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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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标语，游行队列中的几位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看起来，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摆脱之前的压抑与束缚，又要远离种种运动的混乱。

没人能说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切含义。难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要摆脱苏联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寻找独特的中国道路吗？

邓小平的新理论是在强调“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它是与旧意识形态的妥协，还是新变化的开端。

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会赋予它的理论意义，它将再次完美无缺容纳于马克思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框架中。对他们来说，领袖的理论从不出错，有问题的只是人民实践。他们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论皆是权力的延伸。当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他的首要兴趣是解除王明的权威——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苏联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而这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是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另一次制衡，中国既需要开放，也需要对“资本主义”与“西方影响”保持警惕。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从来没以他的理论素养著称。他是实用主义者，也是顺口溜的创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几年前他又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普通来人说，他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口号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情愿将此仍当作良性的调整。“超英赶美”、“大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场幻象，“输出革命”则荒诞不经，如今回到现实——“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隐隐也感觉到，这条道路其实就是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没人会进行这样的追问。倘若你要活过一次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最好对什么问题都不要多问。否则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颠狂，为何昨天还对苏联专家们毕恭毕敬，今天突然又在批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辉万丈，明天又成了叛国者；即使人人敬爱的周总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于如今的邓小平，谁都知道他三起三落，被扣上过“走资派”的大帽子……

人们愿意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追求被压抑多年的欲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社会主义”被定义成发展生产力。至于“中国特色”则是改革农村与开放沿海特区。
外来者无法深入这“概念的游戏”，他们寻找简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国在经济上正在拥抱亚当·斯密，在政治上则回到了更单纯的国家利益——它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脱钩了，更重要的是它与苏联的界限更显著了。《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篇社论，必定让很多人心花怒放——我们不能再从马克思与列宁身上寻找现在问题的答案。

而在列宁缔造的国家，中国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国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就提醒他“向市场的转变可以参考中国方法：仔细考量、渐进，保存混合经济”，而他的总理则希望进行深圳特区式的试验。

他们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困境与争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的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三个月后，在会见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时，他再次提到“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所谓的苏联模式，是党政一体、党委领导一切。

当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企业时，这一问题日益突显——单一的权力中心，不能应对日趋复杂的要求，它扼制了社会的创造力。这股自省的热情却没能持续多久，它在一九八八年嘎然而止——改革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改革，而失去自己的权力。而他们当初决定改革，正是为了保存这种权力。

造化弄人。当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转瞬解体时，人们纷纷预言北京去日无多。但在热情高涨的实行了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创造的“休克疗法”之后，苏联与东欧这些新的自由之地却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一个极权时代结束了，自由与繁荣的新世界却没到来。

而中国却散发出意外的魅力——它稳定、生气勃勃、日趋繁荣。这一切怎样发生的？倘若西方人之前相信，中国是因为邓小平像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样推行市场改革而获得的八十年代的成功，这种解释现在失效了——从俄罗斯到匈牙利，它们都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但结果却似乎一团糟。

中国几年前失败的政治改革突然变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力量——正因为政治改革的停滞，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爆发出活力。一九九一年九月，乌孜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对着一群西方记者说，他的国家准备追随中国模式，因为它还没准备好实行全盘的民主与市场经济。一年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震惊：“我看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情绪饱满。他们不抱怨，他们乐于改革。整体而言……中国模式能到这样：不急迫，不强迫，不通过革命，也没有休克，俄罗斯有太多休克了。”

中国人也在经历休克，不过是以另一番景相出现。一九八八年的价格闯关难道不是一次休克，它导致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的愤怒情绪，并在一年后导致了更大的一次休克——人们甚至觉得，中国又将重回封闭，或干脆崩溃。邓小平在年初在中国南方“胆子再大一些”的讲话，十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市场经济”被正式确认，则又像是一次休克，就像是十多年前人们主动遗忘了毛时代一样，人们再次选择将三年前的震惊与颤栗封存起来，投奔新时代。
皮诺切特、朴正熙的行列。他们的统治或许铁腕，或许压抑了民主与自由，但是他们提供了秩序与经济增长。谁也未曾料到他们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变成了高瞻远瞩的智慧。他们曾经认定，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无法进展，但现在失败的政治改革，变成了中国的幸运。一位美国记者尼克拉斯·克里斯托还创造了“列宁市场主义”的名词。

