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彭德的“批评”

程美信



彭德做了这么多年艺术批评，面对“批评”却限于望文生义，甚至不可思议的将“广义的批评”与“狭义的批评家”对立起来。如此谬说不仅出自美院史论教师，还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并发表于专业刊物。下面就《修史与批评九问》一文的“批评”部分发表意见。（“彭”为彭德，“按“为本人）



彭：在中国，艺术批评变成专业是20世纪的现象，然而这个世纪的艺术批评却最为人不屑，可见批评作为职业是值得怀疑的。艺术的表现侧重情感，高下取决于技术上的优劣；艺术的表达侧重观念，深浅取决于思想的穿透力，它是批评家大发议论的对象。批评的涉及面庞杂，包括当代现象、当代问题、当代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可是批评家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具备各门学术的前沿水平，他的相关议论只能是业余的。这意味着涉及观念的艺术批评只能分别由各个领域关注艺术的一流学者去从事。已往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与艺术批评的名家，大都是业余身份。比如鲁迅是批评家，但多数时间却不涉批评。



按：众所周知，２０世纪之前，中国压根就没有严格意义的艺术批评，并不是在今天才“为人不屑”。事实上，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学术批评体系以及制度规范，传统的艺术评论大致限于美学层面的品评诠释。艺术批评需要跨学科知识人才不仅是正常的，同时是现代人文学术发展的重大革命，一名限于美学知识的传统学者，根本无法从事当代艺术的批评工作。艺术批评的专门化、专业化，必将是引发职业化，他们从事的职业跟文艺理论必将存在密切关系，否则难道达到高水平的批评。鲁迅不是艺术批评家，但他的独立性与尖锐性，是中国批评家的精神楷模。此外，鲁迅是一位靠批评文字吃饭的文人，绝不是彭德所说的“业余身份”。


彭：批评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批评是质疑与指责；广义的批评则包含着欣赏与赞美，需要同情与理解。广义的批评是可以具有独立风范的精神活动，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预见能力是批评家的基本功。如果单一地依据艺术作品去发表意见，他就不是批评家而只是艺术界的托。



按：这是对“批评”的误解。由于现代艺术批评从传统的艺术鉴赏与史论研究中发展而来，它的机制功能是防范赞美式艺术品评的不足，从而确立现代艺术批评以否定、质疑、批判的主体模式，目的在于加强学术思想的论证规范。彭德所说的“广义的批评”是传统的品评诠释，它只限于鉴赏品评与诠释赞美，这种评论虽不乏艺术的判断分析能力，但它不能证明现代意义的艺术批评是缺乏这一能力，在“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的三个不同专业，它们所需共性的专业“基本功”。否定与赞美虽然都要求客观公正，否则就违背了学理原则。可是，树碑立传毕竟是一种毫无任何风险的行为，所谓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现代艺术批评从赞美式品评中突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个“艺评家”多如牛毛的国度里，通常是吹牛拍马的文托。



彭：狭义批评家怀有使命与主张，扮演着艺术理想的代言人，或是集团利益的激进诉求者，或是怀才不遇的泄愤者。狭义批评常常建立在自我膨胀的个人优越感之上，表示我能说和我敢说。我能说涉及技法与观念，我敢说涉及道义。狭义批评的作用是拯救：拯救艺术家、拯救艺术圈、拯救艺术，进而拯救思想。鲁迅学医是为了拯救东亚病夫，弃医从文是发现被拯救的对象不值得拯救，或者说拯救无知的肉体不如拯救精神。如果用鲁迅的逻辑推论：精神需要拯救的国民，值得拯救吗？更不必问扮演拯救者的理由。



按：一个艺术批评家，没有一点使命、主张、理想，那必定是个圆滑而庸俗的“文托”，这种人本来就不该从事艺术批评。“狭义批评家怀有使命与主张，扮演着艺术理想的代言人，或是集团利益的激进诉求者，或是怀才不遇的泄愤者”纯属无稽之谈。彭德还将“广义的批评”演绎到“狭义批评家”，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令人汗颜不已。因为批评旨在纠正错误、还原本质、激发思考、挑战权威，凡是正确的观点或立场，它起码经得起的质疑、否定、批判。其次，应对肯定的批评与对应批评的批评，它们有利学术思想的健康发展。彭德不着边际地将一切的否定、质疑、指责的批评，贬为“某个集团利益的激进诉求者，或是怀才不遇的泄愤者，以及“狭义批评常常建立在自我膨胀的个人优越感之上”。彭德仇恨鲁迅是不是奇怪的，因为他本是鲁迅所不会宽恕的那类文人。



彭：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批评家，既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道德楷模。《知识分子》这部书揭露了拯救者的种种不良表现，拯救的动机于是变得伪善，拯救者成了人格分裂的牧师，而人格分裂者才需要被拯救。精神拯救的理想方式应当是自我拯救而不是说教，把批评变成自省。自省才有可能切实地改变自己，进而影响别人。准此，明智的社会和批评自由的时代，需要即时即兴的批评而不需要专门的批评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人都能从事批评，批评成为社会认知的常态，最终有可能导致批评界的解体。台湾艺术界没有批评家一词而只用艺评家，可取。



