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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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简史》的演讲 [纽约]
2009.07.30
纽约炎热的夏季之夜,去古根海姆听一场本地一流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与瑞士策展人、伦敦蛇形画廊联合总监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的对话,也算是消消暑了。Lisa Phillips, Glenn Lowry和Thelma Golden也出现在现场道贺的人群中。汉斯献给了大家一场紧凑而又气氛柔和的讲座。博物馆的总监Richard Armstrong和首席策展人Nancy Spector对于策展作为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史的初始客体而被遗忘的历史,进行了简洁的提问。



左图:新博物馆总监Lisa Phillips和工作室博物馆总监Thelma Golden。右图:古根海姆首席策展人 Nancy Spector, 馆长Richard Armstrong, 蛇形画廊联合总监小汉斯。

摄影:Tanya Ahmed

这一活动也算是为小汉斯2008年的书《策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进行“再发布”,这本书包含了90年代以后他对很多策展人的访问,这些策展人对他的实践也具有影响作用。既有那些大名鼎鼎的策展人如Pontus Hultén 和Anne d’Harnoncourt,也有那些圈内传来传去的名字比如Jean Leering和Franz Meyer, 他们分别在Eindhoven和Krefeld策划了公共收藏展,同时还合作了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展。在这些人物背后,汉斯尽力强调那些同样重要的改革者,他们的贡献可能正被历史所忽视。在这些例子里,汉斯举了已故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的James Speyer,汉斯认为他在另一个领域(与米斯合作的建筑)的训练是将真正的先锋者连接起来的一条线。

对于那些错过汉斯提到的很多名字的人们来说,可以在他的书中找到一些脉络。他认为现代艺术史,已经被仅仅局限于艺术作品史了,作为展览史,也许需要人们更充分的理解。展览并不是历史调查需要的那样,以一致性和深度而被收藏或记录,使作品陷入晦涩之中,空留策展人的想象,他们吸收前辈的知识而又将自己的积累的知识非正式地传给下一代。只有通过了解那些前后脉络我们才能了解艺术品是如何进入常规的艺术史的。汉斯表示,就他近期的经验而言,策展的即兴原则一直紧靠着它对艺术届的依附,为交流提供了一个模式,以及那些对科学家、建筑师和小说家日益具有吸引力的知识提供了表达。



左图:David Ross和MoMA 馆长Glenn Lowry。右图:艺术史学家Molly Nesbit和Richard Armstrong。

摄影:Oto Gillen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汉斯采访过的六位人士都已去世,汉斯的评论带着些许感伤。古根海姆很有兴趣进行一场纪念活动,纪念Walter Hopps,他曾组织过劳森伯格和罗森•奎斯特的回顾展。令人感动的一刻是活动的联合组织者ForYourArt向观众发放了徽章,上面印有WALTER HOPPS WILL BE HERE IN TWENTY MINUTES,他在Pasadena艺术馆、Corcoran以及史密森的同事带着些许恼怒与骄傲地佩戴过它。

谈话被认为是听取三方谈论Hopps所留下来的遗产的好机会。汉斯对于他的赞赏言辞很是节制,尤其是对Hopps策划一个作为“自组式”实体的展览的能力,如1978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十六小时》展,Hopps宣布任何被带进场馆的作品他都会使用,汉斯说这一例子被保存在他自己的创意小工具盒里。当然,汉斯和Hopps一样,都有一种无惧的精神,喜欢冒险,混用各门类艺术,指向任何水平和任何媒介的有效艺术创作。

对于倾向于年轻的观众而言,有必要花上一点时间讲解一下Hopps基本的风格,一些图片也许有些有帮助:在六十年代,当他的同代人都在反文化而行时,他总是穿着正装,系着领带。那些跟他很熟的人称他为Chico,这和他的医师父亲在墨西哥的生活有关。在后来几年里,当博物馆-行政风格模仿华尔街和董事们的男装式样时,Hopps则穿着休闲,带着宽沿儿帽子。那高而清瘦的样子,那从不慌乱的演说,那每一场表达后的丰富经验…应该让带着眼镜的伊斯特伍德去演他。即使那个Hopps的影子,也值得人们一等。

— 文/ Thomas Crow

曼彻斯特大联盟
2009.07.14


左图: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 曼彻斯特艺术文化节总监Alex Poots。右图:Jeremy Deller《游行》中的标语。

