，艾跑到火车站和动物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免费的静止不动的人或物。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因为对拍电影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少有的可选项之一。他发现了那里的僵硬、死板、教条化，结果他与一群“星星”画会的先锋艺术家们交往日盛译注：“星星画展”是1979年有社会意义的冲击力颇大的由先锋画家举办的非官方画展。相关阅读：陈丹青：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 ，他们挑战国家对艺术的控制，在“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口号下游行。他也参与了最初称为“民主墙”的政治运动，活动家们自办杂志和海报呼吁改革。
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1979年，邓小平终止了“民主墙”。其核心人物魏京生被判入狱15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艾说。他当时的女朋友正前往费城求学，1981年2月，他加入了她的出国之行。
在美国，艾未未学习英文，就读于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他陶醉于东村的魅力译注：纽约下东区东村，East Village，被誉为朋克精神的朝圣地，是一个从20世纪40年代就逐渐成型的艺术家街区。 ，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而出的火山”。他找到了一间便宜的地下室，靠近东七街和第二大道。他在周末流连于各个画廊，漫游于这座城市，就好像“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这句话被艾的弟弟写进了一本叫《纽约笔记》的书里，该书由艾丹造访纽约后所写。
帕森设计学院不怎么适合艾未未。他在工作室里出类拔萃但厌恶艺术史。“谁是毕加索的情人，我没兴趣知道。”他退了学，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 ——管家、园丁、保姆、建筑工人——将主要才能发挥在大西洋城赌场的21点扑克桌上。他也在路边画肖像赚钱，但总是躲着和他同样的移民客户，因为他们总是想着讨价还价。
琼·乐博·科恩（Joan Lebold Cohen）当时居住在纽约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学者回忆她拜访艾所住的公寓楼的情景。“充斥着尿液的恶臭，”她说，“他住的是单间，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放在地板上，和一台电视。而他就紧盯着电视。”她继续说着，“电视上播的是，我记得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译注：伊朗门听证会涉及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出售武器给伊朗的丑闻，在1987年的听证过程中发现总统里根之前的说辞不实。 政府当时面临丑闻，需要清算，需要撕开面具，烦恼不堪，这些让他兴奋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最后，艾的英语变得相当流利，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也开始找他帮忙寻找纽约的文化之角。他的公寓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注脚——一处许多中国未来明星驻留过的中转站，包括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1985年底来到纽约的作曲家谭盾。“他开始为我介绍，不仅是地理上，也是精神上。”谭最近这么告诉我，“我会问艾未未，‘我想见约翰·凯奇（John Cage）。我想见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译注：二人都是美国的作曲家，前卫音乐人。 而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我。”
艾的绘画进展神速，但他却没有买家。每次搬家他都必须扔掉以前的画，重头开始。很快他放弃了绘画，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目标。他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小提琴，将琴弦和颈部拆掉，而换之以一把铲子，放在中间。（他的朋友可不太高兴）。当艾的母亲送给他一双皮鞋——在北京可算是贵重资产——他将其剪碎然后重新排列粘结成单只鞋子，前后各有一只脚趾。他把它称为“单人鞋”。1988年，伊森·科恩（Ethan Cohen），琼（Joan）的儿子，把这把小提琴、鞋，和其他一些作品囊括进了艾未未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中，艺评家称之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译注：“达达主义”是兴起于一战时期的苏黎世，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是20 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对20世纪的所有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
在包厘街（Bowery）圣马可教堂的诗歌朗诵会上，艾遇见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译注：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美国诗人，“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嚎叫》。 ，后者曾在去北京的途中认识了艾的父亲。他开始与金斯堡交往。“他把他的诗念给我听，”艾说。“有一首是写给他母亲的——‘白色裹尸布’——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很喜欢朗读这首诗。”艾的影响力逐渐累积。他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 ）的哲学（从A到B，再倒回去）》。（“这本书很容易读，它以推特语言风格写成。”）但没人像杜尚（Duchamp）译注：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行者，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样对他影响至深，杜尚颠覆正统的风格对于在学术现实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艾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弯成杜尚侧影的钢丝衣架。艾开始了摄影，他把突发新闻的照片卖给《时代》杂志。他记录了汤普金斯（Tompkins）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与警察的冲突。“被人威胁会上瘾，”他后来告诉中国的《南方周末》，“当掌权的人对你着迷，你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译注：南方周末上相关文章《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这里提到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抗议”是1988年纽约的一起著名案例，大致经过是政府动用警察，将原本自发形成的一所公园中包容多种文化的区域强行优化成“有秩序”的新区。相关阅读：《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接着他亲自尝试了一次抗议。[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艾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然而那时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则很惨淡。乔恩·科恩回忆道，“我接触到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不展览第三世界艺术。’”她说，与古根海姆（Guggenheim）联系，“不只是馆长不见我，连他的秘书都不见我。”伊桑·科恩费力地找到一些收藏家光顾艾的作品，“我拉着他们的胳膊，说道，‘你得花500美元来买未未的衣架。’”1993年4月，艾获知他父亲患病，他返回了北京。
摄影：艾未未 时间：1994
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9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 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 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60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译注：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产品设计的代表人物。 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 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1,001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 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
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译注：据艾未未工作室披露的信息，“公民调查”一共收集到的遇害学生信息为5,214名，确定年龄、地区、学校、班级等完整信息的遇难学生为5,192人。 ，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译注：这部被命名为《老妈蹄花》的纪录片有多处地址可以下载。如果你还找不到可以看这里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e9jWMoUhgV1ZHd0cjJ2NV81NGQ5MnI0d3E1。 。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译注：这一展览的片段可以在文后的“CNN Amanpour访谈艾未未”的视频中看到。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 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 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译注：喻高所写的这封信全文在这里可以看到：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75820 。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译注：关于这一作品的介绍和部分评价见此：http://gz.fjedu.gov.cn/mei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710 ，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译注：“麦克·阿瑟奖”或称“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徐冰1999年获此殊荣。 ，他的艺术作品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 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 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 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 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
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 在停车场里，摄像机重新恢复了拍摄。
原文标签：艾未未在北京和成都
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4日 载《纽约客》P. 54
译者：@wuaf；@SikoAlice；gzsums；Daemoneye；freetrans；
aseede；Andy Cheng；lijialincn等合作完成
校对：@xiaomi2020
本文版权为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原作者审核。同时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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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 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 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 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 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 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原文配图
有时，艾似乎天生不会合作。作为一名艺术顾问，他曾为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的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穆龙（Herzog & DeMeuron）工作。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前，他以北京奥运会是掩盖了中国问题的“假笑”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关系。当他被便衣国保跟踪 ——这事时而发生——他喜欢称他们为警察，重叠设置的警察机关形成了一种马克思兄弟式（Marx Brothers）译注：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一队知名美国喜剧演员，由五名亲生兄弟组成,他们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最伟大男演员中排第20名。 的混乱。“一部写坏了的荒诞小说，”他如此形容。
最近，艾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哥本哈根平时放置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的小美人鱼雕像的著名景点，因为小美人鱼雕像正被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艾决定建造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在临时的中国之家的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丹麦人觉得艾设计的超大监视摄像机没什么吸引力。“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艾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这不美好。”
在我们交谈的几天之前，艾为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家团体提供了支持，这些艺术家抗议以发展的名义推平他们的工作间的计划。艾的工作室没受到影响，但这些艺术家找到艾，希望他给出建议。艾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抗议了又没人能报道，你们就如同是在自己家中抗议。”
艾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散步”译注：见《环球时报英文版：20名艺术家在长安街游行抗议》 。由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广场，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性姿态。在他们行进了几百码之后，警察平和地将他们拦下，但他们的壮举所吸引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一位著名的法律活动家，浦志强告诉我：“2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长安街举行抗议活动超过了当局的容忍底线。但艾这么做了，而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由于艾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某种行为艺术，”一位中国画家及社会批评家，陈丹青，告诉我，“但我相信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一定义。他所做的是更有趣、也更难说清楚的事，”陈说，“他想看看[仅靠]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艾未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处在尴尬的角落，他从未被自己的国家邀请举办任何一次大型展览，与其同行的关系也不愠不火。“画廊和杂志社送他东西，他甚至都不打开看一眼，”作为艾未未助手之一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赵赵说。受投机者和中国新一代大款们的拉动，中国的艺术作品在最近几年价格飙升，但艾仍然基本保持着边缘化，他的作品的售价也从未与他高涨的声誉相匹配：一对巨大的淡水珍珠陶瓷盆去年春天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售价是219,000美元；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中间向内凹陷以便一只桌脚高高地靠在墙上，二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售价是153,000美元。
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卖给收藏者或者通过小画廊出售，而不是和可以向他确保更高价格的大中介商签约。“我不喜欢那一套。”艾未未告诉我。
艾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都有公寓。但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气场以其工作室群落为辐射中心，那里对北京文化生活起到的影响类似于安迪·沃荷（Andy Warhol）译注：安迪·沃荷（Andy Warhol）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工厂的角色，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创意人才和赞助商。如同一本中国艺术杂志《跃进》（Leap）的主编菲利普·特纳里（Philip Tinari）所说，“到艾的工作室朝圣”已经成为“造访外国艺术世界行程中的必经之地。”
艾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和一位曾经为他的电影工作的女子因婚外情而育有一子。他们住得很近。艾从未打算做父亲。“她说，‘是的，我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我，”我说，‘我本不认为我应该有孩子，但如果你坚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那我将承担作一名父亲的全部责任’。”艾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儿子，他还挺喜欢一不小心当了爸爸的感觉。
“所谓的人类智慧，我们不应该太过高估。”艾未未说，“当意外发生，也可能变得美好。”艾穿过工作室白雪覆盖的庭院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六名年轻的中国和外籍助手正在电脑前忙碌着。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艾所发起的“公民调查”——调查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地震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于豆腐渣学校——而工作。八十张纸贴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包括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的姓名和生日的表格。每一天，艾的办公室把出生在当天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发布到Twitter上。
“今天，有十七个孩子，”艾说，“是人数最多的一天。”他重重地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开始打字。自从去年春天艾发现了Twitter以来，他就成了中国最为活跃的用户之一，现有约36,000名追随者。
在中国，Twitter被当局屏蔽，但仍可以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服务器访问，这一简单的技术手段使得Twitter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的交流工具。艾每天在Twitter上要花八个小时。当我问他这是否影响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他说，“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近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更为严密的监控，这不令人惊讶。他写了四年的受欢迎的博客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被迫关闭，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他的Gmail账号被黑，设置被改变成将他的信件发送至某个陌生的地址。艾说，他的银行收到官方的问讯，检查他的财务状况，去年6月，一对侦察摄像机出现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监视着进出的人——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这位已经在随时直播其生活的人实属多此一举。当他尝试制作纪录片DVD时，复印服务商担心会因与他的牵连而受到惩罚。“甚至色情片制作商都不干，”左小祖咒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位为艾的影像作品工作的摇滚音乐人。
艾从键盘边站起来，宣布是时候上法院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他的办公室已经发出超过150封信件给政府部门，询问地震遇难者信息和建筑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今天，他将以不回应问询为由对民政部提起诉讼。他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一名叫做刘艳萍（音）的女士，她负责监督此次寄信活动。“根据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她说，抓起一叠纸放在膝盖上。我问刘女士是否是一名律师，她笑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她说。“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征集志愿者，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趣，而且我挺好奇。”现在这是她的全职工作。（去年夏天，在她公开了对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审判之后，她因“扰乱社会秩序”在四川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天。）
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是一座高大的灰石塔楼，有着宏大的拱形入口。我们到了大楼背后一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里处理新案子。我们通过一道金属探测门，两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漫画书。那里有一排类似银行柜台的窗口，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窗口，一位穿着粉色棉衣的瘦小老妇人正对着玻璃上的方形开口大叫。“没有证据另一方怎么可能打赢？”她喊道。“他们对法庭行贿了吗？”在玻璃的另一侧，两位穿制服的妇女在听着，脸上流露着受够了的表情，看来这位老妇人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
艾和刘在一号窗口前排队。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那沓纸从开口中交给穿着褐色夹克的一名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眼神呆滞、精疲力尽。他仔细阅读了材料，发了一个问题：“你说你需要民政部公开这一信息，但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艾往前靠了靠，对着窗户 上的开口说，“实际上，根据政策，每个人都有权要这一信息——而不是必须经过同意。”数个回合之后，艾和刘同意写份陈述说明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在挤满人的等候区内找了个座位，其他人手里都拿着类似的一卷卷的材料。
“他们不想接受这个，”艾说，“因为，一旦进入法律渠道，他们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当艾和刘再次来到窗口前，已经是一小时后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的墨水颜色用错了。书面材料必须用黑色墨水书写，而他们用了蓝色。他们坐下来重写。然后再次排队。
“卡夫卡的城堡，” 艾喃喃自语。两个小时又抻到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既然对结果没什么期望，为什么还要添这道麻烦呢？“我想证明体制失灵了，”艾说，“你不能简单地说体制已经失灵，你得走过一遍才能这么说。”在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玻璃后面的那个人终于接受了艾和刘的申请。他们满意地转身离开。那位老妇人仍在大叫。
艾未未总是觉得自己生在了错误的家庭——要么至少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他的父亲，艾青有着绘画基础，在十九岁时，也就是 1929年，留学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果戈里（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他后来形容这“为我拉开了帷幕，让我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现代主义诗人埃米尔· 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在他笔下那些肮脏黑暗的欧洲城市让艾青联想到故乡的腐败以及不公正。他于1932年返回中国，但他与左翼人士的紧密联系引起国民党猜忌， 他被送进监狱。因为无法在监狱里作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并在获释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的诗明朗、清澈、充满强烈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毛主席，他曾在一首诗歌的开头这样赞美道，“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译注：见艾青诗《毛泽东》 。1956年，在他46岁之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妻子高瑛是作家协会一名年轻的会员。他们在次年诞下一个儿 子。当时反右运动——毛泽东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之一——正愈演愈烈，艾青献身党的动机被质疑。他写的一则寓言，名叫《养花人的梦》着重表达了需要给有创意的观点更广阔的天地。故事里一名只培养月季的园丁察觉自己“引起了其他种类的花卉的不满。”艾青的诗人同僚冯至攻击他说：“艾青已经陷入了反动的形式主义泥潭”。
艾青的头衔被剥夺了，也被作家协会开除了。夜里，他以头撞墙，一遍遍地问，“你说我反党吗？”高瑛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和艾青》中忆道，那时她和她丈夫须给他们的幼子取名，父亲打开字典，手指停在一个汉字上：威，读音“wei”，意为“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字太有讽刺性了，于是他把调子改低了些，改成另外一个“未”，意为“尚未”。他们的儿子因此成了“未，未”。
一家人被送到东北，接着是西部边陲新疆，艾青在那里被安排的工作是清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扫13个。为了弄到更多吃的，他们收集屠夫们丢弃的被割下来的羊蹄，还有冻死的猪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糟了。折磨艾青的人把墨水倒在他脸上，孩子们还朝他扔石头。他和他家人给送到戈壁沙漠边上被认为是“小西伯利亚”译注：那个地方的正式编制是144团2营8连。 的一个地方，那里他们不得不住在一个“地窝子”里，这里曾用作给牲畜产仔。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艾未未不愿意谈论他的父亲。他似乎知道此类叙述落入窠臼，变成老生常谈。他们的父子关系也比较疏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爸爸洗厕所。“那个阶段绝对是他生命的最低谷， 最痛苦的时期，”艾未未说，“他好几次试图自杀。”
那时艾未未还是个小孩，他通过做些手工活来分散注意力，他做了冰鞋和火药。他迷恋恶作剧和操场政治，结果让他的父亲戏称他为曹操，这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奸诈政客。艾的父母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艾丹所说的“压力、羞辱和绝望”。说到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到和听到的比别人多。”
艾丹比艾未未小5岁，生活简朴，与他们母亲住在一间四合院里。他是位作家，不过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艾青遗产的重量：艾丹好几年都能没完成一篇作品。“中文太复杂了，”他说，脸上浮现出苦笑。艾丹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我问他该如何理解他所受的折磨。“他相信犯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受折磨的又有那么多，”他回答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到1976年艾青和他的家人被允许返回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推测他已经死了。他恢复了写作，并且从未失去反抗的天性。当1989年示威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轮椅上已经79岁高龄的艾青，让人推着到了广场。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道签了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于1996年去世。
艾未未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已经对艺术有所感悟，同他家交好的一名译者朋友给了他当时被禁的书——德加（Degas）和凡高（van Gogh），这些书在他的朋友间传阅，就像无价之宝。（他也曾收到一本关于贾思坡·约翰斯（Jasper Johns）译注：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为美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媒介为油画和版画。 的书，但那些关于地图和国旗的画让他深感迷惑，于是被“径直扔进垃圾桶”。）为了练习素描，艾跑到火车站和动物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免费的静止不动的人或物。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因为对拍电影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少有的可选项之一。他发现了那里的僵硬、死板、教条化，结果他与一群“星星”画会的先锋艺术家们交往日盛译注：“星星画展”是1979年有社会意义的冲击力颇大的由先锋画家举办的非官方画展。相关阅读：陈丹青：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 ，他们挑战国家对艺术的控制，在“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口号下游行。他也参与了最初称为“民主墙”的政治运动，活动家们自办杂志和海报呼吁改革。
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1979年，邓小平终止了“民主墙”。其核心人物魏京生被判入狱15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艾说。他当时的女朋友正前往费城求学，1981年2月，他加入了她的出国之行。
在美国，艾未未学习英文，就读于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他陶醉于东村的魅力译注：纽约下东区东村，East Village，被誉为朋克精神的朝圣地，是一个从20世纪40年代就逐渐成型的艺术家街区。 ，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而出的火山”。他找到了一间便宜的地下室，靠近东七街和第二大道。他在周末流连于各个画廊，漫游于这座城市，就好像“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这句话被艾的弟弟写进了一本叫《纽约笔记》的书里，该书由艾丹造访纽约后所写。
帕森设计学院不怎么适合艾未未。他在工作室里出类拔萃但厌恶艺术史。“谁是毕加索的情人，我没兴趣知道。”他退了学，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 ——管家、园丁、保姆、建筑工人——将主要才能发挥在大西洋城赌场的21点扑克桌上。他也在路边画肖像赚钱，但总是躲着和他同样的移民客户，因为他们总是想着讨价还价。
琼·乐博·科恩（Joan Lebold Cohen）当时居住在纽约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学者回忆她拜访艾所住的公寓楼的情景。“充斥着尿液的恶臭，”她说，“他住的是单间，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放在地板上，和一台电视。而他就紧盯着电视。”她继续说着，“电视上播的是，我记得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译注：伊朗门听证会涉及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出售武器给伊朗的丑闻，在1987年的听证过程中发现总统里根之前的说辞不实。 政府当时面临丑闻，需要清算，需要撕开面具，烦恼不堪，这些让他兴奋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最后，艾的英语变得相当流利，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也开始找他帮忙寻找纽约的文化之角。他的公寓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注脚——一处许多中国未来明星驻留过的中转站，包括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1985年底来到纽约的作曲家谭盾。“他开始为我介绍，不仅是地理上，也是精神上。”谭最近这么告诉我，“我会问艾未未，‘我想见约翰·凯奇（John Cage）。我想见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译注：二人都是美国的作曲家，前卫音乐人。 而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我。”
艾的绘画进展神速，但他却没有买家。每次搬家他都必须扔掉以前的画，重头开始。很快他放弃了绘画，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目标。他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小提琴，将琴弦和颈部拆掉，而换之以一把铲子，放在中间。（他的朋友可不太高兴）。当艾的母亲送给他一双皮鞋——在北京可算是贵重资产——他将其剪碎然后重新排列粘结成单只鞋子，前后各有一只脚趾。他把它称为“单人鞋”。1988年，伊森·科恩（Ethan Cohen），琼（Joan）的儿子，把这把小提琴、鞋，和其他一些作品囊括进了艾未未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中，艺评家称之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译注：“达达主义”是兴起于一战时期的苏黎世，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是20 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对20世纪的所有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
在包厘街（Bowery）圣马可教堂的诗歌朗诵会上，艾遇见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译注：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美国诗人，“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嚎叫》。 ，后者曾在去北京的途中认识了艾的父亲。他开始与金斯堡交往。“他把他的诗念给我听，”艾说。“有一首是写给他母亲的——‘白色裹尸布’——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很喜欢朗读这首诗。”艾的影响力逐渐累积。他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 ）的哲学（从A到B，再倒回去）》。（“这本书很容易读，它以推特语言风格写成。”）但没人像杜尚（Duchamp）译注：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行者，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样对他影响至深，杜尚颠覆正统的风格对于在学术现实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艾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弯成杜尚侧影的钢丝衣架。艾开始了摄影，他把突发新闻的照片卖给《时代》杂志。他记录了汤普金斯（Tompkins）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与警察的冲突。“被人威胁会上瘾，”他后来告诉中国的《南方周末》，“当掌权的人对你着迷，你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译注：南方周末上相关文章《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这里提到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抗议”是1988年纽约的一起著名案例，大致经过是政府动用警察，将原本自发形成的一所公园中包容多种文化的区域强行优化成“有秩序”的新区。相关阅读：《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接着他亲自尝试了一次抗议。[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艾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然而那时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则很惨淡。乔恩·科恩回忆道，“我接触到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不展览第三世界艺术。’”她说，与古根海姆（Guggenheim）联系，“不只是馆长不见我，连他的秘书都不见我。”伊桑·科恩费力地找到一些收藏家光顾艾的作品，“我拉着他们的胳膊，说道，‘你得花500美元来买未未的衣架。’”1993年4月，艾获知他父亲患病，他返回了北京。
摄影：艾未未 时间：1994
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9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 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 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60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译注：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产品设计的代表人物。 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 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1,001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 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
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译注：据艾未未工作室披露的信息，“公民调查”一共收集到的遇害学生信息为5,214名，确定年龄、地区、学校、班级等完整信息的遇难学生为5,192人。 ，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译注：这部被命名为《老妈蹄花》的纪录片有多处地址可以下载。如果你还找不到可以看这里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e9jWMoUhgV1ZHd0cjJ2NV81NGQ5MnI0d3E1。 。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译注：这一展览的片段可以在文后的“CNN Amanpour访谈艾未未”的视频中看到。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 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 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译注：喻高所写的这封信全文在这里可以看到：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75820 。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译注：关于这一作品的介绍和部分评价见此：http://gz.fjedu.gov.cn/mei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710 ，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译注：“麦克·阿瑟奖”或称“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徐冰1999年获此殊荣。 ，他的艺术作品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 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 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 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 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
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 在停车场里，摄像机重新恢复了拍摄。
原文标签：艾未未在北京和成都
Friday, May 28, 2010
女人的32个小秘密(中英对照) (女性都市)
作者: timesny , 发表于: 星期二, 三月 30, 2010, 01:51 (60天前)
自己看吧,挺有意思的.
1.Women need to cry. And they won＇t do it alone unless they know you can hear them.
女人需要哭泣,并且只有在你能听到时才哭。
2.Women especially love a bargain.
女人特别喜欢便宜货。
3.Women love to shop. It is the only area of the world where they feel like they＇re actually in control.
女人喜欢购物,她们觉得那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控制的惟一领域。
4.Women will always ask questions that have no center answers,in an effort to trap you into feeling guilty.
女人总是问一些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她们想使你有犯罪感。
5.Women love to talk. Silence intimidates them and they feel a need to fill it, even if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
女人喜欢交谈。沉默使她们不安,她们需要用交谈打破沉默,即使她们没什么可说的。
6.Women need to feel like there are people worse off than they are.
女人需要感觉到别人不如她们。
7.Women hate bugs. Even the strong -willed ones need a man around when there＇s a spider or a wasp involved.
女人讨厌虫子。当看到一只蜘蛛或黄蜂时,即使意志力很强的女人也需要一个男人在身旁。
8.Women can＇t keep secrets.
