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弯曲的纬度”――兼评“建构之维”院士画展


程美信









　　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士们的“建构之维”艺术邀请展，展出作品几乎毫无新意，如同麦当劳套餐一样寻常乏味。特别是三大美术学院的院长作品，像三十年里不曾摆动过的老爷钟。相比之下，昔日反权威、反主流、反体制的草莽英雄，显得极为难堪，他们与朝廷官员一起似乎矮了一截，论名气、数年纪、比功夫也不至于是孙子辈，实在有大煞中国当代艺术威风；江湖上则是骂声一片，当年被官府撵来逐去，落草京郊荒野，如今归顺却那般弯曲的纬度，实在辱没了前卫艺术家的反叛个性。　



　　一位叫袁霆轩的艺术青年，对中国当代艺术界表示不满地写道：“中国知识分子惊慌失措的发现‘文化’不是一种追求，而沦为一种谋取钱财的手段，它们本来的彼岸已经被改造被瓦解被消解。于是作为一群理想被毁的战士，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已集体哗变，甚至不需要付出心理上的代价，既然无法对抗这个体制，那么就附庸这个体制上苟存。……，无论是附着于政权（详见当代艺术院士）还是附着于金钱（详见改造历史大展），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已经默认了文化的工具价值［1］。”这番话指出了中国文化界的普遍现状，袁霆轩的感受可能是历代中国青年的共同悲愤。假设袁轩是明日之星，他可能是体制内的罗中立等人或是体制外的王广义等人，因为中国历史始终无法摆脱机会主义者胜出的宿命怪圈。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拿来主义现代派艺术，形同当时流行的喇叭裤一样，结果引起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唯有那些在压抑中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从而演化出貌似叛逆的痞性基因，这便是中国先锋派艺术的精神病根。当代中国的乌烟瘴气，显然跟纯正的“红旗下蛋”不脱干系；大历史已证明了这些人的崇高理想、反叛姿态存在着一种虚伪的表面现象，骨子里始终充满了贱民禀性，造反胜利则称霸为王，不然就归顺拜官。象王广义、徐冰、蔡国强、张艺谋等人，公开表示崇拜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偶然，正如同毛本人极为推崇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奴性贱民总是敬畏强梁。



　　当年反权威、反主流、反体制的前卫艺术家，转而今天边附庸权力、迎合主流、归顺体制。本来，艺术家进国家美术馆做展览、出任艺术院士极为正常。关键在极权宰制的社会里，政府是绑架国家的专制势力，官员是掠夺人民的社会寄生虫，任何有文化良知、独立人格的艺术家，必然有着水火不容的基本立场，何况曾是反叛体制权威博得美誉的前卫艺术家。很显然，“建构之维”艺术展，揭开中国前卫艺术的脆弱本质，并见证了极权主义和机会主义在中国仍是胜利者。



当代艺术的中国闹剧


　　不能说中国当年先锋派艺术家全是机会主义者，至少有人不屑那么做，也有人想被招安而没有资格。在“市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艺术神话下，走向招安红地毯便是升官发财、人生大圆满，张艺谋便是最好例子。中国历史始终是一部机会主义的胜利史，也是近现代始终无法走出半封建的内在根源。



　　北京奥运前夕，巴黎发生“奥运火炬”事件，王广义、卢昊公然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姿态出现，抵制法国巴黎马约尔美术馆的一个展览，理由是法国政府对待北京奥运的态度令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周春芽乘机发起了联合声明，得到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等人的响应。这场爱国秀表演，真正动机意图在今天已大白天下，让人看清了这些当代艺术家的思想根底和艺术立场。不错，重要的不是艺术，更不是单纯的爱国，而是国内火爆艺术市场，巴黎火炬事件只是提供了绝好的表演现场。不论这些人从前反叛还是现在归顺，可皇帝还是那么个皇帝，朝廷还是那么个朝廷，关键在于艺术家们跪了下来。周春芽致信王广义等人，显得气概十足地说：“看了你们关于取消2008年6月法国展览计划的声明令我十分感动!我坚决支持你们!艺术家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艺术家，你们有血性、有骨气、有良知、有正义!中国当代艺术家其实是对这个社会是最持有批判观点态度的，特别是权贵和保守势力。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他没有良知和诚实他是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2］



