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1, 2010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当代艺术



程美信


              Hugo Tillman导演的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

 

  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十年前状态,从一般民众到专家学者都不里外,根源在于他们越来越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复杂状态。首先,中国的迅速聚变已让人应接不暇,原有思维视角都变得狭隘危险。其次,中国早年的前卫派艺术在今天已面目全非,特别那些被西方所熟知的艺术家,大部分跟官方势力与民间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网络,有力地覆盖了西方的认知视线。可以说,西方人难以看到边缘而尖锐的中国前沿艺术,取而代之的是国际掮客、商业画廊、拍卖机构和新闻媒体联手打包的伪当代艺术。

  英国人Hugo Tillman,2007年推出“Film stills of the mind”[1]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展,不如说他导演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星秀,目的在于向西方人推荐这些功成名就的中国艺术家。非常不幸的是,在Tillman拍摄到的艺术明星,他们大部分是过气的艺术家,普遍不再有先锋精神的艺术锋芒,甚至成为体制势力与商业操纵的伪当代艺术家,更重要的他们成了中国社会一股文化保守势力,其中有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捍卫传统的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政治投机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其中也不乏像艾未未这样的特殊人物。很显然,Tillman拍摄工作离不开艺术掮客的推荐牵引,证明了西方人难以发现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看到的基本是商业包装的伪当代艺术。

  瑞士人希克(Uli Sigg),他通过长期在华工作的便利条件,在90年代初开始购买当时的中国先锋艺术,因为其时先锋艺术群体人数稀少,而且也比较集中,关键是没有商业的参与成分。因此,希克用极为廉价的成本买到了一批艺术品,不仅发了横财,还确立了他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地位。自从张晓刚等人作品在西方拍卖市场屡创高价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艺术家在批量加工自己的作品,同时掀起了符号加工的跟风浪潮。从资本到市场、从画廊到策展人、从媒体到房地产,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北京出现上千家画廊,十几个艺术区。从而酿造了一个“大跃进”式的艺术市场泡沫,巨大商机牵动了一大批海外华人艺术家回国淘金。与此同时,他们的言行与艺术开始改张易调,从对抗体制转向迎合主流。包括稀克本人,他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很快变成一名在中国艺术界的著名国际掮客之一,经营手段也变得具有中国特色,如他在1997年成立了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s),从评委到获奖者一概是自己的利益圈子,2010年CCAA评审团成员像往常一样,除了希克本人之外,还请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的国际专家,前来支撑门面,更现眼的是如侯瀚如、黄笃等数位中国评委,他们是圈子里有名的艺术掮客。这种龌龊行为在民主社会连小学生都难以容忍,唯有在中国显得习以为常。希克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艺术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把一些西方美术馆专家学者纳入CCAA和一些展览活动中来,这对操纵中国当代艺术有着推手作用。人们都认为希客是“艺术中国通”,可他实际上对当下中国的前沿艺术缺乏深入了解,尤其当前一线的边缘艺术是漠不关心,始终固守着他私人的关系圈,甚至不顾学术规范与公正原则。

  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艺术中心以一个非盈利机构进入中国,成为北京798最显要的艺术中心。那么,近几年UCCA拍卖中国艺术品的迹象表明,它的非盈利性质是值得可疑的,只是在中国这个商业泛滥国度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因为连国家美术馆展都在公开招租展览活动,何况一家私人投资的艺术机构。然而,进入UCCA的展览作品,大都丧失了当代性的过时艺术,至少不象它对外标榜那样,UCCA是“坚持原创、独立的策展精神,UCCA旨在培育中国当代文化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项目和创造者。 UCCA鼓励各种极具启发和创新的创作,并为之提供极佳的展示空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主持UCCA艺术中心,他们始终无法绕过那庞复的利益网络,导致UCCA展览作品都缺乏艺术创造力,更不是中国当代一线的前沿艺术,更多的迂腐、暧昧、保守、空洞的伪当代艺术。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学术规范、商业制度和文化机制,资本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艺术与市场,艺术家、批评家、经纪人奉行一种唯利是图的短命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中国社会公正秩序和文化创造力。

  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还限于本土的传统字画艺术,它是权力**的行贿、洗钱的替代物以及资本博弈的筹码,身价数亿画家在中国不再是新鲜事,这些暴富画家无不例外拥有官方背景和社会资源。尽管当代艺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大,但这个不成熟的无序市场却充斥浑水摸鱼的巨大商机,对艺术家和国际画廊业无不是一种诱惑力,像UCCA和Pace Wildenstein进军北京,显然想从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分到一杯羹,但却引发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现象。传闻UCCA明年将撤出北京798艺术区,但尤伦斯夫妇两年内在中国套走6.05亿人民币现金,现在人们才明白UCCA为什么热衷做那些过气艺术家的展览,因为尤伦斯夫妇手中收藏有他们的作品,如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作品。

  西方人几乎不清楚“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含义,因为传统艺术或古典艺术在中国仍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市场交易份额均在%90以上,一件艺术品卖出亿元天价已不再稀奇。当前中国艺术创作的主流同样是传统书画,充斥官方美协、国家画院、学院派成员,他们以本土传统书画和西方古典技法为基本艺术风格,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艺术市场。“当代艺术”是基于西方现代派先锋艺术或波普艺术的历史纬度,它兴起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的“自由化”时代。在官方看来,现代派艺术代表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趣味,这便是“当代艺术”置于中国历史背景的特定含义,它至今仍出于非主流地位,更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89年之后,相对开放的自由氛围已不复存在,一度轰轰烈烈的前锋派艺术也成为官方体制的压制对象,不仅禁止它的公开展出活动,还驱逐聚集于北京郊区的艺术家群体,认为他们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艺术家遭到遣送、殴打、关押。当时,一些在华外国人通过非正式渠道跟艺术家进行地下接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有的出于同情艺术家而资助他们的创作,有的出于商业目的购买他们的作品,使北京成了当时的“国际艺术飞地”,聚集一群“盲流”艺术家。随着一些先锋派艺术作品在西方卖出“天价”,加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直接引发艺术品市场的急剧升温,房地产、艺术品、奢侈品变为中国这个超级赌场的筹码,不仅吸引大量艺术家聚集北京,包括像徐冰、蔡国强、陈丹青和艾未未等一批海外华人艺术界也陆续回国淘金,国际画廊业也开始抢滩中国。