女人不能保守秘密。
9.Women always go to public rest rooms in groups. It gives them a chance to gossip.
女人经常结伴去公共卫生间,这是她们闲谈的好机会。
10.Women can＇t refuse to answer a ringing phone, no matter what she's doing.
女人不会拒绝接听任何来电。电话铃一响,不论正在做什么,她都会去接电话。
11.Women never understand why men love toys. Men understand that they wouldn＇t need toys if women had an″on／off″switch.
女人永远不会明白男人为什么喜欢玩具。男人认为,如果女人有开关,他们就不再需要玩具了。
12.Women think all beer is the same.
女人觉得所有品牌的啤酒都是一个味儿。
13.Women keep three different shampoos in the shower. After a woman showers, the bathroom will smell like a tropical rain forest.
通常,女人的浴室里总放着3种不同的洗发香波。她们沐浴后,浴室就散发着热带雨林的味道。
14.Women don＇t understand the appeal of sports. Men seek entertainment that allows them to escape reality. Women seek entertainment that reminds them of how horrible things could be.
女人不能领略体育节目的魅力。男人从那些能让他们逃离现实的东西中寻找娱乐,女人则从那些能提醒她们现实有多糟糕的东西中寻找娱乐。
15. If a man goes on a seven-day trip, he＇ll pack five days worth of clothes and will wear some things twice；if a woman goes on a seven-day trip she＇ll pack 21 out fits because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ll feel like wearing each day.
如果一个男人要出门7天,他会带够5天穿的衣服,并且会将一些衣物穿两次。如果一个女人要出门7天,她会带够21天穿的衣服,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每天喜欢穿什么。
16.Women brush their hair before bed.
女人在睡觉前梳头。
17.Women are paid less than men, except for one field：Modeling.
女人的薪水比男人低,只有一个行业例外———模特。
18.Women are never wrong. Apologizing is the man＇s responsibility.
女人永远不会犯错。道歉是男人的责任。
19.Women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cars, even if they drive car themselves.
女人对汽车一无所知,即使她们自己开车。
20.Women have better rest rooms. They get the nice chairs and red carpet.
女人的卫生间很讲究,那里有精致的椅子和红地毯。
21.Women love cats. Men say they love cats, but when women aren＇t looking, men kick cats.
女人喜欢猫。男人说他们喜欢猫,但当女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会踢猫。
22.Women love to talk on the phone. A woman can visit her girl friend for two weeks, and upon returning home, she will call the same friend and they will talk for three hours.
女人喜欢煲电话粥。一个女人去看她的女朋友,她们一起生活了两个星期,她刚刚回家便会给这个女朋友打电话,她们会聊上3个小时。
23. A woman will dress up to go shopping, water the plants,empty the garbage, answer the phone, read a book, or get the mail.
女人做什么事之前都会化妆———购物、给植物浇水、倒LJ、接电话、读书、收邮件……??
24.Women do NOT want an hon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How do I look？″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不想得到诚实的答案———“我看上去怎么样？”
25.″Oh,nothing,″h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eaning in woman-language than it does in man-language.
“哦,没什么。”这句话在女人的字典里的意思和在男人字典里的完全不同。
26.All women will say that they are over weight, but don＇t agree with them about it.
所有女人都会说自己超重,但千万别对此表示赞同。
27.Only women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guest towels″and the ″good china″.
只有女人知道为什么“客用毛巾”和“好瓷器”是必要的。
28.Women want equal centers, but you rarely hear them clamoring to cover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go with those centers.
女人要求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但你几乎听不到她们吵嚷着要求承担和男人同样的责任。
29.Women can get out of speeding tickets by pouting. This will get men arrested.
面对超速行驶的罚单,噘嘴可以使女人免于处罚,却会使男人被拘留。
30.Women don＇t really care about a sense of humor in a guydespiteclaims to the contrary.
女人并不真的在乎男人是否有幽默感,尽管她们声称幽默感很重要。
31.Women will spend hours dressing up to go out, and then they＇ll go out and spend more time checking out other women. Men can never catch women checking out other men；women will always catch menc hecking out other women.
女人在出门前将花费数小时化妆,然后她们出门,花更多时间注视其他女人。男人永远不会察觉女人注视着其他男人,而女人总能察觉男人注视着其他女人。
32.The most embarrassing thing for women is to find another woman wearing the same dress at a formal party.
最让女人尴尬的,就是在一个正式的聚会上发现另一个女人穿着和自己同样的衣服。
作者: timesny , 发表于: 星期二, 三月 30, 2010, 01:51 (60天前)
自己看吧,挺有意思的.
1.Women need to cry. And they won＇t do it alone unless they know you can hear them.
女人需要哭泣,并且只有在你能听到时才哭。
2.Women especially love a bargain.
女人特别喜欢便宜货。
3.Women love to shop. It is the only area of the world where they feel like they＇re actually in control.
女人喜欢购物,她们觉得那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控制的惟一领域。
4.Women will always ask questions that have no center answers,in an effort to trap you into feeling guilty.
女人总是问一些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她们想使你有犯罪感。
5.Women love to talk. Silence intimidates them and they feel a need to fill it, even if they have nothing to say.
女人喜欢交谈。沉默使她们不安,她们需要用交谈打破沉默,即使她们没什么可说的。
6.Women need to feel like there are people worse off than they are.
女人需要感觉到别人不如她们。
7.Women hate bugs. Even the strong -willed ones need a man around when there＇s a spider or a wasp involved.
女人讨厌虫子。当看到一只蜘蛛或黄蜂时,即使意志力很强的女人也需要一个男人在身旁。
8.Women can＇t keep secrets.
女人不能保守秘密。
9.Women always go to public rest rooms in groups. It gives them a chance to gossip.
女人经常结伴去公共卫生间,这是她们闲谈的好机会。
10.Women can＇t refuse to answer a ringing phone, no matter what she's doing.
女人不会拒绝接听任何来电。电话铃一响,不论正在做什么,她都会去接电话。
11.Women never understand why men love toys. Men understand that they wouldn＇t need toys if women had an″on／off″switch.
女人永远不会明白男人为什么喜欢玩具。男人认为,如果女人有开关,他们就不再需要玩具了。
12.Women think all beer is the same.
女人觉得所有品牌的啤酒都是一个味儿。
13.Women keep three different shampoos in the shower. After a woman showers, the bathroom will smell like a tropical rain forest.
通常,女人的浴室里总放着3种不同的洗发香波。她们沐浴后,浴室就散发着热带雨林的味道。
14.Women don＇t understand the appeal of sports. Men seek entertainment that allows them to escape reality. Women seek entertainment that reminds them of how horrible things could be.
女人不能领略体育节目的魅力。男人从那些能让他们逃离现实的东西中寻找娱乐,女人则从那些能提醒她们现实有多糟糕的东西中寻找娱乐。
15. If a man goes on a seven-day trip, he＇ll pack five days worth of clothes and will wear some things twice；if a woman goes on a seven-day trip she＇ll pack 21 out fits because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ll feel like wearing each day.
如果一个男人要出门7天,他会带够5天穿的衣服,并且会将一些衣物穿两次。如果一个女人要出门7天,她会带够21天穿的衣服,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每天喜欢穿什么。
16.Women brush their hair before bed.
女人在睡觉前梳头。
17.Women are paid less than men, except for one field：Modeling.
女人的薪水比男人低,只有一个行业例外———模特。
18.Women are never wrong. Apologizing is the man＇s responsibility.
女人永远不会犯错。道歉是男人的责任。
19.Women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cars, even if they drive car themselves.
女人对汽车一无所知,即使她们自己开车。
20.Women have better rest rooms. They get the nice chairs and red carpet.
女人的卫生间很讲究,那里有精致的椅子和红地毯。
21.Women love cats. Men say they love cats, but when women aren＇t looking, men kick cats.
女人喜欢猫。男人说他们喜欢猫,但当女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会踢猫。
22.Women love to talk on the phone. A woman can visit her girl friend for two weeks, and upon returning home, she will call the same friend and they will talk for three hours.
女人喜欢煲电话粥。一个女人去看她的女朋友,她们一起生活了两个星期,她刚刚回家便会给这个女朋友打电话,她们会聊上3个小时。
23. A woman will dress up to go shopping, water the plants,empty the garbage, answer the phone, read a book, or get the mail.
女人做什么事之前都会化妆———购物、给植物浇水、倒LJ、接电话、读书、收邮件……??
24.Women do NOT want an hon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How do I look？″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不想得到诚实的答案———“我看上去怎么样？”
25.″Oh,nothing,″h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eaning in woman-language than it does in man-language.
“哦,没什么。”这句话在女人的字典里的意思和在男人字典里的完全不同。
26.All women will say that they are over weight, but don＇t agree with them about it.
所有女人都会说自己超重,但千万别对此表示赞同。
27.Only women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guest towels″and the ″good china″.
只有女人知道为什么“客用毛巾”和“好瓷器”是必要的。
28.Women want equal centers, but you rarely hear them clamoring to cover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go with those centers.
女人要求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但你几乎听不到她们吵嚷着要求承担和男人同样的责任。
29.Women can get out of speeding tickets by pouting. This will get men arrested.
面对超速行驶的罚单,噘嘴可以使女人免于处罚,却会使男人被拘留。
30.Women don＇t really care about a sense of humor in a guydespiteclaims to the contrary.
女人并不真的在乎男人是否有幽默感,尽管她们声称幽默感很重要。
31.Women will spend hours dressing up to go out, and then they＇ll go out and spend more time checking out other women. Men can never catch women checking out other men；women will always catch menc hecking out other women.
女人在出门前将花费数小时化妆,然后她们出门,花更多时间注视其他女人。男人永远不会察觉女人注视着其他男人,而女人总能察觉男人注视着其他女人。
32.The most embarrassing thing for women is to find another woman wearing the same dress at a formal party.
最让女人尴尬的,就是在一个正式的聚会上发现另一个女人穿着和自己同样的衣服。
[财富]从iPad看电脑业的缺陷
2010-04-29 04:26:03 浏览次数：10 网友评论 0 条
上周末，苹果（Apple）的iPad平板电脑上市，一时引发媒体热潮，无论在闹市街头还是郊区的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抢购。不过，就iPad可能带来的收入而言，它对苹果公司并没有那么重要。
上周末，苹果（Apple）的iPad平板电脑上市，一时引发媒体热潮，无论在闹市街头还是郊区的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抢购。不过，就iPad可能带来的收入而言，它对苹果公司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来设想一下最乐观的情况吧。假设消费者最初的热情不会消退；假设iPad不会出现严重的性能或生产问题；假设苹果真能像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的那样，在2010年卖出600多万部iPad（需要指出的是，这大大高于华尔街普遍预期的300到400万部的销量）；假设人们对更大存储空间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网络连接的需求能将iPad的平均售价推升至650美元。即便上述假设全部成立，2010年iPad也只能带来39亿美元的营收，对于年收入高达50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言，这并不算什么大数目。
苹果公司一个季度就能卖出价值39亿美元的Mac电脑，而iPhone的销售额更是比这个数字高出近一倍。
不过，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iPad都可谓意义非凡，不仅对苹果公司是这样，对整个电脑行业来说都是如此。
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乔布斯（Steve Jobs）看到了第三类移动屏幕的商机，第三类移动屏幕功能不及笔记本电脑，却又强于智能手机。此前，包括比尔 盖茨（Bill Gates）在内的其他人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但乔布斯却似乎获得了成功。
iPad是否会像之前售出2.5亿部的iPod或是销量达4500万的iPhone那样，成为风靡全球的大热产品，还是会像美国个人电脑市场占有率7.4%的Mac机一样，成为高端小众产品？现在就下断言可能为时过早。因为事实上，上周六售出的30多万部iPad，可能大部分是由死忠苹果迷购走。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iPad不会像苹果电视机（Apple TV）那样，成为又一件小众“玩物”。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苹果仍然有能力按照计划构想、设计、开发和交付最优秀的电脑技术产品，其产品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而消费者也负担得起。
苹果的竞争对手现在应该正在深刻反思吧。因为苹果又一次捡起一个不被看好的想法，然后不仅打造出一款成功的产品，更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产业。在iPod之前，不是没有MP3播放器；在iPhone之前，不是没有智能手机；在iPad之前也早已有众多平板电脑，虽说后者采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
当然，要生产出这样的产品绝非易事。这需要世界顶尖的设计团队、可靠的供应链、无可挑剔的质量控制、一流的营销以及维护费用极高的开发团队，还必须具有先见之明，创建出一个高度整合的软件环境，使得软件、硬件、零售和网络能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
其他电脑和软件公司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以上的某些环节。微软（Microsoft）拥有整合良好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套件；索尼（Sony）有优秀的软硬件设计团队和品牌店；而戴尔（Dell）和惠普（HP）则不仅生产速度快，并且懂得如何吸引消费者。但这些都不足以给电脑行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用乔布斯最爱引用的韦恩 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要赶在冰球之前，而不是追着冰球跑。
苹果的公关部门一向守口如瓶，不过，从他们透露的只言片语来看，乔布斯十分看重iPad。一开始就有报道说乔布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iPad上，甚至在休病假期间，他都念念不忘iPad，否定了一个又一个设计方案，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据说，乔布斯对朋友和同事说，iPad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过，和往常一样，每当人们将某款新产品的成功全部归功于苹果这位高调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就开始讨论其继任者的问题。虽说乔布斯的功劳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 库克（Tim Cook）和其他高管已经向华尔街证明，即使乔布斯不在，他们也能让公司运营得井井有条。但是，乔布斯离开后，他们能否构想出下一个iPad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指望某位无名小辈，指望几个在车库里瞎捣鼓的年青人为我们指引未来的方向？
2010-04-29 04:26:03 浏览次数：10 网友评论 0 条
上周末，苹果（Apple）的iPad平板电脑上市，一时引发媒体热潮，无论在闹市街头还是郊区的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抢购。不过，就iPad可能带来的收入而言，它对苹果公司并没有那么重要。
上周末，苹果（Apple）的iPad平板电脑上市，一时引发媒体热潮，无论在闹市街头还是郊区的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队抢购。不过，就iPad可能带来的收入而言，它对苹果公司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来设想一下最乐观的情况吧。假设消费者最初的热情不会消退；假设iPad不会出现严重的性能或生产问题；假设苹果真能像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的那样，在2010年卖出600多万部iPad（需要指出的是，这大大高于华尔街普遍预期的300到400万部的销量）；假设人们对更大存储空间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网络连接的需求能将iPad的平均售价推升至650美元。即便上述假设全部成立，2010年iPad也只能带来39亿美元的营收，对于年收入高达50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言，这并不算什么大数目。
苹果公司一个季度就能卖出价值39亿美元的Mac电脑，而iPhone的销售额更是比这个数字高出近一倍。
不过，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iPad都可谓意义非凡，不仅对苹果公司是这样，对整个电脑行业来说都是如此。
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乔布斯（Steve Jobs）看到了第三类移动屏幕的商机，第三类移动屏幕功能不及笔记本电脑，却又强于智能手机。此前，包括比尔 盖茨（Bill Gates）在内的其他人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但乔布斯却似乎获得了成功。
iPad是否会像之前售出2.5亿部的iPod或是销量达4500万的iPhone那样，成为风靡全球的大热产品，还是会像美国个人电脑市场占有率7.4%的Mac机一样，成为高端小众产品？现在就下断言可能为时过早。因为事实上，上周六售出的30多万部iPad，可能大部分是由死忠苹果迷购走。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iPad不会像苹果电视机（Apple TV）那样，成为又一件小众“玩物”。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苹果仍然有能力按照计划构想、设计、开发和交付最优秀的电脑技术产品，其产品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而消费者也负担得起。
苹果的竞争对手现在应该正在深刻反思吧。因为苹果又一次捡起一个不被看好的想法，然后不仅打造出一款成功的产品，更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产业。在iPod之前，不是没有MP3播放器；在iPhone之前，不是没有智能手机；在iPad之前也早已有众多平板电脑，虽说后者采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
当然，要生产出这样的产品绝非易事。这需要世界顶尖的设计团队、可靠的供应链、无可挑剔的质量控制、一流的营销以及维护费用极高的开发团队，还必须具有先见之明，创建出一个高度整合的软件环境，使得软件、硬件、零售和网络能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
其他电脑和软件公司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以上的某些环节。微软（Microsoft）拥有整合良好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套件；索尼（Sony）有优秀的软硬件设计团队和品牌店；而戴尔（Dell）和惠普（HP）则不仅生产速度快，并且懂得如何吸引消费者。但这些都不足以给电脑行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用乔布斯最爱引用的韦恩 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要赶在冰球之前，而不是追着冰球跑。
苹果的公关部门一向守口如瓶，不过，从他们透露的只言片语来看，乔布斯十分看重iPad。一开始就有报道说乔布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iPad上，甚至在休病假期间，他都念念不忘iPad，否定了一个又一个设计方案，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据说，乔布斯对朋友和同事说，iPad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过，和往常一样，每当人们将某款新产品的成功全部归功于苹果这位高调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就开始讨论其继任者的问题。虽说乔布斯的功劳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 库克（Tim Cook）和其他高管已经向华尔街证明，即使乔布斯不在，他们也能让公司运营得井井有条。但是，乔布斯离开后，他们能否构想出下一个iPad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指望某位无名小辈，指望几个在车库里瞎捣鼓的年青人为我们指引未来的方向？
新帝国主义又比大清王朝时期的旧帝国主义高明多了，他们手中可是还有着三大武器。
今天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美国控制我国大半信用评级市场 威胁金融主权》，你们会不会感到很愕然，究竟外资并购、收购、控制中国企业的手法是什么？金融资本收购中国制造业的手法比较简单，就是收购了之后，分拆卖掉从中渔利，包括上市。而产业资本收购的手法非常复杂，《产业链阴谋III》的目的就是解析产业资本的收购手法。 产业资本收购的手法可以分解成三大武器：
（1）掌控产业链6+1的6（也叫供应链），利用ISC的手法优化每个节点，并拉紧供应链；
（2）掌控产业链6+1的1，利用IPD的手法优化生产程序，提高效率；
（3）对于B2C的消费品而言，优化行业本质。
其中第一个武器最重要，这是每一个外资企业必须掌控的环节，因为掌控了第一个武器就掌控了销售的定价权。
在我讨论这三大武器之前，我想透过新帝国主义收购中国矿业的案例和旧帝国主义时期外资收购我开平煤矿的对比来解释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实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掠夺的本质从来没变过，只是新帝国主义收购中国企业的手法又多了三个武器，因此对我们的危害就越大。
我和各位读者说个小故事，由于义和团之乱，英国驻天津领事亲自带兵冲进张翼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认定“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把他关在太古洋行的一个旧厨房里。张翼是谁？这可了不得，你今天不知道可以，可是那年头在北京地界混的人要是连张大人的威名都没听过，这辈子就只能刷马桶了。当年中国唯一的煤矿央企，全球范围内前五名的煤炭出口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开平煤矿，就是张大人直接领导的。按今天的说法，那是绝对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要知道那时候力拓什么的矿业巨头还远没成立呢。而开平煤矿，本来是由李鸿章决策、唐廷枢一手创办。到1895年之后，它跟招商局一样，落入了佩着顶戴的官商之手，张大人因为是恭亲王的亲信，所以才能出任督办一职。
张大人这下是彻底慌了，他想保命的结果就是他被他的好朋友——一个德国人德璀琳给坑害了。德璀琳事先拟好一份“护矿手据”，内容是 “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张大人文化比较低，读了半天没弄明白，这时候德璀琳补充了一句：“张大人，你签了以后，你身份可就变了，以前你是满清官员，现在你可就是我们外国公司下面的高级雇员了，所以，援引条例，我可以担保您性命无虞，当然了，我的总办权既然是你给的，等这阵风暴过去了，你当然有权再收回去嘛。”张大人一听连称：“妙妙妙。”于是破涕为笑，当场就签了，还连连道谢。
1890年的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而胡佛代表墨林公司，签订了出售合约，价格是8英镑。根据这份合约，“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力、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力、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于开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约带回墨林公司后，得到了5 000美元的奖赏，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接着，墨林公司又转手将开平卖给一个名为“东方辛迪加”的英国财团。同年12月28日，新组成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次年2月下旬，英军进驻矿区，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为新公司的总办，并得到8 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称：“我们的任务完成得令人满意，而留给我们后任的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企业。”
各位有没有觉得胡佛这个名字很耳熟，对的，他就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他就是那位在年轻的时候坑害开平煤矿的首恶之一。他和威廉·贝鲁（William Baillieu）等人合伙创建了“锌公司”（Zinc Corporation）。这家公司日后几经合并成为力拓集团的一部分，如今的力拓成为“侵华”的急先锋，各位读者还记得２００９年的力拓间谍案的故事吗？历史的巧合实在太有意思了。
胡佛这样品德的一个人，最后却成了为人称道的英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胡佛在伦敦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为900万战争受害者管理分派了约250万吨食物。作为一种早期的“穿梭外交”，他40次横渡北海与德国当局接触，恳请他们允许食品运输。所以在欧洲和美国，他俨然成了一个国际英雄。比利时的勒芬市还把一座重要的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我经常告诉各位读者的美国人的虚伪面。连总统都是打着国际英雄的幌子，而背地干着坑害中国开平煤矿的人，其他人更不用说了。我希望各位能永远记住这就是美国人的嘴脸和本质。
我看今天的新帝国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平煤矿的事继续在今天的中国悲惨重演。新帝国主义是很聪明狡猾的，他们深谙中国对矿业的政策监管，因此不会与政策硬碰，而是采取合作和间接的形式，绕过政策监管。透过上述手法，外资成功地减少了并购矿业公司政策上的风险，规避了舆论的压力，从而加快了收购的速度。外资成功进来以后，就可以大肆整合资源产业链，掠夺中国矿产资源。愚昧的地方政府还以为可以借助外资的技术、管理人才和资金与大型国企匹敌，殊不知，矿权已拱手相让。不单如此，外资们乘虚而入之后，还大肆透过“代理人收购”等曲线收购的手段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矿产。他们看准中国在矿业产业链上的诟病，并巧妙地避过政策的规管，违规进行行业整合。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让我收购，我就合资之名而实际控制，你不让我直接收购，我就曲线代理人收购。
但是，新帝国主义又比大清王朝时期的旧帝国主义高明多了，他们手中可是还有着三大武器。
今天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美国控制我国大半信用评级市场 威胁金融主权》，你们会不会感到很愕然，究竟外资并购、收购、控制中国企业的手法是什么？金融资本收购中国制造业的手法比较简单，就是收购了之后，分拆卖掉从中渔利，包括上市。而产业资本收购的手法非常复杂，《产业链阴谋III》的目的就是解析产业资本的收购手法。 产业资本收购的手法可以分解成三大武器：
（1）掌控产业链6+1的6（也叫供应链），利用ISC的手法优化每个节点，并拉紧供应链；
（2）掌控产业链6+1的1，利用IPD的手法优化生产程序，提高效率；
（3）对于B2C的消费品而言，优化行业本质。
其中第一个武器最重要，这是每一个外资企业必须掌控的环节，因为掌控了第一个武器就掌控了销售的定价权。
在我讨论这三大武器之前，我想透过新帝国主义收购中国矿业的案例和旧帝国主义时期外资收购我开平煤矿的对比来解释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实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掠夺的本质从来没变过，只是新帝国主义收购中国企业的手法又多了三个武器，因此对我们的危害就越大。
我和各位读者说个小故事，由于义和团之乱，英国驻天津领事亲自带兵冲进张翼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认定“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把他关在太古洋行的一个旧厨房里。张翼是谁？这可了不得，你今天不知道可以，可是那年头在北京地界混的人要是连张大人的威名都没听过，这辈子就只能刷马桶了。当年中国唯一的煤矿央企，全球范围内前五名的煤炭出口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开平煤矿，就是张大人直接领导的。按今天的说法，那是绝对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要知道那时候力拓什么的矿业巨头还远没成立呢。而开平煤矿，本来是由李鸿章决策、唐廷枢一手创办。到1895年之后，它跟招商局一样，落入了佩着顶戴的官商之手，张大人因为是恭亲王的亲信，所以才能出任督办一职。
张大人这下是彻底慌了，他想保命的结果就是他被他的好朋友——一个德国人德璀琳给坑害了。德璀琳事先拟好一份“护矿手据”，内容是 “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张大人文化比较低，读了半天没弄明白，这时候德璀琳补充了一句：“张大人，你签了以后，你身份可就变了，以前你是满清官员，现在你可就是我们外国公司下面的高级雇员了，所以，援引条例，我可以担保您性命无虞，当然了，我的总办权既然是你给的，等这阵风暴过去了，你当然有权再收回去嘛。”张大人一听连称：“妙妙妙。”于是破涕为笑，当场就签了，还连连道谢。
1890年的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而胡佛代表墨林公司，签订了出售合约，价格是8英镑。根据这份合约，“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力、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力、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于开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约带回墨林公司后，得到了5 000美元的奖赏，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接着，墨林公司又转手将开平卖给一个名为“东方辛迪加”的英国财团。同年12月28日，新组成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次年2月下旬，英军进驻矿区，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为新公司的总办，并得到8 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称：“我们的任务完成得令人满意，而留给我们后任的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企业。”
各位有没有觉得胡佛这个名字很耳熟，对的，他就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他就是那位在年轻的时候坑害开平煤矿的首恶之一。他和威廉·贝鲁（William Baillieu）等人合伙创建了“锌公司”（Zinc Corporation）。这家公司日后几经合并成为力拓集团的一部分，如今的力拓成为“侵华”的急先锋，各位读者还记得２００９年的力拓间谍案的故事吗？历史的巧合实在太有意思了。
胡佛这样品德的一个人，最后却成了为人称道的英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胡佛在伦敦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为900万战争受害者管理分派了约250万吨食物。作为一种早期的“穿梭外交”，他40次横渡北海与德国当局接触，恳请他们允许食品运输。所以在欧洲和美国，他俨然成了一个国际英雄。比利时的勒芬市还把一座重要的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我经常告诉各位读者的美国人的虚伪面。连总统都是打着国际英雄的幌子，而背地干着坑害中国开平煤矿的人，其他人更不用说了。我希望各位能永远记住这就是美国人的嘴脸和本质。
