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动手了：中国大手笔砸向其他国家
环球风云 2009-04-27 08:40:39
纽约时报报道,在华府试图与拉丁美洲修补破损关系之际,中国也积极投入这个地区,提供大笔贷款给经济急剧衰退,商品价格重挫和信用紧缩的国家.
答:中国目前对外贷款迅速增加，东南亚，中亚，俄罗斯，非洲发展基金，南美都以百亿美元为单位砸钱。
这些钱中国原本都是砸回到美国的，而现在美国债收购速度在下降，机构债在被净抛，这些原本流向美国的资金开始涌向了新兴经济体和能源提供国。一方面我们在提供贷款的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资本，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得到了发展之后会有更大的能力进口中国的产品。
美国一直以来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营养（资金），却没有用到强身健体和智力开发上，不但自己成了个胖子，还得了肿瘤。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是严重营养不足，嗷嗷待哺，中国现在把原本流向美国的资金（营养）喂给了世界的同时还能壮大自己，给了世界一个信号：中国除了靠养着美国来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查韦斯在访华之前率先去了趟日本签下了几百亿的大投资单。中委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老查的这个做法虽然很温和，但是却无法改变利用中日的竞争关系而从中渔利的事实和掩饰希望通过获得选择权来增加自己对华的政治资本的意图。
问:中国将向哈萨克提供百亿美元贷款换取铀矿开采权
答:终于动手了。
得意地提一下：去年在讨论有关铀资源的时候我说过，中国不要担心铀，因为我们有个邻居是世界第二富铀国。与其到澳大利亚花大价钱和买铀矿，不如去哈萨克斯坦开发。
果然，中国动手了，而且是大手笔。实施得好，中国在很多年内不用担心铀的问题
问:挺进澳洲的后续目标
答:铀是力拓主要资产品种之一，在这次力拓-中铝考虑出让资产之前，力拓坚持不可能卖掉任何铀资产，因为它看好铀的前景。
西澳在08年换届选举之前的政策是不允许铀矿开采的，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上台的新任西澳州长（自由党）正式允许了铀矿在西澳的开采。这是众多澳洲铀矿厂商目前十分兴奋的重要原因。
中铝与力拓的交易中有一项“战略合作”，包括“互”派人员交流，能学的东西肯定不少。
问:以色列又在嚷嚷要全面轰炸伊朗核设施。美国为啥又要叫呢？
答:又搞军事讹诈。伊朗说英美应该现实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
问:力拓在美国债券市场融资35亿美元
发改委叫停FMG投资
答:最终还是铁矿石长协价格的问题，折腾吧，就看谁底气足了。
我没有看到反华情绪。历史上看，澳洲工党和中国是有渊源的。与自由党相对的“反华”理念不同，工党对待中国的态度一直是比较中庸的，也可以说是比较暖味。
陆克文上台后更是把中澳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华情绪只是一些靠笔头为生的分析师们用来炒作或者服务于相关利益方的工具罢了。
有利益往来就会有冲突，这个免不了，这个冲突甚至可以把朋友变成敌人。但是目前来看，中澳之间的关系还是看好，最根本的原因是相比中国需要澳洲而言，澳洲更需要中国。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务实（pragmatic）。
Monday, April 27, 2009
美国对中国宇宙飞船下毒手
德国《南德意志报》：美国对中国宇宙飞船下毒手！
环球风云 2009-04-27 09:03:24
[德国《南德意志报》4月23日文章]：迈向国际空间站的长征(作者 亚历山大·施蒂恩)
那只是顺带的评论，但绝对不是未经考虑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科技顾问约翰·霍尔德伦在接受《科学》周刊采访时说，未来美国人也可能搭载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
这位总统顾问只是在寻求与中国的接近吗？由欧洲航天局创办的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凯-乌韦·施罗格说：“霍尔德伦的声明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它甚至可能是纯政治性的。”
事实上这样的考虑可能距离实际贯彻还相当遥远：中国的航天计划近年来虽然获得了卓越的发展，但进展缓慢。1999年中国发射了第一艘神舟航天飞船。4年后出现了首位太空人，2005年完成了同时搭载两名航天员的飞行，2008年9月中国人首次进行了舱外作业。中国计划最早在1年之内实现首次无人对接——这在目前仍旧是航天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施罗格说：“我无法想像一艘陈旧的中国飞船很快就能被允许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但即便是中国工程师掌握了对接技术，这也不意味着它获得了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免费入场券。除美国和俄罗斯外，目前国际空间站项目的参与方还有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10个国家。它们在一场依赖、交换和财政义务的复杂争斗中被绑在了一起。中国作为伙伴加入进来将十分敏感地打破这一平衡。施罗格说：“但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他们想到个主意就立刻抛出来——根本不考虑合作伙伴。”
事实上，美中关系在这方面似乎已经有了进展。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学勇一再表达了与美国合作和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的愿望。2006年秋，当时的美国航天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作为首个航天部门负责人访问了中国——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正如霍尔德伦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奥巴马政府显然希望更进一步。施罗格说：“这样大门就完全打开了。”
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并非是对中国的喜爱，更多的是对中国航天计划阻碍美国的担心。在纸面上中国甚至有计划登月，而美国航天局在其新月球车的开发上几乎毫无进展。因此美国有输掉月球竞争的威胁。施罗格说：“对始终力争太空统治权的美国来说，这在心理上当然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因此它宁可合作——希望能借此进行控制。”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人成功地将中国人纳入到自己领导的联盟当中，那就是最理想的局面了。这正应了那句格言：“先拥抱，然后不松开。”
环球风云 2009-04-27 09:03:24
[德国《南德意志报》4月23日文章]：迈向国际空间站的长征(作者 亚历山大·施蒂恩)
那只是顺带的评论，但绝对不是未经考虑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科技顾问约翰·霍尔德伦在接受《科学》周刊采访时说，未来美国人也可能搭载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
这位总统顾问只是在寻求与中国的接近吗？由欧洲航天局创办的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凯-乌韦·施罗格说：“霍尔德伦的声明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它甚至可能是纯政治性的。”
事实上这样的考虑可能距离实际贯彻还相当遥远：中国的航天计划近年来虽然获得了卓越的发展，但进展缓慢。1999年中国发射了第一艘神舟航天飞船。4年后出现了首位太空人，2005年完成了同时搭载两名航天员的飞行，2008年9月中国人首次进行了舱外作业。中国计划最早在1年之内实现首次无人对接——这在目前仍旧是航天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施罗格说：“我无法想像一艘陈旧的中国飞船很快就能被允许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但即便是中国工程师掌握了对接技术，这也不意味着它获得了飞往国际空间站的免费入场券。除美国和俄罗斯外，目前国际空间站项目的参与方还有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10个国家。它们在一场依赖、交换和财政义务的复杂争斗中被绑在了一起。中国作为伙伴加入进来将十分敏感地打破这一平衡。施罗格说：“但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他们想到个主意就立刻抛出来——根本不考虑合作伙伴。”
事实上，美中关系在这方面似乎已经有了进展。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学勇一再表达了与美国合作和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的愿望。2006年秋，当时的美国航天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作为首个航天部门负责人访问了中国——虽然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正如霍尔德伦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奥巴马政府显然希望更进一步。施罗格说：“这样大门就完全打开了。”
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并非是对中国的喜爱，更多的是对中国航天计划阻碍美国的担心。在纸面上中国甚至有计划登月，而美国航天局在其新月球车的开发上几乎毫无进展。因此美国有输掉月球竞争的威胁。施罗格说：“对始终力争太空统治权的美国来说，这在心理上当然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因此它宁可合作——希望能借此进行控制。”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人成功地将中国人纳入到自己领导的联盟当中，那就是最理想的局面了。这正应了那句格言：“先拥抱，然后不松开。”
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
送交者: mike649 2009年04月20日11:45:05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2009-04-19 20:07:14]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大使 ，现任我某外交学院院长，是资深的外交家，对他的某些观点 ，我认为有商榷之处。
吴建民：“我们这三十年没有做亏心事，没有偷，没有抢，我觉得中国很多事情能够对世界讲清楚。”
“我们这三十年没有做亏心事，没有偷，没有抢，”那么中国建国至今60年做过啥亏心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做过啥亏心事？中国有啥事需要对世界讲清楚？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民族至今仍是被欺辱的民族！
吴建民：“那么什么样的人，别人不害怕呢？”“第一，讲道理，第二，守规矩，第三，我发展起来了，我自私，我就想中国好，其他我不管，不行的。要照顾邻居，我好，我也希望你能好。这样的话，发展的阻力会小一点。”
是这样吗？中国建国至今60年，一直讲道理、守规矩、照顾邻居，力争做负责任的大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一衣带水残害中国近百年的日本，不提战争赔款；对我国周边被占领土，与‘邻居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把一万多亿美元的血汗钱借给美国，虽然我们在困境中艰难发展。
可结果呢？我们发展的阻力小了吗？钓鱼岛被日本武力控制，藏南印度不但驻军，而且设府开衙据为己有，南海诸岛被我们‘照顾的邻居’哄抢，有的甚至堂而皇之的写进宪法纳入版图！西方列强天天叫嚷“中国威胁”，回回拿“一个中国政策”对我们敲诈勒索！
吴建民：“还是中国那句古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是一个很有理性的民族，世界上有的是使用强力，你不听话老子揍你，这种思路世界有有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结果如何，结果陷入了困境。”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哪一个不是靠船坚炮利，通过对富饶中国进行武力掠夺，发家致富，有谁“结果陷入了困境”？
我们勒紧裤带支援越南，人家统一后马上掉转枪口打我们；我们和印度讲友好，可印度不但视中国为寇仇，疯狂扩军备战，而且分裂我疆土、开衙设府霸占我藏南，豢养资助达赖恐怖主义集团，长期对中国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恐怖活动；日本，残害中国近百年，靠从中国灭绝人性的掠夺，成为列强一员，战败后，中国人民心存恻隐，不提战争赔款，在东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日本恩将仇报，支持台独分裂中国，占我岛屿夺我主权；西方列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封锁、军事挤压、舆论摸黑，只要能遏制中国发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讲道理、守规矩、照顾邻居，可结果是“有理寸步难行”！中国现在的尴尬，只有中国人民心里最清楚！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理性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史，让中国人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靠‘讲道理、守规矩’，我们不仅要永远失去藏南、钓鱼岛等大片国土，中国恐怕早就被列强四分五裂了！
所以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
送交者: mike649 2009年04月20日11:45:05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2009-04-19 20:07:14]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大使 ，现任我某外交学院院长，是资深的外交家，对他的某些观点 ，我认为有商榷之处。
吴建民：“我们这三十年没有做亏心事，没有偷，没有抢，我觉得中国很多事情能够对世界讲清楚。”
“我们这三十年没有做亏心事，没有偷，没有抢，”那么中国建国至今60年做过啥亏心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做过啥亏心事？中国有啥事需要对世界讲清楚？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民族至今仍是被欺辱的民族！
吴建民：“那么什么样的人，别人不害怕呢？”“第一，讲道理，第二，守规矩，第三，我发展起来了，我自私，我就想中国好，其他我不管，不行的。要照顾邻居，我好，我也希望你能好。这样的话，发展的阻力会小一点。”
是这样吗？中国建国至今60年，一直讲道理、守规矩、照顾邻居，力争做负责任的大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一衣带水残害中国近百年的日本，不提战争赔款；对我国周边被占领土，与‘邻居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把一万多亿美元的血汗钱借给美国，虽然我们在困境中艰难发展。
可结果呢？我们发展的阻力小了吗？钓鱼岛被日本武力控制，藏南印度不但驻军，而且设府开衙据为己有，南海诸岛被我们‘照顾的邻居’哄抢，有的甚至堂而皇之的写进宪法纳入版图！西方列强天天叫嚷“中国威胁”，回回拿“一个中国政策”对我们敲诈勒索！
吴建民：“还是中国那句古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是一个很有理性的民族，世界上有的是使用强力，你不听话老子揍你，这种思路世界有有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结果如何，结果陷入了困境。”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哪一个不是靠船坚炮利，通过对富饶中国进行武力掠夺，发家致富，有谁“结果陷入了困境”？
我们勒紧裤带支援越南，人家统一后马上掉转枪口打我们；我们和印度讲友好，可印度不但视中国为寇仇，疯狂扩军备战，而且分裂我疆土、开衙设府霸占我藏南，豢养资助达赖恐怖主义集团，长期对中国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恐怖活动；日本，残害中国近百年，靠从中国灭绝人性的掠夺，成为列强一员，战败后，中国人民心存恻隐，不提战争赔款，在东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日本恩将仇报，支持台独分裂中国，占我岛屿夺我主权；西方列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封锁、军事挤压、舆论摸黑，只要能遏制中国发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讲道理、守规矩、照顾邻居，可结果是“有理寸步难行”！中国现在的尴尬，只有中国人民心里最清楚！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理性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史，让中国人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靠‘讲道理、守规矩’，我们不仅要永远失去藏南、钓鱼岛等大片国土，中国恐怕早就被列强四分五裂了！
所以靠讲道理、守规矩，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
日本研制的专门对付特种部队的新型坦克世界最贵
全球最贵坦克在日本 可打击任何特种部队
中国青年报 2009-04-25 10:05:07
未来日本TK-X主战坦克和新发展的轮式机动战车总采购数量将至少达到600辆
4月1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空间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28个学科的发展报告，其中首次发布的《兵器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报告首次披露了近年来中国在兵器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显示部分兵器技术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报告显示，中国的装甲兵器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装甲车辆的“机动、火力、防护”三大性能得到提升；设计方法上已从一代设计、二代仿制到开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大功率柴油机、快速燃烧、高增压、高温冷却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使主战装甲兵器达到了可与世界先进装备抗衡的水平。在制导兵器领域，初步形成了反坦克导弹、末制导炮弹、炮射导弹、制导炸弹和制导火箭的系列化。不少外国媒体对此《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在无人机、核潜艇、信息战等高科技武器概念满天飞的时代，为什么被称为“传统的”坦克技术仍然能引起如此关注？
通用性使各国不会放松对坦克技术的研究
外国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报告》，原因在于坦克技术具有通用性。同样的一种弹，装在坦克上就是陆基反坦克装备，装在飞机和直升机上就是空射反坦克导弹，发射平台不同、毁伤原理是一样的。
而现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反坦克导弹的穿甲能力仍然是各军事强国关注的重点。冷战时期，美国非常重视如何对付苏联庞大的装甲部队，策略之一就是发展反坦克导弹，并强调由直升机装载，以便能迅速集中和转移火力。
洛·马公司的AGM－114“地狱火”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它们虽然没有在假想的美苏大战中一试身手，但几乎参与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直至伊拉克战争的所有局部战争，成为美军30多年来主要的直升机载反坦克导弹，并已逐渐垄断美军空射反导弹领域。
针对海湾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美军对“地狱火”的导引头、自动驾驶仪、战斗部、电子引信等进行了重新设计，因此被称为“地狱火Ⅱ”，其射程由原来的8000米增至9000米，飞行速度增至马赫数1.1，激光导引头不但引进了先进的抗干扰措施，能有效避免敌方实施的主动和被动光电干扰，特别是减小了自然因素的影响，因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地狱火”有时会错误地接收灰尘与水蒸气散射的激光，反而对目标反射的激光“视而不见”。
2002年下半年，为了满足伊拉克战争的需要，洛·马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完成了对“地狱火Ⅱ”的改进，使其特别适用于对付躲在洞穴、地下工事、建筑物等封闭空间内的人员。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地狱火Ⅱ”(包括其改进型)的市场占有率仍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
坦克仍然在世界装备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恐怖主义行动成了世界的主流。根据国际政治、军事的变化，发达国家正在开发和研制适合未来作战形式的先进坦克，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改进和提升现有坦克的作战性能。世界坦克装备的版图有了新的动向。
目前欧洲(含北约国家及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装备坦克最多的地区，总数达56000余辆，占世界坦克总数的50%，其中俄罗斯位居榜首。不仅数量上领先，论质量也是欧洲的坦克明星荟萃，大腕云集。“豹”式主战坦克装备了欧洲的10个国家，“勒克莱尔”、“挑战者”、“公羊”主战坦克个个身手不凡。
中东地区历来是一个火药桶，这也使中东地区成为装备坦克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以色列成为坦克密度最大的国家，每一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1662辆坦克，而且，以色列军队中性能先进的“梅卡瓦”坦克占到1681辆，其装甲实力可见一斑。
日本研制的专门对付特种部队的新型坦克世界最贵
2008年2月13日，日本向媒体展示了正在自主开发的新型坦克。这种新型坦克长9.42米，宽3.24米，高2.30米，重44吨，配有120毫米口径火炮及12.7毫米和7.67毫米机枪各一门。
该型坦克重量为44吨，比现有的主战坦克90式坦克轻6吨，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技术，并装有能够保证在夜间或恶劣天气都能准确射击的火控系统，使用短时间能够安装拆卸的模块化装甲，能在战场上和己方坦克共享情报的数据链系统。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新型坦克不光能够对付敌方坦克，还具有针对例如游击队或特种部队的攻击等新威胁的特性。日方透露该坦克开发费用为484亿日元，一辆坦克的造价为7亿日元（约合714万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坦克。
同时，印度陆军有望于今年列装由本国自行研制的“阿琼”主战坦克。印度自称，“阿琼”主战坦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种坦克之一。尽管“阿琼”坦克研制时间之长也堪称“世界坦克研制周期之最”，不过由于是印度独立研制，或许该坦克能更加适应南亚次大陆的地形和湿热的气象条件，其外形酷似德国“豹2”，也让人不可小觑。
主战坦克在现代城市战中仍有重要用武之地
集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于一身的主战坦克，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现代陆军的中坚力量。冷战结束令这“陆战之王”一度被冷落，但随着伊拉克战争、加沙冲突，主战坦克在激烈的城市战中再一次显出独特优势，它在各国陆军中的地位也因此得到重新巩固。