日本奇迹与东亚奇迹，都让全世界重新思考：是不是将中国放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一序列更适合。他们都遵循儒家价值观，都推崇权威胜，相信秩序，都重视教育与储蓄，也都有罕见的工作热情。

而在中国内部，在剧烈的交锋之后，一种新共识开始兴起。邓小平相信，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才能承受住一九八九年的动荡，它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不够，党与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对年轻人的教育都过分松懈了，他们沦为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他最热衷于谈论的“两手一起抓，两手一起硬”如今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如何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牢牢把握住对权力的垄断。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随之改变。“社会主义”日渐淡化，它仍出现在讲话和文件上，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延续性，和对顽固保守派的安抚。但“中国特色”则迅速表现出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兴起——国家利益与国家认同，变成了新时代的重要特质。“中国特色”则有时是加速变革的原因，有时又是推迟变革的借口——中国是独特的，它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待续）
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数字涵盖了丰富的内涵和可能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故事”取代了“中国故事”，GDP的数字又取代了“中国经济的故事”。在这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突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似乎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产自于此。中国的大城市突然改变了面貌，那么多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大楼，夜晚连成一片的霓红灯广告，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商品。

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到来了：人们买股票、装修房子、看美国连续剧、买个人电脑、出国旅行……偶尔你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与影像时，你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他们“土气”得超乎想象。电视新闻中偶尔播出这样的画面：莫斯科人排着长队购买面包、燃煤、皮鞋，波兰的选举一团混乱……

“中国奇迹”开始广泛被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令前社会主义阵营黯然失色，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也拔得头筹。西方开始再度赞美中国，称中国更热衷于拥抱全球市场。很少有人见过像中国官员那样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官员，他们划出大片土地，做出种种承诺。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理论涌现而出。它是比较优势、是产权理论、是雁阵理论、是中国独特的分权模式，很多从牛津、芝加哥、波士顿归来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准备把自己所学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他们有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头脑——中国必须建立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同样的银行系统、管理模式、证券市场、或许最终还有政治体制。

和官方语言中仍经常出现的“反美情绪”不同，中国再次热烈拥抱了美国。倘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么美国的技术、商业与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中国公司要成为GE和微软。中国领导人在官方演讲中引用林肯，商业领导人以能见到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为荣，从迈克•波特到迈克•乔丹，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最优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读书、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它像是陈年旧物，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许是俄罗斯人与东欧人最终发现，他们不可能从中国照搬些什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国经验”时时出现，但它很少打动中国人自己，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怎样有世界经验——他们要加入WTO，要举办奥运会，去香舍丽榭购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橱窗里的妖冶女郎……

一些聪明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到对WTO的热忱，从手上的诺基亚电话到住进的东方曼哈顿小区，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不仅在大步跨入资本主义，就连“中国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情绪最后的遮羞布。中国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生关系，相反的情绪也从未消失。从“银河号”到“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起起落落，一些顽固的头脑仍在强调“和平演变”的后果。而拥抱了Windows与耐克的一代青年，也会表现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像是对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国经济的隐忧也从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缔结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断被质疑——它能够持续吗？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仍有人说这失衡的体制“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

当悲观的情绪占上风时，人们觉得中国不免要成为另一个苏哈托政权——辉煌突然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种种挑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紧张，日益严重的腐败，国有企业的大批倒闭，日渐显著的贫富差距……或许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它们都将摧毁中国。而当乐观情绪袭来时，人们又觉得就像当初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市场经济与技术变革最终会改变这个列宁式的政体。中国不是下一个苏联。

“中国模式”再度回来了。二零零三年，我在《商业周刊》上读到中国的经济模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认定，比起美国提供的方案，中国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记得自己的惊讶，我是一名年轻记者，正热衷于于采访美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我很少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可能是对自己成长经验的一次逆反，幼时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教育，是多么轻易地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地铁上连个让座的人都没有；我们说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们却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里，都是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

但接下来，美国执着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反恐，中国的崛起日益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制造新冷战的范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是个安全岛。到了二零零四年，关于中国的一个新描述日渐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舒亚·库柏·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

