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奇式”收藏模式 看收藏家如何塑造艺术史2011年01月18日 11:01:46 作者：田恒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字号：【大 中 小】
一直以来，查尔斯·萨奇始终是国际当代艺术世界中最具争议的名字。1992年，萨奇画廊为达明安·赫斯特等6位年轻艺术家举办了群展，从此这个年轻的群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年轻英国艺术家(YBA)”。1997-2000年，萨奇分别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柏林巴恩霍夫美术馆、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办了历时三年的名为“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作品(Sensation：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大规模世界巡展，YBA风头势如破竹，一路席卷了整个英国乃至西方艺术界，一时蔚为风潮。
新世纪，当昔日的YBA艺术家或是功成名就各自纷飞或是渐成明日黄花被人遗忘，萨奇不断将旧藏的YBA作品投入市场交易进行套现进而利用这笔巨额的闲置资金大肆购入新的藏品以期再造下一个艺术潮流，其收藏核心——英国、德国、美国当代艺术均在不同的时间段各出现了代际间的交替。2008年起萨奇又将目光投向了相对边缘的神秘地带——中国、中东、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革命在继续：来自中国的新艺术”以萨奇画廊新址揭幕展的身份亮相英国艺术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私人艺术空间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然而仅仅在展览的一年后，中国当代艺术也成为了萨奇抛售的对象。
无论出于何种立场，人们都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个充满矛盾与纠结，集天使与魔鬼与一身的犹太人，如同一只突然入侵的凶猛的大白鲨，在死水微澜般的英国艺术生态中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在相当程度上他的确成功了(也有不可否认的不成功之处)，不但成为声名显赫的收藏家，更将自己塑造为首屈一指的当代艺术潮流制造者，而他的成功正是基于一套与传统方式迥然相异的收藏模式。
根据现有资料，笔者将这一模式分为以下六个环节：筛选(Selecting)、购买(Buying)、分类(Grouping)、标识化(Labelling)、公共化与增值(Publicizing & Value Increasing)、销售(Selling)。
第一环节：筛选
对艺术作品的筛选是任何一个艺术收藏的起点，每个收藏家首先需要依据个人的审美趣味、偏好，相关知识储备，外部的现实环境等因素从浩如烟海的艺术世界中发现和甄选出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对于萨奇而言，接触、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参加艺术展览和走访艺术家工作室。
艺术展览
萨奇主要通过各种画廊展览(特别是位于偏远区域大量寒酸的小画廊，这些画廊由于其边缘的位置和极其有限的影响力，其展出的艺术家更容易成为“新大陆”而不易被其他竞争对手捷足先登)发现符合个人趣味与标准的藏品：在纽约的玛丽·布恩画廊(Mary Boone Gallery)，萨奇第一次见到了施纳贝尔的作品;在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的展览中，他接触到新英国雕塑的重要艺术家理查德·迪肯、比尔·伍德罗等人;1988年在伦敦港务局闲置仓库中举办的“冰冻”展览(Freeze)中，他发现了未来“年轻英国艺术家”群体中多名代表艺术家如加里·休谟(Gary Hume)、萨拉·卢卡斯(Sarah Lucas)、菲奥娜·雷(Fiona Rae)及其领军人物达明安·赫斯特……至今，萨奇仍旧经常“漫步在伦敦那些最令人厌恶的丑陋街区，参观那些在空荡的商店或后院里举办的展览”，期待着发现那些艺术界未来的超级明星。同时艺术院校每年的毕业展览都会集中展出大量由毕业生创作的最新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萨奇发掘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的绝佳途径——包括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斯莱德艺术学校(Slade School of Fine Art)、格拉斯哥艺术学校(Glasgow School of Art)在内的大量英国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展览上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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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艺术国际”网站的价值判断。
艺术家工作室
为了给自己的收藏带来更多具有潜力的艺术家，萨奇并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已有艺术界面貌，而是如同其外向的性格特征一样，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走访艺术家工作室。在20世纪90年代，萨奇时常利用周末的时间，独自一人或是在其他艺术家、批评家的陪同下拜访位于伦敦边缘地区的艺术家工作室，尤其是伦敦东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之一：1996年4月，萨奇拜访了妮基·赫伯曼(Nicky Hoberman)位于伦敦东北部国王十字地区的工作室;次年他走访了蒂姆·诺贝尔和苏·韦伯斯特夫妇在利文斯顿大街的工作室，之后三人都出现萨奇画廊1998—1999年举办的“新神经错乱现实主义”展览中。1996年，萨奇在宝拉·雷格(Paula Rego)的工作室里观看了艺术家本人及罗恩·莫伊克的作品，两人随后也都参加了萨奇画廊的展览。
第二环节：购买通过对萨奇收藏活动所伴随的购买行为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要特征：组合购买和批量购买。
组合购买模式
这种模式与第一环节“筛选”的两种方式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我收藏的时候我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之一：购买每一个新人的作品……或者列出我最喜爱的某位艺术家的成批作品然后设法得到它们。”由于萨奇购买的作品数量规模巨大，再加上有限的个人精力以及不同区域艺术家、作品在可接触性、可获得性等现实环境与条件方面的制约，有理由推断在其身后势必有一个高度互动的庞大的画廊和经纪人网络为萨奇搜罗需要的作品，而大量公开的资料显示事实也确实如此——杰伊·卓普林(Jay Jopling，白立方画廊)、道格拉斯·巴克斯特(Douglas Baxter，佩斯画廊)，赛迪·科尔斯(Sadie Coles)、安东尼·奥菲(Anthony d’Offay)、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高古轩画廊)、列奥·卡斯蒂利(Leo Casteli，卡斯蒂利画廊)……这些国际艺术界声名显赫的经纪人与画廊主都是萨奇长期的合作伙伴。
对于个人私下发掘的艺术家，萨奇会越过中间人这一环节(尽管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没有自己的经纪人或与画廊合作)直接从工作室里向艺术家购买作品。此外对于部分市场上的高端藏品，萨奇还会通过拍卖行进行购买。就这样，萨奇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多渠道、立体化的组合型购买模式。达明安·赫斯特
批量购买
与多数收藏家相比，萨奇的购买行为还呈现出另外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即批量购买：1979年在玛丽·布恩画廊举办的艺术家个展上，萨奇购买了包括代表作《乞丐》在内的11件施纳贝尔的绘画作品;20世纪80年代萨奇通过经纪人安吉拉·韦斯特沃特和布鲁诺·比斯科夫伯格(Bruno Biscofberger)购买了7张山德罗·齐亚的作品……此外，在其收藏创立的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重要购入记录还包括20件安塞姆·基弗、至少15件埃里克·费什、12件罗伯特·莱曼，15件安迪·沃霍、25件卢卡斯·萨马拉斯(Lucas Samaras)、19件理查德·阿尔茨威格、40件辛迪·舍曼的作品等。
在收藏的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萨奇秉承了规模化的购买策略，通过一次次“购物的狂欢”(shopping spree，英国媒体语)更多地买进年轻或未成名艺术家的作品：1993年，萨奇在安德森·奥黛画廊(Anderson O’Day Gallery)为年轻艺术家西蒙·卡勒里(Simon Callery)举办的展览上花费了约2万英镑购买了5件作品;1994年他在伦敦举办的“批评家的选择”(Critics' Choice)展览上第一次观看了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的作品后，紧接着就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份15件作品的委托订单;1996年他又从艺术家妮基·赫伯曼的工作室买走了11张绘画作品;1997年，他一次性从纽约马尔伯勒画廊(Marlborough Galley)购买了阿历克斯·卡兹(Alex Katz)在25年职业生涯里创作的26件作品;2007年，他以4500英镑的极低价格购买了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生詹姆士·霍华德(James Howard)毕业展览的全部46件作品;次年，萨奇再次以低价从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展览上购买了三名毕业生的大批作品……以上数据虽然只是萨奇购买行为之冰山一角，但足以证明批量购买的确是萨奇最具代表性的购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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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萨奇通过批量购买得以囤积众多艺术家的大量作品而形成了对资源的垄断(至少部分垄断)，控制了相应的卖方市场，这样他将能够最大程度地排除或减少行业内的竞争，进而通过对市场价格的操控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并且形成对行业的巨大影响。这种策略与萨奇广告公司通过不断地收购、兼并行业内的竞争对手来获得对更多资源的控制与使用，最终形成行业寡头实则异曲同工。与此同时，萨奇在购买过程中还使用了金融运作的惯用方法——低价建仓。年轻艺术家作品低廉的价格有效地降低了萨奇的购买成本和潜在风险：一旦其日后成为艺术界的明星，萨奇的投资必然获得巨额回报;而即使今后对其丧失了兴趣或者未能如预期般获得成功，也不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损失。这些都使人不由得怀疑萨奇的购买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投机意图。
第三环节：分类
从萨奇画廊的展览史中可以发现，除了为非常有限的少数艺术家举办过个展，萨奇画廊的绝大多数展览都是各种规模庞大的群体性展览。与常规的按照某一特定的美学主题对参展艺术家进行选择有所不同的是，萨奇画廊的群展几乎都是以参展艺术家的国籍和主要活动区域为依据对其进行分类，并通常采用“某国”艺术或艺术家作为展览标题。
这种现象暗示了萨奇并非仅仅关注少数重点收藏和推广的艺术家而是拥有国际性的视野，对某一特定区域的艺术家进行整体性的呈现并按照个人趣味和目的对该地区当代艺术进行定义的企图。截至目前，萨奇已经推出了来自6个主要区域——英国、美国、德国、中国、中东、印度——的艺术家，其中“年轻英国艺术家”群体是最为成功的案例，萨奇也因此被媒体誉为“定义20世纪90年代英国前卫艺术的人”。然而其他5个区域的艺术家群体相比之下却反映平平，尚未在国际当代艺术界中获得高度的认可与影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区域性分类方式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规模效应使得展览所呈现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也更易于通过媒体等渠道进行放大。但同时其制约亦相当明显——庞大的规模和繁杂的内容使得展览相对而言难以形成明确而独特的美学概念或特征，而这恰好是艺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也是这六个区域艺术家在萨奇收藏中所遭遇的不同境遇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环节：标识化
萨奇深知只有凭借标新立异的美学主张制造全新艺术风潮与现象而不仅仅是赞助、收藏、推广几名出色的艺术家才能为自己赢得进入艺术史的机会，一旦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或扭转人群的观念，他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在这一逻辑的驱使下，萨奇试图依据艺术家群体及其作品的内容与特点，利用独特的美学概念(如同广告中的“卖点”)对其进行整合，进而为其赋予易于识别与记忆的明确标识。萨奇收藏中对于艺术家群体的标识化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最为成功的案例，是“年轻英国艺术家”群体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震惊美学”特征。这个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是萨奇根据个人审美趣味筛选、收藏的英国本土前卫艺术家群体，他们一改英国昔日保守的文化态度和艺术传统，创作了众多极富争议性的艺术作品。甚至有批评家认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是“震惊价值”(shock value)而非真正的艺术价值，是为了震惊而震惊。然而无论外界如何反应，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震惊美已经成为“英国年轻艺术家”群体甚至萨奇个人收藏的标志。
除了“年轻英国艺术家”群体，萨奇还重点收藏了“年轻美国艺术家”“年轻德国艺术家”，甚至是“年轻中国艺术家”“年轻中东艺术家”，但后者均未能像前者一样体现出明显的标识性并产生巨大的媒体、社会、业界效应。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萨奇作为一名收藏家，并不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像专业学者、理论家一样发现或提出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艺术观念或艺术风格、流派，例如布雷东之于超现实主义，格林伯格之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或者奥利瓦之于超前卫艺术，而更多的只是对各种最新产生的艺术现象进行呈现。就“震惊美学”本身来讲，其产生作用的前提是接受者自身与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心理状态之间的巨大反差。一旦接收者习惯了这种震惊的方式，提高了心理反应的阈限，这一类并不具备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就会像躺在超市货架上百无聊赖、乏人问津的脱水蔬菜一样，因为接收者的审美疲劳而失去存在的前提，因此也无法继续应用于其他群体。
第五环节：公共化与增值
由于艺术品价值生成的特殊性，任何形式的艺术收藏只有进入了公共领域，并充分与构成艺术世界这一特殊场域的众多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微观环节包括观众、艺术批评、艺术机构、媒体、艺术市场等实现深度的多向互动才能通过公共化来实现价值的放大和增长。
与艺术机构的互动
与艺术机构的互动之 展览合作
在公共艺术机构中，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是萨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199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名为“20世纪美国艺术：绘画与雕塑：1913—1993”(American Art in the 20th Century——Painting and Sculpture 1913—1993)大型美国现当代艺术展。在这次展览中汇聚了大量这一时期美国绘画与雕塑艺术的经典作品，在英国艺术界和社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除了在机构所在地伯灵顿大楼(Burlington House)设有主展场外，展览还专门在萨奇画廊开辟了副展场。这次展览虽然没有展出萨奇的个人收藏，但是权威艺术机构举办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艺术展览将有力地提升萨奇画廊的学术品质与公众关注，间接地提升了萨奇个人收藏的价值。而在1997年和2006年，萨奇就在皇家美术学院为自己收藏的英国、美国年轻艺术家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群展——“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和“今日美国”。依靠这两次展览，萨奇将参展的近百名年轻艺术家与皇家美术学院卓越的学术背景和权威性的公众形象联系在一起，为其藏品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萨奇还与多个国际一流美术馆、博物馆进行合作，通过展览推广自己的艺术收藏：1998年和1999年，柏林的汉堡巴恩霍夫博物馆(Berlin Hamburger Bahnhof Museum)与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Brooklyn Museum of Art)为“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作品展”举办了德国和美国部分的巡展;2007年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季1]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又为“今日美国”站举办了俄罗斯部分的巡展。
通常来讲，重要的艺术机构往往具备更加严格的学术要求，然而萨奇作为私人收藏家之所以能够有机会与之进行合作，其根本原因却并非收其收藏品质的卓越而更多是借助资本的力量——私人部门中财富的剧烈膨胀与国家对公共部门经济支持力度的大幅削弱所造成的两者间的权利转移是其成为可能的根源所在。
与艺术机构的互动之 私人赞助
除了联合举办展览，萨奇还以赞助人的方式依靠艺术机构为自己的收藏赚取梦寐以求的高质量的公共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萨奇就参与到英国最重要的两个公立美术馆——泰特美术馆和白教堂(the Whitechapel Gallery)美术馆——的社会活动中：1982年，他成为泰特美术馆“新艺术赞助人”(Patrons of New Art)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为其提供金融支持以购买更多的当代艺术品和举办相关展览。在为美国新图像绘画艺术家朱利安·施纳贝尔举办的个展中，萨奇向泰特美术馆借出了9张艺术家作品;1985年，在白教堂为施纳贝尔举办的回顾展中，萨奇再次借出7张艺术家作品……正所谓祸福相生，萨奇的这种举动虽然为其带来了不言而喻的好处但同时也招致了大量的争议与批评，许多观察家与评论者都指责其利用赞助人的身份对公共机构施加影响进而提高个人藏品的价值尤其是商业价值。因此，萨奇不得不退出泰特美术馆“新艺术赞助人”指导委员会并且卸去白教堂的理事职务。但之后，萨奇仍然通过出借作品的方式，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机构进行了持续的互动，继续利用社会中的公共部门发散和放大其收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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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机构的互动之 公共捐赠
为了增加藏品的公共性，萨奇还不断地通过捐赠，让自己的藏品进入各种公立艺术机构。通过捐赠，萨奇将自己的收藏散布到英国乃至周边国家如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地区，再次利用公共机构扩大了个人收藏的传播区域和影响力。
与学术界、批评界的互动
学术价值是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之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他价值成分的实现。因此在个人收藏的公共化过程中，萨奇非常重视与学术界、批评界的专业人士的合作关系，为自己的收藏进行学术包装和制造舆论导向。
与学术界、批评界的互动之 学术包装
1984年为了配合萨奇画廊的开幕展出版了一套共4册的展览画册——《我们时代的艺术：萨奇收藏》，介绍了其收藏的51位艺术家(以美国艺术家为主)的作品。画册中，皮特·施杰达尔、罗伯特·罗森布鲁姆、鲁迪·福赫斯、希尔顿·卡拉莫、林恩·库克等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知名艺术史家、批评家撰写了有关论文，首肯了萨奇收藏的卓越品质和重要价值;1997年“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展览画册中，丽莎·贾丁——文艺复兴研究院教授、英国科学研究所理事会(Council of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成员——通过论文《现代美第奇》(Modern Medici)，将萨奇比作“20世纪英国艺术的保护人”，试图突显其对于英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凭借对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以及当前的艺术生态进行总结与分析，贾丁为萨奇的收藏提供了合理性与价值上的认可;在1999年出版的《年轻的英国艺术：萨奇的十年》中，艺术批评家迪克·普莱斯信心十足的声称：“出现在(萨奇)收藏中的过去十年里的艺术创造已经在整整一代艺术家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而他们将带来(英国)艺术的又一个辉煌盛世”……
这些持续的学术包装为萨奇的收藏带来了可观的学术关注与价值提升，为萨奇收藏的公共化与增值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明显的委托性质使得此类学术阐释的动机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因而其真实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求证。
与学术界、批评界的互动之 舆论导向
由于相关知识与能力的缺乏，公众不得不将专业人士的立场作为个人判断的重要参照，因此后者的态度对前者价值判断的生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萨奇收藏由于(在收藏趣味、收藏模式等方面)强烈的争议性已经引起了业界与社会舆论相当程度的批评和责难，因此更需要依靠专业人士的大力支持，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导向，为藏品的增值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所有相关人士中，诺曼·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可谓是萨奇最为坚定的合作伙伴。他和萨奇一样来自犹太家庭，从1977年起担任皇家美术学院的展览部长，成为英国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萨奇多次与皇家艺术学院的合作都是由罗森塔尔全力促成。作为合作伙伴，罗森塔尔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萨奇及其推动的英国前卫艺术的大力推崇，同时还亲自担任了“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作品展”和“今日美国”展的策展人，可谓身先士卒，在“感性”展前言中他甚至将萨奇称作英国新艺术“最伟大的赞助人和支持者”，由此不难看出两者关系的密切程度。但这种支持却远非看上去那么纯粹，金钱的阴影与流言依然如影随形：空前的票房记录让皇家美术学院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也让春风得意的罗森塔尔对萨奇言听计从。
与媒体的互动
一方面，萨奇迫切的需要依靠大众媒体的传播、放大功能赋予其收藏公共性进而实现其价值增长。同时，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过剩、传播形态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媒体自身也需要更多能够引起或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信息内容来强化自身在公共空间中的影响力以应对日趋激烈的残酷竞争，而此时萨奇充满巨大争议的收藏行为恰好为媒体提供了梦寐以求的传播内容，因而双方在同一时空中，根据各自不同却又高度互补的内在需求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紧密契合的伴生关系。虽然不同媒体所反映出的态度与立场不尽相同，褒贬不一，但至少在传播的层面上实现了公共性的效果最大化。
与媒体的互动之 平面媒体
1997年，《Time Out》杂志作为“感性：萨奇收藏年轻英国艺术家”展览的媒体赞助商，专门发行了一期增刊对萨奇本人及收藏进行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对这一新生的英国艺术家群体和萨奇的赞助人身份大加赞赏。2004年，《标准晚报》成为萨奇为庆祝画廊移居伦敦市政大厅一周年所举办的“新的血液/新的艺术家/新的收藏”展览的媒体合作伙伴。当时的批评界对这次展览表现出相当的抵触情绪，大量的攻击和责难随之而来。但在《标准晚报》的版面上除了布莱恩·塞维尔(Brian Sewell)，其他撰稿人在有关报道中几乎都对展览和萨奇本人报以支持或至少中立态度。对迁入新址的萨奇画廊，安德鲁·温顿(Andrew Renton)认为“无论专业人士如何挑剔，这都是伦敦一次伟大的文化胜利。”H·安德森(Hephzibah Anderson)则赞赏了这次“富有远见的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睹国内外青年艺术才俊的良机。”在《继续制造潮流》一文中，尼克·哈克洛斯(Nick Hackworth)更是极力为萨奇进行辩护：“受到一种集体的恋母情结的驱使，业内的许多人都一直对这位英国当代艺术之父(指萨奇，笔者注)磨刀霍霍，声称他作为潮流与风尚的制造者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正如在过去的十年中一样，萨奇画廊依然是欣赏最新英国及国际当代艺术的最佳场所”……毫无疑问，这些传播内容经过策略性行筛选和过滤的媒体报道，有力的帮助萨奇的收藏获得了可观的有效公共性。
与媒体的互动之 电视媒体
2009年秋季，萨奇将联合英国BBC电视2台推出了一档名为“萨奇的最佳英国艺术”(Saatchi's Best of British)的选秀节目，在艺术史上首次通过电视选秀来筛选、传播艺术家。节目中将对公开征集的各种风格、形式的参赛作品(视觉艺术)进行评比和筛选，6位决赛选手将进入指定的艺术院校，在最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指导下进行为期3个月的深造后参加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展览并评选出最终的获奖者。在接受采访时，萨奇表示：“我期待着挖掘英国尚未被发现的艺术天才。任何有着独特创意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谁都无法预知下一个艺术之星将出现在哪里。”节目制作人皮特·戴尔(Peter Dale)希望通过节目提供的丰富内容和专业指导，让更多的电视观众能够有机会从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到更加真实的当代艺术。凭借敏锐的职业嗅觉，萨奇开创性的将当代艺术，时尚流行的娱乐节目形式，电视媒体直观生动的传播效果与广阔的受众覆盖相结合。
与媒体的互动之 互联网
早在1996年萨奇就开放了画廊的互联网站，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扩张与完善，根据权威互联网信息公司Alex的统计，截至目前萨奇画廊网站已经成为拥有近40个板块、2867条链接、日点击率超500万次的全球最大交互式网上画廊，同时也是全球艺术爱好者了解萨奇收藏的最主要渠道。以画廊网站为依托，萨奇收藏中超过400名艺术家(不包括出现在Your Galley板块中未进入萨奇收藏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都在这一平台上得到全面呈现并向世界各个角落进行辐射，极大地拓展了萨奇收藏在全球艺术生态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与公众的互动
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泛滥并且多元开放的社会中，如何迅速而有效的引起公众的关注并加强记忆。针对这一问题，萨奇采用了事件营销的策略。作为广告大亨的萨奇，当然深知其威力，利用藏品和相关活动巨大的争议性，通过媒体惊人的放大效应，在短时间内制造广泛参与的社会事件从而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通过采用事件营销的策略，萨奇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并通过相关的学术包装与媒体炒作将“YBA”塑造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英国前卫艺术的里程碑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国际影响。虽然至今对于这次展览中涉及的艺术、道德、商业、政治等诸多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无论从任何角度考量，这次展览都是一次传播与营销的胜利。
第六环节：销售
与常规的艺术收藏家所不同的是，萨奇的收藏行为还体现出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即大规模的销售行为。从建立自己的收藏至今，萨奇大量的销售行为不断地被各种媒体所披露和报道，因此他甚至被批评者们嘲笑为艺术界的“超级商人”。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商业利益的驱使之外，还归因于萨奇另一独特的收藏理念——“以收藏维持收藏”，即依靠出售已有藏品回收资金以购买新的藏品。
在一次接受《卫报》的采访中，萨奇明确地告诉记者：“我喜欢我的收藏始终保持新鲜。”这种对于当代艺术中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过度的执迷和占有欲迫使萨奇需要找到大量的资金进行各种新的购买，同时不稳定的性格因素又使得他难以对某些藏品保持长久的兴趣与关注：“查尔斯·萨奇是一个很有激情、很果断的人。如果他喜欢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艺术家的全部作品他都想要占有，但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对作品没有做好仔细的区分。他现在喜欢，但不代表他将来一直会喜欢。”对于这些不再喜欢的作品，与其花费大量的仓储、保险费用(萨奇的藏品几乎都保存在英国最专业艺术品仓储、物流公司的库房中，每年都需要支付大笔的费用)，不如将其出售套现，换取资金进行新的购买。以上两点也是为何萨奇会向《时代》杂志坦率地表示“一个收藏必须在经济上自我供给，否则它将变成一个无底深渊”的关键因素。通过不断出售能够带来巨大商业回报或是失去兴趣的作品，萨奇将能够利用销售所得的利润添置、补充新的藏品，在其收藏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自洽性质的动态循环结构。然而这种做法同样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收藏资金的获取问题，但却极大的损害了收藏结构的完整性——大量艺术家和作品被逐渐的拆分、剥离、替换，失去了一个高质量收藏必须具备的连贯性与深度——这又使得萨奇的收藏有别于其他一流的永久性收藏而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暂时性，成为众多批评者抨击的要害之一。
以上六个环节的相互扭合与互动构成了萨奇特有的收藏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当代艺术及其收藏的建立和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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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22, 2011
Saturday, December 4, 2010
What constitutes power in the art world? Is it wealth,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or mastery in deal making? Perhaps it’s something less tangible, like the uncanny ability to sense the next big thing before anyone else. The art world power elite includes the Qatari sheikh who spends freely to build collections of Islamic art treasures, among many other items, as well as the New York museum director who six years ago raised $850 million for one expansion and is now preparing to raise more millions for another. Then there’s the gallery owner who has franchises in 10 cities worldwide and shows no signs of stopping at that. Such global players influenc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people around them through their activities.