主战坦克在城市战中的效能曾广受质疑，1995年俄军装甲部队在格罗兹尼惨败的一幕让许多人心有余悸。尽管如此，更多的实践表明，在战术合理且情报支援充分的前提下，坦克在现代城市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仍难以取代。在伊拉克战场上，主战坦克坚固的装甲不仅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其强大的火力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为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为友军提供可靠的心理支撑。
作为不对称战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城市战对作战装备的技战术性能的要求更加苛刻。原本为大规模野战而设计的主战坦克也必须进行相应升级，以消除新的作战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这方面，美国的M1A2－TUSK、德国的“豹2”－PSO、法国的“勒克莱尔”－AZUR与以色列的“梅卡瓦”－4等都是杰出代表。虽然这些不同车型的基本性能各具特色，但其整体设计思路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考虑到传统的穿甲弹在城市战中的威力不足，这些坦克都特意增加了榴弹(爆破弹)所占的比重，以充分发挥清除障碍和杀伤敌方人员的效用。有的军工企业还特别开发了“可编程榴弹”，能确保弹丸在飞临目标正上方的瞬间引爆，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破坏效果。
除了主炮，新型城市战坦克在辅助武器的选择上也下了一番工夫。目前最受青睐的要属“顶置武器站系统”。
该设备实际上是一挺安装在炮塔顶部的遥控机枪，拥有配套的摄像机、激光测距仪和稳定装置，坦克乘员在车内即可操纵，大大保障了机枪手的安全。此外，为克服坦克主炮俯仰角度不足的缺陷，以色列人还在其“梅卡瓦”坦克上加装了一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专门用来打击隐藏于固定工事后方的目标。
目前，人们对新型主战坦克在城市战中的表现也赞赏有加，认为出众的环境适应能力是保证其自如应对“不对称挑战”的关键，适当的升级改造物有所值。
总之，城市作战绝非装甲兵的天然禁区，现代军工技术的发展，使得主战坦克在各种威胁面前越发强大。随着其自身作战效能的不断扩展，传统的“陆战之王”今后仍将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中国青年报 2009-04-25 10:05:07
未来日本TK-X主战坦克和新发展的轮式机动战车总采购数量将至少达到600辆
4月1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空间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28个学科的发展报告，其中首次发布的《兵器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报告首次披露了近年来中国在兵器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显示部分兵器技术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报告显示，中国的装甲兵器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装甲车辆的“机动、火力、防护”三大性能得到提升；设计方法上已从一代设计、二代仿制到开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大功率柴油机、快速燃烧、高增压、高温冷却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使主战装甲兵器达到了可与世界先进装备抗衡的水平。在制导兵器领域，初步形成了反坦克导弹、末制导炮弹、炮射导弹、制导炸弹和制导火箭的系列化。不少外国媒体对此《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在无人机、核潜艇、信息战等高科技武器概念满天飞的时代，为什么被称为“传统的”坦克技术仍然能引起如此关注？
通用性使各国不会放松对坦克技术的研究
外国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报告》，原因在于坦克技术具有通用性。同样的一种弹，装在坦克上就是陆基反坦克装备，装在飞机和直升机上就是空射反坦克导弹，发射平台不同、毁伤原理是一样的。
而现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反坦克导弹的穿甲能力仍然是各军事强国关注的重点。冷战时期，美国非常重视如何对付苏联庞大的装甲部队，策略之一就是发展反坦克导弹，并强调由直升机装载，以便能迅速集中和转移火力。
洛·马公司的AGM－114“地狱火”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它们虽然没有在假想的美苏大战中一试身手，但几乎参与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直至伊拉克战争的所有局部战争，成为美军30多年来主要的直升机载反坦克导弹，并已逐渐垄断美军空射反导弹领域。
针对海湾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美军对“地狱火”的导引头、自动驾驶仪、战斗部、电子引信等进行了重新设计，因此被称为“地狱火Ⅱ”，其射程由原来的8000米增至9000米，飞行速度增至马赫数1.1，激光导引头不但引进了先进的抗干扰措施，能有效避免敌方实施的主动和被动光电干扰，特别是减小了自然因素的影响，因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地狱火”有时会错误地接收灰尘与水蒸气散射的激光，反而对目标反射的激光“视而不见”。
2002年下半年，为了满足伊拉克战争的需要，洛·马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完成了对“地狱火Ⅱ”的改进，使其特别适用于对付躲在洞穴、地下工事、建筑物等封闭空间内的人员。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地狱火Ⅱ”(包括其改进型)的市场占有率仍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
坦克仍然在世界装备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恐怖主义行动成了世界的主流。根据国际政治、军事的变化，发达国家正在开发和研制适合未来作战形式的先进坦克，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改进和提升现有坦克的作战性能。世界坦克装备的版图有了新的动向。
目前欧洲(含北约国家及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装备坦克最多的地区，总数达56000余辆，占世界坦克总数的50%，其中俄罗斯位居榜首。不仅数量上领先，论质量也是欧洲的坦克明星荟萃，大腕云集。“豹”式主战坦克装备了欧洲的10个国家，“勒克莱尔”、“挑战者”、“公羊”主战坦克个个身手不凡。
中东地区历来是一个火药桶，这也使中东地区成为装备坦克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以色列成为坦克密度最大的国家，每一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1662辆坦克，而且，以色列军队中性能先进的“梅卡瓦”坦克占到1681辆，其装甲实力可见一斑。
日本研制的专门对付特种部队的新型坦克世界最贵
2008年2月13日，日本向媒体展示了正在自主开发的新型坦克。这种新型坦克长9.42米，宽3.24米，高2.30米，重44吨，配有120毫米口径火炮及12.7毫米和7.67毫米机枪各一门。
该型坦克重量为44吨，比现有的主战坦克90式坦克轻6吨，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技术，并装有能够保证在夜间或恶劣天气都能准确射击的火控系统，使用短时间能够安装拆卸的模块化装甲，能在战场上和己方坦克共享情报的数据链系统。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新型坦克不光能够对付敌方坦克，还具有针对例如游击队或特种部队的攻击等新威胁的特性。日方透露该坦克开发费用为484亿日元，一辆坦克的造价为7亿日元（约合714万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坦克。
同时，印度陆军有望于今年列装由本国自行研制的“阿琼”主战坦克。印度自称，“阿琼”主战坦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种坦克之一。尽管“阿琼”坦克研制时间之长也堪称“世界坦克研制周期之最”，不过由于是印度独立研制，或许该坦克能更加适应南亚次大陆的地形和湿热的气象条件，其外形酷似德国“豹2”，也让人不可小觑。
主战坦克在现代城市战中仍有重要用武之地
集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于一身的主战坦克，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现代陆军的中坚力量。冷战结束令这“陆战之王”一度被冷落，但随着伊拉克战争、加沙冲突，主战坦克在激烈的城市战中再一次显出独特优势，它在各国陆军中的地位也因此得到重新巩固。
主战坦克在城市战中的效能曾广受质疑，1995年俄军装甲部队在格罗兹尼惨败的一幕让许多人心有余悸。尽管如此，更多的实践表明，在战术合理且情报支援充分的前提下，坦克在现代城市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仍难以取代。在伊拉克战场上，主战坦克坚固的装甲不仅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其强大的火力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为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为友军提供可靠的心理支撑。
作为不对称战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城市战对作战装备的技战术性能的要求更加苛刻。原本为大规模野战而设计的主战坦克也必须进行相应升级，以消除新的作战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这方面，美国的M1A2－TUSK、德国的“豹2”－PSO、法国的“勒克莱尔”－AZUR与以色列的“梅卡瓦”－4等都是杰出代表。虽然这些不同车型的基本性能各具特色，但其整体设计思路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考虑到传统的穿甲弹在城市战中的威力不足，这些坦克都特意增加了榴弹(爆破弹)所占的比重，以充分发挥清除障碍和杀伤敌方人员的效用。有的军工企业还特别开发了“可编程榴弹”，能确保弹丸在飞临目标正上方的瞬间引爆，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破坏效果。
除了主炮，新型城市战坦克在辅助武器的选择上也下了一番工夫。目前最受青睐的要属“顶置武器站系统”。
该设备实际上是一挺安装在炮塔顶部的遥控机枪，拥有配套的摄像机、激光测距仪和稳定装置，坦克乘员在车内即可操纵，大大保障了机枪手的安全。此外，为克服坦克主炮俯仰角度不足的缺陷，以色列人还在其“梅卡瓦”坦克上加装了一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专门用来打击隐藏于固定工事后方的目标。
目前，人们对新型主战坦克在城市战中的表现也赞赏有加，认为出众的环境适应能力是保证其自如应对“不对称挑战”的关键，适当的升级改造物有所值。
总之，城市作战绝非装甲兵的天然禁区，现代军工技术的发展，使得主战坦克在各种威胁面前越发强大。随着其自身作战效能的不断扩展，传统的“陆战之王”今后仍将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LCA
中共近日在珠海举行了航展引起了许多网上的评论，那个管加拿大叫亲妈的装卸工军事专家亦混在人群里装作专家状到处露脸，可惜中共官方根本对其不理不问，(你以为你是什么货色)。网上出现许多评论文章，亦有汉奸混淆视听如有个叫做zg的弱智就发表了多篇让老狼笑破肚皮的垃圾文章，这两天又有人贴一阿三草包的言论说LCA好于J10或阵风之类。因此本狼抽空写此短文惟供众网友一笑而。
众所周知LCA是一种轻型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仅9吨，本身就决定了是一种与FC1是同等级别的前线战斗机，航程短载弹少,阿三计划中的LCA许多'先进'的技术如四余度电传等事实上并不先进，从气动上看印度由於没有技术上足够的储备搞鸭式布局是不现实的困难太多，气动上搞不清楚电传操纵系统的控制律根本别想，软件根本没法写，就好像让小学生当教授一样，对此网友可参见老狼以前的拙作即知。LCA试飞了，阿三们一阵欢呼似乎已经胜利大功告成。现在就让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
看看LCA的真实面目巴：
1)结构上最低要求，首先飞机的主要承力结构是高性能的合金钢，其屈服强度比铝合金高3-6倍，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制造工艺非常复杂，装配要求很高，而且几乎100%的锻压成形(要求超大吨位的压力设备)，冶金工业水平要求非常高并且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以保证质量。
第二，飞机大量采用铝合金几乎都是高性能的，其强度比汽车工业用的钢材都要高。以上工业要求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达到。
第三现代飞机都要采用钛合金，如F14/15/16/18 F22/35 上大量采用的Ti-6AL-4V, 高性能，但非常复杂成本比合金钢高很多，因为钛的冶炼工艺十分复杂，从原钛(海绵钛)冶炼成工业成品钛要消耗大量能源，技术要求之复杂全世界仅美俄欧洲及中共才有，更何况钛合金其他成分含量变化十分敏感，加工过程稍有变化性能便有较大误差。钛合金成形困难，需要数十万吨级的压力成形设备，这些对阿三无疑是天方夜谭，癞蛤蚂想吃天鹅肉。第四，复合材料是与传统ISOTROPIC金属材料完全不同的，需要特殊生产及检测设备很小的缺陷对复合材料产品都是致命的，用复合材料则必然采用钛合金否则回产生电位腐蚀。
2)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几乎涉及到电子电气计算机工业的个个方面，许多网友都是次方面的高层人才本狼一点你们既通。印度在硬件方面完全是空白，软件方面只是给美欧打工的水平，在此项目上完全依靠进口，中共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刚刚入门，不客气的讲印度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火控设备电传操纵系统。
3)飞机的设计实验阶段是最漫长最艰难的,首先要决定气动外形必须要有深厚的空气动力学基础，几十年风洞实验积累的实验数据经验(包括教训)，你才有可能知道往那个方向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机翼的几何形状，位置，翼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根本没有捷径。
一些所谓专家及台湾岛内的三流学者及阿三的权威们声称用计算机可模拟解决，纯属胡说八道，计算空气动力学到目前根本无法替代实验，空气是可压缩的有粘性高速下计算条件几乎必然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计算方法本身就是一道全世界都没解决好的难题，(在许多行业人们搞的所谓非线性的计算在航空界的专家眼里都是垃圾，这是题外话)，更LCA别提需要超级计算机。结构上为了减轻重量并满足要求，结构力学计算不但要相当高的水平，载荷条件或载荷谱只有美俄欧及中共经过多年研究及积累数据才有，举例大家都知道第一架原型机要作静力破坏实验，计算误差3%就算失败。。。科学是无法作假的，违反自然规律受惩罚的是自己。
4)分系统，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要各个专业合作，那一个分系统都不能出错，如弹射座椅等。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狼不客气的对LCA原型机作如下结论(并非武断)，请网友明晰：
1)飞机没有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及钛合金机构更别提Honeycomb之类的，全机为铝合金结构，重量较大远远超过设计要求。
2)机上仍然采用传统的机械操纵设备，没有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由於气动上LCA几乎肯定是非稳定型的(气动中心在重心前)，因此飞机是不可控制的，为了保证可以上天飞行以显示其成功，因此必须在飞行员前的设备舱加配重，这样飞机可以操纵但原设计的飞行性能全面降低一个等级(原设计就不怎么样)。由於加配重，原设计的雷达电子火控设备无法正常安装，因此LCA仅安装了简单的飞行仪表或模拟座舱。更主要的是全机内部设备系统布置全面被迫打乱。本身就少的可怜的机内载油进一步减少，由於外挂问题在气动等一系列问题没解决因此无法加挂副油箱，航程不可能超过1200公里。
3)由於武器系统及电子设备没有确定因此LCA目前没有加挂武器的能力，即使有机炮及导弹由於对於发射时的气动，结构振动，发动机喘振等问题没解决，因此没有作战能力。
4)飞行员弹射座椅没有来源，全世界仅美俄及中共有能力研究制造弹射座椅(欧洲均采用LOCKHEED MARTIN 或者MD/BOEING 的产品)，美俄的弹射座椅较为复杂重量大，因美俄都已停产15吨级以下的战斗机，中共又不会提供，因此LCA 上没有安装弹射座椅(弹射座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中共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彻底解J7问题)，为保证飞行员安全，试飞较为保守，不敢做大的机动动作，无法超音速，无法达到升限。这些都已从新闻中得到证实。
结论：LCA是个能飞的机，只是能飞而已，与阿琼坦克一样永远也不会投入使用，老狼敢和网友打个赌，不出几年阿三便会自己忘记
LCA 而宣布发展第八代战机MCA，性能与F35同级远超中共之J10。。。。
声明：老狼的军事杂文仅供大家参考，喜欢者可随意转贴至其他网站，欢迎收藏，请勿篡改内容，如将中共改为中国共产党等等。
本狼年事已高无法多写，不比年轻网友有精力，但愿以拙力澄清事实与原理，以防台独汉奸扰乱事听,望大家喜欢。
众所周知LCA是一种轻型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仅9吨，本身就决定了是一种与FC1是同等级别的前线战斗机，航程短载弹少,阿三计划中的LCA许多'先进'的技术如四余度电传等事实上并不先进，从气动上看印度由於没有技术上足够的储备搞鸭式布局是不现实的困难太多，气动上搞不清楚电传操纵系统的控制律根本别想，软件根本没法写，就好像让小学生当教授一样，对此网友可参见老狼以前的拙作即知。LCA试飞了，阿三们一阵欢呼似乎已经胜利大功告成。现在就让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
看看LCA的真实面目巴：
1)结构上最低要求，首先飞机的主要承力结构是高性能的合金钢，其屈服强度比铝合金高3-6倍，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制造工艺非常复杂，装配要求很高，而且几乎100%的锻压成形(要求超大吨位的压力设备)，冶金工业水平要求非常高并且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以保证质量。
第二，飞机大量采用铝合金几乎都是高性能的，其强度比汽车工业用的钢材都要高。以上工业要求印度根本没有能力达到。
第三现代飞机都要采用钛合金，如F14/15/16/18 F22/35 上大量采用的Ti-6AL-4V, 高性能，但非常复杂成本比合金钢高很多，因为钛的冶炼工艺十分复杂，从原钛(海绵钛)冶炼成工业成品钛要消耗大量能源，技术要求之复杂全世界仅美俄欧洲及中共才有，更何况钛合金其他成分含量变化十分敏感，加工过程稍有变化性能便有较大误差。钛合金成形困难，需要数十万吨级的压力成形设备，这些对阿三无疑是天方夜谭，癞蛤蚂想吃天鹅肉。第四，复合材料是与传统ISOTROPIC金属材料完全不同的，需要特殊生产及检测设备很小的缺陷对复合材料产品都是致命的，用复合材料则必然采用钛合金否则回产生电位腐蚀。
2)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几乎涉及到电子电气计算机工业的个个方面，许多网友都是次方面的高层人才本狼一点你们既通。印度在硬件方面完全是空白，软件方面只是给美欧打工的水平，在此项目上完全依靠进口，中共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刚刚入门，不客气的讲印度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火控设备电传操纵系统。
3)飞机的设计实验阶段是最漫长最艰难的,首先要决定气动外形必须要有深厚的空气动力学基础，几十年风洞实验积累的实验数据经验(包括教训)，你才有可能知道往那个方向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机翼的几何形状，位置，翼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根本没有捷径。
一些所谓专家及台湾岛内的三流学者及阿三的权威们声称用计算机可模拟解决，纯属胡说八道，计算空气动力学到目前根本无法替代实验，空气是可压缩的有粘性高速下计算条件几乎必然是非线性的，非线性的计算方法本身就是一道全世界都没解决好的难题，(在许多行业人们搞的所谓非线性的计算在航空界的专家眼里都是垃圾，这是题外话)，更LCA别提需要超级计算机。结构上为了减轻重量并满足要求，结构力学计算不但要相当高的水平，载荷条件或载荷谱只有美俄欧及中共经过多年研究及积累数据才有，举例大家都知道第一架原型机要作静力破坏实验，计算误差3%就算失败。。。科学是无法作假的，违反自然规律受惩罚的是自己。
4)分系统，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要各个专业合作，那一个分系统都不能出错，如弹射座椅等。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本狼不客气的对LCA原型机作如下结论(并非武断)，请网友明晰：
1)飞机没有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及钛合金机构更别提Honeycomb之类的，全机为铝合金结构，重量较大远远超过设计要求。
2)机上仍然采用传统的机械操纵设备，没有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由於气动上LCA几乎肯定是非稳定型的(气动中心在重心前)，因此飞机是不可控制的，为了保证可以上天飞行以显示其成功，因此必须在飞行员前的设备舱加配重，这样飞机可以操纵但原设计的飞行性能全面降低一个等级(原设计就不怎么样)。由於加配重，原设计的雷达电子火控设备无法正常安装，因此LCA仅安装了简单的飞行仪表或模拟座舱。更主要的是全机内部设备系统布置全面被迫打乱。本身就少的可怜的机内载油进一步减少，由於外挂问题在气动等一系列问题没解决因此无法加挂副油箱，航程不可能超过1200公里。
3)由於武器系统及电子设备没有确定因此LCA目前没有加挂武器的能力，即使有机炮及导弹由於对於发射时的气动，结构振动，发动机喘振等问题没解决，因此没有作战能力。
4)飞行员弹射座椅没有来源，全世界仅美俄及中共有能力研究制造弹射座椅(欧洲均采用LOCKHEED MARTIN 或者MD/BOEING 的产品)，美俄的弹射座椅较为复杂重量大，因美俄都已停产15吨级以下的战斗机，中共又不会提供，因此LCA 上没有安装弹射座椅(弹射座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中共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彻底解J7问题)，为保证飞行员安全，试飞较为保守，不敢做大的机动动作，无法超音速，无法达到升限。这些都已从新闻中得到证实。
结论：LCA是个能飞的机，只是能飞而已，与阿琼坦克一样永远也不会投入使用，老狼敢和网友打个赌，不出几年阿三便会自己忘记
LCA 而宣布发展第八代战机MCA，性能与F35同级远超中共之J10。。。。
声明：老狼的军事杂文仅供大家参考，喜欢者可随意转贴至其他网站，欢迎收藏，请勿篡改内容，如将中共改为中国共产党等等。
本狼年事已高无法多写，不比年轻网友有精力，但愿以拙力澄清事实与原理，以防台独汉奸扰乱事听,望大家喜欢。
“中美国”真实意图：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
“中美国”真实意图：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文章来源: 《半月谈》 于 2009-04-27 09:58:38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中美国”真实意图：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 《半月谈》
“中美国”的概念，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在《买下中美国》一文中首次提出，随后他又多次撰文阐述这一观点。2008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文章，认为“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他把“中美国”比作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姻。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好比一个家庭里“男人挣钱，女人花钱”一样。这里的“男人”是中国，“女人”就是美国。
他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过度流动，并担心由于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失衡，“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就是中美国”。