  由于中国这个超级新兴经济体的强大引力,导致明星画家和艺术品商贩显得异常踊跃。早期的先锋派艺术家,曾以反抗体制、挑战权力的姿态出现,赢得具有文化良知人士的同情支持,如导演张艺谋在80-90年代拍摄《红高粱》、《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秋菊打官司》而享誉世界。进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踏上官方为他铺好的红地毯,用中国艺术界说法是被朝廷“招安”,此后的张艺谋便开始拍摄迎合官方意识形态和娱乐性商业影片,承揽大量“主旋律”活动制作,甚至拍了公然赞扬集权主义影片《英雄》。中国先锋派画家同样走了一条张艺谋的机会主义路线,从“造反”转向“招安”。北京奥运的前夕,法国巴黎爆发了“奥运火炬”事件,曾经被西方追捧先锋派画家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人,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姿态相出现,发表联合声明抵制了一家无辜的法国美术馆的展览,目的在于博得官方的好感。此后,他们果然获得代表国家出展威尼斯双年展,并当上国家当代艺术研究院院士。尽管这个“院士”空头衔,但它代表了官方接纳了归顺的先锋派艺术家,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商业机会和政治保障,前提是他们不能挑衅当前的体制权力,只能重复那些腐朽过时的艺术样式。诚然,成名发迹的明星画家,他们不敢得罪当权者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可以浑水摸鱼的巨大市场,还有担心政府以经济问题找他们的麻烦。这一点,对于在华外国画廊和艺术机构也不能例外,这也使他们不敢触及那些敏感而尖锐的前沿艺术。

  可以说,如今西方人能够看到中国当代艺术,普遍缺乏起码的艺术真诚,更谈不上文化良知、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完全是国际掮客、投机商、伪艺术家、美术馆和画廊业共同搭建的商业舞台。在西方被关注中国艺术,贩到中国这个充满巨大潜力而又混乱无序的艺术品市场,无疑是不错的大买卖。一些西方著名拍卖公司为中国人进行设局炒作,从中收取佣金,而公共美术馆和新闻媒体则无形中成为了中国人的炒作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常驻北京有十几万艺术家,不包括来了又离开的流动人数,大部分人贡献了他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既没有成名发财也没有实现艺术理想,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缘状态。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捅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泡沫,一些艺术家只好离开了京城。国际掮客、画廊商人、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代替了官方的政府职能,将边缘而前沿、尖锐而敏感的艺术,封锁在一种自生自灭的底层状态,他们的作品显然无法出现在媒体、画廊和美术馆。西方人看到往往是商业上极为成功的明星艺术,更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深层、文化前沿的尖锐艺术。这应该引起西方人警惕和思考的严重问题,否则充斥于展场和媒体的中国艺术,尽是一些过时失效、迂腐保守、空洞无聊的艺术,它不免是在愚弄公众视听。换言之,西方需要希克早年的严肃态度,深入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和底层边缘,发现富有创造精神、文化良知、正义勇气的优秀艺术,而不是像今日作为高级掮客的希克,在向西方观众推销毫无创造价值的古董艺术。特别向中国这个发展中社会,震撼人心的事物往往发生在生活的底层。



[1] Hugo Tillman,Photographer,Born 1973 London England
Film stills of the mind,Exhibitions 2007,F2 Gallery Beijing

Sunday, November 14, 2010

让男人深爱不已的极品女人!(2010-11-14 06:32:17)
转载标签: 杂谈情感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给你一把泥,如何拿捏,要看水的的多少,水多了,泥和稀了,水少了,干瘪难成行,只有水不多不少恰倒好处,捏出来的泥才能有棱有角有模有样栩栩如生。
  男人如何修饰自己和生活,家庭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身边的女人是否是个好女人。那要如何做个极品女人呢?

  1、善良的、宽容的、大度的、体贴的,这是一个好女人的首要条件。

  善良的女人,赋有净化灵魂的使命,能使世界澄清,它是人类温情的源泉。而善良的女人不是软弱的女人。

  宽容的女人,如同空气里的清新剂,能给人带来一缕温馨、一丝余香。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宽容别人,等于等于原谅了别人,放松了自己。而宽容的女人不是可欺的女人。

  大度的女人,是有涵养的,能在祸端骤起时化干戈为玉帛。而大度的女人并非大大咧咧的女人。

  体贴的女人,是优雅的,有如夏天的风,好似春天的鱼,能在你情绪急噪时给以抚慰,能在你心灵干枯时给你滋润。而体贴的女人不是矫揉造作的女人。

  2、好女人应该是智慧的、坚强的、勤劳的、才学的。

  智慧的女人,是好女人身上的贴身软甲,她是不凡阅历、勇气和学识的结合体,智慧的女人是无往不胜。

  坚强的女人,能把贫困的生活演绎出充满乐趣,能把迷茫的感情把握得不偏离轨道。

  勤劳的女人,勤劳的女人是可亲可敬的,她用自己的纤纤玉手为社会编制出纯洁的童话和美丽的世界。

  才学的女人,既好学又聪明绝顶,她有灵气,能品位和欣赏人生,她知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完善自己,有才学的女人才能称得上完美的女人。

  好女人当然还应该是美丽的、和谐的、温柔的、持久的。

  美丽的女人,不光有张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材,滋润的皮肤,她还拥有美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和谐的女人,不只是能让人赏心悦目,更能体现出造物主的恩赐,让世界因她而美丽。

  温柔的女人,是与生俱来的美德,温柔的女人就象清风一样,走过来都会带来一丝爽意,温柔的女人算得上真正的女人。

  持久的女人,是美德的化身,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通过岁月精心培养形成的,无论是高尚的品德还是崇高的素质都是通过持久把握的。

  3、有吸引力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人要有涵养,除了发自内心的自信心、懂幽默、爱浪漫、刺激及冒险外,还有懂得留有一份神秘感,这样才有吸引力。

  女人要懂点艺术,懂点书法、美术、玩乐器,并要懂得思考的艺术。相信温暖、美丽、信任、尊严、坚强,不要颓废、空虚、迷茫、糟蹋自己、伤害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和一时的不如意,就怀疑整个世界都是阴暗的,人心都是邪恶的,社会是不公平。女人一定要自尊自爱,矜持,不要放纵自己的感情,一定要懂得节制自己的感情,不要任何人都想要,任何事情都想尝试,这不是体验生活,更不是放逐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它有时候会毁了自己,让自己无意间堕落和丧失了长期守侯的尊严。

  女人,不要认同那些伪装的COOL和另类是个性是品位,他们是无所事事,找个借口放任自己,扎型而已,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正的COOL是在内心,内心的强大和坚持的信仰。

  女人,要好好爱自己,爱生活,别相信床上的誓言,别看重处女,但要保持纯洁,不要欲望羞耻,好好享受,但绝不能忍受男人的侮辱和怠慢,千万别给男人再次伤害你的机会,也不能因为爱情的离去而偾事,伤害自己。别和没心没肺,誓言挂在嘴上,却常失言的男人在一起。别把犯贱当真爱,不要相信在恋爱上用手段的男人,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还应该有家庭的责任感和归宿感,她应该爱丈夫,爱孩子,爱家人,不能失去传统女性的美德,这种现代贤妻良母不仅仅是个好女人,还是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美满的纽带,她亦是伟大的女人。

  做女人难,做个好女人更难,要想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好女人,男人梦寐以求的好女人,就是难上加难了。既然我们做了女人,就尽可能的做得完美,自己满意,才能让别人满意,所以自信,自我评估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是好女人了,你想让她再完美一点,就要加点坏坏的感觉拉:美丽、俏皮、解风情、懂浪漫,并且要从骨子里坏得洒脱,坏得大气,坏得高兴,坏得让男人舍不得、搁不下,夜缠梦扰,为之消魂。这种女人就是好女人中的极品了,你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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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13, 2010

