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装》毛焰专访 快酒精与慢画家
标签: 男人装 毛焰 访谈 2011-04-22 20:31
编辑=汪洋+高杉 采访&文字=汪洋 摄影=周裕隆 鸣谢=格兰父子洋酒公司+王蕾
你所见的画面，都是《男人装》一行在南京毛焰的画室里拍到的，画面里出现的跟绘画无关的酒瓶酒具，是他“绝对好”的人生的一部分。就着威士忌聊起来，我们感到夜空澄明乌亮，话题白云藏狗，他淡淡的、精微的画作人生，和昨日夜晚纵情歌唱的一首《军港之夜》一同，浸淫在新鲜画纸上的划痕和纤维之内，轻薄又厚实，让我们相信单纯的只有教书、饮酒、作画的生活，也有小小的、无奇的、源源不断让人动容的片段。
关于毛焰其人，可以用几百条牛仔裤，几百瓶已经被干掉的威士忌、不计体积的啤酒、几百支画笔和用“吨”来计算的纸张，以及稀稀拉拉90多根小胡子和一道从头顶分开的法式缝来概括。以前有人对他容貌进行过描写，“松垮的牛仔裤”、“皱皱巴巴的T恤”、“脸上鼓出几颗粉刺”，我们去朝拜这张容颜的时候，发现这不是记录一种全部，就像毛焰自己的画作那样，带着直抵对象灵魂的穿透感的记录才是取像的价值所依。
我们在他的南京，他的生息、创作、长醉之地，去取些第一手的原材料的同时，列席酒桌、出入KTV，台球案前和酒吧户外，吹着这座古老城墙外的夏末的风，凝视这位早在多年前已经列席中国画家千万俱乐部、以其技鸣的高手，谈吐人生，来劲的时候，动作像是拳击手：双拳紧握，每两秒钟放在下巴前一次，不断抖动的右腿，以及跟随右腿一起颤抖的中分发式。以及，高兴时还要大吼一声“那是绝对的好！”
技鸣人
有人哭着跪拜八大山人的画去读解，也有人在一副工笔牡丹面前高潮迭起，默默把精液射进裤裆里，在中国绘画界一个人究竟取得怎么样的成绩和人格评价，在《男人装》里不做赘述，但是我所目睹的，很多人愿意争先恐后地宣布毛焰是他的朋友或者老师，至少在我的生活里面已经出现过不止一两个在客厅里面挂着自己临摹的毛焰画作、日常品位颇有几分质量保障的朋友，一致认为毛焰是在中国画家里面，技巧流派中登峰造极的人选，他们会把“比透明更白”这样诗意的描述全部都扣在这个留着中分发型的人头上，伴随着对一个偶像热烈和逼真无比的亲吻和拥抱。
问及毛焰，他带着“人人都是谬误者和每个人都拥有被误解权利”的表情，喝下一大口格兰菲迪：“没有比独立更让人愉快的事情了，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那里到处是他的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毛焰借用了库斯图里卡的话：“我的强大，来自我的虚弱。北京留不下来，留京进京的指标，到了南京，才拥有了自由。”毛焰读书的年代，一个留京的指标非常难得，为了爱惜毛焰在绘画上特殊的才华，他的老师甚至希望用自己的留京指标来换毛焰能留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城市，继续他的绘画求学。但是事与愿违，造化也总是弄人，把一生都致力于某一类专注的艺术类别，端着像面对科学一样严谨的态度，总是最后会面临造化的挫败。趣味才是后来事情发展的原动力，成就一个毛焰的，是一个叛逆北京者的姿态（也许未必让他本人认同），带着误打误撞和一路下去的歪打正着，“南京挺好，城市符号给作者的名字前罩上了，以前赵子龙，一定是草坡赵子龙。现在的毛焰，也是南京毛焰。”
“南京了”的毛焰作为一个技术流的绘画作者，被商品社会丈量后，一张A4纸大小的画可以值一台普通轿车的价钱。于是，我怀着一个文字作者的艳羡之心，在跟他探讨关于跟金钱有关问题的时候，他往往是不答，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把酒满进我面前的杯子。
酒桶人
他是所有作者都会喜欢的受访类型，因为这个人一天说出来的酒名可以让流氓作者轻松骗掉上千块的稿费。他的足迹遍及全世界，除了去苏格兰格兰菲迪酒厂里每天抱着橡木桶喝个酩酊大醉，在欧洲各色的酒吧里面，叫上一整排的珍馐美酒一一品尝，他每到一个城镇，都能说出一堆关于本地的酒事：哪家酒吧特别，哪里的啤酒好喝，喝酒的种种讲究……我们面对面的几天里面，他所讲的跟酒的故事就能为我们提供做一本酒类别册的素材。这种对酒的真爱，让人想到斗酒诗百篇的太白，也会让人听到许多关于这位画坛奇才的酒后趣事。
那天，毛焰喝多了酒，正晕晕乎乎地享受状态，隔壁有个不识相的找茬儿，两人口角摩擦，动起手来。毛焰人个子不高，但精神有力，爆发力好速率快，打架没吃过亏，谁知道这回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被人又是过肩摔又是倒栽葱，像个面口袋一样被人摔来摔去。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惨相环生，酒也醒了六七分，笑问了句英雄你到底是干嘛地！对面那个魔鬼筋肉人大声答道，俺，是武术教练！
“后来，”他说完这一回书，喝掉被子里的酒，“我喝酒再不打架了！”
可是故事并没结束，不打架的酒腻子毛焰，还碰到过性命之虞。有一天毛焰宿醉后，睁开眼睛，正欣喜自己又一次成功爬回了南艺的寝室，不料起身洗澡，发现浑身到处都是破的，头顶、面颊、脊背一碰就疼。他使劲回忆，没有想起昨天有过斗殴劣迹、也没有拯救过地球，为什么会受伤？一刻钟后他决定放弃无意义的回顾，只管得意自己还活着了。出门的时候，迎面撞上两个学校的保卫，保卫用关切的声音问：“毛老师，您……昨天还好吗？”毛焰这才知道，昨晚是被这两个人救了。是夜，月黑风高，两个巡逻的保卫，看到有个人倒栽葱插在校园花坛里，旁边一个不断旋转的转盘，正一下下地击打这个“花样男子”的身躯。“那天是天寒地冻，”他回忆起来还在后怕，“如果不是他们发现了我，把我拔出来，可能我就在那晚冻死了——通过这事儿，我又总结了一条，喝酒，千万千万，不能喝得太大太多。”说完，一口酒又顺进了他讲得舌燥的喉咙，然后指了指酒吧门口放着的一个德国啤酒桶，说：“这是个好东西，我要在画室里也放一个。”
托马斯毛、韩东毛、鲁羊毛
合上他加速度极高的兴奋，艺术家的“愤怒”、“忧郁”已经在这一代的成熟身影上很难发现，当年的这批人，是“一阵清风就是能让他们疼得灵魂都哆嗦起来”的代表分子。毛焰爱玩，我们在一场酒醉后，因为谁昨晚赢了一场台球还在争执；话题一转后，毛焰又相约在酒后的明天踢一场足球。我们可以坐在一块，听他的一盘不知道属于什么曲风的音乐，那声音空灵，在迷离的灯光下，将头顶的烟雾像薄纱一样把众人聚拢在迷幻的世界里。他微微红润的脸颊，直视着谈话对象，说着朋友不断却形单影只的故事。
他并非用特立独行的姿态示人，但是他似乎高兴地与不喜欢的人们保持隔阂，要是拉一张网，毛焰的名字总是跟韩东、鲁羊、朱文，还有他合作多年的绘画搭档卢森堡人托马斯，挂在一块。这个圈子显得既平凡又有力，生气有趣。这几个哥们儿常常就着夜色去喝点酒，吃点东西，在一片半夜三更只有出租车司机们喝点小酒，吃点热饭的所在。老板一见毛焰他们就立刻热情地堆起笑脸：“看，这几个喜欢艺术的的哥又来了——”
歌厅，酒吧，台球，路虎，中分……临分别，我们每个人得到了一本毛焰签名的画册，上面写着每个人名字，和毛焰自己象征着生活态度的签名。几天间，我们也曾谈到那些伟大的名字，我们也曾经在歌厅里纵声一曲悲伤的歌。这个时代的生活逻辑本就是这样，没有理想国，和纯粹得一塌糊涂的乌托邦，这里有像毛焰一样的人，手执画笔，偶尔激动地越说越多，偶尔用手擦拭车窗，面对冰冷的外物世界陷入长久的沉默，和新一茬的热烈和挚爱，点点头，说一声“哦”。
毛焰
“没有比独立更让人愉快的事情了，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 趣味才是后来事情发展的原动力，成就一个毛焰的，是一个叛逆北京者的姿态，带着误打误撞和一路下去的歪打正着。
毛焰总结了一条，喝酒，千万千万，不能喝得太大太多。说完，一口酒又顺进了他讲得舌燥的喉咙，然后指了指酒吧门口放着的一个德国啤酒桶，说：“这是个好东西，我要在画室里也放一个。”
合上他加速度极高的兴奋，艺术家的“愤怒”、“忧郁”已经在这一代的成熟身影上很难发现，当年的这批人，是“一阵清风就是能让他们疼得灵魂都哆嗦起来”的代表分子。
Monday, April 25, 2011
Sunday, April 24, 2011
13 件創業 CEO 每周必做的事
一般人大概很難想像創業 CEO 的工作有多難當，你的公司在燒錢，說不定只剩下 6 個月的戰備存糧，你怎麼可能不擔心？偏偏在團隊面前你又必須裝作若無其事，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每天起床都有數不盡的狀況，否則就是工程師不夠，否則就是有人要離職。否則就是需要再談下幾個重要的合作夥伴，否則就是有客戶不爽要解約。否則就是賣了廣告才發現沒有版位可以放，否則就是廣告賣不出去。什麼？今天公司要停電，天啊！這是世界末日嗎？
好，振作精神，既然你的生活註定是如此的混亂，抓住一些工作重點是必要的。剛好今天早上看到連續創辦 Fab.com、Socialmedian 和 Jobster 等多個成功網路公司的 Jason Goldberg (傑森‧鉤博) 整理了一個列表：「13 Things You Must Do Every Week As A Startup CEO」 ，我認為非常精確到位，值得每一位創業 CEO 參考。按照慣例，鼓勵你們去讀讀原文，以下是我的版本：
1.記住你的一件事 — 不要懷疑，你的團隊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所以請你務必記住那件事是什麼，無論是提供消費者最精確的優惠資訊，還是幫他們解決錢包被會員卡塞爆的困擾，請把它清楚的寫在牆上，然後整個團隊上下一心往那個方向邁進。當然路途上會有很多其它的誘因，請好好檢視，如果是比較差的機會，請忽略。確定那是你要的 Pivot，那就換掉你的那件事。
2.記住你需要一流的團隊 — 花很多，我是說很多時間在團隊上面，找到好的人才，比你還厲害的人才，然後想辦法激勵他們跟你一起追求夢想。給他們很多自由，讓他們都有機會嘗試他們覺得可能的解決方案。創業不是一個工作，它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所以讓團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愛上你們在做的事，是非常重要的。
3.注意你散發的價值觀 — 想清楚你要的組織文化是什麼？速度？藝術和科技的結合？數字導向？快樂優先？因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說的每一句話，什麼行為被獎勵、什麼行為被檢討，這些，都會影響你們公司的價值觀，然後從員工、股東擴散到合作夥伴，所以請注意你每一個動作背後的涵義，而不只是動作本身。
4.請花 75% 的時間在產品上面 — 身為一個初創公司，你大概只有一個產品，所以它就是你公司的核心、命脈和品牌，你的全部，你說你怎麼能不好好的花時間在上面呢？請好好從一個客戶的角度去檢視你的產品，精細到每一個點的程度 (請愛用 Firebug 的即時預覽修改)，跟每一個你可以碰到的顧客聊天，了解他們為什麼喜歡，為什麼不喜歡你的產品。
5.檢視數字 — 你大概沒什麼營收，所以這裡的數字指得是成長的數據，訂定你的 3-5 個 KCI (Key Customer Index)，然後每周追蹤它們，了解它們為什麼成長，為什麼沒有成長。把你的分析寄給整個團隊，讓大家知道他們該追求什麼。
6.運動 — 創業是長期抗戰，少說要 2-5 年的時間 (好吧，其實你的下半輩子都會在創業)，所以健康的身體是必要的，找一些你有興趣的運動，一個禮拜至少 2-4 次，況且運動後會分泌腦內啡，這常常是最容易有突破性想法的時候。
7.尋求回饋 — 相信我，你會犯錯，犯很多錯。最怕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犯了錯。每個禮拜確定你跟大家要求回饋，你至少要有一個共同創辦人可以直白的跟你說你做錯了什麼，和一個董事可以隨時讓你諮詢。
8.離開辦公室 —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螢幕和電腦，去和真正的客戶、合作夥伴談談，不要什麼都用 email。
9.讀網誌、寫網誌、Twitter、參與討論 — 寫網誌的好處我已經講太多次了，你可以回顧你做對、做錯了什麼，而且成為一個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對你的公司有非常大的幫助。我有跟你說華文創業圈的精英，都在 Twitter 上嗎？還不趕快來參加討論。
10.管理現金 — 一個禮拜一次，確認你的庫存水位，有什麼進帳、花了什麼錢。你必須要清楚掌握你還有多少時間，並即時和投資人溝通增資的事宜。
11.計算投資效益 — 想像你是一個投資人，正在把時間投資到最有價值的地方。所以每個星期的最後，好好檢視你上一個禮拜所做的事情，有沒有創造出好的投資效益。哪些事情可以多投資一些時間，哪些可以不用，你必須要好好想清楚
12.一定要快樂 — 創業真的太辛苦了，如果這不是你樂在其中的事情，你真的不可能成功。你可以成熟，但是不必長大，請你記得一定要享受這個過程。
13.愛上這一切 — 除了享受，你甚至必須要愛上這一切，無論是你的公司、你的員工、你的投資人、你的合作夥伴，還有最重要的，你的家人。因為精神生活的飽滿，能夠讓你超越一切世俗的價值，才能創造最偉大的革命。
以上，希望能夠給每一個創業中的 CEO，一些不錯的引導，加油。
(Images via collider.com, cheezburger.com)
一般人大概很難想像創業 CEO 的工作有多難當，你的公司在燒錢，說不定只剩下 6 個月的戰備存糧，你怎麼可能不擔心？偏偏在團隊面前你又必須裝作若無其事，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每天起床都有數不盡的狀況，否則就是工程師不夠，否則就是有人要離職。否則就是需要再談下幾個重要的合作夥伴，否則就是有客戶不爽要解約。否則就是賣了廣告才發現沒有版位可以放，否則就是廣告賣不出去。什麼？今天公司要停電，天啊！這是世界末日嗎？
好，振作精神，既然你的生活註定是如此的混亂，抓住一些工作重點是必要的。剛好今天早上看到連續創辦 Fab.com、Socialmedian 和 Jobster 等多個成功網路公司的 Jason Goldberg (傑森‧鉤博) 整理了一個列表：「13 Things You Must Do Every Week As A Startup CEO」 ，我認為非常精確到位，值得每一位創業 CEO 參考。按照慣例，鼓勵你們去讀讀原文，以下是我的版本：
1.記住你的一件事 — 不要懷疑，你的團隊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所以請你務必記住那件事是什麼，無論是提供消費者最精確的優惠資訊，還是幫他們解決錢包被會員卡塞爆的困擾，請把它清楚的寫在牆上，然後整個團隊上下一心往那個方向邁進。當然路途上會有很多其它的誘因，請好好檢視，如果是比較差的機會，請忽略。確定那是你要的 Pivot，那就換掉你的那件事。
2.記住你需要一流的團隊 — 花很多，我是說很多時間在團隊上面，找到好的人才，比你還厲害的人才，然後想辦法激勵他們跟你一起追求夢想。給他們很多自由，讓他們都有機會嘗試他們覺得可能的解決方案。創業不是一個工作，它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所以讓團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愛上你們在做的事，是非常重要的。
3.注意你散發的價值觀 — 想清楚你要的組織文化是什麼？速度？藝術和科技的結合？數字導向？快樂優先？因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說的每一句話，什麼行為被獎勵、什麼行為被檢討，這些，都會影響你們公司的價值觀，然後從員工、股東擴散到合作夥伴，所以請注意你每一個動作背後的涵義，而不只是動作本身。
4.請花 75% 的時間在產品上面 — 身為一個初創公司，你大概只有一個產品，所以它就是你公司的核心、命脈和品牌，你的全部，你說你怎麼能不好好的花時間在上面呢？請好好從一個客戶的角度去檢視你的產品，精細到每一個點的程度 (請愛用 Firebug 的即時預覽修改)，跟每一個你可以碰到的顧客聊天，了解他們為什麼喜歡，為什麼不喜歡你的產品。
5.檢視數字 — 你大概沒什麼營收，所以這裡的數字指得是成長的數據，訂定你的 3-5 個 KCI (Key Customer Index)，然後每周追蹤它們，了解它們為什麼成長，為什麼沒有成長。把你的分析寄給整個團隊，讓大家知道他們該追求什麼。
6.運動 — 創業是長期抗戰，少說要 2-5 年的時間 (好吧，其實你的下半輩子都會在創業)，所以健康的身體是必要的，找一些你有興趣的運動，一個禮拜至少 2-4 次，況且運動後會分泌腦內啡，這常常是最容易有突破性想法的時候。
7.尋求回饋 — 相信我，你會犯錯，犯很多錯。最怕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犯了錯。每個禮拜確定你跟大家要求回饋，你至少要有一個共同創辦人可以直白的跟你說你做錯了什麼，和一個董事可以隨時讓你諮詢。
8.離開辦公室 —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螢幕和電腦，去和真正的客戶、合作夥伴談談，不要什麼都用 email。
9.讀網誌、寫網誌、Twitter、參與討論 — 寫網誌的好處我已經講太多次了，你可以回顧你做對、做錯了什麼，而且成為一個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對你的公司有非常大的幫助。我有跟你說華文創業圈的精英，都在 Twitter 上嗎？還不趕快來參加討論。
10.管理現金 — 一個禮拜一次，確認你的庫存水位，有什麼進帳、花了什麼錢。你必須要清楚掌握你還有多少時間，並即時和投資人溝通增資的事宜。
11.計算投資效益 — 想像你是一個投資人，正在把時間投資到最有價值的地方。所以每個星期的最後，好好檢視你上一個禮拜所做的事情，有沒有創造出好的投資效益。哪些事情可以多投資一些時間，哪些可以不用，你必須要好好想清楚
12.一定要快樂 — 創業真的太辛苦了，如果這不是你樂在其中的事情，你真的不可能成功。你可以成熟，但是不必長大，請你記得一定要享受這個過程。
13.愛上這一切 — 除了享受，你甚至必須要愛上這一切，無論是你的公司、你的員工、你的投資人、你的合作夥伴，還有最重要的，你的家人。因為精神生活的飽滿，能夠讓你超越一切世俗的價值，才能創造最偉大的革命。
以上，希望能夠給每一個創業中的 CEO，一些不錯的引導，加油。
(Images via collider.com, cheezburger.com)
Monday, April 18, 2011
ARTINFO访谈：2011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碧切•库里杰
摄影：Francesco Galli, 照片由威尼斯双年展提供
2011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碧切•古里杰为展览取名“光国”（ILLUMInations）
作者: 科琳•米拉德（ARTINFO英国站）
日期: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伦敦报道——在策展界，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诺贝尔奖。在任命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幸运的获选者——以往通常都出自专业的小圈子里——会成为公众人物，每一个策划决策都会被品头论足。负责筹划今年6月的这出国际展览大片的碧切·古里杰（BiceCuriger，又译比奇·库里格）就有这样的遭遇。虽然深受圈内人的推崇，瑞士艺术史学家、Parkett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古里杰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悄无声息地在苏黎世美术馆筹划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西格玛尔·波尔克、乔治亚·奥基弗和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从1993年起一直在该美术馆供职。眼下威尼斯开展在即，她想ARTINFO英国站解释了备受关注的主标题“ILLUMInations”（光国），解释她为什么选入丁托莱托，为什么双年展和奥运会毫无关系。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威尼斯双年展？
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向我征求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过几年前一位前双年展主席就曾找过我。
这是不是说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是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个纽约博物馆的策展人，那是很难受到注意的。我做过很多展，但除非它们是在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或者文献展上出现，否则行内人根本看不到。这倒无所谓——我对苏黎世美术馆这份工作很满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样很高兴。不过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你给双年展取的标题是“ILLUMInations”。这些大写有什么意义？和你对本届双年展的策划布局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通过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ILLUMInations”针对的是光，朝向艺术的经典主题，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而不是先生造出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据此去选择艺术品。这个标题同时也强调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国家的概念，后者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家馆的问题，觉得这是和时代相悖的，应该予以取缔。但国家馆始终存在着。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展览的事，忽略其他任何问题，那就太过疯狂了。
那么你认为国家馆的概念没有过时？
对我来说这不是重点。我又不能去改变它，但我喜欢去研究它，具体去看待这种模式的历史。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Fleck）就这个问题写的那本小册子副标题叫“一部二十世纪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吉亚蒂尼走过。思考这些馆的创建过程和原因，实在令人感叹。官方代表和艺术家的作为之间的对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选择了三件丁托莱托的画作。这几乎等于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双年展应该是怎样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双年展永远是关于当下的。但通过收入这些画作，我其实是跟双年展模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自省的领域，从来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历史。丁托莱托的作品是一种对当代艺术领域和艺术史领域的挑衅。这两个学科都受传统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姿态——我想做的无非是越过鸿沟传达一点东西。威尼斯呈现了一段非凡的历史，如果只有当代艺术那会是很别扭的。
策展人是个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得面临立与废的抉择。你觉得你的双年展会引起争议吗？
当然会。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后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干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合作的。
你选取的艺术家格外的年轻：许多艺术家都是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关注年轻一代吗？
我们分析了数据，发现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在35岁以下。我一直觉得双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年轻艺术家推荐给了更广阔的受众。但我也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入了许多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为双年展策划跟为美术馆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轻的一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双年展不像艺术馆，不需要在介绍年轻艺术家这种事上面权衡。观众也希望看到更新的当代艺术。
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在《卫报》中说，双年展策展部分公布的艺术家名单和任何大型艺博会都不一样。你对此有何评价？
有的策展人会刻意做一些跟市场相悖的事情。但市场是很强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个艺术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艺术家不是可以随便摆动的东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买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喊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们都喜欢慢工出细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错过好时机。如果有人想表达某个想法，那这个世界就应该允许他。
代表美国参展的阿罗拉和卡尔萨迪拉(Allora&Calzadilla)宣称他们会和运动员合作来创作美国馆，让人感到威尼斯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运会。你怎么看这种比较？
和艺术以及艺术品不一样的是，体育有非常分明的结果。在国家身份中的艺术问题就没那么分明了，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写着“意大利”或“塞内加尔”。所以我相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一个主题能涉及到也是好事。
同样和奥运会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奖金的，比如金狮奖表明有所谓的“最佳”艺术家。
所有这些都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用来表达对一个艺术家的认可。我不能去反对这些作法。我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所以我很乐意照着游戏规则玩。
你曾经邀请四位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斯卡、弗朗兹·韦斯特、宋东和奥斯卡·图阿逊）来创作“侧馆”，用于展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想法实现的怎么样了？
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览，展示的是一组一组的艺术品——特别是狭长的“军械库”空间。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把艺术品更紧密地交织起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还是有意思的。在“侧馆”里，身份和国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奥斯卡·图阿逊（Oscar Tuazon）做了一个展示阿西尔·门迪札宝（AsierMendizabal）作品的侧馆。他们对此进行了许多交流，但是奥斯卡在不断改变空间，有时候阿西尔会说：“我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侧馆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协商，跟我一个人说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儿有很大的不同。
你希望后人怎么看你的双年展？
一场华美、宽容、光彩四射的盛事。
摄影：Francesco Galli, 照片由威尼斯双年展提供
2011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碧切•古里杰为展览取名“光国”（ILLUMInations）
作者: 科琳•米拉德（ARTINFO英国站）
日期: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伦敦报道——在策展界，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诺贝尔奖。在任命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幸运的获选者——以往通常都出自专业的小圈子里——会成为公众人物，每一个策划决策都会被品头论足。负责筹划今年6月的这出国际展览大片的碧切·古里杰（BiceCuriger，又译比奇·库里格）就有这样的遭遇。虽然深受圈内人的推崇，瑞士艺术史学家、Parkett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古里杰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悄无声息地在苏黎世美术馆筹划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西格玛尔·波尔克、乔治亚·奥基弗和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从1993年起一直在该美术馆供职。眼下威尼斯开展在即，她想ARTINFO英国站解释了备受关注的主标题“ILLUMInations”（光国），解释她为什么选入丁托莱托，为什么双年展和奥运会毫无关系。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威尼斯双年展？
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向我征求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过几年前一位前双年展主席就曾找过我。
这是不是说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是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个纽约博物馆的策展人，那是很难受到注意的。我做过很多展，但除非它们是在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或者文献展上出现，否则行内人根本看不到。这倒无所谓——我对苏黎世美术馆这份工作很满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样很高兴。不过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你给双年展取的标题是“ILLUMInations”。这些大写有什么意义？和你对本届双年展的策划布局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通过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ILLUMInations”针对的是光，朝向艺术的经典主题，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而不是先生造出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据此去选择艺术品。这个标题同时也强调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国家的概念，后者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家馆的问题，觉得这是和时代相悖的，应该予以取缔。但国家馆始终存在着。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展览的事，忽略其他任何问题，那就太过疯狂了。
那么你认为国家馆的概念没有过时？
对我来说这不是重点。我又不能去改变它，但我喜欢去研究它，具体去看待这种模式的历史。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Fleck）就这个问题写的那本小册子副标题叫“一部二十世纪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吉亚蒂尼走过。思考这些馆的创建过程和原因，实在令人感叹。官方代表和艺术家的作为之间的对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选择了三件丁托莱托的画作。这几乎等于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双年展应该是怎样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双年展永远是关于当下的。但通过收入这些画作，我其实是跟双年展模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自省的领域，从来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历史。丁托莱托的作品是一种对当代艺术领域和艺术史领域的挑衅。这两个学科都受传统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姿态——我想做的无非是越过鸿沟传达一点东西。威尼斯呈现了一段非凡的历史，如果只有当代艺术那会是很别扭的。
策展人是个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得面临立与废的抉择。你觉得你的双年展会引起争议吗？
当然会。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后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干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合作的。
你选取的艺术家格外的年轻：许多艺术家都是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关注年轻一代吗？
我们分析了数据，发现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在35岁以下。我一直觉得双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年轻艺术家推荐给了更广阔的受众。但我也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入了许多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为双年展策划跟为美术馆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轻的一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双年展不像艺术馆，不需要在介绍年轻艺术家这种事上面权衡。观众也希望看到更新的当代艺术。
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在《卫报》中说，双年展策展部分公布的艺术家名单和任何大型艺博会都不一样。你对此有何评价？
有的策展人会刻意做一些跟市场相悖的事情。但市场是很强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个艺术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艺术家不是可以随便摆动的东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买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喊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们都喜欢慢工出细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错过好时机。如果有人想表达某个想法，那这个世界就应该允许他。
代表美国参展的阿罗拉和卡尔萨迪拉(Allora&Calzadilla)宣称他们会和运动员合作来创作美国馆，让人感到威尼斯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运会。你怎么看这种比较？
和艺术以及艺术品不一样的是，体育有非常分明的结果。在国家身份中的艺术问题就没那么分明了，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写着“意大利”或“塞内加尔”。所以我相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一个主题能涉及到也是好事。
同样和奥运会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奖金的，比如金狮奖表明有所谓的“最佳”艺术家。
所有这些都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用来表达对一个艺术家的认可。我不能去反对这些作法。我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所以我很乐意照着游戏规则玩。
你曾经邀请四位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斯卡、弗朗兹·韦斯特、宋东和奥斯卡·图阿逊）来创作“侧馆”，用于展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想法实现的怎么样了？
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览，展示的是一组一组的艺术品——特别是狭长的“军械库”空间。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把艺术品更紧密地交织起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还是有意思的。在“侧馆”里，身份和国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奥斯卡·图阿逊（Oscar Tuazon）做了一个展示阿西尔·门迪札宝（AsierMendizabal）作品的侧馆。他们对此进行了许多交流，但是奥斯卡在不断改变空间，有时候阿西尔会说：“我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侧馆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协商，跟我一个人说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儿有很大的不同。
你希望后人怎么看你的双年展？
一场华美、宽容、光彩四射的盛事。
Dreams Team
New York11.24.06
Left: Cultural critic Slavoj Žižek. Right: Writers George Prochnik and Wayne Koestenbaum onstage. (Photos: David Velasco)
“The lions roared,” as promised b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rector of public programs Paul Holdengraber, who MC'd last Saturday’s “Day of Ideas” celebrating the Atlantic Monthly’s 150th anniversary. I attende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ayne Koestenbaum and George Prochnik (whose recent Putnam Camp: Sigmund Freud, James Jackson Putnam, and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explores his great-grandfather’s relationship with Freud—also 150 years young this year) and a talk by everybody’s favorite Slovenian Hegelian reader of Jacques Lacan, Slavoj Žižek.
Part Boston Brahmin, part Viennese Jew, Prochnik is descended from “intellectual royalty,” marveled Koestenbaum. Prochnik’s great-grandfather Putnam, an eminent neurologist, was a pal of William and Henry James and an early ally of Freud. Freud’s relationship to America, noted the dapper Prochnik, was “porcupine-like. Love/hate isn’t right—it’s more hate, but he wanted to get closer to America.” Freud “worried and knew the future of analysis was in America. And money would distort it.” He understood “the degree to which Americans look for salvation in their mental treatment. This line in American desire for something more exists in all pop culture but was banished from the analytic world.” Putnam “was saying to Freud, you couldn’t stop people at the point of ridding them of their demons. You have to give them a goal, after looking inwar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look outward in concentric circles. Analysands might,” suggested the prominent New Englander, “become social workers.”
Freud considered this American messianism, like mysticism and Carl Jung, not kosher. Quoting from scrip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Just as every neurotic symptom, dreams allow overinterpretation, indeed demand it”—Koestenbaum connected Freud’s “overinterpretation” with his Jewishness. America would have difficulty digesting both. Freud, for his part, “developed stomach pains at Putnam’s very waspy retreat in the Adirondacks. [He] complained about what he called his ‘American colitis’: issues regarding his own digestibility within goyish society. People running around playing tetherball and charades.” Koestenbaum appreciated how Freud’s “deepest thinking can take place around a stomach ache, or [how] a spot on his scrotum grounds serious thinking.” The critic and poet, in natty pinstripes and a lavender shirt that nicely complemented Prochnik’s, is clearly inspired by Freud’s MO: “Apart from what the dreams are supposed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dream logic as an entire poetic system . . . has extreme dignity and legs. . . . I have undergone a self-analysis remembering my dreams nightly, mostly to make linguistic connections. I have a tin ear for the wish fulfillment of dreams—I’m more into the decor.”
Left: Wayne Koestenbaum and George Prochnik. (Photo: Patrick McMullan) Right: The crowd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hoto: David Velasco)
After that urbane duet, Žižek took the podium excitedly. His topic: “Are we allowed not to enjoy?” His persona flouts the Freudian cliché: “On the surface we are nice, underneath we are beast.” Like the best comics, his timing (the wild ride of thrilling counterintuitive Hegelian transpositions) and his attitude (like an unruly eruption of the “real” ruffling the seamless surface of ideological consistency) are key to his shtick. Resembling an extra from Life of Brian, walleyed, with a medieval-looking hairdo (bangs and a bob), he’s the Lacanian one most easily imagines in a fairy tale, residing under a bridge, in a jagged-hemmed tunic posing riddles to wayfarers. His thick Slovenian accent imbues his critique of Hollywood “feel-ums” (films) with the retro aura of Mitteleuropean intelligentsia. Like fellow ideological critics Joan Rivers and Roseanne Barr, he’s not above recycling his best material. I hadn’t seen him live for ten years (I used to teach the good ol’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yet I recognized many of the old chestnuts he served up to the delighted audience.
“Freud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retelling of the dream,” Žižek stressed. “The least important is the original, ‘true’ version of the dream.” His shtick disarms with “proper psychoanalystic causality,” which, defying common sense, is always retroactive: “Traumas determine us, but we retroactively determine our traumas.” Noting the nerd who acts out his fantasies “fighting other men and violently enjoying women” online, but who behaves like a dweeb in his actual social contacts, Žižek demonstrates: “Reality is for those who cannot sustain dreams.” After nailing “decaffeinated 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flabby misreadings of ambivalence, he rigorously ribbed his audience, “I hate you for asking good questions! I love to hate you!” Žižek left us with a rosy view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used to be that one had inhibitions but one secretly wanted to violate them. In today’s permissive society, we are bombarded with commands to ‘enjoy’ ourselves—but we cannot. Because the superego sabotages you. Psychoanalysis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are ‘relieved’ of the pressure to enjoy.” Fabulous.
“He was all about how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d just look at his presentation,” observed a nice Upper West Side lady therapist at the reception afterward, “It was a mass of tics.” Žižek plucked at the sides of his pullover, all worked up and bouncing from Job to Hitchcock to Schindler’s List (“I did not like the feel-um.”) Yet he looked way more kempt, healthful, and even trimmer than I remembered. When an audience member asked how his approach might apply in a clinical setting, Žižek sagely replied, “Look at me! Would you go into analysis with me?” “That was the best line of the evening,” said the nice therapist. “It’s performance art.”
— Rhonda Lieberman
New York11.24.06
Left: Cultural critic Slavoj Žižek. Right: Writers George Prochnik and Wayne Koestenbaum onstage. (Photos: David Velasco)
“The lions roared,” as promised b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rector of public programs Paul Holdengraber, who MC'd last Saturday’s “Day of Ideas” celebrating the Atlantic Monthly’s 150th anniversary. I attende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ayne Koestenbaum and George Prochnik (whose recent Putnam Camp: Sigmund Freud, James Jackson Putnam, and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explores his great-grandfather’s relationship with Freud—also 150 years young this year) and a talk by everybody’s favorite Slovenian Hegelian reader of Jacques Lacan, Slavoj Žižek.
Part Boston Brahmin, part Viennese Jew, Prochnik is descended from “intellectual royalty,” marveled Koestenbaum. Prochnik’s great-grandfather Putnam, an eminent neurologist, was a pal of William and Henry James and an early ally of Freud. Freud’s relationship to America, noted the dapper Prochnik, was “porcupine-like. Love/hate isn’t right—it’s more hate, but he wanted to get closer to America.” Freud “worried and knew the future of analysis was in America. And money would distort it.” He understood “the degree to which Americans look for salvation in their mental treatment. This line in American desire for something more exists in all pop culture but was banished from the analytic world.” Putnam “was saying to Freud, you couldn’t stop people at the point of ridding them of their demons. You have to give them a goal, after looking inward as much as possible, to look outward in concentric circles. Analysands might,” suggested the prominent New Englander, “become social workers.”
Freud considered this American messianism, like mysticism and Carl Jung, not kosher. Quoting from scrip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Just as every neurotic symptom, dreams allow overinterpretation, indeed demand it”—Koestenbaum connected Freud’s “overinterpretation” with his Jewishness. America would have difficulty digesting both. Freud, for his part, “developed stomach pains at Putnam’s very waspy retreat in the Adirondacks. [He] complained about what he called his ‘American colitis’: issues regarding his own digestibility within goyish society. People running around playing tetherball and charades.” Koestenbaum appreciated how Freud’s “deepest thinking can take place around a stomach ache, or [how] a spot on his scrotum grounds serious thinking.” The critic and poet, in natty pinstripes and a lavender shirt that nicely complemented Prochnik’s, is clearly inspired by Freud’s MO: “Apart from what the dreams are supposed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dream logic as an entire poetic system . . . has extreme dignity and legs. . . . I have undergone a self-analysis remembering my dreams nightly, mostly to make linguistic connections. I have a tin ear for the wish fulfillment of dreams—I’m more into the decor.”