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他说：“这是一对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
读了这段话，人们就不难理解弗格森为何要连篇累牍地兜售他的“中美国”了。“中美国”同“两国集团”论一道，与“利益攸关方”和“责任论”一脉相承，都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翻版，是遏制中国、改造中国的新战略。“中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赤裸裸地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
弗格森所描述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格局只是暂时现象。中美根本不可能成为“联姻”，所谓的“中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首先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年来，我们许多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不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曲解为淡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始终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还在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没有放弃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没有放弃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和主权的侵犯，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和主要潜在威胁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早在他的著作《勇敢的希望》中清楚地写道：“要在战略上保持一种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盖茨今年1月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地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由于美国舆论长期的反共和反华宣传，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很盛。据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8年12月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提供的书面发言中说:“根据民意调查，美国有1/3的人认为中国‘将很快统治世界’，有将近50%的人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大概就是美国多数网民反对中美“两国集团”和“中美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怎么可能“联姻”呢？
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方面差距太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美国的1/5，中国的人均收入差得更远，为美国的1/13，中国的军费预算仅相当于美国的7.51%，中国科技水平在许多尖端领域比美国至少落后一二十年。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中国与其平起平坐呢？！
客观地说，若中美结成“两国集团”或“中美国”，不能说对我国一点好处也没有——经济上分得一杯羹，展示中国地位的上升，缓和两国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结合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和战略性的。
首先，它将严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脱离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旦脱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旦有事，将孤立无援。今天我国在国际上所以有一定的发言权，除了主要是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外，还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第二，在经济上即使不把我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也将严重制约我国的发展，尤其将严重制约我自主创新。如果按照弗格森期望的那样，永远维持现在这种由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又把赚来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国人不用费力地去消费、享受的这种他所认为的“最佳模式”，那我们就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钱文荣)
文章来源: 《半月谈》 于 2009-04-27 09:58:38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中美国”真实意图：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 《半月谈》
“中美国”的概念，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在《买下中美国》一文中首次提出，随后他又多次撰文阐述这一观点。2008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文章，认为“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他把“中美国”比作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姻。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好比一个家庭里“男人挣钱，女人花钱”一样。这里的“男人”是中国，“女人”就是美国。
他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于资本过度流动，并担心由于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失衡，“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就是中美国”。
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他说：“这是一对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
读了这段话，人们就不难理解弗格森为何要连篇累牍地兜售他的“中美国”了。“中美国”同“两国集团”论一道，与“利益攸关方”和“责任论”一脉相承，都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翻版，是遏制中国、改造中国的新战略。“中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赤裸裸地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
弗格森所描述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格局只是暂时现象。中美根本不可能成为“联姻”，所谓的“中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首先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年来，我们许多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不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曲解为淡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始终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还在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没有放弃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没有放弃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和主权的侵犯，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和主要潜在威胁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早在他的著作《勇敢的希望》中清楚地写道：“要在战略上保持一种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盖茨今年1月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地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由于美国舆论长期的反共和反华宣传，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很盛。据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8年12月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提供的书面发言中说:“根据民意调查，美国有1/3的人认为中国‘将很快统治世界’，有将近50%的人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大概就是美国多数网民反对中美“两国集团”和“中美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怎么可能“联姻”呢？
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方面差距太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美国的1/5，中国的人均收入差得更远，为美国的1/13，中国的军费预算仅相当于美国的7.51%，中国科技水平在许多尖端领域比美国至少落后一二十年。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中国与其平起平坐呢？！
客观地说，若中美结成“两国集团”或“中美国”，不能说对我国一点好处也没有——经济上分得一杯羹，展示中国地位的上升，缓和两国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结合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和战略性的。
首先，它将严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脱离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旦脱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旦有事，将孤立无援。今天我国在国际上所以有一定的发言权，除了主要是我们的国力不断增强外，还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第二，在经济上即使不把我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也将严重制约我国的发展，尤其将严重制约我自主创新。如果按照弗格森期望的那样，永远维持现在这种由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又把赚来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国人不用费力地去消费、享受的这种他所认为的“最佳模式”，那我们就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钱文荣)
三代大学生的饭碗
三代大学生的饭碗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因为就业压力而自杀的石家庄女生让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还在因为工作问题而每日奔波焦虑。
南都周刊封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江湖的风云变幻决定着个人的饭碗和命运。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因为就业压力而自杀的石家庄女生让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还在因为工作问题而每日奔波焦虑。温家宝总理也感慨，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这种忧虑背后是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毕业人数多，工作岗位少，而今年又是惨逢全球经济衰退。
反观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虽然也要到处投简历面试，但谋个饭碗似乎并不难，他们可以通过市场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也可以让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再往前的十年，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们似乎就根本不用为饭碗发愁。天之骄子，国家统统包办谋生问题，虽然他们也会因为想留在心仪的地方，想找个心仪的工作而绞尽脑汁，但毕业之后，生存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讲述三代毕业生的故事，最早是光荣与梦想，后来是理想照进现实，如今是一地鸡毛。故事主角虽然个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窥三个年代的社会以及毕业生的命运。看看中山大学学生的找工经历，或许也可以推测暨南大学、华南师范等高校学生的困难。
或许并不是学和用脱节的问题，或许不是大学生素质变化的问题，或许也不是扩招的问题。
这个背后有高校就业体制的变化的因素，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有总体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有对大学的定位的再思考问题。
而需要再强调的是，认识个人的命运，得先认清你所处的社会特征，以及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或许要根据这些判断改变意识，或许要根据现实加大付出。唯愿我们的毕业生们能在困难面前更加勤奋，过上温饱以及更好的生活。
光环褪色走向普通劳动者
关于中国青年就业状况的调查曾经显示，截至2005年，在15岁至29岁的青年中，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无疑，大学生找工难的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 张守刚
2009年4月12日，在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近3万学生进场求职。摄影 施梓庆
有人概括说，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读书比吃饭还重要，如今俨然已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一手数着钞票，一手遮掩着内心残留的理想主义。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用没用成为他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精神贵族”逐渐难敌“财富人生”的诱惑，有产有闲成为生活目标。到了这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只剩下一句话：我们活得好辛苦。
看看这几个月发生的毕业生求职悲喜剧。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
“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大学生不吃香了，“海龟”派也早已不再光鲜。一位国际猎头公司经理听说记者正调查大学生就业，极力建议采访“海带”（海待）：“你想采访几个，我给你介绍几个！”而那种家里花四五十万元送出国镀金，归国后被迫在小县城卖保险的“极品海龟”，也着实存在。
天之骄子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狼狈。面对悲惨世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底是为什么？
有的说是经济危机。今年3月，上海对外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地逾半数外企今年不招收应届生，其他有招聘计划的企业岗位数量也极有限。如果将就业问题归之于金融危机，那为何去年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就业？
还有的怪罪于高校扩招。据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增大到611万人。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抱怨自己的大学生太多？
我们不妨从80年代、90年代与当下，这三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来重新审视眼下所谓的“大学生就业危机”。摘录一个让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
……
问：我们这一代到底招谁惹谁了？”
这一代没有惹谁，他们的心情之郁闷也可以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基本不用为饭碗问题发愁。于是，有网友呼吁：恢复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好时光”已经不再来了。
内地毕业生分配制度，最早于1951年由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这事甚至由当时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来抓。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沿袭计划分配制度，那时候大学生是各单位争抢对象，只要是大学生，抢来再说，干什么再商议。
1987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经过两年摸索，国务院于1989年批转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选制度的开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开始投简历面试，但通过市场选择个人喜好职业的同时，还可以指望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随着1999年大学扩招的引擎强势发动。各大学人满为患，于是，开始在天南海北迅速建设“分校别院”，四处飘荡着“建设国际一流名校”的口号，上大学费用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制造的产品，“就业难”开始成为社会话题。
无疑，毕业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转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市场化。而从先前的分配制度到现在的自由选择，毕竟一种进步。
自由选择，意味着你可能不选择任何用人单位，也可能没有任何用人单位选择你。
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曾于2005年联合推出《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我国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2－25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处在以上调查范围内。由此可见，大学生找工作难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
经济发展模式拖累优势群体
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率不高，却难找到工作。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主要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不同于当年日本经济依靠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2008年11月，河南郑州的一场招聘会上，求职者冲破保安防线。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究竟有多严峻？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将有611万大学毕业生，除去国家计划招收的30多万研究生，剩下的90%以上要面临就业问题。如果按照70%的就业率计算，将有17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
然而，这可能是乐观的估计，因为今年还得考虑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就业难问题年年都在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就业难？大学生究竟何时找工作不再难？记者专访了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博士。
10个专业集中三成未就业生
南都周刊：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不到95万剧增到今年的611万。从社会人口发展结构来看，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王伯庆：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毛入学率为指标，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15%至50%转入大众化阶段，50%以上的则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8-22周岁的人口中，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2%，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占人口比率相对还比较低。
南都周刊：为什么比率不高，大学生却难找工作？
王伯庆：今年就业难，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大学就业难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综合来说，有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对大学生的需求比较有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也处于10%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它依靠的是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因此，当时日本的大学生非常抢手。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学生的求职本不应该成问题，之所以我们出现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不是一个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的高速增长，而是依靠农民工的高速增长。
另外，高教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服务产业的需求。服务产业，不仅仅指餐馆、娱乐，还包括咨询公司、软件开发公司这类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事实是，一方面这些企业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比如说，IT公司常抱怨招到的大学生虽然学的是 IT，但却是10年以前的技术了，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变化脱节。