我看今天的新帝国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平煤矿的事继续在今天的中国悲惨重演。新帝国主义是很聪明狡猾的，他们深谙中国对矿业的政策监管，因此不会与政策硬碰，而是采取合作和间接的形式，绕过政策监管。透过上述手法，外资成功地减少了并购矿业公司政策上的风险，规避了舆论的压力，从而加快了收购的速度。外资成功进来以后，就可以大肆整合资源产业链，掠夺中国矿产资源。愚昧的地方政府还以为可以借助外资的技术、管理人才和资金与大型国企匹敌，殊不知，矿权已拱手相让。不单如此，外资们乘虚而入之后，还大肆透过“代理人收购”等曲线收购的手段贪婪地掠夺中国的矿产。他们看准中国在矿业产业链上的诟病，并巧妙地避过政策的规管，违规进行行业整合。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让我收购，我就合资之名而实际控制，你不让我直接收购，我就曲线代理人收购。
但是，新帝国主义又比大清王朝时期的旧帝国主义高明多了，他们手中可是还有着三大武器。
你
可以说这是出于对触摸屏的嫉妒，不过很多黑莓(BlackBerry)用户都开始感觉24个月期合同很难熬。
你可以说这是出于对触摸屏的嫉妒，不过很多黑莓(BlackBerry)用户都开始感觉24个月期合同很难熬。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希望能够转用苹果公司(Apple Inc.)的iPhone或谷歌(Google Inc.)的Nexus One。
网络市场研究公司Crowd Science进行的这项调查结果显示，Research in Motion黑莓用户比iPhone或Android用户更有可能放弃原有手机品牌。当被问及如果次日要买手机或智能手机的话，他们可能选择哪个品牌，有39%的黑莓用户说，他们“绝对或很可能会”买一部iPhone。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买一部Android手机。
与此同时，谷歌与苹果之间的酣战看来对用户基础造成了影响。
绝大多数iPhone用户（92%）可能会继续忠诚于苹果iPhone，而有略低于这个比例的Android用户（87%）表示会忠诚于自己所用的品牌。
不过，那些痛恨非苹果用户的“苹果狂”可能遇到了愤慨程度和他们不相上下的对手。有15%的iPhone用户“绝对或很可能不会”推荐Android手机，有45%的Android用户永远不会支持乔布斯(Steve Jobs)的iPhone。这是因为外人的奚落还是买家的懊悔，研究没有就此提问。
不过，随着苹果与谷歌之间的战争升温，黑莓用户却是带着一丝嫉妒在冷眼旁观。
尽管在智能手机市场上，RIM的份额遥遥领先于iPhone──两者市场份额分别为42%和25%，但RIM的份额却在开始下滑，微软的Windows Mobile和Palm份额也在下滑。
据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数据，2009年四季度，RIM的市场份额较三季度降低一个百分点，苹果的份额上升了1.2%。《微电脑世界》(PCWorld)的布拉德利(Tony Bradley)预测，在升幅和降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2年2月前，苹果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超过RIM。借摩托罗拉(Motorola) Droid大获成功的东风，Android显示了最大的增幅，上升了2.7%，至5.2%。
Crowd Science首席执行长马丁(John Martin)在公司博客上谈了这项研究。他说，这些结果表明，黑莓用户对品牌的不忠并不仅仅是受iPhone魅力的推动。他还说，而是黑莓作为一个品牌没有获得其他手机操作系统所拥有的忠诚度。
那么，黑莓竞争对手的魅力在哪里呢？为什么黑莓用户更愿意改用其他品牌？
黑莓长期以来一直是精通科技、被无线地捆绑到工作上的高管们的选择。不过，正如研究证明的，只有7%的黑莓用户只在工作中使用黑莓。多年来，智能手机不再仅仅与工作挂钩──苹果在影响这一转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黑莓、Palm Treo、Windows Mobile手机从来没有像苹果或Android一样成功地披上“娱乐智能手机”的外衣。
简单地讲，iPhone、Droid和Nexus One看起来更充满乐趣。随着“趣味因素”成为智能手机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个仍专注于商务方面的制造商都失去了用户的宠爱。
如果iPhone能够记住你把车子停在了哪里，键盘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当Droid能够很好地与Gmail一起使用时，为什么还要用Microsoft Exchange呢，毕竟更多的企业在使用Gmail？如果在苹果App Store或Android Market上有数十种不同的版本供你选择，还有什么理由等待一个适用于黑莓的应用程序的出现？
除非出现一款新的黑莓手机打破该品牌商务手机的古板形像，否则RIM会错过所有这些乐趣和客户。
可以说这是出于对触摸屏的嫉妒，不过很多黑莓(BlackBerry)用户都开始感觉24个月期合同很难熬。
你可以说这是出于对触摸屏的嫉妒，不过很多黑莓(BlackBerry)用户都开始感觉24个月期合同很难熬。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希望能够转用苹果公司(Apple Inc.)的iPhone或谷歌(Google Inc.)的Nexus One。
网络市场研究公司Crowd Science进行的这项调查结果显示，Research in Motion黑莓用户比iPhone或Android用户更有可能放弃原有手机品牌。当被问及如果次日要买手机或智能手机的话，他们可能选择哪个品牌，有39%的黑莓用户说，他们“绝对或很可能会”买一部iPhone。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买一部Android手机。
与此同时，谷歌与苹果之间的酣战看来对用户基础造成了影响。
绝大多数iPhone用户（92%）可能会继续忠诚于苹果iPhone，而有略低于这个比例的Android用户（87%）表示会忠诚于自己所用的品牌。
不过，那些痛恨非苹果用户的“苹果狂”可能遇到了愤慨程度和他们不相上下的对手。有15%的iPhone用户“绝对或很可能不会”推荐Android手机，有45%的Android用户永远不会支持乔布斯(Steve Jobs)的iPhone。这是因为外人的奚落还是买家的懊悔，研究没有就此提问。
不过，随着苹果与谷歌之间的战争升温，黑莓用户却是带着一丝嫉妒在冷眼旁观。
尽管在智能手机市场上，RIM的份额遥遥领先于iPhone──两者市场份额分别为42%和25%，但RIM的份额却在开始下滑，微软的Windows Mobile和Palm份额也在下滑。
据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数据，2009年四季度，RIM的市场份额较三季度降低一个百分点，苹果的份额上升了1.2%。《微电脑世界》(PCWorld)的布拉德利(Tony Bradley)预测，在升幅和降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2年2月前，苹果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超过RIM。借摩托罗拉(Motorola) Droid大获成功的东风，Android显示了最大的增幅，上升了2.7%，至5.2%。
Crowd Science首席执行长马丁(John Martin)在公司博客上谈了这项研究。他说，这些结果表明，黑莓用户对品牌的不忠并不仅仅是受iPhone魅力的推动。他还说，而是黑莓作为一个品牌没有获得其他手机操作系统所拥有的忠诚度。
那么，黑莓竞争对手的魅力在哪里呢？为什么黑莓用户更愿意改用其他品牌？
黑莓长期以来一直是精通科技、被无线地捆绑到工作上的高管们的选择。不过，正如研究证明的，只有7%的黑莓用户只在工作中使用黑莓。多年来，智能手机不再仅仅与工作挂钩──苹果在影响这一转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黑莓、Palm Treo、Windows Mobile手机从来没有像苹果或Android一样成功地披上“娱乐智能手机”的外衣。
简单地讲，iPhone、Droid和Nexus One看起来更充满乐趣。随着“趣味因素”成为智能手机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个仍专注于商务方面的制造商都失去了用户的宠爱。
如果iPhone能够记住你把车子停在了哪里，键盘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当Droid能够很好地与Gmail一起使用时，为什么还要用Microsoft Exchange呢，毕竟更多的企业在使用Gmail？如果在苹果App Store或Android Market上有数十种不同的版本供你选择，还有什么理由等待一个适用于黑莓的应用程序的出现？
除非出现一款新的黑莓手机打破该品牌商务手机的古板形像，否则RIM会错过所有这些乐趣和客户。
“I left the museum with a giant burst of happiness for the infinite creativity of America.”
—New York
“Women’s Work”
--T Magazine/The New York Times
Video: Biennial Preview
—NY1
“At a Biennial on a Budget, Tweaking and Provoking”
—The New York Times
Video: Interview with Biennial curator Francesco Bonami
—Vernissage
—New York
“Women’s Work”
--T Magazine/The New York Times
Video: Biennial Preview
—NY1
“At a Biennial on a Budget, Tweaking and Provoking”
—The New York Times
Video: Interview with Biennial curator Francesco Bonami
—Vernissage
Monday, May 24, 2010
林培瑞：我对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失望，除了韩寒2010-5-24 8:29:20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6604 跟帖 12 条
林培瑞：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更一般性。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林培瑞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做真切的观察与了解。
文 主笔_ 石扉客 发自美国普林斯顿 摄影_ 石扉客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1944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197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 十世纪初中国通俗小说，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学者苏炜如是评判林培瑞与中国的关系。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林培瑞前来参加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机会，本刊记者得以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他自己在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还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梦魂萦绕的中国好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记录80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90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结交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如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南都周刊×林培瑞
韩寒和王朔
南都周刊：你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关联？
林培瑞：首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什么“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儿，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从20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南都周刊：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80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很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80年代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后来我选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5年左右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在200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在分析2004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遍？” 这问题问到点子上。极好。
南都周刊：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80后青年？
林培瑞：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而且人很聪明。
一年以前我都没太注意他。最早让我对他真的发生兴趣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参加一次有关中国因特网的会议，来自大陆的一些媒体知名人士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说到了韩寒。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时代周刊》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政府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政府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这种“新左”的声音。
南都周刊：以您的观察，韩寒这种写作方式有无可能带动当下中国社会情绪的发酵，有没有可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大众引领作用？
林培瑞：有关方面也许会不喜欢他，但是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比较难办。我想韩寒和以往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些公知名气虽然也很大，但是只限于知识界。不像韩寒，粉丝跨越了社会不同阶层。打压韩寒的话会激起更大的民间反应，我想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羡慕他的人那么多，打压代价会很大。
南都周刊：如果见到韩寒，您想跟他说什么？
林培瑞：主要是问他问题，关于中国近况和将来的问题，因我这十多年没去过中国，很想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价值观，相信什么希望什么，私下朋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
从表面看，中国的价值不外于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传统的“怎么做人？”“怎么样才对别人负责？”等等道德观，我不相信就消灭了。中国老百姓似乎想认同一个日常生活里正常的人的价值观，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里主人公许三多就是个好人，出名、有钱、帅都不是，但观众好像很愿意认同他，因为他老实，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里还是喜欢老实人，很有意思。
韩寒的博客文章很损，但是损之下有价值，古今中外讽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价值观在里面。王朔作品也很损，有次他来纽约我跟他喝茶，我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怪他。但比起王朔，我觉得韩寒底子里比较明显有些积极的价值观。
南都周刊：2006年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经夸过王朔的语言好、活泼真实、有感染力。您刚才也说到韩寒的博客很损，语言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有观点认为王朔和韩寒这两代青年，有某种传承关系。您怎么看？
林培瑞：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更一般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喜欢用典型人物说典型官话，让读者自己去分析，但他就是不去点明。韩寒不一样，比如他最近的博文提到福建三个网民被判的事情，虽然还是打擦边球，但他说了个具体东西，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这方面他超过了王朔的抵抗价值。所以相比较而言王朔是更抽象的，小说里的人物事情有影子，但毕竟是影子，没有具体东西。再比如韩寒最近写世博会，记者采访他，这未必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很具体，也不是影子。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南都周刊：这几年里，除了韩寒之外，您关注和喜欢过的大陆作家以及电影、电视剧，是哪些？
林培瑞：总的来说，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老舍，沈从文，吴祖湘，闻一多，萧红，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高晓声，阿城，格非，胡发云，等等。另外，哈金我也喜欢，他虽然写英文不写中文，但写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也是一流的。
这几年的阅读视野里，除了韩寒，我还喜欢胡发云，杨继绳，胡写的《如焉.com》，杨写大饥荒的《墓碑》，美国文学界已经有人在组织翻译，据我所知，胡发云的《如焉.com》已经翻了一半，杨继绳的《墓碑》也已经翻了一部分。至于韩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有网站在介绍并翻译他的博客，我不知道能否出一个集子。章诒和的也不错，不过我没有都看，她回顾50 年代的那些也挺好。贾平凹的在《废都》后我看得不多。《盛世》这种政治幻想小说我听说了，我太太找到了书，还没来得及看。
电影最有印象的是《色戒》，删减的和原本的两个版本，我各看了一次，删节本我看了觉得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结局。因为它把色情部分取消了，我没看到做爱的关系的建立，第二次看才理解了，这就是剪辑的代价。不能说看不懂，但删节一部分影响全面的理解。
南都周刊：《色戒》在大陆上映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林培瑞：我看到了，主要反应是那些表面和皮毛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冷静地看汉奸问题，当时住在沦陷区里的确有很多人跟日本妥协，这是历史事实。张爱玲和胡兰成也有他们的政治背景，不是说张写得都“客观”，但是那种对小说和电影流于表面和肤浅的批评就很可怕。
过去和现在
南都周刊：在中国网民们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其形象已经很难说有道德感召力。2006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您也曾提到中国作家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近几年来比较少见。你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个看法？
林培瑞： 80年代的作家扮演的角色比较可爱，80年代末期以后到现在比较让人失望。但这个问题难以一概而论，总有例外，比如胡发云，韩寒。
南都周刊： 2009年9月，您在河滨分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对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和青年一代一切向钱看的气氛表达了深切的失望。您8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后来写成了那本著名的《北京夜话》，?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许知远前不久评价这本书时，感叹“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您是否同意这些看法？
林培瑞：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北京夜话”不能代表今日中国，只能视为历史书，描写80年代后的气氛，尤其是87年到89年那种知识分子的气氛——关心国家、社会；谈理想啊，我们国家怎么能够改进哪。大致上说，90年代以来的年轻人是有变化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都是抱着理想的，这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可是在最近这一代青年的身上有时很难找这个东西。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90年代以后受教育的这一代，的确感到失望。
当然，我不愿意百分之百地说今日的知识分子没有理想主义，也有。前述的胡发云和杨继绳是例子。许多维权律师，想说真话的新闻记者，环保“积极分子”等等都是例子。与80年代比，今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比较糟糕是程度问题，不是绝对的。
南都周刊：您能否展开一点地说您对今日年轻知识分子的“失望”？是根据什么的？
林培瑞：这15年来，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当然有例外，但大致上说，他们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确感到失望。
举个例子：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研究生。她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念书，人显然很聪明。我们聊到民主的问题，她认为中国的客观条件不够，现在实行民主会乱套，要等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实行民主。
我问她：要是政府明天宣布要实行民主，你会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府的提议吗？
我的用意是想测验她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到底有多少。她显得有点难为情，但显然明白了我的用意。过了几天我再问她，她说：“民主当然是好的，中国早晚会实现民主。”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问自己： 这个学生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 我觉得她了解。但她追求的不是独立思考，是自己的利益，说她那一套表层的话是为了爬梯子。我理解她，但比起往年的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只好说是代表了一种令人遗憾的退步。
南都周刊：现在中国大陆网民贡献了无数才华横溢的网络语言，比如草泥马、马勒隔壁等，有评论认为这种网络语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民众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反抗，对正统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解构作用。不知道您作为一个语言学专家，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如何评价？是否会将这些新型网络语言也放进您的中文教学课堂？
林培瑞：网络语言是中国语言的一部分。等我的学生有一定的中文底子以后，我愿意介绍网络语言给他们认识。一般地来说，美国学生很喜欢学这种语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创办“孔子学院”，想通过语言教学来影响各国年轻人的思想，尤其对中国政治的思想。我猜想这个事业不会那么顺利地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因为西方学生很喜欢唱反调。掌握了基本中文以后，他们会很喜欢“草泥马”这种语言，同时会觉得官方的那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官腔很没意思。
林培瑞：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更一般性。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林培瑞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做真切的观察与了解。
文 主笔_ 石扉客 发自美国普林斯顿 摄影_ 石扉客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1944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197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 十世纪初中国通俗小说，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学者苏炜如是评判林培瑞与中国的关系。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林培瑞前来参加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机会，本刊记者得以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他自己在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还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梦魂萦绕的中国好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记录80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90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结交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如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南都周刊×林培瑞
韩寒和王朔
南都周刊：你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关联？
林培瑞：首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什么“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儿，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从20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南都周刊：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80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很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80年代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后来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后来我选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5年左右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在200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在分析2004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遍？” 这问题问到点子上。极好。
南都周刊：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80后青年？
林培瑞：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而且人很聪明。
一年以前我都没太注意他。最早让我对他真的发生兴趣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参加一次有关中国因特网的会议，来自大陆的一些媒体知名人士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说到了韩寒。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时代周刊》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政府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政府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这种“新左”的声音。
南都周刊：以您的观察，韩寒这种写作方式有无可能带动当下中国社会情绪的发酵，有没有可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大众引领作用？
林培瑞：有关方面也许会不喜欢他，但是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比较难办。我想韩寒和以往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些公知名气虽然也很大，但是只限于知识界。不像韩寒，粉丝跨越了社会不同阶层。打压韩寒的话会激起更大的民间反应，我想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羡慕他的人那么多，打压代价会很大。
南都周刊：如果见到韩寒，您想跟他说什么？
林培瑞：主要是问他问题，关于中国近况和将来的问题，因我这十多年没去过中国，很想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价值观，相信什么希望什么，私下朋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
从表面看，中国的价值不外于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传统的“怎么做人？”“怎么样才对别人负责？”等等道德观，我不相信就消灭了。中国老百姓似乎想认同一个日常生活里正常的人的价值观，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里主人公许三多就是个好人，出名、有钱、帅都不是，但观众好像很愿意认同他，因为他老实，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里还是喜欢老实人，很有意思。
韩寒的博客文章很损，但是损之下有价值，古今中外讽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价值观在里面。王朔作品也很损，有次他来纽约我跟他喝茶，我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怪他。但比起王朔，我觉得韩寒底子里比较明显有些积极的价值观。
南都周刊：2006年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经夸过王朔的语言好、活泼真实、有感染力。您刚才也说到韩寒的博客很损，语言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有观点认为王朔和韩寒这两代青年，有某种传承关系。您怎么看？
林培瑞：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更一般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喜欢用典型人物说典型官话，让读者自己去分析，但他就是不去点明。韩寒不一样，比如他最近的博文提到福建三个网民被判的事情，虽然还是打擦边球，但他说了个具体东西，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这方面他超过了王朔的抵抗价值。所以相比较而言王朔是更抽象的，小说里的人物事情有影子，但毕竟是影子，没有具体东西。再比如韩寒最近写世博会，记者采访他，这未必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很具体，也不是影子。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南都周刊：这几年里，除了韩寒之外，您关注和喜欢过的大陆作家以及电影、电视剧，是哪些？
林培瑞：总的来说，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老舍，沈从文，吴祖湘，闻一多，萧红，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高晓声，阿城，格非，胡发云，等等。另外，哈金我也喜欢，他虽然写英文不写中文，但写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也是一流的。
这几年的阅读视野里，除了韩寒，我还喜欢胡发云，杨继绳，胡写的《如焉.com》，杨写大饥荒的《墓碑》，美国文学界已经有人在组织翻译，据我所知，胡发云的《如焉.com》已经翻了一半，杨继绳的《墓碑》也已经翻了一部分。至于韩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有网站在介绍并翻译他的博客，我不知道能否出一个集子。章诒和的也不错，不过我没有都看，她回顾50 年代的那些也挺好。贾平凹的在《废都》后我看得不多。《盛世》这种政治幻想小说我听说了，我太太找到了书，还没来得及看。
电影最有印象的是《色戒》，删减的和原本的两个版本，我各看了一次，删节本我看了觉得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结局。因为它把色情部分取消了，我没看到做爱的关系的建立，第二次看才理解了，这就是剪辑的代价。不能说看不懂，但删节一部分影响全面的理解。
南都周刊：《色戒》在大陆上映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林培瑞：我看到了，主要反应是那些表面和皮毛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冷静地看汉奸问题，当时住在沦陷区里的确有很多人跟日本妥协，这是历史事实。张爱玲和胡兰成也有他们的政治背景，不是说张写得都“客观”，但是那种对小说和电影流于表面和肤浅的批评就很可怕。
过去和现在
南都周刊：在中国网民们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其形象已经很难说有道德感召力。2006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您也曾提到中国作家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近几年来比较少见。你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个看法？
林培瑞： 80年代的作家扮演的角色比较可爱，80年代末期以后到现在比较让人失望。但这个问题难以一概而论，总有例外，比如胡发云，韩寒。
南都周刊： 2009年9月，您在河滨分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对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和青年一代一切向钱看的气氛表达了深切的失望。您8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后来写成了那本著名的《北京夜话》，?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许知远前不久评价这本书时，感叹“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您是否同意这些看法？
林培瑞：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北京夜话”不能代表今日中国，只能视为历史书，描写80年代后的气氛，尤其是87年到89年那种知识分子的气氛——关心国家、社会；谈理想啊，我们国家怎么能够改进哪。大致上说，90年代以来的年轻人是有变化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都是抱着理想的，这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可是在最近这一代青年的身上有时很难找这个东西。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90年代以后受教育的这一代，的确感到失望。
当然，我不愿意百分之百地说今日的知识分子没有理想主义，也有。前述的胡发云和杨继绳是例子。许多维权律师，想说真话的新闻记者，环保“积极分子”等等都是例子。与80年代比，今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比较糟糕是程度问题，不是绝对的。
南都周刊：您能否展开一点地说您对今日年轻知识分子的“失望”？是根据什么的？
林培瑞：这15年来，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当然有例外，但大致上说，他们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确感到失望。
举个例子：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研究生。她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念书，人显然很聪明。我们聊到民主的问题，她认为中国的客观条件不够，现在实行民主会乱套，要等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实行民主。
我问她：要是政府明天宣布要实行民主，你会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府的提议吗？
我的用意是想测验她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到底有多少。她显得有点难为情，但显然明白了我的用意。过了几天我再问她，她说：“民主当然是好的，中国早晚会实现民主。”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问自己： 这个学生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 我觉得她了解。但她追求的不是独立思考，是自己的利益，说她那一套表层的话是为了爬梯子。我理解她，但比起往年的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只好说是代表了一种令人遗憾的退步。
南都周刊：现在中国大陆网民贡献了无数才华横溢的网络语言，比如草泥马、马勒隔壁等，有评论认为这种网络语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民众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反抗，对正统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解构作用。不知道您作为一个语言学专家，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如何评价？是否会将这些新型网络语言也放进您的中文教学课堂？