Left: Wayne Koestenbaum and George Prochnik. (Photo: Patrick McMullan) Right: The crowd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hoto: David Velasco)
After that urbane duet, Žižek took the podium excitedly. His topic: “Are we allowed not to enjoy?” His persona flouts the Freudian cliché: “On the surface we are nice, underneath we are beast.” Like the best comics, his timing (the wild ride of thrilling counterintuitive Hegelian transpositions) and his attitude (like an unruly eruption of the “real” ruffling the seamless surface of ideological consistency) are key to his shtick. Resembling an extra from Life of Brian, walleyed, with a medieval-looking hairdo (bangs and a bob), he’s the Lacanian one most easily imagines in a fairy tale, residing under a bridge, in a jagged-hemmed tunic posing riddles to wayfarers. His thick Slovenian accent imbues his critique of Hollywood “feel-ums” (films) with the retro aura of Mitteleuropean intelligentsia. Like fellow ideological critics Joan Rivers and Roseanne Barr, he’s not above recycling his best material. I hadn’t seen him live for ten years (I used to teach the good ol’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yet I recognized many of the old chestnuts he served up to the delighted audience.
“Freud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retelling of the dream,” Žižek stressed. “The least important is the original, ‘true’ version of the dream.” His shtick disarms with “proper psychoanalystic causality,” which, defying common sense, is always retroactive: “Traumas determine us, but we retroactively determine our traumas.” Noting the nerd who acts out his fantasies “fighting other men and violently enjoying women” online, but who behaves like a dweeb in his actual social contacts, Žižek demonstrates: “Reality is for those who cannot sustain dreams.” After nailing “decaffeinated 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flabby misreadings of ambivalence, he rigorously ribbed his audience, “I hate you for asking good questions! I love to hate you!” Žižek left us with a rosy view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used to be that one had inhibitions but one secretly wanted to violate them. In today’s permissive society, we are bombarded with commands to ‘enjoy’ ourselves—but we cannot. Because the superego sabotages you. Psychoanalysis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are ‘relieved’ of the pressure to enjoy.” Fabulous.
“He was all about how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d just look at his presentation,” observed a nice Upper West Side lady therapist at the reception afterward, “It was a mass of tics.” Žižek plucked at the sides of his pullover, all worked up and bouncing from Job to Hitchcock to Schindler’s List (“I did not like the feel-um.”) Yet he looked way more kempt, healthful, and even trimmer than I remembered. When an audience member asked how his approach might apply in a clinical setting, Žižek sagely replied, “Look at me! Would you go into analysis with me?” “That was the best line of the evening,” said the nice therapist. “It’s performance art.”
— Rhonda Lieberman
Wednesday, April 13, 2011
安塔尔·费克特：美蓄意对华发动“新鸦片战争”
2011年02月21日 08:11
来源：新华国际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月15日文章】题：中国谜题（作者安塔尔·费克特）
对于西方人的思维而言，关于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怎么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投资于美国国债——数额竟高达1万亿美元之巨，其规模在国与国借贷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摆脱起来却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入的金额就越大。
中国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是个可怕的错误，哪怕我们忽略美国从1971年以来一直在推行的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过，中国人正在亡羊补牢，设法通过实现投资的多元化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中国本该吸取日本的悲惨教训。在中国作为买主出现之前，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197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空前规模，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300比1。美国的决策者和货币专家向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日元升值。因为在尼克松和弗里德曼合谋使美国拖欠对外黄金债务的做法“受到尊重”之后，依照让日元升值可以缓解并消除美国贸易逆差的谬论，这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
中国人本该看出不祥之兆：购买美元资产等于是在吻别自己的积蓄。就尼克松-弗里德曼阴谋而言，这种做法纯属勒索，它假借汇率政策，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惝悄地把拥有贸易顺差的美国贸易伙伴的积蓄悉数吸走。雪上加霜的是，当日本人希望提取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剩余储蓄，以弥补暂时的现金短缺时，他们发现这些钱已经不在那里了。
中国本该识破这个陷阱。美国人希望他们购买全部的美元债券，然后开始强迫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汇率机制来矫正贸易不平衡。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因为这起不到作用。它只会使贸易不平衡变本加厉。
同样，美国人也不是在力争消除自己的贸易逆差。他们是在力争消除美国的债务。他们知道，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意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吸掉中国的积蓄。作为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用自己的积蓄为一个富裕的国家——美国——的肆意挥霍埋单。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中国似乎正在屈从美国的要求，让人民币汇率向上浮动。
这个中国谜题可以表述如下：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为可以用日本当时仍是一个被占领国来解释。但中国不是。中国可以拒绝听从美国汇率操纵者和债务贩子们的欺骗性恳求。中国为什么不勇敢抵抗这种行径？中国只要对负债毒药“说不”，让掩藏在后面的奢侈淫逸大白于天下。
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要慎重使用外汇汇率，把它当做一种平衡对外贸易的工具。这一理论用心险恶、混淆真伪，并带有欺骗性。它从未奏效过，将来也绝不会起作用。这种理论的动机是美国的自身利益，它随时准备向中国发动场新的鸦片战争，通过被掩盖的美元贬值，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减少美国的负债，并且把贸易失衡的责任推向顺差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正确办法不是让货币的汇率上下浮动。恰恰相反，办法是让汇率保持稳定。
高木：美国用隐蔽手法把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
2011年1月2日
中国智库
AB两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B国信用货币约定俗成充当了结算货币，那么A国就会处于严重不公平地位。具体表现在：无论B国是否拥有国际贸易盈余，B国都可以凭借发钞权从A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可以大肆收购A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在A国进行大量投资，甚至控制A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而A国除了向B国大量出口实物产品这一个权力外，其余的主权几乎全部被剥夺。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由于美元是约定俗成的世界货币，即便美国不拥有国际贸易盈余，但是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向中国支付美元纸钞就可以从中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直接并购中国的企业产权、银行股份、土地使用权或在中国进行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甚至可以用美元收买学术代言人来影响中国的决策，最终控制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即便是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汗水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换回了宝贵的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很乐意中国政府不断用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实物财富，严格限制中国的企业购买美国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更是极力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美国一只手用美元信用货币不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二只手又千方百计向中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兜售美国政府国债，第三只手又用出售国债换取来的美元纸币继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四只手又极力阻止外国公民和企业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美国实物财富和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和高技术产品。如此以来，就可以用一元美元信用货币从他国和其他诸国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国民净财富而不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也是说，中国和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各国引进的美元投资越多，美国人得到的实惠就越多，美国的经济实力就越强盛，美国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国变相进贡来的实物财富壮大军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财富的世界各国经济的泡沫就越大，各国经济就越是弱不禁风受制于人。
表面上看，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慢于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但是美元国债的增长速度却远高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速度。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因此即便是美联储不滥发美元基础货币，美国只需通过美国财政部向国外卖出美元国债，就可以收回美元并再次购买别国的实物财富，从而就把把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他国。也就是说，只要有外国政府愿意不断买进美元国债，美国政府就不需要增发美元基础货币，就能维持经济相对稳定，因为美国财政部向世界增发的国债，并不记入本国货币供应总量中（如M2）。恰恰相反，中国央行却需要额外增发人民币去购买美元才会形成外汇储备，再用这些美元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大约需要多发行14万亿人民币才能形成2万亿的外汇储备，再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购买美元国债。这就是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高于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的原因。美国就用这种，让中国不断增发人民币（M2）来购买美元，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把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中国。
网上流传的一则小寓言把主流经济学家的谬论剖析得体无完肤
时间：2011-2-21
网上疯传的一则寓言，直接挑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谬论，令人对中国三十年来奉为立国之本的经济政策深深忧虑：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是这些人还非常的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国王想了想，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粮食送给穷苦的驴岛老百姓呢?
大臣听完立刻说道：那可不行!如果你将粮食免费送给老百姓，就会让老百姓养成不劳而获的恶习，一旦他们知道原来不干活少干活也可以活的这么好，谁还会卖力干活呢?如果老百姓都不卖力干活了，那这世道就变了呀。
上面这个寓言很是荒诞，但是现实的荒诞并不亚于此。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去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大约是1.4万亿;与此同时，我们目前拥有28，47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合18万亿人民币，这是社保支出的12.8倍。如果用驴岛和猪岛的例子来说的话，驴岛送给猪岛的粮食，足够自己人用上12.8年。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思维体操，中国人将衣服、裤子、箱包、玩具、手机装上集装箱货船运往美国，但是在中途政府下令，将这些货物全部倾倒在太平洋里，不过这笔坏账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央行再发行相对应的人民币给出口企业。此时你会发现，美国人是不是消费我们的商品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出口企业已经赚到了钱。而你的鞋子是给美国人穿了，还是躺在太平洋底，对你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你可能会说，区别当然是有的，卖给美国人的话，央行会有一笔美元收入;倒入太平洋的话，央行要记一笔坏账。但我告诉你，这笔所谓的巨量美元储备，同坏账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在实际中花费到这笔钱（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兑现这笔外汇储备的）。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这些商品不再倒入太平洋，而是给中国老百姓使用。你可能会说，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没钱买，那没关系，中国央行可以印刷人民币发给老百姓来买。此时企业拿到了钱，老百姓也得到了商品改善了生活，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多了一笔账，这笔账是针对中国人自己支出的——这当然是好办法，减少了贫富差别，人们都会拥护政府了!
美国人在印钱消费，我们也在印钱，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人印钱的结果是换得了全世界的商品，中国人印钱的结果是商品被白白送给了美国。所以，美国印钱却不会有通胀，他们的通胀都通过各国政府持用的“美元外汇储备”，而留在了送货给他们的那些国家里了。但如果我们印钱给自己人消费，那么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但是，那些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不可行，因为他们的教科书上没提到可以这么做。
于是，整个荒诞的故事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2011年02月21日 08:11
来源：新华国际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月15日文章】题：中国谜题（作者安塔尔·费克特）
对于西方人的思维而言，关于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怎么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投资于美国国债——数额竟高达1万亿美元之巨，其规模在国与国借贷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摆脱起来却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入的金额就越大。
中国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是个可怕的错误，哪怕我们忽略美国从1971年以来一直在推行的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过，中国人正在亡羊补牢，设法通过实现投资的多元化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中国本该吸取日本的悲惨教训。在中国作为买主出现之前，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197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空前规模，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300比1。美国的决策者和货币专家向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日元升值。因为在尼克松和弗里德曼合谋使美国拖欠对外黄金债务的做法“受到尊重”之后，依照让日元升值可以缓解并消除美国贸易逆差的谬论，这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
中国人本该看出不祥之兆：购买美元资产等于是在吻别自己的积蓄。就尼克松-弗里德曼阴谋而言，这种做法纯属勒索，它假借汇率政策，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惝悄地把拥有贸易顺差的美国贸易伙伴的积蓄悉数吸走。雪上加霜的是，当日本人希望提取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剩余储蓄，以弥补暂时的现金短缺时，他们发现这些钱已经不在那里了。
中国本该识破这个陷阱。美国人希望他们购买全部的美元债券，然后开始强迫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汇率机制来矫正贸易不平衡。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因为这起不到作用。它只会使贸易不平衡变本加厉。
同样，美国人也不是在力争消除自己的贸易逆差。他们是在力争消除美国的债务。他们知道，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意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吸掉中国的积蓄。作为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用自己的积蓄为一个富裕的国家——美国——的肆意挥霍埋单。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中国似乎正在屈从美国的要求，让人民币汇率向上浮动。
这个中国谜题可以表述如下：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为可以用日本当时仍是一个被占领国来解释。但中国不是。中国可以拒绝听从美国汇率操纵者和债务贩子们的欺骗性恳求。中国为什么不勇敢抵抗这种行径？中国只要对负债毒药“说不”，让掩藏在后面的奢侈淫逸大白于天下。
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要慎重使用外汇汇率，把它当做一种平衡对外贸易的工具。这一理论用心险恶、混淆真伪，并带有欺骗性。它从未奏效过，将来也绝不会起作用。这种理论的动机是美国的自身利益，它随时准备向中国发动场新的鸦片战争，通过被掩盖的美元贬值，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减少美国的负债，并且把贸易失衡的责任推向顺差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正确办法不是让货币的汇率上下浮动。恰恰相反，办法是让汇率保持稳定。
高木：美国用隐蔽手法把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
2011年1月2日
中国智库
AB两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B国信用货币约定俗成充当了结算货币，那么A国就会处于严重不公平地位。具体表现在：无论B国是否拥有国际贸易盈余，B国都可以凭借发钞权从A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可以大肆收购A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在A国进行大量投资，甚至控制A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而A国除了向B国大量出口实物产品这一个权力外，其余的主权几乎全部被剥夺。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由于美元是约定俗成的世界货币，即便美国不拥有国际贸易盈余，但是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向中国支付美元纸钞就可以从中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直接并购中国的企业产权、银行股份、土地使用权或在中国进行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甚至可以用美元收买学术代言人来影响中国的决策，最终控制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即便是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汗水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换回了宝贵的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很乐意中国政府不断用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实物财富，严格限制中国的企业购买美国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更是极力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美国一只手用美元信用货币不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二只手又千方百计向中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兜售美国政府国债，第三只手又用出售国债换取来的美元纸币继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四只手又极力阻止外国公民和企业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美国实物财富和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和高技术产品。如此以来，就可以用一元美元信用货币从他国和其他诸国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国民净财富而不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也是说，中国和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各国引进的美元投资越多，美国人得到的实惠就越多，美国的经济实力就越强盛，美国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国变相进贡来的实物财富壮大军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财富的世界各国经济的泡沫就越大，各国经济就越是弱不禁风受制于人。
表面上看，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慢于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但是美元国债的增长速度却远高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速度。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因此即便是美联储不滥发美元基础货币，美国只需通过美国财政部向国外卖出美元国债，就可以收回美元并再次购买别国的实物财富，从而就把把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他国。也就是说，只要有外国政府愿意不断买进美元国债，美国政府就不需要增发美元基础货币，就能维持经济相对稳定，因为美国财政部向世界增发的国债，并不记入本国货币供应总量中（如M2）。恰恰相反，中国央行却需要额外增发人民币去购买美元才会形成外汇储备，再用这些美元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大约需要多发行14万亿人民币才能形成2万亿的外汇储备，再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购买美元国债。这就是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高于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的原因。美国就用这种，让中国不断增发人民币（M2）来购买美元，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把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中国。
网上流传的一则小寓言把主流经济学家的谬论剖析得体无完肤
时间：2011-2-21
网上疯传的一则寓言，直接挑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谬论，令人对中国三十年来奉为立国之本的经济政策深深忧虑：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是这些人还非常的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国王想了想，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粮食送给穷苦的驴岛老百姓呢?
大臣听完立刻说道：那可不行!如果你将粮食免费送给老百姓，就会让老百姓养成不劳而获的恶习，一旦他们知道原来不干活少干活也可以活的这么好，谁还会卖力干活呢?如果老百姓都不卖力干活了，那这世道就变了呀。
上面这个寓言很是荒诞，但是现实的荒诞并不亚于此。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去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大约是1.4万亿;与此同时，我们目前拥有28，47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合18万亿人民币，这是社保支出的12.8倍。如果用驴岛和猪岛的例子来说的话，驴岛送给猪岛的粮食，足够自己人用上12.8年。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思维体操，中国人将衣服、裤子、箱包、玩具、手机装上集装箱货船运往美国，但是在中途政府下令，将这些货物全部倾倒在太平洋里，不过这笔坏账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央行再发行相对应的人民币给出口企业。此时你会发现，美国人是不是消费我们的商品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出口企业已经赚到了钱。而你的鞋子是给美国人穿了，还是躺在太平洋底，对你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你可能会说，区别当然是有的，卖给美国人的话，央行会有一笔美元收入;倒入太平洋的话，央行要记一笔坏账。但我告诉你，这笔所谓的巨量美元储备，同坏账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在实际中花费到这笔钱（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兑现这笔外汇储备的）。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况，这些商品不再倒入太平洋，而是给中国老百姓使用。你可能会说，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没钱买，那没关系，中国央行可以印刷人民币发给老百姓来买。此时企业拿到了钱，老百姓也得到了商品改善了生活，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多了一笔账，这笔账是针对中国人自己支出的——这当然是好办法，减少了贫富差别，人们都会拥护政府了!
美国人在印钱消费，我们也在印钱，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人印钱的结果是换得了全世界的商品，中国人印钱的结果是商品被白白送给了美国。所以，美国印钱却不会有通胀，他们的通胀都通过各国政府持用的“美元外汇储备”，而留在了送货给他们的那些国家里了。但如果我们印钱给自己人消费，那么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但是，那些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不可行，因为他们的教科书上没提到可以这么做。
于是，整个荒诞的故事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为什么我的画能卖一亿(组图)2011年04月14日 10:04:52 作者：村上隆 来源：《卓越理财》 字号：【大 中 小】
村上隆肖像。其实，村上隆的设计，比如那些疯狂彩蘑菇，在他自己心中，都代表着一种沉重的社会意义，表达他对于这个日益“su-perflat”的世界的不安。MarcJacobs也提到：“我对村上隆的作品十分着迷，除了他异想天开的创意和不受拘束的用色，我也喜欢他作品欢乐下的黑暗面。
可爱村上隆。像安迪·沃霍尔一样，村上隆同样采用了重新包装低俗文化并将其以高价推向“高端艺术”市场。但与沃霍尔不同的是，村上也将重新包装的低俗文化以绘画、雕塑、录像、T恤衫等多样形式推向中低端市场，甚至大量发行其艺术衍生品。
村上隆装可爱表情。和村上隆一样，很多时装设计师和日本插画师一起高举“幼稚力”的大旗，向世界推销着日本潮流文化。比如前辈级的VivienneWestwood叼着香烟说“too young to live,too fast to die”，幼稚力和时装，在这个层面上再度携手，亲密无间。
村上隆与蔡依林一起拍封面。谈到对跨越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界限，混合艺术与品牌、商品的看法时，村上隆说：“我不认为这是跨越，而只是改变那个界限。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艺术创作中，日本对于艺术、商业之间界限的规定是最模糊的。对日本人而言，将艺术和商业混合是十分在理的。
艺术是藉由与社会接触而成立的，光艺术作品本身是没有办法自立的，没有观赏者就无法成立;当然，作品销售也是要有顾客才会成立。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销售铁则，到了艺术的世界却想要无视它的存在，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总是在做一些毫无根据的提案，恐怕就是因为毫无根据，所以才能跟社会有所接触，就像是“日本的艺术来自漫画御宅族”或“时尚与艺术的结合”或“艺术可以用单纯的规则来解释”等。
做这种露骨的事情，然后被周遭的人讨厌，作为这个被厌恶的元凶，我很清楚毫无根据这种事情是先说先赢。毫无根据的东西，有一种吸引客户的氛围;如果气氛不够热烈，是不会有客户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二○○六年五月，我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喊出了一亿日元的价格。自从二○○三年有一幅作品被以六千八百万日元交易以来，我的作品就被形容是“日本人单件艺术作品的史上最高价”。这样的价格有其理由，也有其背景因素，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是“非常高的金额”。
因为美术作品的制作成本是很高的，要创作出新的东西或新的概念，需要投入很多的金钱跟时间。如果没有金钱或时间，就无法“每天研究如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生意手段、经营手段，是无法持续艺术制作的。
我的作品可以说就是这种倾向之一，如果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那是因为“作品的价值，已经不再靠东西本身来决定”。
不管是价值或评价，只要创作作品的人跟观看的人“内心的频率”交易成立的话，就会往上提升。要理解一件作品一亿日元的价格，必须先知道欧美跟日本艺术的差距。在欧美，大家对于艺术不会追求像日本那种“颜色很漂亮”之类暧昧的感动。
对艺术最基本的态度是享受其中知性的“设计”或“游戏”。在欧美制作艺术作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我的作品被订下高价，证明了我长久以来在美术史上所建立的脉络已经渗透欧美了。
为什么杜尚(Marcel Duchamp)在马桶上签名就会变成作品?现成的马桶形状都一样，从中产生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观念”或“概念”。这才是价值的根源、品牌的本质，也是艺术作品能够受到肯定的理由。我再重复一次，被肯定的是观念或概念的部分。
在西方的艺术世界，能被认可具有真正价值的，既不是好素材，也不是多大的努力。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喜好来看艺术作品，这是危险的态度。如果要用主观来判断，眼前所有作品的真正价值就等于是零了。
光是主观，会变成只去评价易懂的东西。因为那会变成是根据时代氛围、传言等不确定的事物，在浮动的状态下所做出来的判断。这与客观创造历史的欧美脉络是远离的;创作者不知道欧美的美术历史或者脉络，就好比看运动的观众却不知道运动比赛的规则，然后觉得无聊是一样的意思。
在西方的美术世界里，艺术是无法与这种社交界特有的炫耀或竞争的气氛切割的。如果不学习这样的背景，我觉得一般人没有办法看到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没错，不过就是有钱人的无聊游戏，但如果你对这种事情嗤之以鼻的话，那就请不要对于国际的评价标准有任何意见。
譬如说，开出六千八百万日元的价格买我的作品的买主，是一对快八十岁，已经卖掉公司而隐居的老夫妻。
同一件作品之前的拥有者是年轻的IT企业总裁，他很开心地跟我说：“因为卖掉了你的作品，我可以买上百件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了!”
在美国的富裕阶层里，会因为购买高评价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获得尊敬，并被认为是“成功者”。这些人，就是生意的对象。
当然有奖励富裕阶层人士购买艺术作品的制度跟法律。在美国，事业成功的人，都会认为有义务要贡献社会;像这样的成功者，在考虑回馈社会时，选择的项目之一，就包含了援助美术馆，也就是购买艺术作品，然后捐赠给美术馆。
为了避免将品味糟糕的东西硬塞给美术馆，美术馆的策展人，也会在收藏家购买作品之前给一些建议。
收藏家买了好东西，除了可以展现自我品味，“捐赠的作品金额，也会成为免扣税的对象”，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欧美的艺术环境与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日本，会被当成固定资产征扣税金的艺术品(所以大家都偷偷地拥有艺术品)，在美国变成了免扣税的对象，因此艺术作品买卖变得很兴盛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富裕阶层要购买有价值的安全牌作品，所以也有专门评估的艺术顾问评断“这个作品是否有价值”，同时顾问也在买卖的现场，创造着“作品的故事”。
对收藏家而言，越让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就越想要。
收藏家就像是在下注买卖，所以商品必须要有故事，让他们觉得值得用金钱去下赌注;拍卖公司则是跟想要购买的买主进行一场又一场仔细的午餐会议。
用购买欲、征服欲、胜利欲等刺激欲望的语言炒热市场的，就是这些艺术拍卖相关人士的工作。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艺术国际”网站的价值判断。【责任
村上隆肖像。其实，村上隆的设计，比如那些疯狂彩蘑菇，在他自己心中，都代表着一种沉重的社会意义，表达他对于这个日益“su-perflat”的世界的不安。MarcJacobs也提到：“我对村上隆的作品十分着迷，除了他异想天开的创意和不受拘束的用色，我也喜欢他作品欢乐下的黑暗面。
可爱村上隆。像安迪·沃霍尔一样，村上隆同样采用了重新包装低俗文化并将其以高价推向“高端艺术”市场。但与沃霍尔不同的是，村上也将重新包装的低俗文化以绘画、雕塑、录像、T恤衫等多样形式推向中低端市场，甚至大量发行其艺术衍生品。
村上隆装可爱表情。和村上隆一样，很多时装设计师和日本插画师一起高举“幼稚力”的大旗，向世界推销着日本潮流文化。比如前辈级的VivienneWestwood叼着香烟说“too young to live,too fast to die”，幼稚力和时装，在这个层面上再度携手，亲密无间。
村上隆与蔡依林一起拍封面。谈到对跨越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界限，混合艺术与品牌、商品的看法时，村上隆说：“我不认为这是跨越，而只是改变那个界限。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艺术创作中，日本对于艺术、商业之间界限的规定是最模糊的。对日本人而言，将艺术和商业混合是十分在理的。
艺术是藉由与社会接触而成立的，光艺术作品本身是没有办法自立的，没有观赏者就无法成立;当然，作品销售也是要有顾客才会成立。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销售铁则，到了艺术的世界却想要无视它的存在，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总是在做一些毫无根据的提案，恐怕就是因为毫无根据，所以才能跟社会有所接触，就像是“日本的艺术来自漫画御宅族”或“时尚与艺术的结合”或“艺术可以用单纯的规则来解释”等。
做这种露骨的事情，然后被周遭的人讨厌，作为这个被厌恶的元凶，我很清楚毫无根据这种事情是先说先赢。毫无根据的东西，有一种吸引客户的氛围;如果气氛不够热烈，是不会有客户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二○○六年五月，我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喊出了一亿日元的价格。自从二○○三年有一幅作品被以六千八百万日元交易以来，我的作品就被形容是“日本人单件艺术作品的史上最高价”。这样的价格有其理由，也有其背景因素，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是“非常高的金额”。
因为美术作品的制作成本是很高的，要创作出新的东西或新的概念，需要投入很多的金钱跟时间。如果没有金钱或时间，就无法“每天研究如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生意手段、经营手段，是无法持续艺术制作的。
我的作品可以说就是这种倾向之一，如果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那是因为“作品的价值，已经不再靠东西本身来决定”。
不管是价值或评价，只要创作作品的人跟观看的人“内心的频率”交易成立的话，就会往上提升。要理解一件作品一亿日元的价格，必须先知道欧美跟日本艺术的差距。在欧美，大家对于艺术不会追求像日本那种“颜色很漂亮”之类暧昧的感动。
对艺术最基本的态度是享受其中知性的“设计”或“游戏”。在欧美制作艺术作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我的作品被订下高价，证明了我长久以来在美术史上所建立的脉络已经渗透欧美了。
为什么杜尚(Marcel Duchamp)在马桶上签名就会变成作品?现成的马桶形状都一样，从中产生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观念”或“概念”。这才是价值的根源、品牌的本质，也是艺术作品能够受到肯定的理由。我再重复一次，被肯定的是观念或概念的部分。
在西方的艺术世界，能被认可具有真正价值的，既不是好素材，也不是多大的努力。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喜好来看艺术作品，这是危险的态度。如果要用主观来判断，眼前所有作品的真正价值就等于是零了。
光是主观，会变成只去评价易懂的东西。因为那会变成是根据时代氛围、传言等不确定的事物，在浮动的状态下所做出来的判断。这与客观创造历史的欧美脉络是远离的;创作者不知道欧美的美术历史或者脉络，就好比看运动的观众却不知道运动比赛的规则，然后觉得无聊是一样的意思。
在西方的美术世界里，艺术是无法与这种社交界特有的炫耀或竞争的气氛切割的。如果不学习这样的背景，我觉得一般人没有办法看到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没错，不过就是有钱人的无聊游戏，但如果你对这种事情嗤之以鼻的话，那就请不要对于国际的评价标准有任何意见。
譬如说，开出六千八百万日元的价格买我的作品的买主，是一对快八十岁，已经卖掉公司而隐居的老夫妻。
同一件作品之前的拥有者是年轻的IT企业总裁，他很开心地跟我说：“因为卖掉了你的作品，我可以买上百件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了!”