Each December the editors of Art+ Auction reflect on the events of the year and select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ve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art world. Most on the list have done something during the past 12 months that made us take notice. But there are also perennial candidates, who are so integral to the day-to-day machinery of the art world that it’s hard to imagine it functioning without them. They are the tastemakers who make or break reputations and markets.
Working out who controls the art world is not easy, becaus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is business try hard not to appear too powerful. Some shun the spotlight altogether. Museum and other nonprofit professionals never want to talk openly about power, let alone acknowledge its uses; supporting artists, they say, is their primary mission. Such protests betray a certain disingenuousness, of course, because their choices have consequences for artists’ markets.
Like what you see? Sign up for ARTINFO's weekly newsletter to get the latest on the market, emerging artists, auctions, galleries, museums, and more.
Much art world power continues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U.S., where the market is still strongest in spite of the recession. But shifts are apparent,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form power will tak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Europeans have been buying more, mostly in London, while new players have emerged in Brazil,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is also poised to play a much greater role in the market, mirroring its clout in the general global economy. The country now has more than 1,000 billionaires, so the power stakes could be high.
Some people argue that the art world these days is simply too large and heterogeneous to be dominated by any one individual, group, or country. That seems right to us. Power is increasingly dispersed — many who participate in the art world have some degree of control over some aspect of it. The diversity of fields cover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nd the widely varying paths the people on the list have taken to reach their pinnacle reflects this new decentralized reality.
AUCTION POWER
Pierre Berge
Bergé shot to international fame in February 2009 after the record €342.4 million ($443 million) sale held by Christie’s at the Grand Palais, in Paris, of the massive fine- and decorative-arts holdings belonging to him and his longtime partner, Yves Saint Laurent. Since then his astute brand building has helped his Brussels-based auction company, Pierre Bergé & Associés, grab a bigger slice of the auction pie from his competitors.
Alex Carel
After barely four years learning the ropes at Christie’s New York, the 27-year-old contemporary-art specialist and budding rainmaker was promoted to head the firm’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art department. Noted for reeling in new clients, including the French supercollector Steve Rosenblum, Carel is a rising star in the company.
Francois Curiel
The seasoned jewelry specialist, auctioneer, and former chairman of Christie’s France has taken on a new and even more prestigious role as head of Christie’s Asia, in Hong Kong, the richest and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the global auction business. Already a Chevalier of the Légion d’honneur, the 40-year veteran of the salesroom is still burnishing his seigneurial image.
Lisa Dennison
Few professionals from the museum world make it in the bruising corporate auction environment, but since leaving her post as director of the Guggenheim, in 2007, Dennison has made herself indispensable to Sotheby’s, where s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client-oriented one-off exhibitions at the firm’s York Avenue headquarters in Manhattan.
Simon de Pury
The Houdini of the auction world has escaped seemingly impossible financial binds to keep 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 not just running but going full bore. De Pury’s latest scene-stealing moment: taking the auction podium for the opening sale of a posh new Park Avenue salesroom in New York.
Brett Gorvy
The international co-head, with the estimable Amy Cappellazzo, of the Christie’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art department is known for his skill at winning serious consignments, such as the estate of author Michael Crichton, which earned $93.2 million this past May. He has also increased private-sales activity, competing head-to-head with Haunch of Venison gallery, a Christie’s subsidiary.
Guardian & Poly
The top two Chinese auctioneers, both in Beijing, are fighting for dominance in this fast-growing market. The 17-year-old Guardian is Asia’s highest-grossing auction house, with sales last year of $400 million, double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President and director Wang Yannan, the daughter of the former Communist Party leader Zhao Ziy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in the global auction world. The five-year-old state-owned Poly generated sales of around $230 million last year and takes the prize for most expensive work of Chinese art at auction, a Song-era hand scroll, which it sold for $63.8 million in June.
Tobias Meyer
The worldly-wise head of contemporary art at Sotheby’s and an unrivaled auctioneer, Meyer is also the public face and sound-bite provider for the firm. Some say he wants eventually to run the company, which he joined in 1992.
Greg Ro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Dallas-based Heritage Auction Galleries opened showcases for the firm in New York and Beverly Hills this year. With its huge online presence, Heritage is gunning to expand to other luxury markets.
Cheyenne Westphal
The London-based chairman of contemporary art at Sotheby’s Europe is the firm’s senior specialist in that supercompetitive arena. Articulate and knowledgeable, Westphal is unbeatable in client relations.
Patti Wong
The London and Hong Kong-based chairman of Sotheby’s Asia, one of a vanguard of auction executives plugged in to the fast-developing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received kudos this year following two white-hot seasons of record-breaking sale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William Acquavella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biggest deals in 19th- and 20th-century art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New York gallerist this spring purchased Jasper Johns’s 2002 "Study for a Painting," from the Michael Crichton collection, for $5.3 million at Christie’s and reunited works from the famous Scull collection in his East 79th Street town-house gallery.
Jean-Luc Baroni
Representing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the family business, the Old Masters dealer is known to battle for the best in the salesrooms. This past spring he snagged a pair of Venetian views by Canaletto for $3.9 million at Sotheby’s New York.
Konrad Bernheimer
The Munich and London Old Masters powerhouse is thought to have made the most expensive sale at Maastricht this year, of a Lucas Cranach for €5.3 million ($7.3 million). At Christie’s London in July, he nabbed a Peter Paul Rubens for £9 million ($13.7 million). Bernheimer, ever assured, is unmoved by questions raised about its authorship.
Gisele Croes
The intrepid Belgian dealer in Asian relics is known both for her expertise and her ability to snag seemingly unobtainable treasures, which she continues to unveil, even in a shrinking market.
Richard Green
The London power broker and his two sons rule the roost when it comes to 19th-century art in London, but they have a large stake in the field of Old Masters as well, buying regularly at the auction houses, to which they also offer stiff competition with their large and stellar inventory.
Johnny Van Haeften
The unofficial dean of Maastricht, the London Dutch and Flemish Old Masters mogul has run to ground many a masterpiece, including Isack van Ostade’s 1644 winter landscape, which he purchased at Sotheby’s London this past summer for £1.83 million ($3 million).
Carlton Hobbs
The sale of a 1680 escritorio from Oaxaca, Mexico, to one of the Northeast U.S.’s largest institutions was just one of the deals that the New York antiques heavyweight, in business for 27 years, oversaw this past year.
Daniel Katz
Trade was brisk at the London dealer’s booth in Maastricht, where he sold multiple million-dollar-plus works — including a 17th-century portrait bust of Louis XIV by François Girardon — and bought an 1834 painting by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for $2 million from his London competitor Dickinson gallery.
Fabrizio Moretti
On a mission to discover the golden needles in the haystacks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 and succeeding — the Florentine dealer, now in his 12th year of business, with branch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a new generation in the field of Old Masters.
Benjamin Steinitz
One of the handful of luxe French antiquaires doling out the best boiseries and boulle, Steinitz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family business,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 for its booths at fairs around the world, from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to Paris and London.
POWER COLLECTORS
Roman Abramovich
The Moscow-based investor with steel and mining interests regularly adds to his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oldings, occasionally paying record-smashing sums, like $86.3 million for Francis Bacon’s "Triptych," 1976, at Sotheby’s in 2008. Invariably by his side at art fairs is his girlfriend and fellow arts patron, Dasha Zhukova.
Bernard Arnault
With $27.5 billion in personal assets, the LVMH chief was named Europe’s richest man by Forbes this year. He also saw building begin on his long-planned Frank Gehry-designed museum, the 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 in Paris’s Bois de Boulogne.
Alice Cheng
The Hong Kong-based businesswoman, known for her unfailing connoisseur’s eye, has been scooping up imperial treasures at auction, most recently a Qianlong-period vase for which she paid $32.4 million at Sotheby’s. "I knew the price was going to be high, but as long as I like it, it’s worth it," she says, adding, "I like it a lot." One would hope so.
Steven A. Cohen
The Greenwich, Connecticut, hedge-fund manager hit some speed bumps this year, such as barely surpassing the low estimate on the much-hyped Edouard Manet self-portrait he put up for sale at Sotheby’s. The stock owned by his firm, SAC Capital Advisors, however, was valued at $9.7 bill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which makes the $110 million he reportedly dropped on a Jasper Johns "Flag" painting sound like pocket change. (A+A’s own power lawyers, Charles and Thomas Danziger, represented the seller, Jean-Christophe Castelli, on the deal.)
Farhad Farjam
In his exhibition space, the Farjam Collection, in Dubai, where he is a reigning arts patron, the Iranian-born philanthropist displays rotating selections from his comprehensive holdings of Islamic art, ranging from carpets to ceramics to Korans. He also collec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by cutting-edge Arab talents like Mahmoud Said and Youssef Nabil.
Dakis Joannou
The media uproar over the "Skin Fruit" exhibition of his collection last year at New York’s New Museum, where he is a trustee, has hardly spoiled the Athens-based Joannou’s appetite for acquiring daring ar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llectors of works by Jeff Koons, he also owns a trove of pieces by Greek artists and is always filling his stores of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Fatima & Eskandar Maleki
The Iranian-born Fatima has served on the boards of the photo-oriented Prix Pictet and the Tate. She and her husband, Eskandar, a former oil-company executive, can be spotted in the aisles of art fairs from Miami to Dubai and have also made high-profile purchases of pieces by such names as Chris Ofili at auction.
Philip S. Niarchos
With residences in Paris, London, and Saint Moritz, the secretive eldest son of the late shipping magnate Stavros Niarchos is a scrupulous steward of the collection left him by his father, to whose holdings of masterpieces by Picasso and Van Gogh he has added works by Jean-Michel Basquiat and Andy Warhol. Niarchos is whispered to be one of the reasons Gagosian Gallery opened in Paris.
Francois Pinault
The luxury-retail billionaire owns Château Latour, Yves Saint Laurent, and Christie’s, among other prominent brands, but his favorite possessions seem to be his blue-chip collection of artworks by the likes of Takashi Murakami, Sigmar Polke, and Cy Twombly. Pinault snapped up a spectacular spread of Venetian real estate to display it and continues to expand his already vast holdings — rumor has it that he recently visited studios in Beijing.
Lily Safra
She won’t confirm it, but it’s easy to believe reports that it was Safra who spent $103.7 million on Alberto Giacometti’s "Homme qui marche I" at Sotheby’s London in February. According to a juicy biography published this year, the philanthropist and socialite has never denied herself the best that money could buy.
Alice Walton
The Wal-Mart heiress has been steadily acquiring works to fill her 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in Bentonville, Arkansas. Walton scooped up a 1985 Andy Warhol portrait of Dolly Parton for $914,500 at Sotheby’s New York in May and was later spotted at Art Basel.
Anita & Chaim "Poju" Zabludowicz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Finnish-born London-based billionaire businessman and his wife have earned a rep as forward-looking connoisseurs. Although they collect globally, their philanthropy is local: Anita sits on the Tate’s Foundation Committee, while together they run a private museum, 176, in north London and award the annual 176/Zabludowicz Collection Future Map Prize to an emerging artist. Currently the pair are looking to hire a curator for an exhibition of their collection.
DESIGN POWER
Ron Arad
The designer finally received a retrospective of his wide-ranging career in his adoptive country, at London’s Barbican Gallery, and cut the ribbon on his first completed building in his native one, the Design Museum Holon, in Israel.
Marc Benda
That the director of New York’s Friedman Benda gallery has his finger on the pulse of contemporary design was evident with this spring’s much-buzzed-about show devoted to the Joris Laarman Lab’s bone-shaped furniture.
James Carpenter
The American designer is rescuing the modernist potential of glass in buildings with projects like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he designed for the Israel Museum (which opened in July) and 7 World Trade Center, whose glass curtain walls create a sort of vitrine for a Jenny Holzer installation in the lobby.
Stephane Custot & Patrick Perrin
The duo’s four-year-old London fair, the Pavilion of Art & Design, scored record sales in October and is "the most intelligently conceived selling show in the Western world," says Art+Auction international editor Souren Melikian. Future editions in New York and Asia are reportedly being considered.
Francois-Joseph Graf
If you were dazzled by a particular booth at this year’s 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in Paris, chances are it was created by the eclectic Graf, who counts Valentino and Baron David de Rothschild, as well as high-end retailers like Cartier and Galerie J. Kugel, among his clients.
Clemence & Didier Krzentowski
The pair’s discerning eye for design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art sets them apart from other dealers — as does their unparalleled access to prime material. Their Galerie Kreo is a Paris mainstay for brand-new limited editions and midcentury rarities.
Pearl Lam
The flamboyant dealer, collector, and heiress presides over her Shanghai-based Contrasts gallery, promoting everyone from Maarten Baas to Zhang Huan. No one on any continent seems poised to dethrone her as the design world’s preeminent queen of cool.
Jean Nouvel
Between battling for the full height of a MOMA-adjacent luxury tower and planning the new National Museum of Qatar, the French architect found time to design a red-hot summer pavilion for the Serpentine Gallery in London.
SANAA
Kazuyo Sejima and Ryue Nishizawa, the duo behind the Tokyo firm with the New Museum, in New York; the Glass Pavilion of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and the forthcoming Louvre Lens to its credit, bagged this year’s Pritzker Prize. Sejima also directed the 12th edition of the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Patrick Seguin
This Paris dealer dominates the lucrative market for designs by Jean Prouvé and Charlotte Perriand. No wonder Larry Gagosian called on Seguin to curate the inaugural show, devoted to Prouvé, in the project room of his new Right Bank outpost.
Peter Zellner
Dealers looking to make an architectural statement in L.A., like Susanne Vielmetter and Matthew Marks, are lining up at Culver City’s Zellnerplus to commission one of the firm’s trademark discreetly raw gallery spaces.
James Zemaitis
Sotheby’s has maintained its lock on the 20th-century design category by shifting its ace department head into a business-development role so he can focus on obtaining material for lucrative sales devoted to Harry Bertoia, Emile-Jacques Ruhlmann, and contemporary art paired with design.
POWER DEALERS
Guy Bennett
In 2009 Bennett left his position of 12 years as worldwide co-head of Impressionist and modern art at Christie’s to ply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 as a bidder on behalf of deep-pocketed clients. In May he reportedly secured Alberto Giacometti’s "Grande tête mince" for a European collector in a sale at his former employer for a cool $53.3 million.
Ivor Braka
Sweep any major salesroom and you’re sure to sight this rangy, impeccably tailored Londoner. When he is not trading in Francis Bacons or advising the Fine Art Fund Group, he is pushing up the value of younger talents: Braka paid an artist record £109,250 ($175,000) for a canvas by the Charles Saatchi-anointed painter Ged Quinn at Christie’s London in October.
Massimo de Carlo
Late last year the Milanese veteran opened a London outlet, Carlson, for a roster that includes Maurizio Cattelan, Elmgreen & Dragset, and Carsten Holler. The dealer (who once let Cattelan tape him to a wall) continues to court up-and-comers, like Elad Lassry.
Sadie Coles
Having outgrown her original location after 13 years, Coles — the canny London dealer for Matthew Barney, Ugo Rondinone, and Elizabeth Peyton — opened a second space nearby in October. Her discerning eye was evident in her Frieze art fair booth, chosen best in show.
Larry Gagosian
The sky is the limit for the expansionist dealer. In the past year he doubled his Los Angeles digs and opened his 9th and 10th galleries, in Paris and Geneva; in January he will inaugurate a long-anticipated Hong Kong operation. Gagosian is the exclusive purveyor of Robert Rauschenbergs in those markets, thanks to winning the artist’s coveted estate this fall.
Arne & Marc Glimcher
In September, four months after amicably separating from Wildenstein, its partner of 17 years, the Pace Gallery celebrated its illustrious 50-year past and a future even more promising since it managed to woo the Willem de Kooning estate away from Larry Gagosian. As Glimcher père passes the torch to his son, the gallery is taking on two dynamic new directors, Nicola Vassell and Vita Zaman, and expanding to a fourth space in New York. Word has it that London will soon follow.
Marian Goodman
Rather than scurry to hang out a shingle on every continent, Goodman has held steady in Paris as well as in New York, where this fall she mounted a meaty historical exhibition of the Belgian artist Marcel Broodthaers, whose work inaugurated her gallery in the 1970s. With megawatt talents like John Baldessari and Gerhard Richter in her stable, as well as younger luminaries like Julie Mehretu, her beacon is unlikely to dim anytime soon.
Jay Jopling
Holding court in the two London branches of his White Cube gallery, Jopling represents international names like Mark Bradford, but he will always be best known as the champion of the YBAs. In May the dealer sold a $2.6 million formaldehyde tank by Damien Hirst, still the jewel in his crown, to a Taiwanese buyer and is rumored to be eyeing a perch in Hong Kong.
Nicholas Logsdail
Although his son Alex is playing a greater role, Logsdail, who opened Lisson Gallery in London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s hardly taking a backseat. Having packed his stable with the likes of Anish Kapoor, Rodney Graham, Robert Mangold, and Julian Opie, he’s staying on the cutting edge with Allora & Calzadilla, who will occupy the U.S. pavilion in Venice next year. His most recent power play netted him representation of Marina Abramovic in Europe.
Victoria Miro
This London stalwart is entering her 26th year with a roster that includes such blue-chip talents as Chris Ofili, Peter Doig, Grayson Perry, and Isaac Julien (who just premiered a film installation at the Hayward Gallery), as well as younger artists like Hernan Bas.
Robert Mnuchin & Dominique Levy
Call it Manifest Destiny: In September, L & M Arts, New York’s secondary-market powerhouse, run by Lévy and former Wall Street wizard Mnuchin, launched a primary-market operation in Los Angeles with a show-stopping display of new sculptures by hometown hero Paul McCarthy.
Emmanuel Perrotin
Some say he’ll have to sweat now that Larry Gagosian has landed in Paris, but Perrotin, who also has a spacious spread in Miami, still has an ace in Takashi Murakami, whose representation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as the Japanese artist took his star turn at Versailles this fall.
Monika Spruth & Philomene Magers
Powerful individually and even more so since joining forces in 1998, the dynamic duo behind Sprüth Magers recently gave over the store-front of their enormous Berlin gallery to an art-film emporium designed by Rosemarie Trockel and Thea Djordjadze. They still have plenty of space there and at their London branch to show works by Barbara Kruger, Cindy Sherman, and up- and-comers like Cyprien Gaillard.
Angela Westwa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have dubbed Sperone Westwater’s new Norman Foster-designed Bowery tower "more toolbox than jewel box," but Westwater and Gian Enzo Sperone’s $20 million project certainly stands apart from its neighbors. Watch the elevator gallery this month for works by Bruce Nauman.
Iwan & Manuela Wirth
Hauser & Wirth nearly upstaged Frieze when its second London branch, a 15,000-square-foot space on Savile Row, launched in October with a show including a giant Louise Bourgeois bronze spider that only Tate’s Turbine Hall could have accommodated as handily. Their sizable empire extends to New York and Zurich, with a roster that features more than 40 brand names, including the estates of Allan Kaprow, Eva Hesse, Lee Lozano, and Jason Rhoades.
David Zwirner
The New York dealer recently purchased — for a reported $8 million — a three-story, 27,000-square-foot building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his vast Chelsea headquarters. It should be just the place to show off his inventory of Donald Judds, now that Zwirner represents the late artist’s foundation.
POWER CURATORS
Klaus Biesenbach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 chief curator at large and director of its MoMA PS1 affiliate organized a double-barreled blast of shows this year. The enormously successful "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MOMA’s first retrospective devoted to a performance artist, was followed by the well received third edi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at PS1.