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柏格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缺乏逻辑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他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一、强调创新的价值；二、讲究持续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面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以此作为证据时，你多少感觉某种奇妙和不适，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鱼香肉丝突然被放在西餐盘上，然后宣称这是中国的主菜。

但是它引来了热烈的回应，既来自国际又来自中国国内。就像很多畅销书一样，它的成功缘于它的题目而不是内容。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了“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华盛顿共识”作为这种新秩序的象征而遭到唾弃。
“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解释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它既象征了人们刚开始热烈谈论的中国的崛起（它将是对美国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们对中国潜在的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主义与理论，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日常实践所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而这些东西是无法向外界讲述清楚的。而现在有人把这些模糊一团的废话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语言的陌生化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一个中国人必定会对“与时俱尽”、“科学发展观”厌倦不堪，但当它们突然被表达成“和时代共同变革”，“用科学的态度促进发展”时，陈词滥调变得富有新意，甚至让人以为变化真的发生。

“华盛顿共识”或许遭人诟病，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人们喜欢胜利感，甚至没兴趣去追问，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无一物？

一个更严格定义的“中国模式”也出现了。它来自于一群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对它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四，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这套定义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达上，它是奥威尔式的“新语言”，而在内涵上则是陈云鸟笼理论的另一个升级。党与国家是鸟笼，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则是笼中之鸟。但俞可平却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些矛盾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忧虑，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还记得陈云的鸟笼比喻？“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成都的火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

（作者邮箱：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个谜。他是个手腕高明的政界人士（否则进不了白宫），但他却弄得独立选民和自己所在党派的根基——自由派——都感到沮丧。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让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失望，但不至于会让两个阵营都失望。此人既然具备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机智，怎么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呢？

在上周医保改革峰会上，答案终于浮出水面。作为一名政界人士，他具有双重人格。

在核心国内政策上，正如共和党内怀疑论者一直在说的，奥巴马是左倾的。在信念上，他不是温和派。与此同时，他务实，是个渐进主义者，明白不能让追求完美妨碍实际可能达到的成果。他喜欢坦率友好的讨论。

对奥巴马来说，关键在于这两种人格都是真实的。他既非假装温和派的改革主义者（保守派就这么认为），也非假装具有改革雄心的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许多改革派人士开始这么想）。他真的具有改革雄心；他在性情上也确实具有开放心态。这是一种罕见而让人困惑的组合，它可以解释一大堆事情。

在医保问题上，他寻求实现最为进取的改革。他想从零开始，推行“全民医保”之类的单一支付方制度。但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接着，他希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一个公共选择，即由政府运营一个保险计划，与私人保险同台竞争。结果证明，这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温和派来说，也都太激进了。为此，奥巴马再次愿意妥协。

当他把医改任务托付给参议院的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众议院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时，他是要让与他见解相同的人士来负责这件事。在公众舆论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战术失误，因为选民不信任国会，希望奥巴马亲自督导此事。但这样的安排合乎他的雄心。民主党自由派与他志同道合。另一方面，在辩论相持不下时，奥巴马从未坚定地站在改革主义者的一边。他从不把妥协的门堵死。这合乎他的务实性格。

对奥巴马来说，不幸的是，左翼反对他的务实主义甚于赞同他的雄心，而中、右翼反对他的雄心甚于赞同他的务实主义。

医改峰会就如一堂实物教学课。顺便提一下，在民主党人看来，这次峰会是失败的。白宫希望，峰会能够暴露出共和党是个缺乏创意的党派，提升民主党士气，让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一致支持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可事实证明，共和党人表现得相当漂亮。他们坚持简单、表面上很吸引人的立场：当前要大幅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从财力上来说是负担不起的；与其如此，不如循序渐进，实行较小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民主党人未能驳倒这一点。峰会既未提升他们的士气，也没能让他们团结起来。如果团结一致，他们现在就可以通过全面改革方案，依靠他们自己的选票。众议院只需投票赞成未经修改的参议院议案。但民主党太过分裂。人们依然怀疑：就算民主党运用议会策略来规避参议院的60票阻碍议事规则，也未必能够争取到足够的简单多数票，让全面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与此同时，奥巴马的双重人格在峰会上表露无遗。他是个高效、迷人的会议主席。在艰难的形势下，他主持了一场卓越的对话。他表现出十足的诚意，表示他谋求共同点，并敦促共和党提出大家可能共同采取的步骤。但是，他所想要的依然是“重大改革”，对此共和党原则上是反对的。奥巴马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推进这样的改革。
他愿意聆听共和党人的意见；但在主要分歧之处（即改革范围），他从不打算改变立场。前者导致左翼人士指责他怯懦；后者导致中、右翼指责他虚伪。