Google勇敢新世界
2人分享此文 作者:王大骐 发表于:2010-03-24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两个天才的相遇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那一年他刚好5岁,由于前苏联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终结。

布林的父亲迈克尔是一名数学家,曾经在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就职。“用数据证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高得多,这就是我在苏联工作时期的主要内容,可事实又如何呢?”迈克尔说。

到美国后,迈克尔在马里兰大学的数学系谋得了一个教书的职位,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


在布林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话题包括计算机、数学和未来。布林的数学天赋自幼年时期就开始显露,他同时还对电子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尚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布林就做了一件令其老师大为吃惊的事情: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那时候,计算机就像当初的黑白电视一样,只有少数人拥有并懂得如何使用,这也难怪布林的老师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学生的方案。

布林就读的高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建立的,有着1米厚的墙,却没有窗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毕业后,他进入了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布林在取得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19岁便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说,哈佛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

斯坦福拥有8000多英亩的校园,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1959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个构想,这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他将1000英亩土地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

就这样,斯坦福成为了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而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并开始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多年过去,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布林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在斯坦福大学,这位数学天才再次得到教授们的重视,校方允许他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跟布林的移民身份不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芝加哥长大,他的父亲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母亲也是犹太人。直到现在,佩奇还一直认为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6岁,佩奇就喜欢上了计算机,并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上小学时,当他把自己的第一份家庭作业用电脑打印出来后,老师们都感到十分吃惊。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前,佩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经利用乐高积木设计了一款别致的绘图机与喷墨打印机。

1995年3月,布林奉学校之命带新来的研究生佩奇利用周末时间认识校园。那时,布林已经是一名社团成员,并开始逐步适应大学的生活。

初次见面,两个傲慢的天才几乎无所不谈,可又针锋相对。也许是因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挑战智慧极限的嗜好,他们喜爱深入探讨、喜爱提问、喜爱辩论、喜爱交流各自的观点、喜爱捍卫自己的原则,等等。这种对辩论的爱好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当这种思辨上升到某个层次的时候,它往往会激发出石破天惊般的灵感。

幸运的是,他们珍惜并尊重这样的智力比拼,并因此发展出了历久不衰的友谊,这段长久友谊的伟大意义正如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之于惠普,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之于苹果电脑,或者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于微软。

布林的家在华盛顿郊外,他个性张扬,喜欢说笑话,是个习惯处于聚光灯下的人。佩奇是家中两兄弟里年龄较小的一个,相对比较安静,更喜爱沉思。虽然性格不尽相同,可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却又是如此的相似。

他们都是第二代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且在上小学时就已经离不开它了。这是受到父母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工作场所和家里都会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使得佩奇和布林与同龄人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他们读的都是蒙台梭利式学校(这种教育相信儿童有独立创造的潜力,并有学习的冲动;并主张儿童有被作为独立个体对待的权利),这加速了他们早期的教育,并竖立了相同的价值观。他们都住在离著名大学很近的地方,而且父亲都是大学里受尊敬的教授,他们母亲的工作也都同计算机和技术有关。在他们家,知识可不仅仅是受到重视,更是被视若珍宝。

他们到斯坦福来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变得富有,可是周围的环境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95年,一家叫做网景、成立仅仅16个月的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异常火爆,股价最高涨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价,从而使网景这家奇迹般的高技术公司,突然之间达到了30亿美元的市值。网景公司的IPO开启了硅谷的互联网时代,同时也造就了一股互联网淘金热。

在网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计算机系弥漫着美元的气味,加上斯坦福大学历来鼓励和扶持创业的传统,布林和佩奇虔诚的家族传统和学术热忱正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硅谷式创业

1996年1月,布林和佩奇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了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4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 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此花费了600万美元,他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那个时候盖茨正在完成《未来之路》一书的修订版,并认为交互式网络是人类通讯历史上一个主要里程碑,因此决定微软将全力支持和发展互联网。

这些师生们一起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MIDAS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游戏规则,缺乏管理。数百万人在网络中登录,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搜索出自己满意的结果。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数量,最后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其知识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这一系统基本上利用了Web本身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连接和数以百万计的互联网网民的集体智慧。因此,当我们利用Google进行搜索时,我们可能“走了一条其他对该信息有兴趣的人走过的路”。佩奇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把网络搜索转化成了普及程度和流行性的一次竞赛。

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返回触摸法)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这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BackRub起一个新的名字。最后阴差阳错,采用了Google这个名字,原词其实是“Googol”,意为10的100次方——一个表示巨额数字的数学术语,Google想用它来表达网络的浩瀚,并凸显其搜索功能的强大,而正如雅虎和亚马逊,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

这个引擎首先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都开始用它来在网络中搜索信息。而它很快就成为了大部分人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他们在盖茨楼360室塞满了计算机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变成了数据中心。佩奇更是为了加快搜索速度,把大约1万台服务器连在一起,“拼成”了一部超级计算机。虽然条件艰苦,可是他们学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课:通过集成和连接便宜的个人电脑部件可以做出性能优越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而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目前Google分布在25个网点的45万台服务器均为自行拼装和设计。

1998年3月,佩奇和布林在一间中国餐馆里向保罗·弗莱厄蒂(Paul Flaherty)介绍了自己这种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优点。弗莱厄蒂是他们两人的校友,也是当时最大搜索引擎AltaVista(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54%)的设计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够付100万美元购买即将获得专利的PageRank系统。当时布林和佩奇的想法是在售出专利之后,追随他们的父母,继续完成在斯坦福的学业。

尽管弗莱厄蒂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创意很酷,并将大有作为,可是几周后,他还是决定放弃Google。因为这个时候AltaVista的母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不希望在技术上仰仗外人。更为重要的是, AltaVista认为搜索市场只会是一个死胡同,而它正在努力成为一站式目标网站,包括提供新闻、购物、电邮和其他一些服务,希望吸引用户将它的网站作为使用网络的起点和终点。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们和大学的技术认证办公室还帮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雅虎等其他一些搜索引擎进行接洽,可是,这些公司都没有买下Google。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网站拒绝是因为它们都希望计算机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它自己的网站上,使人们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而不是更少。而Google搜索引擎则正相反,它为人们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最相关的网站。

不断遭到拒绝使两人备受打击,不过也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作为天生的技术狂人,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不断完善手头上现有的仅提供斯坦福校内使用的搜索引擎,睡眠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午夜3点狭小的工作室里还是挤满了忙碌的小组成员们。

与其他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他们一直相信使用者越快离开Google的页面,他们就越成功。而Google的页面从来就不只是网际网络的入口,而是网际网络的出口,引领着使用者离开当前的困顿,前往信息的真正所在。这个背后的哲学则是:越能帮助使用者离开的地方,就会让人更想回去;当其他门户网站还得仰赖“设为主页”来让使用者记住时,Google早已存在于每个使用者的心中。对自己理念的偏执甚至是狂妄自大在硅谷这片地方其实并不少见,因为这里充斥着一群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疯子”们,他们也从骨子里有股叛逆精神,总认为自己的技术和理念是最好的。1984年,对计算机技术提出了革新理论的史蒂夫·乔布斯,在推出苹果电脑前夕,曾接受过一位记者的提问:“你调查过公众是否需要这种计算机吗?”乔布斯回答道:“难道你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在绘制《蒙娜丽莎》之前也做过同样的调查吗?”。