Iwona Blazwick
The director of Whitechapel Gallery, in London, has made good use of its new 41,000 square feet of space, mounting major exhibitions by Rachel Harrison, Alice Neel, and Walid Raad and persuading Greek collector Dimitris Daskalopoulos to loan his Duchamp "Fountain." Blazwick chairs the gallery’s MaxMara Art Prize for Women and sits on the jury for the Jarman Award for experimental filmmaking.
Bice Curiger
From her perch in Switzerland, Curiger casts a long shadow in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as curator of Kunsthaus Zurich, as well as editor in chief and editorial director, respectively, of the art magazines Parkett and Tate Etc. Her appointment as curator of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which she has titled "ILLUMInations," adds to her reach.
Gao Shiming
When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at the prestigious China Art Academy, in Hangzhou, was tapped to co-curate (with Fan Di’an, Li Lei, and Hua Yi)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Shanghai Biennale, he devoted one of the exhibition’s five sections to Chinese artists and one to a Sino-Indian summit, reflecting the eastward shift in art world power.
Massimiliano Gioni
Given his many roles, one could be forgiven for thinking that "Gioni" is a pseudonym for several people. This year the 36-year-old director of the Fondazione Nicola Trussardi, in Milan, was promoted by New York’s New Museum from director of special exhibitions to associate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exhibitions, while also adding director of the eighth Gwangju Biennale, "10,000 Lives," to his list of titles.
Jens Hoffmann & Adriano Pedrosa
The co-curators of the 12th Istanbul International Biennial, which opens September 2011, have a head start on their partnership: Pedrosa, a São Paulo-based critic and curator, worked with Hoffmann, the director of the CCA Watti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in San Francisco, on the Trienal Poli/Gráfica de San Juan, Puerto Rico, in 2009, and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Exhibitionist: A Journal on Exhibition Making, which Hoffmann launched this past January.
Jessica Morgan
A guiding hand behind the current John Baldessari show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in New York, as well as the forthcoming Gabriel Orozco retrospective at her home institution, Tate Modern, Morgan was recently named the latter’s first Daskalopoulos Curator of International Art, a three-year posting that will allow her to beef up the museum’s contemporary non-Western holdings. Come 2012 she will have the run of the Tate’s Turbine Hall as curator of the Unilever Series of commissions.
Lars Nittve
With a résumé that includes the directorships of both the Moderna Museet, in Sweden, and Tate Modern, Nittve may have landed his biggest gig yet as the director of M+, a new modern- and contemporary-art museum that will anchor a major Chinese government effort to establish a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hen it opens in 2015 in Hong Kong.
Hans Ulrich Obrist
In 2010 the international art scene’s ubiquitous tastemaker organized shows by Wolfgang Tillmans, Christian Boltanski, Klara Liden, and Philippe Parreno at London’s Serpentine Gallery, where he is co-director of exhibitions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The second volume of "Interviews," anthologizing his ongoing seri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artists,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was also published this year.
Mari Carmen Ramírez
From Gego to Hélio Oiticica to Lygia Clark,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has led in institutional reappraisals of numerous Latin American artists, thanks to Ramírez, who established the museum’s Latin American art department in 2001 and is today its Wortham curator and director of its research arm,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rts of the Americas. She will mark the department’s 1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with a retrospective of Op Artist Carlos Cruz-Diez, the installation of a monumental work by Jesús Rafael Soto, and the launch of a major online archive devoted to 20th-century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art.
POWER PATRONS
Eli Broad
Los Angeles’s biggest benefactor recently commissioned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to build a downtown home for his 2,000-plu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 artworks and kicked in an additional $2 million f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that will bear his name, bringing his total outlay on the project to $28 million.
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
The Venezuelan-born patron spreads her largesse am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Latin American art. This year her foundation endowed a chair at Hunter College and funded projects at Bard College; the New Museum; the Hirshhor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and the Jack S. Blanton Museum, in Austin. The first Seminario Cisneros on Latin 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will convene in Caracas in January 2011.
Dimitris Daskalopoulos
A Guggenheim Foundation trustee and member of both the Tate International Council and the New Museum’s Leadership Council, the Greek financier and noted collector recently endowed a new curatorial post in non-Western art at the Tate Modern.
Robert J. Fisher
The new president of SFMOMA’s board is overseeing a major expansion of the museum that will contain the formidable collec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that his late father, Gap founder Donald Fisher, bequeathed to its stewardship last year.
Soichiro Fukutake
As much a fan of architecture as of art, the reclusive billionaire chairman of the Benesse Corporation has since 1988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useums that dot Japan’s Naoshima Island and its neighbors. The latest — designed by Tadao Ando and opened this past summer — is dedicated to the Korean Minimalist Lee Ufan.
Agnes Gund
This tireless doyenne of New York arts philanthropy — president emerita of MOMA, chair of the board of PS1, and benefactor of El Museo del Barrio — extends her munificence as well to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SITE Santa Fe International Biennial and her hometown Cleveland Art Museum, of which she is a trustee.
The Lee family
Having brought their Leeum museum to fruition in Seoul in 2004, the Samsung dynasts have set their sights on international venues, including New York’s Guggenheim, where they have underwritten a senior curatorship in Asian art and are rumored to have committed $1 million annually to the museum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Lakshmi Mittal
Proving the power of the corporate purse — and the lure of a legacy Olympic monument comparable to the stadium designed by Ai Weiwei for Beijing in 2008 — the CEO of steel giant ArcelorMittal has pledged £16 million ($25.8 million) of his company’s money for the Anish Kapoor-designed Orbit tower in London, site of the 2012 Olympic Games.
Victor Pinchuk
Building on his PinchukArtCentre’s biennial awards for young Ukrainian artists, the steel-pipe billionaire and L.A. MOCA trustee this year announced the $100,000 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artists under 35.
Maya & Ramzy Rasamny
Among the sponsors of the current Walid Raad exhibition at Whitechapel Gallery, this well-heeled London couple (Ramzy is CEO of Plurimi Capital) is helping to pilot purchases of Middle Eastern art at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ate Modern, where Maya is co-chair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cquisitions Committee. She has also served as a judge of the Dubai-based Abraaj Capital Art Prize and on the committee for Art Dubai.
Lynda & Stewart Resnick
A $45 million gift from these longtime LACMA patrons (of Fiji Water and POM Wonderful fame) funded the museum’s new exhibition pavilion, designed by Renzo Piano, which opened in October — and have promised to help fill it with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art holdings.
Sheikh Saud bin Mohammed bin Ali al-Thani
The chastened megacollector returned to the radar screen after his 2005 arrest (and later pardon) in Qatar for misuse of public funds to serve as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ninth edition of the tribal-art fair Parcours des Mondes in September.
Carlos Slim Helu
The Mexican telecom tycoon is set to inaugurate a gleaming new branch of his Museo Soumaya, whose holdings — 64,000 works and counting — have outgrown the original San Angel digs in Mexico City. The new structure, which will hous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Rodins outside France, was designed by Fernando Romero (Slim’s son- in-law) and cost an estimated $750 million. Entrance, however, is free.
POWER PLAYERS
Patricia Barbizet
A crucial player in every business move made by François Pinault, who poached her from Renault back in 1989, Barbizet is now CEO of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s Artémis investment company and a chairman at Christie’s, where she recently steered the search for a new chief executive.
Fan Di’an
The outward-looking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is the country’s de facto culture minister: Nothing important happens without his blessing, and nothing that happens is important without it. This year he was a co-curator of the eighth Shanghai Biennial while pursuing an expansion of his home institution.
Michael Govan
Since his 2006 appointment as head of the Los Angeles County Art Museum, the former Dia Art Foundation director has emerged as a key player in the city’s booming art scene. This summer, despite whispers of tension with megacollector and LACMA trustee Eli Broad, Govan shepherded the $45 million Resnick Pavilion to completion and coasted to a six-year contract renewal.
Laurence Fraff
Regularly exchanging his diamond- derived millions for pricey contemporary artworks, the London jeweler keeps his eye on younger artists as well as market stars like Andy Warhol. In February he paid $938,000 at Christie’s for a piece by salesroom newcomer Matthew Day Jackson.
Phillip Hoffman
When stocks and bonds tank, art starts to look like a solid investment. Hoffman, a former finance director at Christie’s, has capitalized on the recessionary moment with his 10-year-old Fine Art Fund Group. Preaching the asset class’s long-term value, imperviousness to inflation, and tax efficiency, Hoffman’s London-based firm believes investors should allocate 1 to 5 percent of their portfolios to art and boasts that its funds overall generate an average annualized return of 34 percent.
Marie-Josee Kravis
The Quebec-born economist is not only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ut also happens to b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A perk of the latter post: Museum supporters make acquisitions to recogniz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In July, MOMA acquired Bernd and Hilla Becher’s photographic series "Winding Towers," 1966-97, in Kravis’s honor.
Glenn D. Lowry
Much of the talk abou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director centers on his compensation, which for 2008-09 topped $1.3 million. Lowry earned his keep this year, however, with several strategic moves — among them, mounting a landmark Marina Abramovic retrospective that raised eyebrows with its naked performers but brought the museum critical props.
Sheikha Al Mayassa 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arts activit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ese days, but the 27-year-old chair of the Qatar Museums Authority — the daughter of Sheikha Mozah bint Nasser Al Missned and His Highness the Emir of Qatar,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 has distinguished herself with I.M. Pei’s Museum of Islamic Art and Jean Nouvel’s National Museum of Qatar (opening 2013).
Alberto Mugrabi
The Mugrabi most likely to be glimpsed on the art world social scene, hanging with pals Aby Rosen and Larry Gagosian, "Tico" controls a big chunk of the secondary market for Warhol and Basquiat as both collector and dealer.
Philippe Segalot
The former Christie’s specialist excels in brash moves and major deals. Ségalot, who runs the private dealership GPS Partners (with Franck Giraud and Lionel Pissarro), consults on his ex-boss François Pinault’s collection, but that didn’t stop him from organizing an $80 million sale to fete the new Park Avenue HQ of Christie’s rival 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 this fall.
Nicholas Serota
This year the determined director of Britain’s Tate museums has weathered storms over issues ranging from their links to BP oil money to the health risks posed by Ai Weiwei’s "Sunflower Seeds" installation in the Turbine Hall. Still, as Tate Modern celebrates its 10th year, Serota raised half the $328.6 million needed to fund an extension, begun this spring, intended to better accommodate the museum’s 4.8 million visitors.
Sheikh Sultan bin Tahnoon Al Nahyan
As chairman of both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mpany and the Abu Dhabi Authority for Culture and Heritage, Sheikh Tahnoon is the architect of the UAE’s bid to become the next global art hub, spearheading the Saadiyat Isl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uture home to the Abu Dhabi branches of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Guggenheim and the Louvre.
POWER TO WATCH
Harry Blain & Graham Southern
After Blain and his business partner, Southern, left Haunch of Venison, the gallery they founded in 2002 and sold to Christie’s in 2007, this summer, they launched a new venture: the Blain Southern gallery, in London. They also plan to open a space in Berlin. Blain expanded his secondary-market reach in New York, partnering with the former Sotheby’s specialist Emmanuel Di Donna on a gallery that opened last month.
Richard Chang
Based in New York, the Beijing director of the investment firm Tira Holdings founded the Domus Collection, which contains works by Anish Kapoor, Damien Hirst, and Zhang Xiaogang, among others. Last spring he showed selections from it at the private Ullens Centre museum, in the Chinese capital.
Jeffrey Deitch
At his New York gallery, Deitch demonstrated an unerring instinct for finding talent.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he can translate that ability into the political acumen necessary to run a major institution. One good sign: In less than a year as director of L.A. MOCA, he has reeled in new trustees to bolster finances after Eli Broad’s $30 million bailout in 2008. Still, Deitch has 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rival Michael Govan for Hollywood money.
Lisa Freiman
The contemporary curator at the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cut the ribbon on the IMA’s sculpture park, 100 Acres. And she wo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unanimous vote to present the Puerto Rican duo Allora & Calzadilla in the American Pavilion at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John Maeda
A former MIT media-arts pioneer opera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since 2008 of the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takes an open-source approach to overseeing the famously foundational curriculum, intent on turning out leaders of a 21st-century creative economy.
Victoria Noorthoorn
The Buenos Aires-based independent curator has a record of successes, including projects for the Malba-Fundación Costantini, in the Argentine city, but a real test comes next September, as she takes on her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art event, the Lyon Biennale.
Abdullah Al-Turki
The creative director of the two-year-old Edge of Arabia advanced its goal of bringing Saudi Arabian contemporary art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with a presenta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 at the Venice Biennale in 2009. This year he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of 17 Saudi artists that traveled to Art Dubai and the Berlin Biennale and that is now on view in Istanbul.
P.C. Valmorbida
This bicoastal red-carpet regular is determined to prove that his Los Angeles gallery, Prism, which he owns with business partner Jared Najjar, is not just a vanity project. A scion of the Melbourne-based Valmorbida family, which has made some $500 million importing food from its native Italy, P.C. mounted a show of Japanese photographer Nobuyoshi Araki this past spring. His older brother Andy runs the New York private art dealership Valmorbida & Co., which does pop-up shows in L.A., New York, Mil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locations.
Each December the editors of Art+ Auction reflect on the events of the year and select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ve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art world. Most on the list have done something during the past 12 months that made us take notice. But there are also perennial candidates, who are so integral to the day-to-day machinery of the art world that it’s hard to imagine it functioning without them. They are the tastemakers who make or break reputations and markets.
Working out who controls the art world is not easy, becaus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is business try hard not to appear too powerful. Some shun the spotlight altogether. Museum and other nonprofit professionals never want to talk openly about power, let alone acknowledge its uses; supporting artists, they say, is their primary mission. Such protests betray a certain disingenuousness, of course, because their choices have consequences for artists’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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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art world power continues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U.S., where the market is still strongest in spite of the recession. But shifts are apparent,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form power will tak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Europeans have been buying more, mostly in London, while new players have emerged in Brazil,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is also poised to play a much greater role in the market, mirroring its clout in the general global economy. The country now has more than 1,000 billionaires, so the power stakes could be high.
Some people argue that the art world these days is simply too large and heterogeneous to be dominated by any one individual, group, or country. That seems right to us. Power is increasingly dispersed — many who participate in the art world have some degree of control over some aspect of it. The diversity of fields cover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nd the widely varying paths the people on the list have taken to reach their pinnacle reflects this new decentralized reality.
AUCTION POWER
Pierre Berge
Bergé shot to international fame in February 2009 after the record €342.4 million ($443 million) sale held by Christie’s at the Grand Palais, in Paris, of the massive fine- and decorative-arts holdings belonging to him and his longtime partner, Yves Saint Laurent. Since then his astute brand building has helped his Brussels-based auction company, Pierre Bergé & Associés, grab a bigger slice of the auction pie from his competitors.
Alex Carel
After barely four years learning the ropes at Christie’s New York, the 27-year-old contemporary-art specialist and budding rainmaker was promoted to head the firm’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art department. Noted for reeling in new clients, including the French supercollector Steve Rosenblum, Carel is a rising star in the company.
Francois Curiel
The seasoned jewelry specialist, auctioneer, and former chairman of Christie’s France has taken on a new and even more prestigious role as head of Christie’s Asia, in Hong Kong, the richest and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the global auction business. Already a Chevalier of the Légion d’honneur, the 40-year veteran of the salesroom is still burnishing his seigneurial image.
Lisa Dennison
Few professionals from the museum world make it in the bruising corporate auction environment, but since leaving her post as director of the Guggenheim, in 2007, Dennison has made herself indispensable to Sotheby’s, where s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client-oriented one-off exhibitions at the firm’s York Avenue headquarters in Manhattan.
Simon de Pury
The Houdini of the auction world has escaped seemingly impossible financial binds to keep 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 not just running but going full bore. De Pury’s latest scene-stealing moment: taking the auction podium for the opening sale of a posh new Park Avenue salesroom in New York.
Brett Gorvy
The international co-head, with the estimable Amy Cappellazzo, of the Christie’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art department is known for his skill at winning serious consignments, such as the estate of author Michael Crichton, which earned $93.2 million this past May. He has also increased private-sales activity, competing head-to-head with Haunch of Venison gallery, a Christie’s subsidiary.
Guardian & Poly
The top two Chinese auctioneers, both in Beijing, are fighting for dominance in this fast-growing market. The 17-year-old Guardian is Asia’s highest-grossing auction house, with sales last year of $400 million, double the previous year’s total. President and director Wang Yannan, the daughter of the former Communist Party leader Zhao Ziyang,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in the global auction world. The five-year-old state-owned Poly generated sales of around $230 million last year and takes the prize for most expensive work of Chinese art at auction, a Song-era hand scroll, which it sold for $63.8 million in June.
Tobias Meyer
The worldly-wise head of contemporary art at Sotheby’s and an unrivaled auctioneer, Meyer is also the public face and sound-bite provider for the firm. Some say he wants eventually to run the company, which he joined in 1992.
Greg Rohan
The president of the Dallas-based Heritage Auction Galleries opened showcases for the firm in New York and Beverly Hills this year. With its huge online presence, Heritage is gunning to expand to other luxury markets.
Cheyenne Westphal
The London-based chairman of contemporary art at Sotheby’s Europe is the firm’s senior specialist in that supercompetitive arena. Articulate and knowledgeable, Westphal is unbeatable in client relations.
Patti Wong
The London and Hong Kong-based chairman of Sotheby’s Asia, one of a vanguard of auction executives plugged in to the fast-developing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received kudos this year following two white-hot seasons of record-breaking sale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William Acquavella
Responsible for some of the biggest deals in 19th- and 20th-century art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New York gallerist this spring purchased Jasper Johns’s 2002 "Study for a Painting," from the Michael Crichton collection, for $5.3 million at Christie’s and reunited works from the famous Scull collection in his East 79th Street town-house gallery.
Jean-Luc Baroni
Representing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the family business, the Old Masters dealer is known to battle for the best in the salesrooms. This past spring he snagged a pair of Venetian views by Canaletto for $3.9 million at Sotheby’s New York.
Konrad Bernheimer
The Munich and London Old Masters powerhouse is thought to have made the most expensive sale at Maastricht this year, of a Lucas Cranach for €5.3 million ($7.3 million). At Christie’s London in July, he nabbed a Peter Paul Rubens for £9 million ($13.7 million). Bernheimer, ever assured, is unmoved by questions raised about its authorship.
Gisele Croes
The intrepid Belgian dealer in Asian relics is known both for her expertise and her ability to snag seemingly unobtainable treasures, which she continues to unveil, even in a shrinking market.
Richard Green
The London power broker and his two sons rule the roost when it comes to 19th-century art in London, but they have a large stake in the field of Old Masters as well, buying regularly at the auction houses, to which they also offer stiff competition with their large and stellar inventory.
Johnny Van Haeften
The unofficial dean of Maastricht, the London Dutch and Flemish Old Masters mogul has run to ground many a masterpiece, including Isack van Ostade’s 1644 winter landscape, which he purchased at Sotheby’s London this past summer for £1.83 million ($3 million).
Carlton Hobbs
The sale of a 1680 escritorio from Oaxaca, Mexico, to one of the Northeast U.S.’s largest institutions was just one of the deals that the New York antiques heavyweight, in business for 27 years, oversaw this past year.
Daniel Katz
Trade was brisk at the London dealer’s booth in Maastricht, where he sold multiple million-dollar-plus works — including a 17th-century portrait bust of Louis XIV by François Girardon — and bought an 1834 painting by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for $2 million from his London competitor Dickinson gallery.
Fabrizio Moretti
On a mission to discover the golden needles in the haystacks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 and succeeding — the Florentine dealer, now in his 12th year of business, with branch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a new generation in the field of Old Masters.
Benjamin Steinitz
One of the handful of luxe French antiquaires doling out the best boiseries and boulle, Steinitz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family business,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 for its booths at fairs around the world, from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to Paris and London.
POWER COLLECTORS
Roman Abramovich
The Moscow-based investor with steel and mining interests regularly adds to his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oldings, occasionally paying record-smashing sums, like $86.3 million for Francis Bacon’s "Triptych," 1976, at Sotheby’s in 2008. Invariably by his side at art fairs is his girlfriend and fellow arts patron, Dasha Zhukova.
Bernard Arnault
With $27.5 billion in personal assets, the LVMH chief was named Europe’s richest man by Forbes this year. He also saw building begin on his long-planned Frank Gehry-designed museum, the 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 in Paris’s Bois de Boulogne.
Alice Cheng
The Hong Kong-based businesswoman, known for her unfailing connoisseur’s eye, has been scooping up imperial treasures at auction, most recently a Qianlong-period vase for which she paid $32.4 million at Sotheby’s. "I knew the price was going to be high, but as long as I like it, it’s worth it," she says, adding, "I like it a lot." One would hope so.
Steven A. Cohen
The Greenwich, Connecticut, hedge-fund manager hit some speed bumps this year, such as barely surpassing the low estimate on the much-hyped Edouard Manet self-portrait he put up for sale at Sotheby’s. The stock owned by his firm, SAC Capital Advisors, however, was valued at $9.7 bill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which makes the $110 million he reportedly dropped on a Jasper Johns "Flag" painting sound like pocket change. (A+A’s own power lawyers, Charles and Thomas Danziger, represented the seller, Jean-Christophe Castelli, on the deal.)
Farhad Farjam
In his exhibition space, the Farjam Collection, in Dubai, where he is a reigning arts patron, the Iranian-born philanthropist displays rotating selections from his comprehensive holdings of Islamic art, ranging from carpets to ceramics to Korans. He also collec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by cutting-edge Arab talents like Mahmoud Said and Youssef Nabil.
Dakis Joannou
The media uproar over the "Skin Fruit" exhibition of his collection last year at New York’s New Museum, where he is a trustee, has hardly spoiled the Athens-based Joannou’s appetite for acquiring daring ar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llectors of works by Jeff Koons, he also owns a trove of pieces by Greek artists and is always filling his stores of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Fatima & Eskandar Maleki
The Iranian-born Fatima has served on the boards of the photo-oriented Prix Pictet and the Tate. She and her husband, Eskandar, a former oil-company executive, can be spotted in the aisles of art fairs from Miami to Dubai and have also made high-profile purchases of pieces by such names as Chris Ofili at auction.
Philip S. Niarchos
With residences in Paris, London, and Saint Moritz, the secretive eldest son of the late shipping magnate Stavros Niarchos is a scrupulous steward of the collection left him by his father, to whose holdings of masterpieces by Picasso and Van Gogh he has added works by Jean-Michel Basquiat and Andy Warhol. Niarchos is whispered to be one of the reasons Gagosian Gallery opened in Paris.