他兼具左倾信念与谋求共识的性情，这种双重人格恐将削弱他在任期内的作为。早就应该十分明显的一点现在已不容忽视：在国内政策上，美国处在奥巴马的右边。他要推行个人观念，就必须移动政治重心。即使这有可能做到，他还需展现出强硬的领导风格，而他迄今似乎没有意愿这么做。

反之，如果他选择顺应国家当前的重心，他就必须认识到，民主党改革派不是盟友，而是敌人。他不但必须妥协（他已经这么做了），还必须倡导妥协。只要有心，他是能够做好这一点的。那么他身上的性情就统一了。但如果他不压抑自己的观点、提倡更具中间色彩的解决方案，并与左翼分道扬镳，就做不到这一点。

他不会愿意做出这样的抉择。目前人们可以预期看到更多的犹豫不决。假如民主党在11月选举中落败（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对奥巴马任期来说或许是最好的。正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4年的遭遇一样，这将为总统做出决定。当他在国会的盟友遭到削弱时，他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中间派总统，否则就将一败涂地。

美国财政如何走钢丝？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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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并不总是那样克制。因此，当他日前声称美国将面临一场希腊式危机时，我丝毫不觉得意外。我很快就判定他的论断有些过激。与其它许多高收入国家一样，美国的财政政策的确是在走钢丝。但它所面临的风险是：从长期来看，其政策过于宽松，而在短期内又过于紧缩。弗格森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两难境地。

弗格森教授表示，根据白宫(White House)的预测，到2012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预计美国将再也无法实现预算平衡；拯救美国经济的是货币政策，而非预算赤字；美国将上调利率水平；更重要的是，高额财政赤字会损害经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回应道，这一论断存在诸多谬误或误导之处：白宫的预测是，2012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将达到GDP的71%，到2020年不超过77%；仅凭货币政策，甚至无法实现我们目前看到的有限的复苏；美国政府或许真的会上调利率，但当前的收益率曲线中却看不出任何信号。此外，一个正常情况下名义GDP年增幅不超过5%的国家，没有理由去平衡预算。

弗格森教授试图吓唬美国的决策者停止维持或者（更妙的是）加大财政刺激，即使真正的问题在于更长期的可持续性。他还指责反对者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免费午餐”。事实并非如此。确切地说，关键的原因在于：眼下提高产出的益处，超过了日后的偿债成本。

实际上，弗格森教授信奉的是保守的免费午餐。根据这一理论，现在收紧财政政策，不会对经济活动造成什么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货币政策有回旋余地，私人部门借债也不受约束，这种想法并没有错。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及其同事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指出的：“包括信贷及定量宽松在内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者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财政政策。”

在两周前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成立75周年庆祝会议上发布的报告《公共债务的未来》(The Future of Public Debt)中，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史蒂芬•切凯蒂(Stephen Cecchetti)及其同事指出，赤字和债务涨幅最高的高收入国家无疑是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同样经历过最狂热的信贷扩张和资产泡沫。因此，面对去杠杆化的压力，这些地区私人部门支出所受到的限制也最大。

财政赤字激增对应的是遭受重创的私人部门在削减开支。在美国，私人部门的财政结余（收支之差）从2007年第四季度占GDP的负2.1%，升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正6.7%，增幅高达GDP的8.8%（见图表），尽管美联储(Fed)一直在竭力维持放贷与支出。在其它受危机打击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转移。