林培瑞：网络语言是中国语言的一部分。等我的学生有一定的中文底子以后，我愿意介绍网络语言给他们认识。一般地来说，美国学生很喜欢学这种语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创办“孔子学院”，想通过语言教学来影响各国年轻人的思想，尤其对中国政治的思想。我猜想这个事业不会那么顺利地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因为西方学生很喜欢唱反调。掌握了基本中文以后，他们会很喜欢“草泥马”这种语言，同时会觉得官方的那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官腔很没意思。
Friday, May 21, 2010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美国因无力威胁而惧怕中国
来源: 蛋青与蛋黄 于 07-01-22 10:08:27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美国因无力威胁而惧怕中国
乔姆斯基
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人物周刊：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
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
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 “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 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
人物周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
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人物周刊：您的观察很有意思。
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人物周刊：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
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乔姆斯基：布莱尔布什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
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
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
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 (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来源: 蛋青与蛋黄 于 07-01-22 10:08:27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美国因无力威胁而惧怕中国
乔姆斯基
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人物周刊：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
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
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 “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 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
人物周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
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人物周刊：您的观察很有意思。
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人物周刊：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
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乔姆斯基：布莱尔布什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
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
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
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 (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Thursday, May 20, 2010
中国的当代艺术集体泛绿
2009-08-21 10:47:27 来源 ：《深圳商报》
自2005年发迹以“走楼梯”的速度被推向巅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打击下，以“坐电梯”的速度下滑至4年前的水平。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正式对外发布的《2009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以下简称“报告”)，当代艺术集体“泛绿”，前几年叱咤风云的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如今频频登上“流拍排行榜”。
曾经：
被封为“最暴利的行业”
从2004年春季拍卖起，当代艺术18指数走出了一波漂亮的价升量涨的单边上升行情。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发力，自2006年春纽约苏富比《同志120号》以97.92万美元成交后，中国当代艺术在3年内带来了多个惊叹号：2007年5月31日，北京保利2007春季拍卖会现场当代中国艺术夜场，吴冠中的《交河故城》以40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创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最高纪录;2007年11月6日，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2002年作)》以7425万元港币的价格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2008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曾梵志1996年的作品《面具系列No.6》以7536.75万元港币成交，张晓刚、岳敏君等人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一时间，中国当代艺术被推向一个巅峰。某知名媒体甚至以封面文章《最暴利的行业——艺术》给持续升温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下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
现状：
“高价神话”防线破灭
然而好景不长。在2008年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多空双方迎来了终极PK——最终结果继续放量成交并有了1%的微小回调。而这正是拐点。2008年秋拍在一片对市场唱衰声中开槌，不出所料，2008年秋拍油画及当代艺术板块成交总额仅为2007年成交总额的36.09%，跌回3年前水平。天价当代艺术品开始回落，成交价比春拍同名次拍品均下降50%至60%，流拍率高达42%。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曾梵志早期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流拍。而在此次秋拍前，曾梵志的作品在香港的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中亮相，估价在千万元左右的顶级作品无人问津。2008年10月初，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高价神话”最后一道防线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最终惨淡落幕。在300件中国当代及20世纪艺术作品中，流拍的作品有108件，流拍率高达36%，包括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在内的一线艺术家的5件作品全部遭遇流拍。
特征：
两季度斩断四年升势
2009春拍加速了2008年秋拍以来的跌势，同比下跌达50.7%，较前个拍卖季环比下跌42.6%。仅仅经过两个季度的下跌，就将4年来的升势拦腰斩断。成交额锐减，较最高时期减少82%，比上季减少30%。
在2009年春季，18位“当代艺术梦幻之队”成员几乎全盘泛绿，下跌幅度也都以四五成为主。从成交均价来看，张晓刚下跌63%，成交率只有67%;曾梵志的价格下降了51%，成交率80%;王广义的价格下跌了42%;方力钧的价格下滑33%;岳敏君价格滑落73%。
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晓刚从2008年春拍中的约2.2亿元的成交额锐减至2009年春拍的1769.8万元。
外因：
金融海啸重创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遭遇滑铁卢，金融海啸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2008胡润百富榜》前20位富豪拥有上市公司部分财富平均缩水比例达到50.47%。作为这一“特殊奢侈品”主要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新富阶层，因为资产缩水首先消化此类消费的投入，针对他们投资收藏的首选品类——当代艺术则显得更为直接和强烈。同时，可流入艺术市场的资金有限，进一步压制了这个市场。
上海新概念广告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博览会”总经理葛千淘说：“当代艺术可以说是当代金融的艺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价格上开始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与金钱使当代艺术市场泛起太多的形容词，让人感觉虚幻而缺乏真实感。一旦金融爆发，就应声而倒。”
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岳敏君曾打过一个比喻：艺术市场的价格就像水上的浮萍，水位涨到哪浮萍就升到哪，水位是金融体系本身。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市场投资者专家赵力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艺术品中心市场的涨跌过程可以比之为“走楼梯、坐电梯”，即上涨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下跌则是“暴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品不是基本的消费需求，在危局面前，恐慌令人们常常“将婴儿连同脏水一起泼掉”，而根本不顾及任何价值因素。
目前正着力拓展艺术产业链的格丰艺术机构艺术总监黄泷表示，当代艺术的收藏群体与传统艺术品的收藏群体有根本性不同，在当代艺术的收藏群体中，逐利性的投资资金占据了主要位置。
内因：
艺术市场自身结构调整
有人认为，艺术市场的自我净化和结构性调整则是中国当代艺术“崩盘”的内因。
深圳大学教授应天齐认为，当代艺术已经开始结构性调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代艺术这些年来的市场取向有一定问题，当代艺术更多的是面对了拍卖市场的新增客户，这部分客户也以投资甚至投机作为参与拍卖市场的首要目的。与中国古代书画稳定性的收藏群体相比，当代艺术经过这一轮的调整会渐渐趋于理性，同时，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作品都会进行深入的结构性调整。”
投资艺术品市场长达十余年的艺术藏家、中邦集团董事长卫平也认为：“一方面，金融危机对当代艺术市场打击很大。另一方面，艺术市场的自我净化和结构性调整也是一个原因。前几年，当代艺术猛然间被炒家把价格推向了顶点，价格偏离了价值，违背了市场规律，金融危机到来，海外资金撤离，艺术品也遭遇了滑铁卢。”
原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中央美院美术馆新任馆长王璜生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也称，当代艺术是良性的结构化调整。从高价拍品数量可看出，其实重要艺术家的重要作品价位仍然不低，而过去齐涨齐跌状况下“搭便车”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市场逐步趋于理性。王璜生还说，当代艺术饱受争议，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关注当下。“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从以前的政治文化中走出，把目光投到当下，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比如，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影响，基因工程给人心理带来的变化等等。而不是那些程式化的‘大批判’、‘大脑袋’以及‘大嘴傻笑’。”
当代艺术的“衰落”始于国际大资金的获利离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当代艺术作品本身20年不变的“执着”也是当代艺术市场步入严冬的内在原因。
2009-08-21 10:47:27 来源 ：《深圳商报》
自2005年发迹以“走楼梯”的速度被推向巅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打击下，以“坐电梯”的速度下滑至4年前的水平。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正式对外发布的《2009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以下简称“报告”)，当代艺术集体“泛绿”，前几年叱咤风云的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如今频频登上“流拍排行榜”。
曾经：
被封为“最暴利的行业”
从2004年春季拍卖起，当代艺术18指数走出了一波漂亮的价升量涨的单边上升行情。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发力，自2006年春纽约苏富比《同志120号》以97.92万美元成交后，中国当代艺术在3年内带来了多个惊叹号：2007年5月31日，北京保利2007春季拍卖会现场当代中国艺术夜场，吴冠中的《交河故城》以40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创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最高纪录;2007年11月6日，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2002年作)》以7425万元港币的价格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2008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曾梵志1996年的作品《面具系列No.6》以7536.75万元港币成交，张晓刚、岳敏君等人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一时间，中国当代艺术被推向一个巅峰。某知名媒体甚至以封面文章《最暴利的行业——艺术》给持续升温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下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
现状：
“高价神话”防线破灭
然而好景不长。在2008年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多空双方迎来了终极PK——最终结果继续放量成交并有了1%的微小回调。而这正是拐点。2008年秋拍在一片对市场唱衰声中开槌，不出所料，2008年秋拍油画及当代艺术板块成交总额仅为2007年成交总额的36.09%，跌回3年前水平。天价当代艺术品开始回落，成交价比春拍同名次拍品均下降50%至60%，流拍率高达42%。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曾梵志早期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流拍。而在此次秋拍前，曾梵志的作品在香港的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中亮相，估价在千万元左右的顶级作品无人问津。2008年10月初，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高价神话”最后一道防线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最终惨淡落幕。在300件中国当代及20世纪艺术作品中，流拍的作品有108件，流拍率高达36%，包括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在内的一线艺术家的5件作品全部遭遇流拍。
特征：
两季度斩断四年升势
2009春拍加速了2008年秋拍以来的跌势，同比下跌达50.7%，较前个拍卖季环比下跌42.6%。仅仅经过两个季度的下跌，就将4年来的升势拦腰斩断。成交额锐减，较最高时期减少82%，比上季减少30%。
在2009年春季，18位“当代艺术梦幻之队”成员几乎全盘泛绿，下跌幅度也都以四五成为主。从成交均价来看，张晓刚下跌63%，成交率只有67%;曾梵志的价格下降了51%，成交率80%;王广义的价格下跌了42%;方力钧的价格下滑33%;岳敏君价格滑落73%。
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晓刚从2008年春拍中的约2.2亿元的成交额锐减至2009年春拍的1769.8万元。
外因：
金融海啸重创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遭遇滑铁卢，金融海啸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2008胡润百富榜》前20位富豪拥有上市公司部分财富平均缩水比例达到50.47%。作为这一“特殊奢侈品”主要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新富阶层，因为资产缩水首先消化此类消费的投入，针对他们投资收藏的首选品类——当代艺术则显得更为直接和强烈。同时，可流入艺术市场的资金有限，进一步压制了这个市场。
上海新概念广告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博览会”总经理葛千淘说：“当代艺术可以说是当代金融的艺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价格上开始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与金钱使当代艺术市场泛起太多的形容词，让人感觉虚幻而缺乏真实感。一旦金融爆发，就应声而倒。”
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岳敏君曾打过一个比喻：艺术市场的价格就像水上的浮萍，水位涨到哪浮萍就升到哪，水位是金融体系本身。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市场投资者专家赵力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艺术品中心市场的涨跌过程可以比之为“走楼梯、坐电梯”，即上涨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下跌则是“暴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品不是基本的消费需求，在危局面前，恐慌令人们常常“将婴儿连同脏水一起泼掉”，而根本不顾及任何价值因素。
目前正着力拓展艺术产业链的格丰艺术机构艺术总监黄泷表示，当代艺术的收藏群体与传统艺术品的收藏群体有根本性不同，在当代艺术的收藏群体中，逐利性的投资资金占据了主要位置。
内因：
艺术市场自身结构调整
有人认为，艺术市场的自我净化和结构性调整则是中国当代艺术“崩盘”的内因。
深圳大学教授应天齐认为，当代艺术已经开始结构性调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代艺术这些年来的市场取向有一定问题，当代艺术更多的是面对了拍卖市场的新增客户，这部分客户也以投资甚至投机作为参与拍卖市场的首要目的。与中国古代书画稳定性的收藏群体相比，当代艺术经过这一轮的调整会渐渐趋于理性，同时，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作品都会进行深入的结构性调整。”
投资艺术品市场长达十余年的艺术藏家、中邦集团董事长卫平也认为：“一方面，金融危机对当代艺术市场打击很大。另一方面，艺术市场的自我净化和结构性调整也是一个原因。前几年，当代艺术猛然间被炒家把价格推向了顶点，价格偏离了价值，违背了市场规律，金融危机到来，海外资金撤离，艺术品也遭遇了滑铁卢。”
原广东美术馆馆长、现中央美院美术馆新任馆长王璜生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也称，当代艺术是良性的结构化调整。从高价拍品数量可看出，其实重要艺术家的重要作品价位仍然不低，而过去齐涨齐跌状况下“搭便车”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市场逐步趋于理性。王璜生还说，当代艺术饱受争议，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关注当下。“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从以前的政治文化中走出，把目光投到当下，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比如，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影响，基因工程给人心理带来的变化等等。而不是那些程式化的‘大批判’、‘大脑袋’以及‘大嘴傻笑’。”
当代艺术的“衰落”始于国际大资金的获利离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当代艺术作品本身20年不变的“执着”也是当代艺术市场步入严冬的内在原因。
Saturday, May 8, 2010
微软VS谷歌：如何不战而胜？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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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劲敌可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小丑(Joker)，蝙蝠侠(Batman)只是个有钱、喜欢穿氨纶紧身衣的疯子。在进军电子书销售等其它市场之际，谷歌(Google)也需要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手，以转移人们对其在线搜索广告业务主导地位的注意力。接手雅虎(Yahoo)搜索业务的微软(Microsoft)是最佳候选人。但这家软件公司或许最好通过完全放弃搜索业务来挑战谷歌。
毕竟，微软的在线搜索业务是一个金钱陷阱——在过去5年亏损40亿美元。可以说，对微软更大的威胁，是谷歌正在开发的可以替代其软件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免费产品。由于拥有搜索业务这只“金鹅”，谷歌拥有充沛的现金。微软退出搜索业务，将令谷歌自然而然地占据垄断地位，这就会促使各国政府介入，像过去对待铁路、公用事业和电话公司一样，限制谷歌的回报率和行为。
微软不太可能认同上述做法。但这突显出谷歌管理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尽可能延长自己不受限制的时间，由此实现非常高的利润率和回报率。
然而，谷歌对法律风险有相当高的容忍度，这或许反映了该公司的快速成功和工程师思路。谷歌打算扫描全球各地的书籍，并自信日后能够应对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它的街景(Street View)拍摄车在全球各地的道路上巡游，一路拍个不停。
尽管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更有可能让谷歌开发投资者希望的新业务模式，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用户和监管机构对这种行为能够容忍多久？全球数据守护者的地位，与愿意轻率地投入新的战争并不完全相符。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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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劲敌可能是有益的：如果没有小丑(Joker)，蝙蝠侠(Batman)只是个有钱、喜欢穿氨纶紧身衣的疯子。在进军电子书销售等其它市场之际，谷歌(Google)也需要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手，以转移人们对其在线搜索广告业务主导地位的注意力。接手雅虎(Yahoo)搜索业务的微软(Microsoft)是最佳候选人。但这家软件公司或许最好通过完全放弃搜索业务来挑战谷歌。
毕竟，微软的在线搜索业务是一个金钱陷阱——在过去5年亏损40亿美元。可以说，对微软更大的威胁，是谷歌正在开发的可以替代其软件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免费产品。由于拥有搜索业务这只“金鹅”，谷歌拥有充沛的现金。微软退出搜索业务，将令谷歌自然而然地占据垄断地位，这就会促使各国政府介入，像过去对待铁路、公用事业和电话公司一样，限制谷歌的回报率和行为。
微软不太可能认同上述做法。但这突显出谷歌管理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尽可能延长自己不受限制的时间，由此实现非常高的利润率和回报率。
然而，谷歌对法律风险有相当高的容忍度，这或许反映了该公司的快速成功和工程师思路。谷歌打算扫描全球各地的书籍，并自信日后能够应对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它的街景(Street View)拍摄车在全球各地的道路上巡游，一路拍个不停。
尽管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更有可能让谷歌开发投资者希望的新业务模式，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用户和监管机构对这种行为能够容忍多久？全球数据守护者的地位，与愿意轻率地投入新的战争并不完全相符。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同时，我们也要明确，我们自身的批评方法是什么，是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具有保守民族主义倾向的批评方法论，还是有新的建构方式，其标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国际话语权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什么样的批评话语才能支撑起所谓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在此提出的国际话语权与所谓的国家霸权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换言之，如果批评方法囿于学术范畴，那么，它与具有浓郁意识形态指徵的国际话语之间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只有厘清以上种种想到的或尚未想到的疑问，才能真正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学术思考与历史写作中，保持警醒之心，以防在消解一种话语霸权时却建构起另一种话语霸权，在反权威中又形成另一股更为保守的新权威，甚至在博弈过程中达成某种利益共谋。批评需要始终保持怀疑精神及不妥协的态度。因此，我对所谓自身方法论及国际话语权的说法心怀警惕。
专访陈丹青：艺术的“中国世纪”来了吗？2008年03月03日10:07 作者：张英 陈军吉 来源：南方周末 字号：【大 中 小】
“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外界很少谈到。山东，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几百万，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画拿到了，转手递上去。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是家里的字画。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正常吗?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结婚袍的自画像在伦敦以428万美元成交，在接下来的苏富比香港秋拍会上，他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以3168万港元成交;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而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涨的不光是岳敏君、陈丹青。还有蔡国强、刘小东、杨少斌等当代艺术家，他们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
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霍夫曼 (Philip Hoffman)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眼光足够好，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而她还认为“上涨才刚刚开始”。
艺术家艾未未说，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从2000年前后至今，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大约上升了100倍;两三年前，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而今已经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更是空前的活跃。
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这一幕，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电影是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文学的高行健、哈金、莫言。美术领域里的“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吗?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
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是不是很高兴?
陈丹青：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拍卖是商界的事啊，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
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得了点钱，就会被关注。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张小刚、岳敏君的画，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我不会摆阔，也不想装穷，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我当然高兴，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你看，近几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有流拍的，有卖掉的，有别人转手的，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这很正常，这就是市场，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不是问艺术家。
南方周末：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
陈丹青：负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我该赶紧放弃写作，多画画，多挣钱，可近年画价高上去，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
市场是有规定性的。你看张晓刚、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场，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标志性”作品。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再也不画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这种事要下决心的。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说得好听点，就是人得自由。
南方周末：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
陈丹青：不是热不热的问题，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你怎么办?总得让钱流动。至于许多商业花招，始作俑者是美国人。1980年代，在世的艺术家，也就是说，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大企业、金融界、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发生炒作现象。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拍卖中自然也会有，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有新闻效应，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你玩钱，钱不能乱玩的，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就因为失控不起。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学习是要付代价的。
南方周末：如今的艺术市场泥沙俱下，究竟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还是需要个判断吧?
陈丹青：情况是空前混乱，但从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总比淤在那里好吧。不然怎样沙里淘金?我不操心这些事。这么大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再说一遍：拍卖是生意，不是艺术，目前艺术界的价值判断尚且莫衷一是，怎可能要求生意场给出艺术标准。
还得乱很长时间，难的是泥沙如何退场，非常非常难。
回到你的问题：这些拍卖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第一流?我关心的不是这些。价位高低，是在种种标准中又添了一项，大家急了，怕价钱说了算。文化艺术的事，按理说应该时间说了算，时间还早，中国发生拍卖才不到20年，西方拍卖史两百多年。我在乎中国艺术是否出现真正自由的“个人”：完全自由地表达，完全独立。有吗?比过去好多了，但彻底的自由，我暂时没看到。所以我一再借用毕加索的话：“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这是高度自由的立场。毕加索那么自由，仍然坚持这个立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自由没有止境，自由是不停的追求。
亚洲文化是“盗版文化”
南方周末：“中国世纪”是不是真的来了?像蔡国强、方力钧、徐冰、岳敏君、杨少斌在中西方通吃。
陈丹青：“中国世纪”是极度夸张的词，意味着一百年!这种说法部分是幻觉，部分是真实，不论如何，中国艺术终于摆脱隔绝状态。这几位艺术家的国际声誉是真的，假如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譬如泰国人、玻利维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情况会两样。这不是艺术家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国家暴发了，幸运忽然降临，所有人拼命摆脱屈辱落后的记忆，赶紧抓住幸运，并在词语上夸张它。
还有个现象，很简单，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起来这么快?这么活泼?因为我们大大省略了创造过程。
西方艺术一路到今天，好苦啊。我跟你说，从印象派苦斗到现代主义，多少艰难，然后达达啊、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一仗接一仗，像破茧那样，一代一代人好不容易弄出新观念，新技术系统，新理论……我们不必，我们分享现成观念，就像人家飞机呀、电脑呀，都发明了，你只管学会怎么使就行。你会说，科学不是艺术，是的，可是道理一样。你想想，塞尚、凡·高，到死都没人理，杜尚在1910年左右的念头，西方精英差不多要到他晚年才理解，今天还在追认那些理解。我们这里你闹个装置、实验，远远的背景是：世界上有人弄过这个，早已写进书里去了，进博物馆了，你土鳖，你不理，国外会有人理。他不会体验塞尚、杜尚那代人绝对的超前和孤立，他只要胆子够大，当然，得念过几本相关的书，大约熟悉现代主义文化背景。那种漫长的、递进的原创过程、挣扎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都不必体验，用鲁迅的话，就是“拿来”。
亚洲的整体文化被定义为“盗版文化”。中国后来居上，超规模盗版，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统统盗版。这时，科学和艺术的真区别出来了：是的，你们先做了装置，可是我做这件装置的动机、我的全部感受和心理活动，你西方人没有，所以这件装置在表达我，不是表达西方。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种种聪明智慧、种种后发制人的优势，就是盗版，但我用我的方式盗。这不是创造，而是出人意料的“新意”。这“新意”西方作品没有，他看不懂，他好奇——这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怎么到你那里变成这样呢?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西方文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感兴趣。我们误会西方，以为解释优势在他们那里，其实相反，就因为不可解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这才兴奋。文化出现“新问题”才会引起他们关注。
南方周末：外国人是不是看不起这种拿来主义?
陈丹青：“盗版”是个贬义词，用在文化上却很真实：这一套原来是他们的，我们不吱声拿来用了，他一愣!但西方人输出的世界观是“人类”，他假定这玩意儿是为所有人。你的传统断了，你还有新招么?没有，你就用我的，没什么看不起看得起，西方要做生意。鸦片战争就是要跟你做生意，朝廷动了自尊心，会错意，于是打，打完了，划几个港口，还是做生意。一百多年闹下来，中国总算过了这一关，来吧来吧!欢迎投资，欢迎合作。这么大领土，这么多人口，谁敢看不起?除非自己看不起自己。
这是个心理问题。事实是，你要谈原创，免谈，没有!这100年，什么东西是我们原创的?没有，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是你换个方式、换个概念谈，那是大有可谈。
欧美目前是另一种情形。这些年回纽约，它的文化逻辑、文化资源都还在，仍然焕发创造力，但你跟二战后六七十年代欧美文艺比，跟早期现代主义比，甚至跟后现代文艺比，他们现在的“勃起状态”不如那时候了，为什么呢?文章有点做尽了，能发掘的领域都发掘了，尽管还在掘……中国崛起，无论如何是件大事，文化也好，经济也好，西方一流的头脑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他一定会来关注你。当然，最关注的是生意人，是文化投资，人家的主旋律是做生意，财团，金融家，几年前就有计划有步骤，眼光聚焦中国的财富和当代艺术了。时机对了，他真能炒得起来。政府的思路近年也调整得快，给当代艺术一定的空间。总之，中国这台大戏，说穿了，如果没有西方介入，完全关在国门内，休想折腾，所以要改革开放嘛。
南方周末：为什么中国艺术品那么受西方市场的青睐,价格越来越高?