　　作为一名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前卫艺术家，起码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何况那家被抵制的法国美术馆，跟“藏独”分子、跟北京奥运没有直接关系。要标榜“血性、骨气、良知、正义”，至少王广义等人没有任何优越感，那种肉麻做法显然不是真正的“义和团”。机会主义追求自身利益，向来是不择手段而无须原则。巴黎“火炬事件”之后，接着是53届界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中国当代艺术院院士顶戴、中国美术馆“建构之维”画展。这一切，来得太有戏剧性效果。兴许，本来就是一场历史误会，人们可能误读了这些人的艺术作品，据说那种“弯曲的纬度”代表了一种“神勇”。



中国前卫艺术的身份流变


　　历史总是具有讽刺意味：一群充满热血的理想青年，本无心造反却站错了队伍；当起义失败之后，好事不再有这些人的份儿，原本蠢蠢欲动便变得沮丧绝望。于是，他们开始以调侃、晦涩、嘲讽的姿态出现，从而赢得中国边缘先锋艺术的江湖旗帜，受到海内外的赞赏以及支持。掌声、鲜花、名气、金钱接踵而来，作品价钱、江湖地位也随之益涨。然而，贱民的痞性、名利的诱惑，这些无心造反而成了美术明星画家们，开始步入张艺谋之后尘，归顺朝廷，他们的人生舞台在祖国，得罪了官府已是心头之患，毕竟不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流寇。因此，这些反权威、反主流、反体制的前卫艺术家，摇身一变，成了抵制西方、忠于党国的即时先锋；作品代表国家巡展世界，享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士顶戴，与官僚权贵同台亮相。早年叛逆是无意识的力比多冲动，今天归顺是利益的驱使，重要的不是艺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处于极度不明朗状态，各种思潮来势凶猛，这是长期压抑带来的时代激流，从而拉开了“85”思潮以及新美术的序幕。由于一代强人的谢世，权力出现松弛，上层派系斗争也越发激烈。邓的复出，并能够把当时主导地位的左派势力――毛系人马挤出国家权力中心，没有民间支持和社会呼声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拨乱反正之外，默许农村搞单干、开放自由舆论、否定“三个凡是”，迫使华国锋让位。接着，自由化思潮开始指向政治体制，矛头直扑当政“老人”，权力高层成立中顾委（82年），逼退了一些老人，加强了权力集中；唯独关键人物不肯退，直到86年“十二大”时，邓才让陈云、李先念陪他做样子“半退”，实际上大权仍在手中。从利用社会自由思潮到反“自由化”运动，原因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在党内外都一浪高过一浪，直接威胁到“老人”的核心权力，加上物价飞涨、官倒风气、胡耀邦去世，终于爆发“6四”血幕。




　　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形形色色的思想主张汹涌而出，开创了建国以来最大自由时代。美术界随势出现了传统复苏和现代扩张，打破了文革美术的僵化体系。西方现代派艺术对于当时文艺青年是一种仰望向往，他们的仿而袭之使自己无形中成为体制文化的对立面；除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六４”学*潮，整个社会的文化态势和政治气候出现了大逆转，国粹艺术和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极权主义奉行一切向钱靠，导致“民主自由”、“现代主义”和“西方文化”成了不道德的代名词。中国先锋派艺术因此被打上了“自由化”流毒的身份烙印，从艺术家到理论家均遭到体制的排斥。要知道，今天的“当权派”，当年有的上街游过行，有的甚至退过党，机会主义者嗅觉总是异常灵敏的，更多懂得如何浑水摸鱼。圆明园是“85”美术新潮之后，形成了一个画家自然聚落，这些人被官方视为有政治立场问题的可疑分子，像野狗畜生一样被驱来逐去，从被遣送到入狱，从受骚扰到挨打，无所不有，最终散落京郊四野。之所以，江湖上对这些前卫明星们归顺朝廷深怀不满，不光是艺术的伦理精神，关键是那“弯曲的纬度”叫人不好受，毕竟官方并没有就当年驱逐、关押、封杀当代艺术家进行道歉，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也不难理解。