在美国的富裕阶层里，会因为购买高评价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获得尊敬，并被认为是“成功者”。这些人，就是生意的对象。
当然有奖励富裕阶层人士购买艺术作品的制度跟法律。在美国，事业成功的人，都会认为有义务要贡献社会;像这样的成功者，在考虑回馈社会时，选择的项目之一，就包含了援助美术馆，也就是购买艺术作品，然后捐赠给美术馆。
为了避免将品味糟糕的东西硬塞给美术馆，美术馆的策展人，也会在收藏家购买作品之前给一些建议。
收藏家买了好东西，除了可以展现自我品味，“捐赠的作品金额，也会成为免扣税的对象”，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欧美的艺术环境与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日本，会被当成固定资产征扣税金的艺术品(所以大家都偷偷地拥有艺术品)，在美国变成了免扣税的对象，因此艺术作品买卖变得很兴盛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富裕阶层要购买有价值的安全牌作品，所以也有专门评估的艺术顾问评断“这个作品是否有价值”，同时顾问也在买卖的现场，创造着“作品的故事”。
对收藏家而言，越让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就越想要。
收藏家就像是在下注买卖，所以商品必须要有故事，让他们觉得值得用金钱去下赌注;拍卖公司则是跟想要购买的买主进行一场又一场仔细的午餐会议。
用购买欲、征服欲、胜利欲等刺激欲望的语言炒热市场的，就是这些艺术拍卖相关人士的工作。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艺术国际”网站的价值判断。【责任
徐冰：学院应为艺术生态保留丰富的艺术物种
发表于 2011-04-11 11:31:30阅读 872 次 评论 5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小狼：徐冰老师您好，今年4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即将召开中国学院实验艺术教育大会，邀请了国内外各大高等艺术院校与实验艺术专业相关的同仁与会，而您曾提到，在中国之外基本不用“实验艺术”的说法，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实验的逻辑中延展，请问您是如何定义“实验艺术”的？您又是如何看待85新潮美术运动后实验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呢？
徐冰：在国际范围内基本上不用“实验艺术”这一说法，因为造型艺术本身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它总是不断地试验，不断地创造的。但是音乐、电影有“实验音乐”和“实验电影”的说法，因为音乐和电影更加大众化，电影几乎是一个为了更多人的娱乐的艺术生产领域，所以有人做学术探索为目的电影，就叫做“实验电影”。
在中国，由于文化的演变过程与艺术进展的时空关系，长期以来与国际错位和上下文不对接的原因，造成了很多“说法”在中国有特殊的语境及语意，有特定的内容含义在里面。比如，“前卫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以及“多媒体”“新媒体”“新绘画”等的说法，有时是混乱的。因为这些词汇从西方引进，是针对西方艺术史中某一时段或一种倾向、概念；为研究方便所用的。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自己的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所以很多定义的借用，是附加了很多我们自身的内容，包括实验艺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使用，暂时是合适的，因为相对于我们整个艺术这一大盘的东西，确实有一部分东西是具有实验性的。我在一篇短文里也说了，中国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国度，它有更多的文化层面，以及丛生不定的新文化现象，加上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以及全球的文化，不论是古典还是新文化的关注——中国人是谦虚的——再加上中国今天的活跃——吸引国际的关注和参与，从而各种文化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一个文化丰富、错综复杂并有很多空间可能性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艺术在整体的发展中，必定有一部分更侧重与新的文化发展相呼应的或者带有一定反映性的艺术，而这一部分艺术一定是带有很强的实验性。
小狼：这次的实验艺术教育大会的研讨内容有“当代艺术视点与学院艺术教育之关系”、“实验艺术专业教学的学院定位”等话题，请问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您是如何看待实验艺术专业在中国学院教育中的定位呢？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其实秉承了一种态度，就是最严谨的基础训练和最活跃的思想。这两者是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校风性质的内容，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魅力所在。在今天的新艺术生态环境之中，在整个国家以及全球的当代化进程之中，学院一定是当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学院的问题和发展，不只是学院校园内的事情，它必然要和整个大的文化环境和艺术生态发生关系，这样学院才有真正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我的看法，学院的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为整个艺术生态环境、历史脉络、新文化生成元素保留艺术物种的作用。对于任何健康的艺术生态，不同品种和倾向的艺术在整个生态中都有自己的作用，任何种类的消亡，对整个艺术的生物链都是有害的。我总是觉得学院应该是学术的，带有核心方法性的、不拒绝任何有益文化营养的态度。我们应该有最传统的，最经典的东西，也要有最学术的，最人文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有最具实验性的，探索最前沿部分的以及鲜活的理论问题领域，这个时候学院才是一个丰富的、具有完整学术研讨空间的环境。
小狼：您也参与了此次文献展的作品筛选和讨论工作，听说展览作品选择是策展人方式，而不是学校联展方式，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策展方式？
徐冰：策展的方式是国际进入当代以来一个主要的方式。因为新的艺术越来越缺失把握和评判的标准。在过去，我们不了解西方当代艺术情况的时候，我们认为西方当代艺术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系统，长期参与和了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年轻，它有着很多没被涉及的空间。这个领域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做自身瓦解的工作，这与其本身的性质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了它的一种探讨性与试验性。由于这个领域是年轻的，也就缺乏真正权威的话语，最后它只能依靠策展人（被指认的专家）的方式来决定什么东西是他要选择的、是他所推崇和主张的。但是这种可把握性，实际上是非常局部和个人的，今天没有人能代表时代整体的倾向。
小狼：您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呢？
徐冰：当代艺术缺少共同的艺术价值标准和共同的倾向，这也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征。至于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同的，由于这个领域是年轻的，它与绘画、雕塑这些传统的经典领域的不同处就在于，那些领域发展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被大家共识的辨别标准，从它的技术体系到表达的方式，当然从来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发展，但是它的难度和对艺术家的挑战，就会变得更要劲儿。至于标准，我更看重艺术家是任何面对时代问题，而将其转化为新的、有效的艺术语言的能力，和实质的进展性。
小狼：您认为中国实验艺术教育大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对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意义与启示将会是什么呢？
徐冰：这是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过去很多的经验，都是以我们的角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在当代艺术领域也更多是个人参与的性质。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相对来说是有限的，由于中国的发展及其速度以及新的社会形态，什么东西都是处在聚焦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也很难把握和说清楚今天的中国是怎么回事，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更难以把握。今天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和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艺术是意识形态在一个地区最活跃的一群人的思维表征。西方人的兴趣，是希望通过这个，来了解中国的今天是怎么回事，中国思维最敏感的部分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刚刚开始，虽然他们开始注重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时难于进入深的层面，艺术细微的层面；中国今天的艺术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和历史之间关系是怎样的。这次实验艺术教育大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国际上在当代艺术领域有贡献并且活跃的“大腕”，很多人也是我过去在西方当代艺术活动中合作、接触过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而我院实验艺术系的成果和全国的经验，带有总结性的展现以及伴随展现提出来的问题，对于国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这部分艺术的进展和今天的中国是极其有益的。另外对于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工作放到国际大的格局之中来考虑。思维和思维之间的对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今天，任何的领域都不是一个局部的领域。
小狼：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老师！
徐冰：谢谢！
艺讯网记者：小狼
原文请见CAFA艺讯网：
发表于 2011-04-11 11:31:30阅读 872 次 评论 5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小狼：徐冰老师您好，今年4月28日中央美术学院即将召开中国学院实验艺术教育大会，邀请了国内外各大高等艺术院校与实验艺术专业相关的同仁与会，而您曾提到，在中国之外基本不用“实验艺术”的说法，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实验的逻辑中延展，请问您是如何定义“实验艺术”的？您又是如何看待85新潮美术运动后实验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呢？
徐冰：在国际范围内基本上不用“实验艺术”这一说法，因为造型艺术本身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它总是不断地试验，不断地创造的。但是音乐、电影有“实验音乐”和“实验电影”的说法，因为音乐和电影更加大众化，电影几乎是一个为了更多人的娱乐的艺术生产领域，所以有人做学术探索为目的电影，就叫做“实验电影”。
在中国，由于文化的演变过程与艺术进展的时空关系，长期以来与国际错位和上下文不对接的原因，造成了很多“说法”在中国有特殊的语境及语意，有特定的内容含义在里面。比如，“前卫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以及“多媒体”“新媒体”“新绘画”等的说法，有时是混乱的。因为这些词汇从西方引进，是针对西方艺术史中某一时段或一种倾向、概念；为研究方便所用的。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自己的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所以很多定义的借用，是附加了很多我们自身的内容，包括实验艺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使用，暂时是合适的，因为相对于我们整个艺术这一大盘的东西，确实有一部分东西是具有实验性的。我在一篇短文里也说了，中国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国度，它有更多的文化层面，以及丛生不定的新文化现象，加上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以及全球的文化，不论是古典还是新文化的关注——中国人是谦虚的——再加上中国今天的活跃——吸引国际的关注和参与，从而各种文化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一个文化丰富、错综复杂并有很多空间可能性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艺术在整体的发展中，必定有一部分更侧重与新的文化发展相呼应的或者带有一定反映性的艺术，而这一部分艺术一定是带有很强的实验性。
小狼：这次的实验艺术教育大会的研讨内容有“当代艺术视点与学院艺术教育之关系”、“实验艺术专业教学的学院定位”等话题，请问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您是如何看待实验艺术专业在中国学院教育中的定位呢？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其实秉承了一种态度，就是最严谨的基础训练和最活跃的思想。这两者是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校风性质的内容，这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魅力所在。在今天的新艺术生态环境之中，在整个国家以及全球的当代化进程之中，学院一定是当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学院的问题和发展，不只是学院校园内的事情，它必然要和整个大的文化环境和艺术生态发生关系，这样学院才有真正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我的看法，学院的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为整个艺术生态环境、历史脉络、新文化生成元素保留艺术物种的作用。对于任何健康的艺术生态，不同品种和倾向的艺术在整个生态中都有自己的作用，任何种类的消亡，对整个艺术的生物链都是有害的。我总是觉得学院应该是学术的，带有核心方法性的、不拒绝任何有益文化营养的态度。我们应该有最传统的，最经典的东西，也要有最学术的，最人文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有最具实验性的，探索最前沿部分的以及鲜活的理论问题领域，这个时候学院才是一个丰富的、具有完整学术研讨空间的环境。
小狼：您也参与了此次文献展的作品筛选和讨论工作，听说展览作品选择是策展人方式，而不是学校联展方式，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策展方式？
徐冰：策展的方式是国际进入当代以来一个主要的方式。因为新的艺术越来越缺失把握和评判的标准。在过去，我们不了解西方当代艺术情况的时候，我们认为西方当代艺术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系统，长期参与和了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年轻，它有着很多没被涉及的空间。这个领域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做自身瓦解的工作，这与其本身的性质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了它的一种探讨性与试验性。由于这个领域是年轻的，也就缺乏真正权威的话语，最后它只能依靠策展人（被指认的专家）的方式来决定什么东西是他要选择的、是他所推崇和主张的。但是这种可把握性，实际上是非常局部和个人的，今天没有人能代表时代整体的倾向。
小狼：您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呢？
徐冰：当代艺术缺少共同的艺术价值标准和共同的倾向，这也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征。至于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同的，由于这个领域是年轻的，它与绘画、雕塑这些传统的经典领域的不同处就在于，那些领域发展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被大家共识的辨别标准，从它的技术体系到表达的方式，当然从来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发展，但是它的难度和对艺术家的挑战，就会变得更要劲儿。至于标准，我更看重艺术家是任何面对时代问题，而将其转化为新的、有效的艺术语言的能力，和实质的进展性。
小狼：您认为中国实验艺术教育大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对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意义与启示将会是什么呢？
徐冰：这是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过去很多的经验，都是以我们的角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在当代艺术领域也更多是个人参与的性质。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相对来说是有限的，由于中国的发展及其速度以及新的社会形态，什么东西都是处在聚焦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也很难把握和说清楚今天的中国是怎么回事，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更难以把握。今天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和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艺术是意识形态在一个地区最活跃的一群人的思维表征。西方人的兴趣，是希望通过这个，来了解中国的今天是怎么回事，中国思维最敏感的部分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刚刚开始，虽然他们开始注重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一时难于进入深的层面，艺术细微的层面；中国今天的艺术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和历史之间关系是怎样的。这次实验艺术教育大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国际上在当代艺术领域有贡献并且活跃的“大腕”，很多人也是我过去在西方当代艺术活动中合作、接触过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而我院实验艺术系的成果和全国的经验，带有总结性的展现以及伴随展现提出来的问题，对于国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这部分艺术的进展和今天的中国是极其有益的。另外对于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工作放到国际大的格局之中来考虑。思维和思维之间的对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今天，任何的领域都不是一个局部的领域。
小狼：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老师！
徐冰：谢谢！
艺讯网记者：小狼
原文请见CAFA艺讯网：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发表于 2011-02-27 17:02:17 阅读 472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金融经济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2011年01月20日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通货膨胀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着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帐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权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
震惊：郎咸平曝光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惊人秘密
(2011-02-23 11:30:09)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原因），即也是美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中国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原因）。
向松祚：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全球“滞涨”？？
时间：2011-2-23
埃及一夜巨变，中东风起云涌，国际油价应声连破百元大关。如果利比亚、巴林乃至沙特出现类似埃及的政治变局，国际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则指日可待。须知埃及和中东动荡之导火线，乃是物价飙升、失业高企、极端贫困、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尤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产品价格急剧上涨让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冻馁之虞，蓄积已久的所有愤慨则象火山一样喷发，任何力量都难以阻碍本能的愤怒和反抗。
然而，政局动荡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反而会严重加剧地区和全球通胀局势。埃及控制着全球石油主要运输枢纽苏伊士运河，每天至少有100万桶石油从那里通过。沙特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亚则是北非石油大国。难怪面对中东局势的波诡云谲，许多国际媒体发出异常悲观的论调：全球经济将迎来凄风苦雨的日子，甚至有可能重演1973—74年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的惨淡历史。1973-74年，阿以战争爆发，欧佩克宣布石油禁运以遏制西方，原油价格瞬间飙升4倍，随之而来的则是多年的高速通胀和经济衰退，“滞涨”一词很快成为经济学家喻户晓的术语，却绝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名词。还有许多媒体提醒人们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4次大衰退，每一次发生之前都是石油价格暴涨。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至少短期内难以恢复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之增长速度为2-3%，新型市场经济体之增速则为5—6%，此类预测难以完全当真，它们基于许多假设，主要假设就是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不能发生异常暴涨。假若真的出现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滞涨）的可能性就相当高。所以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观察》报告就大声警告说：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它不仅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甚至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平均上涨了29%，已经接近此前粮食危机的价格涨幅峰值，全球至少有4400万人口因粮食价格暴涨而陷入极端贫困。毫无疑问，对于全球许多国家而言，2011年的头号任务就是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
火上浇油的是，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却缺乏基本的协调和配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依然快速上升，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为财政赤字融资。本月18-20号在巴黎举行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词夺理、拼命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看来今年6月之后，美联储启动第三波量化宽松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洪水”的泛滥速度远远超过1970年代美国释放货币的速度，连美国老资格的货币理论家、三卷本《美联储史》的作者阿伦．梅泽都惊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联储历史上的一切规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价创造货币！
货币洪水泛滥刺激投机炒作空前繁荣，推动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它们反过来推动所有物价和生产成本一齐上涨。全球经济似乎真的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两高一低”时代：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涨幅惊人：棉花涨92%；咖啡涨77%；玉米涨52%；钯金涨80%；白银涨100%；镍和铜涨30%多。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预测：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都将高于2010年。
防止通胀恶化已经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物价水平受国际市场影响之程度越来越大。原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小麦、大豆、钾肥、工业金属等许多产品之进口规模与日俱增，美联储量化宽松所刺激的热钱滚滚流入中国市场。既要控制国内货币和信用的过度扩张，又要抵抗输入性通胀力量的猛烈攻击，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水平。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深入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货币金融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战略和策略。
短期的战略和策略必须坚持如下基本方针：（1）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本政策方针，绝对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即使采取有管理浮动，也应该实施有管理的双向浮动，消除单边升值预期。（2）继续采取多种措施（譬如差别准备金率），强化对热钱的监管，防止热钱大规模进入国内资产市场。（3）继续采取上调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规模等一系列措施，坚决遏制住国内通胀恶化的局面。（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以此促进企业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尽量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则是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增强我国对国际货币、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发表于 2011-02-27 17:02:17 阅读 472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金融经济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2011年01月20日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通货膨胀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着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帐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权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
震惊：郎咸平曝光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惊人秘密
(2011-02-23 11:30:09)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原因），即也是美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中国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原因）。
向松祚：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全球“滞涨”？？
时间：2011-2-23
埃及一夜巨变，中东风起云涌，国际油价应声连破百元大关。如果利比亚、巴林乃至沙特出现类似埃及的政治变局，国际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则指日可待。须知埃及和中东动荡之导火线，乃是物价飙升、失业高企、极端贫困、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尤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产品价格急剧上涨让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冻馁之虞，蓄积已久的所有愤慨则象火山一样喷发，任何力量都难以阻碍本能的愤怒和反抗。
然而，政局动荡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反而会严重加剧地区和全球通胀局势。埃及控制着全球石油主要运输枢纽苏伊士运河，每天至少有100万桶石油从那里通过。沙特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亚则是北非石油大国。难怪面对中东局势的波诡云谲，许多国际媒体发出异常悲观的论调：全球经济将迎来凄风苦雨的日子，甚至有可能重演1973—74年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的惨淡历史。1973-74年，阿以战争爆发，欧佩克宣布石油禁运以遏制西方，原油价格瞬间飙升4倍，随之而来的则是多年的高速通胀和经济衰退，“滞涨”一词很快成为经济学家喻户晓的术语，却绝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名词。还有许多媒体提醒人们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4次大衰退，每一次发生之前都是石油价格暴涨。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至少短期内难以恢复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之增长速度为2-3%，新型市场经济体之增速则为5—6%，此类预测难以完全当真，它们基于许多假设，主要假设就是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不能发生异常暴涨。假若真的出现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滞涨）的可能性就相当高。所以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观察》报告就大声警告说：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它不仅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甚至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平均上涨了29%，已经接近此前粮食危机的价格涨幅峰值，全球至少有4400万人口因粮食价格暴涨而陷入极端贫困。毫无疑问，对于全球许多国家而言，2011年的头号任务就是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
火上浇油的是，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却缺乏基本的协调和配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依然快速上升，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为财政赤字融资。本月18-20号在巴黎举行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词夺理、拼命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看来今年6月之后，美联储启动第三波量化宽松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洪水”的泛滥速度远远超过1970年代美国释放货币的速度，连美国老资格的货币理论家、三卷本《美联储史》的作者阿伦．梅泽都惊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联储历史上的一切规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价创造货币！
货币洪水泛滥刺激投机炒作空前繁荣，推动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它们反过来推动所有物价和生产成本一齐上涨。全球经济似乎真的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两高一低”时代：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涨幅惊人：棉花涨92%；咖啡涨77%；玉米涨52%；钯金涨80%；白银涨100%；镍和铜涨30%多。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预测：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都将高于2010年。
防止通胀恶化已经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物价水平受国际市场影响之程度越来越大。原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小麦、大豆、钾肥、工业金属等许多产品之进口规模与日俱增，美联储量化宽松所刺激的热钱滚滚流入中国市场。既要控制国内货币和信用的过度扩张，又要抵抗输入性通胀力量的猛烈攻击，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水平。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深入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货币金融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战略和策略。
短期的战略和策略必须坚持如下基本方针：（1）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本政策方针，绝对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即使采取有管理浮动，也应该实施有管理的双向浮动，消除单边升值预期。（2）继续采取多种措施（譬如差别准备金率），强化对热钱的监管，防止热钱大规模进入国内资产市场。（3）继续采取上调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规模等一系列措施，坚决遏制住国内通胀恶化的局面。（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以此促进企业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尽量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则是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增强我国对国际货币、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发表于 2011-02-27 17:02:17 阅读 472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金融经济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2011年01月20日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通货膨胀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着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帐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权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
震惊：郎咸平曝光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惊人秘密
(2011-02-23 11:30:09)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原因），即也是美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中国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原因）。
向松祚：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全球“滞涨”？？
时间：2011-2-23
埃及一夜巨变，中东风起云涌，国际油价应声连破百元大关。如果利比亚、巴林乃至沙特出现类似埃及的政治变局，国际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则指日可待。须知埃及和中东动荡之导火线，乃是物价飙升、失业高企、极端贫困、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尤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产品价格急剧上涨让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冻馁之虞，蓄积已久的所有愤慨则象火山一样喷发，任何力量都难以阻碍本能的愤怒和反抗。
然而，政局动荡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反而会严重加剧地区和全球通胀局势。埃及控制着全球石油主要运输枢纽苏伊士运河，每天至少有100万桶石油从那里通过。沙特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亚则是北非石油大国。难怪面对中东局势的波诡云谲，许多国际媒体发出异常悲观的论调：全球经济将迎来凄风苦雨的日子，甚至有可能重演1973—74年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的惨淡历史。1973-74年，阿以战争爆发，欧佩克宣布石油禁运以遏制西方，原油价格瞬间飙升4倍，随之而来的则是多年的高速通胀和经济衰退，“滞涨”一词很快成为经济学家喻户晓的术语，却绝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名词。还有许多媒体提醒人们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4次大衰退，每一次发生之前都是石油价格暴涨。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至少短期内难以恢复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之增长速度为2-3%，新型市场经济体之增速则为5—6%，此类预测难以完全当真，它们基于许多假设，主要假设就是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不能发生异常暴涨。假若真的出现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滞涨）的可能性就相当高。所以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观察》报告就大声警告说：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它不仅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甚至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平均上涨了29%，已经接近此前粮食危机的价格涨幅峰值，全球至少有4400万人口因粮食价格暴涨而陷入极端贫困。毫无疑问，对于全球许多国家而言，2011年的头号任务就是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
火上浇油的是，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却缺乏基本的协调和配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依然快速上升，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为财政赤字融资。本月18-20号在巴黎举行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词夺理、拼命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看来今年6月之后，美联储启动第三波量化宽松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洪水”的泛滥速度远远超过1970年代美国释放货币的速度，连美国老资格的货币理论家、三卷本《美联储史》的作者阿伦．梅泽都惊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联储历史上的一切规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价创造货币！
货币洪水泛滥刺激投机炒作空前繁荣，推动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它们反过来推动所有物价和生产成本一齐上涨。全球经济似乎真的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两高一低”时代：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涨幅惊人：棉花涨92%；咖啡涨77%；玉米涨52%；钯金涨80%；白银涨100%；镍和铜涨30%多。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预测：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都将高于2010年。
防止通胀恶化已经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物价水平受国际市场影响之程度越来越大。原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小麦、大豆、钾肥、工业金属等许多产品之进口规模与日俱增，美联储量化宽松所刺激的热钱滚滚流入中国市场。既要控制国内货币和信用的过度扩张，又要抵抗输入性通胀力量的猛烈攻击，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水平。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深入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货币金融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战略和策略。
短期的战略和策略必须坚持如下基本方针：（1）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本政策方针，绝对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即使采取有管理浮动，也应该实施有管理的双向浮动，消除单边升值预期。（2）继续采取多种措施（譬如差别准备金率），强化对热钱的监管，防止热钱大规模进入国内资产市场。（3）继续采取上调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规模等一系列措施，坚决遏制住国内通胀恶化的局面。（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以此促进企业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尽量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则是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增强我国对国际货币、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发表于 2011-02-27 17:02:17 阅读 472 次 评论 0 条 所属文章分类: 金融经济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2011年01月20日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通货膨胀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着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帐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权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
震惊：郎咸平曝光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惊人秘密
(2011-02-23 11:30:09)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原因），即也是美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中国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原因）。
向松祚：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全球“滞涨”？？
时间：2011-2-23
埃及一夜巨变，中东风起云涌，国际油价应声连破百元大关。如果利比亚、巴林乃至沙特出现类似埃及的政治变局，国际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乃至200美元则指日可待。须知埃及和中东动荡之导火线，乃是物价飙升、失业高企、极端贫困、财富收入两极分化，尤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产品价格急剧上涨让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普通百姓一有冻馁之虞，蓄积已久的所有愤慨则象火山一样喷发，任何力量都难以阻碍本能的愤怒和反抗。
然而，政局动荡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反而会严重加剧地区和全球通胀局势。埃及控制着全球石油主要运输枢纽苏伊士运河，每天至少有100万桶石油从那里通过。沙特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利比亚则是北非石油大国。难怪面对中东局势的波诡云谲，许多国际媒体发出异常悲观的论调：全球经济将迎来凄风苦雨的日子，甚至有可能重演1973—74年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的惨淡历史。1973-74年，阿以战争爆发，欧佩克宣布石油禁运以遏制西方，原油价格瞬间飙升4倍，随之而来的则是多年的高速通胀和经济衰退，“滞涨”一词很快成为经济学家喻户晓的术语，却绝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名词。还有许多媒体提醒人们注意：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4次大衰退，每一次发生之前都是石油价格暴涨。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至少短期内难以恢复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之增长速度为2-3%，新型市场经济体之增速则为5—6%，此类预测难以完全当真，它们基于许多假设，主要假设就是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不能发生异常暴涨。假若真的出现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滞涨）的可能性就相当高。所以世界银行的《食品价格观察》报告就大声警告说：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它不仅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甚至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平均上涨了29%，已经接近此前粮食危机的价格涨幅峰值，全球至少有4400万人口因粮食价格暴涨而陷入极端贫困。毫无疑问，对于全球许多国家而言，2011年的头号任务就是未雨绸缪，防止出现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
火上浇油的是，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却缺乏基本的协调和配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货币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依然快速上升，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为财政赤字融资。本月18-20号在巴黎举行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词夺理、拼命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看来今年6月之后，美联储启动第三波量化宽松势在必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洪水”的泛滥速度远远超过1970年代美国释放货币的速度，连美国老资格的货币理论家、三卷本《美联储史》的作者阿伦．梅泽都惊呼：伯南克打破了美联储历史上的一切规矩和禁忌，不惜一切代价创造货币！
货币洪水泛滥刺激投机炒作空前繁荣，推动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它们反过来推动所有物价和生产成本一齐上涨。全球经济似乎真的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两高一低”时代：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涨幅惊人：棉花涨92%；咖啡涨77%；玉米涨52%；钯金涨80%；白银涨100%；镍和铜涨30%多。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预测：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幅都将高于2010年。
防止通胀恶化已经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物价水平受国际市场影响之程度越来越大。原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小麦、大豆、钾肥、工业金属等许多产品之进口规模与日俱增，美联储量化宽松所刺激的热钱滚滚流入中国市场。既要控制国内货币和信用的过度扩张，又要抵抗输入性通胀力量的猛烈攻击，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需要非常高超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水平。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深入思考新形势下我国的货币金融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战略和策略。
短期的战略和策略必须坚持如下基本方针：（1）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本政策方针，绝对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更不能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即使采取有管理浮动，也应该实施有管理的双向浮动，消除单边升值预期。（2）继续采取多种措施（譬如差别准备金率），强化对热钱的监管，防止热钱大规模进入国内资产市场。（3）继续采取上调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规模等一系列措施，坚决遏制住国内通胀恶化的局面。（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以此促进企业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尽量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则是积极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增强我国对国际货币、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发表于 2011-03-30 18:19:04 阅读 430 次 评论 1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转帖者按：本文是张文木教授于2007年5月20日在东莞图书馆所作的主题讲座，经作者本人审校后的录音整理稿。
[作者简介]：张文木，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等。
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提要]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最早走拉美模式的。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国内外资本的利益，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道路。当时人们认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是蒋家王朝体制不行。确实是这样的，它所保护的**都是剥削**。当时***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的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是亚洲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试验国，蒋介石建立的**属于对外资讨好，对内工农高额剥夺的拉美式**。结果，中国发展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越发展工农破产越厉害，因“发展”而衰退，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垮台的真实原因。所以说，那时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则是火上浇油。
国共分裂迫使***和最基层的农民结合，这反使***获得远比国民党深厚的成长基础。20年代初，***本无意挑战国民党，只是想跟着国民党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后再实现社会主义。***那时候也特别书生气，***早期的领导人多是做学问出身的，多数没见过流血，一见血就犯晕。陈独秀等都整天忙着到处谈判。蒋介石“四·一二”杀戒一开，***才清醒过来，才知道政治是带血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带刀子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后就上了井冈山，决心抓武装，说这个世界是枪杆子打出来，在这方面蒋介石是***的先生。
进山以后毛泽东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给农民喊口号，还给农民送土地！他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于是不愿失地的农民愿意跟***打天下。后来，***走到哪里，就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为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
如果我们将同期的印度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更应当感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能明白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鲁当了总理后，温文尔雅，他拒绝社会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进入一个新世界，结果是，即使到现在印度的发展也为庞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差，铁路、公路等设施非常陈旧，因为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到处是大地主，而农民多被高利贷所困扰，农民没有投资能力，农业没有发展的潜力，国家的发展也就因此没有动力。中国1952年土改成功后，就将印度抛在后面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再次落伍于中国。印度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它从1950年至2003年的外贸只有两年的几亿卢比的顺差，其经济对外形成绝对依赖型关系。现在有人说印度是软件大国，实际上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电子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战略电子产业出口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每年分别只有1亿卢比的收益。
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这对刚起步的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国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统一的国家。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更遑论今天的青藏铁路，仍会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不清还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战略能力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中国在世界上曾拥有中世纪文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在1700年的时候，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占23.1%，日本占4.5%，欧洲占23.3%，美国就是0。到了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2.4%，日本为3%，欧洲为26.6%。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中也是最快的，中国为0.85%，欧洲为0.68%，日本最低为0.21%。这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厄运接踵而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日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到19世纪末，中国人从欧洲启蒙学者学习的样板，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