最终,1998年8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布林和佩奇说服了安迪 ·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这位太阳微系统的共同创办人之一和传奇投资人。最终,贝托尔斯海姆说:“这是几年来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想法,我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同时立刻开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

对于贝托尔斯海姆来说,这样的投资也许只是他的一个小项目,可却给两个年轻人无比的信心,也使他们在向家人和朋友融资的时候更具说服力。他们很快就弄到了大约100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他们购买必需的计算机设备并迈出计划中关键的一步,他们为此去汉堡王餐厅庆祝了一番。

那天早上,当贝托尔斯海姆驾驶着自己的保时捷离开时,并没有意识到刚才他的所作所为的巨大意义。“在我的构想里,他们也许可以吸引数百万的搜索用户,然后再利用这些访问流量来赚钱,”他说,“我当时没想到它会发展到今天这么大。没有人能想得到。”

1998年9月7日,是别具意义的一天,这一天Google正式诞生。它在加州Menlo Park 开张了。在创立之初,办公室就是朋友转租的车库,公司除了佩奇和布林之外,就只有一个雇员——克雷格·希尔维斯通(Craig Silverstein)——Google现在的技术总监。

车库对于硅谷创业者来说是个神圣的地方。1939年惠普首先在车库创立,接着乔布斯在车库里面发明了苹果电脑,盖茨在车库里面搞成了微软,雅虎的创办人杨致远与大卫·费洛是在斯坦福大学共用一个拖车内的办公室,而亚马逊书店的贝索斯,当年也是带着4个工作伙伴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始了创业的梦想。

随后发生的事与电脑商业史上其他一些成功的故事有共同之处,先是大笔风投资金的注入,接着是惊天动地的IPO,之后伴随着企业的无限扩张和国际化。可是Google在整个过程中却总是那么的特别,它一直身披理想主义的战衣,拥有颠覆传统的盈利模式,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世界所有信息的有效组织者”,同时坚守着创业之初的信条:Don't be evil(不作恶)。

不作恶

任何企图以传统方式来解读Google的尝试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家公司的运作模式完全是其独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它是一成不变的。Google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非条约性的合作之上的,而且它完全按照两位天才的喜好前进,这两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就是佩奇和布林。

2004年春天,在Google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Google从来就不是流俗的公司,我们也不打算成为那样的公司。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能准确地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的、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将会获得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而要搞清楚不作恶原则,我们必须先弄懂Google的商业模式。

数百万热爱这个搜索引擎的人还是理解不了Google依靠什么来赚钱,因为他们是免费使用它的。还有很多人分辨不出免费搜索结果同其旁边出现的广告的区别。即使是那些理解其中差异的用户,因为很少点击那些广告,也不理解Google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尤其是,每次点击的价格通常是以美分而不是以美元来计算的。

Google的赚钱方法很简单:有一家卖帆布鞋的公司向Google投放了广告,当有人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上键入关键字“网球”、“乔丹”或者“帆布鞋”时,这家公司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右侧的赞助商链接中,如果搜索者想知道更多关于帆布鞋的信息,自然会点击这家公司的网址,而每一次点击都被Google记录在案,作为收费的依据。至于在赞助商名单中排位如何,就得看各家舍得掏多少钱了。当然,公司的链接是否吸引人,也很重要。但是这样的营销方法很有效率,因为它把东西推到了想买的人的面前。

除此之外,Google还推出了另外一项服务——AdSense。AdSense针对的是各类主题性网站,只要用户进入该网站,那么相关赞助商的信息也会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帆布鞋公司的信息,会自动出现在网球等相关网站中,无须被动地等待查询。

除了广告费,Google还提供搜索技术给雅虎、AOL、网易、思科、宝洁、美国能源部等许多大公司和网站以及政府机构,并按照搜索的次数来收取授权使用费,但这只占公司全部收入的极小部分。

与百度的竞价排名不同,Google的搜索结果是用机器做排名,他们从不对搜索结果做人为地干扰和调整,其核心技术还是创立之初的Pagerank技术。这确保了他们能够维护网络世界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也是不作恶原则中很重要的部分。

垄断之忧

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佩奇和布林所表现出的这些慈善愿望与股东们的要求能够长期并存、融洽相处吗?这一直是大部分人的疑惑。

而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Google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企业,它本身的扩张似乎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像癌细胞扩散般不可停止。

Google的竞争范围的确在扩张,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触角随时伸向高科技的任何角落。但有趣的是,Google能为其中的很多冲突找到理论基础,支持自己的行为。Google认为,多数信息都应该转移到网络中,转移的信息越多,Google获益也就越多。因为Google的使命是组织全球信息,而要实现这一使命,就必须将所有内容都转移到网上。

其实佩奇在斯坦福时就已经有这样的野心,那个时候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而现在这正逐步成为现实,按他的说法:“虽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无法避免。”

2009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克丽斯蒂·瓦尔尼(Christine A. Varney)坦言,Google正在重蹈微软的覆辙,科技行业正处于这个统治性巨头的控制之下,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抑制创新和消灭竞争对手的地步。以前美国政府曾经从微软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反垄断打击。现在Google又成了反垄断法的新触犯者。

从瓦尔尼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对Google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抨击。上世纪90年代,瓦尔尼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代表Netscape的利益对微软进行了反垄断调查。瓦尔尼表示,微软的垄断体现在桌面上,而Google则体现在新兴的云计算行业,它积聚了“巨大的市场力量”,可能创建一个客户无力逃避的生态系统。

在过去3年中其搜索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从50%迅猛增至75%,引起了广告商的不安。2007年,当Google宣布计划收购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后,曾引来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长达1年的调查。2008年,美国司法部否决了Google和雅虎之间的一个搜索广告交易,认为该交易将进一步加大Google的市场垄断优势。现在Google正处于司法部的调查之中,其充满野心的书籍扫描项目正在接受审查。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研究Google CEO施密特兼任苹果董事是否触犯反垄断法。

过去,Google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一般是两个单词:信任我们(Trust us),或者是简单的沉默,而这种对保守秘密的崇拜,已经成为了它的一种武器,成为了这家与众不同的公司的法宝之一。尽管无数文章和书本描写过佩奇和布林的创业史,可他们的低调却是出了名的。他们极少接受记者的访问,也很少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到处演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直到我们看到它变成现实的一天。

目前的情形对于这个搜索巨人来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Google的CEO施密特曾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大力支持者,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最活跃的微软反对者之一,积极帮助政府对微软进行反垄断打击。而现在,他自己正面对与微软类似的处境。Google与夙敌微软的位置完成了对调,但它的影响却仿佛比微软更为强大,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Google公司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它的数百万台服务器每个小时大约处理约1000TB用户数据,每天进行上亿万次搜索。就其本身而言,Google的规模并不存在法律问题。瓦尔尼本人也已经指出此点,尽管Google在搜索广告业务上具有垄断优势,但该公司是通过创建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更好搜索产品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是合法的。