按：没有人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人人皆有真理，只有批评才使正确性获得充分确立。不光鲁迅，所有知识分子可以怀疑及批判，但他们自身也同样可以被怀疑和批判，没有人是绝对完美的真理。这就是批评的现代意义，对任何权威不加怀疑的迷信都是危险的。不知彭德所指《知识分子》那个作者的？总之，鲁迅有权批评任何一切，正如任何人都有权批评鲁迅一样。毫无疑问，鲁迅这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存在局限，每代知识分子都一样，只有在不断反思与批评中才能走向成熟。



彭：一旦把批评当成职业，实际上是患上了强制的精神疾病，同网瘾类似。心理学家检测他们的心态是否正常，是看他们的言论是否仇恨有成就者或有教养的人士。这样的人物一旦把批评变成职业，容易变成艺术圈的杀手。中国和世界还是一团乱麻，狭义的批评将长期存在，不过有品位的狭义批评是洋溢智慧的论辩，是人类意识与行为的清醒剂，不是党同伐异的小人作风或恶意的诽谤与攻击。



按：彭德一向敢于胡说八道，批评的职业化与教师的职业化一样，跟患上强制的精神疾病没有必然关系，何况强制的精神疾病（强迫症）也不属于职业批评家的专有精神疾病。批评在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均为正常不过的公共舆论以及学术现象。彭德所说的“狭义的批评”大概指那些谩骂、诽谤，其本身就不在严肃的批评范围。如果“狭义”相对于“广义”，它主要指同一个事物很多意义中范围相对微小的一个，两者更不是对立冲突的（希望彭德去查一下辞书），不要将现代意义的艺术批评理解成所谓的“小人作风或恶意的诽谤与攻击”。最莫名其妙的是中国批评家们面对直言不讳、指名道姓的批评，便将这类批评定义为“攻击”，文字与语言充其量也越不出侮辱与诽谤的范围。可见中国学者有着一种强烈的官吏情结，受了一点批评刺激，便指责他人在攻击，殊不知“攻击”专指肢体接触行为。它显然是来自文革的习惯用词，造反派动不动用它来指责他人“攻击伟大领袖MZX”，后来演变为“攻击政府”、“攻击领导”的官腔，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彭：当今世界，和平与暴力并行地在发展。后者除了延续冷战、军事对抗、恐怖活动之外，各种形式的合法暴力充斥着互联网，高速形成以破坏为目标的文化风尚，以致批评家的写作唯有去诅咒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同情与赞美被认为是虚假的甚至是无耻的，可见这个疯狂的世界连同批评一道，到了何等险恶的境地。这种变态的批评同世界的罪恶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罪恶链。显而易见，今天的批评界对鲁迅思想与文风的反思十分必要。在广义相对论那里，直线会把人引向斜路。同理，在价值多元的当今世界，一味直线条地发表意见，也会把自己和别人引向斜路。放弃比酷与斗狠的习惯，批评的境界会很广阔。



按：当今世界不光是和平与暴力并行发展，民主与专制也是并行发展。各种形式的极权合法暴力强加于互联网。“爱未未”他因为调查地震中死去学生的实际数字而被关闭博客；刘Ｘ波因起草了《ＸX宪章》并发表于网络而被判11年牢狱之灾，他们的名字在网上遭到屏蔽。当年鲁迅敢于批评执政集团，今日批评界正需要这种不畏强权的独立精神。好在有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工具，它为公共舆论与批评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空间，有利于民间社会的日益觉醒，从张志刚到***事件便说明了这一切。就艺术批评来说，它不再是几家专业报刊主编及编辑的说了算。彭德用“广义相对论”来反对直面问题的批评方式，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批评活动中，真相与道理是至高无上的，文风语式则是非常次要的，只是死要面子的社会陋习，使得人们不在乎批评的本身问题，反而对批评方式的斤斤计较。


彭：近二十年来，中国批评界对中式宏大叙事方式抵制了很长时间，但对西式宏大叙事方式却视而不见，以致抽象的、泛泛而谈的论调充斥着中国的学术论文，进而成了影响大众的官方语言。这些论文中的流行术语，后缀“性、学、化、主义”之类的西洋字眼。……，简述如下：“理性、精神性、学术性、现代性、当代性、语义性、结构性；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痕迹学、元哲学、语义学；个人化、中国化、全球化、跨文化化、现代化；直觉主义、感觉主义、主体主义、心理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普遍主义、男权主义、女性主义、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然而时下的批评家动不动就有一打这样的语焉不详的术语镶嵌在他们的文章中，表示思想很时髦。标签一样泛泛地使用西方术语的作风，不从研究文章中剔除，中国艺术批评就没戏。这种批评文章被人蔑视，咎由自取。



按：假如中国的艺术批评及其论文要剔除掉“性、学、化、主义”等字眼，恐怕要回到“之乎者也”时代不可。由于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落后，采用西方术语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中国学术传统本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僵化套路，如彭德套用“阴阳说”演绎出一套中华“五色论”，那些外来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也大致如此。这不是古人或洋人的术语之错，而是当代中国学者创造力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