除表明外,全文摄影: Kate Sutton。

上周末我去了曼彻斯特国际文化艺术节,从莫斯科到伦敦的那些同行的旅客们,不停地抱怨着最近的炎热气候。先前有些受打击,不过,到了曼彻斯特后,却有些小惊喜,这里的天气一如既往地阴沉沉,不时下场小雨。到了火车站,一群节日的志愿者们蜂拥而至,递给了我一张节日地图。然后,他们又给了一个明亮的彩色雨伞,装着白酒和橘子汁的塑料杯,这些举动,至少让人们觉得比阴霾的天气要阳光得多。



左图:艺术家谢德庆。右图:蛇形总监 Julia Peyton-Jones, MoMA 策展人Klaus Biesenbach 和收藏家 Julia Stoschek。

紧随着上个月在巴塞尔的“Il Tempo del Postino”,今年的“曼彻斯特奇迹”集中于“Marina Abramovic Presents。” 这场充满野心的活动展,要求曼彻斯特大学的Whitworth艺术画廊将它的全部收藏都移到贮藏室,所以可想而知,这场表演将会如何。十四个艺术家,包括Abramovic, 在节日期间,每日演出四个小时。到了之后,观众们被要求换上实验室衣服,把包和手机放在入口处,要呆上足足四小时,之后,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证件。这个项目是献给谢德庆(Tehching Hsieh)的, Abramovic在开幕上介绍,说谢是她的个人英雄,对他的“放弃艺术”和“去生活”的看法很是赞赏,Abramovic认为这种行为是“将艺术权力变形“。谢对此并不是完全肯定,他笑起来很害羞,对他人的赞赏耸耸肩,就溜进了后屋,避免被人关注。



左图:曼彻斯特大教堂雕塑。右图:艺术家Gustav Metzger, 蛇形小汉斯,策展人Norman Rosenthal。

节目以Abramovic的The Drill 开始,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进行行为艺术欣赏的速成课,在此期间,艺术家给人们进行了指导,如何呼吸,走路,喝水,直视他人的眼睛。

接下来,色情的气氛弥漫起来。在一篇名为《裸体》的作品中,段英梅四小时裸体,直面观众,她的双眼眯缝着,有些不好意思。同时,Kira O’Reilly也是呈裸体状,晃晃悠悠地下了楼梯,对《下楼梯的裸女》进行了重新演绎。

虽然全程都是穿着衣服进行表演,但到现在为止,最色情的作品当属Eunhye Hwang了,他做了一种Dance of the Seven Veils,运用手持收音机,调到静电干扰的状态,紧接着用一个绿色的Jell-O模子表演了充满风情的二重奏。观众手里发了勺子,被邀请参加。在前厅,Terence Koh屈膝抱身,呈婴儿状。一个观众说:“我无法确定她是睡了还是没睡。”很显然,The Drill将行为艺术的恐惧传递到不止一个观众的身上。



左图:艺术家Matthew Stone。右图:Performa 总监RoseLee Goldberg 和艺术家Fedor Pavlov Andreevich。

翌日,参加VIP项目的参加者们,聚集在曼彻斯特的大教堂外。教堂门口的雕塑让人想起前几天对Gustav Metzger的非正式接待,当时我和MIF总监Alex Poots坐在一起,此外还有Obrist, RoseLee Goldberg 和Klaus Biesenbach, 大家不约而同地盯着各自的BlackBerries。教堂里,艺术人士们将他们的手机放进了包里,大家挤在一起,一个策展人把手掌贴在耳后,为了听Metzger谈论他的项目Flailing Trees, 这个项目中有二十一棵柳树,被剥了皮,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倒立。

我从VIP的节目中偷偷溜走,加入了晚宴中。吃完后,大批人群登上小巴,去参加一场在曼彻斯特艺术画廊举办的巴赫音乐会。那些足够幸运的人们都拿到了Antony 和 the Johnsons的票,搭上出租车去了歌剧院。节日期间,大多数票几天内就售完了,而Antony的票尤其被人们所觊觎。



Jeremy Deller 《游行》中的《仰慕薯片》。

摄影: Tim Sinclair。

在歌剧院狭窄的过道上,打扮漂亮的Rufus Wainwright从我身边经过,给了我一个微笑。Louisa Buck靠着我的肩膀,说:“是的,是..”当Antony翻唱“Crazy in Love”时,我的欢乐沸腾起来。