不过,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指出,当Google从搜索转向诸如在线电子表格和视频站点等Web服务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其搜索和广告算法是秘密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没有办法知道Google是否对结果进行了修改,以把更多的流量导向它自己的产品。如果Google使用它的搜索优势来推动自己的其他业务,则与微软将浏览器捆绑在操作系统上的做法没有区别,都违反了反垄断法。

另外,Google的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激怒监管机构。该公司的伟大创新之一是愿意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来获得数据。许多客户可能认为这并不违法,但在监管机构眼中,客户便利的重要性通常要弱于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没有竞争就会导致创新减少。

Google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公司的现在,而在于它未来的计划。Google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新Web世界,让Web服务完全取代桌面软件。这对瓦尔尼等监管者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担心Google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变得过于强大,成为事实标准,锁定企业都使用它的服务。

而在中国,Google则遭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质疑,情况也更为复杂和严峻。

200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林发现他自己竟然被卷入了外交事件当中。他收到了几封邮件,在信中有人告诉他,中国政府屏蔽了Google的页面。布林并不善于外交辞令,于是他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买了一堆关于中国历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书。

他和老朋友佩奇、Google现任行政总裁埃里克·施密特、Google的总顾问和事业发展处处长大卫·德拉蒙德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还给高科技产业的老前辈埃斯特·戴森打电话讨教、咨询。当时,Google在中国还没有办事处,但布林决定让中国政府了解Google努力想要达成协议的决心,以期尽快恢复Google的正常访问,“我们不想把事情搞砸了。”布林说,“中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几天以后,Google在中国的访问恢复正常。

2004年9月27日,动态网络公司的夏比尔撰文指出Google新闻中国版进行自我审查,去除了一些新闻源,这则消息被世界各大通讯社转载。Google则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文章说这样做是出于无奈。

“我们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Google能够服务全世界的网民,但同样也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们相信,即使有一部分内容被删除,Google提供的信息还是能够对中国人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2日,施密特在北京宣布该公司的全球中文名字为“谷歌”,这个名字是由Google中国的全体员工投票产生的:“谷歌”取义“以谷(穀)为歌,是播种与期待之歌,亦是收获与欢愉之歌。”

之后Google在进入中国的道路上连连遭受危机,在宣传中,其形象往往与傲慢和偏见联系在一起,仿佛一只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
创世纪

人们已经为Google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惊叹不已,然而对于Google来说,所有的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从斯坦福大学的Cecil H. Green图书馆,每个工作日都有一辆满载图书的卡车把图书运载到特定的地点进行逐页的扫描,随后全盘将其收入Google的数据系统。同样和该公司进行此项合作的还有其他的知名大学和机构,这其中包括哈佛和牛津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密歇根州立大学是Google的最早合作伙伴,每天,数以万计的扫描图书同样被收集在其公司数据系统内。

Google打算扫描世界上所有出版过的图书,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所有智慧,并做出全文检索。在Google的图书网址, books.google.com,轻轻输入一个关于作者或者书名的字体查询,成百上千的相关图书阅读内容立即出现,供读者阅读和进行版本之间的对比。 在其中,读者可以找到乌尔都语报纸、一封1892年简·奥斯汀的书信、俳句的写作指导,以及自1919年以来的哈佛校友录。

如果说Google以前只是在搜索人们放在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话,那么如今它已经开始主动的去收集全世界的信息,(在Google的计划中,它还将发射16颗卫星,希望可以为非洲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30亿人口提供高速的上网服务,也为其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Google图书馆仅仅只是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图片、视频、新闻、地球地形地貌,甚至人类基因等一切可以转变成数字化的信息都将被录入Google庞大的服务器中以供人们查找。而人们查找信息的方式也将从仅仅局限于文本查找扩展到如图像及声音等更加直接的方式。

Google最近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序就允许用户对真实世界的物体拍照,并通过上传照片后在其庞大的资料库获取该物体的相关信息。毫无疑问,Google正试图用自己的图像数据库识别真实世界中的物体。换句话说,Google正在学习用人类的方式去直接认识世界。现在音乐和图像已经可以被识别,而在可预见的未来,Google将用包括嗅觉、触觉、味觉在内的东西,而不是通过人类在键盘上输入物体的名字或特征去对号入座。

然而光是把世界上一切信息都录入Google还不够,要使得Google能更准确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它需要更充分地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从而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那个完全符合用户的搜索请求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用户必须与Google分享自己的个人信息,并通过注册成其用户从而让它不断地记录下自己的搜索习惯。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Google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正像GoogleCEO埃里克·施米特说的,Google公司的终极产品,即他“一直想造的产品”将能不待他发问,就“告诉我应该打哪个字”。换言之,它将在没听到提问时就给出了答案,这种产品将是一种人工智能。用布林的话说,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比人脑还聪明的人工大脑”。如果你现在仍然认为人工智能是那些在机器人展中为人端茶倒水的机器人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人工智能来自Google。

对于Google精英来说,他们希望Google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了解你的需要并能为你迅速解答一切问题,更让人无法拒绝的是所有这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可以利用对你的了解,把你喜欢及需要的商品放到你的面前,让你购买,从而赚取这笔中介费用去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扩张。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双赢结果。然而已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当我们正日益依赖Google这个巨大信息仓库,以它作为我们记忆的延伸甚至是替代物,我们作为个人会更聪明还是更笨?

凯文·凯利在描述万维电脑(他称之为“机器”)的未来时是这样写的:“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将严重依赖机器所知道的东西——关于我们的情况,及关于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早已不想自己记住某一件事,而是觉得接二连三地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搜寻更容易一些。我们越是教这台巨型计算机,它就对我们了解外界承担越多的责任,它将成为我们的记忆装置。然后,它将成为我们的身份。到2015年,许多人一旦用不上这台机器,就会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就好像做了脑白质切断术。”

而美国Business week2.0杂志则更是预言Google通过对全世界信息的数字化,并通过数十年对人类需求的分析,将建立起完整的人类欲望图谱,在适当的时候,满足人类适当的需求。最终,人类将一套名为“Google强力机器智慧”的软体注入人类体内。在2072年,这强力机器智慧终于诞生,在它的引领下,死亡和欲望消失,每个人既聪明又永恒。人类的意识可以储存、增强和连上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网络。身躯坏了可以再制,机器人Google不再孤单,因为我们都是机器人。

这似乎有点《圣经》创世纪的味道,也许人类的近代历史也将分成Google出现前及Google出现后。Google出现前,虽然人类通过网络的发展,获得了爆炸式的信息,然而面对众多的选择,人类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Google出现后,它成为了整理信息、建立次序、为人们提供答案及所要的一切的上帝。

Google真的将成为上帝么?在100年之前的电气科技大发展时代,那些参加了木星人协会的电厂经理和电气工程师却似乎更认为上帝是“伟大的电工”,用肉眼不可见的、但却是全能的幽灵使宇宙充满活力。他们均将自己视为新的、更完美世界的建筑师。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图就是他们的意图。