陈丹青：中国艺术家的幸运取决于更大的幸运，就是国运太好了，挡不住。这两年我收到索斯比拍卖行图册，张小刚、岳敏君的作品跟安迪·沃霍，跟西方二战后一流的大艺术家，页面排在一起。一般西方艺术家没这殊荣。这在五年十年前绝对不可想象。今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为蔡国强举办盛大个人回顾展，不可能比这规格更高了，他的创作状态非常旺盛，手段多，担得起这个分量。
在西方的世界性文艺版图中，中国长期缺席。1980年代后，中国人出现了。电影比较早，张艺谋他们得奖。然后是文学，比方高行健、哈金……美术界晚一点，终于和西方初步合流，西方人开Party，中国是新来的贵客，说说笑笑，慢慢儿成了世界艺术大家庭一分子，西方哪怕在宴会上给你专门设计一张椅子，你得有人往上坐呀，坐上去了，大家有面子——时代真是变了。
南方周末：这个运气会持续多久?
陈丹青：取决于国家大势，国家能幸运多久?历史上没有对应的经验足够解读中国今天的现实，史无前例。
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
南方周末：美协、画院、学院这些官办机构的艺术价值判断失灵后，市场就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圈内人都关心自己卖了多少画，价位怎么样。
陈丹青：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体制外群体没别的比，谁服谁啊，于是比价位，当然，各种类型出现了，绘画和装置怎么比?但一卖钱，全部变成数字;至于美协、画院的官位为什么仍然抢手?还是钱，还是数字。主席和副主席，底下价格大不一样，买家是各路企业人，难判断，看你名片头衔，然后砸钱。
这事好歹得分两面看。一面，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必然会走到这步棋。事情一旦往市场走，规律会跟着走。你掏了钱，钱会说话：钱会停止，钱会流动。这些作用什么时候起，什么方式起，没人知道。任何已有的市场理论、历史经验——欧洲的、日本的、港台的——都无法解释中国市场，因为这不是真的市场，太多体制因素，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是假的，有买卖，就是市场。
另一面，尽管市场混乱暧昧，但它释放活力。当代艺术即便泥沙俱下，其中凡有名头的，市场好的，的确是优秀的。我很愿意承认别人。你横向地去跟欧美比，不好比，咱们没出安迪·沃霍，没出杜尚，但是平心而论，国内的政治波普啊、观念艺术啊，还有像刘小东，包括影像艺术几位哥们：吕楠、刘铮、洪磊……我佩服他们，我很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国艺术圈出了这么一批人。
南方周末：美术市场今天这样火爆的状态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市场和意识形态同时起作用的缘故?
陈丹青：市场火爆，因为经济增长火爆，因为各种买卖，包括艺术品买卖中断将近半世纪，一旦解禁，能正常吗?就像纵欲是因为长期禁欲。你说纵欲不正常，可是禁欲正常吗?艺术市场也是一样道理。
今天的市场格局，比方说拍卖行僭越传统画廊市场功能等等，刚才说了，始作俑者是美国人，我见证了这个过程。我去美国不久，1980年代中期，沙里、施那柏二十几岁画廊出名，三十几岁就上拍，价位翻倍。德·库宁那一辈做梦也想不到活着时会进入拍卖，他寿命高，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上拍，可是帕洛克、罗斯科这些抽象表现主义老将1970年代就去世了……收藏群体的成分也变了。包括画廊业巨子也开始插手。还有日本财团的介入，1980年代他们花逾千万美元拍走凡·高的画，当时震惊欧美。
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前科”，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而重要拍卖行的背景高度官方，这些情况，西方都没有，典型中国特产。一幅画高价出去了，媒体只报道画家的名字，拍卖圈内人才知道真正获利的是买方卖方。西方舆论很成熟，详细跟踪分析谁在买，为什么买，与过去的收藏史有什么差异，等等。中国媒体几乎没有这类研究性质的资讯，只是成天惊呼价位，误导舆论，美术界有头脑的人不会认同价位就是标准，可是社会上却信以为真。
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外界很少谈到。山东，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几百万，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画拿到了，转手递上去。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是家里的字画。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正常吗?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
南方周末：在中国以外，美国、欧洲的情况和我们相同吗?除了市场，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陈丹青：哦，太不一样了。除了市场，美国有庞大的基金会系统，俗称第三政府，专门资助未被发现、未被承认的艺术家，上百年传统，行之有效。我在1990年代初画自己的玩意儿，不肯找画廊，给各州基金会写信，全部回信，有一家决定给钱，毫无回报条件，一声不响给你开支票，我马上租画室。
欧美学术系统完备，历史文脉没断过，谁第一流第二流，账面很清楚，然后才是新面孔，逐渐淘洗。日本也是这样，有良性的秩序，层次很丰富，很分明，在理，到位。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高瞻远瞩，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荷兰、英国，都做得好。欧洲政府的教育投入、文化投入，都是重项，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
中国呢，民间基金会谈不上，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早已成了模式。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人家是人做事情，我们是事情养人，他们是很忙，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然后列入行政报告：啊!听着!百分之多少多少……有根有据。这是在提升文化吗?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但它必须运转，千万人靠它吃饭。别问品质，要看数字，论数字，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
南方周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
陈丹青：“判断”和“标准”不同。“标准”常被假定是静态的，永恒的，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判断”是动态的，跟着活的情况走。30年来的美术，包括各种文艺，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而是释放活力，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你在乎标准，你就动不了。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
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价位跳级蹿升。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甚至边缘，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如何判断。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认领”。香港、新加坡，是一组收藏群体，欧美另有收藏散户，其中瑞士的西客、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收藏品数千件，可以开小型美术馆。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还包括“文革”前后作品。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联想到诺贝尔奖，威尼斯、柏林、戛纳电影奖，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说明什么呢?我不认为这是所谓“文化殖民”，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艺术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决定。不要忘记，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真实的“主宰”来自境外，苏联，日本，或者美国……再问一次：说明什么呢?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过去只有一个标准，目前标准错乱。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现在失灵了，只能以官衔定标准，其实既为利，也是脆弱，因为它不再自信。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它会上下波动，自我调节，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从人治到法治，从垄断到市场，即便伪法治、伪市场，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路还长，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眼下的骚动，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权力，还是价位?
另一种仲裁据说是“时间”，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大家忘了董希文，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完全不在市场，他，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忽略。这在西方不可思议：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奥林匹亚》，抬进卢浮宫。
我们没有毕加索，也没有马奈……我们有董希文，但市场闹这么高，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国家”吗?眼前的艾未未、蔡国强，“国家”也不会给名分，因为“国家”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他们在艺术上的“注册”来历，大家知道，其实是在西方。
你问标准，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此外，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不完全是权力，也不是钱。
“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外界很少谈到。山东，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几百万，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画拿到了，转手递上去。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是家里的字画。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正常吗?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结婚袍的自画像在伦敦以428万美元成交，在接下来的苏富比香港秋拍会上，他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以3168万港元成交;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而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涨的不光是岳敏君、陈丹青。还有蔡国强、刘小东、杨少斌等当代艺术家，他们的画在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
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霍夫曼 (Philip Hoffman)说，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眼光足够好，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而她还认为“上涨才刚刚开始”。
艺术家艾未未说，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从2000年前后至今，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大约上升了100倍;两三年前，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而今已经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更是空前的活跃。
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这一幕，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电影是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文学的高行健、哈金、莫言。美术领域里的“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吗?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
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是不是很高兴?
陈丹青：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拍卖是商界的事啊，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
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得了点钱，就会被关注。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张小刚、岳敏君的画，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我不会摆阔，也不想装穷，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我当然高兴，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你看，近几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有流拍的，有卖掉的，有别人转手的，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这很正常，这就是市场，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不是问艺术家。
南方周末：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
陈丹青：负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我该赶紧放弃写作，多画画，多挣钱，可近年画价高上去，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
市场是有规定性的。你看张晓刚、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场，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标志性”作品。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再也不画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这种事要下决心的。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说得好听点，就是人得自由。
南方周末：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
陈丹青：不是热不热的问题，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你怎么办?总得让钱流动。至于许多商业花招，始作俑者是美国人。1980年代，在世的艺术家，也就是说，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大企业、金融界、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发生炒作现象。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拍卖中自然也会有，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有新闻效应，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你玩钱，钱不能乱玩的，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就因为失控不起。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学习是要付代价的。
南方周末：如今的艺术市场泥沙俱下，究竟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还是需要个判断吧?
陈丹青：情况是空前混乱，但从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总比淤在那里好吧。不然怎样沙里淘金?我不操心这些事。这么大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再说一遍：拍卖是生意，不是艺术，目前艺术界的价值判断尚且莫衷一是，怎可能要求生意场给出艺术标准。
还得乱很长时间，难的是泥沙如何退场，非常非常难。
回到你的问题：这些拍卖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第一流?我关心的不是这些。价位高低，是在种种标准中又添了一项，大家急了，怕价钱说了算。文化艺术的事，按理说应该时间说了算，时间还早，中国发生拍卖才不到20年，西方拍卖史两百多年。我在乎中国艺术是否出现真正自由的“个人”：完全自由地表达，完全独立。有吗?比过去好多了，但彻底的自由，我暂时没看到。所以我一再借用毕加索的话：“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这是高度自由的立场。毕加索那么自由，仍然坚持这个立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自由没有止境，自由是不停的追求。
亚洲文化是“盗版文化”
南方周末：“中国世纪”是不是真的来了?像蔡国强、方力钧、徐冰、岳敏君、杨少斌在中西方通吃。
陈丹青：“中国世纪”是极度夸张的词，意味着一百年!这种说法部分是幻觉，部分是真实，不论如何，中国艺术终于摆脱隔绝状态。这几位艺术家的国际声誉是真的，假如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譬如泰国人、玻利维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情况会两样。这不是艺术家的命运，而是国家的命运。国家暴发了，幸运忽然降临，所有人拼命摆脱屈辱落后的记忆，赶紧抓住幸运，并在词语上夸张它。
还有个现象，很简单，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起来这么快?这么活泼?因为我们大大省略了创造过程。
西方艺术一路到今天，好苦啊。我跟你说，从印象派苦斗到现代主义，多少艰难，然后达达啊、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一仗接一仗，像破茧那样，一代一代人好不容易弄出新观念，新技术系统，新理论……我们不必，我们分享现成观念，就像人家飞机呀、电脑呀，都发明了，你只管学会怎么使就行。你会说，科学不是艺术，是的，可是道理一样。你想想，塞尚、凡·高，到死都没人理，杜尚在1910年左右的念头，西方精英差不多要到他晚年才理解，今天还在追认那些理解。我们这里你闹个装置、实验，远远的背景是：世界上有人弄过这个，早已写进书里去了，进博物馆了，你土鳖，你不理，国外会有人理。他不会体验塞尚、杜尚那代人绝对的超前和孤立，他只要胆子够大，当然，得念过几本相关的书，大约熟悉现代主义文化背景。那种漫长的、递进的原创过程、挣扎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都不必体验，用鲁迅的话，就是“拿来”。
亚洲的整体文化被定义为“盗版文化”。中国后来居上，超规模盗版，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统统盗版。这时，科学和艺术的真区别出来了：是的，你们先做了装置，可是我做这件装置的动机、我的全部感受和心理活动，你西方人没有，所以这件装置在表达我，不是表达西方。中国前卫艺术家的种种聪明智慧、种种后发制人的优势，就是盗版，但我用我的方式盗。这不是创造，而是出人意料的“新意”。这“新意”西方作品没有，他看不懂，他好奇——这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怎么到你那里变成这样呢?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西方文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感兴趣。我们误会西方，以为解释优势在他们那里，其实相反，就因为不可解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这才兴奋。文化出现“新问题”才会引起他们关注。
南方周末：外国人是不是看不起这种拿来主义?
陈丹青：“盗版”是个贬义词，用在文化上却很真实：这一套原来是他们的，我们不吱声拿来用了，他一愣!但西方人输出的世界观是“人类”，他假定这玩意儿是为所有人。你的传统断了，你还有新招么?没有，你就用我的，没什么看不起看得起，西方要做生意。鸦片战争就是要跟你做生意，朝廷动了自尊心，会错意，于是打，打完了，划几个港口，还是做生意。一百多年闹下来，中国总算过了这一关，来吧来吧!欢迎投资，欢迎合作。这么大领土，这么多人口，谁敢看不起?除非自己看不起自己。
这是个心理问题。事实是，你要谈原创，免谈，没有!这100年，什么东西是我们原创的?没有，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是你换个方式、换个概念谈，那是大有可谈。
欧美目前是另一种情形。这些年回纽约，它的文化逻辑、文化资源都还在，仍然焕发创造力，但你跟二战后六七十年代欧美文艺比，跟早期现代主义比，甚至跟后现代文艺比，他们现在的“勃起状态”不如那时候了，为什么呢?文章有点做尽了，能发掘的领域都发掘了，尽管还在掘……中国崛起，无论如何是件大事，文化也好，经济也好，西方一流的头脑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他一定会来关注你。当然，最关注的是生意人，是文化投资，人家的主旋律是做生意，财团，金融家，几年前就有计划有步骤，眼光聚焦中国的财富和当代艺术了。时机对了，他真能炒得起来。政府的思路近年也调整得快，给当代艺术一定的空间。总之，中国这台大戏，说穿了，如果没有西方介入，完全关在国门内，休想折腾，所以要改革开放嘛。
南方周末：为什么中国艺术品那么受西方市场的青睐,价格越来越高?
陈丹青：中国艺术家的幸运取决于更大的幸运，就是国运太好了，挡不住。这两年我收到索斯比拍卖行图册，张小刚、岳敏君的作品跟安迪·沃霍，跟西方二战后一流的大艺术家，页面排在一起。一般西方艺术家没这殊荣。这在五年十年前绝对不可想象。今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为蔡国强举办盛大个人回顾展，不可能比这规格更高了，他的创作状态非常旺盛，手段多，担得起这个分量。
在西方的世界性文艺版图中，中国长期缺席。1980年代后，中国人出现了。电影比较早，张艺谋他们得奖。然后是文学，比方高行健、哈金……美术界晚一点，终于和西方初步合流，西方人开Party，中国是新来的贵客，说说笑笑，慢慢儿成了世界艺术大家庭一分子，西方哪怕在宴会上给你专门设计一张椅子，你得有人往上坐呀，坐上去了，大家有面子——时代真是变了。
南方周末：这个运气会持续多久?
陈丹青：取决于国家大势，国家能幸运多久?历史上没有对应的经验足够解读中国今天的现实，史无前例。
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
南方周末：美协、画院、学院这些官办机构的艺术价值判断失灵后，市场就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圈内人都关心自己卖了多少画，价位怎么样。
陈丹青：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体制外群体没别的比，谁服谁啊，于是比价位，当然，各种类型出现了，绘画和装置怎么比?但一卖钱，全部变成数字;至于美协、画院的官位为什么仍然抢手?还是钱，还是数字。主席和副主席，底下价格大不一样，买家是各路企业人，难判断，看你名片头衔，然后砸钱。
这事好歹得分两面看。一面，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必然会走到这步棋。事情一旦往市场走，规律会跟着走。你掏了钱，钱会说话：钱会停止，钱会流动。这些作用什么时候起，什么方式起，没人知道。任何已有的市场理论、历史经验——欧洲的、日本的、港台的——都无法解释中国市场，因为这不是真的市场，太多体制因素，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是假的，有买卖，就是市场。
另一面，尽管市场混乱暧昧，但它释放活力。当代艺术即便泥沙俱下，其中凡有名头的，市场好的，的确是优秀的。我很愿意承认别人。你横向地去跟欧美比，不好比，咱们没出安迪·沃霍，没出杜尚，但是平心而论，国内的政治波普啊、观念艺术啊，还有像刘小东，包括影像艺术几位哥们：吕楠、刘铮、洪磊……我佩服他们，我很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国艺术圈出了这么一批人。
南方周末：美术市场今天这样火爆的状态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市场和意识形态同时起作用的缘故?
陈丹青：市场火爆，因为经济增长火爆，因为各种买卖，包括艺术品买卖中断将近半世纪，一旦解禁，能正常吗?就像纵欲是因为长期禁欲。你说纵欲不正常，可是禁欲正常吗?艺术市场也是一样道理。
今天的市场格局，比方说拍卖行僭越传统画廊市场功能等等，刚才说了，始作俑者是美国人，我见证了这个过程。我去美国不久，1980年代中期，沙里、施那柏二十几岁画廊出名，三十几岁就上拍，价位翻倍。德·库宁那一辈做梦也想不到活着时会进入拍卖，他寿命高，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上拍，可是帕洛克、罗斯科这些抽象表现主义老将1970年代就去世了……收藏群体的成分也变了。包括画廊业巨子也开始插手。还有日本财团的介入，1980年代他们花逾千万美元拍走凡·高的画，当时震惊欧美。
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前科”，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而重要拍卖行的背景高度官方，这些情况，西方都没有，典型中国特产。一幅画高价出去了，媒体只报道画家的名字，拍卖圈内人才知道真正获利的是买方卖方。西方舆论很成熟，详细跟踪分析谁在买，为什么买，与过去的收藏史有什么差异，等等。中国媒体几乎没有这类研究性质的资讯，只是成天惊呼价位，误导舆论，美术界有头脑的人不会认同价位就是标准，可是社会上却信以为真。
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外界很少谈到。山东，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几百万，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画拿到了，转手递上去。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是家里的字画。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正常吗?只要是国情，别问正常不正常。
南方周末：在中国以外，美国、欧洲的情况和我们相同吗?除了市场，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陈丹青：哦，太不一样了。除了市场，美国有庞大的基金会系统，俗称第三政府，专门资助未被发现、未被承认的艺术家，上百年传统，行之有效。我在1990年代初画自己的玩意儿，不肯找画廊，给各州基金会写信，全部回信，有一家决定给钱，毫无回报条件，一声不响给你开支票，我马上租画室。
欧美学术系统完备，历史文脉没断过，谁第一流第二流，账面很清楚，然后才是新面孔，逐渐淘洗。日本也是这样，有良性的秩序，层次很丰富，很分明，在理，到位。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高瞻远瞩，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荷兰、英国，都做得好。欧洲政府的教育投入、文化投入，都是重项，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
中国呢，民间基金会谈不上，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早已成了模式。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人家是人做事情，我们是事情养人，他们是很忙，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然后列入行政报告：啊!听着!百分之多少多少……有根有据。这是在提升文化吗?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但它必须运转，千万人靠它吃饭。别问品质，要看数字，论数字，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
南方周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
陈丹青：“判断”和“标准”不同。“标准”常被假定是静态的，永恒的，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判断”是动态的，跟着活的情况走。30年来的美术，包括各种文艺，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而是释放活力，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你在乎标准，你就动不了。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
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价位跳级蹿升。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甚至边缘，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如何判断。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认领”。香港、新加坡，是一组收藏群体，欧美另有收藏散户，其中瑞士的西客、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收藏品数千件，可以开小型美术馆。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还包括“文革”前后作品。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联想到诺贝尔奖，威尼斯、柏林、戛纳电影奖，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说明什么呢?我不认为这是所谓“文化殖民”，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艺术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决定。不要忘记，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真实的“主宰”来自境外，苏联，日本，或者美国……再问一次：说明什么呢?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过去只有一个标准，目前标准错乱。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现在失灵了，只能以官衔定标准，其实既为利，也是脆弱，因为它不再自信。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它会上下波动，自我调节，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从人治到法治，从垄断到市场，即便伪法治、伪市场，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路还长，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眼下的骚动，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权力，还是价位?
