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管理 in 公司/管理 麦肯锡：多数消费者只关心基本功能
2009年11月02日 13:37
3人 分享此文 与很多朋友一样，我喜欢数码技术和电子产品，比如电视音响电脑手机，它们是这个时代智慧的结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不过，它们有时也是烦恼的根源。

看看你手边的遥控器，你最常使用的功能键更突出更便捷吗？还是不分轻重只要能排在最小的空间就行了？不知你的感受如何，反正我用过的遥控器，多数让人不爽。

再看看我们的电脑，每次看到其中的“安装程序”列表，我都会产生一种被压迫的感觉。那些强加给我的功能，多数我都不会有，而且也不想用。总会有同事跟我说，那些功能能够解决很复杂的问题，可我还是宁可让自己保持一份简单和轻松。

在新浪网上看新闻时，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只要找到一条感兴趣的新闻，我就立马点击离开新浪主页，那简直就是一种“尽快逃离”的感觉。超量的信息带来的是难以承受的压迫感。


毫无疑问，我是属于偷懒一族，喜欢简单而不擅长处理复杂问题。幸运的是，今天早上看到了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

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表明，多数消费者满足于基本的产品功能，只有不到1/3的受访者会实际使用电视机、摄像机、手机和其他产品中的所有高级功能。更重要的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甚至不知道这些功能的存在。



麦肯锡说，不应该将“基本产品”与那些质量低劣、设计不当、使用一般现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混为一谈。易于使用的消费电子“基本产品”的设计更简洁，而不仅仅是减少功能和降低价格。这些“基本产品”构思完善、制造精良，并具有消费者需要的功能——即使是那些通常在高端产品中才有的功能，但不会有那些消费者很少使用的功能。

鉴于消费电子产品购买者对“基本产品”的爱好，就不难解释一些新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如Pure Digital Technologies公司）为何能大获成功。在过去两年中，该公司价格低廉、功能简化的Flip数码摄像机占据了14％的美国市场，仅次于市场份额长期领先的索尼摄像机。与此类似，为了减小尺寸而牺牲了一部分处理能力的上网本电脑，预计在2009年将占有笔记本电脑市场14％的份额，而该产品问世仅仅只有4年时间。就像Flip数码摄像机一样——它推动了美国摄像机类产品的整体销售，在2007年底达到了410万台，而在两年前还只有370万台——上网本也使笔记本电脑的销量不断扩大：在购买了上网本的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以前从未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当然，麦肯锡的研究是基于对2500名美国消费者的调查，中国的情况或有不同。有时，我们需要与邻里攀比与同事比肩，花俏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求真务实将逐渐成为中国消费者的主流趋势。

麦肯锡七步分析法 创业者应该如何分析商机
16人分享此文 作者:麦肯锡 发表于: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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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分析法”是麦肯锡公司根据他们做过的大量案例，总结出的一套对商业机遇的分析方法。它是一种在实际运用中，对新创公司及成熟公司都很重要的思维、工作方法。

第一步：确定新创公司的市场在哪里？

这里一是要搞清楚市场是什么？再一个是在市场中的价值链的哪一端？确定自己的市场在哪里，才能比较谁和你竞争，你的机遇在哪里。


第二步：分析影响市场的每一种因素

知道自己的市场定位后，就要分析该市场的抑制、驱动因素。要意识到影响这个市场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哪些因素是抑制的，哪些因素是驱动的。此外还要找出哪些因素是长期的？哪些因素是短期的？如果这个抑制因素是长期的，那就要考虑这个市场是否还要不要做？还要考虑这个抑制因素是强还是弱？

第三步：找出市场的需求点

在对市场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就很容易找出该市场的需求点在哪里，这就要对市场进行分析，要对市场客户进行分类，了解每一类客户的增长趋势。如中国的房屋消费市场增长很快，但有些房屋消费市场却增长很慢。这就要对哪段价位的房屋市场增长快，哪段价位的房屋市场增长慢做出分析，哪个阶层的人是在买这一价位的，它的驱动因素在哪里？要在需求分析中把它弄清楚，要了解客户的关键购买因素，即客户来买这件东西时，最关心的头三件事情、头五件事情是什么？