音乐会结束后,蛇形总监Julia Peyton-Jones, 艺术家Matthew Stone 和我一起斗胆走入了Room,这家俱乐部举办了节日的开幕式。如洞穴般的大厅,巨大的窗户,有特色的灯光,照在零食上。Courtauld的一个人说:“你知道吗,这里曾经是改革俱乐部,是资本主义发起的地方。”

周日早晨开始了一场对话,Abramovic和Metzger之间举行,Obrist主持。两个小时的问答中,观众得出的结论是—行为艺术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自私的努力。大家似乎都很满意,接着就转向了周末日程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活跃的活动:Jeremy Deller的《游行》, 这个节目使得整个城市进入了一场大游行中。参加者们包括从Stockport Toys “R” Us选出来的人们到Shree Swaminarayan Gadi Piping Band(一个全英的东南亚风笛团体),载着纪念碑的灵车来到了曼彻斯特的有百叶窗的俱乐部。



左图:艺术家Eunhye Hwang 和 Whitworth 总监Maria Balshaw。右图:艺术家Terence Koh。

人群包括Hadid, Obrist, 艺术经纪人Hilary Rose Crisp, 艺术家Lynn Hershman, 大家都觉得《仰慕薯片》很有趣。一些化妆的唱诗班的人们在赞颂着土豆,节日的一些参加者在“冥顽不化的吸烟者”的标语中加入进来。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个玫瑰女王,一个九岁的小孩,跳着“美丽女王”的舞蹈。游行是以Steel Harmony的《爱将使我们分离》而结束的。我不仅想,谁还会继续呆下去,等待着MIF De La Soul音乐会呢?



左图:策展人 Andrea Lissoni (左)。右图:策展人Mathieu Copeland。

— 文/ Kate Sutton

昆斯在蛇形 [伦敦]
2009.07.04


左图:艺术家杰夫•昆斯。 右图: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和作家 Charlotte Birnbaum 以及蛇形的小汉斯。

全文摄影: Gareth Harris。

杰夫•昆斯知道怎么入场。电影人Mike Figgis,皇家学院的前主管Norman Rosenthal,设计师Stella McCartney都过来了,艺术家周三在蛇形举办了他在英国画廊举行的首场重要展览。四个孩子,两个保姆,妻子和丈母娘都过来了,昆斯站到了一边,跟人小聊。艺术家也许以他那庸俗的作品而著称,但他却收集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的大师绘画。他说:“达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这种谄媚,他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不相信错误。”外交辞令般的回答,被他那带着小圆帽的小儿子过来打断了。

这场私人预览中,小孩尤其显眼,只要有小手伸向玩具般的雕塑,就有黑衣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昆斯的太太说,他们的孩子“直到现在才习惯不去碰那些作品。”伦敦的经纪人Pilar Corrias说,她的儿子刚刚才学会了不去碰那些乌龟和海象,而周围的大人们都试图重新去发现内在的小孩。维达•沙宣对这些作品表示赞赏。这位著名造型师的妻子Roonnie则对贫穷艺术表现了兴趣:“我们收集曼佐尼和丰塔纳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极简主义作品。”越过沙宣的肩膀,我看见了Sarah Thornton,她是《艺术界七日》的作者,说:“有很多性感的海鲜。一只倒立的大红龙虾可以说是艺术家崛起的象征。”



左图:音乐人Paul Simonon。右图:设计师Stella McCartney 和Alasdhair Willis。

在我们进入昆斯的作品之前,我遇到了McCartney。她并不是第一将这场蛇形展览和早些时候在凡尔赛宫举办的大展做比较的人。她说:“那个空间令人吃惊。”她说起自己当时是如何光着脚独自穿过了镜子大厅,“特棒,感觉自己都想拥有那个地方。”九月份在高古轩举办展览的艺术家Dexter Dalwood说:“凡尔赛那场很成功,而这次要是在温莎城堡举办就更好了。”其它一些喜欢这些喧闹画面的人有艺术圈大亨级人物、昆斯作品的主要收藏者洛杉矶的Bill和Maria Bell夫妇;艺术经纪人Irving Blum, Nicholas Logsdail和Gregor Muir;艺术家翠西•爱敏。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也在。他说:“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给考卷评分。”他的意思是说他又回到了日常的岗位中-Städelschule艺术学院的院长。