Francois Pinault
The luxury-retail billionaire owns Château Latour, Yves Saint Laurent, and Christie’s, among other prominent brands, but his favorite possessions seem to be his blue-chip collection of artworks by the likes of Takashi Murakami, Sigmar Polke, and Cy Twombly. Pinault snapped up a spectacular spread of Venetian real estate to display it and continues to expand his already vast holdings — rumor has it that he recently visited studios in Beijing.
Lily Safra
She won’t confirm it, but it’s easy to believe reports that it was Safra who spent $103.7 million on Alberto Giacometti’s "Homme qui marche I" at Sotheby’s London in February. According to a juicy biography published this year, the philanthropist and socialite has never denied herself the best that money could buy.
Alice Walton
The Wal-Mart heiress has been steadily acquiring works to fill her 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in Bentonville, Arkansas. Walton scooped up a 1985 Andy Warhol portrait of Dolly Parton for $914,500 at Sotheby’s New York in May and was later spotted at Art Basel.
Anita & Chaim "Poju" Zabludowicz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Finnish-born London-based billionaire businessman and his wife have earned a rep as forward-looking connoisseurs. Although they collect globally, their philanthropy is local: Anita sits on the Tate’s Foundation Committee, while together they run a private museum, 176, in north London and award the annual 176/Zabludowicz Collection Future Map Prize to an emerging artist. Currently the pair are looking to hire a curator for an exhibition of their collection.
DESIGN POWER
Ron Arad
The designer finally received a retrospective of his wide-ranging career in his adoptive country, at London’s Barbican Gallery, and cut the ribbon on his first completed building in his native one, the Design Museum Holon, in Israel.
Marc Benda
That the director of New York’s Friedman Benda gallery has his finger on the pulse of contemporary design was evident with this spring’s much-buzzed-about show devoted to the Joris Laarman Lab’s bone-shaped furniture.
James Carpenter
The American designer is rescuing the modernist potential of glass in buildings with projects like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he designed for the Israel Museum (which opened in July) and 7 World Trade Center, whose glass curtain walls create a sort of vitrine for a Jenny Holzer installation in the lobby.
Stephane Custot & Patrick Perrin
The duo’s four-year-old London fair, the Pavilion of Art & Design, scored record sales in October and is "the most intelligently conceived selling show in the Western world," says Art+Auction international editor Souren Melikian. Future editions in New York and Asia are reportedly being considered.
Francois-Joseph Graf
If you were dazzled by a particular booth at this year’s 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in Paris, chances are it was created by the eclectic Graf, who counts Valentino and Baron David de Rothschild, as well as high-end retailers like Cartier and Galerie J. Kugel, among his clients.
Clemence & Didier Krzentowski
The pair’s discerning eye for design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art sets them apart from other dealers — as does their unparalleled access to prime material. Their Galerie Kreo is a Paris mainstay for brand-new limited editions and midcentury rarities.
Pearl Lam
The flamboyant dealer, collector, and heiress presides over her Shanghai-based Contrasts gallery, promoting everyone from Maarten Baas to Zhang Huan. No one on any continent seems poised to dethrone her as the design world’s preeminent queen of cool.
Jean Nouvel
Between battling for the full height of a MOMA-adjacent luxury tower and planning the new National Museum of Qatar, the French architect found time to design a red-hot summer pavilion for the Serpentine Gallery in London.
SANAA
Kazuyo Sejima and Ryue Nishizawa, the duo behind the Tokyo firm with the New Museum, in New York; the Glass Pavilion of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and the forthcoming Louvre Lens to its credit, bagged this year’s Pritzker Prize. Sejima also directed the 12th edition of the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Patrick Seguin
This Paris dealer dominates the lucrative market for designs by Jean Prouvé and Charlotte Perriand. No wonder Larry Gagosian called on Seguin to curate the inaugural show, devoted to Prouvé, in the project room of his new Right Bank outpost.
Peter Zellner
Dealers looking to make an architectural statement in L.A., like Susanne Vielmetter and Matthew Marks, are lining up at Culver City’s Zellnerplus to commission one of the firm’s trademark discreetly raw gallery spaces.
James Zemaitis
Sotheby’s has maintained its lock on the 20th-century design category by shifting its ace department head into a business-development role so he can focus on obtaining material for lucrative sales devoted to Harry Bertoia, Emile-Jacques Ruhlmann, and contemporary art paired with design.
POWER DEALERS
Guy Bennett
In 2009 Bennett left his position of 12 years as worldwide co-head of Impressionist and modern art at Christie’s to ply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 as a bidder on behalf of deep-pocketed clients. In May he reportedly secured Alberto Giacometti’s "Grande tête mince" for a European collector in a sale at his former employer for a cool $53.3 million.
Ivor Braka
Sweep any major salesroom and you’re sure to sight this rangy, impeccably tailored Londoner. When he is not trading in Francis Bacons or advising the Fine Art Fund Group, he is pushing up the value of younger talents: Braka paid an artist record £109,250 ($175,000) for a canvas by the Charles Saatchi-anointed painter Ged Quinn at Christie’s London in October.
Massimo de Carlo
Late last year the Milanese veteran opened a London outlet, Carlson, for a roster that includes Maurizio Cattelan, Elmgreen & Dragset, and Carsten Holler. The dealer (who once let Cattelan tape him to a wall) continues to court up-and-comers, like Elad Lassry.
Sadie Coles
Having outgrown her original location after 13 years, Coles — the canny London dealer for Matthew Barney, Ugo Rondinone, and Elizabeth Peyton — opened a second space nearby in October. Her discerning eye was evident in her Frieze art fair booth, chosen best in show.
Larry Gagosian
The sky is the limit for the expansionist dealer. In the past year he doubled his Los Angeles digs and opened his 9th and 10th galleries, in Paris and Geneva; in January he will inaugurate a long-anticipated Hong Kong operation. Gagosian is the exclusive purveyor of Robert Rauschenbergs in those markets, thanks to winning the artist’s coveted estate this fall.
Arne & Marc Glimcher
In September, four months after amicably separating from Wildenstein, its partner of 17 years, the Pace Gallery celebrated its illustrious 50-year past and a future even more promising since it managed to woo the Willem de Kooning estate away from Larry Gagosian. As Glimcher père passes the torch to his son, the gallery is taking on two dynamic new directors, Nicola Vassell and Vita Zaman, and expanding to a fourth space in New York. Word has it that London will soon follow.
Marian Goodman
Rather than scurry to hang out a shingle on every continent, Goodman has held steady in Paris as well as in New York, where this fall she mounted a meaty historical exhibition of the Belgian artist Marcel Broodthaers, whose work inaugurated her gallery in the 1970s. With megawatt talents like John Baldessari and Gerhard Richter in her stable, as well as younger luminaries like Julie Mehretu, her beacon is unlikely to dim anytime soon.
Jay Jopling
Holding court in the two London branches of his White Cube gallery, Jopling represents international names like Mark Bradford, but he will always be best known as the champion of the YBAs. In May the dealer sold a $2.6 million formaldehyde tank by Damien Hirst, still the jewel in his crown, to a Taiwanese buyer and is rumored to be eyeing a perch in Hong Kong.
Nicholas Logsdail
Although his son Alex is playing a greater role, Logsdail, who opened Lisson Gallery in London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s hardly taking a backseat. Having packed his stable with the likes of Anish Kapoor, Rodney Graham, Robert Mangold, and Julian Opie, he’s staying on the cutting edge with Allora & Calzadilla, who will occupy the U.S. pavilion in Venice next year. His most recent power play netted him representation of Marina Abramovic in Europe.
Victoria Miro
This London stalwart is entering her 26th year with a roster that includes such blue-chip talents as Chris Ofili, Peter Doig, Grayson Perry, and Isaac Julien (who just premiered a film installation at the Hayward Gallery), as well as younger artists like Hernan Bas.
Robert Mnuchin & Dominique Levy
Call it Manifest Destiny: In September, L & M Arts, New York’s secondary-market powerhouse, run by Lévy and former Wall Street wizard Mnuchin, launched a primary-market operation in Los Angeles with a show-stopping display of new sculptures by hometown hero Paul McCarthy.
Emmanuel Perrotin
Some say he’ll have to sweat now that Larry Gagosian has landed in Paris, but Perrotin, who also has a spacious spread in Miami, still has an ace in Takashi Murakami, whose representation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as the Japanese artist took his star turn at Versailles this fall.
Monika Spruth & Philomene Magers
Powerful individually and even more so since joining forces in 1998, the dynamic duo behind Sprüth Magers recently gave over the store-front of their enormous Berlin gallery to an art-film emporium designed by Rosemarie Trockel and Thea Djordjadze. They still have plenty of space there and at their London branch to show works by Barbara Kruger, Cindy Sherman, and up- and-comers like Cyprien Gaillard.
Angela Westwa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have dubbed Sperone Westwater’s new Norman Foster-designed Bowery tower "more toolbox than jewel box," but Westwater and Gian Enzo Sperone’s $20 million project certainly stands apart from its neighbors. Watch the elevator gallery this month for works by Bruce Nauman.
Iwan & Manuela Wirth
Hauser & Wirth nearly upstaged Frieze when its second London branch, a 15,000-square-foot space on Savile Row, launched in October with a show including a giant Louise Bourgeois bronze spider that only Tate’s Turbine Hall could have accommodated as handily. Their sizable empire extends to New York and Zurich, with a roster that features more than 40 brand names, including the estates of Allan Kaprow, Eva Hesse, Lee Lozano, and Jason Rhoades.
David Zwirner
The New York dealer recently purchased — for a reported $8 million — a three-story, 27,000-square-foot building jus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his vast Chelsea headquarters. It should be just the place to show off his inventory of Donald Judds, now that Zwirner represents the late artist’s foundation.
POWER CURATORS
Klaus Biesenbach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 chief curator at large and director of its MoMA PS1 affiliate organized a double-barreled blast of shows this year. The enormously successful "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 MOMA’s first retrospective devoted to a performance artist, was followed by the well received third edi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at PS1.
Iwona Blazwick
The director of Whitechapel Gallery, in London, has made good use of its new 41,000 square feet of space, mounting major exhibitions by Rachel Harrison, Alice Neel, and Walid Raad and persuading Greek collector Dimitris Daskalopoulos to loan his Duchamp "Fountain." Blazwick chairs the gallery’s MaxMara Art Prize for Women and sits on the jury for the Jarman Award for experimental filmmaking.
Bice Curiger
From her perch in Switzerland, Curiger casts a long shadow in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as curator of Kunsthaus Zurich, as well as editor in chief and editorial director, respectively, of the art magazines Parkett and Tate Etc. Her appointment as curator of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which she has titled "ILLUMInations," adds to her reach.
Gao Shiming
When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at the prestigious China Art Academy, in Hangzhou, was tapped to co-curate (with Fan Di’an, Li Lei, and Hua Yi)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Shanghai Biennale, he devoted one of the exhibition’s five sections to Chinese artists and one to a Sino-Indian summit, reflecting the eastward shift in art world power.
Massimiliano Gioni
Given his many roles, one could be forgiven for thinking that "Gioni" is a pseudonym for several people. This year the 36-year-old director of the Fondazione Nicola Trussardi, in Milan, was promoted by New York’s New Museum from director of special exhibitions to associate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exhibitions, while also adding director of the eighth Gwangju Biennale, "10,000 Lives," to his list of titles.
Jens Hoffmann & Adriano Pedrosa
The co-curators of the 12th Istanbul International Biennial, which opens September 2011, have a head start on their partnership: Pedrosa, a São Paulo-based critic and curator, worked with Hoffmann, the director of the CCA Watti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in San Francisco, on the Trienal Poli/Gráfica de San Juan, Puerto Rico, in 2009, and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Exhibitionist: A Journal on Exhibition Making, which Hoffmann launched this past January.
Jessica Morgan
A guiding hand behind the current John Baldessari show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in New York, as well as the forthcoming Gabriel Orozco retrospective at her home institution, Tate Modern, Morgan was recently named the latter’s first Daskalopoulos Curator of International Art, a three-year posting that will allow her to beef up the museum’s contemporary non-Western holdings. Come 2012 she will have the run of the Tate’s Turbine Hall as curator of the Unilever Series of commissions.
Lars Nittve
With a résumé that includes the directorships of both the Moderna Museet, in Sweden, and Tate Modern, Nittve may have landed his biggest gig yet as the director of M+, a new modern- and contemporary-art museum that will anchor a major Chinese government effort to establish a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hen it opens in 2015 in Hong Kong.
Hans Ulrich Obrist
In 2010 the international art scene’s ubiquitous tastemaker organized shows by Wolfgang Tillmans, Christian Boltanski, Klara Liden, and Philippe Parreno at London’s Serpentine Gallery, where he is co-director of exhibitions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The second volume of "Interviews," anthologizing his ongoing seri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artists,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was also published this year.
Mari Carmen Ramírez
From Gego to Hélio Oiticica to Lygia Clark,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has led in institutional reappraisals of numerous Latin American artists, thanks to Ramírez, who established the museum’s Latin American art department in 2001 and is today its Wortham curator and director of its research arm,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rts of the Americas. She will mark the department’s 1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with a retrospective of Op Artist Carlos Cruz-Diez, the installation of a monumental work by Jesús Rafael Soto, and the launch of a major online archive devoted to 20th-century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art.
POWER PATRONS
Eli Broad
Los Angeles’s biggest benefactor recently commissioned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to build a downtown home for his 2,000-plus postwar and contemporary artworks and kicked in an additional $2 million f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that will bear his name, bringing his total outlay on the project to $28 million.
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
The Venezuelan-born patron spreads her largesse am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Latin American art. This year her foundation endowed a chair at Hunter College and funded projects at Bard College; the New Museum; the Hirshhor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and the Jack S. Blanton Museum, in Austin. The first Seminario Cisneros on Latin America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will convene in Caracas in January 2011.
Dimitris Daskalopoulos
A Guggenheim Foundation trustee and member of both the Tate International Council and the New Museum’s Leadership Council, the Greek financier and noted collector recently endowed a new curatorial post in non-Western art at the Tate Modern.
Robert J. Fisher
The new president of SFMOMA’s board is overseeing a major expansion of the museum that will contain the formidable collec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that his late father, Gap founder Donald Fisher, bequeathed to its stewardship last year.
Soichiro Fukutake
As much a fan of architecture as of art, the reclusive billionaire chairman of the Benesse Corporation has since 1988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useums that dot Japan’s Naoshima Island and its neighbors. The latest — designed by Tadao Ando and opened this past summer — is dedicated to the Korean Minimalist Lee Ufan.
Agnes Gund
This tireless doyenne of New York arts philanthropy — president emerita of MOMA, chair of the board of PS1, and benefactor of El Museo del Barrio — extends her munificence as well to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SITE Santa Fe International Biennial and her hometown Cleveland Art Museum, of which she is a trustee.
The Lee family
Having brought their Leeum museum to fruition in Seoul in 2004, the Samsung dynasts have set their sights on international venues, including New York’s Guggenheim, where they have underwritten a senior curatorship in Asian art and are rumored to have committed $1 million annually to the museum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Lakshmi Mittal
Proving the power of the corporate purse — and the lure of a legacy Olympic monument comparable to the stadium designed by Ai Weiwei for Beijing in 2008 — the CEO of steel giant ArcelorMittal has pledged £16 million ($25.8 million) of his company’s money for the Anish Kapoor-designed Orbit tower in London, site of the 2012 Olympic Games.
Victor Pinchuk
Building on his PinchukArtCentre’s biennial awards for young Ukrainian artists, the steel-pipe billionaire and L.A. MOCA trustee this year announced the $100,000 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artists under 35.
Maya & Ramzy Rasamny
Among the sponsors of the current Walid Raad exhibition at Whitechapel Gallery, this well-heeled London couple (Ramzy is CEO of Plurimi Capital) is helping to pilot purchases of Middle Eastern art at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ate Modern, where Maya is co-chair of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cquisitions Committee. She has also served as a judge of the Dubai-based Abraaj Capital Art Prize and on the committee for Art Dubai.
Lynda & Stewart Resnick
A $45 million gift from these longtime LACMA patrons (of Fiji Water and POM Wonderful fame) funded the museum’s new exhibition pavilion, designed by Renzo Piano, which opened in October — and have promised to help fill it with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art holdings.
Sheikh Saud bin Mohammed bin Ali al-Thani
The chastened megacollector returned to the radar screen after his 2005 arrest (and later pardon) in Qatar for misuse of public funds to serve as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ninth edition of the tribal-art fair Parcours des Mondes in September.
Carlos Slim Helu
The Mexican telecom tycoon is set to inaugurate a gleaming new branch of his Museo Soumaya, whose holdings — 64,000 works and counting — have outgrown the original San Angel digs in Mexico City. The new structure, which will hous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Rodins outside France, was designed by Fernando Romero (Slim’s son- in-law) and cost an estimated $750 million. Entrance, however, is free.
POWER PLAYERS
Patricia Barbizet
A crucial player in every business move made by François Pinault, who poached her from Renault back in 1989, Barbizet is now CEO of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s Artémis investment company and a chairman at Christie’s, where she recently steered the search for a new chief executive.
Fan Di’an
The outward-looking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is the country’s de facto culture minister: Nothing important happens without his blessing, and nothing that happens is important without it. This year he was a co-curator of the eighth Shanghai Biennial while pursuing an expansion of his home institution.
Michael Govan
Since his 2006 appointment as head of the Los Angeles County Art Museum, the former Dia Art Foundation director has emerged as a key player in the city’s booming art scene. This summer, despite whispers of tension with megacollector and LACMA trustee Eli Broad, Govan shepherded the $45 million Resnick Pavilion to completion and coasted to a six-year contract renewal.
Laurence Fraff
Regularly exchanging his diamond- derived millions for pricey contemporary artworks, the London jeweler keeps his eye on younger artists as well as market stars like Andy Warhol. In February he paid $938,000 at Christie’s for a piece by salesroom newcomer Matthew Day Jackson.
Phillip Hoffman
When stocks and bonds tank, art starts to look like a solid investment. Hoffman, a former finance director at Christie’s, has capitalized on the recessionary moment with his 10-year-old Fine Art Fund Group. Preaching the asset class’s long-term value, imperviousness to inflation, and tax efficiency, Hoffman’s London-based firm believes investors should allocate 1 to 5 percent of their portfolios to art and boasts that its funds overall generate an average annualized return of 34 percent.
Marie-Josee Kravis
The Quebec-born economist is not only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ut also happens to b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A perk of the latter post: Museum supporters make acquisitions to recognize your leadership skills. In July, MOMA acquired Bernd and Hilla Becher’s photographic series "Winding Towers," 1966-97, in Kravis’s honor.
Glenn D. Lowry
Much of the talk abou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director centers on his compensation, which for 2008-09 topped $1.3 million. Lowry earned his keep this year, however, with several strategic moves — among them, mounting a landmark Marina Abramovic retrospective that raised eyebrows with its naked performers but brought the museum critical props.
Sheikha Al Mayassa 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arts activit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ese days, but the 27-year-old chair of the Qatar Museums Authority — the daughter of Sheikha Mozah bint Nasser Al Missned and His Highness the Emir of Qatar, 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 has distinguished herself with I.M. Pei’s Museum of Islamic Art and Jean Nouvel’s National Museum of Qatar (opening 2013).
Alberto Mugrabi
The Mugrabi most likely to be glimpsed on the art world social scene, hanging with pals Aby Rosen and Larry Gagosian, "Tico" controls a big chunk of the secondary market for Warhol and Basquiat as both collector and dealer.
Philippe Segalot
The former Christie’s specialist excels in brash moves and major deals. Ségalot, who runs the private dealership GPS Partners (with Franck Giraud and Lionel Pissarro), consults on his ex-boss François Pinault’s collection, but that didn’t stop him from organizing an $80 million sale to fete the new Park Avenue HQ of Christie’s rival Phillips de Pury & Company this fall.
Nicholas Serota
This year the determined director of Britain’s Tate museums has weathered storms over issues ranging from their links to BP oil money to the health risks posed by Ai Weiwei’s "Sunflower Seeds" installation in the Turbine Hall. Still, as Tate Modern celebrates its 10th year, Serota raised half the $328.6 million needed to fund an extension, begun this spring, intended to better accommodate the museum’s 4.8 million visitors.
Sheikh Sultan bin Tahnoon Al Nahyan
As chairman of both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mpany and the Abu Dhabi Authority for Culture and Heritage, Sheikh Tahnoon is the architect of the UAE’s bid to become the next global art hub, spearheading the Saadiyat Isl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uture home to the Abu Dhabi branches of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Guggenheim and the Louvre.
POWER TO WATCH
Harry Blain & Graham Southern
After Blain and his business partner, Southern, left Haunch of Venison, the gallery they founded in 2002 and sold to Christie’s in 2007, this summer, they launched a new venture: the Blain Southern gallery, in London. They also plan to open a space in Berlin. Blain expanded his secondary-market reach in New York, partnering with the former Sotheby’s specialist Emmanuel Di Donna on a gallery that opened last month.
Richard Chang
Based in New York, the Beijing director of the investment firm Tira Holdings founded the Domus Collection, which contains works by Anish Kapoor, Damien Hirst, and Zhang Xiaogang, among others. Last spring he showed selections from it at the private Ullens Centre museum, in the Chinese capital.
Jeffrey Deitch
At his New York gallery, Deitch demonstrated an unerring instinct for finding talent.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he can translate that ability into the political acumen necessary to run a major institution. One good sign: In less than a year as director of L.A. MOCA, he has reeled in new trustees to bolster finances after Eli Broad’s $30 million bailout in 2008. Still, Deitch has 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rival Michael Govan for Hollywood money.
Lisa Freiman
The contemporary curator at the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cut the ribbon on the IMA’s sculpture park, 100 Acres. And she wo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unanimous vote to present the Puerto Rican duo Allora & Calzadilla in the American Pavilion at the 2011 Venice Biennale.
John Maeda
A former MIT media-arts pioneer opera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since 2008 of the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takes an open-source approach to overseeing the famously foundational curriculum, intent on turning out leaders of a 21st-century creative economy.
Victoria Noorthoorn
The Buenos Aires-based independent curator has a record of successes, including projects for the Malba-Fundación Costantini, in the Argentine city, but a real test comes next September, as she takes on her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art event, the Lyon Biennale.