第四步：做市场供应分析

即多少人在为这一市场提供服务，在这一整个的价值链中，所有的人都在为企业提供服务，因位置不同，很多人是你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如奶制品市场中，有养奶牛的，有做奶产品的，有做奶制品分销的。如公司要做奶制品分销，那前两个上游企业都是合作伙伴。不仅如此，还要结合对市场需求的分析，找出供应伙伴在供应市场中的优劣势。

第五步：找出新创空间机遇

供应商如何去复盖市场中的每一块？从这里能找出一个商机，这就是新创公司必需要做的这一块。这样分析后最大的好处是，在关键购买因素增长极快的情况下，供应商却不能满足它。

而新的创业模式正好能补充它，填补这一空白，这也就是创业机会。这一点对创业公司和大公司是同样适用的，对一些大公司的成功的退出也是适用的。对新创公司来讲，这一点就是要集中火力攻克的一点，这也是能吸引风险投资商的一点。

第六步；创业模式的细分

知道了市场中需要什么，关键购买因素是什么，以及市场竞争中的优劣势，就能找出新创公司竞争需要具备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根据要做成这一优势所需条件来设计商业模式。对于新创公司来讲，第一步是先把市场占住，需要大量的合作伙伴，但随着公司的发展，自有的知识产权会越来越多，价值链会越来越长。

分析自然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也需要正确的观念与思维模式，因此，创业商机的分析既不能缺少足够的信息收集，创业者自身也要具备够用的头脑。从难易程度上来看，信息收集可能更简单一些，毕竟如今是一个信息日益开放化的网络时代，而对于创业者自身的思维模式而言，平时的培养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七步：风险投资决策

以上七点做为商业机会的分析，大小公司都可以运用，这第七点就是针对VC（风险投资商）的。VC主要看投资的增值能力，什么时候投，投多少？这要结合VC自身的财务能力、公司的背景、经历。VC投的不光是钱，他是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的。

企业伦理与责任 in 公司/管理 麦肯锡CEO戴颐安专访：非赢利组织如何管理？
2009年05月05日 15:27
0人 分享此文 麦肯锡最近对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在近20000家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NPO）中，只有500家到800家非营利组织从事的事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在未来具有发展壮大的潜力，大多数仍然处在困难之中。

这些运作良好的非营利组织包括400家到700家中等规模的“草根组织”（民间组织）和100家左右政府发起的非营利组织。前者主要涉足教育、社会扶贫和环境领域，而后者则主要提供建校、教育、扶贫款发放等社会服务。

而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依然处在困难状态中，而其主要原因在于四点：可利用资金数量非常有限；很难寻找和留住合适的人才；社会认同度和尊重度较低；以及没有足够的智力资源支持协助其扩大规模并提高项目开发和运作能力。

“企业应该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好的财力和智力支持。”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戴颐安(Ian Davis)在接受陈雪频专访时表示。戴颐安代表麦肯锡刚获得“马可.波罗”奖，这个奖是中国政府颁发给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外国企业的。

优秀非营利组织的标准

在戴颐安看来，优秀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基于发达的慈善文化，而中国现在的慈善文化才刚刚起步。“发达的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三个条件：第一，要有钱，也要有时间；第二，对个人发展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就是相信自己未来还会有钱；第三，有了钱，捐出去之后，要有信心这笔钱可以被管好、用好。”

慈善文化的形成也与优秀的非营利组织相互推动。根据麦肯锡的调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中国慈善文化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但公众缺乏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已经成为阻碍慈善文化建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捐献出去的钱如何被管好、用好没有信心。

“并不是人们不愿意捐钱，而是缺乏好的机制引导人们往哪里捐，使捐的钱真正发挥作用。由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尚不够透明，体制还不太明确，人们缺少对非营利机构的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导致了人们对捐赠的疑虑。”麦肯锡董事、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吴海说。

麦肯锡在对非营利组织的近300多个访谈中，发现运作比较好的非营利组织都具有三个共性：第一是这些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第二是它们都有健全的董事会和理事会制度，管理非常严格；第三是他们在组织的健全方面寻求外部的帮助。

戴颐安认为，非营利组织也应该像成功的企业一样要透明，要有责任制。“我认为非营利组织也应该像社会主体一样，负起社会责任感。但是很多非营利政府组织管理不善，不透明，还有很多小型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技能和规模，提供相应的服务。”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总干事庄爱玲也持有类似观点。她认为一个运作良好的非营利组织有四个标准：一个是要有明晰的产权，二是要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三是要有透明的财务政策，四是要有使命感的专业人士。在她看来，中国的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离这四个标准都还有些差距。