当时欧洲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布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即“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国内两极分化，并由此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这些国家必须对于国内的穷人这部分有所弥补。但国家既要保证资本的效率，又要保证公平，那钱从哪来呢？就只有从外面抢。先从非洲抢，再从拉丁美洲抢：把拉丁美洲的黄金和非洲的黑奴以极残酷的方式抢来后再拿去卖。这还不够，1840年它就来到东方。当时我们文明程度不低，文化也发达，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欧洲启蒙学者的书，还有黑格尔的书，他们对中国的制度可是推崇备至，可中国还是被他的学生欧洲人和日本人打败了。1857年，英国又占领印度。中国和印度当时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却都被西方打败了的地方，战败后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就流向西欧。
此后，世界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后，欧洲工人阶级一下子贵族化了，也步入“文明人”行列了，社会上的密谋**减少了直至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也修正主义化出现了伯恩斯坦了……这些现象的出现完全是通过掠夺东方而使欧洲中产阶级队伍扩张的结果。西方世界那边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东方世界却一天天坏下去。是我们不讲道义吗？不是的，当时八国联军进京时与土匪没有两样。那怎么他就能打赢我们？
有人说，中国那时天朝制度落后，但制度落后是否就该受侵略呢？英国现在还是女皇体制，日本还有天皇体制，那怎么就没有见别国如此大规模地侵略它们呢？话说起来也简单：国际政治是不太讲究什么斯文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古皆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一个打着领带坐在那儿，拥有一票否决权。凭什么，就凭各国后面戳着一颗原子弹而不是“娃哈哈”，原子弹才是真家伙。
到189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垮到底。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差，但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太差。全国上下，莫谈国事，京城人不讲政治，只讲养生。结果就那区区几只英国船跑到中国来，就把“老佛爷”吓成那样子。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老佛爷”吓得跑到西安去了。那时的大清朝挺“胖”，但不能打仗。为什么呢？长期没有厮杀的对象，就跟现在人工养的东北虎一样，见了羊也害怕。正可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国防是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牵引力，国防无目标，国家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块肥肉吸引了好多西方豺狼。189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13.2%了，欧洲却上升到40.3%，这个40.3%是从类似鸦片战争的大炮中来的，是从当时西方人的国家战略能力里面来的，并不主要是所谓“勤劳致富”来的。1890年时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2.5%，但四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国打败了，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当时日本国力其实很虚弱，打甲午战争日本人叫“赌国运”，其战争费用一半是借来的，结果他打赢了，把中国的台湾割走了。紧接着日本在1905年再赌国运，打败了俄国，于是整个东北亚都在日本手里，财富就围着日本转了。财富永远是随强者走的，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第一代贵族多是土匪出身。日本打赢中国俄国后，占领朝鲜，还把中国东北、台湾拿走，东北做它重工业的基地，在华北建立亲日的轻工业。中国江南本来是中国民族轻工业发达的地方，全部都被日本的暴力打垮了，日本不允许你中国有民族经济，只能经商，而商业对一国的国民经济起不了根本的作用。日本只想让中国作日本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垮下来了，整个财富就被日本拿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混战给世界一个机会，美国利用这场战争大买军火，双面下注并大获其利；中国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回欧洲打仗而在危机中获得喘息机会，此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崛起并在工农阶级的支持下获得北伐的胜利。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帐规则的结果。记账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是因为在人家的记帐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动粗。
三、世界基本矛盾与大国博弈
本来世界财富集中在东方，西方也整个依附于东方。在工业全球化之前还有一种“农业全球化”。当时世界上有农业、手工业、渔业、牧业等等，但只有农业生产方式可以保持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大国地位。原因很简单，有耕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劳动力，有劳动力就有税赋和兵源，有税赋就能强国，有兵源就有更多的耕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孝文帝改革，以及蒙古人、女真人努尔哈赤等，在征服新地领土后都最终从拒绝到迅速采用农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崛起为强国。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业国。
世界历史到了近代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工业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农业全球化时期的稀缺资源是耕地，工业出现之后，土地在贬值，工业品在升值，国家间对土地的争夺转变为市场的争夺，于是战争基本上围绕着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市场，并且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打，都打东方市场，打完了以后市场的归属就确定了，市场确定，财富分配规则也就确定了。近代世界财富以资源、资本、市场而不是再以耕地来体现，与此相应，近代军事上理论便由制陆权向制海权倾斜。从控制陆地到控制大海是军事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正如我们治病，治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吃药，一种是打吊瓶。打吊瓶解决问题最快，打吊瓶就是制海权，就是海军。制陆权就像是吃药，要转来转去，最后才通过血液转入病区。而航海是没有国界的，是公海，占有公海就是占有世界的“血管”，控制住血液，就控制了全身。这个时期英国占主导地位，其国家力量的增长依托于大海和海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亚洲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国家几乎是整体性转入市场经济。这时“孩子”都长大了，都能“吃饭”了，能干活了。能干活的人“饭量”即对资源的需求也大。现在亚洲给世界提供了这么多产品和巨大的市场，但带来的问题是亚洲的资源不够用了，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我们要仔细读，那是狼对羊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勤劳能干，这是表扬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中国人在勒紧裤带、吃自家的饭给外人干活。当中国人自家没有“粮食”，向西方人要点“饭”吃时，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我们现在搞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有一个矛盾，我们要求西部开发采取环保方式。环保的生活方式类似动物吃草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的身体还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贮存，吃草也就行了，那时环保没有有问题；后来快速发展，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转化为吃肉即需要石油、天然气了。使用石油、天然气又破坏了环保。于是现在又要求改为吃草，这肯定是不行的。西方环保搞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有不尽的外来石油供应，有第三世界的矿产、森林供其挥霍。把别国的资源拿回来给自己用，自己环保、速度不变；用别人的材料给自家盖房，哪有环境不好的道理。我们现在生产，材料是用自己的，却还要求环保，这样就很为难了。到现在，我们开发东部几乎用尽了全国的资源，西部再大开发，这真是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来那么多资源啊。现在环境问题已是“天塌地陷”，有的地方天上下的是酸雨，地面也陷下去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干活的人到哪吃饭？中国人现在是在饿着肚子干活。美国人也听到你肚子咕咕叫，知道你饿了，但你还说我会“和平崛起”，美国人压根不信。
你看，美国人是怎么生活的。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数字：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7% ，美国却消耗世界石油的 40%，天然气的 36%、铝的46%、锡的25%、铜的23%、铁矿石22%；美国每年的消费比其产出多出7000亿美元；美国出口增长的70%靠穷国；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每天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入25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其以GDP衡量，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首次超过制造业。美国一家杂志把美国称为“一个收取贡税的食利国家”。2005年，美国军费预算超大型过除它自己之外世界所有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是俄罗斯的6倍，中国的18倍。 可见,美国是吃世界长大的。现在你说我中国崛起不靠世界资源，它不相信。现在，历史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给世界干活，给许多国家提供了那么多“红利”，那我们就有权利分享世界的资源。干活吃饭，天下同理。
现在不算俄罗斯，原来的北方七国集团本质是资源共享的国家联盟，它们之间可以共享由他们实际掌控着的世界资源，其他的国家都被排斥在外。而这七个国家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都是挥着拳头进去的。如果中国想唱着歌和平长入，那即使进去后也昂不起头、挺不起胸。孩子长大了都得摔几次跤，打几次架，不然他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也是这样。
四、国际规则本质上是强力博弈的结果
资源稀缺是战争的根源。大家看世界地图，哪些地方边界最曲折呢？是资源丰富的地方。那里每一个拐点都流过血。边界最直的地方是没有资源的地方，沙漠地带国界直，因而没人争。
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暴力的世界，大国兴衰多是暴力博弈的结果；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其实多是胜利者的标准，以强者为美。现在人造美女的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整得白白的。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中国崛起后，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就会向中国参照系偏斜。中国人鼻子扁，那他们也会做手术将高鼻梁砸低，将双眼皮划拉成单眼皮，大眼睛缝成细眯眼。现在我们到广州来，都学广州话，因为广州富裕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都搞政治运动，什么时候学过广州话呢？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的国家富强。语言是身份的表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为什么有法语呢？因为法国人征服过它。
规则源于暴力，而西方人不告诉你这本质的东西，相反他们制造了一个民主光环掩盖这个本质。戈尔巴乔被西方人忽悠得走火入魔，也大搞西式民主，结果是民主的“领带”还没系好，苏联就一下子垮了，西方人紧接着又踹了它一脚。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他下台的时候向俄罗斯人民道歉，说对不起。叶利钦确是对不起俄国人，他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误：他把自己的国家都解体了，让俄国人民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但他有个好处，他认错了，他及时推出俄罗斯的领袖普京，把俄国的颓势扭转了过来，这是人们还怀念叶利钦的地方，他能够知错改错，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此后俄罗斯不是更“民主”了，而是国家意识更强了，更重视国家战略能力而非“民主发展水平”的提高。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到中国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唱歌跳舞，而是直奔少林寺。他告诉世界一个信号，世界得靠扳手腕！
我们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伊拉克和朝鲜。论穷富，萨达姆算总算富了吧，萨达姆有点像戈尔巴乔夫，不懂政治又好做秀，以至临死还不忘尽其所能扮秀态。萨达姆对伊朗和科威特是“横眉冷对”，可对美国却是“俯首听命”。美国让他叫交枪就交枪，很像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说没有，不信你看，他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光，直脱到裸体，美国人一看真的没有后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后来解释说，尽管在伊拉克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要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收拾你。萨达姆实际上是背叛了自己的战友。他的战友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但萨达姆把他们出卖了，这点很像出卖梁山兄弟们的宋江。梁山被“满门抄斩”后，宋江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国后，美国人就把萨达姆从地洞里面抓出来，再放在监狱里面让他学美式法律，最后还是被吊死了。死前萨达姆仍不忘秀态，很像阿Q：妈妈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还有一个穷国，它没有伊拉克富，那就是朝鲜；它有一个领导人，也没有萨达姆那么有钱，他就是金正日。美国也说金正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干脆进行核实验，明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反说它无意打击北朝鲜，还给金正日不少钱花。这就是美国，它只认打不败的汉子，因为美国就是与欧洲英法战斗出来的。英国人懂这个，美国人也懂这个，文明不是靠西服领带，而是靠枪杆子干出来的。所以说，国际政治其实是很俗的事，政治讲的是很具体的利益。
金正日的核实验对中国和东亚并非全是不利。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其特点呈“螃蟹”状。东北有朝鲜给我们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给我们挡着，唇亡齿寒。因此，这两个臂膀必须硬。朝鲜核武器首先对日本有威胁， 9月9日朝鲜核实验，9月11日日本地震。我注意到巴基斯坦核实验后，阿富汗就地震了，后来日本又地震了。朝鲜核实验，影响最直接的是日本。日本战略呈鳄鱼状，首部向南，台湾为前冲，琉球群岛是颈椎，日本岛是身子，千岛群岛是它的尾巴。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极脆弱，北方四岛是俄罗斯踩着的，它只有一个身子，颈椎被美国掐着，中国台湾现在尽管还不在大陆手里，理论上也不是日本的。日本想要，但是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朝鲜的核力量，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提高，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能力也在提高。普京现在铁腕治国，强力发展海军，恢复过去的核武器建设。俄罗斯大使馆曾有一位工作人员被害，普京就下令克格勃追杀，有点像犹太人追杀希特勒余孽的味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中国在十六大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理论完全是个崭新的理论。***提出，要用全球战略眼光来看待世界问题和国内问题，这是全球战略视野，我们不仅要胸怀祖国，也要胸怀世界，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要里外互动。我们也要走向世界，因为世界上有不少中国公民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们未来的军人看世界应该多看看世界地图了，得看巴拿马海峡、红海、马六甲海峡、中东，得这么看问题，把国际问题处理好，国内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西方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今天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已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正如孩子出省上大学，母亲就关心孩子所在省的天气预报一样，我们的商人走到外面，我们就得关注世界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商人在外面赚钱了，但是保不住。曾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商人在外面一人一年要损失许多钱。原因在哪呢？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外面，有的中国商人受当地人欺负，我们海军也过不去。印尼事件中，你放两艘航母看看，干嘛来了？接我“闺女”回家。闺女挨打，都是娘家不行。我们的经济利益早已与海外形成紧密的联系，但当中国人在国外挣钱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人家就不那么客气了，有可能还要动刀子。至于借口，何患无辞，都不用国家出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战略能力还包含世界治理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认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变化更大的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海外工作人员了。*****出国重视海外华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如果有人出事，外交部必须尽快赶到。这是因为在海外的中国人是开拓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前锋，中国经济的一半几乎要靠海外拉动。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海外工作人员的生命光靠外交使馆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办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已能感受到了未来中国的蓝图。到我们孩子、孙子那一代，中国就大进步了。
我们看看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包括肌肉和神经，如将神经比作文化团体，肌肉比作我们的商人，如骨头跟不上就不行。世界就是这样，有硬家伙的动物才能存活下来，地面上没有多少软体动物，软体动物多像泥鳅一样钻到土和水里去。中国是大国，钻不下去。小国能钻，可我们钻不了。大国就有大国的特点，它不能软，但也不能过度扩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不能靠“账房”来解决发财问题，更不能靠“票房”解决台海问题。要靠国家战略，要靠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选票是小账，如靠选票就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还要军队、警察、监狱干什么？我们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中国并不只有大红灯笼红裙子，中国还有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建立平等待我的国际规则，仅靠嘴皮子是拿不下来的。
2006年12月27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听到这个消息，我体会到了杜甫先生“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心情。我们的海军正在崛起，我认为还要快速崛起。海军的任务太重了，东海问题本质上是海军问题，***敢在台湾叫嚣，要搞所谓的“法理台独”，就是因为我们的海军过不去。你看毛泽东怎么解决北平问题，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完了，傅作义除了投降你还能干什么？“怀柔”政策，对台独分子就应当是放在中国海军的“怀里”使劲揉的政策，一直揉到他们交械为止。台独分子嚣张，如我们的海军能到台湾以东转一转，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主张台湾和当年的“北平”一样，其所有的经济成果都要尽可能完整平顺回归祖国。为此应借鉴毛泽东的“北平方式”，从地区格局入手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贵在谋势。势，局势也。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东海者则不足谋台海。
六、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要有一定的张力
西柏坡精神告诉我们要艰苦奋斗，告诉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要团结。我前几天到石家庄看赵州桥，我是带着朝拜的心情去的。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是个匠人，但他是有功之人。有功劳的人就得拜，“超女”不能拜。一个民族不能靠“超女”崛起，盛世并不因“超女”而出现。杨贵妃就是个大“超女”，结果把李隆基弄到四川去了，安史之乱就出来了。但是，歌还是要唱的，在今天尤其要多唱“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要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的队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应该有这个气度，别老是一天到晚总是爱啊爱。要知道，真爱情历来都只给英雄，而不会给无病呻吟的人。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的力量就会被人欺负。艺术也是这样。你看汉代的艺术，一块巨石，简单几个线条，浑然一体，大气磅礴，象征那个时代向上的劲头。看看清朝是什么艺术，龙的睫毛都刻出来了，艺术到此，艺术也就死亡了。艺术永远要有大气、要有血气，要有腥气，要有原始野气。你看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体里面透露着中华民族从北到南大迁移中的那种张势。宋、明末期多秀才，诗词多婉约，弄那些不着边的东西，结果国家就被打败了。有几个武人，像岳飞、辛弃疾这样的人，也是无力回天。辛弃疾是军人，不幸却成了词人，好好一个军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词，尽管词风蒙迈，心却很悲凉。
历史上的大悲剧总会造就大思想。宋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意识发生了大的变化，不空谈理学了，文人也有社会责任感了。从宋明理学王阳明开始，之后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都带兵打仗。后来就出现了英雄辈出的时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他们都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结果。
国家战略能力的成长有一个与财富增长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财富多了，能力下降。富不过三代，为什么？能力下去了。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提高与中国近代经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跌到底谷，但天不亡我，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这地方为什么老打世界大战，因为那是个破碎型的地带，力量对等的国家密密地挤在一起，战争不多才是怪事。我们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国家多，似乎是合力大。其实不对。因为合力是辩证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真正有力量的国家是拥有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欧洲的破碎型地缘政治特征，给许多其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提供了机遇。欧洲也有统一的时候，那是古代罗马和查理曼帝国的时候。但是匈奴人打过去后欧洲整体性被摧毁了。说到这，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本来匈奴人往我们这儿走，但汉武帝全力以赴，把匈奴人赶到西边去了。
英美国家的友谊规则是：好朋友，明算账。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出兵打日本，就像是商人谈生意。斯大林说你要我出兵可以，你得给我点什么。罗斯福答应了苏联战后拥有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中国大连旅顺的驻兵权等等条件了，斯大林就出兵了。斯大林打完德国，就开火车把德国的矿产、机器全部拉回去，根本不讲“之乎者也”。太平洋战争中，罗斯福帮英国时也从丘吉尔口袋里掏出太平洋上的十几个岛屿，租期与香港一样也是99年。英美国家办事一点也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见兔子不撒鹰。
英国治理世界有一套经验，面对与其作对的大国，就把它肢解；如果肢解不了，就给它培养个对手，让这个对手在另一处受到牵制并削弱英国的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英国能够称霸世界，就是因为西班牙、德国、法国等相互牵制，老打仗。拿破仑是一个地缘政治高手，他明白这一招，如果要打败英国，得给英国培养个敌人，这就是美国。1803年他把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美国一夜之间成了大国。此后，俄国又和英国打仗，俄国被打败了，于是就怀恨在心，要报复英国。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坚决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结束后俄国还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后来美国就发大了。19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迅速发展海军。1898年，在这一年之内，美国人拿下了夏威夷、古巴、关岛、菲律宾。一年拿了四个地方。当时欧洲也有“美国威胁”论，能“威胁”欧洲可不是一般的国家，结果是美国在骂声中崛起了。现在美国又说“中国威胁”论，这就对了，能威胁美国的也不是一般国家。中国也要在骂声中成长站起来。
今后我们也要学会老英国的那几招，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既是好朋友，也要明算账。谁叫你让我与国际接轨，接了“鬼”，那咱们就“与鬼共舞”！
七、积极准备，迎接挑战
我们比较世界上三个地缘政治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谁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好呢？当然是中国。欧洲刚才也说过了，我将它比作“踝骨粉碎性骨折”：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被一分为三，从此内斗不止。这好比人少年时期就摔了一跤，跑不远。印度，盆骨粉碎性骨折，根本没戏。他们的民族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人民因穷人太多，是由政府养着的。穷人太多的国家，犹如一个人下半身瘫痪，上身再健康也站不起来。中国的地缘政治有很大的优势，形如螃蟹状，两边有臂膀护着，一边是朝鲜半岛，一边是印支半岛，这使我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避免了与美国直接作战。如果我们把台湾收回来，那就更不得了。
毛泽东是大手笔，他看问题从战略出发，不算小账。刚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埋头搞国民经济建设才是正事。但毛泽东不这样，他是从全局看问题的。
1948年的时候，国共有分裂趋势。当时美国的马歇尔先生劝蒋介石：别过江北，斯大林劝毛泽东：别过江南。可蒋介石不答应马歇尔，毛泽东也不答应斯大林。蒋介石尽管失败了，但他也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文化，大一统文化，宁败也不分裂。当时**党内没有人敢抗斯大林的话，但毛泽东敢。斯大林当时把东北留给中国***的军队，条件是要求毛泽东将战略重点移到江北。这里头就包含着中国有南北朝的危险。但东北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拒绝斯大林的阻拦，一气打过江南。此后中国基本归于一统。
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脚步。1948年，国共在打仗，美国已经准备插手西藏。到了1949年10月，我们建国，尼赫鲁也有耍小脑筋，想打西藏的小算盘。毛泽东本来想把西藏放一放，毛泽东年底去苏联前，决定要趁热打铁，出兵西藏。那一代领导人明白，主权抓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小平发电报，要求赶快出兵西藏。西南、西北从此平定。印度那边喊喊也就不喊了。1950年上半年我们把西藏拿下了，下半年抗美援朝。1953年朝战胜利后，苏联战后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雅尔塔红利”也不得不吐了出来，并不打折扣地归还中国。一个大国没有战略纵深是不行的。现在东北、西南两边都有我们的国防工业：东北是蛟龙在渊，是我们装备海军的地方；西南是飞龙上天，航天工业的基地，然后东南对着台独分子。你看这是什么架势。
1964年咱们有了原子弹。听说有一位国民党将军在南非乘公共汽车，按规矩公交车上有色人种必须坐在后面。中国核试验成功当天，售票员告诉他今后他可以坐在前面了。问其故？售票员回答说：你们中国是有核国家，有原子弹的国家是大国。这位先生泪流满面，从此心向新中国。
中国曾在整个中世纪领世界文明之先风，而近代衰落的实际时间也不算太长。大家算一下，从1900年时中国差点被西方分割完毕。但天不亡我，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挡再次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0年前后中国再次被分裂成五六块，到1949年中国又一次归于一统。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曾打败日本的美国。到1964年中国就有了原子弹。从1900年到1964年才56年的时间，从1940年到1964年才24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竟一下子成了无人敢欺负的国家。靠什么？靠中国人特有的大哲学，以及基于中国哲学的国家战略能力。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大的资源。拿破仑打英国，打得挺顺，1812年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打俄国，三年后也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小小的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下降。小布什上台时，就宣布要与“七个邪恶轴心”作战，都是些大国。本来尼克松主义的要义是国家制衡。塔利班制衡着伊朗和俄罗斯，萨达姆制衡着伊朗，科威特制衡着萨达姆。但是小布什上来打破了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均势。先把塔利班打倒了，帮俄罗斯打开了阿富汗困局；美国大兵又冲到伊拉克去了，结果是在伊拉克扶上一个与伊朗一样的什叶派**。结果是小布什为美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反美世界。所以说，美国人的国家战略能力在降低。美国把世界打成这幅模样，小布什这政府这艘船现在开不动了，仗不能再打了，他们就开始求救其他国家。接下来，美国的尼克松主义很可能再被抬出来收拾中东残局，那时候又会有人来和我们“谈哲学”了。
今天“尼克松主义”在美国有了苗头，我们要抓住这次历史机会，准备当然是积极的。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出现，越南抓住机会实现了国家统一；印度也抓住机会了，促成孟加拉独立，改变了两面受制于巴基斯坦的安全态势；那几年我们也进了联合国。当时我们的压力来自于北方，因此，我们在台海统一方面进展不大；日本借机和中国建交，但在联合公报中它只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表示“尊重和理解”；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安全形势又变了回去，东部来自美日的压力日益增大，我们和俄罗斯建立起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西部地区有“上合组织”。印度因其主要安全压力来自印度洋而与中国、俄国接近。在9·11事件以后，印度加强了印度洋防务。外交政策上我们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以和为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北、西、南三面比较缓和，东部海面的压力则日益增大。这既是机遇，也是为了抓住机遇我们必须迎接的挑战。
[互动问答]
听众：中国什么时候能和美国平起平坐？
张文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这个“手绢”开始是丢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将苏联忽悠倒了。苏联倒下后，大家都喊“快点快点捉住他”。苏联解体后世界又在开始第二轮丢手绢，这时是轻轻的丢在中国的后面，因为中国人当时还真相信所谓“经济全球化”可以救中国的理论。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是西方人在忽悠中国，没有上当。后来西方人又忽悠小布什，借“反恐”之名将“手绢”又悄悄地丢到了小布什的后面。小布什现在是陷在沼泽里面难以自拔。这就给其他大国以新的机会。
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平的，如果不自垮，谁也消灭不了谁。太平洋地区，美国灭不了中国，中国也灭不了美国，平等和解才是出路。美国人不要指望中国人可以任人欺负，平起平坐才是与中国交朋友的正道。美国人看中国电影不要只看《夜宴》、《黄金甲》，那不代表中国精神，要多看看《亮剑》，那才是中国人的真精神。中国目前的情况不错，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提高。人穷时防匪，富时防贼。仅凭金钱是解决不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犹太人当时有钱，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所以叫希特勒整个地送到奥斯威辛去了。从那出来的人组建了国家，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义把美国都打了，为什么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小，但爱国心强。所以我们要有爱国心，不能搞分裂，谁搞分裂就让他成为“沉水鳖”。威信，威而信。我们要取信于世界，必须有点威力。
听众：从史料中可以发现，日本每次都在中国强大的时候就会发动一场战争，那日本会不会在我们强大的时候再发动一场战争呢？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张文木：有了核以后不会发生世界大战。日本这个国家没文化，它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使这个“大和”民族遭受了大“核”之灾。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全部让东条英机给弄掉了，而现在日本还在崇拜东条英机，所以日本没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以世界为目标的，这就是无知。日本的麻烦是不能按身量衣，本来是小身子，可明治天皇却给日本订做了一身大袍子，小个子，硬要撑着做世界大国。从此日本就没过好日子。所谓“明治大帝之遗策”已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负担，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亚洲人民的精神负担。
（本文是张文木教授于2007年5月20日在东莞图书馆所作的主题讲座，经作者本人审校后的录音整理稿。该文同时被收录于由李东来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市民学堂第2辑》。）
发表于 2011-03-30 18:19:04 阅读 430 次 评论 1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转帖者按：本文是张文木教授于2007年5月20日在东莞图书馆所作的主题讲座，经作者本人审校后的录音整理稿。
[作者简介]：张文木，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等。
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提要]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最早走拉美模式的。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国内外资本的利益，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道路。当时人们认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是蒋家王朝体制不行。确实是这样的，它所保护的**都是剥削**。当时***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的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是亚洲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试验国，蒋介石建立的**属于对外资讨好，对内工农高额剥夺的拉美式**。结果，中国发展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越发展工农破产越厉害，因“发展”而衰退，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垮台的真实原因。所以说，那时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则是火上浇油。
国共分裂迫使***和最基层的农民结合，这反使***获得远比国民党深厚的成长基础。20年代初，***本无意挑战国民党，只是想跟着国民党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后再实现社会主义。***那时候也特别书生气，***早期的领导人多是做学问出身的，多数没见过流血，一见血就犯晕。陈独秀等都整天忙着到处谈判。蒋介石“四·一二”杀戒一开，***才清醒过来，才知道政治是带血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带刀子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后就上了井冈山，决心抓武装，说这个世界是枪杆子打出来，在这方面蒋介石是***的先生。
进山以后毛泽东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给农民喊口号，还给农民送土地！他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于是不愿失地的农民愿意跟***打天下。后来，***走到哪里，就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为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
如果我们将同期的印度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更应当感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能明白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鲁当了总理后，温文尔雅，他拒绝社会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进入一个新世界，结果是，即使到现在印度的发展也为庞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差，铁路、公路等设施非常陈旧，因为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到处是大地主，而农民多被高利贷所困扰，农民没有投资能力，农业没有发展的潜力，国家的发展也就因此没有动力。中国1952年土改成功后，就将印度抛在后面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再次落伍于中国。印度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它从1950年至2003年的外贸只有两年的几亿卢比的顺差，其经济对外形成绝对依赖型关系。现在有人说印度是软件大国，实际上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电子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战略电子产业出口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每年分别只有1亿卢比的收益。
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这对刚起步的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国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统一的国家。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更遑论今天的青藏铁路，仍会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不清还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战略能力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中国在世界上曾拥有中世纪文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在1700年的时候，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占23.1%，日本占4.5%，欧洲占23.3%，美国就是0。到了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2.4%，日本为3%，欧洲为26.6%。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中也是最快的，中国为0.85%，欧洲为0.68%，日本最低为0.21%。这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厄运接踵而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日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到19世纪末，中国人从欧洲启蒙学者学习的样板，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
当时欧洲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布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即“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国内两极分化，并由此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这些国家必须对于国内的穷人这部分有所弥补。但国家既要保证资本的效率，又要保证公平，那钱从哪来呢？就只有从外面抢。先从非洲抢，再从拉丁美洲抢：把拉丁美洲的黄金和非洲的黑奴以极残酷的方式抢来后再拿去卖。这还不够，1840年它就来到东方。当时我们文明程度不低，文化也发达，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欧洲启蒙学者的书，还有黑格尔的书，他们对中国的制度可是推崇备至，可中国还是被他的学生欧洲人和日本人打败了。1857年，英国又占领印度。中国和印度当时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却都被西方打败了的地方，战败后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就流向西欧。
此后，世界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后，欧洲工人阶级一下子贵族化了，也步入“文明人”行列了，社会上的密谋**减少了直至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也修正主义化出现了伯恩斯坦了……这些现象的出现完全是通过掠夺东方而使欧洲中产阶级队伍扩张的结果。西方世界那边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东方世界却一天天坏下去。是我们不讲道义吗？不是的，当时八国联军进京时与土匪没有两样。那怎么他就能打赢我们？
有人说，中国那时天朝制度落后，但制度落后是否就该受侵略呢？英国现在还是女皇体制，日本还有天皇体制，那怎么就没有见别国如此大规模地侵略它们呢？话说起来也简单：国际政治是不太讲究什么斯文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古皆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一个打着领带坐在那儿，拥有一票否决权。凭什么，就凭各国后面戳着一颗原子弹而不是“娃哈哈”，原子弹才是真家伙。
到189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垮到底。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差，但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太差。全国上下，莫谈国事，京城人不讲政治，只讲养生。结果就那区区几只英国船跑到中国来，就把“老佛爷”吓成那样子。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老佛爷”吓得跑到西安去了。那时的大清朝挺“胖”，但不能打仗。为什么呢？长期没有厮杀的对象，就跟现在人工养的东北虎一样，见了羊也害怕。正可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国防是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牵引力，国防无目标，国家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块肥肉吸引了好多西方豺狼。189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13.2%了，欧洲却上升到40.3%，这个40.3%是从类似鸦片战争的大炮中来的，是从当时西方人的国家战略能力里面来的，并不主要是所谓“勤劳致富”来的。1890年时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2.5%，但四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国打败了，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当时日本国力其实很虚弱，打甲午战争日本人叫“赌国运”，其战争费用一半是借来的，结果他打赢了，把中国的台湾割走了。紧接着日本在1905年再赌国运，打败了俄国，于是整个东北亚都在日本手里，财富就围着日本转了。财富永远是随强者走的，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第一代贵族多是土匪出身。日本打赢中国俄国后，占领朝鲜，还把中国东北、台湾拿走，东北做它重工业的基地，在华北建立亲日的轻工业。中国江南本来是中国民族轻工业发达的地方，全部都被日本的暴力打垮了，日本不允许你中国有民族经济，只能经商，而商业对一国的国民经济起不了根本的作用。日本只想让中国作日本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垮下来了，整个财富就被日本拿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混战给世界一个机会，美国利用这场战争大买军火，双面下注并大获其利；中国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回欧洲打仗而在危机中获得喘息机会，此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崛起并在工农阶级的支持下获得北伐的胜利。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帐规则的结果。记账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是因为在人家的记帐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动粗。
三、世界基本矛盾与大国博弈
本来世界财富集中在东方，西方也整个依附于东方。在工业全球化之前还有一种“农业全球化”。当时世界上有农业、手工业、渔业、牧业等等，但只有农业生产方式可以保持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大国地位。原因很简单，有耕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劳动力，有劳动力就有税赋和兵源，有税赋就能强国，有兵源就有更多的耕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孝文帝改革，以及蒙古人、女真人努尔哈赤等，在征服新地领土后都最终从拒绝到迅速采用农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崛起为强国。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业国。
世界历史到了近代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工业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农业全球化时期的稀缺资源是耕地，工业出现之后，土地在贬值，工业品在升值，国家间对土地的争夺转变为市场的争夺，于是战争基本上围绕着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市场，并且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打，都打东方市场，打完了以后市场的归属就确定了，市场确定，财富分配规则也就确定了。近代世界财富以资源、资本、市场而不是再以耕地来体现，与此相应，近代军事上理论便由制陆权向制海权倾斜。从控制陆地到控制大海是军事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正如我们治病，治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吃药，一种是打吊瓶。打吊瓶解决问题最快，打吊瓶就是制海权，就是海军。制陆权就像是吃药，要转来转去，最后才通过血液转入病区。而航海是没有国界的，是公海，占有公海就是占有世界的“血管”，控制住血液，就控制了全身。这个时期英国占主导地位，其国家力量的增长依托于大海和海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亚洲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国家几乎是整体性转入市场经济。这时“孩子”都长大了，都能“吃饭”了，能干活了。能干活的人“饭量”即对资源的需求也大。现在亚洲给世界提供了这么多产品和巨大的市场，但带来的问题是亚洲的资源不够用了，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我们要仔细读，那是狼对羊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勤劳能干，这是表扬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中国人在勒紧裤带、吃自家的饭给外人干活。当中国人自家没有“粮食”，向西方人要点“饭”吃时，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我们现在搞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有一个矛盾，我们要求西部开发采取环保方式。环保的生活方式类似动物吃草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的身体还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贮存，吃草也就行了，那时环保没有有问题；后来快速发展，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转化为吃肉即需要石油、天然气了。使用石油、天然气又破坏了环保。于是现在又要求改为吃草，这肯定是不行的。西方环保搞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有不尽的外来石油供应，有第三世界的矿产、森林供其挥霍。把别国的资源拿回来给自己用，自己环保、速度不变；用别人的材料给自家盖房，哪有环境不好的道理。我们现在生产，材料是用自己的，却还要求环保，这样就很为难了。到现在，我们开发东部几乎用尽了全国的资源，西部再大开发，这真是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来那么多资源啊。现在环境问题已是“天塌地陷”，有的地方天上下的是酸雨，地面也陷下去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干活的人到哪吃饭？中国人现在是在饿着肚子干活。美国人也听到你肚子咕咕叫，知道你饿了，但你还说我会“和平崛起”，美国人压根不信。
你看，美国人是怎么生活的。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数字：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7% ，美国却消耗世界石油的 40%，天然气的 36%、铝的46%、锡的25%、铜的23%、铁矿石22%；美国每年的消费比其产出多出7000亿美元；美国出口增长的70%靠穷国；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每天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入25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其以GDP衡量，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首次超过制造业。美国一家杂志把美国称为“一个收取贡税的食利国家”。2005年，美国军费预算超大型过除它自己之外世界所有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是俄罗斯的6倍，中国的18倍。 可见,美国是吃世界长大的。现在你说我中国崛起不靠世界资源，它不相信。现在，历史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给世界干活，给许多国家提供了那么多“红利”，那我们就有权利分享世界的资源。干活吃饭，天下同理。
现在不算俄罗斯，原来的北方七国集团本质是资源共享的国家联盟，它们之间可以共享由他们实际掌控着的世界资源，其他的国家都被排斥在外。而这七个国家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都是挥着拳头进去的。如果中国想唱着歌和平长入，那即使进去后也昂不起头、挺不起胸。孩子长大了都得摔几次跤，打几次架，不然他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也是这样。
四、国际规则本质上是强力博弈的结果
资源稀缺是战争的根源。大家看世界地图，哪些地方边界最曲折呢？是资源丰富的地方。那里每一个拐点都流过血。边界最直的地方是没有资源的地方，沙漠地带国界直，因而没人争。
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暴力的世界，大国兴衰多是暴力博弈的结果；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其实多是胜利者的标准，以强者为美。现在人造美女的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整得白白的。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中国崛起后，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就会向中国参照系偏斜。中国人鼻子扁，那他们也会做手术将高鼻梁砸低，将双眼皮划拉成单眼皮，大眼睛缝成细眯眼。现在我们到广州来，都学广州话，因为广州富裕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都搞政治运动，什么时候学过广州话呢？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的国家富强。语言是身份的表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为什么有法语呢？因为法国人征服过它。
规则源于暴力，而西方人不告诉你这本质的东西，相反他们制造了一个民主光环掩盖这个本质。戈尔巴乔被西方人忽悠得走火入魔，也大搞西式民主，结果是民主的“领带”还没系好，苏联就一下子垮了，西方人紧接着又踹了它一脚。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他下台的时候向俄罗斯人民道歉，说对不起。叶利钦确是对不起俄国人，他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误：他把自己的国家都解体了，让俄国人民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但他有个好处，他认错了，他及时推出俄罗斯的领袖普京，把俄国的颓势扭转了过来，这是人们还怀念叶利钦的地方，他能够知错改错，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此后俄罗斯不是更“民主”了，而是国家意识更强了，更重视国家战略能力而非“民主发展水平”的提高。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到中国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唱歌跳舞，而是直奔少林寺。他告诉世界一个信号，世界得靠扳手腕！