Abdullah Al-Turki
The creative director of the two-year-old Edge of Arabia advanced its goal of bringing Saudi Arabian contemporary art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with a presenta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 at the Venice Biennale in 2009. This year he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of 17 Saudi artists that traveled to Art Dubai and the Berlin Biennale and that is now on view in Istanbul.
P.C. Valmorbida
This bicoastal red-carpet regular is determined to prove that his Los Angeles gallery, Prism, which he owns with business partner Jared Najjar, is not just a vanity project. A scion of the Melbourne-based Valmorbida family, which has made some $500 million importing food from its native Italy, P.C. mounted a show of Japanese photographer Nobuyoshi Araki this past spring. His older brother Andy runs the New York private art dealership Valmorbida & Co., which does pop-up shows in L.A., New York, Mil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locations.
Sunday, November 21, 2010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当代艺术
程美信
Hugo Tillman导演的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
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十年前状态，从一般民众到专家学者都不里外，根源在于他们越来越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复杂状态。首先，中国的迅速聚变已让人应接不暇，原有思维视角都变得狭隘危险。其次，中国早年的前卫派艺术在今天已面目全非，特别那些被西方所熟知的艺术家，大部分跟官方势力与民间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网络，有力地覆盖了西方的认知视线。可以说，西方人难以看到边缘而尖锐的中国前沿艺术，取而代之的是国际掮客、商业画廊、拍卖机构和新闻媒体联手打包的伪当代艺术。
英国人Hugo Tillman，2007年推出“Film stills of the mind”［1］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展，不如说他导演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星秀，目的在于向西方人推荐这些功成名就的中国艺术家。非常不幸的是，在Tillman拍摄到的艺术明星，他们大部分是过气的艺术家，普遍不再有先锋精神的艺术锋芒，甚至成为体制势力与商业操纵的伪当代艺术家，更重要的他们成了中国社会一股文化保守势力，其中有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捍卫传统的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政治投机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其中也不乏像艾未未这样的特殊人物。很显然，Tillman拍摄工作离不开艺术掮客的推荐牵引，证明了西方人难以发现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看到的基本是商业包装的伪当代艺术。
瑞士人希克（Uli Sigg），他通过长期在华工作的便利条件，在90年代初开始购买当时的中国先锋艺术，因为其时先锋艺术群体人数稀少，而且也比较集中，关键是没有商业的参与成分。因此，希克用极为廉价的成本买到了一批艺术品，不仅发了横财，还确立了他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地位。自从张晓刚等人作品在西方拍卖市场屡创高价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艺术家在批量加工自己的作品，同时掀起了符号加工的跟风浪潮。从资本到市场、从画廊到策展人、从媒体到房地产，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北京出现上千家画廊，十几个艺术区。从而酿造了一个“大跃进”式的艺术市场泡沫，巨大商机牵动了一大批海外华人艺术家回国淘金。与此同时，他们的言行与艺术开始改张易调，从对抗体制转向迎合主流。包括稀克本人，他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很快变成一名在中国艺术界的著名国际掮客之一，经营手段也变得具有中国特色，如他在1997年成立了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s），从评委到获奖者一概是自己的利益圈子，2010年CCAA评审团成员像往常一样，除了希克本人之外，还请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的国际专家，前来支撑门面，更现眼的是如侯瀚如、黄笃等数位中国评委，他们是圈子里有名的艺术掮客。这种龌龊行为在民主社会连小学生都难以容忍，唯有在中国显得习以为常。希克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艺术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把一些西方美术馆专家学者纳入CCAA和一些展览活动中来，这对操纵中国当代艺术有着推手作用。人们都认为希客是“艺术中国通”，可他实际上对当下中国的前沿艺术缺乏深入了解，尤其当前一线的边缘艺术是漠不关心，始终固守着他私人的关系圈，甚至不顾学术规范与公正原则。
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艺术中心以一个非盈利机构进入中国，成为北京798最显要的艺术中心。那么，近几年UCCA拍卖中国艺术品的迹象表明，它的非盈利性质是值得可疑的，只是在中国这个商业泛滥国度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因为连国家美术馆展都在公开招租展览活动，何况一家私人投资的艺术机构。然而，进入UCCA的展览作品，大都丧失了当代性的过时艺术，至少不象它对外标榜那样，UCCA是“坚持原创、独立的策展精神，UCCA旨在培育中国当代文化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项目和创造者。 UCCA鼓励各种极具启发和创新的创作，并为之提供极佳的展示空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主持UCCA艺术中心，他们始终无法绕过那庞复的利益网络，导致UCCA展览作品都缺乏艺术创造力，更不是中国当代一线的前沿艺术，更多的迂腐、暧昧、保守、空洞的伪当代艺术。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学术规范、商业制度和文化机制，资本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艺术与市场，艺术家、批评家、经纪人奉行一种唯利是图的短命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中国社会公正秩序和文化创造力。
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还限于本土的传统字画艺术，它是权力**的行贿、洗钱的替代物以及资本博弈的筹码，身价数亿画家在中国不再是新鲜事，这些暴富画家无不例外拥有官方背景和社会资源。尽管当代艺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大，但这个不成熟的无序市场却充斥浑水摸鱼的巨大商机，对艺术家和国际画廊业无不是一种诱惑力，像UCCA和Pace Wildenstein进军北京，显然想从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分到一杯羹，但却引发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现象。传闻UCCA明年将撤出北京７９８艺术区，但尤伦斯夫妇两年内在中国套走6.05亿人民币现金，现在人们才明白UCCA为什么热衷做那些过气艺术家的展览，因为尤伦斯夫妇手中收藏有他们的作品，如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作品。
西方人几乎不清楚“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含义，因为传统艺术或古典艺术在中国仍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市场交易份额均在％90以上，一件艺术品卖出亿元天价已不再稀奇。当前中国艺术创作的主流同样是传统书画，充斥官方美协、国家画院、学院派成员，他们以本土传统书画和西方古典技法为基本艺术风格，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艺术市场。“当代艺术”是基于西方现代派先锋艺术或波普艺术的历史纬度，它兴起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的“自由化”时代。在官方看来，现代派艺术代表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趣味，这便是“当代艺术”置于中国历史背景的特定含义，它至今仍出于非主流地位，更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89年之后，相对开放的自由氛围已不复存在，一度轰轰烈烈的前锋派艺术也成为官方体制的压制对象，不仅禁止它的公开展出活动，还驱逐聚集于北京郊区的艺术家群体，认为他们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艺术家遭到遣送、殴打、关押。当时，一些在华外国人通过非正式渠道跟艺术家进行地下接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有的出于同情艺术家而资助他们的创作，有的出于商业目的购买他们的作品，使北京成了当时的“国际艺术飞地”，聚集一群“盲流”艺术家。随着一些先锋派艺术作品在西方卖出“天价”，加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直接引发艺术品市场的急剧升温，房地产、艺术品、奢侈品变为中国这个超级赌场的筹码，不仅吸引大量艺术家聚集北京，包括像徐冰、蔡国强、陈丹青和艾未未等一批海外华人艺术界也陆续回国淘金，国际画廊业也开始抢滩中国。
由于中国这个超级新兴经济体的强大引力，导致明星画家和艺术品商贩显得异常踊跃。早期的先锋派艺术家，曾以反抗体制、挑战权力的姿态出现，赢得具有文化良知人士的同情支持，如导演张艺谋在８０－90年代拍摄《红高粱》、《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秋菊打官司》而享誉世界。进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踏上官方为他铺好的红地毯，用中国艺术界说法是被朝廷“招安”，此后的张艺谋便开始拍摄迎合官方意识形态和娱乐性商业影片，承揽大量“主旋律”活动制作，甚至拍了公然赞扬集权主义影片《英雄》。中国先锋派画家同样走了一条张艺谋的机会主义路线，从“造反”转向“招安”。北京奥运的前夕，法国巴黎爆发了“奥运火炬”事件，曾经被西方追捧先锋派画家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人，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姿态相出现，发表联合声明抵制了一家无辜的法国美术馆的展览，目的在于博得官方的好感。此后，他们果然获得代表国家出展威尼斯双年展，并当上国家当代艺术研究院院士。尽管这个“院士”空头衔，但它代表了官方接纳了归顺的先锋派艺术家，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商业机会和政治保障，前提是他们不能挑衅当前的体制权力，只能重复那些腐朽过时的艺术样式。诚然，成名发迹的明星画家，他们不敢得罪当权者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可以浑水摸鱼的巨大市场，还有担心政府以经济问题找他们的麻烦。这一点，对于在华外国画廊和艺术机构也不能例外，这也使他们不敢触及那些敏感而尖锐的前沿艺术。
可以说，如今西方人能够看到中国当代艺术，普遍缺乏起码的艺术真诚，更谈不上文化良知、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完全是国际掮客、投机商、伪艺术家、美术馆和画廊业共同搭建的商业舞台。在西方被关注中国艺术，贩到中国这个充满巨大潜力而又混乱无序的艺术品市场，无疑是不错的大买卖。一些西方著名拍卖公司为中国人进行设局炒作，从中收取佣金，而公共美术馆和新闻媒体则无形中成为了中国人的炒作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常驻北京有十几万艺术家，不包括来了又离开的流动人数，大部分人贡献了他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既没有成名发财也没有实现艺术理想，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缘状态。０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捅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泡沫，一些艺术家只好离开了京城。国际掮客、画廊商人、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代替了官方的政府职能，将边缘而前沿、尖锐而敏感的艺术，封锁在一种自生自灭的底层状态，他们的作品显然无法出现在媒体、画廊和美术馆。西方人看到往往是商业上极为成功的明星艺术，更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深层、文化前沿的尖锐艺术。这应该引起西方人警惕和思考的严重问题，否则充斥于展场和媒体的中国艺术，尽是一些过时失效、迂腐保守、空洞无聊的艺术，它不免是在愚弄公众视听。换言之，西方需要希克早年的严肃态度，深入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和底层边缘，发现富有创造精神、文化良知、正义勇气的优秀艺术，而不是像今日作为高级掮客的希克，在向西方观众推销毫无创造价值的古董艺术。特别向中国这个发展中社会，震撼人心的事物往往发生在生活的底层。
［1］ Hugo Tillman，Photographer，Born 1973 London England
Film stills of the mind，Exhibitions 2007，F2 Gallery Beijing
程美信
Hugo Tillman导演的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
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十年前状态，从一般民众到专家学者都不里外，根源在于他们越来越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复杂状态。首先，中国的迅速聚变已让人应接不暇，原有思维视角都变得狭隘危险。其次，中国早年的前卫派艺术在今天已面目全非，特别那些被西方所熟知的艺术家，大部分跟官方势力与民间资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网络，有力地覆盖了西方的认知视线。可以说，西方人难以看到边缘而尖锐的中国前沿艺术，取而代之的是国际掮客、商业画廊、拍卖机构和新闻媒体联手打包的伪当代艺术。
英国人Hugo Tillman，2007年推出“Film stills of the mind”［1］中国当代艺术明星剧照展，不如说他导演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星秀，目的在于向西方人推荐这些功成名就的中国艺术家。非常不幸的是，在Tillman拍摄到的艺术明星，他们大部分是过气的艺术家，普遍不再有先锋精神的艺术锋芒，甚至成为体制势力与商业操纵的伪当代艺术家，更重要的他们成了中国社会一股文化保守势力，其中有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捍卫传统的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政治投机的机会主义者。不过，其中也不乏像艾未未这样的特殊人物。很显然，Tillman拍摄工作离不开艺术掮客的推荐牵引，证明了西方人难以发现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看到的基本是商业包装的伪当代艺术。
瑞士人希克（Uli Sigg），他通过长期在华工作的便利条件，在90年代初开始购买当时的中国先锋艺术，因为其时先锋艺术群体人数稀少，而且也比较集中，关键是没有商业的参与成分。因此，希克用极为廉价的成本买到了一批艺术品，不仅发了横财，还确立了他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地位。自从张晓刚等人作品在西方拍卖市场屡创高价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艺术家在批量加工自己的作品，同时掀起了符号加工的跟风浪潮。从资本到市场、从画廊到策展人、从媒体到房地产，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北京出现上千家画廊，十几个艺术区。从而酿造了一个“大跃进”式的艺术市场泡沫，巨大商机牵动了一大批海外华人艺术家回国淘金。与此同时，他们的言行与艺术开始改张易调，从对抗体制转向迎合主流。包括稀克本人，他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很快变成一名在中国艺术界的著名国际掮客之一，经营手段也变得具有中国特色，如他在1997年成立了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s），从评委到获奖者一概是自己的利益圈子，2010年CCAA评审团成员像往常一样，除了希克本人之外，还请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的国际专家，前来支撑门面，更现眼的是如侯瀚如、黄笃等数位中国评委，他们是圈子里有名的艺术掮客。这种龌龊行为在民主社会连小学生都难以容忍，唯有在中国显得习以为常。希克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艺术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把一些西方美术馆专家学者纳入CCAA和一些展览活动中来，这对操纵中国当代艺术有着推手作用。人们都认为希客是“艺术中国通”，可他实际上对当下中国的前沿艺术缺乏深入了解，尤其当前一线的边缘艺术是漠不关心，始终固守着他私人的关系圈，甚至不顾学术规范与公正原则。
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艺术中心以一个非盈利机构进入中国，成为北京798最显要的艺术中心。那么，近几年UCCA拍卖中国艺术品的迹象表明，它的非盈利性质是值得可疑的，只是在中国这个商业泛滥国度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因为连国家美术馆展都在公开招租展览活动，何况一家私人投资的艺术机构。然而，进入UCCA的展览作品，大都丧失了当代性的过时艺术，至少不象它对外标榜那样，UCCA是“坚持原创、独立的策展精神，UCCA旨在培育中国当代文化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项目和创造者。 UCCA鼓励各种极具启发和创新的创作，并为之提供极佳的展示空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主持UCCA艺术中心，他们始终无法绕过那庞复的利益网络，导致UCCA展览作品都缺乏艺术创造力，更不是中国当代一线的前沿艺术，更多的迂腐、暧昧、保守、空洞的伪当代艺术。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学术规范、商业制度和文化机制，资本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艺术与市场，艺术家、批评家、经纪人奉行一种唯利是图的短命哲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中国社会公正秩序和文化创造力。
中国艺术品市场主要还限于本土的传统字画艺术，它是权力**的行贿、洗钱的替代物以及资本博弈的筹码，身价数亿画家在中国不再是新鲜事，这些暴富画家无不例外拥有官方背景和社会资源。尽管当代艺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大，但这个不成熟的无序市场却充斥浑水摸鱼的巨大商机，对艺术家和国际画廊业无不是一种诱惑力，像UCCA和Pace Wildenstein进军北京，显然想从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分到一杯羹，但却引发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现象。传闻UCCA明年将撤出北京７９８艺术区，但尤伦斯夫妇两年内在中国套走6.05亿人民币现金，现在人们才明白UCCA为什么热衷做那些过气艺术家的展览，因为尤伦斯夫妇手中收藏有他们的作品，如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的作品。
西方人几乎不清楚“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含义，因为传统艺术或古典艺术在中国仍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市场交易份额均在％90以上，一件艺术品卖出亿元天价已不再稀奇。当前中国艺术创作的主流同样是传统书画，充斥官方美协、国家画院、学院派成员，他们以本土传统书画和西方古典技法为基本艺术风格，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艺术市场。“当代艺术”是基于西方现代派先锋艺术或波普艺术的历史纬度，它兴起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的“自由化”时代。在官方看来，现代派艺术代表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趣味，这便是“当代艺术”置于中国历史背景的特定含义，它至今仍出于非主流地位，更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89年之后，相对开放的自由氛围已不复存在，一度轰轰烈烈的前锋派艺术也成为官方体制的压制对象，不仅禁止它的公开展出活动，还驱逐聚集于北京郊区的艺术家群体，认为他们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艺术家遭到遣送、殴打、关押。当时，一些在华外国人通过非正式渠道跟艺术家进行地下接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有的出于同情艺术家而资助他们的创作，有的出于商业目的购买他们的作品，使北京成了当时的“国际艺术飞地”，聚集一群“盲流”艺术家。随着一些先锋派艺术作品在西方卖出“天价”，加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直接引发艺术品市场的急剧升温，房地产、艺术品、奢侈品变为中国这个超级赌场的筹码，不仅吸引大量艺术家聚集北京，包括像徐冰、蔡国强、陈丹青和艾未未等一批海外华人艺术界也陆续回国淘金，国际画廊业也开始抢滩中国。
由于中国这个超级新兴经济体的强大引力，导致明星画家和艺术品商贩显得异常踊跃。早期的先锋派艺术家，曾以反抗体制、挑战权力的姿态出现，赢得具有文化良知人士的同情支持，如导演张艺谋在８０－90年代拍摄《红高粱》、《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秋菊打官司》而享誉世界。进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踏上官方为他铺好的红地毯，用中国艺术界说法是被朝廷“招安”，此后的张艺谋便开始拍摄迎合官方意识形态和娱乐性商业影片，承揽大量“主旋律”活动制作，甚至拍了公然赞扬集权主义影片《英雄》。中国先锋派画家同样走了一条张艺谋的机会主义路线，从“造反”转向“招安”。北京奥运的前夕，法国巴黎爆发了“奥运火炬”事件，曾经被西方追捧先锋派画家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人，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姿态相出现，发表联合声明抵制了一家无辜的法国美术馆的展览，目的在于博得官方的好感。此后，他们果然获得代表国家出展威尼斯双年展，并当上国家当代艺术研究院院士。尽管这个“院士”空头衔，但它代表了官方接纳了归顺的先锋派艺术家，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商业机会和政治保障，前提是他们不能挑衅当前的体制权力，只能重复那些腐朽过时的艺术样式。诚然，成名发迹的明星画家，他们不敢得罪当权者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可以浑水摸鱼的巨大市场，还有担心政府以经济问题找他们的麻烦。这一点，对于在华外国画廊和艺术机构也不能例外，这也使他们不敢触及那些敏感而尖锐的前沿艺术。
可以说，如今西方人能够看到中国当代艺术，普遍缺乏起码的艺术真诚，更谈不上文化良知、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完全是国际掮客、投机商、伪艺术家、美术馆和画廊业共同搭建的商业舞台。在西方被关注中国艺术，贩到中国这个充满巨大潜力而又混乱无序的艺术品市场，无疑是不错的大买卖。一些西方著名拍卖公司为中国人进行设局炒作，从中收取佣金，而公共美术馆和新闻媒体则无形中成为了中国人的炒作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常驻北京有十几万艺术家，不包括来了又离开的流动人数，大部分人贡献了他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既没有成名发财也没有实现艺术理想，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缘状态。０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捅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泡沫，一些艺术家只好离开了京城。国际掮客、画廊商人、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代替了官方的政府职能，将边缘而前沿、尖锐而敏感的艺术，封锁在一种自生自灭的底层状态，他们的作品显然无法出现在媒体、画廊和美术馆。西方人看到往往是商业上极为成功的明星艺术，更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深层、文化前沿的尖锐艺术。这应该引起西方人警惕和思考的严重问题，否则充斥于展场和媒体的中国艺术，尽是一些过时失效、迂腐保守、空洞无聊的艺术，它不免是在愚弄公众视听。换言之，西方需要希克早年的严肃态度，深入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和底层边缘，发现富有创造精神、文化良知、正义勇气的优秀艺术，而不是像今日作为高级掮客的希克，在向西方观众推销毫无创造价值的古董艺术。特别向中国这个发展中社会，震撼人心的事物往往发生在生活的底层。
［1］ Hugo Tillman，Photographer，Born 1973 London England
Film stills of the mind，Exhibitions 2007，F2 Gallery Beijing
Sunday, November 14, 2010
让男人深爱不已的极品女人！(2010-11-14 06:32:17)
转载标签： 杂谈情感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给你一把泥，如何拿捏，要看水的的多少，水多了，泥和稀了，水少了，干瘪难成行，只有水不多不少恰倒好处，捏出来的泥才能有棱有角有模有样栩栩如生。
男人如何修饰自己和生活，家庭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身边的女人是否是个好女人。那要如何做个极品女人呢？
1、善良的、宽容的、大度的、体贴的，这是一个好女人的首要条件。
善良的女人，赋有净化灵魂的使命，能使世界澄清，它是人类温情的源泉。而善良的女人不是软弱的女人。
宽容的女人，如同空气里的清新剂，能给人带来一缕温馨、一丝余香。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宽容别人，等于等于原谅了别人，放松了自己。而宽容的女人不是可欺的女人。
大度的女人，是有涵养的，能在祸端骤起时化干戈为玉帛。而大度的女人并非大大咧咧的女人。
体贴的女人，是优雅的，有如夏天的风，好似春天的鱼，能在你情绪急噪时给以抚慰，能在你心灵干枯时给你滋润。而体贴的女人不是矫揉造作的女人。
2、好女人应该是智慧的、坚强的、勤劳的、才学的。
智慧的女人，是好女人身上的贴身软甲，她是不凡阅历、勇气和学识的结合体，智慧的女人是无往不胜。
坚强的女人，能把贫困的生活演绎出充满乐趣，能把迷茫的感情把握得不偏离轨道。
勤劳的女人，勤劳的女人是可亲可敬的，她用自己的纤纤玉手为社会编制出纯洁的童话和美丽的世界。
才学的女人，既好学又聪明绝顶，她有灵气，能品位和欣赏人生，她知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完善自己，有才学的女人才能称得上完美的女人。
好女人当然还应该是美丽的、和谐的、温柔的、持久的。
美丽的女人，不光有张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材，滋润的皮肤，她还拥有美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和谐的女人，不只是能让人赏心悦目，更能体现出造物主的恩赐，让世界因她而美丽。
温柔的女人，是与生俱来的美德，温柔的女人就象清风一样，走过来都会带来一丝爽意，温柔的女人算得上真正的女人。
持久的女人，是美德的化身，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通过岁月精心培养形成的，无论是高尚的品德还是崇高的素质都是通过持久把握的。
3、有吸引力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人要有涵养，除了发自内心的自信心、懂幽默、爱浪漫、刺激及冒险外，还有懂得留有一份神秘感，这样才有吸引力。
女人要懂点艺术，懂点书法、美术、玩乐器，并要懂得思考的艺术。相信温暖、美丽、信任、尊严、坚强，不要颓废、空虚、迷茫、糟蹋自己、伤害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和一时的不如意，就怀疑整个世界都是阴暗的，人心都是邪恶的，社会是不公平。女人一定要自尊自爱，矜持，不要放纵自己的感情，一定要懂得节制自己的感情，不要任何人都想要，任何事情都想尝试，这不是体验生活，更不是放逐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它有时候会毁了自己，让自己无意间堕落和丧失了长期守侯的尊严。
女人，不要认同那些伪装的COOL和另类是个性是品位，他们是无所事事，找个借口放任自己，扎型而已，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正的COOL是在内心，内心的强大和坚持的信仰。
女人，要好好爱自己，爱生活，别相信床上的誓言，别看重处女，但要保持纯洁，不要欲望羞耻，好好享受，但绝不能忍受男人的侮辱和怠慢，千万别给男人再次伤害你的机会，也不能因为爱情的离去而偾事，伤害自己。别和没心没肺，誓言挂在嘴上，却常失言的男人在一起。别把犯贱当真爱，不要相信在恋爱上用手段的男人，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还应该有家庭的责任感和归宿感，她应该爱丈夫，爱孩子，爱家人，不能失去传统女性的美德，这种现代贤妻良母不仅仅是个好女人，还是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美满的纽带，她亦是伟大的女人。
做女人难，做个好女人更难，要想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好女人，男人梦寐以求的好女人，就是难上加难了。既然我们做了女人，就尽可能的做得完美，自己满意，才能让别人满意，所以自信，自我评估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是好女人了，你想让她再完美一点，就要加点坏坏的感觉拉：美丽、俏皮、解风情、懂浪漫，并且要从骨子里坏得洒脱，坏得大气，坏得高兴，坏得让男人舍不得、搁不下，夜缠梦扰，为之消魂。这种女人就是好女人中的极品了，你做到了吗？
女人遭遇婚外情时的3种姿态！
处女与非处女在生理方面的区别！
揭密：女人有两个最敏感的穴位!