8点钟,室内相对安静下来,而屋外则被打破了平静,蛇形门口的工作人员试图拦住入口处昆斯的粉丝们。限制观众的规定已经使得门外的长队几乎排到了埃尔伯特纪念雕像。Jeffrey Deitch说他自己是溜进来了,显摆了一下自己的自信。



左图:经纪人Pilar Corrias和儿子。右图:Ronnie和维达•沙宣。

昆斯如今的辉煌和1991年他在蛇形举办的首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总监Julia Peyton-Jones说:“我们当时为展览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展览叫《为理想之家准备的物品:波普艺术的遗产》,那会儿觉得,Frieze的编辑能过来就是很给面儿了。”而蛇形的小汉斯也加入了讨论中。他说:“艺术家蒂诺•萨迦尔经常问年轻的策展人,你们喜欢杰夫•昆斯么?”Peyton-Jones笑道:“蛇形已经全力地采取了这种方式。”



左图:小汉斯和蛇形总监Julia Peyton-Jones。右图:经纪人Oscar Humphries。

— 文/ Gareth Harris

红色星期二 [巴塞尔]
2009.06.19


左图: 艺术经纪人Emmanuel Perrotin (左) 和音乐人Pharrell Williams (右)。右: 艺术经纪人Bruno Bischofberger。

左图摄影:David Velasco;除标注外,摄影均为Ryan McNamara。

巴塞尔是座快乐的小城,晚间从派对出来后,人们(比如我)可能会看见一辆警车停下来,让一对受伤的鸭子过马路。在Messeplatz有个可爱的马戏团叫the Knie,揣测艺术人士们在Ramada订房,是因为能向下看到特别的风景,醒来后看到斑马。在这里,有些地方的名字是“别着急”,“快乐吧”,“朋友吧”,后者用不知名的电视剧海报装点着门面。批评讽刺的火花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样的氛围不时地要受外来者的影响而调整一下,比如以大型的现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形式。



左图:Michelle Rubell, Olivia Rubell, Jason Rubell, 艺术经纪人 Lisa Spellman, Don Rubell和Mera Rubell。右图:布拉德•皮特。

四十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幕前的周一晚上,那些收藏阶层的人和参加者们照例来到了城市庞大的会议中心,参加博览会“策划的”项目:艺术宣言和艺术无限。大家似乎都很兴奋。穿着白色Swear鞋子的Marc Spiegler(每年巴塞尔他都要买一双)和Annette Schönholzer, 博览会的总监们,在门口招呼着客人。Spiegler很高兴,说:“做了这份工作,缺了很多觉。”在两部分中,大部分人都将他们的赞扬给了艺术无限,博览会的这个部分以大型的个体项目为主。有些很特别。在一个房间里,Roni Horn的自画像对面是一组南戈尔丁的126幅《性依赖叙事曲》的照片。另一房间献给了Sigmar Polke黄褐色的《云彩》画;一块努比亚陨石放在室中央,Michael Werner总监Gordon VeneKlasen说:“要是知道这里有多少陨石行家,你肯定得大吃一惊。”



左图:Eigen + Art's Harry Lybke。右图:艺术经纪人Jeffrey Deitch。

“一般我都是很早就溜进了博览会,但是今年我觉得,何必呢?”一位艺术顾问在Blum & Poe, Marianne Boesky和Tomio Koyama画廊为奈良美智举办的晚宴上说道。第二天早晨,11点刚过,这位顾问抱怨,他们错过在PaceWildenstein买一件Robert Ryman的新作了。这似乎是个吉兆;竞争者们上足了马力,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卖出更多作品的消息。布拉德•皮特在David Zwirner以一百万美元左右购买了Neo Rauch的一件大型作品。村上隆和流行明星Pharrell Williams的首次合作—一件大型雕塑以200万美元被买走。Hauser & Wirth画廊的Christoph Büchel作品卖出了14万价格。



左图:艺术家A. A. Bronson。右图: 巴塞尔总监Marc Spiegler和Annette Schönholzer。

似乎出现了市场复苏的迹象,但谁能说得准呢?艺术经纪人William Acquavella说:“不太明显,但也不太坏。”Tim Blum说,他的画廊在艺术无限中,几乎都在忙乎着奈良小屋60万美元的单子,否则他们差不多每小时能卖出一幅作品。听起来一切又运转开来,比Frieze和巴塞尔迈阿密要快。瑞士策展人Giovanni Carmine说:“保持乐观很重要。”Anthony Reynolds画廊内一碗辟邪的樱桃似乎回应了这份宣言。Bruno Bischofberger的整个展台都献给了安迪•沃霍尔7,400万美元的Big Retrospective Painting。Bischoffberger说:“这件作品人们应该到博物馆参观,是另一个Guernica。”