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麦肯锡的初步调查表明，中国的慈善捐赠有80％来自海外机构（美国的慈善捐赠99.5％来自国内），而且慈善捐赠只占GDP的0.05％（印度是0.09％，美国是4％）。戴颐安呼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国内机构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麦肯锡资深董事、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Andrew Grant)认为,发展中介组织和改善法律体系对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非常重要。他说：“中介机构可以把大部分资源分配给最好的非营利组织，一个清晰的法律体系能给提高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水平提供一个法制的基础。”

这种中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资，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政府发起的基金会。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企业或个人分辨出合适和运作良好的非营利组织，从而使捐助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对于非营利组织也能起到监督和促进改善的作用。

除此之外，随着国内慈善捐赠的增长和模范非营利组织的出现，监督非营利组织和慈善团体的法律框架需要走向成熟。中国已经成立了基金法，慈善法和非营利组织法也正在制定之中，这将为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供法律基础。

吴海则认为，非营利组织本身也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把钱花到很好的地方，真正做实事；第二，怎样建立一个运行体系和公信制度。他说：“非营利组织也应该像企业一样，有清楚、透明的业绩衡量指标。这样才能提高透明度，提高捐赠的水平，而且也能更加有效地使用捐赠的钱。”

人力资源一直是困扰非盈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资金缺乏，很少有钱来对非营利组织的人员进行培训。戴颐安建议，资金投入应该更加灵活，在人力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且企业可以在培训、人才、技术方面为非盈利组织提供非资金的、实物上的支持。

NPO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崔玉告诉记者，非营利组织必须要加强自己的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而庄爱玲认为，除了专业能力之外，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的使命感也非常重要，“只有认同他们从事的事业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热情。”

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

在去年在英国《经济学人》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戴颐安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契约”所要求的，而且这也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金钱捐助和专业服务来体现的。

在“马克.波罗”的颁奖晚会上，戴颐安说：“在侧重业务发展和业务管理的同时，企业还必须发挥作用，协助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解决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慈善捐助，而是需要企业更积极的参与，共同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他对企业参与非营利事业提出了三项原则：除了捐款之外，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就某些和自身业务有一定关联的社会问题建立知识库，确立1到2个能够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建立长期交流与合作的课题；在向非营利组织提供帮助时，企业应当延长捐款的期限，同时给与非营利组织足够的灵活度，将捐款用于组织人员的能力建设。

“由于多数企业拥有较高的专业精神、分析能力和管理技能，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接受过管理、规划或预算编制等方面的培训。”戴颐安说：“如果企业通过同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派驻企业志愿者对非营利组织的人员进行辅导和培训，企业能够带动这些组织的能力建设，从而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戴颐安建议企业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一些长期交流与合作的课题。他说：“企业应当找到一到两个领域，既能为解决社会问题贡献自己的智力资本，同时又能很好的激励自己的员工。”

这种说法在麦肯锡做非营利组织的初步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据吴海介绍，在麦肯锡和两个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不仅可以为非营利组织贡献自己的企业管理的经验，而且从事这项工作的咨询顾问也会对公司产生很大的认同感。

在目前，几乎所有的的捐款都是一年期的，这就意味着管理人员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筹款。而且几乎所有的捐款都是专款专用，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具体项目，最终只剩下微薄的资金用于管理人才的培训、招聘和维系。

戴颐安还建议企业在找到合适的非营利合作伙伴之后，企业就能够通过改变慈善捐助的方式，从而推进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使得非营利组织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从事慈善工作，而且有更多的钱来改善非营利组织的人力构架。

中国符号的频繁使用是问题2010年07月03日 17:07:42 作者：顾振清 来源：顾振清博客 字号：【大 中 小】
　　浮现在我们记忆中的文化符号、视觉符号大多属于大众文化。一些大众消费文化的符号，像耐克、索尼、法拉利、798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艺术家对这类大众图式的借用，目的是质疑和批判。