第三是供大于求的专业盲目扩张。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有约30%失业人数集中在少数的10个专业里，我们国家有500多个本科专业，说明这10个专业确实是严重过剩了。但是明知道这一点，为了能够收学费，扩大办学规模，很多学校还是通过跑关系来争取设立这些专业，比如法学、计算机、艺术、体育、新闻等等。这些不具备办学条件强制设立的专业，都属于“三鹿奶粉专业”，学生花很多钱去读，最后找不到工作。而且现在就业再差的专业，学校都称其就业率是80%。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惩罚机制，让高校就业率透明化，让消费者和市场来优胜劣汰。
许多大学生本来是卖不掉的
南都周刊：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王伯庆：从长远来说，调整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给大学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其次，要改进大学教育，真正能够跟随劳动力市场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目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还是控制供大于求的专业，如果一个大学已有的专业就业特别差，国家一定要痛下决心让学校砍掉这些专业，而将招生的权利只保留给那些办学条件好、就业好的学校。比如说法学，北京大学这些有实力的学校可以办，但高职高专等也办法学就没有什么意义。
从这三方面入手，才能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现在政府推出的帮助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中，当兵也好，当村支书也好，考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也好，都是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大学生自主创业毕竟是少数，即使在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也不是主流。
南都周刊：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国外有何经验？
王伯庆：国外政府一般不会单独为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措施，这样做会对没上过大学的人不公平。更多的还是高校在教学内容上下很大功夫，让大学生能够满足需求。
大学生在发达国家属于就业的优势群体，他们要找工作相对容易。政府需要改善的不是大学生就业数量，而是就业质量，但是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还是大学生就业数量。外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一个办公室、两个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就业资料。这是因为他们在培养的环节中就已经能保证大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是市场需要的，因此不用花很大功夫去推销，而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许多本来是卖不掉的，只有拼命往外推销。
80年代大学生：天之骄子，国家包养
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读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便能获得心灵最直接的温暖和抚慰，而“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 “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编辑 吴金记者·王越 北京报道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子。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生，衣着朴素，理想高蹈。
考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
已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邓映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他至今还记得，1985 年那个溽热的7月，他在一天时间内办好了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并在当晚便带着单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乡湖南的火车。全系同届有51位同学，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像他这样回到了故乡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们习惯以45度角仰视大学毕业生的年代。作为奇货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当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为了救落水农民不幸身亡时，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是不是值得用大学生的命来换农民的命。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二人的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这场讨论，足见大学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邓映如毕业这一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简单而言，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从此终身有靠。更不用说邓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国学子都心向往之的顶尖学府，而他的文学专业，在当年也一度炙手可热，就业对于他们从未成为一个问题。
邓映如说，平均每人有五六种就业选择，对他和他的同学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当时毕业生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并无自由选择空间，但实际上，处于象牙塔尖的一流学府毕业生大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爱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而且几乎毋庸置疑的，也都会得到无比热情的反馈。“不要说拒绝，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托辞都没遇到过。”
碗里的饭不对胃口，也得往下咽
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团委任干事，现在他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一方面能够发挥专长，另一方面也不会远离文学。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而进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这条路，几乎没有人考虑过。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所以他也早早联系好了几家媒体，准备做进一步选择，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亲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打个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属的淮南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那么可以通过煤炭部申请向北大要人，摊上指标的毕业班就必须要有一个人顶缺，而一般情况下，来自用人单位所在省份的毕业生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当然，不是不能拒绝国家的安排，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更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
年轻的邓映如在沮丧和无奈中度过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毕业生办理户口留京手续的截止日期也过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回湖南，去他从未期望过、也全无了解的单位奉献青春。
二十多年之后，邓映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胜唏嘘。虽然在他离京的前一天，学校分配办突然通知他已经另有人顶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从前一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光一晃就到了现在，他的记者梦成了个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
也许晚几年毕业，邓映如的选择和命运都将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自此，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开始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供需方“自由恋爱”的曙光照进了铁桶一块的“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中国社会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
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级学生韩敬群毕业时，毕业生们的就业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相比师兄那一届，“计划”的色彩淡了许多，可他们面对的选项也明显减少。尽管从专业关联度、社会美誉度和收入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媒体对于中文系毕业生来说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引力显著提高。在韩敬群的同届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忍受着专业不对口的不适，去了南方的海关系统。
当年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能拿奖学金的韩敬群是班里公认的搞学术的好苗子。本科毕业后，他又留校读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
时值80年代末，以加速度飞快积累的物质财富让人们的思想遭受着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也是在这个时候，“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论调一天天甚嚣尘上。坦白地说，高校年轻教师的惨淡待遇让学生时代的韩敬群受到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每年必须发多少论文”的压力下被动地亲近他所热爱的文学，所以，还没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一件事：自己肯定不会继续留在高校里。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虽然年龄上差着几岁，但对于同是“60后”的邓映如和韩敬群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文学和文字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他们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会成为许多毕业生择业的决定性因素。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干部邓映如的起始工资级别是23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50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80元左右。刚去时，出版社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包了几个双人间，免费提供给新分来的大学生暂住。不到半年，又给他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中分了个带阳台的房间。没有居住成本，邓映如不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几年后成家的时候，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每个月只需象征性地付点租金。“消费”这个词之于他们是陌生和隔膜的，一无动力，二无能力，三无市场，单纯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较小的压力。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韩敬群的起点相比师兄要高上许多，因为有研究生学历，他进入出版社后首月工资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的工资与他差不多。两个人收入加起来有400元左右，但他的感觉仅仅是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远不如师兄宽裕。
他记得毕业后不久有位同学帮他们搞到了一台日立电视的指标，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000元，相当于他们俩大半年的收入。思想斗争了很久，他们决定买下。基本全无积蓄、也很难从清寒的父母那儿得到支援的他和妻子四处告贷，终于凑出了这3000元，之后便过了好一段拼命省吃俭用攒钱还债的窘迫日子。几年后他们有了一间19平方米的小平房，虽然挤迫，可在大多数还居无定所的同学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幸福了。
在韩敬群安贫乐道的同时，他的87级师弟王旺桂抛弃了北京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王旺桂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可以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为相较原来炮制公文的活儿，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邓映如，到韩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分散和多元。韩敬群大略地算了一下，加上中途转行的，他的同班同学中现在真正从事文学相关工作的人占比不到一半。仍对文学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他虽然在出版行业已经算事业有成，却还是把自己归入了“失意者”的行列。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的王旺桂也与师兄心有戚戚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作为曾经的大学毕业生和如今一届又一届新的大学毕业生的领导，韩敬群常常为他的后来者们感到莫名的担忧。他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压力、迷茫、不安全和不确定。和自己那时候相比，他认为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而大学毕业生们能得到的机会也少多了。
而他的师兄邓映如用了更直白的比方来形容大学毕业生贬值这一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过高中的人已经算了不起的文化人，可是到了80年代，上过高中的人比比皆是。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普遍程度，与80年代的高中生大致相当，相对而言含金量不如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也不能期待受到“天之骄子”那种抢手的待遇。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社会对于人才的起评线已经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却并不意味饭碗的绝对数量在变少。
让邓映如和韩敬群都忧心忡忡的，是越来越畸形单一的评判“成功”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之后职业生涯的影响。仿佛当官与赚钱才是成功的标志。
韩敬群说，直到现在，他们同学聚会时都不会把挣钱多少、官阶高低作为相互比较“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家衷心佩服的，仍然是那些才华横溢、能写出好作品的同学。然而他也很理解当下的毕业生们在就业过程中愈发直奔主题的思路，毕竟他们初出茅庐就要与残酷的生存短兵相接，连缓冲和喘息的机会都很难有。同情、着急，可是爱莫能助。
2008年10月，北大中文系84级同学举行了他们的毕业二十年聚会。在为这次聚会专门制作的纪念册上，韩敬群在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90年代大学生：双轨之下，不愁工作愁选择
1990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又恰逢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没有统分制下的拘束，也没有市场化后的就业重压，尽管不再是昔日无上光荣的“天之骄子”，但也没沦落到今朝“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他们在尽享择业自由的同时，也第一次有了“乱花渐迷游人眼”般的欢乐烦恼。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记者·石宴瑜
1994年，假期中的一群大学生悠闲地乘坐小船沿长江游玩，他们那代大学生并没有太多的就业的压力。
过渡生
看着报纸、电视上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铺天盖地般的报道，在媒体工作的何燕会不禁感叹世道之艰。
何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毕业生。1994年，对熟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的人来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另一个历史节点。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学在内的37所部属重点高校则是并轨收费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人，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1998年毕业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1998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就已经有里不良的苗头。” 何燕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
“讲台上的系党总支书记邱国新老师仍旧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面带笑容着讲出的话也没让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同。”何燕说，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指导会上，邱老师说了很多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是重点，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们，你们该考虑投点资，买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试”，另一句是“93级的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你们不用担心。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万金油，只要愿意吃苦，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胜任”。
“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为啥还提醒我们万金油、吃苦？”当时不解的何燕现在觉得老师是在有意给学生一些隐约的暗示。
在开这个会之前，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像何燕一样，对于就业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过去的三年大学生活，大一忙着参加广播站、合唱团和话剧社等社团活动，大二忙着考英语四级和计算机，大三又一轰隆准备过英语六级和实习，进入大四，除了要写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了，那种感觉有点蒙。
隔壁402宿舍的冯樱是少有的目标坚定者，她入学时就规划好了未来就是要做记者。亢小燕则打算做警察，她总是笑着说“穿上警服多有型啊”。同班那两位爸爸都是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广州女同学，更是一早就明确不会参加系里的任何推荐，她们早就有了前程：一个确定会进爸爸的公司，另一个则会到某大报的体育部。
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班上66个人里，除了6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50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这些情况都在邱老师的意料之中，因为历史证明，进入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中文系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笼统或是没规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信心
隔壁宿舍的美女英子总是给大家说她哥哥、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的1991级毕业生西门的经历。 “我哥哥他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找工作，因为学校推荐的单位大家都瞧不上，像福建省图书馆，到他们系里要人时，大家一听这种单位，就嚷嚷‘当图书管理员啊，谁去啊！’他们看中的可是银行、海关、外企这样的肥缺。”
英子还说，他哥哥的一位同学毕业去了海关，一报到就分了两房一厅，那福利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当时签下来单位后，这位同学请大家喝酒，大家都开玩笑说，“海关这种单位很危险啊，诱惑多，你可千万别栽了被抓啊！”几年后据说这位海关老兄果真被抓了，罪名是协助走私受贿了几百万，当然这是后话。
“中大不比厦大差，咱们找不到海关、银行，工商、税务应该可以吧，没有两房一厅，咱总会有个单间的破宿舍吧！”英子的话让大家信心满满，于是何燕和她的同学们没事时会畅想未来的新单位以及单位给自己的房子。
何燕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谋个不错的职位。她的信心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1998届的一位外号“老陈同志”的老乡。尽管老陈的专业比较冷门，但班上的同学在毕业前都在广州找到了下家，而且大多自己找的。老陈他们没毕业时就几乎都做着兼职，甚至有个同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挣了40多万了。
“冷门的专业，都能在广州全部谋到职位，万金油的中文应该也不会差。”每想到这里，何燕总能找到乐观的理由。