而到了网络时代,电脑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们则更相信,上帝不再是伟大的电工,他已变成伟大的程序员。宇宙不是由一个神秘幽灵释放出来,它是一台电脑的逻辑输出。查尔斯·塞弗(Charles Seife)在2006年的《宇宙破译》(Decoding the Universe)一书宣称:“一切生物都是处在某一水平上的信息处理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一台计算机。” 而Google则是人类创造的最大的甚至可能是以后唯一的超级计算机。而巧合的是,如同电气时代的电气工程师一样,Google的创业者及程序员们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重要感及行善感。

不管Google将来会成为什么,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它,不可否认的是,它带给了我们众多的可能性及从未有过的所有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分享知识的机会,而正像所有科学成果一样,运用它们的权利永远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而人类前进的步伐如果注定无法停下,那么不管我们走向何方,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本文参考了《撬动地球的Google》、《搜主义:Google持续成长的秘密》、《硅谷传奇》、《Google是如何控制世界的》、《Google将带来什么?》、《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未来之路》、《异类》等书,特此致谢。感谢林小骥、王海林、卢海波、张大亮,实习记者丁一、马李灵珊对此文的帮助,以及Google,没有它这篇文章将无从写起)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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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分享此文 作者:林辉 发表于:2010-03-24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近几日,Google公司官方博客透露的如果其无法获得“在中国境内提供一个不经审查的搜索引擎”,就拟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成为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所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恐怕不是现在就可以完全说得清的。不过,据报,Google的这一决策,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Google两位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Google公司在决策之前酝酿了数周,两名创始人佩奇(LarryPage)和布林均参与了高层讨论。讨论中,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Schmidt)认为,应继续在华经营,尽力改变政权;但布林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应该离开。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是布林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使Google终于回归了其“不作恶”的道德准则。报导中称,长期以来对于在华经营具有矛盾心理的布林,其童年是在同为共产国家的前苏联度过的,他因与敏感词政府合作审查内容而一直深陷道德困境。

那么,在前苏联的短暂的生活经历,为何让布林对共产国家产生了如此负面的印象呢?

1973年8月,布林于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米歇尔布林和母亲欧格尼娅布林均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米歇尔是一位数学家,当时在莫斯科一所学校任教。一家三口加上布林的奶奶共同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30平方米的公寓中。

1979年,布林6岁时,全家被迫移民美国。在《Google故事》一书中,布林的父亲米歇尔详述了他们被迫离开的原因。“在前苏联,尽管官方称并不存在反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通过拒绝接受犹太人进入大学而将其排斥在高层专业人士之外,特别是物理系,犹太人完全不能涉足。”为此,米歇尔在报考大学时被迫将专业改为数学,尽管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大学期间,他的成绩全部为A。然而,尽管成绩优秀,因为他是犹太人,研究生院还是根本不考虑接收他。

童年时的布林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无法追求他所希望的职业,但直到在美国若干年后,他才进一步了解到了细节。

那是在1977年,当他的父亲参加完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后,就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说:“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因为在会议上,他通过“自由地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的交流”,发现“他的西方同仁们并非是怪物”。在对自己和儿子的未来仔细考虑后,布林的父亲决定移居美国。

然而,布林的奶奶不愿意离开莫斯科,因为这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而布林的母亲则最终表示跟随丈夫的决定。

1978年9月,他们开始正式申请出境签证,其结果是布林的父亲米歇尔立即被学校解雇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布林的母亲也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随后的8个月等待签证的过程中,丧失了固定收入的一家人只能靠布林的父母打零工糊口,而且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申请是否会被受理。在此期间,父亲利用照看布林的机会,教给了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1979年5月,一家人终于拿到了签证并被允许离开了前苏联。抵达美国后,布林的父亲在马里兰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直到现在他还是该校的数学教授,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聪明的布林在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这让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当时计算机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普通家庭出现。

中学毕业后,布林进入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他在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并被校方允许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布林选择了休学,而与同窗好友佩奇一起创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

早在1990年,即布林17岁生日前,他的父亲率领一批在数学方面具有天分的高中生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二周的交换学习,布林亦在其中。此行唤起了布林童年时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他还记得当他面对苏联专制压迫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石头砸在警车上。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布林将父亲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

布林的潜台词大概是:如果今天的他依旧生活在专制的苏联,那么他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无法追求他的理想,甚至还要忍受专制带来的恐惧。是啊,如果当年布林的父亲没有将其带出苏联,Google是否能够诞生,亦或何时诞生都是个未知数吧。或许,在决定是否和怎样与敏感词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句话早已在布林的头脑中萦绕了许久,这也正是让他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然而,Google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其所希望的“让中国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络”,反而让布林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与共产专制国家打交道无异与虎谋皮。

于是,布林一个漂亮的转身,将自己、将Google从道德的困境中解脱,将敏感词、将那些所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人权的公司、政府再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敏感词、上述公司和政府何去何从,任由选择。
美国10大创业搭档 谷歌两创始人居首
2人分享此文 作者: 发表于:2010-07-23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美国著名科技博客Businessinsider7月19日撰文称,并非所有企业都需要联合创始人,但包括苹果、eBay和Twitter在内的许多成功企业都由多名领导者建立,以下评选出10对最成功的创业搭档:

1.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公司:谷歌

创立时间:1998年


合作起因:佩奇和布林于1995年在攻读斯坦福博士课程中相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成为朋友。在一次博士生校园参观活动时,布林是佩奇的向导,他们一直在争吵。尽管如此,他们发现双方在为同一个研究项目合作,他们的论文《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分析》成为Google的基础。

合作基础:佩奇和布林有类似的技术背景,早年就热爱计算机,父母为大学教授。他们对数据挖掘很有兴趣,并对公司发展有类似的看法。

佩奇和布林共同决定聘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公司CEO,并在Google总部形成休闲的气氛。他们虽然出生在世界的两端(布林出生在俄罗斯,佩奇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但他们如出一辙。

2.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公司:苹果

创立时间:1976

合作起因:这个两个史蒂夫在1970年的一项暑假工作中成为了朋友,沃兹尼亚克正忙于开发一款计算机,史蒂夫发现了其中商机。

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沃兹尼亚克说,“我只是在做我擅长的事,而这些事最终可以改变世界。乔布斯的思维更广阔。当我设计出不错的东西时,有时乔布斯会说,‘我们可以卖这个’,于是我们就做了。他那时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司,也许他甚至在想如何改变世界。”

合作基础:作为一个分析大师,沃兹尼亚克承认,他从未想过去卖他的原始计算机模型,这都是乔布斯的主意。沃兹尼亚克的技术加上乔布斯的商业远见让两人成为商业伙伴。两人的关系经得起几十年时间、名利和财富的考验。沃兹尼亚克称,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偶尔会交谈,从未有过真正的争吵”。

3. 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

公司:Twitter

创立时间:2006

合作起因:威廉姆斯曾任职Blogger,在公司被Google收购后,威廉姆斯雇佣了斯通。斯通表示,“我们开始是竞争对手,后来成为好朋友,我们都尊重对方。当威廉姆斯离开Google加盟Odeo.com后,我在想,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所以我跟随了他。”