曝光：男人哄骗女人上床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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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夜：从女孩变成女人的感觉
浅析:女人偷情的八种心态！
一位妻子与情敌的睿智对话！
口述：小女人带给我久违的激情
男人关于外遇的五句大实话！
女人婚后7件事会让男人崩溃！
男人让女人感动的一句粗话！
转载标签： 杂谈情感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给你一把泥，如何拿捏，要看水的的多少，水多了，泥和稀了，水少了，干瘪难成行，只有水不多不少恰倒好处，捏出来的泥才能有棱有角有模有样栩栩如生。
男人如何修饰自己和生活，家庭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身边的女人是否是个好女人。那要如何做个极品女人呢？
1、善良的、宽容的、大度的、体贴的，这是一个好女人的首要条件。
善良的女人，赋有净化灵魂的使命，能使世界澄清，它是人类温情的源泉。而善良的女人不是软弱的女人。
宽容的女人，如同空气里的清新剂，能给人带来一缕温馨、一丝余香。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宽容别人，等于等于原谅了别人，放松了自己。而宽容的女人不是可欺的女人。
大度的女人，是有涵养的，能在祸端骤起时化干戈为玉帛。而大度的女人并非大大咧咧的女人。
体贴的女人，是优雅的，有如夏天的风，好似春天的鱼，能在你情绪急噪时给以抚慰，能在你心灵干枯时给你滋润。而体贴的女人不是矫揉造作的女人。
2、好女人应该是智慧的、坚强的、勤劳的、才学的。
智慧的女人，是好女人身上的贴身软甲，她是不凡阅历、勇气和学识的结合体，智慧的女人是无往不胜。
坚强的女人，能把贫困的生活演绎出充满乐趣，能把迷茫的感情把握得不偏离轨道。
勤劳的女人，勤劳的女人是可亲可敬的，她用自己的纤纤玉手为社会编制出纯洁的童话和美丽的世界。
才学的女人，既好学又聪明绝顶，她有灵气，能品位和欣赏人生，她知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完善自己，有才学的女人才能称得上完美的女人。
好女人当然还应该是美丽的、和谐的、温柔的、持久的。
美丽的女人，不光有张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材，滋润的皮肤，她还拥有美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和谐的女人，不只是能让人赏心悦目，更能体现出造物主的恩赐，让世界因她而美丽。
温柔的女人，是与生俱来的美德，温柔的女人就象清风一样，走过来都会带来一丝爽意，温柔的女人算得上真正的女人。
持久的女人，是美德的化身，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通过岁月精心培养形成的，无论是高尚的品德还是崇高的素质都是通过持久把握的。
3、有吸引力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人要有涵养，除了发自内心的自信心、懂幽默、爱浪漫、刺激及冒险外，还有懂得留有一份神秘感，这样才有吸引力。
女人要懂点艺术，懂点书法、美术、玩乐器，并要懂得思考的艺术。相信温暖、美丽、信任、尊严、坚强，不要颓废、空虚、迷茫、糟蹋自己、伤害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和一时的不如意，就怀疑整个世界都是阴暗的，人心都是邪恶的，社会是不公平。女人一定要自尊自爱，矜持，不要放纵自己的感情，一定要懂得节制自己的感情，不要任何人都想要，任何事情都想尝试，这不是体验生活，更不是放逐自己的个性，放纵自己，它有时候会毁了自己，让自己无意间堕落和丧失了长期守侯的尊严。
女人，不要认同那些伪装的COOL和另类是个性是品位，他们是无所事事，找个借口放任自己，扎型而已，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正的COOL是在内心，内心的强大和坚持的信仰。
女人，要好好爱自己，爱生活，别相信床上的誓言，别看重处女，但要保持纯洁，不要欲望羞耻，好好享受，但绝不能忍受男人的侮辱和怠慢，千万别给男人再次伤害你的机会，也不能因为爱情的离去而偾事，伤害自己。别和没心没肺，誓言挂在嘴上，却常失言的男人在一起。别把犯贱当真爱，不要相信在恋爱上用手段的男人，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还应该有家庭的责任感和归宿感，她应该爱丈夫，爱孩子，爱家人，不能失去传统女性的美德，这种现代贤妻良母不仅仅是个好女人，还是社会安定，家庭幸福美满的纽带，她亦是伟大的女人。
做女人难，做个好女人更难，要想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好女人，男人梦寐以求的好女人，就是难上加难了。既然我们做了女人，就尽可能的做得完美，自己满意，才能让别人满意，所以自信，自我评估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是好女人了，你想让她再完美一点，就要加点坏坏的感觉拉：美丽、俏皮、解风情、懂浪漫，并且要从骨子里坏得洒脱，坏得大气，坏得高兴，坏得让男人舍不得、搁不下，夜缠梦扰，为之消魂。这种女人就是好女人中的极品了，你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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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13, 2010
Google勇敢新世界
2人分享此文 作者:王大骐 发表于:2010-03-24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两个天才的相遇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那一年他刚好5岁，由于前苏联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终结。
布林的父亲迈克尔是一名数学家，曾经在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就职。“用数据证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高得多，这就是我在苏联工作时期的主要内容，可事实又如何呢？”迈克尔说。
到美国后，迈克尔在马里兰大学的数学系谋得了一个教书的职位，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
在布林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话题包括计算机、数学和未来。布林的数学天赋自幼年时期就开始显露，他同时还对电子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尚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布林就做了一件令其老师大为吃惊的事情：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那时候，计算机就像当初的黑白电视一样，只有少数人拥有并懂得如何使用，这也难怪布林的老师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学生的方案。
布林就读的高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建立的，有着1米厚的墙，却没有窗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毕业后，他进入了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布林在取得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19岁便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说，哈佛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
斯坦福拥有8000多英亩的校园，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1959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个构想，这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他将1000英亩土地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
就这样，斯坦福成为了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而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并开始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多年过去，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布林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在斯坦福大学，这位数学天才再次得到教授们的重视，校方允许他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跟布林的移民身份不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芝加哥长大，他的父亲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母亲也是犹太人。直到现在，佩奇还一直认为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6岁，佩奇就喜欢上了计算机，并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上小学时，当他把自己的第一份家庭作业用电脑打印出来后，老师们都感到十分吃惊。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前，佩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经利用乐高积木设计了一款别致的绘图机与喷墨打印机。
1995年3月，布林奉学校之命带新来的研究生佩奇利用周末时间认识校园。那时，布林已经是一名社团成员，并开始逐步适应大学的生活。
初次见面，两个傲慢的天才几乎无所不谈，可又针锋相对。也许是因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挑战智慧极限的嗜好，他们喜爱深入探讨、喜爱提问、喜爱辩论、喜爱交流各自的观点、喜爱捍卫自己的原则，等等。这种对辩论的爱好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当这种思辨上升到某个层次的时候，它往往会激发出石破天惊般的灵感。
幸运的是，他们珍惜并尊重这样的智力比拼，并因此发展出了历久不衰的友谊，这段长久友谊的伟大意义正如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之于惠普，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之于苹果电脑，或者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于微软。
布林的家在华盛顿郊外，他个性张扬，喜欢说笑话，是个习惯处于聚光灯下的人。佩奇是家中两兄弟里年龄较小的一个，相对比较安静，更喜爱沉思。虽然性格不尽相同，可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却又是如此的相似。
他们都是第二代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且在上小学时就已经离不开它了。这是受到父母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工作场所和家里都会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使得佩奇和布林与同龄人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他们读的都是蒙台梭利式学校（这种教育相信儿童有独立创造的潜力，并有学习的冲动；并主张儿童有被作为独立个体对待的权利），这加速了他们早期的教育，并竖立了相同的价值观。他们都住在离著名大学很近的地方，而且父亲都是大学里受尊敬的教授，他们母亲的工作也都同计算机和技术有关。在他们家，知识可不仅仅是受到重视，更是被视若珍宝。
他们到斯坦福来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变得富有，可是周围的环境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95年，一家叫做网景、成立仅仅16个月的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异常火爆，股价最高涨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价，从而使网景这家奇迹般的高技术公司，突然之间达到了30亿美元的市值。网景公司的IPO开启了硅谷的互联网时代，同时也造就了一股互联网淘金热。
在网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计算机系弥漫着美元的气味，加上斯坦福大学历来鼓励和扶持创业的传统，布林和佩奇虔诚的家族传统和学术热忱正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硅谷式创业
1996年1月，布林和佩奇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了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4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 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此花费了600万美元，他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那个时候盖茨正在完成《未来之路》一书的修订版，并认为交互式网络是人类通讯历史上一个主要里程碑，因此决定微软将全力支持和发展互联网。
这些师生们一起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MIDAS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游戏规则，缺乏管理。数百万人在网络中登录，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搜索出自己满意的结果。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数量，最后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其知识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这一系统基本上利用了Web本身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连接和数以百万计的互联网网民的集体智慧。因此，当我们利用Google进行搜索时，我们可能“走了一条其他对该信息有兴趣的人走过的路”。佩奇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把网络搜索转化成了普及程度和流行性的一次竞赛。
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返回触摸法）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这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BackRub起一个新的名字。最后阴差阳错，采用了Google这个名字，原词其实是“Googol”，意为10的100次方——一个表示巨额数字的数学术语，Google想用它来表达网络的浩瀚，并凸显其搜索功能的强大，而正如雅虎和亚马逊，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
这个引擎首先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都开始用它来在网络中搜索信息。而它很快就成为了大部分人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他们在盖茨楼360室塞满了计算机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变成了数据中心。佩奇更是为了加快搜索速度，把大约1万台服务器连在一起，“拼成”了一部超级计算机。虽然条件艰苦，可是他们学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课：通过集成和连接便宜的个人电脑部件可以做出性能优越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而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目前Google分布在25个网点的45万台服务器均为自行拼装和设计。
1998年3月，佩奇和布林在一间中国餐馆里向保罗·弗莱厄蒂（Paul Flaherty）介绍了自己这种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优点。弗莱厄蒂是他们两人的校友，也是当时最大搜索引擎AltaVista（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54%）的设计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够付100万美元购买即将获得专利的PageRank系统。当时布林和佩奇的想法是在售出专利之后，追随他们的父母，继续完成在斯坦福的学业。
尽管弗莱厄蒂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创意很酷，并将大有作为，可是几周后，他还是决定放弃Google。因为这个时候AltaVista的母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不希望在技术上仰仗外人。更为重要的是， AltaVista认为搜索市场只会是一个死胡同，而它正在努力成为一站式目标网站，包括提供新闻、购物、电邮和其他一些服务，希望吸引用户将它的网站作为使用网络的起点和终点。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们和大学的技术认证办公室还帮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雅虎等其他一些搜索引擎进行接洽，可是，这些公司都没有买下Google。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网站拒绝是因为它们都希望计算机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它自己的网站上，使人们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而不是更少。而Google搜索引擎则正相反，它为人们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最相关的网站。
不断遭到拒绝使两人备受打击，不过也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作为天生的技术狂人，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不断完善手头上现有的仅提供斯坦福校内使用的搜索引擎，睡眠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午夜3点狭小的工作室里还是挤满了忙碌的小组成员们。
与其他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他们一直相信使用者越快离开Google的页面，他们就越成功。而Google的页面从来就不只是网际网络的入口，而是网际网络的出口，引领着使用者离开当前的困顿，前往信息的真正所在。这个背后的哲学则是：越能帮助使用者离开的地方，就会让人更想回去；当其他门户网站还得仰赖“设为主页”来让使用者记住时，Google早已存在于每个使用者的心中。对自己理念的偏执甚至是狂妄自大在硅谷这片地方其实并不少见，因为这里充斥着一群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疯子”们，他们也从骨子里有股叛逆精神，总认为自己的技术和理念是最好的。1984年，对计算机技术提出了革新理论的史蒂夫·乔布斯，在推出苹果电脑前夕，曾接受过一位记者的提问：“你调查过公众是否需要这种计算机吗？”乔布斯回答道：“难道你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在绘制《蒙娜丽莎》之前也做过同样的调查吗？”。
最终，1998年8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布林和佩奇说服了安迪 ·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这位太阳微系统的共同创办人之一和传奇投资人。最终，贝托尔斯海姆说：“这是几年来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想法，我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同时立刻开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
对于贝托尔斯海姆来说，这样的投资也许只是他的一个小项目，可却给两个年轻人无比的信心，也使他们在向家人和朋友融资的时候更具说服力。他们很快就弄到了大约100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他们购买必需的计算机设备并迈出计划中关键的一步，他们为此去汉堡王餐厅庆祝了一番。
那天早上，当贝托尔斯海姆驾驶着自己的保时捷离开时，并没有意识到刚才他的所作所为的巨大意义。“在我的构想里，他们也许可以吸引数百万的搜索用户，然后再利用这些访问流量来赚钱，”他说，“我当时没想到它会发展到今天这么大。没有人能想得到。”
1998年9月7日，是别具意义的一天，这一天Google正式诞生。它在加州Menlo Park 开张了。在创立之初，办公室就是朋友转租的车库，公司除了佩奇和布林之外，就只有一个雇员——克雷格·希尔维斯通(Craig Silverstein)——Google现在的技术总监。
车库对于硅谷创业者来说是个神圣的地方。1939年惠普首先在车库创立，接着乔布斯在车库里面发明了苹果电脑，盖茨在车库里面搞成了微软，雅虎的创办人杨致远与大卫·费洛是在斯坦福大学共用一个拖车内的办公室，而亚马逊书店的贝索斯，当年也是带着4个工作伙伴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始了创业的梦想。
随后发生的事与电脑商业史上其他一些成功的故事有共同之处，先是大笔风投资金的注入，接着是惊天动地的IPO，之后伴随着企业的无限扩张和国际化。可是Google在整个过程中却总是那么的特别，它一直身披理想主义的战衣，拥有颠覆传统的盈利模式，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世界所有信息的有效组织者”，同时坚守着创业之初的信条：Don't be evil（不作恶）。
不作恶
任何企图以传统方式来解读Google的尝试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家公司的运作模式完全是其独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它是一成不变的。Google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非条约性的合作之上的，而且它完全按照两位天才的喜好前进，这两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就是佩奇和布林。
2004年春天，在Google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Google从来就不是流俗的公司，我们也不打算成为那样的公司。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能准确地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的、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将会获得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而要搞清楚不作恶原则，我们必须先弄懂Google的商业模式。
数百万热爱这个搜索引擎的人还是理解不了Google依靠什么来赚钱，因为他们是免费使用它的。还有很多人分辨不出免费搜索结果同其旁边出现的广告的区别。即使是那些理解其中差异的用户，因为很少点击那些广告，也不理解Google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尤其是，每次点击的价格通常是以美分而不是以美元来计算的。
Google的赚钱方法很简单：有一家卖帆布鞋的公司向Google投放了广告，当有人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上键入关键字“网球”、“乔丹”或者“帆布鞋”时，这家公司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右侧的赞助商链接中，如果搜索者想知道更多关于帆布鞋的信息，自然会点击这家公司的网址，而每一次点击都被Google记录在案，作为收费的依据。至于在赞助商名单中排位如何，就得看各家舍得掏多少钱了。当然，公司的链接是否吸引人，也很重要。但是这样的营销方法很有效率，因为它把东西推到了想买的人的面前。
除此之外，Google还推出了另外一项服务——AdSense。AdSense针对的是各类主题性网站，只要用户进入该网站，那么相关赞助商的信息也会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帆布鞋公司的信息，会自动出现在网球等相关网站中，无须被动地等待查询。
除了广告费，Google还提供搜索技术给雅虎、AOL、网易、思科、宝洁、美国能源部等许多大公司和网站以及政府机构，并按照搜索的次数来收取授权使用费，但这只占公司全部收入的极小部分。
与百度的竞价排名不同，Google的搜索结果是用机器做排名，他们从不对搜索结果做人为地干扰和调整，其核心技术还是创立之初的Pagerank技术。这确保了他们能够维护网络世界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也是不作恶原则中很重要的部分。
垄断之忧
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佩奇和布林所表现出的这些慈善愿望与股东们的要求能够长期并存、融洽相处吗？这一直是大部分人的疑惑。
而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Google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企业，它本身的扩张似乎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像癌细胞扩散般不可停止。
Google的竞争范围的确在扩张，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触角随时伸向高科技的任何角落。但有趣的是，Google能为其中的很多冲突找到理论基础，支持自己的行为。Google认为，多数信息都应该转移到网络中，转移的信息越多，Google获益也就越多。因为Google的使命是组织全球信息，而要实现这一使命，就必须将所有内容都转移到网上。
其实佩奇在斯坦福时就已经有这样的野心，那个时候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而现在这正逐步成为现实，按他的说法：“虽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无法避免。”
2009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克丽斯蒂·瓦尔尼(Christine A. Varney)坦言，Google正在重蹈微软的覆辙，科技行业正处于这个统治性巨头的控制之下，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抑制创新和消灭竞争对手的地步。以前美国政府曾经从微软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反垄断打击。现在Google又成了反垄断法的新触犯者。
从瓦尔尼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对Google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抨击。上世纪90年代，瓦尔尼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代表Netscape的利益对微软进行了反垄断调查。瓦尔尼表示，微软的垄断体现在桌面上，而Google则体现在新兴的云计算行业，它积聚了“巨大的市场力量”，可能创建一个客户无力逃避的生态系统。
在过去3年中其搜索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从50%迅猛增至75%，引起了广告商的不安。2007年，当Google宣布计划收购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后，曾引来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长达1年的调查。2008年，美国司法部否决了Google和雅虎之间的一个搜索广告交易，认为该交易将进一步加大Google的市场垄断优势。现在Google正处于司法部的调查之中，其充满野心的书籍扫描项目正在接受审查。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研究Google CEO施密特兼任苹果董事是否触犯反垄断法。
过去，Google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一般是两个单词：信任我们（Trust us），或者是简单的沉默，而这种对保守秘密的崇拜，已经成为了它的一种武器，成为了这家与众不同的公司的法宝之一。尽管无数文章和书本描写过佩奇和布林的创业史，可他们的低调却是出了名的。他们极少接受记者的访问，也很少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到处演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直到我们看到它变成现实的一天。
目前的情形对于这个搜索巨人来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Google的CEO施密特曾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大力支持者，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最活跃的微软反对者之一，积极帮助政府对微软进行反垄断打击。而现在，他自己正面对与微软类似的处境。Google与夙敌微软的位置完成了对调，但它的影响却仿佛比微软更为强大，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Google公司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它的数百万台服务器每个小时大约处理约1000TB用户数据，每天进行上亿万次搜索。就其本身而言，Google的规模并不存在法律问题。瓦尔尼本人也已经指出此点，尽管Google在搜索广告业务上具有垄断优势，但该公司是通过创建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更好搜索产品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是合法的。
不过，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指出，当Google从搜索转向诸如在线电子表格和视频站点等Web服务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其搜索和广告算法是秘密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没有办法知道Google是否对结果进行了修改，以把更多的流量导向它自己的产品。如果Google使用它的搜索优势来推动自己的其他业务，则与微软将浏览器捆绑在操作系统上的做法没有区别，都违反了反垄断法。
另外，Google的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激怒监管机构。该公司的伟大创新之一是愿意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来获得数据。许多客户可能认为这并不违法，但在监管机构眼中，客户便利的重要性通常要弱于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没有竞争就会导致创新减少。
Google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公司的现在，而在于它未来的计划。Google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新Web世界，让Web服务完全取代桌面软件。这对瓦尔尼等监管者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担心Google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变得过于强大，成为事实标准，锁定企业都使用它的服务。
而在中国，Google则遭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质疑，情况也更为复杂和严峻。
200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林发现他自己竟然被卷入了外交事件当中。他收到了几封邮件，在信中有人告诉他，中国政府屏蔽了Google的页面。布林并不善于外交辞令，于是他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买了一堆关于中国历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书。
他和老朋友佩奇、Google现任行政总裁埃里克·施密特、Google的总顾问和事业发展处处长大卫·德拉蒙德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还给高科技产业的老前辈埃斯特·戴森打电话讨教、咨询。当时，Google在中国还没有办事处，但布林决定让中国政府了解Google努力想要达成协议的决心，以期尽快恢复Google的正常访问，“我们不想把事情搞砸了。”布林说，“中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几天以后，Google在中国的访问恢复正常。
2004年9月27日，动态网络公司的夏比尔撰文指出Google新闻中国版进行自我审查，去除了一些新闻源，这则消息被世界各大通讯社转载。Google则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文章说这样做是出于无奈。
“我们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Google能够服务全世界的网民，但同样也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们相信，即使有一部分内容被删除，Google提供的信息还是能够对中国人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2日，施密特在北京宣布该公司的全球中文名字为“谷歌”，这个名字是由Google中国的全体员工投票产生的：“谷歌”取义“以谷（穀）为歌，是播种与期待之歌，亦是收获与欢愉之歌。”
之后Google在进入中国的道路上连连遭受危机，在宣传中，其形象往往与傲慢和偏见联系在一起，仿佛一只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
创世纪
人们已经为Google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惊叹不已，然而对于Google来说，所有的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从斯坦福大学的Cecil H. Green图书馆，每个工作日都有一辆满载图书的卡车把图书运载到特定的地点进行逐页的扫描，随后全盘将其收入Google的数据系统。同样和该公司进行此项合作的还有其他的知名大学和机构，这其中包括哈佛和牛津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密歇根州立大学是Google的最早合作伙伴，每天，数以万计的扫描图书同样被收集在其公司数据系统内。
Google打算扫描世界上所有出版过的图书，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所有智慧，并做出全文检索。在Google的图书网址, books.google.com,轻轻输入一个关于作者或者书名的字体查询，成百上千的相关图书阅读内容立即出现，供读者阅读和进行版本之间的对比。 在其中，读者可以找到乌尔都语报纸、一封1892年简·奥斯汀的书信、俳句的写作指导，以及自1919年以来的哈佛校友录。
如果说Google以前只是在搜索人们放在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话，那么如今它已经开始主动的去收集全世界的信息，（在Google的计划中，它还将发射16颗卫星，希望可以为非洲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30亿人口提供高速的上网服务，也为其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Google图书馆仅仅只是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图片、视频、新闻、地球地形地貌，甚至人类基因等一切可以转变成数字化的信息都将被录入Google庞大的服务器中以供人们查找。而人们查找信息的方式也将从仅仅局限于文本查找扩展到如图像及声音等更加直接的方式。