事实上，这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广州确实有着不错的机会。1998年2月，广州市政府下发的《关于1998年申请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补充通知》里，明确指出要优先录用“本科以上的机械制造、计算机和中文秘书等紧缺专业”，而国际贸易、国际会计、经贸英语等专业学生将限制接收。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文系的学费是每年2500元，热门专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会计则是3500元，学费低的反而优先录用，学费高的却是限制接收，真是一个讽刺。”现在的何燕回忆时总会笑。
事实上，机会确实不少。
1997年的秋天，广州依然炎热。学五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就陆续出现了花花绿绿的海报，宝洁、壳牌、华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已开始陆续进驻中大“招兵”了。
等待
对于中文系的毕业生来说，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下，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何燕那届并轨生，仍然是在双向选择中“自主择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该做些什么，何燕心里并没有底，只知道同别人一样添置行头，赶制简历。
在老师的指点下，班上的男生开始买西装，女性买套裙等。何燕20年的人生里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套裙。“这套毛料套裙价值480元，牌子是百图的，而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才不过350元。”不过后来听师姐说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时装城很便宜，班里有个海南女同学去买了两套衣服才花了300块钱，这让何燕曾经骂过娘。
接下来是制作个人简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媒体实习过，资料基本都是一叠厚厚的剪报。学装潢的同学义务帮忙设计封面，舍得花钱的同学更是用高级纸把简历分成几个颜色区，以区分简历中不同部分的内容，对于，照片大家都明白，虽然用人单位不会以貌取人，但把照片弄得漂亮些总不是坏事。
何燕他们同学都知道的一个小插曲是关于李武的。他是班上最后一个签约的人，当时，一个报社听说他还没落实工作，而报社正好就有一个进人名额，就通知他去面试。他的副总编后来喝酒时告诉他，面试其实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歪瓜裂枣”，看到他模样端正后什么也没说只扔下一句话“好，签约吧！”
但也有些工作不是长相好就能决定的，还需要加分的“软件”，比如是否入党。1998年公务员的招考中，有部分职位明确要求只招党员。何燕班里只有一批大三时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这拨人中里只有部分能发展为预备党员。为了争取这张王牌，有人开始“使暗劲”。班上有个女同学，性格乖巧，在同学里人缘挺好。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她很少住在宿舍，于是在考察表现的时候，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她住在男朋友那里。再后来，公布名单时她果然落选了。
欢喜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同学，只能等待用人单位到系里挑人。老师们会根据对方单位的要求酌情推荐若干人，而她们每天都会穿得一本正经，等待机会来临，然后，在机会中选择更合适的。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落实了单位，尤其是外省生源，因为学校之前声明，过了4月就将把档案转回生源地。
当时同一个宿舍的六个人中，有两个基本敲定进机关端起公务员的铁饭碗。家在北方的何燕虽然心里着急，但还在等待，她手头已经有个垫底的单位在惠州，但她却希望留在广州。
何燕的命运在4月中旬敲定。那时广州正是回南天，天气潮湿，在去资料室路上的何燕被老师叫住，“广州一家国企党群部门要招人，你来试一下吧。”老师说。
“哦”了一声后，何燕参加了面试。三个月后一男一女的面试官，成了她的上司。
1998年，广州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建设口号，对参与建设的企业用人也有特别政策，允许申报接收毕业生的时间延长至4月30日。何燕正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录用她的企业是参与广州建设的重点企业，所以，何燕如愿留在了广州。
几个月后，同宿舍6名女生中，来在中山的小虾回到家乡，她进了移动公司，广州女生gigi进入了广东电台做起了编导兼主持，靓女莹则到广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两位过关斩将的女生则如愿端起了铁饭碗，何燕进入国企。
如果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同宿舍的6个女生的工作都不错，甚至令人艳羡。
11年后的今天，她们同样都混得不错。有句话说得好：毕业的那刻起，阶级就划分了。她们的起点阶级都不赖，所以现在也不赖。
几天前，在中山大学体育场举行的招聘会上，当看到一名瘦瘦的湖南大学的女生，被广州一家汽车企业拒绝了简历，而原因是“我们只招本省高校的毕业生”时，何燕明白，开放包容的广州，现在已不是个可以让人圆梦的地方。
每个人都明白，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学生人太多了。
如今：京穗大学生，“飞人族”求职记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在2009年的春天碰撞在一起，面对一职难求，大学生“求职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 张守刚 实习生· 吴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四的女生，从左到右依次是吴玉琴、张洁、张彦箐、张瀛，她们同住在一个宿舍。但并不是人人都找到了归宿。
吴玉琴：同时拿到省农行和省移动客服部的offer，她最后选择去农行。从去年9月开始，她就网申了几十份简历，但很多都石沉大海，在深圳、广州的几场双选会投递简历也没成功。面试移动时从去年11月26日一直到今年的1月16日，其中经过了1 轮笔试和7次面试“马拉松”式的求职，非常艰难地拿到了offer。
张洁：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学情报学专业。2008年9月底在网上报名、投递简历；通过了简历筛选关后，10月上旬来到上海，参加了交大的笔试和面试。
张彦箐：前几个月忙着报考中大管理学院会计系的研究生，可惜没能考上；现在打算回家乡，报考甘肃省公务员选调生考试。她坦率地说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是很清晰。
张瀛：保研到中大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刚上大四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允许跨专业保研的名额只分配到3个。她精心准备了笔试和面试。（记者谭伟山 实习生童华灵）
为了告别的聚会，先把找工的烦恼抛一边。2008年12月31日晚，广州大学城广工宿舍外新觉青年公馆的空房子，有免费啤酒和音乐。这或许是大学城首个民间音乐团体——南噪3乐队——校园生涯的最后一唱。这天晚上7点一直放歌至凌晨，吸引了超过 600名在校大学生前往聆听。 谭伟山 摄
4月17日，北京西站。23岁的女孩陈丽敏脚步匆忙，踏上了一列去河北石家庄的火车。今年将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毕业的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加求职考试了，失败、失败、再失败，一再击溃她骄傲的心。“现在的选调生考试，都很黑。”她叹息说。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碰撞在一起，2009年这个春天，在毕业生的眼里更多的是无奈和叹息。“不厚道”，中山大学人文学院05级的男生廖飞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应聘感受。作为中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每年来中文系招聘的知名企业络绎不绝，而今年，来的多是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小企业。
“江门一个摩托车厂的文秘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佛山一个镇政府要求至少做过学生会副主席，这都是什么条件！”
两三人签约，一两千月薪
3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陈丽敏独自一人拉着行李箱，走在广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凉。
白天的遭遇让她窝着一肚子火。为了参加这次毕业选调生考试，她从北京杀到桂林，忍受着小旅馆比平日高出两倍的价格，不曾想中午的时候竟被赶了出来。一脸横肉的老板给出的理由是：“这房间一直有人预订，中午得给人做钟点房。”一个文弱女孩有什么选择？她走出旅馆，门外下着大雨。
下午，她买了次日早晨7点返京的车票，不愿意再看旅馆老板的脸色，她决定到火车站将就一夜。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迷糊到凌晨3点的时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后她被勒令走出大厅，这次的理由是“你的车时间还早”。一天之内两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头，打了几个哆嗦，觉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在那一刻灰飞烟灭了。”陈丽敏是那种文静安分的女孩，事业上没有野心。她的梦想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工资能养活自己，然后嫁个好老公，过安稳日子。她的专业是公共管理，考公务员算是比对口，但几番考试下来，她发现自己离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远。
最早，她报考国家公务员折戟沉沙，然后，北京、广东、上海、桂林??她四处参加公务员和选调生考试，一面疲于奔命，一面不断接到分数没有过线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设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选调生作为“保底的工作”，因为选调生虽然也属于公务员，但一般是到基层工作，竞争相对小一些。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选调生考试都比较黑，像我这样在桂林一没背景，二没势力。肯定没戏。”
陈丽敏也许没意识到，她争取的公务员职位竞争是多么的惨烈。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104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大大高于去年60：1的比例。北京某些部门的录取比例更为悬殊，以北京海关为例，计划招录6 个职位共100个公务员名额，但有11559人报考，录取仅为116：1。而中残联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岗”一职，其4723：1的竞争比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在这之前的2月份，陈丽敏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招聘会。快下公交车的时候，她问售票员“国展怎么走”，售票员眼也没抬，回了句“跟着人流走就行！”让她大感意外的是，那天她投出数十份简历，却没有一家单位给她面试通知。
“我不大会跟人说话，还是网上应聘比较好吧。”她想。但随后的网投结果也不妙——几百份简历出去，除了几家小得可怜的私企，没有一个像样的单位给她面试机会。
陈丽敏对职位的要求并不高：“我觉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后给我上社会保险。”她也知道，这份薪水在北京连基本生存也很难，每个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心情差的时候，总是想回老家，但回到家了，又觉得北京真好。那种落差好大。”
她内心纠结，摇摆不定。
陈丽敏的宿舍共4人，一个出国的，从读大一就设计好了未来的道路。一个考研失败的，决定明年再考一次，也可以暂时避开今年的就业危机。还有一个就是跟她一起找工作的是刘苒萌。
刘苒萌家在北京，找工作比起陈丽敏有些优势。“4月初，北京有个国企到我们学校招聘，要求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户口，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班里就两个。”两次面试下来，刘苒萌很顺利得到了这个职位。但谈到薪酬，却让她傻了眼：月薪1500元。“这个钱在北京没法活啊，我还得继续找。”
但这显然给了陈丽敏更大的压力。“苒萌之前没找到工作，别的宿舍同学也没有动静，我没有着急。但现在，我有点急了。”陈丽敏低声说。她还听说4月底如果没找到工作，档案就可能打回老家，这个没有确认的消息让她多了几分紧张。
她有个外号叫“哼哼”，问她什么，她就嗯哼几声。她比较懒，喜欢睡觉，早上10点钟起床算正常。起床后先打开电脑，去洗漱一番后，就坐在电脑前看网络小说，这是她之前的惬意生活。“她好像生活在幻想中。”她的舍友说。
现在，惬意生活彻底结束了。她开始睡不着，早上7点就会早早醒来，脑子里全是如何找工作的事情。
班里男生的求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徐方宇是班里的团支书，现在工作一点谱也没有。他的精神状态跟陈丽敏有点相似，“表面很闲，不知道该做什么，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
作为班干部，他对班上同学找工作的情况比较了解。班里一共有40人，出国的有两三个，考研究生的有一两个，其他的找工作，而现在签约的仅有两三人。“大部分还没有着落，大家都很彷徨。”
在大学城最后一次演出后，毕业的钟声也已经敲响。曲终了，人就要散了，明天大家各奔东西，该考研的考研，该找工作的找工作。 谭伟山 摄
雕塑专业的2009年应届毕业生杨先挺对找工作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他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毕业创作上。 摄影 戴会锚
找心理老师谈心的人多了
说到今年的就业情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业办的工作人员也连声叹气。“很一般，比起去年差得多。”去年，政治学院公布的就业率曾高达91.67％。班上几位同学跟记者说：“今年学校是指望不上了，还是得靠自己。”倒是学工部有个心理咨询中心，这几个月去那里找老师谈心的毕业生多了起来。
徐方宇是考研落败后，才加入求职大军的。今年2月7日，他走出研究生考试考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考砸了。“没什么招了，开始找工作吧！”招聘会与网络投简历双管齐下，没什么效果，参加了五六次大型招聘会，仅仅获得了两次面试机会，“是保险销售类的，不是很合适。”网上回音更少，投100份，有回音的仅有一两份。
对这样的就业惨状，徐方宇和他的同学们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学校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高考的时候提前录取，很多人分数比北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那时候觉得工作肯定不用愁。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心里很不舒服。”
事实上，他们的境况还远不是最差的。刘苒萌有两个高中同学，一个在北京联合大学，一个在北京城市学院，从来没跑过招聘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天天就在家呆着。”
打”飞的“四处求职
对张萧萧来说，北京与广州并不遥远。这个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应届毕业生的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众多面试信息和日程表：
3月16日 上海
3月20日 上海
3月22日 广州
3月25日 广州
3月28日 北京
……
整个三月里，这个“空中飞人”累积的飞行里程都够去一次北极了。为找工作下如此血本，也许只有今年的毕业生才做得出来。
时间倒回2009年3月9日，中大的考研初试分数公布，张萧萧的英语分数太低，录取无望。“压力似乎是一瞬间袭来的，这回不找工作不行了。”当晚，他开始上网寻找招聘会信息，并在网上订了一张去上海的机票。“买的是一大早的，便宜一些，6折。”
4月19日，坐在宿舍谈起这些时，张萧萧有些不好意思。“当时真的是急了，所以病急乱投医。现在想想，很幼稚。”他还记得，去上海的第一个面试，由于刚下飞机，又睡眠不足，他把应聘公司的名字都弄错了，于是很客气地被请出了门外。
在北京、上海，张萧萧第一次体会到被忽视的痛苦。“在北京、上海说起中大，他们都不感冒。”和北大、清华、复旦的学生一起面试，张萧萧感觉并没有太大优势，每次轮到他时，面试官总是不冷不热。“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反正那种滋味不太好受。”
自考研失败后，这一个月的空中飞人生涯，让张萧萧花去了5000多元的飞行求职费，除了父母赞助的2000元用来添置了西装，其余都是他积攒的奖学金。张萧萧说，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没有向家里要钱。“三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啊。”这个腼腆的男孩苦笑着说，“最后不得不沦落到每天吃饭时间就蹲点蹭饭。”
4月2日，对于张萧萧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他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做企业内刊。“工资不是很高，2000多，勉强够生活吧。”这时的张萧萧，语气中已透着轻松。据说，这在他们系里还不是最低工资，有些同学签了佛山的一个小家具厂当文员，起薪只有1500，比较下来，张萧萧觉得这样的条件已经算可以接受。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第一份工作，他决定先不计回报地好好干。
一职难求，像张萧萧这样的“空中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之间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同宿舍的廖飞来自北方，是个自信而健谈的人，他归结的面试秘诀是“能写、能说、能应酬，三者必居其一”，这三条似乎他都占满了，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再加上学生会副主席的头衔，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不少的offer。但说起自己的找工经历，廖飞的神情突然暗淡了许多。旁边的孙子峰捅捅记者暗示道，“他可是心里受过伤的人啊。”
深圳一家国企是廖飞面试的第一个单位，他面试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最后一轮面试，董事长的第一句话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请你向别人介绍一下我”。廖飞当时一下就懵了，他根本没做过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做好功课，怎么做我的助理。”董事长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真的把我吓坏了，只能低着头不说话。”平常神气活现的廖飞傻了眼。为了缓和董事长的情绪，他拿起一旁的功夫茶壶，不停地给董事长倒茶。“功夫茶要滚水，瓷器又不隔热，回来一看手都给烫红了。”廖飞有些尴尬地笑着，“不过最后，我还是没进。”
最后，廖飞选择了去政府机关工作，“稳定是大前提嘛”。说着这话时，廖飞神色平淡，并没有半点喜悦，旁边的室友杨曦插话说，“为了这份工作，廖飞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杨楚。”
气氛一下安静了下来。廖飞点起一支烟，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也是没办法的，无心栽柳柳成荫啊。”原来廖飞和杨楚都报考了那个职位，但廖飞过线了，杨楚差0.7分。“那都是他复习公务员的书。”廖飞指着杨楚桌上一堆半人高的书说，“他从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对于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复习的廖飞来说，这样的结果让他觉得不是滋味，仿佛他是那个背叛兄弟情义的小人。“社会就是残酷的，我们都明白。”廖飞让烟雾围绕着自己，看不见表情。
相对他们来说，宿舍里的另一个成员杨楚仍处于“水深火热”中。排两个小时的队只为投一份简历，坐两个小时的公车去面试，这些他早已锻炼到麻木。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家往年招聘大专生的事业单位，今年去了几百个本科生，而最终录用的是两个研究生。
这让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找工作的残酷，“之前看到北大博士卖肉之类的新闻，总觉得很遥远，这回是真信了??”他不住地摇头，语气里透着无奈。说着话，杨楚的手机闹钟响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旋律。他站起身，对着镜子整了整本已十分整齐的领带，跟宿舍的兄弟们道别。当天，他还要去面试，应聘一家公关公司的文案策划。
傍晚6点，疲惫的杨楚回到宿舍，下午的一场大雨，让他原本笔挺的西服已经有些皱褶，裤腿上也溅满了泥泞。“怎么样？”当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时，杨楚一言不发地走向了自己的铺位。廖飞则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啤酒，分给杨楚一罐。
在广州的一次毕业生招聘会上，一位精心化妆的女孩在等待面试。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找工作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摄影 王卫
“实在不行就先漂着”
杨楚他们面对的就业危机，仅仅是冰山一角。3月中旬，广东省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令人心惊：今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33.1万人，比去年增长14.2%，再加上外省来粤求职人数等因素，今年广东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达到历史新高。
企业招聘的人数则在萎缩，新浪网人力资源部经理刘慧霞向记者坦诚，金融危机中他们的用人计划是先保证不裁太多的人，但不会增加很多的人员编制。“去年我们跟我们签约的应届毕业生有100多人，今年会减半。”
广东省教育厅统计，从已经举办的36场招聘会来看，参加招聘会的金融、经济、房地产等类型企业大幅减少，用人单位质量明显下降，招聘岗位数相比去年减少了20%以上。
在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里，中文、哲学、历史三个系今年有250多名毕业生，毕业生们反馈的情况是，目前签约的大概只有五成，其中，女生普遍只有两三成。
而在北京，即便是名校的毕业生，就业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北京大学软件专业的田学志说，他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公司签约，月薪7000元。“跟去年相比，首先签约时间延迟了，去年4月我们专业的毕业生都已经签约，现在只签了三分之二。还有就是月薪稍低了些，按往年经验，我们的期待月薪在8000元以上，但现在至少低了1000元。”
“对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形势更严峻，竞争更激烈。”智联招聘高级顾问陈宁说。根据他的考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大中心城市给大学生的职位已经饱和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留在大城市，眼睛不能只盯着写字楼。
恶劣的就业形势之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之前被认为是低端的保险、医药代表等职位，也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考虑范围。
张萧萧说，因为专业性强，理工科的本科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认识一个华南理工的男生，学的是生物，跑遍了各大城市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最后当了医药代表，跑业务。”