另一种仲裁据说是“时间”，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大家忘了董希文，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完全不在市场，他，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忽略。这在西方不可思议：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奥林匹亚》，抬进卢浮宫。
我们没有毕加索，也没有马奈……我们有董希文，但市场闹这么高，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国家”吗?眼前的艾未未、蔡国强，“国家”也不会给名分，因为“国家”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他们在艺术上的“注册”来历，大家知道，其实是在西方。
你问标准，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此外，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不完全是权力，也不是钱。
艺术现代性的未竟使命：关于《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的谈话
沈语冰 诸葛沂
诸葛：许多人都说《塞尚》是近年来少有的、值得一读的经典译著，范景中先生认为它是理解这位大师的“第一必读之作”。但它与国内读者的见面似乎来得太迟了。是什么缘由让你倾尽全力翻译这本书，你是怎样理解弗莱及其《塞尚》在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地位的？
沈：塞尚是公认的“现代艺术之父”，与马蒂斯、毕加索构成现代艺术的金字塔顶，这三者的地位堪与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媲美。国际范围内的塞尚研究中，大致有四个路径。一是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开创的形式分析法；二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开创的现象学批评法；三是美籍德国人、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运动史权威雷华德开创的传记批评与作品编目研究法；四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夏皮罗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图像学研究法。而在此四种取向中，弗莱的形式分析法构成基础之基础，他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则是全部塞尚研究的神经中枢。范景中先生称此书为理解塞尚第一必读之作，是非常确切而中肯的。
诸葛：我认真拜读过《塞尚》，感觉弗莱的行文紧紧追随着塞尚，透露出一种果敢的确认，一种以冷静的理智包裹着的浓烈感情，在他的笔下，塞尚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可爱而又坚定的人物，而他对其画作原创性的绎解，则细腻而敏锐。弗莱作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他为何会拥有如此天才的读解才能，他是如何工作的？
沈：要想真正体悟弗莱这部杰作的全部微妙之处，而不单单知晓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那你一定要了解塞尚在弗莱心目中的地位，还有就是弗莱为这本书所作的大半辈子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译者导论”中指出：弗莱的这一塞尚专论，正是他等待了大半辈子的机会。一位科学家的剑桥学习生涯，一位画家的技法训练，一位鉴定家的敏锐眼光，一位美术史家的知识积累，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洞察力，最后，一位塞尚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和学习者，一切的一切，都风云际会，水到渠成。《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乃是弗莱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尽管此后他还有著作出版，但它们无论在达到的高度上，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上，均无法跟眼前这本书相比。虽说《塞尚》只是一本小册子（我的译文不足六万字），它却为塞尚研究树立起了一座难于逾越的丰碑。从风格上看，我们也可以识别它与塞尚绘画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晶体，各个层面都晶莹剔透，熠熠发光。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风格分期研究着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介质（油画/水彩）探索入门；或以其对塞尚艺术世界的宏观结构（拜占廷对抗巴洛克、古典压抑浪漫）的剖分登堂，或以其对塞尚个别作品具体而微的分析入室；或从他最富特质的形式分析法择路，以趋近其主要批评手法，或取道他对塞尚生平、性情气质及其心理的分析，以探求其超形式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角度无疑都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可能性恰恰构成了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主要趋势。
诸葛：你在翻译弗莱这本书时，是否也像弗莱对塞尚的分析一样紧紧相随？弗莱书写塞尚，你绎解弗莱的著作，这里似乎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奇怪的平行。能请你谈谈你的翻译过程，你对弗莱文体的感觉好吗？在翻译时，你又是如何把握这种感觉的？
沈：所有伟大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风云际会”：不经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精神历练，不经过默默的耕耘、耐心的准备，不经过撕心裂肺的阵痛，是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和精神的巨大喜悦的。弗莱的《塞尚》，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次精神分娩。我是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领悟它的。因此，在翻译中，也就格外用心。弗莱的文体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明晰而优雅的典范，我在翻译它时不仅存了一般译者会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也存了一种想要竭力匹配其原文的野心，更存了一份不至辱没他在中文里的名声的戒心。为此，我一改平时的工作习惯，只在每天上午精力最旺盛的两三个小时里从事翻译，之后则改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译文的语感不至于因为拖沓疲软而令人生厌。译著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这使我深感欣慰。但译事烦难，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一定还有，这又是使我深感不安的。
诸葛：我曾经见过《塞尚》的原版，薄薄的，可是现在你给它增添了一倍的译注，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此书的份量。特别是介绍了许多别的研究塞尚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将各种观点都陈诸注释，是否会让读者莫衷一是？同时，你还在译注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评论塞尚的苹果那一节，你介绍了夏皮罗的观点，最后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你说，批评不需要“画地为牢”，要看到任何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方法的价值。这反映了你怎样的治学观？
沈：我在“译者导论”中曾说：弗莱的原著写得极其浓缩，如果不稍作稀释，则恐怕“浓得化不开”，因为它将有关塞尚生平、时代背景、趣味时尚、美学思想种种，基本芟荑净尽，只剩下高密度的形式分析。因此，我相当冒昧地为弗莱的著作做了一些注释。但这一工作几乎脱离了我的控制，尽管，最后为了压缩篇幅，我已经全部删除了一般工具书能查到的人名和术语的解释，但其规模仍然达到了原作的双倍之巨。注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关于弗莱的美学思想与批评理论，这是他在分析和评论塞尚作品时动用的“支援意识”，完全保留在文本的背景里，现在我的意图是尽可能将它们发于读者眼前。为此目的，我还特地撰写了《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一文，作为对本书作者的一种述评，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弗莱美学和批评观的概览。第二类（所占的比例约为全部注释的四分之三）是关于塞尚绘画的，重点是补充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在涉及塞尚重大观念及其主要代表作的分析方面，我广泛参照了欧美塞尚研究的文献，以资比较参证，与正文形成相互发明之势。本书另一个附录《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其宗旨亦基本如此。
注疏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注的目的是条陈各家观点，俾使读者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发明幽微，广开言路；疏的要旨则在于评论各家观点，去芜存精，取精用宏，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我以为目下我所承继者，就是这种旧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训练，即在知识学上尽量客观中立。当然这与批评还有所不同，批评讲究价值判断，有时不免党派性。但我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不妨将这一点理解为我的治学观。
诸葛：《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文后的附录，特别是《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这两篇文章，又给读者以清晰明朗、见微知著之感。这无疑又增加了此书的价值。在译者导论《塞尚的工作方式》中，你拈出“知性”、“修正与调整”、“感性”和“实现”这些概念作为对弗莱批评方式的解释，你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沈：我不知道，也许是一时的灵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译者导论”，你就能体会到我的一个基本抱负，或者说野心：那就是不仅要在塞尚对自然的绎解，与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之间，而且还要在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与我对弗莱的绎解之间，保持某种平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诸葛：从几年前撰写《20世纪艺术批评》，到现在翻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你一直在引介西方艺术批评经典。近年来，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不断被介绍的情况下，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倒缺席了？你觉得自己一直所做的工作，意义何在？
沈：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甚至是对20世纪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的基本判断。我认为，现代性在我国的展开是以一种扭曲、遮蔽而又反复无常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暗示某种关于现代性的规范叙事。确然，我的基本立场与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非常接近，那就是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首先在欧洲，后来在北美，再后来又向全球扩展的历史事实，它还是自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不断追问的应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应当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一种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批判维度的理论建构。然而，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实践中，现代性的这一规范内容被彻底架空了。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又愈演愈烈。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9年第3次印刷）里，集中批判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在该书的“前言”中，集中论述了现代性的未完成，以及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危害。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地重走一遍西方现代性（社会的与文化的现代性）之路，而是说，我们必须参与在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或再建过程中，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经验贡献于这一现代性的未竟事业。以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来说，我国的现代艺术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在历史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不久之后就受到了社会政治多种因素的人为打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但不久以后，正如大家都明白的，国内艺术界一下子遭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要知道，我国的前现代性资源是非常适合后现代主义的生存繁荣的。这样一来，现代主义（或文化的现代性）就再度被淹没。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基本立场就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史与批评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巧与格林伯格、麦克·弗雷德、希尔顿·克莱默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大师的基本观点一致。我们认为，现代性尚未完成，而作为对现代性反思与批评的现代主义，也尚未完成。当然，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认知不再采取那种武断的口气了（格林伯格经常被指责为犯有这一错误），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识到现代主义的种种支流与曲折，换言之，我们不再相信现代主义会以单一逻辑的方式呈现（例如必然走向抽象）。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主义的本质核心不是其形态上的抽象不抽象，而是以规矩的特有方式反对规矩本身的方法论态度，以及与传统的某种比价关系。换言之，现代主义是在与传统的不断对话与对抗中，在传统的巨大压力下作出的拯救艺术于颓废与腐败的努力。这种颓废与腐败的最大典型便是官方艺术、学院艺术与媚俗艺术。
诸葛：你能谈谈这两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即从弗莱到格林伯格，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弗莱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奠定了形式主义批评的地位，格林伯格将其发展为规训。同是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抵抗意识形态的暴政，但似乎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更为极端化，也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作为形式主义批评的重要人物，弗莱与贝尔的关键差别又在哪里？
沈：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类似，西方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多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批评。罗杰·弗莱则既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专业美术批评的地位，从而使艺术批评从以往的文学性批评中独立出来。格林伯格又将弗莱的理论法典化，可谓达到了现代艺术批评的高峰。但物极必反，格林伯格迅速成了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靶子。格林伯格之后，现代艺术批评，至少是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将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这一段艺术批评史称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
罗杰·弗莱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西方艺术批评的发展过程。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非常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弗莱属于第一批专业的艺术批评家。当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了对艺术作品的批评，中世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17、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他专门为当时在沙龙展出作品的画家撰写评论，他是近代第一个把画廊里展出的绘画作品推向大众的人。但我们都知道狄德罗不是专业的美术批评家，他对绘画的批评基于两点，一是绘画的道德寓意，关心绘画是不是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健康；二是绘画的文学性，即一幅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等等。这两点事实上构成了西方真正的艺术批评兴起之前美术批评的一般情况。这样一种美术批评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诞生之前，美术批评一直为左拉、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与文人所主宰。
罗杰·弗莱是第一批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当中的一个。在他从事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就有过美术史方面的很好训练。他曾是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国际权威，他研究的是贝里尼、乔托这样的大画家，是这个领域内的鉴定大师和博物馆专家。但1906年，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渴望见到的画，这成了一个强大启示，从此以后兴趣转向法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对塞尚的研究。1910与1912年，他在伦敦一个名叫格拉夫顿的画廊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首次以“后印象派”来命名塞尚、凡·高、高更等画家的风格流派。这两次画展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媒体与批评者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英伦三岛受到欧洲大陆艺术垃圾的侵袭。当时的公众还未能接受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是一种粗制滥造，是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指责弗莱是骗子、诈骗犯。画展之后弗莱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与辩护性文章，我已将这组文章全部译成了中文，收入即将出版的《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我认为，这种身处现场的辩护，要比后来的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所做的种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有价值得多。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于是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这之后，直到1927年，弗莱才有机会专门为塞尚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大半辈子研究塞尚所有心血与热情的总结。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弗莱在现代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当时欧洲最有眼光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该书是罗杰·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弗莱提供了一种现场批评方式，同时他也在不断总结自己的理论。他认识到理论的正确性只能维持到新现象的出现要求调整它的框架时为止。他的形式主义分析是开放式的，并没有为现代作品分析提供一套法国或德国学者倾向于使用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理论总是从经验中延伸与归纳出来。弗莱很清楚自己的理论边界在哪里。后来者当中，是谁将他所总结的批评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原理，转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常识，转变为从一般教科书到供大众阅读的艺术通史的老生常谈的呢？除了克莱尔·贝尔、阿尔弗兰德·巴尔、赫伯特·里德等人外，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将弗莱的经验主义批评“法典化”了，因此，他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诸葛：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书中，格林伯格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你是怎样看待格林伯格的地位的？这本《艺术与文化》，是否反映了他的代表性的观点？
沈：我在《艺术与文化》的“译后记”里说：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似乎已无需多言。当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邓托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上开讲时，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其实只有两人：瓦萨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瓦萨里是西方传统艺术，即再现性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格林伯格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即以自身为表达对象的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如今，在邓托看来，西方艺术好像已经来到了加时赛，即艺术终结之后的“后艺术”时代。
遗憾的是，在后学纷纷扬扬喧闹了将近20年之后，当国人早已从格林伯格的批评者们那里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形象后，格林伯格却一直是缺席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格林伯格文集的完整译本（请注意，这是我在《艺术与文化》译后记中的原话。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大陆的读书界）；仅有的几个单篇论文，译文的质量也良莠混杂，参差不齐。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以抽象问题为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格林伯格主张抽象是现代艺术的核心问题，主张走向抽象甚至是某种不可逆转的逻辑。这同样也是国内美术界对格林伯格理论的一种主要认识。但是，要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格林伯格的文本，就会发现，格林伯格并没有认为抽象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相反，他认为，抽象只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副产品。而西方绘画在现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文艺复兴以后确立起来的三维错觉主义，演变为一个平面性的问题。当时的主流画家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抽象只不过是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它决不是当时的主流画家所追求的目标本身。
具体来说，按照格林伯格的论证，从马奈起绘画开始压缩深度空间，从而使深度空间逐渐走向平面化。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塞尚。塞尚在刻画三维形象时，特别强调形象的坚实性。他认为印象主义破坏了坚实性，而他要重新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但塞尚又明确意识到不能完全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中去，于是，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调整三维造型与画布平面本身的二维性——亦即纵向轴和横向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他不惜牺牲透视，要让三维造型变形，以适应画布平面的二维性。塞尚是关键人物，从塞尚这一步走到立体主义，再出现抽象，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西方现代艺术中出现的抽象，是艺术史本身的问题迫使当时的艺术家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当时的画家主观上说“我要追求抽象”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格林伯格为什么会推崇从马奈到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这样一条逐渐走向平面的线索，却强烈地贬低与批评康定斯基的抽象传统。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抽象艺术的两位代表人物，一提到抽象就要提到康定斯基的点线面、艺术的精神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符合当时艺术史发展脉络的说法。
格林伯格是怎样批评康定斯基的？格林伯格认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不是西方艺术从三维的错觉走向平面的产物，而是一个挪用了外部东西的产物。他挪用了与音乐的相似性这一类比。因此康定斯基将画面当成了既定的容器，在里面扔进一点儿点、一点儿线、一点儿面，就这样构成一幅抽象画。二维平面在他那里是被给定的、惰性的东西，而不像在塞尚乃至老大师们那里，这个平面是被建构起来，或被唤起的。这样一来，康定斯基的这种抽象就只能被理解为来自外部的抽象，因此格林伯格指出，康定斯基也许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比较大的现象，但却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艺术家。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说现代主义绘画的核心是从三维错觉空间走向平面性，是从再现性绘画的描述内容或叙事内容等文学性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绘画自身，格林伯格怎么会去赞美绘画的音乐性呢？在绘画的殿堂里放逐了文学性，却又供奉起音乐性，五十步笑百步耳。
总之，我们要看格林伯格的现场评论文章，而不要仅仅盯着他的一两篇理论性文章。我认为这才是今天读格林伯格文集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部分发表于《美术报》，2009年8月1日、8日）
标签：沈语冰 艺术批评 批评史 罗杰·弗莱 格林伯格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 艺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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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忠2010-03-12 09:37:33
王钦2009-12-10 15:41:51
学习，受益匪浅！在今天直接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没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现代主义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也将是局限的、不完整的。
黄逸玫2009-11-08 16:48:00
拜读！
伊玄 YI XUAN2009-10-25 13:23:15
拜读，精彩
月亮娘子2009-10-25 13:08:10
艺术理念的革新，直接导致艺术形式的革新。
对吧？语冰兄
郑娜2009-10-14 16:30:01
祝贺沈老师开博！
冯藏予2009-10-14 10:48:33
理
綦跃文2009-10-08 22:20:23
请问沈老师这两本书在哪里能卖到？谢谢
沈语冰2009-10-09 06:39:56
我一般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
虞村2009-10-08 06:48:10
拜读，精彩！受益！
02009-10-07 17:20:07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邱洪峰2009-10-07 17:24:54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沈语冰2009-10-07 19:56:04
谢谢！
段延安2009-10-07 16:30:39
祝开博成功！
严学军12009-10-07 13:47:10
沈老师，我想问你为什么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流派了，像印象派，立体派等，这是绘画的一种倒退还是进步？我是一个刚出学院的学生，你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最有责任感的文章还有你对艺术的严肃的态度。向你敬意!!!!!!!
沈语冰2009-10-07 15:12:04
可能是因为杜尚以来，特别是60年代极简主义与波普艺术以来，架上画被认为已是一种落后了或者甚至是淘汰了的艺术形式的缘故吧（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
天乙2009-10-07 11:02:02
俺手头有一本《艺术与文化》，觉得书名似乎还有调整空间。
沈语冰2009-10-07 15:09:15
你指的是格林伯格的Art and Culture吗？题为《艺术与文化》的书可能不止一种。
天乙2009-10-07 15:56:03
就是格林伯格的那一本。
伞老人2009-10-08 15:39:13
我也正在读.
要是格先生能为我作作品的艺术批评就好了,可惜这么优秀的非凡的天才的批评家在15年前就已经离开.
王易罡2009-10-07 09:40:18
好文章！能如此认识现代性的人是不多的，理智地看中国艺术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沈语冰2009-10-07 15:07:45
谢谢
綦跃文2009-10-07 08:40:03
读过沈老师的书，欢迎沈老师开博！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
沈语冰2009-10-07 09:21:50
谢谢。
游客2009-10-07 06:03:13
好文！犀利！既有建设意义又有传播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是在大跃进，此书意义深远，值得细品！
沈语冰2009-10-07 15:15:12
说得精辟，谢谢。
zxy2009-10-06 20:53:21
感谢沈老师翻译了《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和《艺术与文化》这两本书——感谢！
真希望国内能多翻译一些这样的著作，很多书只是看到过书名，却买不到也借不到，想着只能兴叹！！为国内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致敬！祝沈老师健康！！
沈语冰2009-10-07 05:53:46
谢谢
楞山2009-10-06 19:24:12
拜读。我已在[艺术时代]杂志上读过您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艺术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功利与现实。
沈语冰2009-10-07 09:20:58
说得极是。
程美信2009-10-06 12:07:18
你对现代性把握是极为准确的。没有这一透彻的理解，要做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拜读过你的《２０世纪艺术批评》，导论部分引起我的一些看法，有机会我们讨论一下。希望今后看到你更多的著作以及学术观点，不要小看博客这个桥梁。愉快！
沈语冰2009-10-06 15:55:06
希望有机会。
冒牌2009-10-06 11:25:49
哪天有时间好好看看
何桂彦2009-10-06 11:10:40
精彩！
刘礼宾2009-10-06 07:57:16
拜读，受益！
苏坚2009-10-05 19:41:47
先迎接又能人一个
伞老人2009-10-05 16:46:20
大作已经拜读.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虽然对你一惯地为现代主义做辩护,从内心感情里讨厌后现代,我保留一定意见,可是确实能充分感受到你对中国艺术(以及批评)的责任感.兹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段君2009-10-05 20:22:05
欢迎沈老师开博。
沈语冰2009-10-06 15:54:21
谢谢。
沈语冰 诸葛沂
诸葛：许多人都说《塞尚》是近年来少有的、值得一读的经典译著，范景中先生认为它是理解这位大师的“第一必读之作”。但它与国内读者的见面似乎来得太迟了。是什么缘由让你倾尽全力翻译这本书，你是怎样理解弗莱及其《塞尚》在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地位的？
沈：塞尚是公认的“现代艺术之父”，与马蒂斯、毕加索构成现代艺术的金字塔顶，这三者的地位堪与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媲美。国际范围内的塞尚研究中，大致有四个路径。一是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开创的形式分析法；二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开创的现象学批评法；三是美籍德国人、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运动史权威雷华德开创的传记批评与作品编目研究法；四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夏皮罗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图像学研究法。而在此四种取向中，弗莱的形式分析法构成基础之基础，他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则是全部塞尚研究的神经中枢。范景中先生称此书为理解塞尚第一必读之作，是非常确切而中肯的。
诸葛：我认真拜读过《塞尚》，感觉弗莱的行文紧紧追随着塞尚，透露出一种果敢的确认，一种以冷静的理智包裹着的浓烈感情，在他的笔下，塞尚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可爱而又坚定的人物，而他对其画作原创性的绎解，则细腻而敏锐。弗莱作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他为何会拥有如此天才的读解才能，他是如何工作的？
沈：要想真正体悟弗莱这部杰作的全部微妙之处，而不单单知晓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那你一定要了解塞尚在弗莱心目中的地位，还有就是弗莱为这本书所作的大半辈子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译者导论”中指出：弗莱的这一塞尚专论，正是他等待了大半辈子的机会。一位科学家的剑桥学习生涯，一位画家的技法训练，一位鉴定家的敏锐眼光，一位美术史家的知识积累，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洞察力，最后，一位塞尚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和学习者，一切的一切，都风云际会，水到渠成。《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乃是弗莱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尽管此后他还有著作出版，但它们无论在达到的高度上，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上，均无法跟眼前这本书相比。虽说《塞尚》只是一本小册子（我的译文不足六万字），它却为塞尚研究树立起了一座难于逾越的丰碑。从风格上看，我们也可以识别它与塞尚绘画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晶体，各个层面都晶莹剔透，熠熠发光。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风格分期研究着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介质（油画/水彩）探索入门；或以其对塞尚艺术世界的宏观结构（拜占廷对抗巴洛克、古典压抑浪漫）的剖分登堂，或以其对塞尚个别作品具体而微的分析入室；或从他最富特质的形式分析法择路，以趋近其主要批评手法，或取道他对塞尚生平、性情气质及其心理的分析，以探求其超形式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角度无疑都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可能性恰恰构成了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主要趋势。
诸葛：你在翻译弗莱这本书时，是否也像弗莱对塞尚的分析一样紧紧相随？弗莱书写塞尚，你绎解弗莱的著作，这里似乎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奇怪的平行。能请你谈谈你的翻译过程，你对弗莱文体的感觉好吗？在翻译时，你又是如何把握这种感觉的？
沈：所有伟大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风云际会”：不经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精神历练，不经过默默的耕耘、耐心的准备，不经过撕心裂肺的阵痛，是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和精神的巨大喜悦的。弗莱的《塞尚》，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次精神分娩。我是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领悟它的。因此，在翻译中，也就格外用心。弗莱的文体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明晰而优雅的典范，我在翻译它时不仅存了一般译者会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也存了一种想要竭力匹配其原文的野心，更存了一份不至辱没他在中文里的名声的戒心。为此，我一改平时的工作习惯，只在每天上午精力最旺盛的两三个小时里从事翻译，之后则改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译文的语感不至于因为拖沓疲软而令人生厌。译著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这使我深感欣慰。但译事烦难，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一定还有，这又是使我深感不安的。
诸葛：我曾经见过《塞尚》的原版，薄薄的，可是现在你给它增添了一倍的译注，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此书的份量。特别是介绍了许多别的研究塞尚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将各种观点都陈诸注释，是否会让读者莫衷一是？同时，你还在译注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评论塞尚的苹果那一节，你介绍了夏皮罗的观点，最后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你说，批评不需要“画地为牢”，要看到任何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方法的价值。这反映了你怎样的治学观？
沈：我在“译者导论”中曾说：弗莱的原著写得极其浓缩，如果不稍作稀释，则恐怕“浓得化不开”，因为它将有关塞尚生平、时代背景、趣味时尚、美学思想种种，基本芟荑净尽，只剩下高密度的形式分析。因此，我相当冒昧地为弗莱的著作做了一些注释。但这一工作几乎脱离了我的控制，尽管，最后为了压缩篇幅，我已经全部删除了一般工具书能查到的人名和术语的解释，但其规模仍然达到了原作的双倍之巨。注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关于弗莱的美学思想与批评理论，这是他在分析和评论塞尚作品时动用的“支援意识”，完全保留在文本的背景里，现在我的意图是尽可能将它们发于读者眼前。为此目的，我还特地撰写了《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一文，作为对本书作者的一种述评，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弗莱美学和批评观的概览。第二类（所占的比例约为全部注释的四分之三）是关于塞尚绘画的，重点是补充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在涉及塞尚重大观念及其主要代表作的分析方面，我广泛参照了欧美塞尚研究的文献，以资比较参证，与正文形成相互发明之势。本书另一个附录《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其宗旨亦基本如此。
注疏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注的目的是条陈各家观点，俾使读者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发明幽微，广开言路；疏的要旨则在于评论各家观点，去芜存精，取精用宏，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我以为目下我所承继者，就是这种旧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训练，即在知识学上尽量客观中立。当然这与批评还有所不同，批评讲究价值判断，有时不免党派性。但我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不妨将这一点理解为我的治学观。
诸葛：《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文后的附录，特别是《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这两篇文章，又给读者以清晰明朗、见微知著之感。这无疑又增加了此书的价值。在译者导论《塞尚的工作方式》中，你拈出“知性”、“修正与调整”、“感性”和“实现”这些概念作为对弗莱批评方式的解释，你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沈：我不知道，也许是一时的灵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译者导论”，你就能体会到我的一个基本抱负，或者说野心：那就是不仅要在塞尚对自然的绎解，与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之间，而且还要在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与我对弗莱的绎解之间，保持某种平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诸葛：从几年前撰写《20世纪艺术批评》，到现在翻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你一直在引介西方艺术批评经典。近年来，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不断被介绍的情况下，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倒缺席了？你觉得自己一直所做的工作，意义何在？
沈：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甚至是对20世纪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的基本判断。我认为，现代性在我国的展开是以一种扭曲、遮蔽而又反复无常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暗示某种关于现代性的规范叙事。确然，我的基本立场与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非常接近，那就是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首先在欧洲，后来在北美，再后来又向全球扩展的历史事实，它还是自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不断追问的应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应当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一种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批判维度的理论建构。然而，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实践中，现代性的这一规范内容被彻底架空了。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又愈演愈烈。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9年第3次印刷）里，集中批判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在该书的“前言”中，集中论述了现代性的未完成，以及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危害。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地重走一遍西方现代性（社会的与文化的现代性）之路，而是说，我们必须参与在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或再建过程中，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经验贡献于这一现代性的未竟事业。以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来说，我国的现代艺术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在历史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不久之后就受到了社会政治多种因素的人为打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但不久以后，正如大家都明白的，国内艺术界一下子遭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要知道，我国的前现代性资源是非常适合后现代主义的生存繁荣的。这样一来，现代主义（或文化的现代性）就再度被淹没。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基本立场就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史与批评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巧与格林伯格、麦克·弗雷德、希尔顿·克莱默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大师的基本观点一致。我们认为，现代性尚未完成，而作为对现代性反思与批评的现代主义，也尚未完成。当然，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认知不再采取那种武断的口气了（格林伯格经常被指责为犯有这一错误），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识到现代主义的种种支流与曲折，换言之，我们不再相信现代主义会以单一逻辑的方式呈现（例如必然走向抽象）。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主义的本质核心不是其形态上的抽象不抽象，而是以规矩的特有方式反对规矩本身的方法论态度，以及与传统的某种比价关系。换言之，现代主义是在与传统的不断对话与对抗中，在传统的巨大压力下作出的拯救艺术于颓废与腐败的努力。这种颓废与腐败的最大典型便是官方艺术、学院艺术与媚俗艺术。