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当初决定平衡其预算，就像许多保守人士要求的那样，可以想象会出现以下两种可能的结果：貌似切实可信的一种是，我们现在会陷入又一轮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切实际的一种是，尽管税收大幅提高或支出骤减，但私人部门还能像从未发生过危机那样照常借债和支出。换言之，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实际上能使经济扩张。这简直就是奇迹。
大幅增加财政赤字适合当时的环境。避免赤字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事先预防私人信用和债务的扩张。但弗格森教授说的没错：谁都知道这种赤字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正如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指出的，一旦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超过90%，经济增长率中值每年就会下降1%。这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此外，还存在一种风险：总有一天信心会失去，而利率会疾升，这将给债务方面带来可怕的冲击。

不过，正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困难在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去杠杆化进程令人痛苦，平均会持续六到七年时间，还会使债务占GDP的比率降低25%”。加速这一进程的办法只能是大规模破产或通胀。除了这两种途径，还有什么办法能在去杠杆化的同时，对需求起到支撑作用呢？如果也排除掉财政政策，就只剩下了外国需求这唯一的选择。但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填补美国及其它受重创的经济体不断萎缩的需求呢？唉，谁都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BIS报告也指出，政府财政的长期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极其黯淡。报告作者们从这些可怕的出发点推断，到2050年，意大利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将达到250%，德国为300%，法国为400%，美国为450%，英国和日本则分别为500%和600%。如果高收入国家不大幅缩减其主权债务，就真的要拿出可信的削减开支计划。对于这一点人们毫无争议。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大幅缩减权益支出的长期增长率。此外，随着经济复苏，还需要短期财政措施。其中必须包括削减支出和增税，以弥补在危机中已永久损失的收入。

眼下，我们面临一大两难问题：如果像日本那样，美国及其它地区的私人去杠杆化及财政赤字会持续多年，那该怎么办呢？到那时，AAA评级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可能会失去一切财政上的回旋余地。日本尚未出现这种情况。它也很可能不会落到美国头上。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高收入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挑战。而且，受危机重创的国家的确是从彻底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做起的。但美国不是希腊。此外，现在就大规模收紧财政政策将大错特错。这很有可能（在我看来，必然如此）令世界大部分地区重新陷入衰退。私人部门必须恢复正常——这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削减财政开支。