　　有些艺术家老打中国牌，频繁使用八十年代的常用符号，比如毛泽东的头像、天安门、红旗、长城、龙、熊猫等。这是一些外国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的符号。拿这些东西来说事儿，是有问题的。这不是一种主体性的视野，而是站在他人的视野上反观自己。这些艺术家的诉求面、或价值实现模式是可疑的。他不是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支撑，而期望外来的、欧美的文化价值做支撑。所以，他们只能在欧美人的眼睛里找到自己、发现自己的存在——我觉得这很可怜。199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到国外去找支持。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本土化了，正在促成当代艺术一个主体性价值的建构，还打中国牌是没有意义的。即便艺术家直面大众图式消费的问题，也要警惕，要与安迪·沃霍尔拉开距离。大众符号介入作品是波普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你在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是否得心应手，是否有自己个性?关键在于你把作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中来判断。究竟是你把作品当作了表达工具、当作独立的精神产品?还是你自身被这些作品工具化了?其实，一些玩艳俗的艺术家自己却“被艳俗”了，还自以为是玩转艳俗艺术，拿一张张中国面孔、中国物件来批判。后来，当这些凡俗的面孔、物件带来现实价值的时候，艺术家自己居然也迷进去了，甚至以这些面孔、物件附带的一些腐朽的趣味和价值自许、自况，乃至自珍。所以，艺术家需要的是提防自己的创作被大众图式吞噬、消费掉，而不是拒绝大众符号的拿来和使用。

　　大众符号是可以用来做批判对象的，关键是艺术家把它放在一个和合适的位置上，让它集聚更多的社会批判性。艺术家的自我批判能够使视觉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和提升，领先一步，而不流于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追求创新的当代文化往往对大众文化有引领作用。虽然它是小众的，但可以带动大众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创造。所以，艺术家永远是属于少数执着于原创的一群人，他们永远走在时代风尚之前，成为先锋。那些只是追逐流行、追随着时尚风向的人，不属于艺术家，只不过是一群匠人。

　　通过绘画观念的变革，来革油画的命

　　中国油画的本土化进程是油画和中国的语汇结合的一个过程。一百多年来，油画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一种有中国模式和中国特点的绘画样式。文革时，有人提出中国油画走民族画的道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油画基本上在追随苏俄。五十年代之前，徐悲鸿效法欧洲的学院主义、古典主义，是一种对法国的学院派的追随。这种追随使得中国油画的主体性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所以，文革时提出的民族风、民族化，它是有一个问题存在的。当时的艺术家试图把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语言和因素形式渗透到油画中去。无论是来自剪纸、民间木刻，还是来自一些色彩浓艳的农民画，无不受落。所以，当时的油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本土趣味：红光亮、三突出。这种美学原则是文革油画的一个特点。之后，中国油画有一个复兴。有一部分艺术家回到对现实主义的追究，实际上他们是从苏俄到法国学院派，一直往前追溯到文艺复兴。中国艺术家几乎把西方各个时期的油画技法和形式全部体验、演绎了一遍。许多艺术家甚至是一些欧美风格的技法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技法、方法、方式都不是中国油画的一个实际。中国油画本土化，必须是让中国油画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考虑什么是油画的中国性或中国价值。艺术家慢慢用观念变革的眼光看待油画本土化的进程。这不仅仅是把油画与中国元素、与中国传统艺术技法作一种杂糅、结合，权作为语言上的民族化发展。油画带来的是一种普世价值，任何国家、民族都适用。但是，每个个体艺术家都需要把油画的概念打碎了以后作重新塑造，把油画的金科玉律、条条框框破除掉。中国艺术家要跟当代欧洲人、美国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来看待油画危机。照相术产生以后，油画就有危机了。机械复制时代把手工油画推入了一个被称为“油画死亡”的被动语境。所以，中国油画在1990年代有一个潜流，通过观念绘画的变革，来革油画的命。油画观念的变革打乱油画的牌局，于是，重新洗牌在所难免。

　　1990年代至今，不断有中国艺术家在各种媒介、方法的实验和认知中解决了观念问题以后，重新出发来画油画。艺术家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但是他们都面对了油画在观念洗礼后一个新的状态。这种纠结与自由同在的状态鼓励了许多中国艺术家。他们不是把绘画作为工具，而是视作一个文化形态，甚至视作自己的一个试验场、一个艺术的功能化创新。绘画除了审美功能以外，还有疗伤的功能、娱乐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甚至有认知事物、认知世界功能。油画有许多功能还没有被发现。因此，油画不断被开发、创新，边界扩容，疆界打破，都是情理中的事。中国油画的观念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僵硬、囿于窠臼了，现在变得宽泛的多，给艺术家带来的是更多的个性自由和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当代油画不再是欧洲油画的模仿者、或一种被输入的亚文化，而是中国艺术家在拿来主义之后一个自主创新。中国油画不再是一个山寨版的大本营，而是中国油画主体性建构的一个发动机。