我们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伊拉克和朝鲜。论穷富，萨达姆算总算富了吧，萨达姆有点像戈尔巴乔夫，不懂政治又好做秀，以至临死还不忘尽其所能扮秀态。萨达姆对伊朗和科威特是“横眉冷对”，可对美国却是“俯首听命”。美国让他叫交枪就交枪，很像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说没有，不信你看，他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光，直脱到裸体，美国人一看真的没有后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后来解释说，尽管在伊拉克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要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收拾你。萨达姆实际上是背叛了自己的战友。他的战友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但萨达姆把他们出卖了，这点很像出卖梁山兄弟们的宋江。梁山被“满门抄斩”后，宋江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国后，美国人就把萨达姆从地洞里面抓出来，再放在监狱里面让他学美式法律，最后还是被吊死了。死前萨达姆仍不忘秀态，很像阿Q：妈妈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还有一个穷国，它没有伊拉克富，那就是朝鲜；它有一个领导人，也没有萨达姆那么有钱，他就是金正日。美国也说金正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干脆进行核实验，明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反说它无意打击北朝鲜，还给金正日不少钱花。这就是美国，它只认打不败的汉子，因为美国就是与欧洲英法战斗出来的。英国人懂这个，美国人也懂这个，文明不是靠西服领带，而是靠枪杆子干出来的。所以说，国际政治其实是很俗的事，政治讲的是很具体的利益。
金正日的核实验对中国和东亚并非全是不利。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其特点呈“螃蟹”状。东北有朝鲜给我们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给我们挡着，唇亡齿寒。因此，这两个臂膀必须硬。朝鲜核武器首先对日本有威胁， 9月9日朝鲜核实验，9月11日日本地震。我注意到巴基斯坦核实验后，阿富汗就地震了，后来日本又地震了。朝鲜核实验，影响最直接的是日本。日本战略呈鳄鱼状，首部向南，台湾为前冲，琉球群岛是颈椎，日本岛是身子，千岛群岛是它的尾巴。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极脆弱，北方四岛是俄罗斯踩着的，它只有一个身子，颈椎被美国掐着，中国台湾现在尽管还不在大陆手里，理论上也不是日本的。日本想要，但是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朝鲜的核力量，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提高，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能力也在提高。普京现在铁腕治国，强力发展海军，恢复过去的核武器建设。俄罗斯大使馆曾有一位工作人员被害，普京就下令克格勃追杀，有点像犹太人追杀希特勒余孽的味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中国在十六大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理论完全是个崭新的理论。***提出，要用全球战略眼光来看待世界问题和国内问题，这是全球战略视野，我们不仅要胸怀祖国，也要胸怀世界，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要里外互动。我们也要走向世界，因为世界上有不少中国公民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们未来的军人看世界应该多看看世界地图了，得看巴拿马海峡、红海、马六甲海峡、中东，得这么看问题，把国际问题处理好，国内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西方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今天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已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正如孩子出省上大学，母亲就关心孩子所在省的天气预报一样，我们的商人走到外面，我们就得关注世界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商人在外面赚钱了，但是保不住。曾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商人在外面一人一年要损失许多钱。原因在哪呢？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外面，有的中国商人受当地人欺负，我们海军也过不去。印尼事件中，你放两艘航母看看，干嘛来了？接我“闺女”回家。闺女挨打，都是娘家不行。我们的经济利益早已与海外形成紧密的联系，但当中国人在国外挣钱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人家就不那么客气了，有可能还要动刀子。至于借口，何患无辞，都不用国家出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战略能力还包含世界治理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认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变化更大的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海外工作人员了。*****出国重视海外华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如果有人出事，外交部必须尽快赶到。这是因为在海外的中国人是开拓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前锋，中国经济的一半几乎要靠海外拉动。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海外工作人员的生命光靠外交使馆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办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已能感受到了未来中国的蓝图。到我们孩子、孙子那一代，中国就大进步了。
我们看看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包括肌肉和神经，如将神经比作文化团体，肌肉比作我们的商人，如骨头跟不上就不行。世界就是这样，有硬家伙的动物才能存活下来，地面上没有多少软体动物，软体动物多像泥鳅一样钻到土和水里去。中国是大国，钻不下去。小国能钻，可我们钻不了。大国就有大国的特点，它不能软，但也不能过度扩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不能靠“账房”来解决发财问题，更不能靠“票房”解决台海问题。要靠国家战略，要靠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选票是小账，如靠选票就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还要军队、警察、监狱干什么？我们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中国并不只有大红灯笼红裙子，中国还有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建立平等待我的国际规则，仅靠嘴皮子是拿不下来的。
2006年12月27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听到这个消息，我体会到了杜甫先生“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心情。我们的海军正在崛起，我认为还要快速崛起。海军的任务太重了，东海问题本质上是海军问题，***敢在台湾叫嚣，要搞所谓的“法理台独”，就是因为我们的海军过不去。你看毛泽东怎么解决北平问题，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完了，傅作义除了投降你还能干什么？“怀柔”政策，对台独分子就应当是放在中国海军的“怀里”使劲揉的政策，一直揉到他们交械为止。台独分子嚣张，如我们的海军能到台湾以东转一转，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主张台湾和当年的“北平”一样，其所有的经济成果都要尽可能完整平顺回归祖国。为此应借鉴毛泽东的“北平方式”，从地区格局入手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贵在谋势。势，局势也。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东海者则不足谋台海。
六、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要有一定的张力
西柏坡精神告诉我们要艰苦奋斗，告诉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要团结。我前几天到石家庄看赵州桥，我是带着朝拜的心情去的。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是个匠人，但他是有功之人。有功劳的人就得拜，“超女”不能拜。一个民族不能靠“超女”崛起，盛世并不因“超女”而出现。杨贵妃就是个大“超女”，结果把李隆基弄到四川去了，安史之乱就出来了。但是，歌还是要唱的，在今天尤其要多唱“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要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的队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应该有这个气度，别老是一天到晚总是爱啊爱。要知道，真爱情历来都只给英雄，而不会给无病呻吟的人。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的力量就会被人欺负。艺术也是这样。你看汉代的艺术，一块巨石，简单几个线条，浑然一体，大气磅礴，象征那个时代向上的劲头。看看清朝是什么艺术，龙的睫毛都刻出来了，艺术到此，艺术也就死亡了。艺术永远要有大气、要有血气，要有腥气，要有原始野气。你看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体里面透露着中华民族从北到南大迁移中的那种张势。宋、明末期多秀才，诗词多婉约，弄那些不着边的东西，结果国家就被打败了。有几个武人，像岳飞、辛弃疾这样的人，也是无力回天。辛弃疾是军人，不幸却成了词人，好好一个军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词，尽管词风蒙迈，心却很悲凉。
历史上的大悲剧总会造就大思想。宋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意识发生了大的变化，不空谈理学了，文人也有社会责任感了。从宋明理学王阳明开始，之后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都带兵打仗。后来就出现了英雄辈出的时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他们都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结果。
国家战略能力的成长有一个与财富增长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财富多了，能力下降。富不过三代，为什么？能力下去了。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提高与中国近代经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跌到底谷，但天不亡我，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这地方为什么老打世界大战，因为那是个破碎型的地带，力量对等的国家密密地挤在一起，战争不多才是怪事。我们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国家多，似乎是合力大。其实不对。因为合力是辩证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真正有力量的国家是拥有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欧洲的破碎型地缘政治特征，给许多其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提供了机遇。欧洲也有统一的时候，那是古代罗马和查理曼帝国的时候。但是匈奴人打过去后欧洲整体性被摧毁了。说到这，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本来匈奴人往我们这儿走，但汉武帝全力以赴，把匈奴人赶到西边去了。
英美国家的友谊规则是：好朋友，明算账。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出兵打日本，就像是商人谈生意。斯大林说你要我出兵可以，你得给我点什么。罗斯福答应了苏联战后拥有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中国大连旅顺的驻兵权等等条件了，斯大林就出兵了。斯大林打完德国，就开火车把德国的矿产、机器全部拉回去，根本不讲“之乎者也”。太平洋战争中，罗斯福帮英国时也从丘吉尔口袋里掏出太平洋上的十几个岛屿，租期与香港一样也是99年。英美国家办事一点也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见兔子不撒鹰。
英国治理世界有一套经验，面对与其作对的大国，就把它肢解；如果肢解不了，就给它培养个对手，让这个对手在另一处受到牵制并削弱英国的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英国能够称霸世界，就是因为西班牙、德国、法国等相互牵制，老打仗。拿破仑是一个地缘政治高手，他明白这一招，如果要打败英国，得给英国培养个敌人，这就是美国。1803年他把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美国一夜之间成了大国。此后，俄国又和英国打仗，俄国被打败了，于是就怀恨在心，要报复英国。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坚决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结束后俄国还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后来美国就发大了。19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迅速发展海军。1898年，在这一年之内，美国人拿下了夏威夷、古巴、关岛、菲律宾。一年拿了四个地方。当时欧洲也有“美国威胁”论，能“威胁”欧洲可不是一般的国家，结果是美国在骂声中崛起了。现在美国又说“中国威胁”论，这就对了，能威胁美国的也不是一般国家。中国也要在骂声中成长站起来。
今后我们也要学会老英国的那几招，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既是好朋友，也要明算账。谁叫你让我与国际接轨，接了“鬼”，那咱们就“与鬼共舞”！
七、积极准备，迎接挑战
我们比较世界上三个地缘政治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谁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好呢？当然是中国。欧洲刚才也说过了，我将它比作“踝骨粉碎性骨折”：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被一分为三，从此内斗不止。这好比人少年时期就摔了一跤，跑不远。印度，盆骨粉碎性骨折，根本没戏。他们的民族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人民因穷人太多，是由政府养着的。穷人太多的国家，犹如一个人下半身瘫痪，上身再健康也站不起来。中国的地缘政治有很大的优势，形如螃蟹状，两边有臂膀护着，一边是朝鲜半岛，一边是印支半岛，这使我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避免了与美国直接作战。如果我们把台湾收回来，那就更不得了。
毛泽东是大手笔，他看问题从战略出发，不算小账。刚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埋头搞国民经济建设才是正事。但毛泽东不这样，他是从全局看问题的。
1948年的时候，国共有分裂趋势。当时美国的马歇尔先生劝蒋介石：别过江北，斯大林劝毛泽东：别过江南。可蒋介石不答应马歇尔，毛泽东也不答应斯大林。蒋介石尽管失败了，但他也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文化，大一统文化，宁败也不分裂。当时**党内没有人敢抗斯大林的话，但毛泽东敢。斯大林当时把东北留给中国***的军队，条件是要求毛泽东将战略重点移到江北。这里头就包含着中国有南北朝的危险。但东北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拒绝斯大林的阻拦，一气打过江南。此后中国基本归于一统。
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脚步。1948年，国共在打仗，美国已经准备插手西藏。到了1949年10月，我们建国，尼赫鲁也有耍小脑筋，想打西藏的小算盘。毛泽东本来想把西藏放一放，毛泽东年底去苏联前，决定要趁热打铁，出兵西藏。那一代领导人明白，主权抓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小平发电报，要求赶快出兵西藏。西南、西北从此平定。印度那边喊喊也就不喊了。1950年上半年我们把西藏拿下了，下半年抗美援朝。1953年朝战胜利后，苏联战后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雅尔塔红利”也不得不吐了出来，并不打折扣地归还中国。一个大国没有战略纵深是不行的。现在东北、西南两边都有我们的国防工业：东北是蛟龙在渊，是我们装备海军的地方；西南是飞龙上天，航天工业的基地，然后东南对着台独分子。你看这是什么架势。
1964年咱们有了原子弹。听说有一位国民党将军在南非乘公共汽车，按规矩公交车上有色人种必须坐在后面。中国核试验成功当天，售票员告诉他今后他可以坐在前面了。问其故？售票员回答说：你们中国是有核国家，有原子弹的国家是大国。这位先生泪流满面，从此心向新中国。
中国曾在整个中世纪领世界文明之先风，而近代衰落的实际时间也不算太长。大家算一下，从1900年时中国差点被西方分割完毕。但天不亡我，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挡再次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0年前后中国再次被分裂成五六块，到1949年中国又一次归于一统。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曾打败日本的美国。到1964年中国就有了原子弹。从1900年到1964年才56年的时间，从1940年到1964年才24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竟一下子成了无人敢欺负的国家。靠什么？靠中国人特有的大哲学，以及基于中国哲学的国家战略能力。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大的资源。拿破仑打英国，打得挺顺，1812年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打俄国，三年后也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小小的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下降。小布什上台时，就宣布要与“七个邪恶轴心”作战，都是些大国。本来尼克松主义的要义是国家制衡。塔利班制衡着伊朗和俄罗斯，萨达姆制衡着伊朗，科威特制衡着萨达姆。但是小布什上来打破了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均势。先把塔利班打倒了，帮俄罗斯打开了阿富汗困局；美国大兵又冲到伊拉克去了，结果是在伊拉克扶上一个与伊朗一样的什叶派**。结果是小布什为美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反美世界。所以说，美国人的国家战略能力在降低。美国把世界打成这幅模样，小布什这政府这艘船现在开不动了，仗不能再打了，他们就开始求救其他国家。接下来，美国的尼克松主义很可能再被抬出来收拾中东残局，那时候又会有人来和我们“谈哲学”了。
今天“尼克松主义”在美国有了苗头，我们要抓住这次历史机会，准备当然是积极的。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出现，越南抓住机会实现了国家统一；印度也抓住机会了，促成孟加拉独立，改变了两面受制于巴基斯坦的安全态势；那几年我们也进了联合国。当时我们的压力来自于北方，因此，我们在台海统一方面进展不大；日本借机和中国建交，但在联合公报中它只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表示“尊重和理解”；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安全形势又变了回去，东部来自美日的压力日益增大，我们和俄罗斯建立起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西部地区有“上合组织”。印度因其主要安全压力来自印度洋而与中国、俄国接近。在9·11事件以后，印度加强了印度洋防务。外交政策上我们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以和为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北、西、南三面比较缓和，东部海面的压力则日益增大。这既是机遇，也是为了抓住机遇我们必须迎接的挑战。
[互动问答]
听众：中国什么时候能和美国平起平坐？
张文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这个“手绢”开始是丢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将苏联忽悠倒了。苏联倒下后，大家都喊“快点快点捉住他”。苏联解体后世界又在开始第二轮丢手绢，这时是轻轻的丢在中国的后面，因为中国人当时还真相信所谓“经济全球化”可以救中国的理论。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是西方人在忽悠中国，没有上当。后来西方人又忽悠小布什，借“反恐”之名将“手绢”又悄悄地丢到了小布什的后面。小布什现在是陷在沼泽里面难以自拔。这就给其他大国以新的机会。
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平的，如果不自垮，谁也消灭不了谁。太平洋地区，美国灭不了中国，中国也灭不了美国，平等和解才是出路。美国人不要指望中国人可以任人欺负，平起平坐才是与中国交朋友的正道。美国人看中国电影不要只看《夜宴》、《黄金甲》，那不代表中国精神，要多看看《亮剑》，那才是中国人的真精神。中国目前的情况不错，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提高。人穷时防匪，富时防贼。仅凭金钱是解决不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犹太人当时有钱，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所以叫希特勒整个地送到奥斯威辛去了。从那出来的人组建了国家，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义把美国都打了，为什么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小，但爱国心强。所以我们要有爱国心，不能搞分裂，谁搞分裂就让他成为“沉水鳖”。威信，威而信。我们要取信于世界，必须有点威力。
听众：从史料中可以发现，日本每次都在中国强大的时候就会发动一场战争，那日本会不会在我们强大的时候再发动一场战争呢？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张文木：有了核以后不会发生世界大战。日本这个国家没文化，它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使这个“大和”民族遭受了大“核”之灾。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全部让东条英机给弄掉了，而现在日本还在崇拜东条英机，所以日本没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以世界为目标的，这就是无知。日本的麻烦是不能按身量衣，本来是小身子，可明治天皇却给日本订做了一身大袍子，小个子，硬要撑着做世界大国。从此日本就没过好日子。所谓“明治大帝之遗策”已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负担，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亚洲人民的精神负担。
（本文是张文木教授于2007年5月20日在东莞图书馆所作的主题讲座，经作者本人审校后的录音整理稿。该文同时被收录于由李东来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市民学堂第2辑》。）
从《克格勃X档案》看中情局对华战略图谋
发表于 2011-04-11 18:43:28 阅读 222 次 评论 2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
从《克格勃X档案》看中情局对华战略图谋
——中情局绝密纲领：用普世价值对抗爱国主义
何雪飞（2010年4月1日）
首发民声网
一、《克格勃X档案》简介
《克格勃X档案：一个老牌间谍对国家最高机秘的披露》，著者是[俄]维·什罗宁，新华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译者赵云平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任教，2003年6月当选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
本文【】内的内容是对该书的摘录。
赵云平在译者前言里对该书介绍说：【什罗宁将军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曾长期从事战略情报分析，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曾任克格勃局长、顾问（注：什罗宁曾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中心——A局，任苏联反侦察局副局长，后来任部门领导），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此书。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文是“改建”，其实质是把苏联改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书中列举的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这种“改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迎合中央情报局搞跨苏联的方针，最后解散了苏联***。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是政治、经济的、半军事的战争，比热战残酷得多的战争。在“冷战”中，最主要的战线是情报战，主要的角色是美国中情局和苏联克格勃。作者在书中表明，苏联的解体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的，他引为莫大遗憾的是克格勃的努力没能阻止苏联改革导致的悲剧。】
——摘自《克格勃X档案》p2
由于当年克格勃在中情局内部安插了不少间谍，因此当年的苏联克格勃可以说是最了解当时中情局内幕的机构。克格勃资深人士维·什罗宁将军根据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对美国中情局内幕最权威、最真实的披露。
二、《克格勃X档案》再度印证了《十条诫令》的真实存在
什罗宁将军在书中引用他处理的情报，美中情局第一任领导人艾伦.杜勒斯曾对其手下教诲说：
【“在那里（苏联）制造了混乱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价值偷换成虚假的并迫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怎样做呢？我们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们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人民的灭亡、其自我意识最后的、不可逆转的熄灭，按其规模来说是最雄伟的悲剧……”
“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发动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将培植对色情、暴力、虐淫、叛卖，总之，对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治理中，我们将造成混乱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促进官员们、受贿者们的胡作非为，无原则性、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等等被树为善行……”
“诚实和正派将被嘲笑并变成过去的残余。蛮横无礼、卑鄙下流，谎言和欺骗，凶杀和吸毒，相互之间动物般的恐惧和无耻、叛卖，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敌对，首先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敌对和仇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巧妙地和不知不觉地培植，所有这一切都将盛开双瓣的花朵……”】——摘自《克格勃X档案》p62
可以看出，这几段内容是对杜勒斯一篇训示的几段摘录。克格勃在中情局内潜伏的间谍得到这些情报并发回了克格勃。这些内容和后来所披露的中情局《十条诫令》基本吻合。
《十条诫令》内容：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这十条，除了第十条是要“动武”以外，其他各条都是突出“和平演变”，即用“和平”的方式演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十条诫令》据传出自中情局的秘密“行事手册”，最早是由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刊曝光，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参考消息》15版刊载，可以判断这是中情局对杜勒斯训示内容的具体化、条理化。《十条诫令》被曝光后，美国中情局影响的中国媒体和中国文人制造大量文章宣称《十条诫令》是假的。什罗宁将军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的这本书，可以为这场争论盖棺定论了。
什罗宁将军说：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慌乱心情，当时我了解了中央情报局领导人40年代末签署的这一训示。……意识形态破坏者的目的，最初我觉得是臆造出来、不现实的。……
但是随着熟悉西方特工部门的事实和文件，这些问题撤销了。我越来越确信，艾伦.杜勒斯当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他依据政府级批准的具体研制的成果和秘密训示。】——摘自《克格勃X档案》p63
无独有偶，俄罗斯的亚•季诺维耶夫在《俄罗斯的实验》中同样披露了杜勒斯的那段话：
“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要在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的盟友和帮手。这样一幕接着一幕，我们要演出一场大型悲剧，让地球上一个最难驾驭的民族走向毁灭，并最终让它的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归于泯灭。
例如，我们要逐渐把文献和文化中的社会内容的精髓抽掉。我们要磨灭艺术家们试图去描写或探索人民群众深层中发生的那些过程的欲望。文献、电影、戏剧，这一切都要去描绘和赞美那些人类最低级的情感。我们要采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去支持和培养这样一类所为的艺术家，他们将在人们的头脑中传播并和他们灌输崇拜性、暴力、虐待狂、背信弃义，总而言之一切伤风败俗的思想。
我们要在国家的治理方面，煽动骚乱，搅乱人心。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但又积极持久地怂恿官员向刚愎自用、贪图贿赂、毫无原则的方向发展。要让顾名誉和讲尊严的人受到嘲弄，被看作仅仅是过去残留下来的一点毫无用处的东西而已。缺乏教养、寡廉鲜耻、说谎诈骗、酗酒吸毒、残忍的互相猜忌、背信弃义、民族主义、在各族人民中间散布敌意，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憎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娴熟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培养出来，让它们花繁叶茂，蓬勃发展。而且，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够猜得到，或者懂得其中的奥妙。但是，我们要使这些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化作人们的笑料，并找机会诬蔑他们，把他们说成是社会的渣滓。我们要把道德的基础铲除和摧毁。我们要永远把年轻一代作为主要依靠。我们要让他们丧失斗志，腐败堕落，溃烂变质。”
三、中情局绝密方案的最低纲领：打击列宁（毛泽东）综合体系
什罗宁将军在书中介绍，杜勒斯【将基本的、集中的打击指向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按照美国专家的设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中情局曾慷慨拨款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研究方案，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并开始实施这项任务。这种最机密的方案之一是“加尔瓦尔德方案”，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苏联克格勃才得以了解。这个1949—1951年在慕尼黑拟定的“加尔瓦尔德方案”其内容包括对苏联叛逃者的心理研究，由一些最好的“苏联学”家们来进行，数百名苏联难民受到专门的心理研究。中情局的专家们通过心理分析【查清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综合系统】。就是通过这种细微的分析，中情局锁定了“列宁综合系统”。
心理战进行的很顺利。正如今天人们已经众所周知的，什罗宁将军痛心疾首地写道：
【（反列宁题材）在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获得了国家地位，这时许多大众传媒开始鼓励破坏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纪念碑，销毁他的全集。反列宁题材充斥了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形形色色“热心者”怀着受虐的满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宁）。】——摘自《克格勃X档案》p65
什罗宁将军分析，40年前产生的加尔瓦尔德方案无懈可击地启用了，其高峰正好赶上新的几代苏联人——而这些人刚好不了解十月革命领袖的准确信息：
【根据艾伦.杜勒斯的企图，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谎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对许多人的耳朵感到好听。
加尔瓦尔德设计的最低纲领在于向新的几代人灌输对列宁主义的怀疑，认为列宁主义简直是‘历史的错误’，人类一部分暂时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会现象。灌输说早晚要把它结束（‘苏联是罪恶帝国’！）】 ——摘自《克格勃X档案》p65
我想，任何看到上述内容的中国人都会不由得冒出一层冷汗。如果将苏联两字换成中国，列宁两个字换成毛泽东，上述的逻辑和历史也完全吻合。只是在中国，妖魔化毛泽东的系统性谣言（诸如毛泽东众多女友、毛泽东稿费上亿、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大餐、毛泽东61处行宫等等），出现在90年代和00年代。但一切都是苏联所发生事情的翻版。
四、中情局绝密方案的最高纲领：用“普世价值”代替爱国主义
我想中国人，尤其是汶川大地震过后的中国人看到如下内容后会再冒出一层冷汗：
【（加尔瓦尔德方案）最高纲领包括最广泛的目标。它提出的任务是破坏对祖国之爱。它渴望用所谓‘普遍人类价值’代替爱国主义。】——摘自《克格勃X档案》p66
克格勃资深特工什罗宁将军的这本书在中国2003年出版的。当时译者赵云平用的一个词语是“普遍人类价值”，而2008年后这个词语有了更加简略、响亮且准确的中文译法——“普世价值”，看来中情局特工的汉语素养也是一流的。
到此，所有中国人的疑惑终于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释：
在2008年那伟大的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得到了自改革以来最大程度的激发。而南方报系当时却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宣称抗震救灾所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而随后的两年里，“普世价值”也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喊话的口头禅。2003年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揭露了所谓“普世价值”思潮的真正的出处、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原来，不管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还是中国南方系的“普世价值”，其真正含义并不是表面宣称的捍卫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尊严和利益，“普世价值”论只是中情局用来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并最终肢解苏联和中国的文化战工具。
五、布热津斯基：经济分散将意味着政治分散和国家解体
什罗宁称布热津斯基是西方的主要反苏分子，是俄罗斯或苏联最聪明和最阴险的敌人之一。什罗宁读过他所有的著作，他很早之前就判断布热津斯基并不是单纯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共只是布热津斯基反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一个掩护和一个阶段。布热津斯基追求的是地缘政治的任务，他竭力消灭的先是苏联，尔后就是俄罗斯。当后来布热津斯基公开谈肢解分割俄罗斯时，证实了什罗宁久已有之的判断。
什罗宁披露，80年代初，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报告，布氏在报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关于苏维埃制度弊病的文件。这是行动指南。”
布热津斯基赞成肢解苏联及俄罗斯，他写道：
【使帝国（苏维埃）分散意味着引起它解体……任何颇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经济范围内——都将加强非俄罗斯民族苏联公民之间潜在的分裂主义情绪。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摘自《克格勃X档案》p68
六、最大的秘密：中情局如何影响别国领导人
什罗宁在书中写道：
【70年代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反侦察人员们得以解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大的秘密，它在于这个部门制定，仔细准备并在80年代着手实施所谓深层掩护的专门计划。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已知，该项计划的作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副局长比谢尔，他还制定了‘双重谍报网’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推测，中情局将把在美国境外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价值和可靠的间谍用于侦察目的。】——摘自《克格勃X档案》p42
许多这种外国人间谍【处于正式身份的掩护下】，他们【极不希望暴露身份】以便【执行“微妙性”的任务】。这类间谍得到专门训练，其水平和中情局骨干侦查员相当。为保持机密，这些间谍同中情局“骨干编成”并列却没有列入中情局的编制。然后【从美国公民中吸收谍报员】参与双重谍报网的构建，这些美国公民谍报员【居于（中情局）骨干编成和（外国人）谍报员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经常在私人或合资商行和公司工作】。
看来《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帕金斯还并不是真正的中情局经济杀手。帕金斯这样的美国人只是起到一个中间链接作用，中情局在中国安插的真正经济杀手是那些有正式身份掩护的处于最高秘密状态的不在中情局编制的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
这些在双重谍报网中处于深层掩护下的侦察员们的优先任务是什么呢？
看完什罗宁的披露人们不得不再冒一生冷汗：
【给小组规定的任务是满足侦察届向主导的国家机关、政治领袖周围、代表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谍报渗透的需要。即说得是“培养”自己的影响谍报员，使他们向权力机构推进。
影响别国总统，影响其国家机构？难道这种事有可能吗？按照美国专家的断言，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这是保障全国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对总统可能用三种途径去影响。第一，直接通过高级会晤。第二，通过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响谍报员。第三，间接地，在大众传媒中组织宣传运动，赞扬总统那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摘自《克格勃X档案》p45
这些内容是克格勃资深特工对中情局最大秘密的披露。根据当今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我们不难分析出，当前，哪些中国官员、中国学者可能是不在中情局编制的、处于深层掩护下的中情局秘密特工。我们也可通过分析哪些中国领导人因为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行动，从而受到了美国大众媒体及受美国影响的中国媒体的大规模赞扬，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的班子一定被中情局高度渗透了，这些领导人的思想也一定被中情局深度影响。
七、美国中情局打败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原因
什罗宁在书中总结，冷战，本质上是中情局和克格勃的较量。而冷战的最终结局是中情局打败了克格勃，而对什罗宁的这本《克格勃X档案》，我们可以可看做是“克格勃的最后遗嘱”。克格勃被中情局打败肯定有众多原因，但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引申。
什罗宁说：
【在80年代中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一直很成功地对抗了外国特工部门这一多方面的破坏活动。但在所谓改革年代国家领导对于对抗我们地缘政治竞争者破坏力的问题放松了注意，尔后竟采取了一些使外国侦察机关在我国领土上活动变得容易的步骤。同时大众传媒仿佛附和领导这些步骤，开始对国家安全的所有部门实施目的明确的打击。我重复一遍，作为本行专家，我不能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我很了解，这报刊中的这类运动总带有组织的性质，而完成这种订货的人们总得到很好的报酬。尽管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的文章正是为怎样一些目的服务和根据哪些部门的预算报销他们的稿酬开支。】——摘自《克格勃X档案》p55
毫无疑问，什罗宁描述的苏联解体前的这一幕将或者正在丝毫不差地发生在中国。中情局这个杀人犯（杀国犯）在苏联及在中国的作案手段大同小异。
总而言之，是中情局深度影响了苏联的媒体及苏联的领导人，中情局通过苏联领导人及苏联媒体困住了克格勃的手脚并最终将苏联和克格勃一起肢解分尸。而克格勃则没有对美国产生同等规模的影响。出现这一结局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美国社会真正的权力并非操纵在美国总统手中，而是掌握在一个隐形的“幕后势力”“影子政府”手中。这个“幕后势力”，有人说是共济会，有人说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有人说是骷髅会，还有人说以上组织都是真正“幕后势力”的外围组织，真正的“幕后势力”是谁，是哪些人，哪些组织，人们还不曾知道……
根据恩道尔、宋鸿兵等人所出版的《石油战争》、《货币战争》的揭露，这个美国“幕后势力”直接控制美国的情报部门的核心（CIA，FBI等）及金融部门的核心（货币发行权），而不容其他势力甚至如总统干预。如果美国总统像肯尼迪那样试图摆脱“幕后势力”的掌控，那么必然下场悲惨：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在他被暗杀的三年中，18 名相关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 人被枪杀，3 人死于车祸，2 人自杀，1 人被割吼，1 人被拧断脖子，5 人“自然”死亡。从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沃伦委员会还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 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通过这种统治方式，美国“幕后势力”得以将自己的地缘战略意图世世代代比较稳定地传递下去，直至彻底称霸世界，统一地球，完成“世界新秩序”——在美国式的选举与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幌子下，将全地球的资源和人口控制在美国“幕后势力”魔掌之中。
而苏联和中国则不然，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是透明的。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和机构都是公开透明的，公众都知道是哪些人是哪些机构。而苏联和中国的情报安全机构则完全听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指挥。当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苏联和中国的情报安全机构在一个个局部战役上打得中情局落花流水。但中情局持之以恒地影响苏联和中国的最高权力领导人，直到出现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不用中情局动手，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动手束缚住了克格勃的手脚并最终将其肢解。但克格勃却无法影响美国的最高权力，他们可能连美国“幕后势力”具体是那些人都不知道。
什罗宁在书中谈到：克格勃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
【在前面各章中，我写了有关美国和西方搞垮苏联的企图在70年代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已不是任何秘密，而国家高级人员关于这些企图正规地多次被报知。但缠绕我的是一种怀疑：在所谓改革时期顾问和助手们是否把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情报都报告给国家高级领导人了?如果没报告全部情报，那么这些可以逐个点名的顾问和助手实质上是国家罪犯，因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中指出了对我国外部和内部威胁的具体样式，甚至两方实现破坏企图的期限。此外，提出了对抗破坏大国计划的具体措施。
在这里另外一个问题，已是这个课题纯粹特殊方面也并非无足轻重。我很了解，送到总统那里的多方面的广泛情报，受到各级助手们的补充整理，这些助手照例按一定课题专门化。有人统计了一下，经过这样的整理以后只有15—20％供给他们的情报材料放到总统的写字台上。回首往事，与此有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活动有关的情报“向上”报告是有分寸的，并且带有明显的反面倾向——准备“最高意见”。必须改革，要不就干脆驱散克格勃。不过特工部门对任何国家都是神圣中的神圣。所以我怀着特殊的苦痛想讲讲怎样为什么要破坏它们。可用文件表示出，不管这有客荒唐，有多可悲，俄罗斯特工部门在我国实质上是西方完全控制和影响下进行改革的，这本身在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现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对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的西方特工部门乃是侦察和破坏行动的l号目标。】——摘自《克格勃X档案》p204
社会主义史上的领袖中，只有中国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接班人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实际上毛泽东一死，中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和力量也被史无前例的削弱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史无前例地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中国未来甚至可能会遭受比苏联更惨的结局，不仅被肢解，甚至连什罗宁将军这样的“克格勃遗嘱”也无人来写。
老子说过一句话叫“大象无形”。阴阳互动，有阳必有阴，有正道也必然有邪道。在美国，看来是“大邪无形”。美国的这种隐形的金权统治方式，其实是比封建社会更独裁、专制、阴暗、阴险的统治方式。毕竟在封建社会，其皇帝、君主的权力也是相对公开透明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的。
结语：
如何从战术上挫败中情局针对中国的各种方案和阴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使中国免于苏联那样亡党亡国被中情局肢解的悲剧下场，这是当前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紧迫任务。如何从战略上打败消灭美国“影子政府”“幕后势力”，解放全人类，这是各国正义之士的终极使命。
附录：
克格勃X档案
著者：[俄]维•什罗宁
定价：19.80元
书号：6246-8/D•993
装帧：平
开本：32开
出版日期：2003.6
《克格勃X档案》
透视前苏联改革的内幕——译者前言
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是20世纪极其重大的事件，在世界上引起的震动和后果，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成功建设了社会主义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塌，一个大党——苏联***一朝烟消云散。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发生逆转，向人们提出一连串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黑暗时现象还是普遍规律?苏联的解体是由于一党专制的弊端还是上层领导的错误?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宗旨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中央情报局从外部干预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维·施罗宁所著《在反侦察掩护下苏联改革的深层内幕》（本书原书名）一书作了明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施罗宁将军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曾长期从事战略情报分析，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帮助当时的政府建立国家安全机构。苏联开始改革之后，国内发生动荡。随着改革的推行，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中央和地方、民族矛盾激化，冲突四起。施罗宁将军到过各个“热点”，代表中央政府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要求独立的事件，调节山上卡拉巴赫的武装冲突。他目睹了“八·一九”事件。之后曾任局长、顾问，直到退休。
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此书。他为我们提供了确凿而翔实的资料，除了回答上述问题外，也供我们思考。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表明建立“世界新秩序”是美国的建国之本，立国之基。它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了“冷战”。从此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世界几成一极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文是“改建”，其实质是把苏联改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书中列举的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这种改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迎合中央情报局搞跨苏联的方针，最后解散了苏联***。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是政治、经济的、半军事的战争，比热战残酷得多的战争。在“冷战”中，最主要的战线是情报战，主要的角色是中情局和克格勃。作者在书中表明，苏联的解体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的。他引为莫大遗憾的是克格勃的努力没能阻止苏联改革导致的悲剧。
施罗宁将军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爱国者，他从这一立场出发，以严肃认真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成此书。书中的事实和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作者简介：
维亚斯拉夫·什罗宁少将先在苏联、后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33年。他到过所有“热点”，包括阿富汗、外高加索、中亚，并且到过像1990～1991年的波罗的海沿岸这样的“温点”。什罗宁曾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中心(A局)，任苏联反侦察局副局长，后来任部门领导，其中包括切勃里科夫、巴卡金、巴兰尼科夫和斯捷巴申的首席顾问。他亲眼看见目标明确的搞垮国家安全系统发生的过程，所以什罗宁详细地讲述是谁和怎样搞垮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构。在他的书中也有一些同并非无名的卡鲁金将军及其他一些当时落入苏联反侦机关视野的“活动家”的“作战研制”相联系的绝无仅有的篇章。维亚切斯拉夫·什罗宁的书首次公开讲述破坏苏联的种种秘密机制。这些机制并未交到档案室，如今仍在使用，以进一步削弱和破坏俄罗斯。
译者简介：
赵云平教授,现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任教,教授双向口语翻译和时事新闻的书面翻译课,译有《文化论导论》、《苏联改革内幕》、《克格勃X档案》等著作;著有《俄语和汉语比较语法》一书。2003年6月当选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
发表于 2011-04-11 18:43:28 阅读 222 次 评论 2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
从《克格勃X档案》看中情局对华战略图谋
——中情局绝密纲领：用普世价值对抗爱国主义
何雪飞（2010年4月1日）
首发民声网
一、《克格勃X档案》简介
《克格勃X档案：一个老牌间谍对国家最高机秘的披露》，著者是[俄]维·什罗宁，新华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译者赵云平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任教，2003年6月当选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
本文【】内的内容是对该书的摘录。
赵云平在译者前言里对该书介绍说：【什罗宁将军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曾长期从事战略情报分析，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曾任克格勃局长、顾问（注：什罗宁曾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中心——A局，任苏联反侦察局副局长，后来任部门领导），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此书。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文是“改建”，其实质是把苏联改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书中列举的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这种“改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迎合中央情报局搞跨苏联的方针，最后解散了苏联***。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是政治、经济的、半军事的战争，比热战残酷得多的战争。在“冷战”中，最主要的战线是情报战，主要的角色是美国中情局和苏联克格勃。作者在书中表明，苏联的解体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的，他引为莫大遗憾的是克格勃的努力没能阻止苏联改革导致的悲剧。】
——摘自《克格勃X档案》p2
由于当年克格勃在中情局内部安插了不少间谍，因此当年的苏联克格勃可以说是最了解当时中情局内幕的机构。克格勃资深人士维·什罗宁将军根据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对美国中情局内幕最权威、最真实的披露。
二、《克格勃X档案》再度印证了《十条诫令》的真实存在
什罗宁将军在书中引用他处理的情报，美中情局第一任领导人艾伦.杜勒斯曾对其手下教诲说：
【“在那里（苏联）制造了混乱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价值偷换成虚假的并迫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怎样做呢？我们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们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人民的灭亡、其自我意识最后的、不可逆转的熄灭，按其规模来说是最雄伟的悲剧……”
“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发动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将培植对色情、暴力、虐淫、叛卖，总之，对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治理中，我们将造成混乱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促进官员们、受贿者们的胡作非为，无原则性、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等等被树为善行……”
“诚实和正派将被嘲笑并变成过去的残余。蛮横无礼、卑鄙下流，谎言和欺骗，凶杀和吸毒，相互之间动物般的恐惧和无耻、叛卖，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敌对，首先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敌对和仇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巧妙地和不知不觉地培植，所有这一切都将盛开双瓣的花朵……”】——摘自《克格勃X档案》p62
可以看出，这几段内容是对杜勒斯一篇训示的几段摘录。克格勃在中情局内潜伏的间谍得到这些情报并发回了克格勃。这些内容和后来所披露的中情局《十条诫令》基本吻合。