沃尔克计划”吹风劲 华尔街不轻言“拆”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康 纽约报道 2010-02-04 00:47:01
当地时间2月2日上午10点，华尔街上无数正在播放CNBC新闻的电视机，几乎全被切换到了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的实况转播频道上。因为，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出现在听证现场。
华尔街对这位前美联储主席的密切关注有着充分的理由。1月21日，沃尔克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之后，奥巴马立刻进行了一场电视演讲，向华尔街上那些“太大不能倒”的银行宣战。这场新的正在酝酿中的银行监管风暴，因此而被称为“沃尔克方案”。因此，沃尔克再次出现在国会山上，自然牵动华尔街的神经。
而最近几天，无数华尔街大公司装修得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沃尔克引发的这些话题正在被这些金融界人士热烈而严肃的讨论着——银行不能做证券自营交易？对冲基金业务必须要分拆？股权投资业务必须要独立？这场“沃尔克风暴”有多大可能性会成为正式法律？有哪些业务部门可能要分拆出去？这对公司的收入和每股盈利会有多大的影响？
无数疑问出现在华尔街大公司高管们的心头，也出现在投资者的心中。近两周来，美国银行业ETF的股价在上周恐慌性下跌4%-6%以后，最近又开始反弹回稳。
漩涡中的华尔街大银行“我们的估计是，沃尔克方案对花旗这样的大型银行影响并不大。”华尔街一位长期关注银行业的明星分析师这样告诉记者。
“像花旗、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这样的大型银行，分拆自营交易、对冲基金业务以及PE业务，虽然业务规模看上去比较庞大，但是其实对这些大型银行的收入及利润影响并不大。”这位银行业分析师说。
据他的模型计算，沃尔克计划可能给摩根大通等银行减少的营运收入仅仅在3%-5%之间。虽然这些业务都是高利润率的业务，但是因为营运收入基数太小，所以对华尔街大型银行的整体利润影响也非常小。
花旗集团银行业分析师Horowitz最近发布的分析报告也有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对于摩根大通（JPM）以及美国银行（BAC），这两部分仅占运营收入的1%-2%。所以Horowitz依然保持对这两家公司“买入”的评级。
对“沃尔克风暴”所指的焦点公司——花旗集团，巴克莱资本的银行业分析师Jason Goldberg指出，花旗集团2009年全年营运收入为784亿美元，其中，来自固定收息（Fixed Income）市场的收入215亿美元，来自证券市场的收入31亿美元，信用投资组合亏损21亿美元，其它投资银行业务收入3亿美元。
因为花旗并未公布详细数据，所以从这些数据中无法区分证券自营、对冲基金以及股权投资。但是，从投资银行业务结构上来推断，所影响的范围应该不会很大。
花旗集团的一位不肯具名的交易员告诉本报记者，其所在的自营交易部门就有70亿-80亿美元的资本金。加上其它不同的自营交易业务，按“沃尔克方案”进行分拆的话，所影响到的业务还是有一定规模。但是，因为分拆并不会影响到业绩，所以对花旗的业绩是否会有影响，还需要沃尔克方案有进一步的细节才能估算出来。【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4/165083.html该交易员说，这几天花旗高管们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界定“自营交易”。“沃尔克方案”没有具体的细节，并且，对于投资银行业务来说，如何区分“自营交易”还是为客户提供的“投行交易服务”，非常难以界定，因此也就非常难以拆分。所以，目前花旗集团肯定不会对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沃尔克方案”有进一步的因应方案。
不过，目前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克驳斥了银行业的业务界定担心，即很难将自营交易和代表客户进行的买卖分离开来。他表示：“我接触过的每一个银行家都很清楚‘自营交易’是怎么回事。”
花旗最近宣布，将分拆旗下100亿美元规模的股权投资业务。但是，据另一位花旗内部人士指出，这一方案早在一年就订下了，并非是特意为了回应“沃尔克方案”。近五六年来，花旗集团已经在改变当初成立时“金融超市”的策略，也一直在将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剥离。金融危机以后，这样的出售资产举动就更多了。
当然，作为“美国国有银行”的花旗银行，选择这个时间发布该分拆消息，也有一些“政治正确”的考虑，作为对大股东美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一种正面回应。
美林证券的一位自营交易的交易员告诉本报记者，美林的高管也在讨论如何区分“自营交易”的话题。自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以后，双方的投资银行、证券交易业务和自营交易业务团队全部进行了合并。所以，如果需要因应“沃尔克方案”，哪些部门是需要拆分出去的，也需要一定时间提前进行研究。
关注焦点：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对于在金融风暴中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沃尔克方案反而影响会比较大。
花旗集团银行业分析师Horowitz的分析报告就持这样的结论。
他认为，在华尔街几家大银行中，高盛集团可能受到的监管风险冲击最大，因为高盛的自营交易业务及股权投资业务约占运营收入的10%。其次是摩根士丹利，这两大业务约占3%-4%。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可以回归到独立投资银行的身份，以躲过“沃尔克方案”的打击。美国财政部官员也曾表态过，允许拥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退回商业银行的牌照（DE-Bank）。
“高盛肯定不会再退回到投资银行状态了。之前取得的商业银行的牌照，高盛也无法轻而易举的取消掉。因为监管者一定要加强监管的话，高盛是无法回避掉的。”高盛的一位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据该位内部人士指出，高盛一向极具盛名的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及外汇交易部门（FICC），以及规模达到数百亿美元的特别投资基金（Special Situation Investment Fund），还有PE业务，都在沃尔克方案的影响范围之内。【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4/165083_2.html而这两大业务，都是高盛比较赚钱的业务。
不过，因为沃尔克方案是否会成为正式的法律还有极为漫长的路程要走，同时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确定，因此对高盛的赚钱能力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判断。
而摩根士丹利也似乎未受到“沃尔克方案”太大的影响。最近一个阶段，摩根士丹利反而正在大举招聘交易员，以扩充资产管理和交易部门。
沃尔克方案的疑问目前，“沃尔克方案”还缺乏细节，对此，美国法律界人士 Satish Kini 和 Thomas Wyler指出，其实，之前一个由保罗·沃尔克担任主席的名为“三十人集团”的智库，早已经有了类似相关的方案，也透露出了更多的细节。
例如，在“三十人集团”所拟定的方案中，将会允许银行业进行为了对冲客户风险的交易，或者跟客户交易相关的交易。也就是说，只有银行主动进行投资，而且只为银行本身牟利的业务，才会被定义为“自营业务”。
同时，遵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精神，沃尔克方案也极有可能不允许金融机构退回银行牌照。这样，在危机发生时取得银行牌照以获取流动资金支持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就极有可能无法规避沃尔克方案。
Satish Kini和Thomas Wyler指出，如果这样，沃尔克方案将涉及的并不仅是大型银行，而是全美近500家银行机构。如果沃尔克方案成为法律，金融行业将不得不进行一轮大的业务拆分与调整。
不过，本报记者采访的数位华尔街人士都认为，“在沃尔克方案成为法律之前，肯定会有一轮游说大战，华尔街不会如此简单的放弃巨大的利益。”【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4/165083_3.html