赫斯特领军“英国当代艺术展”首站成都2010年06月29日 11:06:44 来源：华西都市报 字号：【大 中 小】


“英国当代艺术展”中国巡展首站定下成都

　　去年，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了全球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价格500强名单，英国当代艺术第一红人达明安·赫斯特位居NO.1，他用白金和钻石打造成骷髅《献给上帝之爱》曾卖出1亿美元的天价。而记者昨日获悉，成都艺术迷和这位“全球最贵”艺术家进行亲密接触不再是梦!英国文化协会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在中国举行“英国当代艺术展”，近100件英国最顶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将在西安、武汉、长沙、香港等六个城市巡回展览，中国当代艺术重镇——成都，已经确定是展览的首站，而将本次展览引进成都的正是本土艺术家周春芽。正在英国伦敦挑选参展作品的周春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是成都迄今为止最高端、最大规模的西方当代艺术展，“我正在和有关方面做积极沟通，争取把达明安·赫斯特本人请到成都来。”

　　达明安领衔 英国当代艺术进军中国

　　达明安·赫斯特，这个45岁的英国人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是用8000多颗钻石和2000多克黄金铸造了一个以真人为模具的骷髅，名为《献给上帝的爱》，价值1亿美元，堪称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据周春芽透露，这次“英国当代艺术展”中最重量级的艺术家就是达明安·赫斯特的作品，“虽然他那件最有名的《献给上帝的爱》无法来成都，但我们有可能会选择他的另一幅代表作——《载脂蛋白色氨酸》。”据了解，《载脂蛋白色氨酸》创作于1994年，达明安·赫斯特的标志性“点画”即始于此时。除了达明安·赫斯特，“英国当代艺术展”还将邀请彼得·多伊格、安尼施·卡普尔、莫娜·哈透姆、史蒂夫·麦克奎恩等最享誉国际的英国顶尖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将在成都、西安、武汉、长沙、香港等城市首度亮相。

　　成都首展 周春芽是艺术总顾问

　　最近一个星期，巡展城市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负责人正在英国挑选参展作品，地点是位于伦敦郊区的英国文化协会库房，那里收藏了8000多件最优秀的英国当代艺术品。此次展览的艺术总顾问是来自成都的著名当代艺术家周春芽，本次展览前言也是由他亲自撰写。很多时候大家面对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而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会建议“我们应该选这幅作品。”周春芽说：“这几天我们一直泡在这里，不停地看原作，看幻灯片，英国的当代艺术实在是太震撼了。”据了解，这次巡回展之所以第一站放在成都，全靠周春芽向英国方面“据理力争”，他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成都是除北京之外中国最大的当代艺术家聚集地;二，成都的艺术家非常熟悉和热爱英国的当代艺术;三，成都的观众和媒体对当代艺术一直都很有热情。最后，英国文化协会经过多方求证和考察，认为成都的当代艺术氛围的确非常良好，“英国当代艺术展”放在这里首展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促进交流 本土艺术家有望去英国

　　“英国当代艺术展”是英国文化协会馆藏品在国外最大规模的展览。昨日，人在伦敦的英国文化协会的艺术高级官员曾臻小姐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她说：“之所以这次展览没有放在北京和上海，是因为

　　这两个城市更容易见到西方的顶级当代艺术作品，相比之下，以成都为首的其他城市以前就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成都展览举办地很有可能是刚建好的四川博物院。”

　　曾小姐表示，文化交流是双方互动的一个过程，这次展览不光要带来英国艺术家的作品，而且也会邀请艺术家本人来成都，和当地的艺术迷进行交流，“成功举办之后，我们也打算邀请以周春芽为首的成都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去英国办展览，向全世界推广成都和中国的当代艺术。”周春芽则认为，在成都举办这样一个顶尖的当代艺术展，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欣赏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为艺术迷带来了一顿原汁原味的视觉艺术大餐。

陈丹青：记吴冠中先生2010年07月02日 21:07:57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大 中 小】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

　　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不知哪位年龄更大。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算起来，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六十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八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迹近论辩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九十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我当场听他一回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的。老同学孙景波七十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四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令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狠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狠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长，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