《十条诫令》内容：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这十条，除了第十条是要“动武”以外，其他各条都是突出“和平演变”，即用“和平”的方式演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十条诫令》据传出自中情局的秘密“行事手册”，最早是由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刊曝光，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参考消息》15版刊载，可以判断这是中情局对杜勒斯训示内容的具体化、条理化。《十条诫令》被曝光后，美国中情局影响的中国媒体和中国文人制造大量文章宣称《十条诫令》是假的。什罗宁将军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的这本书，可以为这场争论盖棺定论了。
什罗宁将军说：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慌乱心情，当时我了解了中央情报局领导人40年代末签署的这一训示。……意识形态破坏者的目的，最初我觉得是臆造出来、不现实的。……
但是随着熟悉西方特工部门的事实和文件，这些问题撤销了。我越来越确信，艾伦.杜勒斯当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他依据政府级批准的具体研制的成果和秘密训示。】——摘自《克格勃X档案》p63
无独有偶，俄罗斯的亚•季诺维耶夫在《俄罗斯的实验》中同样披露了杜勒斯的那段话：
“通过在苏联播撒混乱的种子，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要在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找到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的盟友和帮手。这样一幕接着一幕，我们要演出一场大型悲剧，让地球上一个最难驾驭的民族走向毁灭，并最终让它的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归于泯灭。
例如，我们要逐渐把文献和文化中的社会内容的精髓抽掉。我们要磨灭艺术家们试图去描写或探索人民群众深层中发生的那些过程的欲望。文献、电影、戏剧，这一切都要去描绘和赞美那些人类最低级的情感。我们要采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去支持和培养这样一类所为的艺术家，他们将在人们的头脑中传播并和他们灌输崇拜性、暴力、虐待狂、背信弃义，总而言之一切伤风败俗的思想。
我们要在国家的治理方面，煽动骚乱，搅乱人心。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但又积极持久地怂恿官员向刚愎自用、贪图贿赂、毫无原则的方向发展。要让顾名誉和讲尊严的人受到嘲弄，被看作仅仅是过去残留下来的一点毫无用处的东西而已。缺乏教养、寡廉鲜耻、说谎诈骗、酗酒吸毒、残忍的互相猜忌、背信弃义、民族主义、在各族人民中间散布敌意，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憎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娴熟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培养出来，让它们花繁叶茂，蓬勃发展。而且，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够猜得到，或者懂得其中的奥妙。但是，我们要使这些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化作人们的笑料，并找机会诬蔑他们，把他们说成是社会的渣滓。我们要把道德的基础铲除和摧毁。我们要永远把年轻一代作为主要依靠。我们要让他们丧失斗志，腐败堕落，溃烂变质。”
三、中情局绝密方案的最低纲领：打击列宁（毛泽东）综合体系
什罗宁将军在书中介绍，杜勒斯【将基本的、集中的打击指向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按照美国专家的设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中情局曾慷慨拨款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研究方案，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并开始实施这项任务。这种最机密的方案之一是“加尔瓦尔德方案”，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苏联克格勃才得以了解。这个1949—1951年在慕尼黑拟定的“加尔瓦尔德方案”其内容包括对苏联叛逃者的心理研究，由一些最好的“苏联学”家们来进行，数百名苏联难民受到专门的心理研究。中情局的专家们通过心理分析【查清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综合系统】。就是通过这种细微的分析，中情局锁定了“列宁综合系统”。
心理战进行的很顺利。正如今天人们已经众所周知的，什罗宁将军痛心疾首地写道：
【（反列宁题材）在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获得了国家地位，这时许多大众传媒开始鼓励破坏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纪念碑，销毁他的全集。反列宁题材充斥了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形形色色“热心者”怀着受虐的满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宁）。】——摘自《克格勃X档案》p65
什罗宁将军分析，40年前产生的加尔瓦尔德方案无懈可击地启用了，其高峰正好赶上新的几代苏联人——而这些人刚好不了解十月革命领袖的准确信息：
【根据艾伦.杜勒斯的企图，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谎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对许多人的耳朵感到好听。
加尔瓦尔德设计的最低纲领在于向新的几代人灌输对列宁主义的怀疑，认为列宁主义简直是‘历史的错误’，人类一部分暂时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会现象。灌输说早晚要把它结束（‘苏联是罪恶帝国’！）】 ——摘自《克格勃X档案》p65
我想，任何看到上述内容的中国人都会不由得冒出一层冷汗。如果将苏联两字换成中国，列宁两个字换成毛泽东，上述的逻辑和历史也完全吻合。只是在中国，妖魔化毛泽东的系统性谣言（诸如毛泽东众多女友、毛泽东稿费上亿、毛泽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大餐、毛泽东61处行宫等等），出现在90年代和00年代。但一切都是苏联所发生事情的翻版。
四、中情局绝密方案的最高纲领：用“普世价值”代替爱国主义
我想中国人，尤其是汶川大地震过后的中国人看到如下内容后会再冒出一层冷汗：
【（加尔瓦尔德方案）最高纲领包括最广泛的目标。它提出的任务是破坏对祖国之爱。它渴望用所谓‘普遍人类价值’代替爱国主义。】——摘自《克格勃X档案》p66
克格勃资深特工什罗宁将军的这本书在中国2003年出版的。当时译者赵云平用的一个词语是“普遍人类价值”，而2008年后这个词语有了更加简略、响亮且准确的中文译法——“普世价值”，看来中情局特工的汉语素养也是一流的。
到此，所有中国人的疑惑终于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释：
在2008年那伟大的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得到了自改革以来最大程度的激发。而南方报系当时却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宣称抗震救灾所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而随后的两年里，“普世价值”也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喊话的口头禅。2003年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揭露了所谓“普世价值”思潮的真正的出处、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原来，不管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还是中国南方系的“普世价值”，其真正含义并不是表面宣称的捍卫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尊严和利益，“普世价值”论只是中情局用来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并最终肢解苏联和中国的文化战工具。
五、布热津斯基：经济分散将意味着政治分散和国家解体
什罗宁称布热津斯基是西方的主要反苏分子，是俄罗斯或苏联最聪明和最阴险的敌人之一。什罗宁读过他所有的著作，他很早之前就判断布热津斯基并不是单纯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共只是布热津斯基反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一个掩护和一个阶段。布热津斯基追求的是地缘政治的任务，他竭力消灭的先是苏联，尔后就是俄罗斯。当后来布热津斯基公开谈肢解分割俄罗斯时，证实了什罗宁久已有之的判断。
什罗宁披露，80年代初，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报告，布氏在报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关于苏维埃制度弊病的文件。这是行动指南。”
布热津斯基赞成肢解苏联及俄罗斯，他写道：
【使帝国（苏维埃）分散意味着引起它解体……任何颇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经济范围内——都将加强非俄罗斯民族苏联公民之间潜在的分裂主义情绪。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摘自《克格勃X档案》p68
六、最大的秘密：中情局如何影响别国领导人
什罗宁在书中写道：
【70年代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反侦察人员们得以解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大的秘密，它在于这个部门制定，仔细准备并在80年代着手实施所谓深层掩护的专门计划。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已知，该项计划的作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副局长比谢尔，他还制定了‘双重谍报网’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推测，中情局将把在美国境外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价值和可靠的间谍用于侦察目的。】——摘自《克格勃X档案》p42
许多这种外国人间谍【处于正式身份的掩护下】，他们【极不希望暴露身份】以便【执行“微妙性”的任务】。这类间谍得到专门训练，其水平和中情局骨干侦查员相当。为保持机密，这些间谍同中情局“骨干编成”并列却没有列入中情局的编制。然后【从美国公民中吸收谍报员】参与双重谍报网的构建，这些美国公民谍报员【居于（中情局）骨干编成和（外国人）谍报员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经常在私人或合资商行和公司工作】。
看来《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帕金斯还并不是真正的中情局经济杀手。帕金斯这样的美国人只是起到一个中间链接作用，中情局在中国安插的真正经济杀手是那些有正式身份掩护的处于最高秘密状态的不在中情局编制的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
这些在双重谍报网中处于深层掩护下的侦察员们的优先任务是什么呢？
看完什罗宁的披露人们不得不再冒一生冷汗：
【给小组规定的任务是满足侦察届向主导的国家机关、政治领袖周围、代表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谍报渗透的需要。即说得是“培养”自己的影响谍报员，使他们向权力机构推进。
影响别国总统，影响其国家机构？难道这种事有可能吗？按照美国专家的断言，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这是保障全国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对总统可能用三种途径去影响。第一，直接通过高级会晤。第二，通过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响谍报员。第三，间接地，在大众传媒中组织宣传运动，赞扬总统那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摘自《克格勃X档案》p45
这些内容是克格勃资深特工对中情局最大秘密的披露。根据当今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我们不难分析出，当前，哪些中国官员、中国学者可能是不在中情局编制的、处于深层掩护下的中情局秘密特工。我们也可通过分析哪些中国领导人因为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行动，从而受到了美国大众媒体及受美国影响的中国媒体的大规模赞扬，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的班子一定被中情局高度渗透了，这些领导人的思想也一定被中情局深度影响。
七、美国中情局打败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原因
什罗宁在书中总结，冷战，本质上是中情局和克格勃的较量。而冷战的最终结局是中情局打败了克格勃，而对什罗宁的这本《克格勃X档案》，我们可以可看做是“克格勃的最后遗嘱”。克格勃被中情局打败肯定有众多原因，但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引申。
什罗宁说：
【在80年代中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一直很成功地对抗了外国特工部门这一多方面的破坏活动。但在所谓改革年代国家领导对于对抗我们地缘政治竞争者破坏力的问题放松了注意，尔后竟采取了一些使外国侦察机关在我国领土上活动变得容易的步骤。同时大众传媒仿佛附和领导这些步骤，开始对国家安全的所有部门实施目的明确的打击。我重复一遍，作为本行专家，我不能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我很了解，这报刊中的这类运动总带有组织的性质，而完成这种订货的人们总得到很好的报酬。尽管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的文章正是为怎样一些目的服务和根据哪些部门的预算报销他们的稿酬开支。】——摘自《克格勃X档案》p55
毫无疑问，什罗宁描述的苏联解体前的这一幕将或者正在丝毫不差地发生在中国。中情局这个杀人犯（杀国犯）在苏联及在中国的作案手段大同小异。
总而言之，是中情局深度影响了苏联的媒体及苏联的领导人，中情局通过苏联领导人及苏联媒体困住了克格勃的手脚并最终将苏联和克格勃一起肢解分尸。而克格勃则没有对美国产生同等规模的影响。出现这一结局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美国社会真正的权力并非操纵在美国总统手中，而是掌握在一个隐形的“幕后势力”“影子政府”手中。这个“幕后势力”，有人说是共济会，有人说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有人说是骷髅会，还有人说以上组织都是真正“幕后势力”的外围组织，真正的“幕后势力”是谁，是哪些人，哪些组织，人们还不曾知道……
根据恩道尔、宋鸿兵等人所出版的《石油战争》、《货币战争》的揭露，这个美国“幕后势力”直接控制美国的情报部门的核心（CIA，FBI等）及金融部门的核心（货币发行权），而不容其他势力甚至如总统干预。如果美国总统像肯尼迪那样试图摆脱“幕后势力”的掌控，那么必然下场悲惨：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在他被暗杀的三年中，18 名相关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 人被枪杀，3 人死于车祸，2 人自杀，1 人被割吼，1 人被拧断脖子，5 人“自然”死亡。从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沃伦委员会还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 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通过这种统治方式，美国“幕后势力”得以将自己的地缘战略意图世世代代比较稳定地传递下去，直至彻底称霸世界，统一地球，完成“世界新秩序”——在美国式的选举与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幌子下，将全地球的资源和人口控制在美国“幕后势力”魔掌之中。
而苏联和中国则不然，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是透明的。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和机构都是公开透明的，公众都知道是哪些人是哪些机构。而苏联和中国的情报安全机构则完全听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指挥。当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苏联和中国的情报安全机构在一个个局部战役上打得中情局落花流水。但中情局持之以恒地影响苏联和中国的最高权力领导人，直到出现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不用中情局动手，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动手束缚住了克格勃的手脚并最终将其肢解。但克格勃却无法影响美国的最高权力，他们可能连美国“幕后势力”具体是那些人都不知道。
什罗宁在书中谈到：克格勃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
【在前面各章中，我写了有关美国和西方搞垮苏联的企图在70年代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已不是任何秘密，而国家高级人员关于这些企图正规地多次被报知。但缠绕我的是一种怀疑：在所谓改革时期顾问和助手们是否把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情报都报告给国家高级领导人了?如果没报告全部情报，那么这些可以逐个点名的顾问和助手实质上是国家罪犯，因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汇报中指出了对我国外部和内部威胁的具体样式，甚至两方实现破坏企图的期限。此外，提出了对抗破坏大国计划的具体措施。
在这里另外一个问题，已是这个课题纯粹特殊方面也并非无足轻重。我很了解，送到总统那里的多方面的广泛情报，受到各级助手们的补充整理，这些助手照例按一定课题专门化。有人统计了一下，经过这样的整理以后只有15—20％供给他们的情报材料放到总统的写字台上。回首往事，与此有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同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活动有关的情报“向上”报告是有分寸的，并且带有明显的反面倾向——准备“最高意见”。必须改革，要不就干脆驱散克格勃。不过特工部门对任何国家都是神圣中的神圣。所以我怀着特殊的苦痛想讲讲怎样为什么要破坏它们。可用文件表示出，不管这有客荒唐，有多可悲，俄罗斯特工部门在我国实质上是西方完全控制和影响下进行改革的，这本身在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现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对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的西方特工部门乃是侦察和破坏行动的l号目标。】——摘自《克格勃X档案》p204
社会主义史上的领袖中，只有中国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接班人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实际上毛泽东一死，中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和力量也被史无前例的削弱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史无前例地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中国未来甚至可能会遭受比苏联更惨的结局，不仅被肢解，甚至连什罗宁将军这样的“克格勃遗嘱”也无人来写。
老子说过一句话叫“大象无形”。阴阳互动，有阳必有阴，有正道也必然有邪道。在美国，看来是“大邪无形”。美国的这种隐形的金权统治方式，其实是比封建社会更独裁、专制、阴暗、阴险的统治方式。毕竟在封建社会，其皇帝、君主的权力也是相对公开透明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的。
结语：
如何从战术上挫败中情局针对中国的各种方案和阴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使中国免于苏联那样亡党亡国被中情局肢解的悲剧下场，这是当前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紧迫任务。如何从战略上打败消灭美国“影子政府”“幕后势力”，解放全人类，这是各国正义之士的终极使命。
附录：
克格勃X档案
著者：[俄]维•什罗宁
定价：19.80元
书号：6246-8/D•993
装帧：平
开本：32开
出版日期：2003.6
《克格勃X档案》
透视前苏联改革的内幕——译者前言
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是20世纪极其重大的事件，在世界上引起的震动和后果，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成功建设了社会主义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塌，一个大党——苏联***一朝烟消云散。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发生逆转，向人们提出一连串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黑暗时现象还是普遍规律?苏联的解体是由于一党专制的弊端还是上层领导的错误?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宗旨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中央情报局从外部干预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维·施罗宁所著《在反侦察掩护下苏联改革的深层内幕》（本书原书名）一书作了明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施罗宁将军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工作。曾长期从事战略情报分析，担任过各种负责职务。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帮助当时的政府建立国家安全机构。苏联开始改革之后，国内发生动荡。随着改革的推行，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中央和地方、民族矛盾激化，冲突四起。施罗宁将军到过各个“热点”，代表中央政府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要求独立的事件，调节山上卡拉巴赫的武装冲突。他目睹了“八·一九”事件。之后曾任局长、顾问，直到退休。
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此书。他为我们提供了确凿而翔实的资料，除了回答上述问题外，也供我们思考。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表明建立“世界新秩序”是美国的建国之本，立国之基。它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了“冷战”。从此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世界几成一极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文是“改建”，其实质是把苏联改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书中列举的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这种改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迎合中央情报局搞跨苏联的方针，最后解散了苏联***。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是政治、经济的、半军事的战争，比热战残酷得多的战争。在“冷战”中，最主要的战线是情报战，主要的角色是中情局和克格勃。作者在书中表明，苏联的解体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的。他引为莫大遗憾的是克格勃的努力没能阻止苏联改革导致的悲剧。
施罗宁将军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爱国者，他从这一立场出发，以严肃认真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成此书。书中的事实和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作者简介：
维亚斯拉夫·什罗宁少将先在苏联、后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33年。他到过所有“热点”，包括阿富汗、外高加索、中亚，并且到过像1990～1991年的波罗的海沿岸这样的“温点”。什罗宁曾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中心(A局)，任苏联反侦察局副局长，后来任部门领导，其中包括切勃里科夫、巴卡金、巴兰尼科夫和斯捷巴申的首席顾问。他亲眼看见目标明确的搞垮国家安全系统发生的过程，所以什罗宁详细地讲述是谁和怎样搞垮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构。在他的书中也有一些同并非无名的卡鲁金将军及其他一些当时落入苏联反侦机关视野的“活动家”的“作战研制”相联系的绝无仅有的篇章。维亚切斯拉夫·什罗宁的书首次公开讲述破坏苏联的种种秘密机制。这些机制并未交到档案室，如今仍在使用，以进一步削弱和破坏俄罗斯。
译者简介：
赵云平教授,现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任教,教授双向口语翻译和时事新闻的书面翻译课,译有《文化论导论》、《苏联改革内幕》、《克格勃X档案》等著作;著有《俄语和汉语比较语法》一书。2003年6月当选世界人民精神统一国际科学院院士。
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发表于 2011-04-12 22:53:15 阅读 378 次 评论 1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2011-04-02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着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着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发表于 2011-04-12 22:53:15 阅读 378 次 评论 1 条 所属文章分类: 国际视野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2011-04-02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着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着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Friday, April 8, 2011
西方智庫研究結果︰中國沒有茉莉花革命 秘密在這里京港台時間︰2011/4/6 消息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網友評論 4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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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智庫研究結果︰中國沒有茉莉花革命 秘密在這里
西方一些人盼望的中國茉莉花(專題)革命，至今沒有發生。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皮尤全球形勢項目”國際調查研究中心主任貝爾（James Bell）最近在該中心網頁發表文章說，在阿拉伯世界，若干年來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支持基本的民主權利，如自由選舉、言論自由等。
但中國的情況不同，很難要求一個中國公民吐露對民主的看法，因為政府不認可這些。但衡量公眾對政治變革的熱情，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尺度——即個人滿意度和經濟滿意度，而中國當局允許調查。因此可以用此來比較中國人和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人民的觀點。但調查顯示，中國並不具有某種中東式民眾起義的條件。
首先，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道路和今後的發展方向很滿意。這點和近幾年的埃及公眾大不相同。據本中心2010年的調查，87%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但69%的埃及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不滿，感到滿意的埃及人只有28%。在經濟方面，91%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好的。只有20%的埃及人這樣認為。相比之下，2007年時還有53%的埃及人對經濟感覺良好。
中國人對國家經濟發展前景也感到樂觀。2010年春季，87%的中國人預期之後12個月中國的經濟形勢會繼續改善。但只有25%的埃及人認為，以後12個月經濟形勢會好轉。而認為同期經濟不會改善的埃及人佔35%，預期經濟將更糟的埃及人佔38%。中國人和埃及人在公眾心態上差異也很大。2010年春，本中心的調查詢問中國和埃及的被訪問者，他們的生活在從代表最差的“零”，到代表最好的“十”的階梯上，處于什麼水平，以及他們5年前的等級，和5年後可能達到的等級。
結果發現，2007年至2010年間，基本生活條件很差的埃及人增加了一倍。這或許暗示，是積壓的沮喪情緒促使埃及人渴望民主。相比之下，三分之二的中國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即18%的埃及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有改善。而接近一半的埃及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還差。
中國人對前景也很樂觀。2010年春，74%的中國人認為，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認為同期生活會變差的中國人只有6%。但在埃及，僅有23%的埃及人預期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卻有43%的埃及人預期會更糟。中國人廣泛的樂觀情緒也令人印象深刻。自從2002年以來，大多數中國人一直對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抱有持久的信心。這也和他們的個人抱負相符。
中國公眾並非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表現漠不關心。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對官員貪污腐敗極其不滿。但中國公眾整體上距離悲觀絕望還相當遙遠，而正是這種情緒觸發了埃及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國公眾相信國家發展道路正確，樂觀地認為生活將繼續提高。他們根本不可能去擁抱茉莉花(專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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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智庫研究結果︰中國沒有茉莉花革命 秘密在這里
西方一些人盼望的中國茉莉花(專題)革命，至今沒有發生。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皮尤全球形勢項目”國際調查研究中心主任貝爾（James Bell）最近在該中心網頁發表文章說，在阿拉伯世界，若干年來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支持基本的民主權利，如自由選舉、言論自由等。
但中國的情況不同，很難要求一個中國公民吐露對民主的看法，因為政府不認可這些。但衡量公眾對政治變革的熱情，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尺度——即個人滿意度和經濟滿意度，而中國當局允許調查。因此可以用此來比較中國人和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人民的觀點。但調查顯示，中國並不具有某種中東式民眾起義的條件。
首先，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道路和今後的發展方向很滿意。這點和近幾年的埃及公眾大不相同。據本中心2010年的調查，87%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但69%的埃及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不滿，感到滿意的埃及人只有28%。在經濟方面，91%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好的。只有20%的埃及人這樣認為。相比之下，2007年時還有53%的埃及人對經濟感覺良好。
中國人對國家經濟發展前景也感到樂觀。2010年春季，87%的中國人預期之後12個月中國的經濟形勢會繼續改善。但只有25%的埃及人認為，以後12個月經濟形勢會好轉。而認為同期經濟不會改善的埃及人佔35%，預期經濟將更糟的埃及人佔38%。中國人和埃及人在公眾心態上差異也很大。2010年春，本中心的調查詢問中國和埃及的被訪問者，他們的生活在從代表最差的“零”，到代表最好的“十”的階梯上，處于什麼水平，以及他們5年前的等級，和5年後可能達到的等級。
結果發現，2007年至2010年間，基本生活條件很差的埃及人增加了一倍。這或許暗示，是積壓的沮喪情緒促使埃及人渴望民主。相比之下，三分之二的中國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即18%的埃及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有改善。而接近一半的埃及人認為，生活比5年前還差。
中國人對前景也很樂觀。2010年春，74%的中國人認為，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認為同期生活會變差的中國人只有6%。但在埃及，僅有23%的埃及人預期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卻有43%的埃及人預期會更糟。中國人廣泛的樂觀情緒也令人印象深刻。自從2002年以來，大多數中國人一直對今後5年生活會更好抱有持久的信心。這也和他們的個人抱負相符。
中國公眾並非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表現漠不關心。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對官員貪污腐敗極其不滿。但中國公眾整體上距離悲觀絕望還相當遙遠，而正是這種情緒觸發了埃及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中國公眾相信國家發展道路正確，樂觀地認為生活將繼續提高。他們根本不可能去擁抱茉莉花(專題)革命。
青雲直上 20年鋪墊靠自己 江澤民僅助習近平“臨門一腳”京港台時間︰2011/4/7 消息來源︰多維 俺想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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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直上 20年鋪墊靠自己 江澤民僅助習近平“臨門一腳”
有消息稱，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專題)的仕途之路，超初並未得到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特別眷顧。江澤民對習近平(專題)青雲直上所起的作用，不在20年的長期鋪墊，而在最後半年的“臨門一腳”。
據美國媒體4月7日報道，習近平(專題)的政壇早期經歷，根本沒有進入江澤民的視野︰無論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之前，他到河北正定縣、到福建廈門、寧德；還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之後，他擔任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進入江澤民的視野，最早也應該是在江澤民在1992年渡過掌權最大危機、斗垮了楊家將之後的事情，但是，顯然老江並沒有太重視小習，一來習近平當時沒有多少政績，二來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不同意鄧小平的“六四”鎮壓決策而被打入政治冷宮的，江澤民犯不上因習近平而再次惹得鄧小平不高興。
習近平在當了省會的市委書記三年後進了省委常委、五年之後還兼福建省委副書記，也看不出江澤民助一臂之力。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的中共十五大上，習近平才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而且是最後一名。隨後，在1999到2002年期間，習近平成為代省長、省長、省委書記——晉升步伐都只能算按步就班而已。
消息指出，江澤民對習近平青雲直上所起的作用，不在20年的長期鋪墊，而在最後半年的“臨門一腳”——2007年3月，習近平從浙江調到上海擔任市委書記，這就被視作提前向他頒發了政治局的入場券；不料，幾個月後，他在十七大上成為頭號接班人，進入常委。關鍵時刻的這種破格提拔，一下就使江澤民對習近平擁有了恩主地位。
習近平與江澤民的個性相差很遠，盡管有知情人透露，他與江澤民都屬于黨內屈指可數的幾個愛讀書的人，但人們看到的習近平，拙于言辭表達，更沒有橫溢才華，顯不出深厚文化學養；而從他在公開場合所講的話來看，他也與江澤民的價值理念有相當明顯的差距。江澤民為什麼會對習近平寄予厚望？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同為“太子黨”。
近年，網上一直流傳有“習屬江系”之說。但也有評論指出，提拔習近平是元老們的意思，並非江系推薦。習近平之能夠脫穎而出，是因為他的派系色彩並不濃厚，可獲其他各路人馬的接受。
不過，2009年9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上沒有當選中央軍委副主席。之後他在10月訪問德國與總理默克爾會談時，特別向她轉交了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撰寫的有關能源和信息技術問題的兩本英文專著，並轉達江對她的問候。對此，北京有關人士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極少向外國首腦贈送領導人的著作，習近平向默克爾贈送江澤民的書，並且轉達江澤民的問候確實令人費解，但這至少表明習近平與江澤民之間的關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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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直上 20年鋪墊靠自己 江澤民僅助習近平“臨門一腳”
有消息稱，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專題)的仕途之路，超初並未得到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特別眷顧。江澤民對習近平(專題)青雲直上所起的作用，不在20年的長期鋪墊，而在最後半年的“臨門一腳”。
據美國媒體4月7日報道，習近平(專題)的政壇早期經歷，根本沒有進入江澤民的視野︰無論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之前，他到河北正定縣、到福建廈門、寧德；還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之後，他擔任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進入江澤民的視野，最早也應該是在江澤民在1992年渡過掌權最大危機、斗垮了楊家將之後的事情，但是，顯然老江並沒有太重視小習，一來習近平當時沒有多少政績，二來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不同意鄧小平的“六四”鎮壓決策而被打入政治冷宮的，江澤民犯不上因習近平而再次惹得鄧小平不高興。
習近平在當了省會的市委書記三年後進了省委常委、五年之後還兼福建省委副書記，也看不出江澤民助一臂之力。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的中共十五大上，習近平才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而且是最後一名。隨後，在1999到2002年期間，習近平成為代省長、省長、省委書記——晉升步伐都只能算按步就班而已。
消息指出，江澤民對習近平青雲直上所起的作用，不在20年的長期鋪墊，而在最後半年的“臨門一腳”——2007年3月，習近平從浙江調到上海擔任市委書記，這就被視作提前向他頒發了政治局的入場券；不料，幾個月後，他在十七大上成為頭號接班人，進入常委。關鍵時刻的這種破格提拔，一下就使江澤民對習近平擁有了恩主地位。
習近平與江澤民的個性相差很遠，盡管有知情人透露，他與江澤民都屬于黨內屈指可數的幾個愛讀書的人，但人們看到的習近平，拙于言辭表達，更沒有橫溢才華，顯不出深厚文化學養；而從他在公開場合所講的話來看，他也與江澤民的價值理念有相當明顯的差距。江澤民為什麼會對習近平寄予厚望？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同為“太子黨”。
近年，網上一直流傳有“習屬江系”之說。但也有評論指出，提拔習近平是元老們的意思，並非江系推薦。習近平之能夠脫穎而出，是因為他的派系色彩並不濃厚，可獲其他各路人馬的接受。
不過，2009年9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上沒有當選中央軍委副主席。之後他在10月訪問德國與總理默克爾會談時，特別向她轉交了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撰寫的有關能源和信息技術問題的兩本英文專著，並轉達江對她的問候。對此，北京有關人士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極少向外國首腦贈送領導人的著作，習近平向默克爾贈送江澤民的書，並且轉達江澤民的問候確實令人費解，但這至少表明習近平與江澤民之間的關系密切。
劉夢熊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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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夢熊」的其他意思，詳見「劉夢熊 (消歧義)」。
劉夢熊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7/LEW_Mon_Hung_2010.jpg
全國政協委員
{{{period}}}
出生 1948年（62–63歲）
親屬 女兒：劉楚思
學歷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檢 • 論 • 編
劉夢熊，B.B.S.（1948年11月－），生於廣東台山，1968年上山下鄉到東莞長安落戶，1973年，由中國大陸游泳偷渡來到殖民地香港，此後在港一直從事期貨、外匯炒賣等高風險行業，[1][2]現為香港商人、親建制派及親中共人物。
劉夢熊現為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及外事委員會委員[3]、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4]、香港上市公司佳訊控股（港交所：0030）主席兼執行董事[5]及東方明珠創業（港交所：0632）副主席。
他同時曾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國際資源集團（前身為信用咭防盜及智富能源金融）（港交所：1051）主席、世界最大華資投資銀行及證券行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鏡報文化企業（《鏡報月刊》之出版機構）董事，又撰寫《文匯報》「指點江山」、《東方日報》「指點江山」專欄，並經常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作出批評。
目錄 [隱藏]
1 早期生活
2 財經界發展
3 政壇發展
4 言論
5 家庭
6 其他事蹟
7 參考文獻
[編輯] 早期生活劉夢熊於1948年出生於廣東台山，及後於1966年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畢業。1968年11月，劉夢熊自稱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到東莞插隊，更見過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1973年9月，劉夢熊游水偷渡到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並在一間生產不鏽鋼餐具的工廠出任主管一職。[6]
[編輯] 財經界發展1976年4月，劉夢熊開始投身金融界，先後接觸日本期貨、美國期金、九九金、外匯、證券、投資銀行（買殼、賣殼）等經紀業務。劉夢熊在多間金融機構工作，歷任營業代表、經理、總經理、總裁、董事兼首席顧問等職務：
1976年：西王商事期貨（日資）——營業代表
1988年，震寰有限公司（台灣）
1991年：平和集團——首席顧問
1994年：運通國際——顧問、總裁
1996年：正達外匯——首席顧問
1997年：英皇金融——首席顧問
1998年：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2002年：智富能源金融——主席及執行董事
2009年：國際資源集團（前身為智富能源金融）——主席
2009年：佳訊控股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東方明珠創業——副主席。
鏡報文化企業——董事
劉夢熊曾在日本期貨、外匯方面業績打破當時全行紀錄。在1991年至1993年出任平和集團首席顧問時，曾連續三年榮獲「金融精英」金牌。1980年代及1990年代劉夢熊曾長駐台灣並出任金融機構總裁，便曾以最高票當選台灣國際商品協會常務理事。
近年，劉夢熊主力從事上市公司收購合併工作，他更曾創出9個月內連續完成三項重大併購的行內紀錄，其中曾游說九倉集團（港交所：00004）主席吳光正，促成合成國際收購九倉旗下上市公司寶福集團（港交所：0021）34.87%的股權，使合成國際以3.5億資金控股有6.1億資產規模的企業。故有「香港借殼大王」、「香港殼王」（《香港商報》）、「借殼教父」、「期貨教父」（《人民日報》、《香港商報》)、「買殼教父」（《深圳商報》）、「DEAL王」（《快周刊》）、「KING OF SHELL GAME」（《南華早報》）、「金融紅娘」（《中國企業家月刊》）等稱。[7][6]
1989年，劉夢熊曾在台灣出版《期貨決勝108篇》一書，書內獲兩岸名人題辭、作序，轟動業界，其更被台灣報章譽爲「國內兩大名筆」、「超級營業員」。該書在1993年1月由廣州出版社發行大陸版，並被全國各期貨交易所及經紀公司採用爲基礎教材。及後再發行六個版本，有過10萬銷量，獲《全國優秀暢銷書》、《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粵版優秀暢銷書》等。1994年再推出香港版，有「期貨孫子兵法」之稱。
2006年，劉夢熊被中國大陸評選爲全國優秀民營企業家、中華十大企業管理英才。2007年，被評爲「2007年世界傑出華人獎」得主。劉夢熊亦曾為北京大學國際投資協會顧問。
[編輯] 政壇發展早在1994年11月，劉夢熊被聘爲廣州市政府決策諮詢顧問。2006年至2007年，劉夢熊出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又曾參加200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在第四組別的資訊科技界以247票落選。2008年，劉夢雄當選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
近年，劉夢熊定期在香港中文報章《東方日報》有一時事評論專欄〈指點天下〉，經常以支持中國政府、香港政府以及批評泛民主派及台灣的民進黨為內容。劉夢熊雖然與泛民主派不合，但在1996年8月，他卻與已故的陳毓祥等組織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並擔任發言人。
[編輯] 言論劉夢熊近年頻繁地就金融業、時事、中國外交政策評論發表評論，更不時出席香港電台的直播時事論壇節目《城市論壇》上發言，他的角色經常代表着建制派和中國政府發言，加上他的言論突出，經常惹來爭議。類似言論如下：
劉夢熊曾指出，香港的普選並非聯合國公約訂明的「一人一票」之定義。（當問及對普選的定義）
劉夢熊指香港政府應重振公權力，且曾蔭權政府正面對三大問題：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的模式，政府缺乏制訂長遠規劃，香港存在結構性失業問題。又曾在網上媒體指特首曾蔭權的施政又急又亂又散，水平僅屬三流政客[8]。
劉夢熊就公民黨及社民連進行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大表批評，認為是荒謬，大搞顏色革命，直指有些人在試圖讓香港獨立，又提出讓五區議席懸空。
「傑出華人需具備四個要素，包括良好品格、經濟頭腦、政治智慧及文化素養；歷史上政治領袖經常換來換去，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反而文化卻永存，愛國家的人要對中華文化有一種熱愛及承傳！」
「香港反對派也承認我對他們的批評是殺傷力最大的。我想中央領導人任何時候都不會質疑我的愛國愛港立場。」[9]
「什麼是期貨？只要我努力工作，假以時日，一定能一炮走紅！」[10]
「做期貨與做並購就像一個賣雞蛋，一個賣母雞。期貨投機味道太濃，不可控風險太多。」[10]
「我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雪中送炭。而且，我在平時也注重與任何人的交往。穩定而持久的人脈關係是我做生意成功的很重要因素。」[10]
「所謂誠信就是『以德治國』的體現。誠信體系的建設已經關乎中國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在2006年正式開放後的生死與發展。」[10]
「我的理想很簡單：為股東牟利與為國家謀事相結合，把公司的有序經營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相結合，把個人的事業和國家的前途相結合。」[10]
但劉夢熊對於趙連海案卻勇於支持趙氏，更指所謂趙連海「自願」放棄抗辯不合常理，實為中國司法機關壓逼所致。[11]
[編輯] 家庭劉夢熊女兒為劉楚思，其丈夫為財魏文峰，均在銀行界工作。
[編輯] 其他事蹟劉夢熊自1996年10月開始出任香港（海外）文學藝術家協會副主席至今。
[編輯] 參考文獻^ 劉夢熊簡介 新浪財經 2006年08月21日14:30
^ 劉夢熊檔案文匯報 2007-11-17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信息 [2010-01-27].
^ 劉夢熊成立智庫抗海嘯. 大公報. 2009-03-19 [2010-01-27].
^ 劉夢熊接任佳訊<00030.HK>主席. 阿思達克財經新聞. 2009-08-03 [2010-01-27].
^ 6.0 6.1 劉夢熊 香港殼王的黃金夢. 香港商報. 2009-06-08 [2010-01-28].
^ 佳訊控股：劉夢熊下一個借殼故事的主角？. 2009年08月20日 [2010-01-27].
^ 劉夢熊：曾蔭權三流政客
^ 劉夢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南風窗 / 09年4期 / 雜誌內文
^ 10.0 10.1 10.2 10.3 10.4 香港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劉夢熊 「黃金大亨」變身記. 上海證券報. 2009-07-30 [2010-01-27].
^ 政協劉夢熊批內地無恥 「中國司法最黑暗醜陋一頁」. 雅虎新聞. 2010-11-23 [2010-11-23].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A4%A2%E7%86%8A"
8個分類: 1948年出生 | 獲頒授香港銅紫荊星章者 | 在世人物 |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 | 香港親建制派人士 | 香港企業家 | 台山人 | 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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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7/LEW_Mon_Hung_2010.jpg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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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48年（62–63歲）
親屬 女兒：劉楚思
學歷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檢 • 論 • 編
劉夢熊，B.B.S.（1948年11月－），生於廣東台山，1968年上山下鄉到東莞長安落戶，1973年，由中國大陸游泳偷渡來到殖民地香港，此後在港一直從事期貨、外匯炒賣等高風險行業，[1][2]現為香港商人、親建制派及親中共人物。
劉夢熊現為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及外事委員會委員[3]、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百家戰略智庫主席[4]、香港上市公司佳訊控股（港交所：0030）主席兼執行董事[5]及東方明珠創業（港交所：0632）副主席。
他同時曾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國際資源集團（前身為信用咭防盜及智富能源金融）（港交所：1051）主席、世界最大華資投資銀行及證券行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鏡報文化企業（《鏡報月刊》之出版機構）董事，又撰寫《文匯報》「指點江山」、《東方日報》「指點江山」專欄，並經常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作出批評。
目錄 [隱藏]
1 早期生活
2 財經界發展
3 政壇發展
4 言論
5 家庭
6 其他事蹟
7 參考文獻
[編輯] 早期生活劉夢熊於1948年出生於廣東台山，及後於1966年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畢業。1968年11月，劉夢熊自稱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到東莞插隊，更見過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1973年9月，劉夢熊游水偷渡到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並在一間生產不鏽鋼餐具的工廠出任主管一職。[6]
[編輯] 財經界發展1976年4月，劉夢熊開始投身金融界，先後接觸日本期貨、美國期金、九九金、外匯、證券、投資銀行（買殼、賣殼）等經紀業務。劉夢熊在多間金融機構工作，歷任營業代表、經理、總經理、總裁、董事兼首席顧問等職務：
1976年：西王商事期貨（日資）——營業代表
1988年，震寰有限公司（台灣）
1991年：平和集團——首席顧問
1994年：運通國際——顧問、總裁
1996年：正達外匯——首席顧問
1997年：英皇金融——首席顧問
1998年：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2002年：智富能源金融——主席及執行董事
2009年：國際資源集團（前身為智富能源金融）——主席
2009年：佳訊控股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東方明珠創業——副主席。
鏡報文化企業——董事
劉夢熊曾在日本期貨、外匯方面業績打破當時全行紀錄。在1991年至1993年出任平和集團首席顧問時，曾連續三年榮獲「金融精英」金牌。1980年代及1990年代劉夢熊曾長駐台灣並出任金融機構總裁，便曾以最高票當選台灣國際商品協會常務理事。
近年，劉夢熊主力從事上市公司收購合併工作，他更曾創出9個月內連續完成三項重大併購的行內紀錄，其中曾游說九倉集團（港交所：00004）主席吳光正，促成合成國際收購九倉旗下上市公司寶福集團（港交所：0021）34.87%的股權，使合成國際以3.5億資金控股有6.1億資產規模的企業。故有「香港借殼大王」、「香港殼王」（《香港商報》）、「借殼教父」、「期貨教父」（《人民日報》、《香港商報》)、「買殼教父」（《深圳商報》）、「DEAL王」（《快周刊》）、「KING OF SHELL GAME」（《南華早報》）、「金融紅娘」（《中國企業家月刊》）等稱。[7][6]
1989年，劉夢熊曾在台灣出版《期貨決勝108篇》一書，書內獲兩岸名人題辭、作序，轟動業界，其更被台灣報章譽爲「國內兩大名筆」、「超級營業員」。該書在1993年1月由廣州出版社發行大陸版，並被全國各期貨交易所及經紀公司採用爲基礎教材。及後再發行六個版本，有過10萬銷量，獲《全國優秀暢銷書》、《全國城市出版社優秀圖書二等獎》、《粵版優秀暢銷書》等。1994年再推出香港版，有「期貨孫子兵法」之稱。
2006年，劉夢熊被中國大陸評選爲全國優秀民營企業家、中華十大企業管理英才。2007年，被評爲「2007年世界傑出華人獎」得主。劉夢熊亦曾為北京大學國際投資協會顧問。
[編輯] 政壇發展早在1994年11月，劉夢熊被聘爲廣州市政府決策諮詢顧問。2006年至2007年，劉夢熊出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又曾參加200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在第四組別的資訊科技界以247票落選。2008年，劉夢雄當選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
近年，劉夢熊定期在香港中文報章《東方日報》有一時事評論專欄〈指點天下〉，經常以支持中國政府、香港政府以及批評泛民主派及台灣的民進黨為內容。劉夢熊雖然與泛民主派不合，但在1996年8月，他卻與已故的陳毓祥等組織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並擔任發言人。
[編輯] 言論劉夢熊近年頻繁地就金融業、時事、中國外交政策評論發表評論，更不時出席香港電台的直播時事論壇節目《城市論壇》上發言，他的角色經常代表着建制派和中國政府發言，加上他的言論突出，經常惹來爭議。類似言論如下：
劉夢熊曾指出，香港的普選並非聯合國公約訂明的「一人一票」之定義。（當問及對普選的定義）
劉夢熊指香港政府應重振公權力，且曾蔭權政府正面對三大問題：過度依賴房地產發展的模式，政府缺乏制訂長遠規劃，香港存在結構性失業問題。又曾在網上媒體指特首曾蔭權的施政又急又亂又散，水平僅屬三流政客[8]。
劉夢熊就公民黨及社民連進行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大表批評，認為是荒謬，大搞顏色革命，直指有些人在試圖讓香港獨立，又提出讓五區議席懸空。
「傑出華人需具備四個要素，包括良好品格、經濟頭腦、政治智慧及文化素養；歷史上政治領袖經常換來換去，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反而文化卻永存，愛國家的人要對中華文化有一種熱愛及承傳！」
「香港反對派也承認我對他們的批評是殺傷力最大的。我想中央領導人任何時候都不會質疑我的愛國愛港立場。」[9]
「什麼是期貨？只要我努力工作，假以時日，一定能一炮走紅！」[10]
「做期貨與做並購就像一個賣雞蛋，一個賣母雞。期貨投機味道太濃，不可控風險太多。」[10]
「我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雪中送炭。而且，我在平時也注重與任何人的交往。穩定而持久的人脈關係是我做生意成功的很重要因素。」[10]
「所謂誠信就是『以德治國』的體現。誠信體系的建設已經關乎中國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在2006年正式開放後的生死與發展。」[10]
「我的理想很簡單：為股東牟利與為國家謀事相結合，把公司的有序經營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相結合，把個人的事業和國家的前途相結合。」[10]
但劉夢熊對於趙連海案卻勇於支持趙氏，更指所謂趙連海「自願」放棄抗辯不合常理，實為中國司法機關壓逼所致。[11]
[編輯] 家庭劉夢熊女兒為劉楚思，其丈夫為財魏文峰，均在銀行界工作。
[編輯] 其他事蹟劉夢熊自1996年10月開始出任香港（海外）文學藝術家協會副主席至今。
[編輯] 參考文獻^ 劉夢熊簡介 新浪財經 2006年08月21日14:30
^ 劉夢熊檔案文匯報 2007-11-17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信息 [2010-01-27].
^ 劉夢熊成立智庫抗海嘯. 大公報. 2009-03-19 [2010-01-27].
^ 劉夢熊接任佳訊<00030.HK>主席. 阿思達克財經新聞. 2009-08-03 [2010-01-27].
^ 6.0 6.1 劉夢熊 香港殼王的黃金夢. 香港商報. 2009-06-08 [2010-01-28].
^ 佳訊控股：劉夢熊下一個借殼故事的主角？. 2009年08月20日 [2010-01-27].
^ 劉夢熊：曾蔭權三流政客
^ 劉夢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南風窗 / 09年4期 / 雜誌內文
^ 10.0 10.1 10.2 10.3 10.4 香港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劉夢熊 「黃金大亨」變身記. 上海證券報. 2009-07-30 [2010-01-27].