高盛的国家生意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康 周馨怡 熊敏 熊敏 花馨 上海报道 2010-02-22 00:22:34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
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22/165738.html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
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 【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22/165738_2.html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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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搂master123在2010-03-02 16:54回复到
希腊的债务危机是如何形成的？高盛与希腊政府的对赌协议内容又是什么呢？到底是坊间的传闻，还是真实的新闻？政府政务有它的公开性，商业机密有它的保密性，商业资本有它的逐利性。很难讲。不能被舆论的阳光照耀到的地方，肯定有黑暗。不过，有时候，光线也并不是真的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直线传播，也会有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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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七种武器”欲封锁中国资本出海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关云 上海报道 2010-03-04 00:30:55
一场旨在“狙击”中国资本出海的行动，正在华盛顿国会山里悄然酝酿。
北京时间2月26日，美国国会的政策研究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债务”，举行专题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美国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指出，巨额外债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件好事，难以承担的巨额外债还可能是导致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普雷斯托维茨害怕美国重蹈英国在1957年的覆辙。1957年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攻入埃及，试图夺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当时英国已经欠下美国巨额债务，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是对伦敦说：如果英国不撤军，美国就让英镑崩溃。在这次撤军之后，日不落帝国宣告寿终正寝，国际影响力江河日下。
普雷斯托维茨表示，在英美这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之间尚且出现了这种问题，更何况关系相对生疏的中美？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多名美国智库的专家，并未将攻击的矛头局限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问题。人民币汇率、中国贸易政策乃至海外投资政策，都遭到了他们的攻击，他们还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来监控并限制中国资本的海外输出。
而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3月3日称，尽管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加大，但中国会坚持自己的步调。
贸易保护四连击对准中国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成员辛德利（Leo Hindery Jr）最近刚完成了2周的访华行程。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努力，并没有让辛德利满意。他在听证会上表示，当美国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19%的时候，中国却从危机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他认为当美国企业正在裁员减产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却在政府的各种间接补贴之下提高全球竞争力。
辛德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人民币汇率和政府补贴两个因素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公正”的竞争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至少低估了20%-45%，这相当于对中国每年对美出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提供了25%的补贴。辛德利还指出：奥巴马总统承诺拨款800亿美元发展绿色科技，而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在这一领域投入217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三倍。
辛德利在听证会上指出：鉴于金融、就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等原因，美国必须改变对中国资金的依赖。他还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开出了一剂贸易保护主义气味浓郁的药方。
第一，除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外，美国应该每年对其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在第二年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收回知识产权损失金额的150%至200%。
第二，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采购项目中执行“买美国货”原则。
第三，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对于涉及港口、自然资源、金融市场、高科技产品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产品，中美企业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必须先通过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3-4/167245.html四，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以对抗中国在2009年11月15日宣布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因为他认为中国对自主创新产品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有贸易保护嫌疑。
监控“三部曲”紧盯中国资本出海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经济政策顾问西赛斯(Derek Scissors)在听证会上炮轰美国财政部。他表示：围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的争论中，猜测和推理太多，事实太少，而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公开投资数据，对中国海外投资变动监控不力。
他指出，美国财政部目前根据国债买家的所在地进行统计，而中国可能通过英国和香港的机构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就缺乏准确的数据来考察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最新情况。他认为这一原则需要更改，至少应该要求一些公开信息披露，来追踪债券最终持有者的国籍。
西赛斯还指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广受关注，但中国的非证券投资正在迅速增长，更加值得研究。
据传统基金会统计，中国海外非证券投资从2005年的87亿美元，迅速上涨到2009年的549亿美元，5年间累计投资额达1743亿美元。虽然这一增长趋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但从2009年5月开始，中国海外非证券投资开始恢复增长，他相信未来中国每年对外非证券投资额度将达到1000亿美元，超过外国对华投资。
西赛斯指出，中国还同很多国家签订了石油换贷款协议，中国的银行在国际上也很活跃，参与了很多辛迪加贷款项目。他认为，由于中国目前有大量现金，掌握中国投资动向的充分信息就非常重要。“当中国最终决定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国会必须要了解中国外管局的投资变动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知道中国地区的买家在15个月前的投资信息。”
因此，西赛斯给美国国会的三大建议中，第一步就是加强美国对中国资本输出的信息监控能力。第二步，美国应该与一些盟友针对中国资本输出这个问题互通有无。比如，中国投资热潮的第一目的地澳大利亚目前就在考虑要如何来对冲中国经济扩张的影响力，而印度最近也对中国劳工作出了一些限制。
西赛斯也表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为建立一些多边框架下的投资信息公开披露机制提供了可能，这对投资方也有利。“这个时候，要强调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信息披露，而不是更多的限制。中国的投资能够令大多数地区获益，但首要前提是保证信息的透明度，而美国要加强对中国投资行为的信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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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危机下的货币危机
2010-03-02 03:12:00　来源: 证券时报(深圳)　跟贴 0 条 手机看股票 欧元区主权债务有恶化趋势