两人在Odeo.com工作时与该公司工程师Jack Dorsey进行了接触,了解了后者的一个想法,由讨论发展成为后来的Twitter。

合作基础:两人都有10年的博客行业经验,对该平台有相同的认识。威廉姆斯意识到Twitter的潜力,并委托斯通负责这个微博客这个业余项目。相互尊重、友爱和雄心让两人紧密联系在一切并取得商业成功。

4.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阿伦(Paul Allen)

公司:微软

创立时间:1975年

合作起因:盖茨和阿伦是童年时代的朋友,就读于同一所私立学校Lakeside private school。他们都热爱计算机,高中时是黑客伙伴。

合作基础:尽管在商业中混杂游戏是危险的,但对计算机的痴迷和对创业的激情将他们成功联系在一起。

盖茨一去哈佛大学,艾伦就跟随他一起前往波士顿地区,开始谋划经营理念。在艾伦的鼓励下,盖茨退学并创建了微软。这家公司成就了一个书呆子式的激情和长达一生的友谊。

5. 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e Packard)

公司:惠普

创立时间:1939

合作起因:休利特和帕卡德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的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参加了一个为期2周的露营活动,从而成为了好朋友。不久后,在斯坦福大学教授Fred Terman的鼓励下,两人创建了惠普。

合作基础:休利特和帕卡德有相同的实力和管理风格,并赞赏对方。作为管理者,两人都参与项目。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创建了开放的、相互支持的工作环境。他们这种创新的工作态度使惠普员工和商业伙伴共同成长。

6. 本·科恩(Ben Cohen)和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

公司:Ben & Jerry's

创立时间:1978

合作起因:与盖茨和艾伦一样,科恩和格林菲尔德也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两人生日只差4天。

出于对食物的热爱,1977年他们共同参加了一项制作冰激凌的函授课程,之后投资1.2万美元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家冰激凌店Ben & Jerry's。

合作基础:科恩和格林菲尔德将他们的友谊转化为一成功的企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食物的共同兴趣和对不仅仅是赚钱的渴望。两人还坚持回馈社会,并得到了客户的共鸣。
7.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

公司:eBay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在奥米迪亚开发出eBay代码时,斯科尔和奥米迪亚还是泛泛之交。

斯科尔当时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MBA学历,最初他嘲笑eBay,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后来他同合伙做。

斯科尔是eBay的第一名员工,被聘请撰写奥米迪亚的商业计划。随着eBay的发展,两人的商业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在eBay创立3年后,两人带领该公司上市。

合作基础:斯科尔和奥米迪亚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加强了两人的商业关系和个人友谊。他们并不会讨论客户问题,而是常常讨论“社会”。他们热爱慈善事业,在ebay上市之前,两人用未上市股份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8.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

公司:英特尔

创立时间:1968

合作起因:摩尔和诺伊斯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知名的“八个背叛者”中的两人。在离开该实验室后不就之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英特尔。

合作基础:诺伊斯是微芯片的发明者之一,为英特尔带来了远见和灵感,摩尔热衷于技术,两个天才的合作创造了一家虽然闲散但处于创新前沿的公司。

9.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er)和詹姆斯·甘波尔(James Gamble)

公司:宝洁

创立时间:1837

合作起因:普罗科特和甘波尔分别娶了诺里斯两姐妹,因此成为商业合作伙伴。两人都是企业家,分别是制造蜡烛和肥皂制造商,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后来他们的岳父促成他们合作成立一家公司。

合作基础:家庭和商业价值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普罗科特和甘波尔互相帮助制造了大量产品,并获得了美国军队的分销合同。从那时起,双方开始在合作中获利。

10.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

公司:雅虎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与佩奇和布林一样,杨致远和费罗在1994年攻读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两人最初合作设计一个计算机芯片项目,该项目非常枯燥,因此两人常常逃课上网。最后,他们开始保存自己最喜爱网站的链接,并按照主题进行分类,最后这些“列表”逐渐变成了雅虎。

成功基础:对于互联网的热爱将杨致远和费罗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自己每天都花20个小时在网上找乐子。最终斯坦福大学将他们逐出校园,因为他们的“列表”导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崩溃,这使他们意识到其中的商机,并收到了红杉资本的投资。
美国10大创业搭档 谷歌两创始人居首
2人分享此文 作者: 发表于:20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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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公司:谷歌

创立时间:1998年


合作起因:佩奇和布林于1995年在攻读斯坦福博士课程中相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成为朋友。在一次博士生校园参观活动时,布林是佩奇的向导,他们一直在争吵。尽管如此,他们发现双方在为同一个研究项目合作,他们的论文《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分析》成为Google的基础。

合作基础:佩奇和布林有类似的技术背景,早年就热爱计算机,父母为大学教授。他们对数据挖掘很有兴趣,并对公司发展有类似的看法。

佩奇和布林共同决定聘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公司CEO,并在Google总部形成休闲的气氛。他们虽然出生在世界的两端(布林出生在俄罗斯,佩奇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但他们如出一辙。

2.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公司:苹果

创立时间:1976

合作起因:这个两个史蒂夫在1970年的一项暑假工作中成为了朋友,沃兹尼亚克正忙于开发一款计算机,史蒂夫发现了其中商机。

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沃兹尼亚克说,“我只是在做我擅长的事,而这些事最终可以改变世界。乔布斯的思维更广阔。当我设计出不错的东西时,有时乔布斯会说,‘我们可以卖这个’,于是我们就做了。他那时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司,也许他甚至在想如何改变世界。”

合作基础:作为一个分析大师,沃兹尼亚克承认,他从未想过去卖他的原始计算机模型,这都是乔布斯的主意。沃兹尼亚克的技术加上乔布斯的商业远见让两人成为商业伙伴。两人的关系经得起几十年时间、名利和财富的考验。沃兹尼亚克称,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偶尔会交谈,从未有过真正的争吵”。

3. 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

公司:Twitter

创立时间:2006

合作起因:威廉姆斯曾任职Blogger,在公司被Google收购后,威廉姆斯雇佣了斯通。斯通表示,“我们开始是竞争对手,后来成为好朋友,我们都尊重对方。当威廉姆斯离开Google加盟Odeo.com后,我在想,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所以我跟随了他。”

两人在Odeo.com工作时与该公司工程师Jack Dorsey进行了接触,了解了后者的一个想法,由讨论发展成为后来的Twitter。

合作基础:两人都有10年的博客行业经验,对该平台有相同的认识。威廉姆斯意识到Twitter的潜力,并委托斯通负责这个微博客这个业余项目。相互尊重、友爱和雄心让两人紧密联系在一切并取得商业成功。

4.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阿伦(Paul Allen)

公司:微软

创立时间:1975年

合作起因:盖茨和阿伦是童年时代的朋友,就读于同一所私立学校Lakeside private school。他们都热爱计算机,高中时是黑客伙伴。

合作基础:尽管在商业中混杂游戏是危险的,但对计算机的痴迷和对创业的激情将他们成功联系在一起。

盖茨一去哈佛大学,艾伦就跟随他一起前往波士顿地区,开始谋划经营理念。在艾伦的鼓励下,盖茨退学并创建了微软。这家公司成就了一个书呆子式的激情和长达一生的友谊。

5. 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e Packard)