^ 政協劉夢熊批內地無恥 「中國司法最黑暗醜陋一頁」. 雅虎新聞. 2010-11-23 [2010-11-23].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A4%A2%E7%8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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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連海豁出去了 公開宣告稱“我將以死抗爭”(圖)京港台時間︰2011/4/7 消息來源︰隻果日報 網友評論 7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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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連海豁出去了 公開宣告稱“我將以死抗爭”(圖)
為了自己受毒奶粉荼毒的孩子討公道，卻慘遭法院判監；幸得海內外輿論聲援獲保外就醫，又被當局軟禁在家變相坐監。目睹聲援人士、維權同道一個個遭拘捕打壓，沉默了三個月的內地結石寶寶家長趙連海，終于打破沉默，前晚開始對外發聲，並在昨日早上于網上發表視頻，力數當局惡行，呼吁民眾覺醒，聲稱要以死抗爭。到下午，他再度被公安帶走。至昨晚深夜獲釋。
昨日下午 3時，趙連海再度現身 twitter網發貼︰「（我）做好了隨時被繼續進監獄以及失蹤的思想準備，我也早就對愛人說過，如果再次強制我離開家，我將以死抗爭，我將在被強制當天，絕食絕水絕灌食絕治療，直至生命逝去！」他強調自己已做好以死抗爭的準備，並相信兩個孩子長大後「一定會理解他們的父親」。
趙連海昨日再度現身網絡的第一番說話，竟如壯土赴刑場，令人震撼。前晚，他終于打破三個多月來的沉默，首度在網上現身並接受外媒油訪時，已是相當慷慨激昂，他為自己遲至今日才對外出聲而感到慚愧，又表示不會再沉默要重新抗爭，呼吁當局釋放艾未未(專題)等異見人士。這是自去年 12月 28日晚，結石寶寶之家網站出現以趙連海名義發出的聲明，稱他已保外就醫，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後，首次公開發聲，引起外界關注。
昨日早上，一段趙連海在家中自拍的短片在網上出現。片中，趙抱著 6歲兒子趙鵬瑞對鏡頭表達心聲，再對艾未未(專題)和眾多維權朋友遭當局拘捕打壓表示心痛，對自己無力保護孩子免受無辜傷害而難過，對社會無數冤民得不到法律保護而傷感。說到動情處，他情不自抑，聲音硬咽，數度落淚。
趙連海含淚道，為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不能再沉默，也拒絕再沉默；他希望當權者知錯則改，「不要再繼續造人間災難，不要讓更多的家庭妻離子散、生活在無盡的痛苦中」；又呼吁當局釋放艾未未(專題)、騰彪、冉雲飛等維權人士。
趙連海還在網上感謝香港各界給予他的關注幫助，稱「香港沒有淪陷，那里是我們的希望」。但他又說︰「一個或幾個劉夢熊或王夢熊或李夢熊，是無法保險（證）我們的，我們只有人人都是劉夢熊，人人都是艾未未，才可以保護我們自己！」「如果人人都是劉夢熊，人人都是艾未未，人人都是冉雲飛，我們這個社會將會非常美好！」
趙連海自稱他在網上出聲，已引起當局注意，並即時接到有關官員的電話，約他「這兩天談談」；他寫道「我想也許就在今天天亮以後」，「隨便定任何罪名吧，我們沒有任何錯誤」！
昨午 3時趙連海再上網發言，再表心聲，重申若遭強制離家「我會以死明志」。約 3時 15分左右，他又寫道︰「門鈴響了，有人登門。」之後再無音訊，他和妻子的手機及家中電話全部無人接听。
本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引趙連海家姐趙新玲指，昨午約 4時有警車到趙家樓下，公安登樓找趙連海，趙連海已被帶公安帶走。昨晚 10時半，趙妻李雪梅從家中上網發貼稱，剛與丈夫通電話，他表示現在很安全，晚些時候回來。至昨晚深夜約 12時，趙終于獲釋。他說有四名高級官員和他傾談，對方說艾未未案還未有定性，叫他不要亂猜測。
38歲的趙連海 2008年因兒子服用毒奶粉患結石，他聯合其他受害 BB家長成立「結石寶寶之家」，向當局討還公道，去年 11月被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監兩年半，後在海外輿論特別是本港各界聲援下，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讓他出獄，但趙表示他出來後一直受監控威脅，不能與外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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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連海豁出去了 公開宣告稱“我將以死抗爭”(圖)
為了自己受毒奶粉荼毒的孩子討公道，卻慘遭法院判監；幸得海內外輿論聲援獲保外就醫，又被當局軟禁在家變相坐監。目睹聲援人士、維權同道一個個遭拘捕打壓，沉默了三個月的內地結石寶寶家長趙連海，終于打破沉默，前晚開始對外發聲，並在昨日早上于網上發表視頻，力數當局惡行，呼吁民眾覺醒，聲稱要以死抗爭。到下午，他再度被公安帶走。至昨晚深夜獲釋。
昨日下午 3時，趙連海再度現身 twitter網發貼︰「（我）做好了隨時被繼續進監獄以及失蹤的思想準備，我也早就對愛人說過，如果再次強制我離開家，我將以死抗爭，我將在被強制當天，絕食絕水絕灌食絕治療，直至生命逝去！」他強調自己已做好以死抗爭的準備，並相信兩個孩子長大後「一定會理解他們的父親」。
趙連海昨日再度現身網絡的第一番說話，竟如壯土赴刑場，令人震撼。前晚，他終于打破三個多月來的沉默，首度在網上現身並接受外媒油訪時，已是相當慷慨激昂，他為自己遲至今日才對外出聲而感到慚愧，又表示不會再沉默要重新抗爭，呼吁當局釋放艾未未(專題)等異見人士。這是自去年 12月 28日晚，結石寶寶之家網站出現以趙連海名義發出的聲明，稱他已保外就醫，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後，首次公開發聲，引起外界關注。
昨日早上，一段趙連海在家中自拍的短片在網上出現。片中，趙抱著 6歲兒子趙鵬瑞對鏡頭表達心聲，再對艾未未(專題)和眾多維權朋友遭當局拘捕打壓表示心痛，對自己無力保護孩子免受無辜傷害而難過，對社會無數冤民得不到法律保護而傷感。說到動情處，他情不自抑，聲音硬咽，數度落淚。
趙連海含淚道，為了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不能再沉默，也拒絕再沉默；他希望當權者知錯則改，「不要再繼續造人間災難，不要讓更多的家庭妻離子散、生活在無盡的痛苦中」；又呼吁當局釋放艾未未(專題)、騰彪、冉雲飛等維權人士。
趙連海還在網上感謝香港各界給予他的關注幫助，稱「香港沒有淪陷，那里是我們的希望」。但他又說︰「一個或幾個劉夢熊或王夢熊或李夢熊，是無法保險（證）我們的，我們只有人人都是劉夢熊，人人都是艾未未，才可以保護我們自己！」「如果人人都是劉夢熊，人人都是艾未未，人人都是冉雲飛，我們這個社會將會非常美好！」
趙連海自稱他在網上出聲，已引起當局注意，並即時接到有關官員的電話，約他「這兩天談談」；他寫道「我想也許就在今天天亮以後」，「隨便定任何罪名吧，我們沒有任何錯誤」！
昨午 3時趙連海再上網發言，再表心聲，重申若遭強制離家「我會以死明志」。約 3時 15分左右，他又寫道︰「門鈴響了，有人登門。」之後再無音訊，他和妻子的手機及家中電話全部無人接听。
本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引趙連海家姐趙新玲指，昨午約 4時有警車到趙家樓下，公安登樓找趙連海，趙連海已被帶公安帶走。昨晚 10時半，趙妻李雪梅從家中上網發貼稱，剛與丈夫通電話，他表示現在很安全，晚些時候回來。至昨晚深夜約 12時，趙終于獲釋。他說有四名高級官員和他傾談，對方說艾未未案還未有定性，叫他不要亂猜測。
38歲的趙連海 2008年因兒子服用毒奶粉患結石，他聯合其他受害 BB家長成立「結石寶寶之家」，向當局討還公道，去年 11月被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監兩年半，後在海外輿論特別是本港各界聲援下，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讓他出獄，但趙表示他出來後一直受監控威脅，不能與外界聯。
胡錦濤在軍內並沒有人馬，他是否能夠調兵遣將？京港台時間︰2011/4/7 消息來源︰明鏡網 網友評論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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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軍內並沒有人馬，他是否能夠調兵遣將？
胡錦濤在軍內的權力基礎一直相對薄弱，“共青團派”勢力在軍隊的擴展沒有多少著力點。胡錦濤雖然有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頭餃，要想培植在軍內的影響力，還得另外想辦法來安排提升自己信得過的人馬。
胡錦濤剛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正是時任總參謀長傅全有、副總參謀長郭伯雄和總裝備部長曹剛川受到重視、不斷晉餃升職之時，這不能只看成是自“楊家將”垮台之後江澤民主持的軍權爭奪，也不僅意味著軍隊指揮權的新老交替，應該說，也反映了中國對安全防務的新戰略考慮。
傅全有與胡錦濤曾經有過合作共事的經歷，他在八十年代末期鎮壓西藏僧侶抗議和九十年代初期平息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騷亂中，是個鐵腕人物。1984年率軍收復中越邊境的一個重要山頭，立下赫赫戰功，後來被晉升為鎮守西南邊陲的成都軍區司令員。胡錦濤在西藏擔任書記、實施戒嚴時，就直接與傅全有打上了交道。1990年到1992年，毗鄰俄羅斯、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的新疆正開始進入多事之秋，他轉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率領駐扎新疆的大軍。
隨著傅全有水漲船高的還有副總參謀長郭伯雄，他是傅全有的老部下了，傅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時，郭伯雄是第47集團軍軍長。1999年，郭伯雄花甲那年，被任命為常務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那時他已經被看成傅全有的接班人了。
直接參與西藏當年戒嚴的桂全智中將，在被晉升為成都軍區參謀長、中將之後沒多久，就又于2002年春天繼續青雲直上，擔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他與胡錦濤和傅全有十多年的“戰斗情誼”。
拱衛京師的北京軍區新任司令員朱啟，也因曾與胡錦濤有歷史淵源而分外引人關注。有人甚至說，朱啟能接任這麼重要的職位，原因就是跟對了人。這種說法未免過于簡單化。胡錦濤1985年至1988年在貴州，1989年至1992年在西藏，朱啟當時在成都軍區正被提升少將，西藏、貴州都屬成都軍區管轄防衛範圍。不過細查二人履歷，1988年時朱啟任14集團軍副軍長，駐地在昆明，並不在貴陽；1990年他出任貴州省軍區司令員，1992年任14集團軍軍長，但這時胡錦濤已經去了拉薩。當然，胡錦濤在西藏內曾調成都軍區部隊入藏，又畢竟擔任過貴州省軍區政委，對朱啟這員 將不陌生。
1999年9月，胡錦濤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在軍隊人事上有了一定過問的權力。正在這時，朱啟由成都軍區參謀長調為北京軍區參謀長。2002年1月，朱啟竟後來居上，一下跨越早就在北京軍區的好幾個副司令員，以中將軍餃接替李新良上將，擔任了這個一直是上將擔任的北京軍區司令員職務。
但是2002年秋天，在十六大上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引起海外軒然大波時，朱啟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志12月1日出版的總348期，發表題為《積極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認真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的文章，更引得人們紛紛議論。本來海外就哄傳︰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的方桉，是他在出訪美國、墨西哥之前作了部署，由曾慶紅在京郊豐台空軍培訓中心與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數次密謀後執行的。10月29日，江澤民結束在墨西哥舉行的APEC會議後，回到北京便出席了中央軍委召集的有各大軍區各大兵種負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會上由張萬年等表態，高度揚江澤民13年治軍的功績，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軍委領導。在這種背景下，朱啟撰文說︰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選擇，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和推進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軍方將“堅決听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這被外界解讀為證實了“由軍方提議要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的傳言，給他是否能被胡錦濤信得過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胡錦濤在軍內倒是有了一個意外的機會安插部下。他在團中央當書記時，將從山東東平縣委副書記上調團中央工農青年部任副處長的張慶黎，提為處長，而後又提為副部長。張慶黎後來回到山東，當了東營市長，泰安市出了市委書記胡建學等人的經濟大桉，他“臨危受命”，調去當市委書記，又升到山東省委副書長。而後從中國的黃海之濱來到祁連山下，擔任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蘭州市委書記。沒想到，2000年張慶黎出人意料地被胡錦濤推薦，出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他笑稱“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司令員，到任後大力整頓，頗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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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軍內並沒有人馬，他是否能夠調兵遣將？
胡錦濤在軍內的權力基礎一直相對薄弱，“共青團派”勢力在軍隊的擴展沒有多少著力點。胡錦濤雖然有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頭餃，要想培植在軍內的影響力，還得另外想辦法來安排提升自己信得過的人馬。
胡錦濤剛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正是時任總參謀長傅全有、副總參謀長郭伯雄和總裝備部長曹剛川受到重視、不斷晉餃升職之時，這不能只看成是自“楊家將”垮台之後江澤民主持的軍權爭奪，也不僅意味著軍隊指揮權的新老交替，應該說，也反映了中國對安全防務的新戰略考慮。
傅全有與胡錦濤曾經有過合作共事的經歷，他在八十年代末期鎮壓西藏僧侶抗議和九十年代初期平息新疆分離主義勢力的騷亂中，是個鐵腕人物。1984年率軍收復中越邊境的一個重要山頭，立下赫赫戰功，後來被晉升為鎮守西南邊陲的成都軍區司令員。胡錦濤在西藏擔任書記、實施戒嚴時，就直接與傅全有打上了交道。1990年到1992年，毗鄰俄羅斯、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的新疆正開始進入多事之秋，他轉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率領駐扎新疆的大軍。
隨著傅全有水漲船高的還有副總參謀長郭伯雄，他是傅全有的老部下了，傅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時，郭伯雄是第47集團軍軍長。1999年，郭伯雄花甲那年，被任命為常務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那時他已經被看成傅全有的接班人了。
直接參與西藏當年戒嚴的桂全智中將，在被晉升為成都軍區參謀長、中將之後沒多久，就又于2002年春天繼續青雲直上，擔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他與胡錦濤和傅全有十多年的“戰斗情誼”。
拱衛京師的北京軍區新任司令員朱啟，也因曾與胡錦濤有歷史淵源而分外引人關注。有人甚至說，朱啟能接任這麼重要的職位，原因就是跟對了人。這種說法未免過于簡單化。胡錦濤1985年至1988年在貴州，1989年至1992年在西藏，朱啟當時在成都軍區正被提升少將，西藏、貴州都屬成都軍區管轄防衛範圍。不過細查二人履歷，1988年時朱啟任14集團軍副軍長，駐地在昆明，並不在貴陽；1990年他出任貴州省軍區司令員，1992年任14集團軍軍長，但這時胡錦濤已經去了拉薩。當然，胡錦濤在西藏內曾調成都軍區部隊入藏，又畢竟擔任過貴州省軍區政委，對朱啟這員 將不陌生。
1999年9月，胡錦濤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在軍隊人事上有了一定過問的權力。正在這時，朱啟由成都軍區參謀長調為北京軍區參謀長。2002年1月，朱啟竟後來居上，一下跨越早就在北京軍區的好幾個副司令員，以中將軍餃接替李新良上將，擔任了這個一直是上將擔任的北京軍區司令員職務。
但是2002年秋天，在十六大上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引起海外軒然大波時，朱啟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志12月1日出版的總348期，發表題為《積極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認真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的文章，更引得人們紛紛議論。本來海外就哄傳︰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的方桉，是他在出訪美國、墨西哥之前作了部署，由曾慶紅在京郊豐台空軍培訓中心與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數次密謀後執行的。10月29日，江澤民結束在墨西哥舉行的APEC會議後，回到北京便出席了中央軍委召集的有各大軍區各大兵種負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會上由張萬年等表態，高度揚江澤民13年治軍的功績，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軍委領導。在這種背景下，朱啟撰文說︰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選擇，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和推進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軍方將“堅決听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這被外界解讀為證實了“由軍方提議要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的傳言，給他是否能被胡錦濤信得過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胡錦濤在軍內倒是有了一個意外的機會安插部下。他在團中央當書記時，將從山東東平縣委副書記上調團中央工農青年部任副處長的張慶黎，提為處長，而後又提為副部長。張慶黎後來回到山東，當了東營市長，泰安市出了市委書記胡建學等人的經濟大桉，他“臨危受命”，調去當市委書記，又升到山東省委副書長。而後從中國的黃海之濱來到祁連山下，擔任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蘭州市委書記。沒想到，2000年張慶黎出人意料地被胡錦濤推薦，出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他笑稱“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司令員，到任後大力整頓，頗有魄力。
粗俗的瘋子還是天才？艾未未作品圈內人如何看？(慎入/視頻)京港台時間︰2011/4/8 消息來源︰倍可親網訊 網友評論 2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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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的瘋子還是天才？艾未未作品圈內人如何看？(慎入/視頻)
編者注︰冉雲飛，四川作家，2011年3月25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冉雲飛實施逮捕，現關押于都江堰
關于艾未未(專題)，說他的人已經不少，我能說出一點什麼呢？他的與眾不同、特立獨行、不羈勇猛、善于創造，那都是說不完的話題。我跟他見面不多，當然不知道流傳于他朋友間許多私密的段子，但好在有互聯網的存在，我們共同在牛博國際開博客、在推特上一同戰斗，所以常能看到他機趣橫生的妙語猛話。
在我眼里，老艾算得上是個“四有青年”。當然這“四有青年”不是對官方同名獎項的承襲，而是一種有趣好玩的戲仿，但這戲仿不是穿著意識形態毛料裝束的“五好家庭”，因為我不是來給艾未未(專題)頒道德獎牌，作旌表文章的。
我得公布我的四有標準是有種、有趣、有料、有心。要囊括四有標準，集其于一身，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為有種的不一定有趣，有料的不一定有種，有心的不一定有趣，總之難以並美。有趣自是指情趣，很多種藝術門類都能玩的艾未未(專題)，當然不會缺乏。至于說講話妙語連珠，擅編段子和故事，我也有所領教，而有心則是有一顆悲憫憐惜愛人之心，他這一點也很充足。今兒我只擇他的有種來講。
一︰像傻×一樣站出來
艾未未是個多門類的藝術家，這兩年以觀念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行走于世界各地。這些裝置和觀念藝術，哪怕以古典材質或者是老舊的外型，依舊掩忽不住當代的叛逆與不羈。有的甚至是在簡約底下充滿混亂，在平靜的表面下深蘊著波濤，一種不安分的氣息成為他所有作品的“生理特征”，有一種深入那些物理器材後面的靈魂躁動。
參加對鳥巢的設計，可能是艾未未參與的最為普通觀眾所了解的現代風格的建築設計。但當後來這一切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所左右的時候，他便出來批評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甚至點名批評張藝謀對官方的屈為逢迎。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要說出如此的內幕和實話，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需要與巨大利益切割的準備。因為對于近乎黑社會的組織來說，這是一種令他們有錐心之痛的背叛，這種背叛比從不加入該組織分一杯羹，更令該團伙憤恨萬分。在某些團伙看來，與它進行一些事項的合作，就必須忠心耿耿、全部委身于它，否則就是一種不可接受的現實，何況你還公然背叛，這是令他們沒齒不忘的“內亂”，當然老艾並在意他們切齒的“內亂”。知識界有名聲的人，大多被收買，在這幾年有“背叛”經歷的，除了老艾，還有就是陳丹青。他對中國教育的憤怒和批評，對民國時期社會精神的一些準確把握，使得他這次“背叛”顯得格外有說服力和傳播力。當然老艾本來就不在體制內，只不過一次合作，而陳丹青則是全部跳出體制本身的約束。
從“反水”、搞“內亂”之局出來後，老艾開始關注因上海警方枉法，使楊佳遭受極大侮辱，而導致楊佳報復的殺警案。在他所有公共知識分子中，他是持續關注楊佳案最久的人，從呼吁司法透明到程序正義，再到批評官方指定的律師謝有明，與此同時聲援、幫助楊佳父母走司法程序，最後楊佳被暗箱枉判，然後他每天點一支蠟燭以示祭奠，大約點了百多支。當多少已淡忘這樁不公的大案的時候，他讓人們持續地關注，從而反省人們自身的境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公制度和權力機器這案板的肉，而任人宰割。因此關注楊佳案，既關乎公義，更關乎自身的安危與做人的尊嚴。
當川震中做死難學生調查和反對彭州石化項目上馬的譚作人，被官方指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將開庭時，同樣做著死難學生調查之相同工作的艾未未及其公民調查志願者團隊，一行十幾人于8月11日來成都，欲出庭作證，以證譚的無罪。但無畏的艾未未哪知從此誤闖“白虎堂”，凌晨三點在成都的酒店里遭到一伙警察黑打，終至腦袋出血而淤積，堵塞腦血管，要不是在幕尼黑作及時的檢查，生命必將不保。但他遭受這樣大的打擊，後來還受到有司的干擾、查賬和威脅，他在接受媒體依舊直言不諱地說，我就像傻逼一樣站出來維權。有人說他維權太高調，勸他低調一些，他不為所動。及至有司約他喝茶，他堅決不從，並嚴詞敦請他們放棄幻想，而且出之以戲謔之辭︰國保就是電煲。 在這個高壓國家中，的確是個異數。
不特如此，他還在德國慕尼黑忍著被警察打而造成的腦傷，做了一個令人震撼的展覽——“非常抱歉”。這“非常抱歉”的展覽標題和內容，繼續展示出艾未未對社會和世界的敏銳觀察，同時也彰顯了對他中國政府的深刻嘲諷。聯想到當時中國當局極力在法蘭克福展示其出版大國所作的荒謬努力——不讓戴晴、貝嶺出席並演講，而且與會者居然撒謊說中國寫作是自由的——這個揭露中國真相的藝術展，艾未未只能用“草泥馬”的精神來說一聲“非常抱歉”了。艾未未用九千個書包砌成了一面大大的牆，里面嵌了“她在世上幸福地活了七年”的字樣，可謂對當局的控訴。這位楊小紈小朋友悲慘的死去，在她親人的惦念中，在艾未未持續地對政府責任的追問中，獲得了永生。這和劉家琨與遇難學生家長一起建立的“胡慧姍紀念館”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是對個體生命的真正尊重。
在中國，很多人都以聰明人自居，以自己能世故，能虛與委蛇，能韜光養晦沾沾自喜，沒有誰願意犯傻，去為尊嚴而戰，為自由而生。更不願意去行公義，因為不想別人來搭自己努力的便車，而願意去搭那些“傻逼”勇敢站出來所維護的公義的便車，這便是世故者所謂的聰明。人人都不想為公平正義而戰，人人都願意搭便車，從而陷入根本沒有便車，全部深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而喪失做人的尊嚴。那些極其世故的、聰明的欲搭順風車者，因無順風車可搭，便去巴結人質劫持者，患上深度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如何在被共同劫持的狀態下，當上一個人質的頭目，便變成許多聰明而世故者的終極努力。但制度的互害、咬人兼自噬所造就的囚徒困境，會使得你的奴才身份成為終身的緊箍咒。再大的人質頭目，終究是人質的一部分，不良制度才是無所不在的綁架者。
二︰公民的草泥馬精神
如果有人做個數字統計的話，我想某些詞匯在中國正規印刷物和出版物上出現的概率不高，其原因是因為那些詞匯敏感。我們祖先發明這些詞匯——哪怕是翻譯過來的外來詞，也融入了我們的生活與文化，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是為了供給我們盡情地表達一切的，而不是為了禁止我們拿來表達。可吊詭的是，權力決定著哪些 詞匯如阿Q頭上的癩疤是提不得的，提了權力便要與你拚命，滅你于無形。所以“草泥馬”和“馬勒戈壁”這樣的詞匯終于以異樣和悲喜劇的方式誕生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國度，雖然也有時免不了“草泥馬”，但他們可以通過正規渠道和法律維權來解決其間的利益糾紛，所以他們用不著杜撰一個“草泥馬”而時常用之，甚至這個諧音的杜撰大有代替正牌貨的地步。人的表達欲望，就像水一樣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這里，它就往那里走。你說這個詞敏感，那我就換一個諧音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因為幽默諧音和曲為表達，反而有了一種悲喜劇的效果。對于有話不能直說，本來是件很悲傷的事，但你若出之幽默隱諱之詞，而這詞又得到了傳播者和理解者的高度認可，就會很快流行起來，“草泥馬”就是這樣一枚流行在網絡，“出口轉內銷”到傳統傳媒上的國罵詞匯。這種隱諱幽默的詞匯，用在公共域內，就是一種爭取自身權利的表達和對他人維權的聲援，也就是說，“草泥馬”一詞具有對社會不公加以批評的公民精神。
艾未未是藝術家，他當然常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對這個社會的看法，直中最直接的就是“草泥馬，祖國”的十．一豎中指比賽，引得各地網友爭相拍攝自己在各處建築物、公共場所比中指姆的照片——從白宮到天安門等無所不有——傳給他，讓他及各位評委評選出好作品，以便傳達出公共批判的意味。針對官方對政權、國家等意識形態等東西神聖化的傾向，于是艾未未以輕松、諧謔乃至惡搞的方式，以避開敏感語的辦法，通過網絡來傳播“草泥馬”的精神，從而使更多人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快樂，在快樂中做一個知道維護自己權益和尊嚴的現代公民。
在做“草泥馬”攝影展的過程，工信部推出的名為保護青少年兒童，實為陷制人們言論自由的“綠壩”，惹惱了大批網民。于是號召翻牆有之，如北風從技術和操作上給出指導，專門寫帖子給普通網友傳播和使用。我也曾寫過一篇《每天介紹一個人翻牆》，以示對封堵網絡，阻擾我們自由獲取諸種信息的官方之批評。艾未未則在網上號召在工信部預訂的綠壩安裝之日亦即七月一日，網友罷網以示抗議。當時有很多人還不能理解他這個罷網行動的意義，甚至對網絡甚有研究，資深的網絡控北風對他這次的行動表示質疑。我明顯是個騎牆者，既支持北風號召人們翻牆，亦表達對艾未未罷網的堅決支持，後來他們雙方對各自爭取網絡自由的意義都認可，這是很開心的事。老艾邀請北京的網友到他帶著大片草地的工作場所去喝酒吃飯，還免費領文化衫——FUCK GFW，大家在快樂中完成罷網、反對綠壩的行為藝術，既維護了自己的權利，又增添了生活的樂趣。這就是說，公民的草泥馬精神，不僅是批評乃至憤怒，還有快樂，我們要學會在快樂中去為自己爭取更自由的生活。至于老艾裸體照片的下體上遮掩著一種互聯網才有的“動物”——“草泥馬”的照片，那是用“草泥馬”所做的最有趣的表達。
三︰一個帶著態度的人
艾未未在接受法國藝術批評家杰羅姆．桑斯的采訪時，說自己是個帶著態度做事的人，我認為老艾的自我表達驚人的準確。艾未未對語言有著對圖像一樣的高度敏感，他往往能夠化繁為簡、化腐朽為神奇、化憤怒為譏刺，直指人心、直搗黃龍，這樣一來，他在有一百四十字限制上的推特上風生水起，跟隨者眾，已達一萬六千多人。每當他對某事件發表簡短看法的時候，從理論上講，跟隨他的一萬六千人都能看到，加上一推再推的銳推，那麼他的公共表達，就形成快速眾多的傳播，老艾的 態度展示得淋灕盡致。
說艾未未是個帶著態度和有內心想法的人，並不是說老艾有一整套的思想和體系。老艾是個沒有主義的人，也沒有那麼多抽象的思想，他只堅持生命的尊嚴和為人之自由。他很多看法，全是從自身經歷和體悟的常識與直覺而來。
事實上，只要你睜開雙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就能讀懂今天看似令人困惑的中國。五一二大地震(專題)以後，面對眾多的死難者特別是死難學生，使得有態度的艾未未，不能坐視不理。本來他也像我們許多中國人一樣，都在期待政府負起公布死難者名單之責，但政府為了逃脫自己的責任，為了免受對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不僅不公布，而且還把調查這些數據的黃琦、譚作人當作罪人抓進監獄去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艾未未自己出錢召集了幾十位志願者，分期分批進入災區——單是第四批進入災區的志願者就分成十二個小組——從學校、班級、遇難者姓名，做了大量細致的收集工作，獨立采集獲得近五千名死難學生名單。加上譚作人等人的調查名單，終于逼政府交出一份沒有學校、班級、姓名的死難學生名單5335 人。雖然政府依舊沒能告知公民以真相，但讓政府知道，我們每個公民都願意且可以做些事情來推進社會的進步，讓他們知道遮遮掩掩，必受民眾持久的追問。艾未未調查小組在災區的調查過程中，受到當地政儲府、警方、學校等機構的干擾、阻止乃至打罵，不少人受到搜身、拘禁之辱，但他們並沒有退縮。具體事件可在艾未未調查小組的志願者們的回顧性文章里——《公民調查 5.12地震(專題)遇難學生調查事件回顧2008年09月04日－2009年08月05日》看到。
沒有態度沒有韌性，艾未未及其調查小組不可能堅持得如此之久。在譚作案出庭作證未遂，還被重度打傷以後不久，艾未未調查小組就推出了紀錄片《老媽蹄花》。《老媽蹄花》把成都警察胡攪蠻纏、違法違憲的丑陋嘴臉展示無遺。凡是看過該片的人，無不震驚而感到警察作為權力機器的粗暴無理。像金牛法治科科長這樣的人，包括後來打電話威脅志願者劉艷萍的邱勇所長，都堪稱如今警察低劣素質的縮影。《老媽蹄花》出來後，艾未未調查小組將其傳到網上，分享給眾多網友，而一些網友又將其添上英、日、法、德等語言的字幕，做更為廣泛的傳播，使災區政府及警察不作為亂作為的惡政得到了跨國傳播。到今年底，他在推紀錄片《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又推出《花臉巴兒》，反映了災區的惡政和民眾遭受打壓的慘景，以及他們志願者在其間所作調查的艱辛。除了深刻生動了展示了五一二大地震(專題)後天災人禍特別是人禍之外，其取所題目，簡潔切題，極合四川的民俗風情，“老媽蹄花”既是一道名菜，也是該片中的引子；而“花臉巴兒”就更是詼諧地諷刺了四川當地政府拆東牆被西牆、做貓蓋屎等面子功夫的下作。
老艾在追查地震死難學生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因為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不少阻力、威脅而停步，除了他們繼續將調查所得，做陸續的後期整理外，還進一步和志願者一起給中央及四川各地政府的財政局、教育局、建設廳、公安局、青基會等幾十個單位發出一系列，要求他們按政府公開條例公開一系列信息︰校舍垮塌情形、財政使用情形、學生死難數字等，但他們得到的回答可謂荒唐無比，竟然說要說列出單位與用途，才會公開。難道一個納稅人、一個中國公民就沒有權利知道這一切本該自行公布的信息嗎？原來去年公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有這樣與公開透明徹底相違背的圈套在里面。這正好證明了政府每一次立法看似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所謂的依法治國，實則是通過立法的方式使民眾深陷泥淖而無恥勝出，要麼就是變成明目張膽的釣魚。
四︰終身的反對派
我對老艾在文革時期的事情了解甚少，由于父母曾受辱，他自然也不免有受辱的經歷與感受。同時在文革後期，他可能因為父親——位不一定很尊但名卻很高的詩人 ——的“解放”，會使他的交往圈子和閱讀圈子與眾不同。艾未未可能讀了不少普通讀者無法讀到的“灰皮書”和“黃皮書”，甚至有可能讀到一些特定的“大字本 ”。這些
“供內部批判使用”的東西，令人吊詭地完成了許多有一定來路的人之思想啟蒙，成為七十年代末、八十代興起的啟蒙運動的嚆矢。
艾未未似乎在朝著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路子挺進，挺進的路線和脈絡相當分明。上世紀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參加星星美展等一系列甚為活躍的藝術活動，打破幾被窒息的死氣沉沉的生活，誘發人們的審美感受，開啟明智。後來居紐約，他也參加了一系列的反對活動，在自由的美國爭取更多的自由。大家都知道，在一個專制國家當一個反對者，對于多數人來說，是令人提心吊膽的事，因為恐懼已經內化了，成為人們血液的一部分。所以專制國家的反對者並不多，如反對者的話，一般都能因為現實踫撞和日常的擠壓而顯得真實，顯得有比較堅定的反對目標。事實上，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做一個反對者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民主自由國家允許你反對的事無限多，而且由于制度構架已處于穩定可靠的運營狀態，使得大部分人對于反對某事反而還喪失了熱情。有的人可以在專制國家做些反對的工作，但一旦到民主便喪失了對權利的敏感，對自由受損的切膚之痛，因此像老艾在約紐住了十二年，依舊葆有對不義之事斗爭熱情的可謂少之又少。
遙望八十年代、近觀當下，許多與老艾同時代或者同齡的藝術家，都已經功成名就，在名聲、威望、財富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很多人已經沒有多少好奇心和活力。名望及財富成了不少人的名韁利鎖，成了許多人的墳墓，有許多人老態畢現，只差抬出去埋了。早年做政治波普的諷刺與戲仿精神，蕩然無存；架上繪畫的不盡實驗成為前塵舊事，過眼雲煙；觀念藝術上的勇于突破、給人新奇之感，成了目下老頹的回憶資料；行為藝術因害怕現實害怕失去既有的東西，而不拿出以前的勇猛精晉。但艾未未與他們不同，老艾的名望及財富不輸于任何當代藝術家，但他一直有闖勁，一直活在當下，做一個活著的見證者。活在當下，不是說他缺少歷史根系，沒有未來展望，而是說他不回避自己與所處之荒唐時代的緊張感，並願意身體力行地將這樣的荒誕感記錄下來。
不少藝術家多是自由主左派，即在不否認消極自由的基出上，更多傾注于積極自由；對自由主義和市場並不否定，但對正義與公平更為關切。如果非得給艾未未貼個標簽的話，我覺得他算得上是自由主義左派。以前我听說過一些老艾有種的事，但都沒有這幾年他所做的事情帶給我如此大的震撼效果。可以這樣說，有種是老艾最大的特征，對公平和正義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老虎一般的饑餓感。
2009年歲末于成都
前一秒鐘，我們國家的總理深情地念我父親的詩；後一秒鐘, 他們跟蹤我、打我，這就是我的國家。——艾未未
艾未未作品《草*泥*馬 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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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的瘋子還是天才？艾未未作品圈內人如何看？(慎入/視頻)
編者注︰冉雲飛，四川作家，2011年3月25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冉雲飛實施逮捕，現關押于都江堰
關于艾未未(專題)，說他的人已經不少，我能說出一點什麼呢？他的與眾不同、特立獨行、不羈勇猛、善于創造，那都是說不完的話題。我跟他見面不多，當然不知道流傳于他朋友間許多私密的段子，但好在有互聯網的存在，我們共同在牛博國際開博客、在推特上一同戰斗，所以常能看到他機趣橫生的妙語猛話。
在我眼里，老艾算得上是個“四有青年”。當然這“四有青年”不是對官方同名獎項的承襲，而是一種有趣好玩的戲仿，但這戲仿不是穿著意識形態毛料裝束的“五好家庭”，因為我不是來給艾未未(專題)頒道德獎牌，作旌表文章的。
我得公布我的四有標準是有種、有趣、有料、有心。要囊括四有標準，集其于一身，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為有種的不一定有趣，有料的不一定有種，有心的不一定有趣，總之難以並美。有趣自是指情趣，很多種藝術門類都能玩的艾未未(專題)，當然不會缺乏。至于說講話妙語連珠，擅編段子和故事，我也有所領教，而有心則是有一顆悲憫憐惜愛人之心，他這一點也很充足。今兒我只擇他的有種來講。
一︰像傻×一樣站出來
艾未未是個多門類的藝術家，這兩年以觀念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行走于世界各地。這些裝置和觀念藝術，哪怕以古典材質或者是老舊的外型，依舊掩忽不住當代的叛逆與不羈。有的甚至是在簡約底下充滿混亂，在平靜的表面下深蘊著波濤，一種不安分的氣息成為他所有作品的“生理特征”，有一種深入那些物理器材後面的靈魂躁動。
參加對鳥巢的設計，可能是艾未未參與的最為普通觀眾所了解的現代風格的建築設計。但當後來這一切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所左右的時候，他便出來批評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甚至點名批評張藝謀對官方的屈為逢迎。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要說出如此的內幕和實話，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需要與巨大利益切割的準備。因為對于近乎黑社會的組織來說，這是一種令他們有錐心之痛的背叛，這種背叛比從不加入該組織分一杯羹，更令該團伙憤恨萬分。在某些團伙看來，與它進行一些事項的合作，就必須忠心耿耿、全部委身于它，否則就是一種不可接受的現實，何況你還公然背叛，這是令他們沒齒不忘的“內亂”，當然老艾並在意他們切齒的“內亂”。知識界有名聲的人，大多被收買，在這幾年有“背叛”經歷的，除了老艾，還有就是陳丹青。他對中國教育的憤怒和批評，對民國時期社會精神的一些準確把握，使得他這次“背叛”顯得格外有說服力和傳播力。當然老艾本來就不在體制內，只不過一次合作，而陳丹青則是全部跳出體制本身的約束。
從“反水”、搞“內亂”之局出來後，老艾開始關注因上海警方枉法，使楊佳遭受極大侮辱，而導致楊佳報復的殺警案。在他所有公共知識分子中，他是持續關注楊佳案最久的人，從呼吁司法透明到程序正義，再到批評官方指定的律師謝有明，與此同時聲援、幫助楊佳父母走司法程序，最後楊佳被暗箱枉判，然後他每天點一支蠟燭以示祭奠，大約點了百多支。當多少已淡忘這樁不公的大案的時候，他讓人們持續地關注，從而反省人們自身的境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公制度和權力機器這案板的肉，而任人宰割。因此關注楊佳案，既關乎公義，更關乎自身的安危與做人的尊嚴。
當川震中做死難學生調查和反對彭州石化項目上馬的譚作人，被官方指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將開庭時，同樣做著死難學生調查之相同工作的艾未未及其公民調查志願者團隊，一行十幾人于8月11日來成都，欲出庭作證，以證譚的無罪。但無畏的艾未未哪知從此誤闖“白虎堂”，凌晨三點在成都的酒店里遭到一伙警察黑打，終至腦袋出血而淤積，堵塞腦血管，要不是在幕尼黑作及時的檢查，生命必將不保。但他遭受這樣大的打擊，後來還受到有司的干擾、查賬和威脅，他在接受媒體依舊直言不諱地說，我就像傻逼一樣站出來維權。有人說他維權太高調，勸他低調一些，他不為所動。及至有司約他喝茶，他堅決不從，並嚴詞敦請他們放棄幻想，而且出之以戲謔之辭︰國保就是電煲。 在這個高壓國家中，的確是個異數。
不特如此，他還在德國慕尼黑忍著被警察打而造成的腦傷，做了一個令人震撼的展覽——“非常抱歉”。這“非常抱歉”的展覽標題和內容，繼續展示出艾未未對社會和世界的敏銳觀察，同時也彰顯了對他中國政府的深刻嘲諷。聯想到當時中國當局極力在法蘭克福展示其出版大國所作的荒謬努力——不讓戴晴、貝嶺出席並演講，而且與會者居然撒謊說中國寫作是自由的——這個揭露中國真相的藝術展，艾未未只能用“草泥馬”的精神來說一聲“非常抱歉”了。艾未未用九千個書包砌成了一面大大的牆，里面嵌了“她在世上幸福地活了七年”的字樣，可謂對當局的控訴。這位楊小紈小朋友悲慘的死去，在她親人的惦念中，在艾未未持續地對政府責任的追問中，獲得了永生。這和劉家琨與遇難學生家長一起建立的“胡慧姍紀念館”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是對個體生命的真正尊重。
在中國，很多人都以聰明人自居，以自己能世故，能虛與委蛇，能韜光養晦沾沾自喜，沒有誰願意犯傻，去為尊嚴而戰，為自由而生。更不願意去行公義，因為不想別人來搭自己努力的便車，而願意去搭那些“傻逼”勇敢站出來所維護的公義的便車，這便是世故者所謂的聰明。人人都不想為公平正義而戰，人人都願意搭便車，從而陷入根本沒有便車，全部深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而喪失做人的尊嚴。那些極其世故的、聰明的欲搭順風車者，因無順風車可搭，便去巴結人質劫持者，患上深度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如何在被共同劫持的狀態下，當上一個人質的頭目，便變成許多聰明而世故者的終極努力。但制度的互害、咬人兼自噬所造就的囚徒困境，會使得你的奴才身份成為終身的緊箍咒。再大的人質頭目，終究是人質的一部分，不良制度才是無所不在的綁架者。
二︰公民的草泥馬精神
如果有人做個數字統計的話，我想某些詞匯在中國正規印刷物和出版物上出現的概率不高，其原因是因為那些詞匯敏感。我們祖先發明這些詞匯——哪怕是翻譯過來的外來詞，也融入了我們的生活與文化，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是為了供給我們盡情地表達一切的，而不是為了禁止我們拿來表達。可吊詭的是，權力決定著哪些 詞匯如阿Q頭上的癩疤是提不得的，提了權力便要與你拚命，滅你于無形。所以“草泥馬”和“馬勒戈壁”這樣的詞匯終于以異樣和悲喜劇的方式誕生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國度，雖然也有時免不了“草泥馬”，但他們可以通過正規渠道和法律維權來解決其間的利益糾紛，所以他們用不著杜撰一個“草泥馬”而時常用之，甚至這個諧音的杜撰大有代替正牌貨的地步。人的表達欲望，就像水一樣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這里，它就往那里走。你說這個詞敏感，那我就換一個諧音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因為幽默諧音和曲為表達，反而有了一種悲喜劇的效果。對于有話不能直說，本來是件很悲傷的事，但你若出之幽默隱諱之詞，而這詞又得到了傳播者和理解者的高度認可，就會很快流行起來，“草泥馬”就是這樣一枚流行在網絡，“出口轉內銷”到傳統傳媒上的國罵詞匯。這種隱諱幽默的詞匯，用在公共域內，就是一種爭取自身權利的表達和對他人維權的聲援，也就是說，“草泥馬”一詞具有對社會不公加以批評的公民精神。
艾未未是藝術家，他當然常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對這個社會的看法，直中最直接的就是“草泥馬，祖國”的十．一豎中指比賽，引得各地網友爭相拍攝自己在各處建築物、公共場所比中指姆的照片——從白宮到天安門等無所不有——傳給他，讓他及各位評委評選出好作品，以便傳達出公共批判的意味。針對官方對政權、國家等意識形態等東西神聖化的傾向，于是艾未未以輕松、諧謔乃至惡搞的方式，以避開敏感語的辦法，通過網絡來傳播“草泥馬”的精神，從而使更多人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快樂，在快樂中做一個知道維護自己權益和尊嚴的現代公民。
在做“草泥馬”攝影展的過程，工信部推出的名為保護青少年兒童，實為陷制人們言論自由的“綠壩”，惹惱了大批網民。于是號召翻牆有之，如北風從技術和操作上給出指導，專門寫帖子給普通網友傳播和使用。我也曾寫過一篇《每天介紹一個人翻牆》，以示對封堵網絡，阻擾我們自由獲取諸種信息的官方之批評。艾未未則在網上號召在工信部預訂的綠壩安裝之日亦即七月一日，網友罷網以示抗議。當時有很多人還不能理解他這個罷網行動的意義，甚至對網絡甚有研究，資深的網絡控北風對他這次的行動表示質疑。我明顯是個騎牆者，既支持北風號召人們翻牆，亦表達對艾未未罷網的堅決支持，後來他們雙方對各自爭取網絡自由的意義都認可，這是很開心的事。老艾邀請北京的網友到他帶著大片草地的工作場所去喝酒吃飯，還免費領文化衫——FUCK GFW，大家在快樂中完成罷網、反對綠壩的行為藝術，既維護了自己的權利，又增添了生活的樂趣。這就是說，公民的草泥馬精神，不僅是批評乃至憤怒，還有快樂，我們要學會在快樂中去為自己爭取更自由的生活。至于老艾裸體照片的下體上遮掩著一種互聯網才有的“動物”——“草泥馬”的照片，那是用“草泥馬”所做的最有趣的表達。