目前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元大幅度贬值，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货币危机。

目前对欧元区而言，主权债务问题是面临一大困境，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去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随后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除了希腊，欧洲多个国家债务状况严重，财政赤字较高，如西班牙财政赤字已经接近10%，葡萄牙9%，爱尔兰也超过了10%。目前“欧猪五国”(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欧元大幅度下滑。欧元是浮动汇率，所以并不像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危机那样，汇率突然崩溃，而是货币持续贬值，这也是一种货币危机。最近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又先后发出警告，将下调希腊的主权债信评级；标普更威胁称，有可能在一个月内调降希腊评级1到2档，这样希腊的主权债信评级将接近“垃圾级”，可能丧失发债的资格，欧元危机还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实际上，如果我们假定希腊在欧元区外，并和欧元区保持固定汇率，财政赤字高企将会导致希腊货币和欧元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崩溃，发生货币危机。希腊加入欧元区，本国货币已经退出，使用统一货币欧元，实际上成员国之间是完全钉住的汇率制度，因此希腊的赤字和债务问题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导致希腊脱离欧元区；二是拖累欧元区，引发欧元危机。如果希腊脱离欧元区，恢复本国货币，本国货币必然会大幅度贬值，甚至会出现国家破产。而加入欧元区，希腊的问题就变成了欧元区共同的问题，其结果是导致欧元持续下滑。

欧元区主权债务下的货币危机和以前的货币危机也有类似的特点，一是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二是货币联盟的成员国货币之间完全固定，即完全钉住的汇率制度。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完全钉住的固定汇率仍然是主要原因，但是与以前货币危机相比，欧元区的货币危机还是略所不同，原来是某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而现在是一个货币区域，即使其他国家财政状况是安全的，但一旦区域内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将导致共同的货币——欧元危机下滑，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将受其影响。

欧元区将面临考验

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希腊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就不仅仅是外部问题，而是一个货币区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内部化，因此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希腊等国家的债务问题，将难以恢复市场信心，会进一步拖累欧元，严重影响欧元的国际地位和欧元区的稳定性。而要防止欧元大幅度下滑，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削减希腊等国家过高的财政赤字，改善财政状况，恢复市场信心。


债务危机何去何从，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一直希望希腊政府能够依赖自身力量解决问题。1月15日,希腊政府向欧委会提交削减财政赤字的方案，提出将在2010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4个百分点至8.7%，2011降至5.6%，2012年降至2.8%，2013年降至2%，但是市场仍然对希腊政府能否有效完成这一目标表示怀疑。如果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欧美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出手救助，但笔者认为欧元区即使出手，也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选择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既要有利于消除希腊的财政赤字，维持欧元区的稳定，又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促使成员国今后严格遵守财政约束。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