Google最近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序就允许用户对真实世界的物体拍照，并通过上传照片后在其庞大的资料库获取该物体的相关信息。毫无疑问，Google正试图用自己的图像数据库识别真实世界中的物体。换句话说，Google正在学习用人类的方式去直接认识世界。现在音乐和图像已经可以被识别，而在可预见的未来，Google将用包括嗅觉、触觉、味觉在内的东西，而不是通过人类在键盘上输入物体的名字或特征去对号入座。
然而光是把世界上一切信息都录入Google还不够，要使得Google能更准确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它需要更充分地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从而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那个完全符合用户的搜索请求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用户必须与Google分享自己的个人信息，并通过注册成其用户从而让它不断地记录下自己的搜索习惯。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Google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正像GoogleCEO埃里克·施米特说的，Google公司的终极产品，即他“一直想造的产品”将能不待他发问，就“告诉我应该打哪个字”。换言之，它将在没听到提问时就给出了答案，这种产品将是一种人工智能。用布林的话说，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比人脑还聪明的人工大脑”。如果你现在仍然认为人工智能是那些在机器人展中为人端茶倒水的机器人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人工智能来自Google。
对于Google精英来说，他们希望Google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了解你的需要并能为你迅速解答一切问题，更让人无法拒绝的是所有这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可以利用对你的了解，把你喜欢及需要的商品放到你的面前，让你购买，从而赚取这笔中介费用去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扩张。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双赢结果。然而已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当我们正日益依赖Google这个巨大信息仓库，以它作为我们记忆的延伸甚至是替代物，我们作为个人会更聪明还是更笨？
凯文·凯利在描述万维电脑（他称之为“机器”）的未来时是这样写的：“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将严重依赖机器所知道的东西——关于我们的情况，及关于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早已不想自己记住某一件事，而是觉得接二连三地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搜寻更容易一些。我们越是教这台巨型计算机，它就对我们了解外界承担越多的责任，它将成为我们的记忆装置。然后，它将成为我们的身份。到2015年，许多人一旦用不上这台机器，就会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就好像做了脑白质切断术。”
而美国Business week2.0杂志则更是预言Google通过对全世界信息的数字化，并通过数十年对人类需求的分析，将建立起完整的人类欲望图谱，在适当的时候，满足人类适当的需求。最终，人类将一套名为“Google强力机器智慧”的软体注入人类体内。在2072年，这强力机器智慧终于诞生，在它的引领下，死亡和欲望消失，每个人既聪明又永恒。人类的意识可以储存、增强和连上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网络。身躯坏了可以再制，机器人Google不再孤单，因为我们都是机器人。
这似乎有点《圣经》创世纪的味道，也许人类的近代历史也将分成Google出现前及Google出现后。Google出现前，虽然人类通过网络的发展，获得了爆炸式的信息，然而面对众多的选择，人类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Google出现后，它成为了整理信息、建立次序、为人们提供答案及所要的一切的上帝。
Google真的将成为上帝么？在100年之前的电气科技大发展时代，那些参加了木星人协会的电厂经理和电气工程师却似乎更认为上帝是“伟大的电工”，用肉眼不可见的、但却是全能的幽灵使宇宙充满活力。他们均将自己视为新的、更完美世界的建筑师。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图就是他们的意图。
而到了网络时代，电脑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们则更相信，上帝不再是伟大的电工，他已变成伟大的程序员。宇宙不是由一个神秘幽灵释放出来，它是一台电脑的逻辑输出。查尔斯·塞弗（Charles Seife）在2006年的《宇宙破译》（Decoding the Universe）一书宣称：“一切生物都是处在某一水平上的信息处理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一台计算机。” 而Google则是人类创造的最大的甚至可能是以后唯一的超级计算机。而巧合的是，如同电气时代的电气工程师一样，Google的创业者及程序员们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重要感及行善感。
不管Google将来会成为什么，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它，不可否认的是，它带给了我们众多的可能性及从未有过的所有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分享知识的机会，而正像所有科学成果一样，运用它们的权利永远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而人类前进的步伐如果注定无法停下，那么不管我们走向何方，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本文参考了《撬动地球的Google》、《搜主义：Google持续成长的秘密》、《硅谷传奇》、《Google是如何控制世界的》、《Google将带来什么?》、《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未来之路》、《异类》等书，特此致谢。感谢林小骥、王海林、卢海波、张大亮，实习记者丁一、马李灵珊对此文的帮助，以及Google，没有它这篇文章将无从写起）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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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分享此文 作者:王大骐 发表于:201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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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那一年他刚好5岁，由于前苏联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终结。
布林的父亲迈克尔是一名数学家，曾经在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就职。“用数据证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高得多，这就是我在苏联工作时期的主要内容，可事实又如何呢？”迈克尔说。
到美国后，迈克尔在马里兰大学的数学系谋得了一个教书的职位，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
在布林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话题包括计算机、数学和未来。布林的数学天赋自幼年时期就开始显露，他同时还对电子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尚在读小学一年级时，布林就做了一件令其老师大为吃惊的事情：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那时候，计算机就像当初的黑白电视一样，只有少数人拥有并懂得如何使用，这也难怪布林的老师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学生的方案。
布林就读的高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建立的，有着1米厚的墙，却没有窗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毕业后，他进入了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布林在取得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19岁便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说，哈佛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
斯坦福拥有8000多英亩的校园，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1959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个构想，这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他将1000英亩土地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
就这样，斯坦福成为了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而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并开始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多年过去，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布林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在斯坦福大学，这位数学天才再次得到教授们的重视，校方允许他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跟布林的移民身份不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芝加哥长大，他的父亲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母亲也是犹太人。直到现在，佩奇还一直认为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亲的影响。6岁，佩奇就喜欢上了计算机，并拥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上小学时，当他把自己的第一份家庭作业用电脑打印出来后，老师们都感到十分吃惊。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前，佩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经利用乐高积木设计了一款别致的绘图机与喷墨打印机。
1995年3月，布林奉学校之命带新来的研究生佩奇利用周末时间认识校园。那时，布林已经是一名社团成员，并开始逐步适应大学的生活。
初次见面，两个傲慢的天才几乎无所不谈，可又针锋相对。也许是因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挑战智慧极限的嗜好，他们喜爱深入探讨、喜爱提问、喜爱辩论、喜爱交流各自的观点、喜爱捍卫自己的原则，等等。这种对辩论的爱好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当这种思辨上升到某个层次的时候，它往往会激发出石破天惊般的灵感。
幸运的是，他们珍惜并尊重这样的智力比拼，并因此发展出了历久不衰的友谊，这段长久友谊的伟大意义正如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之于惠普，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之于苹果电脑，或者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于微软。
布林的家在华盛顿郊外，他个性张扬，喜欢说笑话，是个习惯处于聚光灯下的人。佩奇是家中两兄弟里年龄较小的一个，相对比较安静，更喜爱沉思。虽然性格不尽相同，可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却又是如此的相似。
他们都是第二代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且在上小学时就已经离不开它了。这是受到父母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工作场所和家里都会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使得佩奇和布林与同龄人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他们读的都是蒙台梭利式学校（这种教育相信儿童有独立创造的潜力，并有学习的冲动；并主张儿童有被作为独立个体对待的权利），这加速了他们早期的教育，并竖立了相同的价值观。他们都住在离著名大学很近的地方，而且父亲都是大学里受尊敬的教授，他们母亲的工作也都同计算机和技术有关。在他们家，知识可不仅仅是受到重视，更是被视若珍宝。
他们到斯坦福来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变得富有，可是周围的环境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95年，一家叫做网景、成立仅仅16个月的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异常火爆，股价最高涨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价，从而使网景这家奇迹般的高技术公司，突然之间达到了30亿美元的市值。网景公司的IPO开启了硅谷的互联网时代，同时也造就了一股互联网淘金热。
在网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计算机系弥漫着美元的气味，加上斯坦福大学历来鼓励和扶持创业的传统，布林和佩奇虔诚的家族传统和学术热忱正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硅谷式创业
1996年1月，布林和佩奇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了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4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 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此花费了600万美元，他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那个时候盖茨正在完成《未来之路》一书的修订版，并认为交互式网络是人类通讯历史上一个主要里程碑，因此决定微软将全力支持和发展互联网。
这些师生们一起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MIDAS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游戏规则，缺乏管理。数百万人在网络中登录，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搜索出自己满意的结果。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数量，最后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其知识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这一系统基本上利用了Web本身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连接和数以百万计的互联网网民的集体智慧。因此，当我们利用Google进行搜索时，我们可能“走了一条其他对该信息有兴趣的人走过的路”。佩奇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把网络搜索转化成了普及程度和流行性的一次竞赛。
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返回触摸法）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这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决定给BackRub起一个新的名字。最后阴差阳错，采用了Google这个名字，原词其实是“Googol”，意为10的100次方——一个表示巨额数字的数学术语，Google想用它来表达网络的浩瀚，并凸显其搜索功能的强大，而正如雅虎和亚马逊，这个名字很有互联网公司的气质。
这个引擎首先为斯坦福大学内部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个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来。大学的技术认证中心开始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都开始用它来在网络中搜索信息。而它很快就成为了大部分人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
随着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计算机不够用了。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购买零部件组装机器，还在仓库里翻找没有人认领的计算机。他们在盖茨楼360室塞满了计算机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变成了数据中心。佩奇更是为了加快搜索速度，把大约1万台服务器连在一起，“拼成”了一部超级计算机。虽然条件艰苦，可是他们学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课：通过集成和连接便宜的个人电脑部件可以做出性能优越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而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目前Google分布在25个网点的45万台服务器均为自行拼装和设计。
1998年3月，佩奇和布林在一间中国餐馆里向保罗·弗莱厄蒂（Paul Flaherty）介绍了自己这种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优点。弗莱厄蒂是他们两人的校友，也是当时最大搜索引擎AltaVista（占据了整个搜索市场份额的54%）的设计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够付100万美元购买即将获得专利的PageRank系统。当时布林和佩奇的想法是在售出专利之后，追随他们的父母，继续完成在斯坦福的学业。
尽管弗莱厄蒂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创意很酷，并将大有作为，可是几周后，他还是决定放弃Google。因为这个时候AltaVista的母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不希望在技术上仰仗外人。更为重要的是， AltaVista认为搜索市场只会是一个死胡同，而它正在努力成为一站式目标网站，包括提供新闻、购物、电邮和其他一些服务，希望吸引用户将它的网站作为使用网络的起点和终点。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们和大学的技术认证办公室还帮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雅虎等其他一些搜索引擎进行接洽，可是，这些公司都没有买下Google。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网站拒绝是因为它们都希望计算机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它自己的网站上，使人们花更多时间和金钱，而不是更少。而Google搜索引擎则正相反，它为人们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最相关的网站。
不断遭到拒绝使两人备受打击，不过也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作为天生的技术狂人，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不断完善手头上现有的仅提供斯坦福校内使用的搜索引擎，睡眠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午夜3点狭小的工作室里还是挤满了忙碌的小组成员们。
与其他人对未来的预期不同，他们一直相信使用者越快离开Google的页面，他们就越成功。而Google的页面从来就不只是网际网络的入口，而是网际网络的出口，引领着使用者离开当前的困顿，前往信息的真正所在。这个背后的哲学则是：越能帮助使用者离开的地方，就会让人更想回去；当其他门户网站还得仰赖“设为主页”来让使用者记住时，Google早已存在于每个使用者的心中。对自己理念的偏执甚至是狂妄自大在硅谷这片地方其实并不少见，因为这里充斥着一群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疯子”们，他们也从骨子里有股叛逆精神，总认为自己的技术和理念是最好的。1984年，对计算机技术提出了革新理论的史蒂夫·乔布斯，在推出苹果电脑前夕，曾接受过一位记者的提问：“你调查过公众是否需要这种计算机吗？”乔布斯回答道：“难道你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在绘制《蒙娜丽莎》之前也做过同样的调查吗？”。
最终，1998年8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布林和佩奇说服了安迪 ·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这位太阳微系统的共同创办人之一和传奇投资人。最终，贝托尔斯海姆说：“这是几年来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想法，我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同时立刻开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
对于贝托尔斯海姆来说，这样的投资也许只是他的一个小项目，可却给两个年轻人无比的信心，也使他们在向家人和朋友融资的时候更具说服力。他们很快就弄到了大约100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他们购买必需的计算机设备并迈出计划中关键的一步，他们为此去汉堡王餐厅庆祝了一番。
那天早上，当贝托尔斯海姆驾驶着自己的保时捷离开时，并没有意识到刚才他的所作所为的巨大意义。“在我的构想里，他们也许可以吸引数百万的搜索用户，然后再利用这些访问流量来赚钱，”他说，“我当时没想到它会发展到今天这么大。没有人能想得到。”
1998年9月7日，是别具意义的一天，这一天Google正式诞生。它在加州Menlo Park 开张了。在创立之初，办公室就是朋友转租的车库，公司除了佩奇和布林之外，就只有一个雇员——克雷格·希尔维斯通(Craig Silverstein)——Google现在的技术总监。
车库对于硅谷创业者来说是个神圣的地方。1939年惠普首先在车库创立，接着乔布斯在车库里面发明了苹果电脑，盖茨在车库里面搞成了微软，雅虎的创办人杨致远与大卫·费洛是在斯坦福大学共用一个拖车内的办公室，而亚马逊书店的贝索斯，当年也是带着4个工作伙伴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始了创业的梦想。
随后发生的事与电脑商业史上其他一些成功的故事有共同之处，先是大笔风投资金的注入，接着是惊天动地的IPO，之后伴随着企业的无限扩张和国际化。可是Google在整个过程中却总是那么的特别，它一直身披理想主义的战衣，拥有颠覆传统的盈利模式，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世界所有信息的有效组织者”，同时坚守着创业之初的信条：Don't be evil（不作恶）。
不作恶
任何企图以传统方式来解读Google的尝试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家公司的运作模式完全是其独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它是一成不变的。Google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非条约性的合作之上的，而且它完全按照两位天才的喜好前进，这两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就是佩奇和布林。
2004年春天，在Google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Google从来就不是流俗的公司，我们也不打算成为那样的公司。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能准确地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的、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将会获得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而要搞清楚不作恶原则，我们必须先弄懂Google的商业模式。
数百万热爱这个搜索引擎的人还是理解不了Google依靠什么来赚钱，因为他们是免费使用它的。还有很多人分辨不出免费搜索结果同其旁边出现的广告的区别。即使是那些理解其中差异的用户，因为很少点击那些广告，也不理解Google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尤其是，每次点击的价格通常是以美分而不是以美元来计算的。
Google的赚钱方法很简单：有一家卖帆布鞋的公司向Google投放了广告，当有人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上键入关键字“网球”、“乔丹”或者“帆布鞋”时，这家公司的信息就会出现在右侧的赞助商链接中，如果搜索者想知道更多关于帆布鞋的信息，自然会点击这家公司的网址，而每一次点击都被Google记录在案，作为收费的依据。至于在赞助商名单中排位如何，就得看各家舍得掏多少钱了。当然，公司的链接是否吸引人，也很重要。但是这样的营销方法很有效率，因为它把东西推到了想买的人的面前。
除此之外，Google还推出了另外一项服务——AdSense。AdSense针对的是各类主题性网站，只要用户进入该网站，那么相关赞助商的信息也会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帆布鞋公司的信息，会自动出现在网球等相关网站中，无须被动地等待查询。
除了广告费，Google还提供搜索技术给雅虎、AOL、网易、思科、宝洁、美国能源部等许多大公司和网站以及政府机构，并按照搜索的次数来收取授权使用费，但这只占公司全部收入的极小部分。
与百度的竞价排名不同，Google的搜索结果是用机器做排名，他们从不对搜索结果做人为地干扰和调整，其核心技术还是创立之初的Pagerank技术。这确保了他们能够维护网络世界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也是不作恶原则中很重要的部分。
垄断之忧
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佩奇和布林所表现出的这些慈善愿望与股东们的要求能够长期并存、融洽相处吗？这一直是大部分人的疑惑。
而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Google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企业，它本身的扩张似乎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像癌细胞扩散般不可停止。
Google的竞争范围的确在扩张，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触角随时伸向高科技的任何角落。但有趣的是，Google能为其中的很多冲突找到理论基础，支持自己的行为。Google认为，多数信息都应该转移到网络中，转移的信息越多，Google获益也就越多。因为Google的使命是组织全球信息，而要实现这一使命，就必须将所有内容都转移到网上。
其实佩奇在斯坦福时就已经有这样的野心，那个时候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而现在这正逐步成为现实，按他的说法：“虽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无法避免。”
2009年，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克丽斯蒂·瓦尔尼(Christine A. Varney)坦言，Google正在重蹈微软的覆辙，科技行业正处于这个统治性巨头的控制之下，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抑制创新和消灭竞争对手的地步。以前美国政府曾经从微软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反垄断打击。现在Google又成了反垄断法的新触犯者。
从瓦尔尼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对Google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抨击。上世纪90年代，瓦尔尼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代表Netscape的利益对微软进行了反垄断调查。瓦尔尼表示，微软的垄断体现在桌面上，而Google则体现在新兴的云计算行业，它积聚了“巨大的市场力量”，可能创建一个客户无力逃避的生态系统。
在过去3年中其搜索广告市场的份额已经从50%迅猛增至75%，引起了广告商的不安。2007年，当Google宣布计划收购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后，曾引来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长达1年的调查。2008年，美国司法部否决了Google和雅虎之间的一个搜索广告交易，认为该交易将进一步加大Google的市场垄断优势。现在Google正处于司法部的调查之中，其充满野心的书籍扫描项目正在接受审查。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研究Google CEO施密特兼任苹果董事是否触犯反垄断法。
过去，Google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一般是两个单词：信任我们（Trust us），或者是简单的沉默，而这种对保守秘密的崇拜，已经成为了它的一种武器，成为了这家与众不同的公司的法宝之一。尽管无数文章和书本描写过佩奇和布林的创业史，可他们的低调却是出了名的。他们极少接受记者的访问，也很少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到处演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直到我们看到它变成现实的一天。
目前的情形对于这个搜索巨人来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Google的CEO施密特曾是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大力支持者，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最活跃的微软反对者之一，积极帮助政府对微软进行反垄断打击。而现在，他自己正面对与微软类似的处境。Google与夙敌微软的位置完成了对调，但它的影响却仿佛比微软更为强大，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Google公司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它的数百万台服务器每个小时大约处理约1000TB用户数据，每天进行上亿万次搜索。就其本身而言，Google的规模并不存在法律问题。瓦尔尼本人也已经指出此点，尽管Google在搜索广告业务上具有垄断优势，但该公司是通过创建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更好搜索产品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是合法的。
不过，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指出，当Google从搜索转向诸如在线电子表格和视频站点等Web服务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其搜索和广告算法是秘密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没有办法知道Google是否对结果进行了修改，以把更多的流量导向它自己的产品。如果Google使用它的搜索优势来推动自己的其他业务，则与微软将浏览器捆绑在操作系统上的做法没有区别，都违反了反垄断法。
另外，Google的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激怒监管机构。该公司的伟大创新之一是愿意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来获得数据。许多客户可能认为这并不违法，但在监管机构眼中，客户便利的重要性通常要弱于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没有竞争就会导致创新减少。
Google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公司的现在，而在于它未来的计划。Google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新Web世界，让Web服务完全取代桌面软件。这对瓦尔尼等监管者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担心Google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变得过于强大，成为事实标准，锁定企业都使用它的服务。
而在中国，Google则遭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质疑，情况也更为复杂和严峻。
200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林发现他自己竟然被卷入了外交事件当中。他收到了几封邮件，在信中有人告诉他，中国政府屏蔽了Google的页面。布林并不善于外交辞令，于是他在卓越亚马逊网站上买了一堆关于中国历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书。
他和老朋友佩奇、Google现任行政总裁埃里克·施密特、Google的总顾问和事业发展处处长大卫·德拉蒙德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还给高科技产业的老前辈埃斯特·戴森打电话讨教、咨询。当时，Google在中国还没有办事处，但布林决定让中国政府了解Google努力想要达成协议的决心，以期尽快恢复Google的正常访问，“我们不想把事情搞砸了。”布林说，“中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几天以后，Google在中国的访问恢复正常。
2004年9月27日，动态网络公司的夏比尔撰文指出Google新闻中国版进行自我审查，去除了一些新闻源，这则消息被世界各大通讯社转载。Google则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文章说这样做是出于无奈。
“我们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Google能够服务全世界的网民，但同样也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们相信，即使有一部分内容被删除，Google提供的信息还是能够对中国人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2日，施密特在北京宣布该公司的全球中文名字为“谷歌”，这个名字是由Google中国的全体员工投票产生的：“谷歌”取义“以谷（穀）为歌，是播种与期待之歌，亦是收获与欢愉之歌。”
之后Google在进入中国的道路上连连遭受危机，在宣传中，其形象往往与傲慢和偏见联系在一起，仿佛一只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
创世纪