三︰一個帶著態度的人
艾未未在接受法國藝術批評家杰羅姆．桑斯的采訪時，說自己是個帶著態度做事的人，我認為老艾的自我表達驚人的準確。艾未未對語言有著對圖像一樣的高度敏感，他往往能夠化繁為簡、化腐朽為神奇、化憤怒為譏刺，直指人心、直搗黃龍，這樣一來，他在有一百四十字限制上的推特上風生水起，跟隨者眾，已達一萬六千多人。每當他對某事件發表簡短看法的時候，從理論上講，跟隨他的一萬六千人都能看到，加上一推再推的銳推，那麼他的公共表達，就形成快速眾多的傳播，老艾的 態度展示得淋灕盡致。
說艾未未是個帶著態度和有內心想法的人，並不是說老艾有一整套的思想和體系。老艾是個沒有主義的人，也沒有那麼多抽象的思想，他只堅持生命的尊嚴和為人之自由。他很多看法，全是從自身經歷和體悟的常識與直覺而來。
事實上，只要你睜開雙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就能讀懂今天看似令人困惑的中國。五一二大地震(專題)以後，面對眾多的死難者特別是死難學生，使得有態度的艾未未，不能坐視不理。本來他也像我們許多中國人一樣，都在期待政府負起公布死難者名單之責，但政府為了逃脫自己的責任，為了免受對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不僅不公布，而且還把調查這些數據的黃琦、譚作人當作罪人抓進監獄去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艾未未自己出錢召集了幾十位志願者，分期分批進入災區——單是第四批進入災區的志願者就分成十二個小組——從學校、班級、遇難者姓名，做了大量細致的收集工作，獨立采集獲得近五千名死難學生名單。加上譚作人等人的調查名單，終于逼政府交出一份沒有學校、班級、姓名的死難學生名單5335 人。雖然政府依舊沒能告知公民以真相，但讓政府知道，我們每個公民都願意且可以做些事情來推進社會的進步，讓他們知道遮遮掩掩，必受民眾持久的追問。艾未未調查小組在災區的調查過程中，受到當地政儲府、警方、學校等機構的干擾、阻止乃至打罵，不少人受到搜身、拘禁之辱，但他們並沒有退縮。具體事件可在艾未未調查小組的志願者們的回顧性文章里——《公民調查 5.12地震(專題)遇難學生調查事件回顧2008年09月04日－2009年08月05日》看到。
沒有態度沒有韌性，艾未未及其調查小組不可能堅持得如此之久。在譚作案出庭作證未遂，還被重度打傷以後不久，艾未未調查小組就推出了紀錄片《老媽蹄花》。《老媽蹄花》把成都警察胡攪蠻纏、違法違憲的丑陋嘴臉展示無遺。凡是看過該片的人，無不震驚而感到警察作為權力機器的粗暴無理。像金牛法治科科長這樣的人，包括後來打電話威脅志願者劉艷萍的邱勇所長，都堪稱如今警察低劣素質的縮影。《老媽蹄花》出來後，艾未未調查小組將其傳到網上，分享給眾多網友，而一些網友又將其添上英、日、法、德等語言的字幕，做更為廣泛的傳播，使災區政府及警察不作為亂作為的惡政得到了跨國傳播。到今年底，他在推紀錄片《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又推出《花臉巴兒》，反映了災區的惡政和民眾遭受打壓的慘景，以及他們志願者在其間所作調查的艱辛。除了深刻生動了展示了五一二大地震(專題)後天災人禍特別是人禍之外，其取所題目，簡潔切題，極合四川的民俗風情，“老媽蹄花”既是一道名菜，也是該片中的引子；而“花臉巴兒”就更是詼諧地諷刺了四川當地政府拆東牆被西牆、做貓蓋屎等面子功夫的下作。
老艾在追查地震死難學生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因為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不少阻力、威脅而停步，除了他們繼續將調查所得，做陸續的後期整理外，還進一步和志願者一起給中央及四川各地政府的財政局、教育局、建設廳、公安局、青基會等幾十個單位發出一系列，要求他們按政府公開條例公開一系列信息︰校舍垮塌情形、財政使用情形、學生死難數字等，但他們得到的回答可謂荒唐無比，竟然說要說列出單位與用途，才會公開。難道一個納稅人、一個中國公民就沒有權利知道這一切本該自行公布的信息嗎？原來去年公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有這樣與公開透明徹底相違背的圈套在里面。這正好證明了政府每一次立法看似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所謂的依法治國，實則是通過立法的方式使民眾深陷泥淖而無恥勝出，要麼就是變成明目張膽的釣魚。
四︰終身的反對派
我對老艾在文革時期的事情了解甚少，由于父母曾受辱，他自然也不免有受辱的經歷與感受。同時在文革後期，他可能因為父親——位不一定很尊但名卻很高的詩人 ——的“解放”，會使他的交往圈子和閱讀圈子與眾不同。艾未未可能讀了不少普通讀者無法讀到的“灰皮書”和“黃皮書”，甚至有可能讀到一些特定的“大字本 ”。這些
“供內部批判使用”的東西，令人吊詭地完成了許多有一定來路的人之思想啟蒙，成為七十年代末、八十代興起的啟蒙運動的嚆矢。
艾未未似乎在朝著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路子挺進，挺進的路線和脈絡相當分明。上世紀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參加星星美展等一系列甚為活躍的藝術活動，打破幾被窒息的死氣沉沉的生活，誘發人們的審美感受，開啟明智。後來居紐約，他也參加了一系列的反對活動，在自由的美國爭取更多的自由。大家都知道，在一個專制國家當一個反對者，對于多數人來說，是令人提心吊膽的事，因為恐懼已經內化了，成為人們血液的一部分。所以專制國家的反對者並不多，如反對者的話，一般都能因為現實踫撞和日常的擠壓而顯得真實，顯得有比較堅定的反對目標。事實上，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做一個反對者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民主自由國家允許你反對的事無限多，而且由于制度構架已處于穩定可靠的運營狀態，使得大部分人對于反對某事反而還喪失了熱情。有的人可以在專制國家做些反對的工作，但一旦到民主便喪失了對權利的敏感，對自由受損的切膚之痛，因此像老艾在約紐住了十二年，依舊葆有對不義之事斗爭熱情的可謂少之又少。
遙望八十年代、近觀當下，許多與老艾同時代或者同齡的藝術家，都已經功成名就，在名聲、威望、財富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很多人已經沒有多少好奇心和活力。名望及財富成了不少人的名韁利鎖，成了許多人的墳墓，有許多人老態畢現，只差抬出去埋了。早年做政治波普的諷刺與戲仿精神，蕩然無存；架上繪畫的不盡實驗成為前塵舊事，過眼雲煙；觀念藝術上的勇于突破、給人新奇之感，成了目下老頹的回憶資料；行為藝術因害怕現實害怕失去既有的東西，而不拿出以前的勇猛精晉。但艾未未與他們不同，老艾的名望及財富不輸于任何當代藝術家，但他一直有闖勁，一直活在當下，做一個活著的見證者。活在當下，不是說他缺少歷史根系，沒有未來展望，而是說他不回避自己與所處之荒唐時代的緊張感，並願意身體力行地將這樣的荒誕感記錄下來。
不少藝術家多是自由主左派，即在不否認消極自由的基出上，更多傾注于積極自由；對自由主義和市場並不否定，但對正義與公平更為關切。如果非得給艾未未貼個標簽的話，我覺得他算得上是自由主義左派。以前我听說過一些老艾有種的事，但都沒有這幾年他所做的事情帶給我如此大的震撼效果。可以這樣說，有種是老艾最大的特征，對公平和正義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老虎一般的饑餓感。
2009年歲末于成都
前一秒鐘，我們國家的總理深情地念我父親的詩；後一秒鐘, 他們跟蹤我、打我，這就是我的國家。——艾未未
艾未未作品《草*泥*馬 襠*中*央》
Wednesday, April 6, 2011
2011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比奇·库里格访谈
作者：科琳·米拉德
在策展界，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诺贝尔奖。在任命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幸运的获选者——以往通常都出自专业的小圈子里——会成为公众人物，每一个策划决策都会被品头论足。负责筹划今年6月的这出国际展览大片的比奇·库里格（BiceCuriger）就有这样的遭遇。虽然深受圈内人的推崇，瑞士艺术史学家、Parkett出版社联合创始人比奇·库里格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悄无声息地在苏黎世美术馆筹划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西格玛尔·波尔克、乔治亚·奥基弗和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从1993年起一直在该美术馆供职。眼下威尼斯开展在即，她向ARTINFO英国站解释了备受关注的展览主题——“ILLUMInations”（光国），解释她为什么选入丁托莱托，为什么双年展和奥运会毫无关系。
问：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威尼斯双年展？
答： 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向我征求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过几年前一位前双年展主席就曾找过我。
问：这是不是说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答： 是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个纽约博物馆的策展人，那是很难受到注意的。我做过很多展，但除非它们是在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或者文献展上出现，否则行内人根本看不到。这倒无所谓——我对苏黎世美术馆这份工作很满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样很高兴。不过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问：你给本届双年展取的主题是“ILLUMInations”。这些大写有什么意义？和你对本届双年展的策划布局有什么关系？
答： 我喜欢通过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ILLUMInations”针对的是光，朝向艺术的经典主题，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而不是事先生造出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据此去选择艺术品。这个标题同时也强调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国家的概念，后者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家馆的问题，觉得这是和时代相悖的，应该予以取缔。但国家馆始终存在着。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展览的事，忽略其他任何问题，那就太过疯狂了。
问：那么你认为“国家馆”的概念没有过时？
答： 对我来说这不是重点。我又不能去改变它，但我喜欢去研究它，具体去看待这种模式的历史。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Fleck）就这个问题写的那本小册子副标题叫“一部二十世纪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吉亚蒂尼走过。思考这些馆的创建过程和原因，实在令人感叹。官方代表和艺术家的作为之间的对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问：你选择了三件丁托莱托的画作。这几乎等于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双年展’应该是怎样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答： “双年展”永远是关于当下的。但通过收入这些画作，我其实是跟“双年展模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自省的领域，从来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历史。丁托莱托的作品是一种对当代艺术领域和艺术史领域的挑衅。这两个学科都受传统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姿态——我想做的无非是越过鸿沟传达一点东西。威尼斯呈现了一段非凡的历史，如果只有当代艺术那会是很别扭的。
问：策展人是个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得面临立与废的抉择。你觉得你的双年展会引起争议吗？
答： 当然会。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后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干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合作的。
问：你选取的艺术家格外的年轻——许多艺术家都是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关注年轻一代吗？
答： 我们分析了数据，发现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在35岁以下。我一直觉得双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年轻艺术家推荐给了更广阔的受众。但我也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入了许多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为双年展策划跟为美术馆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轻的一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双年展不像艺术馆，不需要在介绍年轻艺术家这种事上面权衡。观众也希望看到更新的当代艺术。
问：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在《卫报》中说，双年展策展部分公布的艺术家名单和任何大型艺博会都不一样。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 有的策展人会刻意做一些跟市场相悖的事情。但市场是很强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个艺术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艺术家不是可以随便摆动的东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买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喊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们都喜欢慢工出细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错过好时机。如果有人想表达某个想法，那这个世界就应该允许他。
问：代表美国参展的阿罗拉和卡尔萨迪拉（Allora & Calzadilla）宣称他们会和运动员合作来创作美国馆，让人感到威尼斯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运会。你怎么看这种比较？
答： 和艺术以及艺术品不一样的是，体育有非常分明的结果。在国家身份中的艺术问题就没那么分明了，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写着“意大利”或“塞内加尔”。所以我相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一个主题能涉及到也是好事。同样和奥运会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奖金的，比如金狮奖表明有所谓的“最佳”艺术家。 所有这些都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用来表达对一个艺术家的认可。我不能去反对这些作法。我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所以我很乐意照着游戏规则玩。
问：你曾经邀请四位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斯卡、弗朗兹·韦斯特、宋东和奥斯卡·图阿逊）来创作“侧馆”，用于展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想法实现的怎么样了？
答： 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览，展示的是一组一组的艺术品——特别是狭长的“军械库”空间。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把艺术品更紧密地交织起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还是有意思的。在“侧馆”里，身份和国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奥斯卡·图阿逊（Oscar Tuazon）做了一个展示阿西尔·门迪札宝（AsierMendizabal）作品的侧馆。他们对此进行了许多交流，但是奥斯卡在不断改变空间，有时候阿西尔会说：“我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侧馆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协商，跟我一个人说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儿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科琳·米拉德
在策展界，被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就好比得了诺贝尔奖。在任命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幸运的获选者——以往通常都出自专业的小圈子里——会成为公众人物，每一个策划决策都会被品头论足。负责筹划今年6月的这出国际展览大片的比奇·库里格（BiceCuriger）就有这样的遭遇。虽然深受圈内人的推崇，瑞士艺术史学家、Parkett出版社联合创始人比奇·库里格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悄无声息地在苏黎世美术馆筹划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西格玛尔·波尔克、乔治亚·奥基弗和马丁·基蓬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她从1993年起一直在该美术馆供职。眼下威尼斯开展在即，她向ARTINFO英国站解释了备受关注的展览主题——“ILLUMInations”（光国），解释她为什么选入丁托莱托，为什么双年展和奥运会毫无关系。
问：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威尼斯双年展？
答： 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向我征求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过几年前一位前双年展主席就曾找过我。
问：这是不是说这件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答： 是的，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你不是个纽约博物馆的策展人，那是很难受到注意的。我做过很多展，但除非它们是在6月的巴塞尔艺博会或者文献展上出现，否则行内人根本看不到。这倒无所谓——我对苏黎世美术馆这份工作很满意，就算不做威尼斯我也一样很高兴。不过真的能做可太好了。
问：你给本届双年展取的主题是“ILLUMInations”。这些大写有什么意义？和你对本届双年展的策划布局有什么关系？
答： 我喜欢通过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ILLUMInations”针对的是光，朝向艺术的经典主题，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而不是事先生造出一个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据此去选择艺术品。这个标题同时也强调了感知和思考，以及国家的概念，后者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家馆的问题，觉得这是和时代相悖的，应该予以取缔。但国家馆始终存在着。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展览的事，忽略其他任何问题，那就太过疯狂了。
问：那么你认为“国家馆”的概念没有过时？
答： 对我来说这不是重点。我又不能去改变它，但我喜欢去研究它，具体去看待这种模式的历史。罗伯特·弗莱克（Robert Fleck）就这个问题写的那本小册子副标题叫“一部二十世纪史”，以及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吉亚蒂尼走过。思考这些馆的创建过程和原因，实在令人感叹。官方代表和艺术家的作为之间的对峙也是很有意思的。
问：你选择了三件丁托莱托的画作。这几乎等于是在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双年展’应该是怎样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答： “双年展”永远是关于当下的。但通过收入这些画作，我其实是跟“双年展模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自省的领域，从来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历史。丁托莱托的作品是一种对当代艺术领域和艺术史领域的挑衅。这两个学科都受传统所限制。看上去像是挑衅，但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姿态——我想做的无非是越过鸿沟传达一点东西。威尼斯呈现了一段非凡的历史，如果只有当代艺术那会是很别扭的。
问：策展人是个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得面临立与废的抉择。你觉得你的双年展会引起争议吗？
答： 当然会。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我不在乎自己被批判。威尼斯之后我还是继续过我的日子。干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我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合作的。
问：你选取的艺术家格外的年轻——许多艺术家都是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小。你是刻意要关注年轻一代吗？
答： 我们分析了数据，发现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在35岁以下。我一直觉得双年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年轻艺术家推荐给了更广阔的受众。但我也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入了许多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为双年展策划跟为美术馆不是一回事，展示年轻的一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双年展不像艺术馆，不需要在介绍年轻艺术家这种事上面权衡。观众也希望看到更新的当代艺术。
问：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在《卫报》中说，双年展策展部分公布的艺术家名单和任何大型艺博会都不一样。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 有的策展人会刻意做一些跟市场相悖的事情。但市场是很强大的。一旦你找到了某一个艺术家，事情就不由你的控制了。艺术家不是可以随便摆动的东西——如果他或她的作品买的好，是不是表明作品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喊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答。我在Parkett做了27年的出版，我们都喜欢慢工出细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错过好时机。如果有人想表达某个想法，那这个世界就应该允许他。
问：代表美国参展的阿罗拉和卡尔萨迪拉（Allora & Calzadilla）宣称他们会和运动员合作来创作美国馆，让人感到威尼斯双年展是艺术界的奥运会。你怎么看这种比较？
答： 和艺术以及艺术品不一样的是，体育有非常分明的结果。在国家身份中的艺术问题就没那么分明了，你可以穿上一件T恤，上面写着“意大利”或“塞内加尔”。所以我相信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但这一个主题能涉及到也是好事。同样和奥运会很像的是，威尼斯是有奖金的，比如金狮奖表明有所谓的“最佳”艺术家。 所有这些都无非是一种社会符号，用来表达对一个艺术家的认可。我不能去反对这些作法。我爱艺术家。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所以我很乐意照着游戏规则玩。
问：你曾经邀请四位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斯卡、弗朗兹·韦斯特、宋东和奥斯卡·图阿逊）来创作“侧馆”，用于展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想法实现的怎么样了？
答： 在威尼斯，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的展览，展示的是一组一组的艺术品——特别是狭长的“军械库”空间。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把艺术品更紧密地交织起来，这个方案目前看来还是有意思的。在“侧馆”里，身份和国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混。奥斯卡·图阿逊（Oscar Tuazon）做了一个展示阿西尔·门迪札宝（AsierMendizabal）作品的侧馆。他们对此进行了许多交流，但是奥斯卡在不断改变空间，有时候阿西尔会说：“我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侧馆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协商，跟我一个人说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儿有很大的不同。
us artists Allora & Calzadilla
http://www.google.com/images?q=Allora+%26+Calzadilla&rls=com.microsoft:en-us:IE-ContextMenu&oe=&um=1&ie=UTF-8&source=og&sa=N&hl=en&tab=wi&biw=1366&bih=600
尤伦斯为何“变心”2011/02/21 11:02:16 来源：华商报 点击：1086次 评论：0条 【我要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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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们，我爱中国艺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西方收藏家，盖伊尤伦斯对中国艺术的“示爱”言犹在耳。可是，再令人难忘的相聚，也总有散场的一刻。近日，尤伦斯宣布，他准备大规模出手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同时转让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尤伦斯退出中国是因为年龄和家庭的缘故吗？昨日，记者经过采访发现，中国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成熟，西方艺术投资风向的转移，以及中国民间收藏力量的崛起，才是尤伦斯和中国说“拜拜”的主要原因。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著名艺术批评家朱其也指出，尤伦斯的退出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洗牌带来了契机，同时也提醒我们，是到了该建立完善艺术基金制度的时候了。
回顾：抛售藏品引发种种猜测
2月12日，在接受美国《艺术新闻报》采访时，尤伦斯表示自己要退出中国，并将尤伦斯艺术中心转交合作伙伴管理。随后，香港苏富比宣布，在4月3日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他们将推出“尤伦斯当代艺术收藏”拍卖专场，参拍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都是尤伦斯在中国经营20年的收藏。而这也是目前尤伦斯藏品流向拍卖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次。
“尤伦斯想彻底清仓所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尤伦斯此举，是因为不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一时间，关于尤伦斯退出中国原因的猜测不胫而走，而不少媒体更是以“尤伦斯梦断中国”等为标题，猜测UCCA的未来。
2月14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发表声明，称“尤伦斯基金会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机构。基金会关于艺术品的收藏、展示和出售并不会影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日常运营与长期发展”。
而尤伦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未来他依然会一如既往地深入参与艺术中心的发展，同时会更关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就像当年他对85美术新潮那一代艺术家一样。
其人：收藏中国20年
来自比利时、有“男爵”爵位的尤伦斯被中国艺术爱好者所广泛熟知，是在2007年。2007年，在著名策展人费大为的策划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落户798。西安著名艺术家岳路平回忆说，此前，因为对85美术新潮艺术家的追捧，尤伦斯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知己。
尤伦斯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被派驻北京担任了五年外交人员。那时候，动荡的北京市面上充斥着大量艺术品，他偶尔也会买下自己喜欢的中国古玩，带给自己的儿子。尤伦斯也因此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7年，尤伦斯首次来到北京，开始其收藏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历程。2000年后，尤伦斯夫妇退出家族管理的生意，专职慈善和艺术品收藏。两年后，尤伦斯开始在瑞士注册设立尤伦斯艺术基金会。“近十年，尤伦斯更是把他的目光完全放在了中国。”朱其介绍说，尤伦斯手头有近2000件藏品，几乎囊括了从85艺术思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说他是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和最重要的国外藏家，一点不夸张”。
揭秘：退出中国，另有原因
作为尤伦斯的朋友，艺术家、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铁海曾分析说，尤伦斯现在76岁了，年龄不允许他总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同时，子女对中国艺术品毫无兴趣，也动摇了尤伦斯对于继续经营UCCA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雄心。“尤伦斯退出中国和年龄、家庭无关。”岳路平表示，尤伦斯“梦断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成熟。岳路平告诉记者，一开始，UCCA想走的是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路，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导致尤伦斯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不仅不得不用营利企业的模式做非营利的事，而且还得自己四处组织资金来维持艺术中心的正常运转，“可以说，中国目前不成熟的艺术基金制度，已经不足以承载尤伦斯的理想”。
岳路平还指出，从2009年春拍至2010年秋拍的近两年间，尤伦斯已在中国市场抛售了诸多珍贵中国艺术品。而这两年，也正是中国民间力量强势介入艺术领域的两年，“中国民间收藏家已经成为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主力。并直接冲击了以尤伦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不再由他们操控”。
朱其认为，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在接下来的5至8年内，初具雏形的中国当代艺术将进入一个平稳期，“既然增值空间不大，那么尤伦斯抽身投入其他国家的艺术市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影响：中国当代艺术面临洗牌
在朱其和岳路平看来，尤伦斯退出中国之后，带来的影响无疑直接表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尤伦斯收藏的画卖贵了，没人要，会导致市场不被看好；降价卖，则会直接导致大家一起降价，市场就乱了。”朱其说。
岳路平则断言，被西方资本重金炒作的、当代艺术“四大天王”的“明星油画”则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价，中国当代艺术将迎来一次大洗牌。“换个角度看，尤伦斯的退出也会是一个契机，他将给中国收藏界及相关政府部门带来深刻的思考。”朱其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肌无力”。由于缺乏社会赞助，尤其是西方流行的“艺术基金”的支持，直接动摇了美术馆作为收藏艺术品最主要机构的地位，而中国的艺术品也因此频繁落入国外机构、收藏家的口袋，“艺术品收藏个几年，就上拍卖会，那是投机行为，对艺术发展没有任何益处。这种情况在艺术基金制度不成熟的中国是最常见的。而在国外，因为有艺术基金的支持和运作，艺术品不仅不会简单地流入市场，制造泡沫，还直接刺激社会机构、企业参与这种公益行为，直接促进一个国家艺术的发展”。
比较：下一站为什么是印度？
尤伦斯指出，接下来，他会特别关注印度艺术品市场。
为什么会是印度？很多人都很不解。对此，岳路平解释说，其实早在西方艺术资本炒红中国艺术家之前，他们已经炒红过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很多艺术家，比如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近两年，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作品价格不断下跌，中国当代艺术力量属于被透支状态。而对西方艺术资本而言，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亚洲，目前除了中国，无疑就是印度。所以，尤伦斯才会选择印度”。
而在与西方艺术资本接触过程中，朱其了解到，西方艺术资本投资一般都有一个周期。出于对背后投资机构的负责，西方的艺术基金通常会花几年去研究一个国家、地区的艺术走向，并花10~20年时间去运作，“中国已经被运作了15年，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了。而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一，印度更为西方人所了解。目前，国际上的艺术投资风向就是印度和拉美。看来，尤伦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方向”。本报记者 吴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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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们，我爱中国艺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西方收藏家，盖伊尤伦斯对中国艺术的“示爱”言犹在耳。可是，再令人难忘的相聚，也总有散场的一刻。近日，尤伦斯宣布，他准备大规模出手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同时转让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尤伦斯退出中国是因为年龄和家庭的缘故吗？昨日，记者经过采访发现，中国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成熟，西方艺术投资风向的转移，以及中国民间收藏力量的崛起，才是尤伦斯和中国说“拜拜”的主要原因。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著名艺术批评家朱其也指出，尤伦斯的退出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洗牌带来了契机，同时也提醒我们，是到了该建立完善艺术基金制度的时候了。
回顾：抛售藏品引发种种猜测
2月12日，在接受美国《艺术新闻报》采访时，尤伦斯表示自己要退出中国，并将尤伦斯艺术中心转交合作伙伴管理。随后，香港苏富比宣布，在4月3日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他们将推出“尤伦斯当代艺术收藏”拍卖专场，参拍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都是尤伦斯在中国经营20年的收藏。而这也是目前尤伦斯藏品流向拍卖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次。
“尤伦斯想彻底清仓所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尤伦斯此举，是因为不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一时间，关于尤伦斯退出中国原因的猜测不胫而走，而不少媒体更是以“尤伦斯梦断中国”等为标题，猜测UCCA的未来。
2月14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发表声明，称“尤伦斯基金会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机构。基金会关于艺术品的收藏、展示和出售并不会影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日常运营与长期发展”。
而尤伦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未来他依然会一如既往地深入参与艺术中心的发展，同时会更关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就像当年他对85美术新潮那一代艺术家一样。
其人：收藏中国20年
来自比利时、有“男爵”爵位的尤伦斯被中国艺术爱好者所广泛熟知，是在2007年。2007年，在著名策展人费大为的策划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落户798。西安著名艺术家岳路平回忆说，此前，因为对85美术新潮艺术家的追捧，尤伦斯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知己。
尤伦斯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被派驻北京担任了五年外交人员。那时候，动荡的北京市面上充斥着大量艺术品，他偶尔也会买下自己喜欢的中国古玩，带给自己的儿子。尤伦斯也因此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7年，尤伦斯首次来到北京，开始其收藏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历程。2000年后，尤伦斯夫妇退出家族管理的生意，专职慈善和艺术品收藏。两年后，尤伦斯开始在瑞士注册设立尤伦斯艺术基金会。“近十年，尤伦斯更是把他的目光完全放在了中国。”朱其介绍说，尤伦斯手头有近2000件藏品，几乎囊括了从85艺术思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说他是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和最重要的国外藏家，一点不夸张”。
揭秘：退出中国，另有原因
作为尤伦斯的朋友，艺术家、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铁海曾分析说，尤伦斯现在76岁了，年龄不允许他总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同时，子女对中国艺术品毫无兴趣，也动摇了尤伦斯对于继续经营UCCA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雄心。“尤伦斯退出中国和年龄、家庭无关。”岳路平表示，尤伦斯“梦断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成熟。岳路平告诉记者，一开始，UCCA想走的是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路，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导致尤伦斯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不仅不得不用营利企业的模式做非营利的事，而且还得自己四处组织资金来维持艺术中心的正常运转，“可以说，中国目前不成熟的艺术基金制度，已经不足以承载尤伦斯的理想”。
岳路平还指出，从2009年春拍至2010年秋拍的近两年间，尤伦斯已在中国市场抛售了诸多珍贵中国艺术品。而这两年，也正是中国民间力量强势介入艺术领域的两年，“中国民间收藏家已经成为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主力。并直接冲击了以尤伦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不再由他们操控”。
朱其认为，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在接下来的5至8年内，初具雏形的中国当代艺术将进入一个平稳期，“既然增值空间不大，那么尤伦斯抽身投入其他国家的艺术市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影响：中国当代艺术面临洗牌
在朱其和岳路平看来，尤伦斯退出中国之后，带来的影响无疑直接表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尤伦斯收藏的画卖贵了，没人要，会导致市场不被看好；降价卖，则会直接导致大家一起降价，市场就乱了。”朱其说。
岳路平则断言，被西方资本重金炒作的、当代艺术“四大天王”的“明星油画”则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价，中国当代艺术将迎来一次大洗牌。“换个角度看，尤伦斯的退出也会是一个契机，他将给中国收藏界及相关政府部门带来深刻的思考。”朱其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肌无力”。由于缺乏社会赞助，尤其是西方流行的“艺术基金”的支持，直接动摇了美术馆作为收藏艺术品最主要机构的地位，而中国的艺术品也因此频繁落入国外机构、收藏家的口袋，“艺术品收藏个几年，就上拍卖会，那是投机行为，对艺术发展没有任何益处。这种情况在艺术基金制度不成熟的中国是最常见的。而在国外，因为有艺术基金的支持和运作，艺术品不仅不会简单地流入市场，制造泡沫，还直接刺激社会机构、企业参与这种公益行为，直接促进一个国家艺术的发展”。
比较：下一站为什么是印度？
尤伦斯指出，接下来，他会特别关注印度艺术品市场。
为什么会是印度？很多人都很不解。对此，岳路平解释说，其实早在西方艺术资本炒红中国艺术家之前，他们已经炒红过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很多艺术家，比如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近两年，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作品价格不断下跌，中国当代艺术力量属于被透支状态。而对西方艺术资本而言，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亚洲，目前除了中国，无疑就是印度。所以，尤伦斯才会选择印度”。
而在与西方艺术资本接触过程中，朱其了解到，西方艺术资本投资一般都有一个周期。出于对背后投资机构的负责，西方的艺术基金通常会花几年去研究一个国家、地区的艺术走向，并花10~20年时间去运作，“中国已经被运作了15年，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了。而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一，印度更为西方人所了解。目前，国际上的艺术投资风向就是印度和拉美。看来，尤伦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方向”。本报记者 吴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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