陈丽敏的同学刘伶说，工作这么难找，自己开个网店也不错。她有个老乡，自己开网店一个月能赚好几万，甚至还招了两个人大毕业的女硕士做客服。“人家不找工作，租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办公。每个人的出路不一样。”她半开玩笑地说：“我还想如果他肯要我，我也去做客服。”
不过，像这样开网店自主创业的毕竟不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业中心此前一份调查显示，选择考研和直接就业的毕业生占了大多数，选择创业的仅有4%。
国家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见习计划已经启动，虽然学校也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联系了见习单位，但徐方宇对此很是不屑。“工资没有，住宿没有，也就解决下一日三餐，生活费还得往家里要。这样的见习有什么意思？”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时候，谈论未来或梦想显然过于奢侈。
“还能怎么样？继续投简历吧。” 徐方宇老家在山东，没有门路回去也很难，他觉得还是北京机会多一些。“实在不行，那就在北京先漂着吧。”（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毕业生均为化名）
辨论大学
从人敬人爱的“天之骄子”到“为三斗米折腰”的凡夫俗子，只用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从读研读博逃避就业、出国镀金、名校生养猪，到公务员考试、大学生回炉、取消大专，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忽如一夜春风来”，吹得学子众憔悴。三十年间的这种蜕变，有人赞，有人贬，也有了很多似笑而哭的论战。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读书无用】
当昔日的“黄金屋”、“颜如玉”渐成今日的“水中月”、“镜中花”，节衣缩食花大钱读大学的结果，却是可能连份体面的工作都找不到，读书无用论就这样自然诞生了。
正方：
论据1：花费高，不划算
按平均水平计算，一个大学生的每年支出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的纯收入。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往往越贫困。
论据2：中国需要的是蓝领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加工制造的位置上，本质上并不需要大学生。且中国经济每年两位数的增速基本都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而不是大学生。
论据3：越读越“输”
书读多了的人，容易犯眼高手低、高谈阔论，一点实事都做不好。尤其是女孩子书读多了，嫁人都困难。有经典语录为证：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论据4：读的都是无用的书
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如今的大学教育近乎是中学基础教育的延伸，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必修课的很大部分都是政治基础和专业基础，教材老套，连IT教材甚至都是十年前的；教学死板，缺乏与社会接轨的实用课程，培养出的学生多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需求。
反方：
论据1：不读书毁灭一代人
教育本身是一项长远的投资，要看到长远利益，因噎废食或者杀鸡取卵，都不可取。“文革”时期读书无用的做法曾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唯有国民素养提高了才有社会的长足进步和经济的兴盛。有古语为证：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论据2：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钱
知识和财富本就不是一对一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讨论读书能否挣钱，这本身就带有功利目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读书时代早已过去。仅就个人生活而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谋生本领、待人接物、判断能力、思维能力一般都要高于没受过教育的人。
论据3：不读书，就业更困难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低，有极端者甚至比农民工的工资还低，这是现实；但另一个事实是如果不受大学教育，就业会更难、起薪会更低。受了高等教育，尽管现在工资低，但起码有机会走向高薪阶层；而不读书更无用，因为知识太少而永远拿低薪的概率更大。同样的工资，对大学生来说是起薪，而对农民工则是最高薪，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取消大专】
当本科生、研究生遭遇就业难时，大专生更是叫苦连天，许多用人单位将学历底线设置成本科生，大专生被拒之门外，国家应不应该取消大专成为一个新的争论热点。
正方：
论据1：大专地位尴尬
高等教育只包括高职和本科两种，不应该有一个大专这个概念。相比较高等职业教育，目前的大专仍然偏重学术教育，接近本科教育，这就决定了其教学内容的不上不下，既没有高职教育贴近工作的就业优势，又赶不上本科教育的学术，这必然导致其就业时的尴尬。
论据2： 本科生都用不完，还要大专生做什么
大学不断扩招，本科已经成为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时设置的学历底线。稍微低端的就业市场，则把用人重点放在了技校、职校毕业生身上，因为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强，大专生由此成为无人问津的弃儿。
论据3：不划算的投资
大专生的收费标准一般远远高于本科生（三本除外），如果一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拿出多年积蓄供孩子上完大专，最后的结局却是找不到工作，或者跟农民工薪水差不多，这个付出值得吗？
反方：
论据1： 已经存在的大专生怎么办
如果取消了大专，那么已经毕业或者在读的大专生怎么办?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因为就业压力而自杀的石家庄女生让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还在因为工作问题而每日奔波焦虑。
南都周刊封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江湖的风云变幻决定着个人的饭碗和命运。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因为就业压力而自杀的石家庄女生让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还在因为工作问题而每日奔波焦虑。温家宝总理也感慨，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这种忧虑背后是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毕业人数多，工作岗位少，而今年又是惨逢全球经济衰退。
反观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虽然也要到处投简历面试，但谋个饭碗似乎并不难，他们可以通过市场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也可以让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再往前的十年，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们似乎就根本不用为饭碗发愁。天之骄子，国家统统包办谋生问题，虽然他们也会因为想留在心仪的地方，想找个心仪的工作而绞尽脑汁，但毕业之后，生存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讲述三代毕业生的故事，最早是光荣与梦想，后来是理想照进现实，如今是一地鸡毛。故事主角虽然个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窥三个年代的社会以及毕业生的命运。看看中山大学学生的找工经历，或许也可以推测暨南大学、华南师范等高校学生的困难。
或许并不是学和用脱节的问题，或许不是大学生素质变化的问题，或许也不是扩招的问题。
这个背后有高校就业体制的变化的因素，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有总体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有对大学的定位的再思考问题。
而需要再强调的是，认识个人的命运，得先认清你所处的社会特征，以及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或许要根据这些判断改变意识，或许要根据现实加大付出。唯愿我们的毕业生们能在困难面前更加勤奋，过上温饱以及更好的生活。
光环褪色走向普通劳动者
关于中国青年就业状况的调查曾经显示，截至2005年，在15岁至29岁的青年中，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无疑，大学生找工难的背后，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 张守刚
2009年4月12日，在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近3万学生进场求职。摄影 施梓庆
有人概括说，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读书比吃饭还重要，如今俨然已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一手数着钞票，一手遮掩着内心残留的理想主义。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用没用成为他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精神贵族”逐渐难敌“财富人生”的诱惑，有产有闲成为生活目标。到了这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只剩下一句话：我们活得好辛苦。
看看这几个月发生的毕业生求职悲喜剧。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
“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大学生不吃香了，“海龟”派也早已不再光鲜。一位国际猎头公司经理听说记者正调查大学生就业，极力建议采访“海带”（海待）：“你想采访几个，我给你介绍几个！”而那种家里花四五十万元送出国镀金，归国后被迫在小县城卖保险的“极品海龟”，也着实存在。
天之骄子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狼狈。面对悲惨世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底是为什么？
有的说是经济危机。今年3月，上海对外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地逾半数外企今年不招收应届生，其他有招聘计划的企业岗位数量也极有限。如果将就业问题归之于金融危机，那为何去年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就业？
还有的怪罪于高校扩招。据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增大到611万人。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抱怨自己的大学生太多？
我们不妨从80年代、90年代与当下，这三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来重新审视眼下所谓的“大学生就业危机”。摘录一个让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
……
问：我们这一代到底招谁惹谁了？”
这一代没有惹谁，他们的心情之郁闷也可以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基本不用为饭碗问题发愁。于是，有网友呼吁：恢复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好时光”已经不再来了。
内地毕业生分配制度，最早于1951年由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这事甚至由当时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来抓。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沿袭计划分配制度，那时候大学生是各单位争抢对象，只要是大学生，抢来再说，干什么再商议。
1987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经过两年摸索，国务院于1989年批转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选制度的开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开始投简历面试，但通过市场选择个人喜好职业的同时，还可以指望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随着1999年大学扩招的引擎强势发动。各大学人满为患，于是，开始在天南海北迅速建设“分校别院”，四处飘荡着“建设国际一流名校”的口号，上大学费用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制造的产品，“就业难”开始成为社会话题。
无疑，毕业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转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市场化。而从先前的分配制度到现在的自由选择，毕竟一种进步。
自由选择，意味着你可能不选择任何用人单位，也可能没有任何用人单位选择你。
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曾于2005年联合推出《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我国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2－25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处在以上调查范围内。由此可见，大学生找工作难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
经济发展模式拖累优势群体
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率不高，却难找到工作。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主要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不同于当年日本经济依靠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2008年11月，河南郑州的一场招聘会上，求职者冲破保安防线。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究竟有多严峻？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将有611万大学毕业生，除去国家计划招收的30多万研究生，剩下的90%以上要面临就业问题。如果按照70%的就业率计算，将有17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
然而，这可能是乐观的估计，因为今年还得考虑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就业难问题年年都在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就业难？大学生究竟何时找工作不再难？记者专访了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博士。
10个专业集中三成未就业生
南都周刊：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不到95万剧增到今年的611万。从社会人口发展结构来看，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王伯庆：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毛入学率为指标，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15%至50%转入大众化阶段，50%以上的则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8-22周岁的人口中，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2%，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占人口比率相对还比较低。
南都周刊：为什么比率不高，大学生却难找工作？
王伯庆：今年就业难，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大学就业难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综合来说，有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对大学生的需求比较有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也处于10%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它依靠的是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因此，当时日本的大学生非常抢手。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学生的求职本不应该成问题，之所以我们出现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不是一个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的高速增长，而是依靠农民工的高速增长。
另外，高教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服务产业的需求。服务产业，不仅仅指餐馆、娱乐，还包括咨询公司、软件开发公司这类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事实是，一方面这些企业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比如说，IT公司常抱怨招到的大学生虽然学的是 IT，但却是10年以前的技术了，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变化脱节。
第三是供大于求的专业盲目扩张。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有约30%失业人数集中在少数的10个专业里，我们国家有500多个本科专业，说明这10个专业确实是严重过剩了。但是明知道这一点，为了能够收学费，扩大办学规模，很多学校还是通过跑关系来争取设立这些专业，比如法学、计算机、艺术、体育、新闻等等。这些不具备办学条件强制设立的专业，都属于“三鹿奶粉专业”，学生花很多钱去读，最后找不到工作。而且现在就业再差的专业，学校都称其就业率是80%。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惩罚机制，让高校就业率透明化，让消费者和市场来优胜劣汰。
许多大学生本来是卖不掉的
南都周刊：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王伯庆：从长远来说，调整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给大学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其次，要改进大学教育，真正能够跟随劳动力市场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目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还是控制供大于求的专业，如果一个大学已有的专业就业特别差，国家一定要痛下决心让学校砍掉这些专业，而将招生的权利只保留给那些办学条件好、就业好的学校。比如说法学，北京大学这些有实力的学校可以办，但高职高专等也办法学就没有什么意义。
从这三方面入手，才能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现在政府推出的帮助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中，当兵也好，当村支书也好，考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也好，都是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大学生自主创业毕竟是少数，即使在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也不是主流。
南都周刊：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国外有何经验？
王伯庆：国外政府一般不会单独为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措施，这样做会对没上过大学的人不公平。更多的还是高校在教学内容上下很大功夫，让大学生能够满足需求。
大学生在发达国家属于就业的优势群体，他们要找工作相对容易。政府需要改善的不是大学生就业数量，而是就业质量，但是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还是大学生就业数量。外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一个办公室、两个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就业资料。这是因为他们在培养的环节中就已经能保证大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是市场需要的，因此不用花很大功夫去推销，而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许多本来是卖不掉的，只有拼命往外推销。
80年代大学生：天之骄子，国家包养
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读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便能获得心灵最直接的温暖和抚慰，而“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 “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编辑 吴金记者·王越 北京报道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子。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生，衣着朴素，理想高蹈。
考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
已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邓映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他至今还记得，1985 年那个溽热的7月，他在一天时间内办好了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并在当晚便带着单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乡湖南的火车。全系同届有51位同学，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像他这样回到了故乡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们习惯以45度角仰视大学毕业生的年代。作为奇货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当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为了救落水农民不幸身亡时，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是不是值得用大学生的命来换农民的命。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二人的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这场讨论，足见大学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邓映如毕业这一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简单而言，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从此终身有靠。更不用说邓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国学子都心向往之的顶尖学府，而他的文学专业，在当年也一度炙手可热，就业对于他们从未成为一个问题。