诸葛：你能谈谈这两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即从弗莱到格林伯格，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弗莱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奠定了形式主义批评的地位，格林伯格将其发展为规训。同是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抵抗意识形态的暴政，但似乎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更为极端化，也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作为形式主义批评的重要人物，弗莱与贝尔的关键差别又在哪里？
沈：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类似，西方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多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批评。罗杰·弗莱则既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专业美术批评的地位，从而使艺术批评从以往的文学性批评中独立出来。格林伯格又将弗莱的理论法典化，可谓达到了现代艺术批评的高峰。但物极必反，格林伯格迅速成了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靶子。格林伯格之后，现代艺术批评，至少是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将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这一段艺术批评史称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
罗杰·弗莱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西方艺术批评的发展过程。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非常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弗莱属于第一批专业的艺术批评家。当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了对艺术作品的批评，中世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17、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他专门为当时在沙龙展出作品的画家撰写评论，他是近代第一个把画廊里展出的绘画作品推向大众的人。但我们都知道狄德罗不是专业的美术批评家，他对绘画的批评基于两点，一是绘画的道德寓意，关心绘画是不是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健康；二是绘画的文学性，即一幅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等等。这两点事实上构成了西方真正的艺术批评兴起之前美术批评的一般情况。这样一种美术批评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诞生之前，美术批评一直为左拉、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与文人所主宰。
罗杰·弗莱是第一批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当中的一个。在他从事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就有过美术史方面的很好训练。他曾是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国际权威，他研究的是贝里尼、乔托这样的大画家，是这个领域内的鉴定大师和博物馆专家。但1906年，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渴望见到的画，这成了一个强大启示，从此以后兴趣转向法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对塞尚的研究。1910与1912年，他在伦敦一个名叫格拉夫顿的画廊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首次以“后印象派”来命名塞尚、凡·高、高更等画家的风格流派。这两次画展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媒体与批评者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英伦三岛受到欧洲大陆艺术垃圾的侵袭。当时的公众还未能接受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是一种粗制滥造，是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指责弗莱是骗子、诈骗犯。画展之后弗莱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与辩护性文章，我已将这组文章全部译成了中文，收入即将出版的《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我认为，这种身处现场的辩护，要比后来的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所做的种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有价值得多。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于是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这之后，直到1927年，弗莱才有机会专门为塞尚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大半辈子研究塞尚所有心血与热情的总结。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弗莱在现代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当时欧洲最有眼光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该书是罗杰·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弗莱提供了一种现场批评方式，同时他也在不断总结自己的理论。他认识到理论的正确性只能维持到新现象的出现要求调整它的框架时为止。他的形式主义分析是开放式的，并没有为现代作品分析提供一套法国或德国学者倾向于使用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理论总是从经验中延伸与归纳出来。弗莱很清楚自己的理论边界在哪里。后来者当中，是谁将他所总结的批评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原理，转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常识，转变为从一般教科书到供大众阅读的艺术通史的老生常谈的呢？除了克莱尔·贝尔、阿尔弗兰德·巴尔、赫伯特·里德等人外，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将弗莱的经验主义批评“法典化”了，因此，他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诸葛：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书中，格林伯格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你是怎样看待格林伯格的地位的？这本《艺术与文化》，是否反映了他的代表性的观点？
沈：我在《艺术与文化》的“译后记”里说：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似乎已无需多言。当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邓托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上开讲时，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其实只有两人：瓦萨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瓦萨里是西方传统艺术，即再现性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格林伯格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即以自身为表达对象的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如今，在邓托看来，西方艺术好像已经来到了加时赛，即艺术终结之后的“后艺术”时代。
遗憾的是，在后学纷纷扬扬喧闹了将近20年之后，当国人早已从格林伯格的批评者们那里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形象后，格林伯格却一直是缺席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格林伯格文集的完整译本（请注意，这是我在《艺术与文化》译后记中的原话。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大陆的读书界）；仅有的几个单篇论文，译文的质量也良莠混杂，参差不齐。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以抽象问题为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格林伯格主张抽象是现代艺术的核心问题，主张走向抽象甚至是某种不可逆转的逻辑。这同样也是国内美术界对格林伯格理论的一种主要认识。但是，要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格林伯格的文本，就会发现，格林伯格并没有认为抽象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相反，他认为，抽象只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副产品。而西方绘画在现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文艺复兴以后确立起来的三维错觉主义，演变为一个平面性的问题。当时的主流画家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抽象只不过是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它决不是当时的主流画家所追求的目标本身。
具体来说，按照格林伯格的论证，从马奈起绘画开始压缩深度空间，从而使深度空间逐渐走向平面化。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塞尚。塞尚在刻画三维形象时，特别强调形象的坚实性。他认为印象主义破坏了坚实性，而他要重新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但塞尚又明确意识到不能完全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中去，于是，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调整三维造型与画布平面本身的二维性——亦即纵向轴和横向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他不惜牺牲透视，要让三维造型变形，以适应画布平面的二维性。塞尚是关键人物，从塞尚这一步走到立体主义，再出现抽象，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西方现代艺术中出现的抽象，是艺术史本身的问题迫使当时的艺术家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当时的画家主观上说“我要追求抽象”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格林伯格为什么会推崇从马奈到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这样一条逐渐走向平面的线索，却强烈地贬低与批评康定斯基的抽象传统。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抽象艺术的两位代表人物，一提到抽象就要提到康定斯基的点线面、艺术的精神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符合当时艺术史发展脉络的说法。
格林伯格是怎样批评康定斯基的？格林伯格认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不是西方艺术从三维的错觉走向平面的产物，而是一个挪用了外部东西的产物。他挪用了与音乐的相似性这一类比。因此康定斯基将画面当成了既定的容器，在里面扔进一点儿点、一点儿线、一点儿面，就这样构成一幅抽象画。二维平面在他那里是被给定的、惰性的东西，而不像在塞尚乃至老大师们那里，这个平面是被建构起来，或被唤起的。这样一来，康定斯基的这种抽象就只能被理解为来自外部的抽象，因此格林伯格指出，康定斯基也许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比较大的现象，但却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艺术家。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说现代主义绘画的核心是从三维错觉空间走向平面性，是从再现性绘画的描述内容或叙事内容等文学性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绘画自身，格林伯格怎么会去赞美绘画的音乐性呢？在绘画的殿堂里放逐了文学性，却又供奉起音乐性，五十步笑百步耳。
总之，我们要看格林伯格的现场评论文章，而不要仅仅盯着他的一两篇理论性文章。我认为这才是今天读格林伯格文集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部分发表于《美术报》，2009年8月1日、8日）
标签：沈语冰 艺术批评 批评史 罗杰·弗莱 格林伯格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 艺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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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忠2010-03-12 09:37:33
王钦2009-12-10 15:41:51
学习，受益匪浅！在今天直接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没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现代主义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也将是局限的、不完整的。
黄逸玫2009-11-08 16:48:00
拜读！
伊玄 YI XUAN2009-10-25 13:23:15
拜读，精彩
月亮娘子2009-10-25 13:08:10
艺术理念的革新，直接导致艺术形式的革新。
对吧？语冰兄
郑娜2009-10-14 16:30:01
祝贺沈老师开博！
冯藏予2009-10-14 10:48:33
理
綦跃文2009-10-08 22:20:23
请问沈老师这两本书在哪里能卖到？谢谢
沈语冰2009-10-09 06:39:56
我一般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
虞村2009-10-08 06:48:10
拜读，精彩！受益！
02009-10-07 17:20:07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邱洪峰2009-10-07 17:24:54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沈语冰2009-10-07 19:56:04
谢谢！
段延安2009-10-07 16:30:39
祝开博成功！
严学军12009-10-07 13:47:10
沈老师，我想问你为什么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流派了，像印象派，立体派等，这是绘画的一种倒退还是进步？我是一个刚出学院的学生，你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最有责任感的文章还有你对艺术的严肃的态度。向你敬意!!!!!!!
沈语冰2009-10-07 15:12:04
可能是因为杜尚以来，特别是60年代极简主义与波普艺术以来，架上画被认为已是一种落后了或者甚至是淘汰了的艺术形式的缘故吧（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
天乙2009-10-07 11:02:02
俺手头有一本《艺术与文化》，觉得书名似乎还有调整空间。
沈语冰2009-10-07 15:09:15
你指的是格林伯格的Art and Culture吗？题为《艺术与文化》的书可能不止一种。
天乙2009-10-07 15:56:03
就是格林伯格的那一本。
伞老人2009-10-08 15:39:13
我也正在读.
要是格先生能为我作作品的艺术批评就好了,可惜这么优秀的非凡的天才的批评家在15年前就已经离开.
王易罡2009-10-07 09:40:18
好文章！能如此认识现代性的人是不多的，理智地看中国艺术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沈语冰2009-10-07 15:07:45
谢谢
綦跃文2009-10-07 08:40:03
读过沈老师的书，欢迎沈老师开博！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
沈语冰2009-10-07 09:21:50
谢谢。
游客2009-10-07 06:03:13
好文！犀利！既有建设意义又有传播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是在大跃进，此书意义深远，值得细品！
沈语冰2009-10-07 15:15:12
说得精辟，谢谢。
zxy2009-10-06 20:53:21
感谢沈老师翻译了《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和《艺术与文化》这两本书——感谢！
真希望国内能多翻译一些这样的著作，很多书只是看到过书名，却买不到也借不到，想着只能兴叹！！为国内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致敬！祝沈老师健康！！
沈语冰2009-10-07 05:53:46
谢谢
楞山2009-10-06 19:24:12
拜读。我已在[艺术时代]杂志上读过您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艺术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功利与现实。
沈语冰2009-10-07 09:20:58
说得极是。
程美信2009-10-06 12:07:18
你对现代性把握是极为准确的。没有这一透彻的理解，要做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拜读过你的《２０世纪艺术批评》，导论部分引起我的一些看法，有机会我们讨论一下。希望今后看到你更多的著作以及学术观点，不要小看博客这个桥梁。愉快！
沈语冰2009-10-06 15:55:06
希望有机会。
冒牌2009-10-06 11:25:49
哪天有时间好好看看
何桂彦2009-10-06 11:10:40
精彩！
刘礼宾2009-10-06 07:57:16
拜读，受益！
苏坚2009-10-05 19:41:47
先迎接又能人一个
伞老人2009-10-05 16:46:20
大作已经拜读.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虽然对你一惯地为现代主义做辩护,从内心感情里讨厌后现代,我保留一定意见,可是确实能充分感受到你对中国艺术(以及批评)的责任感.兹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段君2009-10-05 20:22:05
欢迎沈老师开博。
沈语冰2009-10-06 15:54:21
谢谢。
艺术现代性的未竟使命：关于《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的谈话
沈语冰 诸葛沂
诸葛：许多人都说《塞尚》是近年来少有的、值得一读的经典译著，范景中先生认为它是理解这位大师的“第一必读之作”。但它与国内读者的见面似乎来得太迟了。是什么缘由让你倾尽全力翻译这本书，你是怎样理解弗莱及其《塞尚》在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地位的？
沈：塞尚是公认的“现代艺术之父”，与马蒂斯、毕加索构成现代艺术的金字塔顶，这三者的地位堪与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媲美。国际范围内的塞尚研究中，大致有四个路径。一是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开创的形式分析法；二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开创的现象学批评法；三是美籍德国人、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运动史权威雷华德开创的传记批评与作品编目研究法；四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夏皮罗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图像学研究法。而在此四种取向中，弗莱的形式分析法构成基础之基础，他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则是全部塞尚研究的神经中枢。范景中先生称此书为理解塞尚第一必读之作，是非常确切而中肯的。
诸葛：我认真拜读过《塞尚》，感觉弗莱的行文紧紧追随着塞尚，透露出一种果敢的确认，一种以冷静的理智包裹着的浓烈感情，在他的笔下，塞尚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可爱而又坚定的人物，而他对其画作原创性的绎解，则细腻而敏锐。弗莱作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他为何会拥有如此天才的读解才能，他是如何工作的？
沈：要想真正体悟弗莱这部杰作的全部微妙之处，而不单单知晓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那你一定要了解塞尚在弗莱心目中的地位，还有就是弗莱为这本书所作的大半辈子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译者导论”中指出：弗莱的这一塞尚专论，正是他等待了大半辈子的机会。一位科学家的剑桥学习生涯，一位画家的技法训练，一位鉴定家的敏锐眼光，一位美术史家的知识积累，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洞察力，最后，一位塞尚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和学习者，一切的一切，都风云际会，水到渠成。《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乃是弗莱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尽管此后他还有著作出版，但它们无论在达到的高度上，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上，均无法跟眼前这本书相比。虽说《塞尚》只是一本小册子（我的译文不足六万字），它却为塞尚研究树立起了一座难于逾越的丰碑。从风格上看，我们也可以识别它与塞尚绘画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晶体，各个层面都晶莹剔透，熠熠发光。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风格分期研究着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介质（油画/水彩）探索入门；或以其对塞尚艺术世界的宏观结构（拜占廷对抗巴洛克、古典压抑浪漫）的剖分登堂，或以其对塞尚个别作品具体而微的分析入室；或从他最富特质的形式分析法择路，以趋近其主要批评手法，或取道他对塞尚生平、性情气质及其心理的分析，以探求其超形式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角度无疑都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可能性恰恰构成了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主要趋势。
诸葛：你在翻译弗莱这本书时，是否也像弗莱对塞尚的分析一样紧紧相随？弗莱书写塞尚，你绎解弗莱的著作，这里似乎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奇怪的平行。能请你谈谈你的翻译过程，你对弗莱文体的感觉好吗？在翻译时，你又是如何把握这种感觉的？
沈：所有伟大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风云际会”：不经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精神历练，不经过默默的耕耘、耐心的准备，不经过撕心裂肺的阵痛，是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和精神的巨大喜悦的。弗莱的《塞尚》，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次精神分娩。我是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领悟它的。因此，在翻译中，也就格外用心。弗莱的文体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明晰而优雅的典范，我在翻译它时不仅存了一般译者会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也存了一种想要竭力匹配其原文的野心，更存了一份不至辱没他在中文里的名声的戒心。为此，我一改平时的工作习惯，只在每天上午精力最旺盛的两三个小时里从事翻译，之后则改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译文的语感不至于因为拖沓疲软而令人生厌。译著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这使我深感欣慰。但译事烦难，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一定还有，这又是使我深感不安的。
诸葛：我曾经见过《塞尚》的原版，薄薄的，可是现在你给它增添了一倍的译注，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此书的份量。特别是介绍了许多别的研究塞尚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将各种观点都陈诸注释，是否会让读者莫衷一是？同时，你还在译注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评论塞尚的苹果那一节，你介绍了夏皮罗的观点，最后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你说，批评不需要“画地为牢”，要看到任何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方法的价值。这反映了你怎样的治学观？
沈：我在“译者导论”中曾说：弗莱的原著写得极其浓缩，如果不稍作稀释，则恐怕“浓得化不开”，因为它将有关塞尚生平、时代背景、趣味时尚、美学思想种种，基本芟荑净尽，只剩下高密度的形式分析。因此，我相当冒昧地为弗莱的著作做了一些注释。但这一工作几乎脱离了我的控制，尽管，最后为了压缩篇幅，我已经全部删除了一般工具书能查到的人名和术语的解释，但其规模仍然达到了原作的双倍之巨。注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关于弗莱的美学思想与批评理论，这是他在分析和评论塞尚作品时动用的“支援意识”，完全保留在文本的背景里，现在我的意图是尽可能将它们发于读者眼前。为此目的，我还特地撰写了《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一文，作为对本书作者的一种述评，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弗莱美学和批评观的概览。第二类（所占的比例约为全部注释的四分之三）是关于塞尚绘画的，重点是补充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在涉及塞尚重大观念及其主要代表作的分析方面，我广泛参照了欧美塞尚研究的文献，以资比较参证，与正文形成相互发明之势。本书另一个附录《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其宗旨亦基本如此。
注疏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注的目的是条陈各家观点，俾使读者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发明幽微，广开言路；疏的要旨则在于评论各家观点，去芜存精，取精用宏，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我以为目下我所承继者，就是这种旧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训练，即在知识学上尽量客观中立。当然这与批评还有所不同，批评讲究价值判断，有时不免党派性。但我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不妨将这一点理解为我的治学观。
诸葛：《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文后的附录，特别是《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这两篇文章，又给读者以清晰明朗、见微知著之感。这无疑又增加了此书的价值。在译者导论《塞尚的工作方式》中，你拈出“知性”、“修正与调整”、“感性”和“实现”这些概念作为对弗莱批评方式的解释，你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沈：我不知道，也许是一时的灵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译者导论”，你就能体会到我的一个基本抱负，或者说野心：那就是不仅要在塞尚对自然的绎解，与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之间，而且还要在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与我对弗莱的绎解之间，保持某种平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诸葛：从几年前撰写《20世纪艺术批评》，到现在翻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你一直在引介西方艺术批评经典。近年来，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不断被介绍的情况下，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倒缺席了？你觉得自己一直所做的工作，意义何在？
沈：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甚至是对20世纪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的基本判断。我认为，现代性在我国的展开是以一种扭曲、遮蔽而又反复无常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暗示某种关于现代性的规范叙事。确然，我的基本立场与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非常接近，那就是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首先在欧洲，后来在北美，再后来又向全球扩展的历史事实，它还是自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不断追问的应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应当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一种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批判维度的理论建构。然而，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实践中，现代性的这一规范内容被彻底架空了。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又愈演愈烈。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9年第3次印刷）里，集中批判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在该书的“前言”中，集中论述了现代性的未完成，以及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危害。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地重走一遍西方现代性（社会的与文化的现代性）之路，而是说，我们必须参与在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或再建过程中，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经验贡献于这一现代性的未竟事业。以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来说，我国的现代艺术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在历史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不久之后就受到了社会政治多种因素的人为打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但不久以后，正如大家都明白的，国内艺术界一下子遭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要知道，我国的前现代性资源是非常适合后现代主义的生存繁荣的。这样一来，现代主义（或文化的现代性）就再度被淹没。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基本立场就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史与批评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巧与格林伯格、麦克·弗雷德、希尔顿·克莱默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大师的基本观点一致。我们认为，现代性尚未完成，而作为对现代性反思与批评的现代主义，也尚未完成。当然，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认知不再采取那种武断的口气了（格林伯格经常被指责为犯有这一错误），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识到现代主义的种种支流与曲折，换言之，我们不再相信现代主义会以单一逻辑的方式呈现（例如必然走向抽象）。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主义的本质核心不是其形态上的抽象不抽象，而是以规矩的特有方式反对规矩本身的方法论态度，以及与传统的某种比价关系。换言之，现代主义是在与传统的不断对话与对抗中，在传统的巨大压力下作出的拯救艺术于颓废与腐败的努力。这种颓废与腐败的最大典型便是官方艺术、学院艺术与媚俗艺术。
诸葛：你能谈谈这两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即从弗莱到格林伯格，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弗莱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奠定了形式主义批评的地位，格林伯格将其发展为规训。同是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抵抗意识形态的暴政，但似乎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更为极端化，也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作为形式主义批评的重要人物，弗莱与贝尔的关键差别又在哪里？
沈：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类似，西方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多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批评。罗杰·弗莱则既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专业美术批评的地位，从而使艺术批评从以往的文学性批评中独立出来。格林伯格又将弗莱的理论法典化，可谓达到了现代艺术批评的高峰。但物极必反，格林伯格迅速成了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靶子。格林伯格之后，现代艺术批评，至少是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将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这一段艺术批评史称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
罗杰·弗莱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西方艺术批评的发展过程。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非常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弗莱属于第一批专业的艺术批评家。当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了对艺术作品的批评，中世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17、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他专门为当时在沙龙展出作品的画家撰写评论，他是近代第一个把画廊里展出的绘画作品推向大众的人。但我们都知道狄德罗不是专业的美术批评家，他对绘画的批评基于两点，一是绘画的道德寓意，关心绘画是不是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健康；二是绘画的文学性，即一幅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等等。这两点事实上构成了西方真正的艺术批评兴起之前美术批评的一般情况。这样一种美术批评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诞生之前，美术批评一直为左拉、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与文人所主宰。
罗杰·弗莱是第一批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当中的一个。在他从事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就有过美术史方面的很好训练。他曾是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国际权威，他研究的是贝里尼、乔托这样的大画家，是这个领域内的鉴定大师和博物馆专家。但1906年，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渴望见到的画，这成了一个强大启示，从此以后兴趣转向法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对塞尚的研究。1910与1912年，他在伦敦一个名叫格拉夫顿的画廊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首次以“后印象派”来命名塞尚、凡·高、高更等画家的风格流派。这两次画展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媒体与批评者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英伦三岛受到欧洲大陆艺术垃圾的侵袭。当时的公众还未能接受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是一种粗制滥造，是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指责弗莱是骗子、诈骗犯。画展之后弗莱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与辩护性文章，我已将这组文章全部译成了中文，收入即将出版的《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我认为，这种身处现场的辩护，要比后来的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所做的种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有价值得多。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于是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这之后，直到1927年，弗莱才有机会专门为塞尚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大半辈子研究塞尚所有心血与热情的总结。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弗莱在现代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当时欧洲最有眼光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该书是罗杰·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弗莱提供了一种现场批评方式，同时他也在不断总结自己的理论。他认识到理论的正确性只能维持到新现象的出现要求调整它的框架时为止。他的形式主义分析是开放式的，并没有为现代作品分析提供一套法国或德国学者倾向于使用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理论总是从经验中延伸与归纳出来。弗莱很清楚自己的理论边界在哪里。后来者当中，是谁将他所总结的批评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原理，转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常识，转变为从一般教科书到供大众阅读的艺术通史的老生常谈的呢？除了克莱尔·贝尔、阿尔弗兰德·巴尔、赫伯特·里德等人外，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将弗莱的经验主义批评“法典化”了，因此，他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诸葛：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书中，格林伯格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你是怎样看待格林伯格的地位的？这本《艺术与文化》，是否反映了他的代表性的观点？
沈：我在《艺术与文化》的“译后记”里说：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似乎已无需多言。当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邓托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上开讲时，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其实只有两人：瓦萨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瓦萨里是西方传统艺术，即再现性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格林伯格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即以自身为表达对象的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如今，在邓托看来，西方艺术好像已经来到了加时赛，即艺术终结之后的“后艺术”时代。
遗憾的是，在后学纷纷扬扬喧闹了将近20年之后，当国人早已从格林伯格的批评者们那里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形象后，格林伯格却一直是缺席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格林伯格文集的完整译本（请注意，这是我在《艺术与文化》译后记中的原话。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大陆的读书界）；仅有的几个单篇论文，译文的质量也良莠混杂，参差不齐。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以抽象问题为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格林伯格主张抽象是现代艺术的核心问题，主张走向抽象甚至是某种不可逆转的逻辑。这同样也是国内美术界对格林伯格理论的一种主要认识。但是，要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格林伯格的文本，就会发现，格林伯格并没有认为抽象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相反，他认为，抽象只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副产品。而西方绘画在现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文艺复兴以后确立起来的三维错觉主义，演变为一个平面性的问题。当时的主流画家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抽象只不过是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它决不是当时的主流画家所追求的目标本身。
具体来说，按照格林伯格的论证，从马奈起绘画开始压缩深度空间，从而使深度空间逐渐走向平面化。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塞尚。塞尚在刻画三维形象时，特别强调形象的坚实性。他认为印象主义破坏了坚实性，而他要重新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但塞尚又明确意识到不能完全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中去，于是，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调整三维造型与画布平面本身的二维性——亦即纵向轴和横向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他不惜牺牲透视，要让三维造型变形，以适应画布平面的二维性。塞尚是关键人物，从塞尚这一步走到立体主义，再出现抽象，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西方现代艺术中出现的抽象，是艺术史本身的问题迫使当时的艺术家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当时的画家主观上说“我要追求抽象”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格林伯格为什么会推崇从马奈到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这样一条逐渐走向平面的线索，却强烈地贬低与批评康定斯基的抽象传统。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抽象艺术的两位代表人物，一提到抽象就要提到康定斯基的点线面、艺术的精神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符合当时艺术史发展脉络的说法。
格林伯格是怎样批评康定斯基的？格林伯格认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不是西方艺术从三维的错觉走向平面的产物，而是一个挪用了外部东西的产物。他挪用了与音乐的相似性这一类比。因此康定斯基将画面当成了既定的容器，在里面扔进一点儿点、一点儿线、一点儿面，就这样构成一幅抽象画。二维平面在他那里是被给定的、惰性的东西，而不像在塞尚乃至老大师们那里，这个平面是被建构起来，或被唤起的。这样一来，康定斯基的这种抽象就只能被理解为来自外部的抽象，因此格林伯格指出，康定斯基也许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比较大的现象，但却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艺术家。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说现代主义绘画的核心是从三维错觉空间走向平面性，是从再现性绘画的描述内容或叙事内容等文学性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绘画自身，格林伯格怎么会去赞美绘画的音乐性呢？在绘画的殿堂里放逐了文学性，却又供奉起音乐性，五十步笑百步耳。
总之，我们要看格林伯格的现场评论文章，而不要仅仅盯着他的一两篇理论性文章。我认为这才是今天读格林伯格文集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部分发表于《美术报》，2009年8月1日、8日）
标签：沈语冰 艺术批评 批评史 罗杰·弗莱 格林伯格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 艺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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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忠2010-03-12 09:37:33
王钦2009-12-10 15:41:51
学习，受益匪浅！在今天直接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没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现代主义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也将是局限的、不完整的。
黄逸玫2009-11-08 16:48:00
拜读！
伊玄 YI XUAN2009-10-25 13:23:15
拜读，精彩
月亮娘子2009-10-25 13:08:10
艺术理念的革新，直接导致艺术形式的革新。
对吧？语冰兄
郑娜2009-10-14 16:30:01
祝贺沈老师开博！
冯藏予2009-10-14 10:48:33
理
綦跃文2009-10-08 22:20:23
请问沈老师这两本书在哪里能卖到？谢谢
沈语冰2009-10-09 06:39:56
我一般是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
虞村2009-10-08 06:48:10
拜读，精彩！受益！
02009-10-07 17:20:07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邱洪峰2009-10-07 17:24:54
我已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论述了，通篇洋溢着沈老师对现代性深刻的反省，和严谨透彻的治学热情，感谢沈老师为国人献上的礼物，这两本书我一定认真研读。
沈语冰2009-10-07 19:56:04
谢谢！
段延安2009-10-07 16:30:39
祝开博成功！
严学军12009-10-07 13:47:10
沈老师，我想问你为什么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流派了，像印象派，立体派等，这是绘画的一种倒退还是进步？我是一个刚出学院的学生，你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最有责任感的文章还有你对艺术的严肃的态度。向你敬意!!!!!!!