左图:Karl Lagerfeld。右图:艺术经纪人William Acquavella。

虽然“光彩在外,但我从来都记不住艺术家的名字,除非他们在Barbara Gladstone展出。”他又接着说,一位艺术家也听到了这样一番话。本次博览会最好的一些作品,是那些讽刺商业化的作品。达明•赫斯特不是很明显,但是令人尊敬的创作小组General Idea的作品,似乎各处都是,包括在Esther Schipper的“单色画”和一个由Galerie Frédéric Giroux主办的艺术开幕项目(小组的首个电影,1969年的God Is My Gigolo)。他们1989年的AIDS Sculpture也在Messeplatz上获得 “殊荣”。小组当年的创办人之一A. A. Bronson说:“很奇怪在市场的包围下,能在这里看见这些作品,但是,General Idea总是既具有批判性又能与之共谋。”

令人觉得不错的,是艺术与时尚结合的时刻:在303画廊的Karen Kilimnik1996年的录像拼贴《凯特•摩斯》,可与Greene Naftali里Bernadette Corporation1995年的录像《秋/冬’95》相媲美。后者包括同年在CBGBs举行时装秀的真实镜头;引领风尚的Carol Greene在1995年穿着Bernadette Corporation,在切尔西参加她的空间开幕。



左图:艺术经纪人Donald Young和艺术顾问 Thea Westreich。右图: 303 画廊总监 Mari Spirito。

来巴塞尔的人都挺好看的。但是到了8点,大多数都觉得筋疲力尽了。一群男人在小路上疾走,看着都特别好看,而不过是一些收藏家,这些人都有保镖。男人们的行头都差不多,黑色太阳镜和白马尾辫。注重仪表的画廊总监们注意着拍照的手机。设计师停在Gavin Brown的展台内很长时间,去打量Rob Pruitt满墙充斥着“名人”签名的画。布朗领着拉格菲尔德走向一幅画前,说“你看,我们把你的放在了Claudia Schiffer的上面。”

花了四十块打了出租,来到了Das Schiff—一家临河的餐厅/俱乐部。我们错过了为村上隆和Pharrell Williams举办的晚宴,但是Le Baron afterparty开始了。有些收藏家,很少能认出来,人群似乎都是些随意而来的很悠闲的巴塞尔常客。Le Baron放了Pharrell的流行古典乐“Frontin’,” 后来,Pharrell自己抓住麦克风开始唱歌。大家鼓掌,即兴音乐会开始。高古轩和Jay Jopling鼓掌。Pharrell冲着观众们大喊:““When Art Basel’s in the house, drop it like it’s hot, drop it like it’s hot, drop it like it’s hot . . .”好像2007年的派对呀。



左图:艺术家 Olivier Mosset。右图:艺术家奈良美智。



左图:艺术经纪人Iwan Wirth。右图:Matthew Marks 总监Jeffrey Peabody。



左图:PKM 画廊的Kyung-mee Park。右图:艺术经纪人Philippe Ségalot。


男人说了算 [威尼斯]
2009.06.12


左图: 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右图: 艺术家史蒂夫•迈奎因。

全文摄影: Ryan McNamara。

周一很晚时我才来到威尼斯,参加丹尼尔•伯恩鲍姆担任策展人的双年展,到了之后,搭上了似乎是来自Ferrovia的最后一班游艇。目的地:San Zaccharia和一家可以想象得到的、狭窄而又昂贵的酒店。浏览着2007年的旅游指南,我注意到在“Dorsoduro”的一节,有个新闻的题目是“Pinault in the Punta?”这个调调太油腔滑调了吧。小册子的部分似乎索然无味,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用西班牙俚语去思维,而不是意大利语。不管怎样,François Pinault今年确实在Punta。我对于导游册预言重拾的信心,被我对它眼下的用途所激起。谢天谢地,变化在威尼斯是不受欢迎的。