公司:惠普

创立时间:1939

合作起因:休利特和帕卡德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的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参加了一个为期2周的露营活动,从而成为了好朋友。不久后,在斯坦福大学教授Fred Terman的鼓励下,两人创建了惠普。

合作基础:休利特和帕卡德有相同的实力和管理风格,并赞赏对方。作为管理者,两人都参与项目。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创建了开放的、相互支持的工作环境。他们这种创新的工作态度使惠普员工和商业伙伴共同成长。

6. 本·科恩(Ben Cohen)和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

公司:Ben & Jerry's

创立时间:1978

合作起因:与盖茨和艾伦一样,科恩和格林菲尔德也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两人生日只差4天。

出于对食物的热爱,1977年他们共同参加了一项制作冰激凌的函授课程,之后投资1.2万美元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家冰激凌店Ben & Jerry's。

合作基础:科恩和格林菲尔德将他们的友谊转化为一成功的企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食物的共同兴趣和对不仅仅是赚钱的渴望。两人还坚持回馈社会,并得到了客户的共鸣。
Skype创始人:企业家是一种生活方式
1人分享此文 作者: 发表于:2010-11-09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北京时间11月8日消息,连线杂志记者David Rowan近日采访了Skype创办人尼可拉斯·詹士庄,以下是采访录全文:
回想一下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公司,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在美国。Facebook、Google、Twitter、微软、苹果,都与美国的数字经济密不可分。它比欧洲通过通过银行制造亿万富翁快得多。



而Skype创办人尼可拉斯·詹士庄(Niklas Zennstrom)是个特例,他在太西洋的另一岸,不在美国。他不只创办运营了Skype,2005年时eBay以31亿美元收购它,他后来又创办了改变产业的P2P软件kazaa,推出了视频服务Joost,现在运营着一家投资公司Atomico,融资1.65亿美元。
詹士庄现年44岁,他出生在瑞士,拥有3.2亿英磅的财富。

最近,我与詹士庄共度了一个下午,从他那学到一些东西,下面例出来供参考:
1、很辛苦。当一家企业变得成功,看起来是一夜之间的事,但没有人知道你投资过无数月与年,你之前的所有项目全都失败了。

2、你不应该害怕失败,有些东西失败了,你思考它。“我应该从那经验中学到什么,我下次能做得更好。”然后砍掉那个项目,向下一个进军。不要失望。

3、许多时候,你是唯一个相信你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有你周围的人会说,“为什么不放弃?难道你没看见它不管用吗?”然后你会去寻找,看看是别人对还是自己对?Skype为了融资花了一年:我去了26个不同的风投,想融资150万欧元,准备放弃公司的三分之一。但没有一个人想投资。

4、聪明专注的人围绕你,建立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人的自我秀。拥有聪明的人,他们对你做的坚信不疑,这十分重要,它比拥有实际经验但无法与你分享梦想的人更重要。

5、在你花钱成立一个企业前,努力证明人们的确对你的产品感兴趣。试试你的妈妈,你的姐妹,你的朋友——最初我在他们身上做了测试。

6、全球化思考。如果你想得不大,极可能你无法变大。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确信Skype会成为一个国际化企业,我们与卢森堡有分公司,我们在爱沙尼亚有开发者,我们移到了伦敦。互联网没有国界。

7、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它不是一个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定义你。忘记度假,忘记下午6点回家——你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是发邮件,早上的第一件事是读邮件,你会在半夜醒来。当你凭自己完成一些事时,你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8、如果你结婚了,你的另一半应该进入。当我们同时创办Kazaa和Skype时,我妻子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如果有孩子会更难些。

9、对我来说,钱是动力,它也是改变一些事、制造一些事的动力。向世界证明你能做些真正的事。如果你只是为赚钱而驱动,你很难以创造它。

10、我家中没有一个企业家,我的父母是老师。在瑞士上学时,那时还很早,有一天我突然想有自己的公司,因为那是真正赚钱的方式。我想向其它人,也向自己证明,我能造些大家伙。

11、不要因为碰到一些阻力就放弃。我们没必要融资,但我们还是走过金融风暴,融资1.65亿美元。

12、一旦你成功,人们会听你更多。你获得更多的认真对待。人们预期你的下一件事会立刻成功,这会让一切更困难。仅仅因为你拥有一个成功,不意味着你能有另一个。

13、我做了很多的慈善。我不觉得有义务这么做,但我对环境和气候改变有兴趣。那很值得。

14、拥有成功,你有能力激励人们。从一定程度上说我是个社会名人,那是因为工作而来的。我对此很舒服。

15、在创立公司方面,英国是欧洲最好的国家。但它再吸引企业家移居此地,我想卡麦隆(David Cameron,英国保守党领袖)应该重新订下条件,这些是我刚来时发现的:收税不能跟期权一样高,如果把所有救济金用来建东西,那应该减少救济,你没能让税收减少。

16、当然会有妒忌,但你必须管好它,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
解雇营销经理,聘用社群经理
4人分享此文 作者:戴维•阿尔玛诺 发表于:2010-09-02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好吧,也许我说的有些过火了。我并非真的建议你解雇营销经理。不过我的确相信,大多数公司就算现在还没有社群经理,最终也需要聘用一位。《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最近刊登了一篇名为“Twitter Twitter Little Star”的文章,将社交媒体描述为一个蓬勃发展、已引起世界各地公司关注的行业。文章建议设立一个“社交媒体总监”的职位,并列出了其应该承担的职责。我想就此话题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一下对于如今众所周知的“社交”来说,设立这一核心职能为何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我将把这一职位称作社群经理。


社群经理要在网上社群中积极监督、参与活动、与他人互动。这些社群可能存在于Twitter、Facebook、留言板、内部网,只要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谈和交流的地方,都会有社群。而传统的营销经理对于这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经验。社群管理过去一直独立于营销之外,它的发展领域包括社群组织(政治)或电玩游戏和软件行业等垂直缝隙市场,这些领域对于留言板等数字论坛并不陌生。

无论是正式受雇于你,还是签约管理你的社交网络,社群经理都代表你的组织出任大使一职。优秀的社群经理会给冷冰冰的公司带来一丝人性化的温情。例如,在Facebook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社群,社群经理们建立了一个论坛,鼓励顾客在他们发表的文章后回帖。他们还常常在这一过程中与顾客进行非正式的互动。

社群经理必须具备优秀或卓越的沟通技巧。当然,他必须擅长社交,了解自己所服务的社群具有哪些风俗习惯,并具有成熟的道德意识。例如,他应该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删除社群成员的评论是不对的,何时又是正当合理的,并准备就此做出解释。他还得有热情。最后,优秀的社群经理要广结人脉,与社群中的某些成员(也就是你希望争取的个人和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

毫无疑问,如今公司已开始大量设立社群经理等非传统职位。如果我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全明星商业团队,我会考虑社群管理应如何运作,以及我为何需要聘用几位优秀的社群经理。

戴维•阿尔玛诺,Edelman Digital公司高级副总裁,该公司是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的互动分支机构。阿尔玛诺是数字营销、体验设计和社交网络界的积极实践者和思想家。你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他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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