邓映如说，平均每人有五六种就业选择，对他和他的同学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当时毕业生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并无自由选择空间，但实际上，处于象牙塔尖的一流学府毕业生大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爱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而且几乎毋庸置疑的，也都会得到无比热情的反馈。“不要说拒绝，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托辞都没遇到过。”
碗里的饭不对胃口，也得往下咽
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团委任干事，现在他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一方面能够发挥专长，另一方面也不会远离文学。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而进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这条路，几乎没有人考虑过。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所以他也早早联系好了几家媒体，准备做进一步选择，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亲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打个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属的淮南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那么可以通过煤炭部申请向北大要人，摊上指标的毕业班就必须要有一个人顶缺，而一般情况下，来自用人单位所在省份的毕业生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当然，不是不能拒绝国家的安排，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更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
年轻的邓映如在沮丧和无奈中度过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毕业生办理户口留京手续的截止日期也过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回湖南，去他从未期望过、也全无了解的单位奉献青春。
二十多年之后，邓映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胜唏嘘。虽然在他离京的前一天，学校分配办突然通知他已经另有人顶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从前一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光一晃就到了现在，他的记者梦成了个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
也许晚几年毕业，邓映如的选择和命运都将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自此，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开始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供需方“自由恋爱”的曙光照进了铁桶一块的“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中国社会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
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级学生韩敬群毕业时，毕业生们的就业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相比师兄那一届，“计划”的色彩淡了许多，可他们面对的选项也明显减少。尽管从专业关联度、社会美誉度和收入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媒体对于中文系毕业生来说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引力显著提高。在韩敬群的同届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忍受着专业不对口的不适，去了南方的海关系统。
当年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能拿奖学金的韩敬群是班里公认的搞学术的好苗子。本科毕业后，他又留校读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
时值80年代末，以加速度飞快积累的物质财富让人们的思想遭受着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也是在这个时候，“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论调一天天甚嚣尘上。坦白地说，高校年轻教师的惨淡待遇让学生时代的韩敬群受到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每年必须发多少论文”的压力下被动地亲近他所热爱的文学，所以，还没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一件事：自己肯定不会继续留在高校里。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虽然年龄上差着几岁，但对于同是“60后”的邓映如和韩敬群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文学和文字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他们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会成为许多毕业生择业的决定性因素。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干部邓映如的起始工资级别是23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50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80元左右。刚去时，出版社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包了几个双人间，免费提供给新分来的大学生暂住。不到半年，又给他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中分了个带阳台的房间。没有居住成本，邓映如不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几年后成家的时候，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每个月只需象征性地付点租金。“消费”这个词之于他们是陌生和隔膜的，一无动力，二无能力，三无市场，单纯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较小的压力。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韩敬群的起点相比师兄要高上许多，因为有研究生学历，他进入出版社后首月工资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的工资与他差不多。两个人收入加起来有400元左右，但他的感觉仅仅是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远不如师兄宽裕。
他记得毕业后不久有位同学帮他们搞到了一台日立电视的指标，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000元，相当于他们俩大半年的收入。思想斗争了很久，他们决定买下。基本全无积蓄、也很难从清寒的父母那儿得到支援的他和妻子四处告贷，终于凑出了这3000元，之后便过了好一段拼命省吃俭用攒钱还债的窘迫日子。几年后他们有了一间19平方米的小平房，虽然挤迫，可在大多数还居无定所的同学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幸福了。
在韩敬群安贫乐道的同时，他的87级师弟王旺桂抛弃了北京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王旺桂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可以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为相较原来炮制公文的活儿，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邓映如，到韩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分散和多元。韩敬群大略地算了一下，加上中途转行的，他的同班同学中现在真正从事文学相关工作的人占比不到一半。仍对文学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他虽然在出版行业已经算事业有成，却还是把自己归入了“失意者”的行列。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的王旺桂也与师兄心有戚戚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作为曾经的大学毕业生和如今一届又一届新的大学毕业生的领导，韩敬群常常为他的后来者们感到莫名的担忧。他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压力、迷茫、不安全和不确定。和自己那时候相比，他认为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而大学毕业生们能得到的机会也少多了。
而他的师兄邓映如用了更直白的比方来形容大学毕业生贬值这一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过高中的人已经算了不起的文化人，可是到了80年代，上过高中的人比比皆是。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普遍程度，与80年代的高中生大致相当，相对而言含金量不如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也不能期待受到“天之骄子”那种抢手的待遇。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社会对于人才的起评线已经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却并不意味饭碗的绝对数量在变少。
让邓映如和韩敬群都忧心忡忡的，是越来越畸形单一的评判“成功”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之后职业生涯的影响。仿佛当官与赚钱才是成功的标志。
韩敬群说，直到现在，他们同学聚会时都不会把挣钱多少、官阶高低作为相互比较“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家衷心佩服的，仍然是那些才华横溢、能写出好作品的同学。然而他也很理解当下的毕业生们在就业过程中愈发直奔主题的思路，毕竟他们初出茅庐就要与残酷的生存短兵相接，连缓冲和喘息的机会都很难有。同情、着急，可是爱莫能助。
2008年10月，北大中文系84级同学举行了他们的毕业二十年聚会。在为这次聚会专门制作的纪念册上，韩敬群在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90年代大学生：双轨之下，不愁工作愁选择
1990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又恰逢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没有统分制下的拘束，也没有市场化后的就业重压，尽管不再是昔日无上光荣的“天之骄子”，但也没沦落到今朝“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他们在尽享择业自由的同时，也第一次有了“乱花渐迷游人眼”般的欢乐烦恼。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记者·石宴瑜
1994年，假期中的一群大学生悠闲地乘坐小船沿长江游玩，他们那代大学生并没有太多的就业的压力。
过渡生
看着报纸、电视上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铺天盖地般的报道，在媒体工作的何燕会不禁感叹世道之艰。
何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毕业生。1994年，对熟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的人来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另一个历史节点。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学在内的37所部属重点高校则是并轨收费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人，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1998年毕业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1998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就已经有里不良的苗头。” 何燕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
“讲台上的系党总支书记邱国新老师仍旧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面带笑容着讲出的话也没让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同。”何燕说，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指导会上，邱老师说了很多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是重点，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们，你们该考虑投点资，买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试”，另一句是“93级的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你们不用担心。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万金油，只要愿意吃苦，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胜任”。
“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为啥还提醒我们万金油、吃苦？”当时不解的何燕现在觉得老师是在有意给学生一些隐约的暗示。
在开这个会之前，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像何燕一样，对于就业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过去的三年大学生活，大一忙着参加广播站、合唱团和话剧社等社团活动，大二忙着考英语四级和计算机，大三又一轰隆准备过英语六级和实习，进入大四，除了要写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了，那种感觉有点蒙。
隔壁402宿舍的冯樱是少有的目标坚定者，她入学时就规划好了未来就是要做记者。亢小燕则打算做警察，她总是笑着说“穿上警服多有型啊”。同班那两位爸爸都是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广州女同学，更是一早就明确不会参加系里的任何推荐，她们早就有了前程：一个确定会进爸爸的公司，另一个则会到某大报的体育部。
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班上66个人里，除了6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50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这些情况都在邱老师的意料之中，因为历史证明，进入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中文系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笼统或是没规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信心
隔壁宿舍的美女英子总是给大家说她哥哥、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的1991级毕业生西门的经历。 “我哥哥他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找工作，因为学校推荐的单位大家都瞧不上，像福建省图书馆，到他们系里要人时，大家一听这种单位，就嚷嚷‘当图书管理员啊，谁去啊！’他们看中的可是银行、海关、外企这样的肥缺。”
英子还说，他哥哥的一位同学毕业去了海关，一报到就分了两房一厅，那福利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当时签下来单位后，这位同学请大家喝酒，大家都开玩笑说，“海关这种单位很危险啊，诱惑多，你可千万别栽了被抓啊！”几年后据说这位海关老兄果真被抓了，罪名是协助走私受贿了几百万，当然这是后话。
“中大不比厦大差，咱们找不到海关、银行，工商、税务应该可以吧，没有两房一厅，咱总会有个单间的破宿舍吧！”英子的话让大家信心满满，于是何燕和她的同学们没事时会畅想未来的新单位以及单位给自己的房子。
何燕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谋个不错的职位。她的信心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1998届的一位外号“老陈同志”的老乡。尽管老陈的专业比较冷门，但班上的同学在毕业前都在广州找到了下家，而且大多自己找的。老陈他们没毕业时就几乎都做着兼职，甚至有个同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挣了40多万了。
“冷门的专业，都能在广州全部谋到职位，万金油的中文应该也不会差。”每想到这里，何燕总能找到乐观的理由。
事实上，这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广州确实有着不错的机会。1998年2月，广州市政府下发的《关于1998年申请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补充通知》里，明确指出要优先录用“本科以上的机械制造、计算机和中文秘书等紧缺专业”，而国际贸易、国际会计、经贸英语等专业学生将限制接收。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文系的学费是每年2500元，热门专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会计则是3500元，学费低的反而优先录用，学费高的却是限制接收，真是一个讽刺。”现在的何燕回忆时总会笑。
事实上，机会确实不少。
1997年的秋天，广州依然炎热。学五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就陆续出现了花花绿绿的海报，宝洁、壳牌、华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已开始陆续进驻中大“招兵”了。
等待
对于中文系的毕业生来说，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下，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何燕那届并轨生，仍然是在双向选择中“自主择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该做些什么，何燕心里并没有底，只知道同别人一样添置行头，赶制简历。
在老师的指点下，班上的男生开始买西装，女性买套裙等。何燕20年的人生里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套裙。“这套毛料套裙价值480元，牌子是百图的，而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才不过350元。”不过后来听师姐说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时装城很便宜，班里有个海南女同学去买了两套衣服才花了300块钱，这让何燕曾经骂过娘。
接下来是制作个人简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媒体实习过，资料基本都是一叠厚厚的剪报。学装潢的同学义务帮忙设计封面，舍得花钱的同学更是用高级纸把简历分成几个颜色区，以区分简历中不同部分的内容，对于，照片大家都明白，虽然用人单位不会以貌取人，但把照片弄得漂亮些总不是坏事。
何燕他们同学都知道的一个小插曲是关于李武的。他是班上最后一个签约的人，当时，一个报社听说他还没落实工作，而报社正好就有一个进人名额，就通知他去面试。他的副总编后来喝酒时告诉他，面试其实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歪瓜裂枣”，看到他模样端正后什么也没说只扔下一句话“好，签约吧！”
但也有些工作不是长相好就能决定的，还需要加分的“软件”，比如是否入党。1998年公务员的招考中，有部分职位明确要求只招党员。何燕班里只有一批大三时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这拨人中里只有部分能发展为预备党员。为了争取这张王牌，有人开始“使暗劲”。班上有个女同学，性格乖巧，在同学里人缘挺好。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她很少住在宿舍，于是在考察表现的时候，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她住在男朋友那里。再后来，公布名单时她果然落选了。
欢喜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同学，只能等待用人单位到系里挑人。老师们会根据对方单位的要求酌情推荐若干人，而她们每天都会穿得一本正经，等待机会来临，然后，在机会中选择更合适的。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落实了单位，尤其是外省生源，因为学校之前声明，过了4月就将把档案转回生源地。
当时同一个宿舍的六个人中，有两个基本敲定进机关端起公务员的铁饭碗。家在北方的何燕虽然心里着急，但还在等待，她手头已经有个垫底的单位在惠州，但她却希望留在广州。
何燕的命运在4月中旬敲定。那时广州正是回南天，天气潮湿，在去资料室路上的何燕被老师叫住，“广州一家国企党群部门要招人，你来试一下吧。”老师说。
“哦”了一声后，何燕参加了面试。三个月后一男一女的面试官，成了她的上司。
1998年，广州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建设口号，对参与建设的企业用人也有特别政策，允许申报接收毕业生的时间延长至4月30日。何燕正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录用她的企业是参与广州建设的重点企业，所以，何燕如愿留在了广州。
几个月后，同宿舍6名女生中，来在中山的小虾回到家乡，她进了移动公司，广州女生gigi进入了广东电台做起了编导兼主持，靓女莹则到广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两位过关斩将的女生则如愿端起了铁饭碗，何燕进入国企。
如果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同宿舍的6个女生的工作都不错，甚至令人艳羡。
11年后的今天，她们同样都混得不错。有句话说得好：毕业的那刻起，阶级就划分了。她们的起点阶级都不赖，所以现在也不赖。
几天前，在中山大学体育场举行的招聘会上，当看到一名瘦瘦的湖南大学的女生，被广州一家汽车企业拒绝了简历，而原因是“我们只招本省高校的毕业生”时，何燕明白，开放包容的广州，现在已不是个可以让人圆梦的地方。
每个人都明白，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学生人太多了。
如今：京穗大学生，“飞人族”求职记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在2009年的春天碰撞在一起，面对一职难求，大学生“求职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南都周刊编辑 罗灿记者· 张守刚 实习生· 吴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四的女生，从左到右依次是吴玉琴、张洁、张彦箐、张瀛，她们同住在一个宿舍。但并不是人人都找到了归宿。
吴玉琴：同时拿到省农行和省移动客服部的offer，她最后选择去农行。从去年9月开始，她就网申了几十份简历，但很多都石沉大海，在深圳、广州的几场双选会投递简历也没成功。面试移动时从去年11月26日一直到今年的1月16日，其中经过了1 轮笔试和7次面试“马拉松”式的求职，非常艰难地拿到了offer。