第一场邀请预展的前一天是周二,我在Giardini周遭转悠着,发现极少有场馆可以参观或者已布置完成(一些周三也没有完成)。Pinault,左右两边是很酷的策展人Alison Gingeras和Francesco Bonami,是少有的几个享受私人散步者。看上去,他对早些时候参观的Elmgreen & Dragset的丹麦和北欧展馆很兴奋。这场迷人而有些奢侈的展览名为《收藏》,是对市场和其中的主人公的讽刺。剩下的空间里,有很多艺术买卖人和媒体人。纽约-伦敦艺术家、却代表德国馆的Liam Gillick说:“有一千七八万人口的国家这么早不会让任何人进的。我敢肯定,这里有种后殖民帝国主义焦虑的症候。”



左图: 艺术家Liam Gillick和John Baldessari。右图: 艺术家Ingar Dragset和Michael Elmgreen。

没有太多可看的,我穿过桥,来到Accademia,去看Renzo Piano的预展,接着去了Piero Golia和Fabian Marta在Spazio Culturale Svizzero举办的自助晚宴,紧接着又是常青画廊在Palazzo Pisani Moretta举办的afterparty。年纪不小的富婆随着摩城唱片和迪斯科舞曲翩翩起舞。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相对黯淡的夜晚。

第二天的十点钟,我返回了Giardini,第一轮“职业预展”已经开始。今年的观众似乎不多啊,或者说,能认出来的不多。策展人Bob Nickas说:“来了之后,我只看到四个我想回避的人。”一位美国的艺术经纪人开玩笑说:“经济萧条使得VIP更加VIP了。”在这里,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意大利话,参加活动的美国人较少。实际上,Naomi Campbell也来了,但她没有像2007年那么爱抛头露面了。没看见他在Giardini周围,甚至都没看到一次为媒体安排的拍照机会。



左图: 艺术家布鲁斯•瑙曼。右图: 艺术经纪人Eva Presenhuber (左)和Liam Gillick (右)。

与上届不同,当时爱敏(Tracey Emin),Sophie Calle和Isa Genzken控制了主要场馆中的三个,今年,大男子主义者回归了。较大的国家都把领地给了男人们,附带的活动很难影响到这种态势。Gillick 将一向较难处理的Albert Speer曾设计的德国馆加上了宜家的现代主义。我感觉,这与他的猫和R.Kelly的“Sex in the Kitchen”有关,但对细节还不是很理解。(评论家Holger Liebs说,一些人抱怨这样的钻则,但是Gillick也许比德国人还德国。)Gillick表示,经过很多的考虑,他已经决定“接受弱点”,将展馆本身置于那里而不管。对面,Claude Lévêque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处理法国馆,以空白而柔和的墙面而改变了建筑的华丽夸张,将Belle Époque变形为充满矛盾的末世寓意画。“我恨洛可可建筑,”Lévêque站在他的银色墙边,冷笑。他的策展人Christian Bernard则更轻松:“Lévêque试图以一种单一的姿态去抓住展馆。”



左图: 艺术家Claude Lévêque。右图: 艺术经纪人Jay Jopling。

角落处,布鲁斯•瑙曼的美国馆就像一只肿胀的大拇指一样伸了出来,美学上粗糙,正是瑙曼之迷人所在,里面充满了不少九十年代中任性而为雕塑和录像。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些作品的选择是出乎意料的。瑙曼耸肩:“你得去问卡洛斯,是他选择了这些作品。”他指的是美国馆的策展人卡洛斯•巴苏瓦尔多。

两个最受欢迎的,是史蒂夫•迈奎因为英国馆和丹麦和北欧馆。官方的程序中,让人觉得近乎法西斯啊,英国人要求能够根据他们事先安排的时间,呆上一阵子。我们站在外边,靠近临近的德国馆,我向Michael Craig-Martin保证,只不过三十分钟时间而已。他问:“半小时?一辈子了简直。”已经很愤怒啦。



左图: 艺术家Michelangelo Pistoletto。右图: 工作室博物馆总监Thelma Golden和新新博物馆总监Lisa Phillips。

在中心,都是伯恩鲍姆精心布置的展览《制造世界》(Making Worlds)。“之前我已经做过了,所以我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指的是2003年与Bonami一起做意大利馆联合策展人的事。开始的空间,展示的是三个较为年轻的艺术家,也许大家觉得这有些冒险,尽管每个人都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Guyton\Walker(Artforum曾经报道过),Tomás Saraceno(沃克举办过个展),Nathalie Djurberg(Fondazione Prada的宠儿),他们三个的作品,逐渐将我们引到了场馆的中心。这里的氛围有些哀伤,展出的一些艺术家已经过世,无法享受到所该获得的荣耀:Öyvind Fahlström, Gordon Matta-Clark, Blinky Palermo, André Cadere,最后一位曾偷偷溜进展览中,游击队风格;如今,他死后才获得了官方认可。好残酷的讽刺。