　　今天看来，中国先锋派前卫艺术家普遍徒有虚名，他们如今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证据。像徐冰、王广义、蔡国强、张艺谋等人，他们所以崇拜毛泽东就因为骨子里的贱性在作痒。抑或说这些人才智也仅限于投机取巧，并无真正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立场；失落则造反，得宠则下跪。诚然，这些是长期极权主义所造就的国民性格，机会主义几乎成为中国人生存之道，并不限于艺术家或文化人。可以说，不光是这些前卫艺术家曾经站错了队伍，人们似乎误判了他们的艺术立场，最终演变为一场不欢而散的闹剧。当年追捧这些文化先锋的人们，今天都被响亮地打了一个耳光。膝盖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弯曲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值得反思的艺术现场


　　“现场”一直是邱志杰的噱头概念。人们总被机会主义的现场表演所作弄，从奥运巴黎火炬事件、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建构之维”艺术展，它才是一幕幕真实的中国艺术现场。假若包括厂矿、监狱、法庭、官场的生活现场，它完成超出了艺术想象力。然而，举国上下把荣誉和掌声给了那种粉墨登场的“表演性”现场，后感性多少是虚幻的矫情。中国人的确“不差钱”，艺术也不缺市场现场，缺的是艺术家的“骨气、血性、良知、正义”，特别是对权贵和保守势力最持有批判观点态度。




　　如果用一种态势来描述中国当前的文化艺术，那它象截断历史支流的大坝，造成整个社会精神生态的一潭死水。实事上，导致历史不通畅、社会不幸福、人性不健全的截流之坝，无穷之多。因此，中国社会需要制度、文化、观念的现代性改造，尽管艺术不构成直接的生活实质，但它的敏感性、创造性、启迪性，是任何事物所不可取代的，这也是它赋予人类历史最宝贵的原动力，更是最后一道精神防线－－艺术批判性的文化创造力。然而，中国艺术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身无形中成了极权帮凶、专制附庸和历史障碍，普遍热中歌功颂德、附庸风雅、投机取巧。中国当前的透支性发展，不仅挤干了人民这头乳牛，还需付出巨大的生态能源、社会道德的牺牲代价，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不光是污染的环境、贫瘠的土地、破坏的山河，还有恶劣的习气、扭曲的心灵和软弱的气质。




　　当专制极权神圣而不可动摇，机会主义总会屡试屡爽，象吸毒一般难以收手。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是平庸恶俗，文化艺术创造力自然微不足道，人们的才华脑力只限于投机取巧；上串下跳、吹吹拍拍、东拐西骗则是最好的生意策略。中国从来不乏脑聪圆滑之人，就缺周春芽所说的“有血性、有骨气、有良知、有正义”的中国人，自然无法建立一个自由而开放、民主而公正的现代文明社会。连一向标榜自己是“对这个社会是最持有批判观点态度的，特别是权贵和保守势力”的当代艺术家，竟然为了“不差钱”和有名无实的院士顶戴，竟然向权贵保守势力跪下了自己的膝盖。照理说，“F4”和徐冰，年纪、才名都不在四大美院院长之下，即便论资排辈也可平起平坐，毕竟象孙子辈站着合影留念有些“损之又损”。可见反叛或归顺，全然不是光明大道。



　　中国先锋派的前卫艺术历经了从理想到幻灭、从反叛到招安、从老大到孙子、从圆明园到宋庄的全过程，表明中国当代艺术要争取完全的合法地位、艺术家们要拥有文化尊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好比一场接力赛，一个人或一代人无法赢得全场胜利，需要每人的共同努力，至少要避免妨碍伙伴们的前进。就此而言，“85”一代人的确自我消解了前卫艺术精神，他们的荣辱实际上是整个中国艺术界的荣辱，值得艺术同仁的集体深思。历史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不建立一个民主法制、自由开放的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人格尊严，艺术家的天赋才华也难以正常发挥，更别说赢得世界艺术史上的荣誉。



引文注释：

［１］袁霆轩《你的荒淫游戏，他的刻骨人生—— 致2010年前提艺术节悼辞》
　　　http://blog.********/html/22/122-12428911.html

［２］**艺术网《王广义、卢昊关于取消2008年6月法国展览计划的声明》

　　　http://news.**********/show_news.php?newid=43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