张洁：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学情报学专业。2008年9月底在网上报名、投递简历；通过了简历筛选关后，10月上旬来到上海，参加了交大的笔试和面试。
张彦箐：前几个月忙着报考中大管理学院会计系的研究生，可惜没能考上；现在打算回家乡，报考甘肃省公务员选调生考试。她坦率地说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是很清晰。
张瀛：保研到中大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刚上大四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允许跨专业保研的名额只分配到3个。她精心准备了笔试和面试。（记者谭伟山 实习生童华灵）
为了告别的聚会，先把找工的烦恼抛一边。2008年12月31日晚，广州大学城广工宿舍外新觉青年公馆的空房子，有免费啤酒和音乐。这或许是大学城首个民间音乐团体——南噪3乐队——校园生涯的最后一唱。这天晚上7点一直放歌至凌晨，吸引了超过 600名在校大学生前往聆听。 谭伟山 摄
4月17日，北京西站。23岁的女孩陈丽敏脚步匆忙，踏上了一列去河北石家庄的火车。今年将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毕业的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加求职考试了，失败、失败、再失败，一再击溃她骄傲的心。“现在的选调生考试，都很黑。”她叹息说。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碰撞在一起，2009年这个春天，在毕业生的眼里更多的是无奈和叹息。“不厚道”，中山大学人文学院05级的男生廖飞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应聘感受。作为中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每年来中文系招聘的知名企业络绎不绝，而今年，来的多是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小企业。
“江门一个摩托车厂的文秘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佛山一个镇政府要求至少做过学生会副主席，这都是什么条件！”
两三人签约，一两千月薪
3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陈丽敏独自一人拉着行李箱，走在广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凉。
白天的遭遇让她窝着一肚子火。为了参加这次毕业选调生考试，她从北京杀到桂林，忍受着小旅馆比平日高出两倍的价格，不曾想中午的时候竟被赶了出来。一脸横肉的老板给出的理由是：“这房间一直有人预订，中午得给人做钟点房。”一个文弱女孩有什么选择？她走出旅馆，门外下着大雨。
下午，她买了次日早晨7点返京的车票，不愿意再看旅馆老板的脸色，她决定到火车站将就一夜。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迷糊到凌晨3点的时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后她被勒令走出大厅，这次的理由是“你的车时间还早”。一天之内两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头，打了几个哆嗦，觉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在那一刻灰飞烟灭了。”陈丽敏是那种文静安分的女孩，事业上没有野心。她的梦想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工资能养活自己，然后嫁个好老公，过安稳日子。她的专业是公共管理，考公务员算是比对口，但几番考试下来，她发现自己离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远。
最早，她报考国家公务员折戟沉沙，然后，北京、广东、上海、桂林??她四处参加公务员和选调生考试，一面疲于奔命，一面不断接到分数没有过线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设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选调生作为“保底的工作”，因为选调生虽然也属于公务员，但一般是到基层工作，竞争相对小一些。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选调生考试都比较黑，像我这样在桂林一没背景，二没势力。肯定没戏。”
陈丽敏也许没意识到，她争取的公务员职位竞争是多么的惨烈。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104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大大高于去年60：1的比例。北京某些部门的录取比例更为悬殊，以北京海关为例，计划招录6 个职位共100个公务员名额，但有11559人报考，录取仅为116：1。而中残联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岗”一职，其4723：1的竞争比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在这之前的2月份，陈丽敏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招聘会。快下公交车的时候，她问售票员“国展怎么走”，售票员眼也没抬，回了句“跟着人流走就行！”让她大感意外的是，那天她投出数十份简历，却没有一家单位给她面试通知。
“我不大会跟人说话，还是网上应聘比较好吧。”她想。但随后的网投结果也不妙——几百份简历出去，除了几家小得可怜的私企，没有一个像样的单位给她面试机会。
陈丽敏对职位的要求并不高：“我觉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后给我上社会保险。”她也知道，这份薪水在北京连基本生存也很难，每个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心情差的时候，总是想回老家，但回到家了，又觉得北京真好。那种落差好大。”
她内心纠结，摇摆不定。
陈丽敏的宿舍共4人，一个出国的，从读大一就设计好了未来的道路。一个考研失败的，决定明年再考一次，也可以暂时避开今年的就业危机。还有一个就是跟她一起找工作的是刘苒萌。
刘苒萌家在北京，找工作比起陈丽敏有些优势。“4月初，北京有个国企到我们学校招聘，要求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户口，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班里就两个。”两次面试下来，刘苒萌很顺利得到了这个职位。但谈到薪酬，却让她傻了眼：月薪1500元。“这个钱在北京没法活啊，我还得继续找。”
但这显然给了陈丽敏更大的压力。“苒萌之前没找到工作，别的宿舍同学也没有动静，我没有着急。但现在，我有点急了。”陈丽敏低声说。她还听说4月底如果没找到工作，档案就可能打回老家，这个没有确认的消息让她多了几分紧张。
她有个外号叫“哼哼”，问她什么，她就嗯哼几声。她比较懒，喜欢睡觉，早上10点钟起床算正常。起床后先打开电脑，去洗漱一番后，就坐在电脑前看网络小说，这是她之前的惬意生活。“她好像生活在幻想中。”她的舍友说。
现在，惬意生活彻底结束了。她开始睡不着，早上7点就会早早醒来，脑子里全是如何找工作的事情。
班里男生的求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徐方宇是班里的团支书，现在工作一点谱也没有。他的精神状态跟陈丽敏有点相似，“表面很闲，不知道该做什么，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
作为班干部，他对班上同学找工作的情况比较了解。班里一共有40人，出国的有两三个，考研究生的有一两个，其他的找工作，而现在签约的仅有两三人。“大部分还没有着落，大家都很彷徨。”
在大学城最后一次演出后，毕业的钟声也已经敲响。曲终了，人就要散了，明天大家各奔东西，该考研的考研，该找工作的找工作。 谭伟山 摄
雕塑专业的2009年应届毕业生杨先挺对找工作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他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毕业创作上。 摄影 戴会锚
找心理老师谈心的人多了
说到今年的就业情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业办的工作人员也连声叹气。“很一般，比起去年差得多。”去年，政治学院公布的就业率曾高达91.67％。班上几位同学跟记者说：“今年学校是指望不上了，还是得靠自己。”倒是学工部有个心理咨询中心，这几个月去那里找老师谈心的毕业生多了起来。
徐方宇是考研落败后，才加入求职大军的。今年2月7日，他走出研究生考试考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考砸了。“没什么招了，开始找工作吧！”招聘会与网络投简历双管齐下，没什么效果，参加了五六次大型招聘会，仅仅获得了两次面试机会，“是保险销售类的，不是很合适。”网上回音更少，投100份，有回音的仅有一两份。
对这样的就业惨状，徐方宇和他的同学们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学校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高考的时候提前录取，很多人分数比北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那时候觉得工作肯定不用愁。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心里很不舒服。”
事实上，他们的境况还远不是最差的。刘苒萌有两个高中同学，一个在北京联合大学，一个在北京城市学院，从来没跑过招聘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天天就在家呆着。”
打”飞的“四处求职
对张萧萧来说，北京与广州并不遥远。这个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应届毕业生的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众多面试信息和日程表：
3月16日 上海
3月20日 上海
3月22日 广州
3月25日 广州
3月28日 北京
……
整个三月里，这个“空中飞人”累积的飞行里程都够去一次北极了。为找工作下如此血本，也许只有今年的毕业生才做得出来。
时间倒回2009年3月9日，中大的考研初试分数公布，张萧萧的英语分数太低，录取无望。“压力似乎是一瞬间袭来的，这回不找工作不行了。”当晚，他开始上网寻找招聘会信息，并在网上订了一张去上海的机票。“买的是一大早的，便宜一些，6折。”
4月19日，坐在宿舍谈起这些时，张萧萧有些不好意思。“当时真的是急了，所以病急乱投医。现在想想，很幼稚。”他还记得，去上海的第一个面试，由于刚下飞机，又睡眠不足，他把应聘公司的名字都弄错了，于是很客气地被请出了门外。
在北京、上海，张萧萧第一次体会到被忽视的痛苦。“在北京、上海说起中大，他们都不感冒。”和北大、清华、复旦的学生一起面试，张萧萧感觉并没有太大优势，每次轮到他时，面试官总是不冷不热。“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反正那种滋味不太好受。”
自考研失败后，这一个月的空中飞人生涯，让张萧萧花去了5000多元的飞行求职费，除了父母赞助的2000元用来添置了西装，其余都是他积攒的奖学金。张萧萧说，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没有向家里要钱。“三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啊。”这个腼腆的男孩苦笑着说，“最后不得不沦落到每天吃饭时间就蹲点蹭饭。”
4月2日，对于张萧萧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他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做企业内刊。“工资不是很高，2000多，勉强够生活吧。”这时的张萧萧，语气中已透着轻松。据说，这在他们系里还不是最低工资，有些同学签了佛山的一个小家具厂当文员，起薪只有1500，比较下来，张萧萧觉得这样的条件已经算可以接受。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第一份工作，他决定先不计回报地好好干。
一职难求，像张萧萧这样的“空中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之间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同宿舍的廖飞来自北方，是个自信而健谈的人，他归结的面试秘诀是“能写、能说、能应酬，三者必居其一”，这三条似乎他都占满了，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再加上学生会副主席的头衔，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不少的offer。但说起自己的找工经历，廖飞的神情突然暗淡了许多。旁边的孙子峰捅捅记者暗示道，“他可是心里受过伤的人啊。”
深圳一家国企是廖飞面试的第一个单位，他面试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最后一轮面试，董事长的第一句话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请你向别人介绍一下我”。廖飞当时一下就懵了，他根本没做过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做好功课，怎么做我的助理。”董事长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真的把我吓坏了，只能低着头不说话。”平常神气活现的廖飞傻了眼。为了缓和董事长的情绪，他拿起一旁的功夫茶壶，不停地给董事长倒茶。“功夫茶要滚水，瓷器又不隔热，回来一看手都给烫红了。”廖飞有些尴尬地笑着，“不过最后，我还是没进。”
最后，廖飞选择了去政府机关工作，“稳定是大前提嘛”。说着这话时，廖飞神色平淡，并没有半点喜悦，旁边的室友杨曦插话说，“为了这份工作，廖飞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杨楚。”
气氛一下安静了下来。廖飞点起一支烟，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也是没办法的，无心栽柳柳成荫啊。”原来廖飞和杨楚都报考了那个职位，但廖飞过线了，杨楚差0.7分。“那都是他复习公务员的书。”廖飞指着杨楚桌上一堆半人高的书说，“他从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对于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复习的廖飞来说，这样的结果让他觉得不是滋味，仿佛他是那个背叛兄弟情义的小人。“社会就是残酷的，我们都明白。”廖飞让烟雾围绕着自己，看不见表情。
相对他们来说，宿舍里的另一个成员杨楚仍处于“水深火热”中。排两个小时的队只为投一份简历，坐两个小时的公车去面试，这些他早已锻炼到麻木。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家往年招聘大专生的事业单位，今年去了几百个本科生，而最终录用的是两个研究生。
这让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找工作的残酷，“之前看到北大博士卖肉之类的新闻，总觉得很遥远，这回是真信了??”他不住地摇头，语气里透着无奈。说着话，杨楚的手机闹钟响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旋律。他站起身，对着镜子整了整本已十分整齐的领带，跟宿舍的兄弟们道别。当天，他还要去面试，应聘一家公关公司的文案策划。
傍晚6点，疲惫的杨楚回到宿舍，下午的一场大雨，让他原本笔挺的西服已经有些皱褶，裤腿上也溅满了泥泞。“怎么样？”当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时，杨楚一言不发地走向了自己的铺位。廖飞则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啤酒，分给杨楚一罐。
在广州的一次毕业生招聘会上，一位精心化妆的女孩在等待面试。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找工作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摄影 王卫
“实在不行就先漂着”
杨楚他们面对的就业危机，仅仅是冰山一角。3月中旬，广东省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令人心惊：今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33.1万人，比去年增长14.2%，再加上外省来粤求职人数等因素，今年广东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达到历史新高。
企业招聘的人数则在萎缩，新浪网人力资源部经理刘慧霞向记者坦诚，金融危机中他们的用人计划是先保证不裁太多的人，但不会增加很多的人员编制。“去年我们跟我们签约的应届毕业生有100多人，今年会减半。”
广东省教育厅统计，从已经举办的36场招聘会来看，参加招聘会的金融、经济、房地产等类型企业大幅减少，用人单位质量明显下降，招聘岗位数相比去年减少了20%以上。
在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里，中文、哲学、历史三个系今年有250多名毕业生，毕业生们反馈的情况是，目前签约的大概只有五成，其中，女生普遍只有两三成。
而在北京，即便是名校的毕业生，就业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北京大学软件专业的田学志说，他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公司签约，月薪7000元。“跟去年相比，首先签约时间延迟了，去年4月我们专业的毕业生都已经签约，现在只签了三分之二。还有就是月薪稍低了些，按往年经验，我们的期待月薪在8000元以上，但现在至少低了1000元。”
“对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形势更严峻，竞争更激烈。”智联招聘高级顾问陈宁说。根据他的考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大中心城市给大学生的职位已经饱和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留在大城市，眼睛不能只盯着写字楼。
恶劣的就业形势之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之前被认为是低端的保险、医药代表等职位，也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考虑范围。
张萧萧说，因为专业性强，理工科的本科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认识一个华南理工的男生，学的是生物，跑遍了各大城市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最后当了医药代表，跑业务。”
陈丽敏的同学刘伶说，工作这么难找，自己开个网店也不错。她有个老乡，自己开网店一个月能赚好几万，甚至还招了两个人大毕业的女硕士做客服。“人家不找工作，租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办公。每个人的出路不一样。”她半开玩笑地说：“我还想如果他肯要我，我也去做客服。”
不过，像这样开网店自主创业的毕竟不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业中心此前一份调查显示，选择考研和直接就业的毕业生占了大多数，选择创业的仅有4%。
国家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见习计划已经启动，虽然学校也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联系了见习单位，但徐方宇对此很是不屑。“工资没有，住宿没有，也就解决下一日三餐，生活费还得往家里要。这样的见习有什么意思？”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时候，谈论未来或梦想显然过于奢侈。
“还能怎么样？继续投简历吧。” 徐方宇老家在山东，没有门路回去也很难，他觉得还是北京机会多一些。“实在不行，那就在北京先漂着吧。”（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毕业生均为化名）
辨论大学
从人敬人爱的“天之骄子”到“为三斗米折腰”的凡夫俗子，只用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从读研读博逃避就业、出国镀金、名校生养猪，到公务员考试、大学生回炉、取消大专，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忽如一夜春风来”，吹得学子众憔悴。三十年间的这种蜕变，有人赞，有人贬，也有了很多似笑而哭的论战。
南都周刊编辑 张鹏记者·罗小敷 实习生·李颖娟
【读书无用】
当昔日的“黄金屋”、“颜如玉”渐成今日的“水中月”、“镜中花”，节衣缩食花大钱读大学的结果，却是可能连份体面的工作都找不到，读书无用论就这样自然诞生了。
正方：
论据1：花费高，不划算
按平均水平计算，一个大学生的每年支出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的纯收入。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往往越贫困。
论据2：中国需要的是蓝领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加工制造的位置上，本质上并不需要大学生。且中国经济每年两位数的增速基本都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而不是大学生。
论据3：越读越“输”
书读多了的人，容易犯眼高手低、高谈阔论，一点实事都做不好。尤其是女孩子书读多了，嫁人都困难。有经典语录为证：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论据4：读的都是无用的书
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如今的大学教育近乎是中学基础教育的延伸，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必修课的很大部分都是政治基础和专业基础，教材老套，连IT教材甚至都是十年前的；教学死板，缺乏与社会接轨的实用课程，培养出的学生多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需求。
反方：
论据1：不读书毁灭一代人
教育本身是一项长远的投资，要看到长远利益，因噎废食或者杀鸡取卵，都不可取。“文革”时期读书无用的做法曾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唯有国民素养提高了才有社会的长足进步和经济的兴盛。有古语为证：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论据2：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钱
知识和财富本就不是一对一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讨论读书能否挣钱，这本身就带有功利目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的读书时代早已过去。仅就个人生活而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谋生本领、待人接物、判断能力、思维能力一般都要高于没受过教育的人。
论据3：不读书，就业更困难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低，有极端者甚至比农民工的工资还低，这是现实；但另一个事实是如果不受大学教育，就业会更难、起薪会更低。受了高等教育，尽管现在工资低，但起码有机会走向高薪阶层；而不读书更无用，因为知识太少而永远拿低薪的概率更大。同样的工资，对大学生来说是起薪，而对农民工则是最高薪，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取消大专】
当本科生、研究生遭遇就业难时，大专生更是叫苦连天，许多用人单位将学历底线设置成本科生，大专生被拒之门外，国家应不应该取消大专成为一个新的争论热点。
正方：
论据1：大专地位尴尬
高等教育只包括高职和本科两种，不应该有一个大专这个概念。相比较高等职业教育，目前的大专仍然偏重学术教育，接近本科教育，这就决定了其教学内容的不上不下，既没有高职教育贴近工作的就业优势，又赶不上本科教育的学术，这必然导致其就业时的尴尬。
论据2： 本科生都用不完，还要大专生做什么
大学不断扩招，本科已经成为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时设置的学历底线。稍微低端的就业市场，则把用人重点放在了技校、职校毕业生身上，因为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强，大专生由此成为无人问津的弃儿。
论据3：不划算的投资
大专生的收费标准一般远远高于本科生（三本除外），如果一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拿出多年积蓄供孩子上完大专，最后的结局却是找不到工作，或者跟农民工薪水差不多，这个付出值得吗？
反方：
论据1： 已经存在的大专生怎么办
如果取消了大专，那么已经毕业或者在读的大专生怎么办?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