左图: 艺术经纪人Stefania Bortolami和惠特尼策展人Shamim Momin。右图: 艺术家Michael Craig-Martin。

Elmgreen and Dragset晚宴即将在奢华的Palazzo Contarini Polignac举行。根据座位标记,泰德现代的策展人Stuart Comer将坐在Kim Cattrall和“Mr. Sturtevant”之间,尽管两位都不能参加。但空座位还是会填满的,在两个特别特别长的桌子边,我也无法认出所有的面孔,当然,还有些麻烦制造者我是能看出来的:艺术家Maurizio Cattelan和Terence Koh;策展人Paul Schimmel和Massimiliano Gioni; Yvonne Force-Villareal和Doreen Remen; 经纪人Victoria Miro, Emmanuel Perrotin和Massimo De Carlo; Fondazione Trussardi 的Beatrice Trussardi,当然,还有Rubells夫妇。“有点像布努艾尔的电影,”MAMbo的策展人Andrea Villani说。“无法相信这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 Michael Elmgreen宣布道。每个人离开时,心情都不错,大家快步走向麦奎因在Pisani Moretta的派对,然后,乘水上游船去了Koh, Stefano Tonchi和David Maupin举办的有些颓废放荡的活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会在下一场活动中见面,我没说再见,就离开了。



左图:艺术家Wolfgang Tillmans和经纪人Maureen Paley。 右图:艺术家Jane Rosenblum和P.S. 1 创办人Alanna Heiss。



左图:艺术家Fiona Tan。右图: 高古轩的Louise Neri和策展人奥奎。



左图: Serpentine的总监Julia Peyton-Jones和画廊联合国际策展人小汉斯。 右图:作家Sarah Thornton 和艺术家Maurizio Cattelan。

— 文/ David Velasco

你看得真吗?[广州]
2009.06.03


左图: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右图:策展人阮义忠。

全文图片提供:吴建儒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5月18日于广东美术馆开幕,和往届一样,学术研讨会是展览中重要的一部分。研讨会设在开幕头两天,其主题是“摄影的‘看’与‘真’”,会议上来自摄影外部的理论大大超过了摄影自身,摄影作为视觉文化研究已经是无须质疑的了,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美学家、文化学者、摄影师的发言给出了摄影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案例。但会议略显紧凑和粗糙,每位学者的发言只有短短十分钟,中国学者发言大多没有图像说明。尽管在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难以避免地充斥着对本雅明和桑塔格文字的反复引用,但令人欣慰的是有学者对摄影史——尤其是摄影术发明初期的史料,重新进行发掘和研究,材料的回归,图文互证的方法我认为比空洞的概念陈述更加有力。如摄影学者王瑞的《清宫摄影的史迹印证与政治叙事》采用大量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朝宫廷照片中的政治观念和皇家审美趣味;策展人之一温迪 • 瓦曲丝(Wendy Watriss)《变动的影像》(Changing Imagery)讲述了过去没被关注的19世纪末第一代拉美摄影师的实践和社会视角。

展览分为六个专题(写真、感光、显影、放大、国际视野、纪录片特别展映)和一个特展(庄学本百年诞辰特别展)。第一单元“写真”的展品倾向于摄影史的图像罗列。在美术馆大堂内,729期《人民画报》封面原件占据了整面墙,与之对应的是三组家庭生活照,它们之间形成一个围合的小空间,一面是国、一面是家,然而《人民画报》的图像内容并不如它的数量那样气势逼人,张甸的《我的家庭记忆》也不见得微不足道;这种感觉同样适用于其他老照片,在二号展厅里面陈列着由秦风老照片馆提供的广东民国时期的历史影像,以没有经过主题统筹的方式展出,对于游客,必须细读每一张图片底下的说明;《活佛的眼睛》展出了德木活佛作为消遣娱乐的照片,在这些没有任何计划下拍摄的影像面前,我只在每张照片前面停留不超过两秒,它们变成许多细枝末节,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诚然,“写真”部分的作品在摄影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对这部分影像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除了简单的陈列,如何使影像和观众建立起更有效的沟通模式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左图:策展人Wendy Watriss;右图:策展人李公明。