沈语冰2009-10-07 15:12:04
可能是因为杜尚以来，特别是60年代极简主义与波普艺术以来，架上画被认为已是一种落后了或者甚至是淘汰了的艺术形式的缘故吧（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
天乙2009-10-07 11:02:02
俺手头有一本《艺术与文化》，觉得书名似乎还有调整空间。
沈语冰2009-10-07 15:09:15
你指的是格林伯格的Art and Culture吗？题为《艺术与文化》的书可能不止一种。
天乙2009-10-07 15:56:03
就是格林伯格的那一本。
伞老人2009-10-08 15:39:13
我也正在读.
要是格先生能为我作作品的艺术批评就好了,可惜这么优秀的非凡的天才的批评家在15年前就已经离开.
王易罡2009-10-07 09:40:18
好文章！能如此认识现代性的人是不多的，理智地看中国艺术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沈语冰2009-10-07 15:07:45
谢谢
綦跃文2009-10-07 08:40:03
读过沈老师的书，欢迎沈老师开博！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
沈语冰2009-10-07 09:21:50
谢谢。
游客2009-10-07 06:03:13
好文！犀利！既有建设意义又有传播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是在大跃进，此书意义深远，值得细品！
沈语冰2009-10-07 15:15:12
说得精辟，谢谢。
zxy2009-10-06 20:53:21
感谢沈老师翻译了《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和《艺术与文化》这两本书——感谢！
真希望国内能多翻译一些这样的著作，很多书只是看到过书名，却买不到也借不到，想着只能兴叹！！为国内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致敬！祝沈老师健康！！
沈语冰2009-10-07 05:53:46
谢谢
楞山2009-10-06 19:24:12
拜读。我已在[艺术时代]杂志上读过您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艺术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功利与现实。
沈语冰2009-10-07 09:20:58
说得极是。
程美信2009-10-06 12:07:18
你对现代性把握是极为准确的。没有这一透彻的理解，要做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拜读过你的《２０世纪艺术批评》，导论部分引起我的一些看法，有机会我们讨论一下。希望今后看到你更多的著作以及学术观点，不要小看博客这个桥梁。愉快！
沈语冰2009-10-06 15:55:06
希望有机会。
冒牌2009-10-06 11:25:49
哪天有时间好好看看
何桂彦2009-10-06 11:10:40
精彩！
刘礼宾2009-10-06 07:57:16
拜读，受益！
苏坚2009-10-05 19:41:47
先迎接又能人一个
伞老人2009-10-05 16:46:20
大作已经拜读.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虽然对你一惯地为现代主义做辩护,从内心感情里讨厌后现代,我保留一定意见,可是确实能充分感受到你对中国艺术(以及批评)的责任感.兹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段君2009-10-05 20:22:05
欢迎沈老师开博。
沈语冰2009-10-06 15:54:21
谢谢。
沈语冰 诸葛沂
诸葛：许多人都说《塞尚》是近年来少有的、值得一读的经典译著，范景中先生认为它是理解这位大师的“第一必读之作”。但它与国内读者的见面似乎来得太迟了。是什么缘由让你倾尽全力翻译这本书，你是怎样理解弗莱及其《塞尚》在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地位的？
沈：塞尚是公认的“现代艺术之父”，与马蒂斯、毕加索构成现代艺术的金字塔顶，这三者的地位堪与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媲美。国际范围内的塞尚研究中，大致有四个路径。一是英国伟大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开创的形式分析法；二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开创的现象学批评法；三是美籍德国人、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运动史权威雷华德开创的传记批评与作品编目研究法；四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夏皮罗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图像学研究法。而在此四种取向中，弗莱的形式分析法构成基础之基础，他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则是全部塞尚研究的神经中枢。范景中先生称此书为理解塞尚第一必读之作，是非常确切而中肯的。
诸葛：我认真拜读过《塞尚》，感觉弗莱的行文紧紧追随着塞尚，透露出一种果敢的确认，一种以冷静的理智包裹着的浓烈感情，在他的笔下，塞尚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可爱而又坚定的人物，而他对其画作原创性的绎解，则细腻而敏锐。弗莱作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他为何会拥有如此天才的读解才能，他是如何工作的？
沈：要想真正体悟弗莱这部杰作的全部微妙之处，而不单单知晓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那你一定要了解塞尚在弗莱心目中的地位，还有就是弗莱为这本书所作的大半辈子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译者导论”中指出：弗莱的这一塞尚专论，正是他等待了大半辈子的机会。一位科学家的剑桥学习生涯，一位画家的技法训练，一位鉴定家的敏锐眼光，一位美术史家的知识积累，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洞察力，最后，一位塞尚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和学习者，一切的一切，都风云际会，水到渠成。《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乃是弗莱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尽管此后他还有著作出版，但它们无论在达到的高度上，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力上，均无法跟眼前这本书相比。虽说《塞尚》只是一本小册子（我的译文不足六万字），它却为塞尚研究树立起了一座难于逾越的丰碑。从风格上看，我们也可以识别它与塞尚绘画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晶体，各个层面都晶莹剔透，熠熠发光。论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风格分期研究着手，或从他对塞尚绘画的介质（油画/水彩）探索入门；或以其对塞尚艺术世界的宏观结构（拜占廷对抗巴洛克、古典压抑浪漫）的剖分登堂，或以其对塞尚个别作品具体而微的分析入室；或从他最富特质的形式分析法择路，以趋近其主要批评手法，或取道他对塞尚生平、性情气质及其心理的分析，以探求其超形式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角度无疑都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可能性恰恰构成了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主要趋势。
诸葛：你在翻译弗莱这本书时，是否也像弗莱对塞尚的分析一样紧紧相随？弗莱书写塞尚，你绎解弗莱的著作，这里似乎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奇怪的平行。能请你谈谈你的翻译过程，你对弗莱文体的感觉好吗？在翻译时，你又是如何把握这种感觉的？
沈：所有伟大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风云际会”：不经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精神历练，不经过默默的耕耘、耐心的准备，不经过撕心裂肺的阵痛，是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和精神的巨大喜悦的。弗莱的《塞尚》，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次精神分娩。我是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领悟它的。因此，在翻译中，也就格外用心。弗莱的文体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明晰而优雅的典范，我在翻译它时不仅存了一般译者会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也存了一种想要竭力匹配其原文的野心，更存了一份不至辱没他在中文里的名声的戒心。为此，我一改平时的工作习惯，只在每天上午精力最旺盛的两三个小时里从事翻译，之后则改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译文的语感不至于因为拖沓疲软而令人生厌。译著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这使我深感欣慰。但译事烦难，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一定还有，这又是使我深感不安的。
诸葛：我曾经见过《塞尚》的原版，薄薄的，可是现在你给它增添了一倍的译注，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此书的份量。特别是介绍了许多别的研究塞尚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将各种观点都陈诸注释，是否会让读者莫衷一是？同时，你还在译注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评论塞尚的苹果那一节，你介绍了夏皮罗的观点，最后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你说，批评不需要“画地为牢”，要看到任何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方法的价值。这反映了你怎样的治学观？
沈：我在“译者导论”中曾说：弗莱的原著写得极其浓缩，如果不稍作稀释，则恐怕“浓得化不开”，因为它将有关塞尚生平、时代背景、趣味时尚、美学思想种种，基本芟荑净尽，只剩下高密度的形式分析。因此，我相当冒昧地为弗莱的著作做了一些注释。但这一工作几乎脱离了我的控制，尽管，最后为了压缩篇幅，我已经全部删除了一般工具书能查到的人名和术语的解释，但其规模仍然达到了原作的双倍之巨。注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关于弗莱的美学思想与批评理论，这是他在分析和评论塞尚作品时动用的“支援意识”，完全保留在文本的背景里，现在我的意图是尽可能将它们发于读者眼前。为此目的，我还特地撰写了《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一文，作为对本书作者的一种述评，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弗莱美学和批评观的概览。第二类（所占的比例约为全部注释的四分之三）是关于塞尚绘画的，重点是补充弗莱之后塞尚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在涉及塞尚重大观念及其主要代表作的分析方面，我广泛参照了欧美塞尚研究的文献，以资比较参证，与正文形成相互发明之势。本书另一个附录《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其宗旨亦基本如此。
注疏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注的目的是条陈各家观点，俾使读者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发明幽微，广开言路；疏的要旨则在于评论各家观点，去芜存精，取精用宏，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我以为目下我所承继者，就是这种旧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训练，即在知识学上尽量客观中立。当然这与批评还有所不同，批评讲究价值判断，有时不免党派性。但我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学者，而不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你不妨将这一点理解为我的治学观。
诸葛：《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文后的附录，特别是《罗杰·弗莱的批评理论》、《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这两篇文章，又给读者以清晰明朗、见微知著之感。这无疑又增加了此书的价值。在译者导论《塞尚的工作方式》中，你拈出“知性”、“修正与调整”、“感性”和“实现”这些概念作为对弗莱批评方式的解释，你是如何提炼出来的？
沈：我不知道，也许是一时的灵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译者导论”，你就能体会到我的一个基本抱负，或者说野心：那就是不仅要在塞尚对自然的绎解，与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之间，而且还要在弗莱对塞尚的绎解，与我对弗莱的绎解之间，保持某种平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诸葛：从几年前撰写《20世纪艺术批评》，到现在翻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你一直在引介西方艺术批评经典。近年来，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著作不断被介绍的情况下，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倒缺席了？你觉得自己一直所做的工作，意义何在？
沈：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甚至是对20世纪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的基本判断。我认为，现代性在我国的展开是以一种扭曲、遮蔽而又反复无常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暗示某种关于现代性的规范叙事。确然，我的基本立场与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非常接近，那就是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首先在欧洲，后来在北美，再后来又向全球扩展的历史事实，它还是自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不断追问的应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应当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现代性还是一种话语建构，至少是一种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和批判维度的理论建构。然而，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实践中，现代性的这一规范内容被彻底架空了。20世纪末，后现代思潮又愈演愈烈。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9年第3次印刷）里，集中批判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在该书的“前言”中，集中论述了现代性的未完成，以及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危害。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地重走一遍西方现代性（社会的与文化的现代性）之路，而是说，我们必须参与在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或再建过程中，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经验贡献于这一现代性的未竟事业。以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来说，我国的现代艺术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在历史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不久之后就受到了社会政治多种因素的人为打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但不久以后，正如大家都明白的，国内艺术界一下子遭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要知道，我国的前现代性资源是非常适合后现代主义的生存繁荣的。这样一来，现代主义（或文化的现代性）就再度被淹没。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基本立场就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不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史与批评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碰巧与格林伯格、麦克·弗雷德、希尔顿·克莱默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与批评大师的基本观点一致。我们认为，现代性尚未完成，而作为对现代性反思与批评的现代主义，也尚未完成。当然，我们对现代主义的认知不再采取那种武断的口气了（格林伯格经常被指责为犯有这一错误），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识到现代主义的种种支流与曲折，换言之，我们不再相信现代主义会以单一逻辑的方式呈现（例如必然走向抽象）。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主义的本质核心不是其形态上的抽象不抽象，而是以规矩的特有方式反对规矩本身的方法论态度，以及与传统的某种比价关系。换言之，现代主义是在与传统的不断对话与对抗中，在传统的巨大压力下作出的拯救艺术于颓废与腐败的努力。这种颓废与腐败的最大典型便是官方艺术、学院艺术与媚俗艺术。
诸葛：你能谈谈这两本书产生的大背景，即从弗莱到格林伯格，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弗莱在批评史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奠定了形式主义批评的地位，格林伯格将其发展为规训。同是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抵抗意识形态的暴政，但似乎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更为极端化，也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作为形式主义批评的重要人物，弗莱与贝尔的关键差别又在哪里？
沈：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类似，西方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多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批评。罗杰·弗莱则既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专业美术批评的地位，从而使艺术批评从以往的文学性批评中独立出来。格林伯格又将弗莱的理论法典化，可谓达到了现代艺术批评的高峰。但物极必反，格林伯格迅速成了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靶子。格林伯格之后，现代艺术批评，至少是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将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这一段艺术批评史称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
罗杰·弗莱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西方艺术批评的发展过程。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非常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弗莱属于第一批专业的艺术批评家。当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了对艺术作品的批评，中世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17、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他专门为当时在沙龙展出作品的画家撰写评论，他是近代第一个把画廊里展出的绘画作品推向大众的人。但我们都知道狄德罗不是专业的美术批评家，他对绘画的批评基于两点，一是绘画的道德寓意，关心绘画是不是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健康；二是绘画的文学性，即一幅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等等。这两点事实上构成了西方真正的艺术批评兴起之前美术批评的一般情况。这样一种美术批评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真正的艺术批评家诞生之前，美术批评一直为左拉、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与文人所主宰。
罗杰·弗莱是第一批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当中的一个。在他从事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就有过美术史方面的很好训练。他曾是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国际权威，他研究的是贝里尼、乔托这样的大画家，是这个领域内的鉴定大师和博物馆专家。但1906年，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渴望见到的画，这成了一个强大启示，从此以后兴趣转向法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对塞尚的研究。1910与1912年，他在伦敦一个名叫格拉夫顿的画廊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首次以“后印象派”来命名塞尚、凡·高、高更等画家的风格流派。这两次画展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媒体与批评者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英伦三岛受到欧洲大陆艺术垃圾的侵袭。当时的公众还未能接受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是一种粗制滥造，是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指责弗莱是骗子、诈骗犯。画展之后弗莱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与辩护性文章，我已将这组文章全部译成了中文，收入即将出版的《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我认为，这种身处现场的辩护，要比后来的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所做的种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有价值得多。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于是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这之后，直到1927年，弗莱才有机会专门为塞尚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大半辈子研究塞尚所有心血与热情的总结。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弗莱在现代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当时欧洲最有眼光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该书是罗杰·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弗莱提供了一种现场批评方式，同时他也在不断总结自己的理论。他认识到理论的正确性只能维持到新现象的出现要求调整它的框架时为止。他的形式主义分析是开放式的，并没有为现代作品分析提供一套法国或德国学者倾向于使用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理论总是从经验中延伸与归纳出来。弗莱很清楚自己的理论边界在哪里。后来者当中，是谁将他所总结的批评经验转化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原理，转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主义常识，转变为从一般教科书到供大众阅读的艺术通史的老生常谈的呢？除了克莱尔·贝尔、阿尔弗兰德·巴尔、赫伯特·里德等人外，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将弗莱的经验主义批评“法典化”了，因此，他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诸葛：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书中，格林伯格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你是怎样看待格林伯格的地位的？这本《艺术与文化》，是否反映了他的代表性的观点？
沈：我在《艺术与文化》的“译后记”里说：格林伯格的重要性似乎已无需多言。当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邓托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梅隆讲座上开讲时，他心目中的评论对象其实只有两人：瓦萨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瓦萨里是西方传统艺术，即再现性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格林伯格则是西方现代艺术，即以自身为表达对象的艺术最大的叙事大师。如今，在邓托看来，西方艺术好像已经来到了加时赛，即艺术终结之后的“后艺术”时代。
遗憾的是，在后学纷纷扬扬喧闹了将近20年之后，当国人早已从格林伯格的批评者们那里仿佛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形象后，格林伯格却一直是缺席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格林伯格文集的完整译本（请注意，这是我在《艺术与文化》译后记中的原话。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大陆的读书界）；仅有的几个单篇论文，译文的质量也良莠混杂，参差不齐。这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批评传统的理解。
以抽象问题为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格林伯格主张抽象是现代艺术的核心问题，主张走向抽象甚至是某种不可逆转的逻辑。这同样也是国内美术界对格林伯格理论的一种主要认识。但是，要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格林伯格的文本，就会发现，格林伯格并没有认为抽象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相反，他认为，抽象只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副产品。而西方绘画在现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文艺复兴以后确立起来的三维错觉主义，演变为一个平面性的问题。当时的主流画家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抽象只不过是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它决不是当时的主流画家所追求的目标本身。
具体来说，按照格林伯格的论证，从马奈起绘画开始压缩深度空间，从而使深度空间逐渐走向平面化。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塞尚。塞尚在刻画三维形象时，特别强调形象的坚实性。他认为印象主义破坏了坚实性，而他要重新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但塞尚又明确意识到不能完全回到老大师的传统中去，于是，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调整三维造型与画布平面本身的二维性——亦即纵向轴和横向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他不惜牺牲透视，要让三维造型变形，以适应画布平面的二维性。塞尚是关键人物，从塞尚这一步走到立体主义，再出现抽象，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西方现代艺术中出现的抽象，是艺术史本身的问题迫使当时的艺术家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当时的画家主观上说“我要追求抽象”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格林伯格为什么会推崇从马奈到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这样一条逐渐走向平面的线索，却强烈地贬低与批评康定斯基的抽象传统。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是抽象艺术的两位代表人物，一提到抽象就要提到康定斯基的点线面、艺术的精神等等，其实这不是一个符合当时艺术史发展脉络的说法。
格林伯格是怎样批评康定斯基的？格林伯格认为，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不是西方艺术从三维的错觉走向平面的产物，而是一个挪用了外部东西的产物。他挪用了与音乐的相似性这一类比。因此康定斯基将画面当成了既定的容器，在里面扔进一点儿点、一点儿线、一点儿面，就这样构成一幅抽象画。二维平面在他那里是被给定的、惰性的东西，而不像在塞尚乃至老大师们那里，这个平面是被建构起来，或被唤起的。这样一来，康定斯基的这种抽象就只能被理解为来自外部的抽象，因此格林伯格指出，康定斯基也许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比较大的现象，但却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艺术家。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说现代主义绘画的核心是从三维错觉空间走向平面性，是从再现性绘画的描述内容或叙事内容等文学性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绘画自身，格林伯格怎么会去赞美绘画的音乐性呢？在绘画的殿堂里放逐了文学性，却又供奉起音乐性，五十步笑百步耳。
总之，我们要看格林伯格的现场评论文章，而不要仅仅盯着他的一两篇理论性文章。我认为这才是今天读格林伯格文集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部分发表于《美术报》，2009年8月1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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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延安2009-10-07 16:30:39
祝开博成功！
严学军12009-10-07 13:47:10
沈老师，我想问你为什么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流派了，像印象派，立体派等，这是绘画的一种倒退还是进步？我是一个刚出学院的学生，你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最有责任感的文章还有你对艺术的严肃的态度。向你敬意!!!!!!!
沈语冰2009-10-07 15:12:04
可能是因为杜尚以来，特别是60年代极简主义与波普艺术以来，架上画被认为已是一种落后了或者甚至是淘汰了的艺术形式的缘故吧（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
天乙2009-10-07 11:02:02
俺手头有一本《艺术与文化》，觉得书名似乎还有调整空间。
沈语冰2009-10-07 15:09:15
你指的是格林伯格的Art and Culture吗？题为《艺术与文化》的书可能不止一种。
天乙2009-10-07 15:56:03
就是格林伯格的那一本。
伞老人2009-10-08 15:39:13
我也正在读.
要是格先生能为我作作品的艺术批评就好了,可惜这么优秀的非凡的天才的批评家在15年前就已经离开.
王易罡2009-10-07 09:40:18
好文章！能如此认识现代性的人是不多的，理智地看中国艺术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沈语冰2009-10-07 15:07:45
谢谢
綦跃文2009-10-07 08:40:03
读过沈老师的书，欢迎沈老师开博！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的文章。
沈语冰2009-10-07 09:21:50
谢谢。
游客2009-10-07 06:03:13
好文！犀利！既有建设意义又有传播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是在大跃进，此书意义深远，值得细品！
沈语冰2009-10-07 15:15:12
说得精辟，谢谢。
zxy2009-10-06 20:53:21
感谢沈老师翻译了《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和《艺术与文化》这两本书——感谢！
真希望国内能多翻译一些这样的著作，很多书只是看到过书名，却买不到也借不到，想着只能兴叹！！为国内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致敬！祝沈老师健康！！
沈语冰2009-10-07 05:53:46
谢谢
楞山2009-10-06 19:24:12
拜读。我已在[艺术时代]杂志上读过您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艺术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功利与现实。
沈语冰2009-10-07 09:20:58
说得极是。
程美信2009-10-06 12:07:18
你对现代性把握是极为准确的。没有这一透彻的理解，要做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拜读过你的《２０世纪艺术批评》，导论部分引起我的一些看法，有机会我们讨论一下。希望今后看到你更多的著作以及学术观点，不要小看博客这个桥梁。愉快！
沈语冰2009-10-06 15:55:06
希望有机会。
冒牌2009-10-06 11:25:49
哪天有时间好好看看
何桂彦2009-10-06 11:10:40
精彩！
刘礼宾2009-10-06 07:57:16
拜读，受益！
苏坚2009-10-05 19:41:47
先迎接又能人一个
伞老人2009-10-05 16:46:20
大作已经拜读.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
虽然对你一惯地为现代主义做辩护,从内心感情里讨厌后现代,我保留一定意见,可是确实能充分感受到你对中国艺术(以及批评)的责任感.兹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段君2009-10-05 20:22:05
欢迎沈老师开博。
沈语冰2009-10-06 15:54:21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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