第三单元“放大”和第四单元“显影”反映了中国摄影师的基本现状,“放大”侧重于社会纪实,而“显影”偏向观念表达。在我看来,从“人本”到“空间”,可以成为近十年来中国纪实摄影的基本发展线索,但本次展出的纪实作品显然过于直白和机械,往往十几张的图片对应同一个浅显的主题如“白宫”建筑、桑拿房等等,摄影师对某种城市(现代化)现象的长期关注只停留于事物表面的变化。作品的技术含量无可挑剔——大尺寸、高级喷绘技术,只是政治、建设、生产、废墟等这些概念与图像的直接对应和重复使用令人感受到智力惰性的无奈。相比之下,“放大”的作品显得灵活和微观,或许个人叙事更利于情感交流。台湾学者陈传兴也是参展艺术家,他的《家族•风景与舞者》是20张被放大的拍立得,不确定的内容和放大产生的颗粒同时成为被凝视的细节——充满原始、诗意的细节。刘铮的《惊梦》中那些赤裸的身体指向各种欲望,男人、女人甚至老人的肌肤处理如大理石一般,典雅精致,我想只有唯美主义者才懂得这样处理身体的光线和造型。



左图: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右图:艺术家Gina Glover。

在国际视野单元中,策展人温迪将各主题作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划分。“社会纪实”将纪实摄影的发展归纳为:从记录到隐喻,即突破纪实摄影作为档案与文献的单一和局限性,从而强调摄影师的个人化标签。英国艺术家吉娜•格罗乌尔(Gina Glover)的作品《战争的游戏场》是很好的例子。和大多数纪实摄影师不同,吉娜以唯美的方式再现了战争现场,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她作品中时间的质感。吉娜使用针孔摄像机获得影像,那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曝光,云、风、水等自然的痕迹就在底片划过,长时间的曝光也使颜色更加饱和,过去和现在的现场构成了美丽的明信片般的风景,在她的照片中,大自然有着修复战争的力量。“作为当代观念艺术的摄影”是国际视野的第三部分,在探讨时空,政治,阶级和伦理关系的同时,新的视觉语言成为这部分的亮点。艺术家阿努•帕拉库那苏•马修(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的《来自印度的印第安人》将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早期美国土著的照片作为原始文本进行解读,她模仿土著的表情和着装,再现照片中的场景。令她感到困惑的是经常需要强调自己是“来自印度的印度人”以便于区分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当我将她和美国土著进行对照的时候,有趣地发现图像难以显示阿努和美国土著的身份差异,这段殖民史的痕迹在图像之中被抹平了。

正如策展人阮义忠所讲,《S-21监狱》可能是摄影史上最特别的肖像。走进《S-21监狱》的展出空间就像走进一座现代坟墓,死囚的照片围绕着观众,从地下打出来的光线照在囚犯的脸上,我说不清楚他们每个人的表情。说明牌上面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组照片的故事,事实上这些是1975年至1979年间柬埔寨“红色高棉”恐怖政权时期扣押的犯人的照片,一万五千多名囚犯都建立了档案,其中包括照片,囚犯(大多数是无辜的人)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最后只有7个人幸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的图片面前,无论是真实或者想象都显得无力。



左图:休斯顿摄影节主席Fred Baldwin和Heidi Brapner。右图:摄影学者顾铮。

总的看来本次双年展的作品远比它的主题“看真D.com”丰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摄影的描述显然要比其他艺术形式来得复杂,摄影既是复制对象的忠实媒介,又是最受质疑的谎言工具。当人们已经疲于争论摄影作为记录抑或作为艺术的时候,我想起了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对摄影的定义:摄影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上的沟通模式,而非被神秘化了的、空洞无物的、游离于历史的情感表现。所谓的真实从来都不单纯是视觉的,它是现实与想象的共同体。



左图:重现广州最悠久的照相馆艳芳照相馆;右图:庄学本作品《专题考察:青海土族1937-1937》。



左图:何崇岳作品《计划性生育》;右图:陈维作品《匿名车站-被抑制的风景》。



左图与右图:《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叶景吕从1907到1968,每年都拍一张照片做为留念。

— 文/ 吴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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