人们已经为Google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惊叹不已，然而对于Google来说，所有的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从斯坦福大学的Cecil H. Green图书馆，每个工作日都有一辆满载图书的卡车把图书运载到特定的地点进行逐页的扫描，随后全盘将其收入Google的数据系统。同样和该公司进行此项合作的还有其他的知名大学和机构，这其中包括哈佛和牛津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密歇根州立大学是Google的最早合作伙伴，每天，数以万计的扫描图书同样被收集在其公司数据系统内。
Google打算扫描世界上所有出版过的图书，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所有智慧，并做出全文检索。在Google的图书网址, books.google.com,轻轻输入一个关于作者或者书名的字体查询，成百上千的相关图书阅读内容立即出现，供读者阅读和进行版本之间的对比。 在其中，读者可以找到乌尔都语报纸、一封1892年简·奥斯汀的书信、俳句的写作指导，以及自1919年以来的哈佛校友录。
如果说Google以前只是在搜索人们放在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话，那么如今它已经开始主动的去收集全世界的信息，（在Google的计划中，它还将发射16颗卫星，希望可以为非洲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30亿人口提供高速的上网服务，也为其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Google图书馆仅仅只是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图片、视频、新闻、地球地形地貌，甚至人类基因等一切可以转变成数字化的信息都将被录入Google庞大的服务器中以供人们查找。而人们查找信息的方式也将从仅仅局限于文本查找扩展到如图像及声音等更加直接的方式。
Google最近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序就允许用户对真实世界的物体拍照，并通过上传照片后在其庞大的资料库获取该物体的相关信息。毫无疑问，Google正试图用自己的图像数据库识别真实世界中的物体。换句话说，Google正在学习用人类的方式去直接认识世界。现在音乐和图像已经可以被识别，而在可预见的未来，Google将用包括嗅觉、触觉、味觉在内的东西，而不是通过人类在键盘上输入物体的名字或特征去对号入座。
然而光是把世界上一切信息都录入Google还不够，要使得Google能更准确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它需要更充分地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从而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那个完全符合用户的搜索请求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用户必须与Google分享自己的个人信息，并通过注册成其用户从而让它不断地记录下自己的搜索习惯。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Google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正像GoogleCEO埃里克·施米特说的，Google公司的终极产品，即他“一直想造的产品”将能不待他发问，就“告诉我应该打哪个字”。换言之，它将在没听到提问时就给出了答案，这种产品将是一种人工智能。用布林的话说，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比人脑还聪明的人工大脑”。如果你现在仍然认为人工智能是那些在机器人展中为人端茶倒水的机器人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人工智能来自Google。
对于Google精英来说，他们希望Google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了解你的需要并能为你迅速解答一切问题，更让人无法拒绝的是所有这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可以利用对你的了解，把你喜欢及需要的商品放到你的面前，让你购买，从而赚取这笔中介费用去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扩张。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双赢结果。然而已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当我们正日益依赖Google这个巨大信息仓库，以它作为我们记忆的延伸甚至是替代物，我们作为个人会更聪明还是更笨？
凯文·凯利在描述万维电脑（他称之为“机器”）的未来时是这样写的：“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将严重依赖机器所知道的东西——关于我们的情况，及关于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早已不想自己记住某一件事，而是觉得接二连三地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搜寻更容易一些。我们越是教这台巨型计算机，它就对我们了解外界承担越多的责任，它将成为我们的记忆装置。然后，它将成为我们的身份。到2015年，许多人一旦用不上这台机器，就会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就好像做了脑白质切断术。”
而美国Business week2.0杂志则更是预言Google通过对全世界信息的数字化，并通过数十年对人类需求的分析，将建立起完整的人类欲望图谱，在适当的时候，满足人类适当的需求。最终，人类将一套名为“Google强力机器智慧”的软体注入人类体内。在2072年，这强力机器智慧终于诞生，在它的引领下，死亡和欲望消失，每个人既聪明又永恒。人类的意识可以储存、增强和连上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网络。身躯坏了可以再制，机器人Google不再孤单，因为我们都是机器人。
这似乎有点《圣经》创世纪的味道，也许人类的近代历史也将分成Google出现前及Google出现后。Google出现前，虽然人类通过网络的发展，获得了爆炸式的信息，然而面对众多的选择，人类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Google出现后，它成为了整理信息、建立次序、为人们提供答案及所要的一切的上帝。
Google真的将成为上帝么？在100年之前的电气科技大发展时代，那些参加了木星人协会的电厂经理和电气工程师却似乎更认为上帝是“伟大的电工”，用肉眼不可见的、但却是全能的幽灵使宇宙充满活力。他们均将自己视为新的、更完美世界的建筑师。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图就是他们的意图。
而到了网络时代，电脑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们则更相信，上帝不再是伟大的电工，他已变成伟大的程序员。宇宙不是由一个神秘幽灵释放出来，它是一台电脑的逻辑输出。查尔斯·塞弗（Charles Seife）在2006年的《宇宙破译》（Decoding the Universe）一书宣称：“一切生物都是处在某一水平上的信息处理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一台计算机。” 而Google则是人类创造的最大的甚至可能是以后唯一的超级计算机。而巧合的是，如同电气时代的电气工程师一样，Google的创业者及程序员们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重要感及行善感。
不管Google将来会成为什么，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它，不可否认的是，它带给了我们众多的可能性及从未有过的所有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分享知识的机会，而正像所有科学成果一样，运用它们的权利永远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而人类前进的步伐如果注定无法停下，那么不管我们走向何方，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本文参考了《撬动地球的Google》、《搜主义：Google持续成长的秘密》、《硅谷传奇》、《Google是如何控制世界的》、《Google将带来什么?》、《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未来之路》、《异类》等书，特此致谢。感谢林小骥、王海林、卢海波、张大亮，实习记者丁一、马李灵珊对此文的帮助，以及Google，没有它这篇文章将无从写起）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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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近几日，Google公司官方博客透露的如果其无法获得“在中国境内提供一个不经审查的搜索引擎”，就拟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成为世界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所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恐怕不是现在就可以完全说得清的。不过，据报，Google的这一决策，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Google两位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Google公司在决策之前酝酿了数周，两名创始人佩奇（LarryPage）和布林均参与了高层讨论。讨论中，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Schmidt）认为，应继续在华经营，尽力改变政权；但布林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应该离开。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是布林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使Google终于回归了其“不作恶”的道德准则。报导中称，长期以来对于在华经营具有矛盾心理的布林，其童年是在同为共产国家的前苏联度过的，他因与敏感词政府合作审查内容而一直深陷道德困境。
那么，在前苏联的短暂的生活经历，为何让布林对共产国家产生了如此负面的印象呢？
1973年8月，布林于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米歇尔布林和母亲欧格尼娅布林均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米歇尔是一位数学家，当时在莫斯科一所学校任教。一家三口加上布林的奶奶共同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30平方米的公寓中。
1979年，布林6岁时，全家被迫移民美国。在《Google故事》一书中，布林的父亲米歇尔详述了他们被迫离开的原因。“在前苏联，尽管官方称并不存在反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通过拒绝接受犹太人进入大学而将其排斥在高层专业人士之外，特别是物理系，犹太人完全不能涉足。”为此，米歇尔在报考大学时被迫将专业改为数学，尽管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大学期间，他的成绩全部为A。然而，尽管成绩优秀，因为他是犹太人，研究生院还是根本不考虑接收他。
童年时的布林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无法追求他所希望的职业，但直到在美国若干年后，他才进一步了解到了细节。
那是在1977年，当他的父亲参加完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后，就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说：“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因为在会议上，他通过“自由地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的交流”，发现“他的西方同仁们并非是怪物”。在对自己和儿子的未来仔细考虑后，布林的父亲决定移居美国。
然而，布林的奶奶不愿意离开莫斯科，因为这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而布林的母亲则最终表示跟随丈夫的决定。
1978年9月，他们开始正式申请出境签证，其结果是布林的父亲米歇尔立即被学校解雇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布林的母亲也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随后的8个月等待签证的过程中，丧失了固定收入的一家人只能靠布林的父母打零工糊口，而且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申请是否会被受理。在此期间，父亲利用照看布林的机会，教给了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1979年5月，一家人终于拿到了签证并被允许离开了前苏联。抵达美国后，布林的父亲在马里兰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直到现在他还是该校的数学教授，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聪明的布林在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这让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当时计算机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普通家庭出现。
中学毕业后，布林进入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他在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并被校方允许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布林选择了休学，而与同窗好友佩奇一起创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
早在1990年，即布林17岁生日前，他的父亲率领一批在数学方面具有天分的高中生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二周的交换学习，布林亦在其中。此行唤起了布林童年时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他还记得当他面对苏联专制压迫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石头砸在警车上。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布林将父亲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
布林的潜台词大概是：如果今天的他依旧生活在专制的苏联，那么他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无法追求他的理想，甚至还要忍受专制带来的恐惧。是啊，如果当年布林的父亲没有将其带出苏联，Google是否能够诞生，亦或何时诞生都是个未知数吧。或许，在决定是否和怎样与敏感词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句话早已在布林的头脑中萦绕了许久，这也正是让他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然而，Google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其所希望的“让中国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络”，反而让布林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与共产专制国家打交道无异与虎谋皮。
于是，布林一个漂亮的转身，将自己、将Google从道德的困境中解脱，将敏感词、将那些所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人权的公司、政府再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敏感词、上述公司和政府何去何从，任由选择。
1人分享此文 作者:林辉 发表于:201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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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Google公司在决策之前酝酿了数周，两名创始人佩奇（LarryPage）和布林均参与了高层讨论。讨论中，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Schmidt）认为，应继续在华经营，尽力改变政权；但布林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应该离开。讨论的结果显而易见是布林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使Google终于回归了其“不作恶”的道德准则。报导中称，长期以来对于在华经营具有矛盾心理的布林，其童年是在同为共产国家的前苏联度过的，他因与敏感词政府合作审查内容而一直深陷道德困境。
那么，在前苏联的短暂的生活经历，为何让布林对共产国家产生了如此负面的印象呢？
1973年8月，布林于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米歇尔布林和母亲欧格尼娅布林均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米歇尔是一位数学家，当时在莫斯科一所学校任教。一家三口加上布林的奶奶共同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30平方米的公寓中。
1979年，布林6岁时，全家被迫移民美国。在《Google故事》一书中，布林的父亲米歇尔详述了他们被迫离开的原因。“在前苏联，尽管官方称并不存在反犹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通过拒绝接受犹太人进入大学而将其排斥在高层专业人士之外，特别是物理系，犹太人完全不能涉足。”为此，米歇尔在报考大学时被迫将专业改为数学，尽管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大学期间，他的成绩全部为A。然而，尽管成绩优秀，因为他是犹太人，研究生院还是根本不考虑接收他。
童年时的布林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无法追求他所希望的职业，但直到在美国若干年后，他才进一步了解到了细节。
那是在1977年，当他的父亲参加完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后，就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说：“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因为在会议上，他通过“自由地和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的交流”，发现“他的西方同仁们并非是怪物”。在对自己和儿子的未来仔细考虑后，布林的父亲决定移居美国。
然而，布林的奶奶不愿意离开莫斯科，因为这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而布林的母亲则最终表示跟随丈夫的决定。
1978年9月，他们开始正式申请出境签证，其结果是布林的父亲米歇尔立即被学校解雇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布林的母亲也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随后的8个月等待签证的过程中，丧失了固定收入的一家人只能靠布林的父母打零工糊口，而且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申请是否会被受理。在此期间，父亲利用照看布林的机会，教给了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1979年5月，一家人终于拿到了签证并被允许离开了前苏联。抵达美国后，布林的父亲在马里兰大学谋得了一个教职，直到现在他还是该校的数学教授，而布林的母亲则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一名专家。聪明的布林在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向老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计算机打印输出的设计方案，这让老师大为吃惊。要知道，当时计算机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普通家庭出现。
中学毕业后，布林进入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专业，由于成绩杰出，他在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个奖学金，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并被校方允许免读硕士学位而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布林选择了休学，而与同窗好友佩奇一起创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gle。
早在1990年，即布林17岁生日前，他的父亲率领一批在数学方面具有天分的高中生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二周的交换学习，布林亦在其中。此行唤起了布林童年时对专制政权的恐惧，他还记得当他面对苏联专制压迫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石头砸在警车上。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布林将父亲叫到一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将我们带出了苏联！”
布林的潜台词大概是：如果今天的他依旧生活在专制的苏联，那么他将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无法追求他的理想，甚至还要忍受专制带来的恐惧。是啊，如果当年布林的父亲没有将其带出苏联，Google是否能够诞生，亦或何时诞生都是个未知数吧。或许，在决定是否和怎样与敏感词打交道的过程中，这句话早已在布林的头脑中萦绕了许久，这也正是让他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然而，Google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其所希望的“让中国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络”，反而让布林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与共产专制国家打交道无异与虎谋皮。
于是，布林一个漂亮的转身，将自己、将Google从道德的困境中解脱，将敏感词、将那些所有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人权的公司、政府再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敏感词、上述公司和政府何去何从，任由选择。
美国10大创业搭档 谷歌两创始人居首
2人分享此文 作者: 发表于:2010-07-23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文章 写信给编辑 美国著名科技博客Businessinsider7月19日撰文称，并非所有企业都需要联合创始人，但包括苹果、eBay和Twitter在内的许多成功企业都由多名领导者建立，以下评选出10对最成功的创业搭档：
1.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公司：谷歌
创立时间：1998年
合作起因：佩奇和布林于1995年在攻读斯坦福博士课程中相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成为朋友。在一次博士生校园参观活动时，布林是佩奇的向导，他们一直在争吵。尽管如此，他们发现双方在为同一个研究项目合作，他们的论文《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分析》成为Google的基础。
合作基础：佩奇和布林有类似的技术背景，早年就热爱计算机，父母为大学教授。他们对数据挖掘很有兴趣，并对公司发展有类似的看法。
佩奇和布林共同决定聘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公司CEO，并在Google总部形成休闲的气氛。他们虽然出生在世界的两端(布林出生在俄罗斯，佩奇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但他们如出一辙。
2.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公司：苹果
创立时间：1976
合作起因：这个两个史蒂夫在1970年的一项暑假工作中成为了朋友，沃兹尼亚克正忙于开发一款计算机，史蒂夫发现了其中商机。
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沃兹尼亚克说，“我只是在做我擅长的事，而这些事最终可以改变世界。乔布斯的思维更广阔。当我设计出不错的东西时，有时乔布斯会说，‘我们可以卖这个’，于是我们就做了。他那时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司，也许他甚至在想如何改变世界。”
合作基础：作为一个分析大师，沃兹尼亚克承认，他从未想过去卖他的原始计算机模型，这都是乔布斯的主意。沃兹尼亚克的技术加上乔布斯的商业远见让两人成为商业伙伴。两人的关系经得起几十年时间、名利和财富的考验。沃兹尼亚克称，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偶尔会交谈，从未有过真正的争吵”。
3. 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
公司：Twitter
创立时间：2006
合作起因：威廉姆斯曾任职Blogger，在公司被Google收购后，威廉姆斯雇佣了斯通。斯通表示，“我们开始是竞争对手，后来成为好朋友，我们都尊重对方。当威廉姆斯离开Google加盟Odeo.com后，我在想，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所以我跟随了他。”
两人在Odeo.com工作时与该公司工程师Jack Dorsey进行了接触，了解了后者的一个想法，由讨论发展成为后来的Twitter。
合作基础：两人都有10年的博客行业经验，对该平台有相同的认识。威廉姆斯意识到Twitter的潜力，并委托斯通负责这个微博客这个业余项目。相互尊重、友爱和雄心让两人紧密联系在一切并取得商业成功。
4.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阿伦(Paul Allen)
公司：微软
创立时间：1975年
合作起因：盖茨和阿伦是童年时代的朋友，就读于同一所私立学校Lakeside private school。他们都热爱计算机，高中时是黑客伙伴。
合作基础：尽管在商业中混杂游戏是危险的，但对计算机的痴迷和对创业的激情将他们成功联系在一起。
盖茨一去哈佛大学，艾伦就跟随他一起前往波士顿地区，开始谋划经营理念。在艾伦的鼓励下，盖茨退学并创建了微软。这家公司成就了一个书呆子式的激情和长达一生的友谊。
5. 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e Packard)
公司：惠普
创立时间：1939
合作起因：休利特和帕卡德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的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参加了一个为期2周的露营活动，从而成为了好朋友。不久后，在斯坦福大学教授Fred Terman的鼓励下，两人创建了惠普。
合作基础：休利特和帕卡德有相同的实力和管理风格，并赞赏对方。作为管理者，两人都参与项目。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创建了开放的、相互支持的工作环境。他们这种创新的工作态度使惠普员工和商业伙伴共同成长。
6. 本·科恩(Ben Cohen)和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
公司：Ben & Jerry's
创立时间：1978
合作起因：与盖茨和艾伦一样，科恩和格林菲尔德也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两人生日只差4天。
出于对食物的热爱，1977年他们共同参加了一项制作冰激凌的函授课程，之后投资1.2万美元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家冰激凌店Ben & Jerry's。
合作基础：科恩和格林菲尔德将他们的友谊转化为一成功的企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食物的共同兴趣和对不仅仅是赚钱的渴望。两人还坚持回馈社会，并得到了客户的共鸣。
7.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
公司：eBay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在奥米迪亚开发出eBay代码时，斯科尔和奥米迪亚还是泛泛之交。
斯科尔当时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MBA学历，最初他嘲笑eBay，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后来他同合伙做。
斯科尔是eBay的第一名员工，被聘请撰写奥米迪亚的商业计划。随着eBay的发展，两人的商业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在eBay创立3年后，两人带领该公司上市。
合作基础：斯科尔和奥米迪亚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加强了两人的商业关系和个人友谊。他们并不会讨论客户问题，而是常常讨论“社会”。他们热爱慈善事业，在ebay上市之前，两人用未上市股份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8.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
公司：英特尔
创立时间：1968
合作起因：摩尔和诺伊斯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知名的“八个背叛者”中的两人。在离开该实验室后不就之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英特尔。
合作基础：诺伊斯是微芯片的发明者之一，为英特尔带来了远见和灵感，摩尔热衷于技术，两个天才的合作创造了一家虽然闲散但处于创新前沿的公司。
9.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er)和詹姆斯·甘波尔(James Gamble)
公司：宝洁
创立时间：1837
合作起因：普罗科特和甘波尔分别娶了诺里斯两姐妹，因此成为商业合作伙伴。两人都是企业家，分别是制造蜡烛和肥皂制造商，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后来他们的岳父促成他们合作成立一家公司。
合作基础：家庭和商业价值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普罗科特和甘波尔互相帮助制造了大量产品，并获得了美国军队的分销合同。从那时起，双方开始在合作中获利。
10.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
公司：雅虎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与佩奇和布林一样，杨致远和费罗在1994年攻读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两人最初合作设计一个计算机芯片项目，该项目非常枯燥，因此两人常常逃课上网。最后，他们开始保存自己最喜爱网站的链接，并按照主题进行分类，最后这些“列表”逐渐变成了雅虎。
成功基础：对于互联网的热爱将杨致远和费罗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自己每天都花20个小时在网上找乐子。最终斯坦福大学将他们逐出校园，因为他们的“列表”导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崩溃，这使他们意识到其中的商机，并收到了红杉资本的投资。
2人分享此文 作者: 发表于:20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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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
公司：谷歌
创立时间：1998年
合作起因：佩奇和布林于1995年在攻读斯坦福博士课程中相识，但他们并没有立即成为朋友。在一次博士生校园参观活动时，布林是佩奇的向导，他们一直在争吵。尽管如此，他们发现双方在为同一个研究项目合作，他们的论文《大规模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分析》成为Google的基础。
合作基础：佩奇和布林有类似的技术背景，早年就热爱计算机，父母为大学教授。他们对数据挖掘很有兴趣，并对公司发展有类似的看法。
佩奇和布林共同决定聘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公司CEO，并在Google总部形成休闲的气氛。他们虽然出生在世界的两端(布林出生在俄罗斯，佩奇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但他们如出一辙。
2.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公司：苹果
创立时间：1976
合作起因：这个两个史蒂夫在1970年的一项暑假工作中成为了朋友，沃兹尼亚克正忙于开发一款计算机，史蒂夫发现了其中商机。
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沃兹尼亚克说，“我只是在做我擅长的事，而这些事最终可以改变世界。乔布斯的思维更广阔。当我设计出不错的东西时，有时乔布斯会说，‘我们可以卖这个’，于是我们就做了。他那时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司，也许他甚至在想如何改变世界。”
合作基础：作为一个分析大师，沃兹尼亚克承认，他从未想过去卖他的原始计算机模型，这都是乔布斯的主意。沃兹尼亚克的技术加上乔布斯的商业远见让两人成为商业伙伴。两人的关系经得起几十年时间、名利和财富的考验。沃兹尼亚克称，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偶尔会交谈，从未有过真正的争吵”。
3. 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
公司：Twitter
创立时间：2006
合作起因：威廉姆斯曾任职Blogger，在公司被Google收购后，威廉姆斯雇佣了斯通。斯通表示，“我们开始是竞争对手，后来成为好朋友，我们都尊重对方。当威廉姆斯离开Google加盟Odeo.com后，我在想，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所以我跟随了他。”
两人在Odeo.com工作时与该公司工程师Jack Dorsey进行了接触，了解了后者的一个想法，由讨论发展成为后来的Twitter。
合作基础：两人都有10年的博客行业经验，对该平台有相同的认识。威廉姆斯意识到Twitter的潜力，并委托斯通负责这个微博客这个业余项目。相互尊重、友爱和雄心让两人紧密联系在一切并取得商业成功。
4.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阿伦(Paul Allen)
公司：微软
创立时间：1975年
合作起因：盖茨和阿伦是童年时代的朋友，就读于同一所私立学校Lakeside private school。他们都热爱计算机，高中时是黑客伙伴。
合作基础：尽管在商业中混杂游戏是危险的，但对计算机的痴迷和对创业的激情将他们成功联系在一起。
盖茨一去哈佛大学，艾伦就跟随他一起前往波士顿地区，开始谋划经营理念。在艾伦的鼓励下，盖茨退学并创建了微软。这家公司成就了一个书呆子式的激情和长达一生的友谊。
5. 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e Packard)
公司：惠普
创立时间：1939
合作起因：休利特和帕卡德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的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参加了一个为期2周的露营活动，从而成为了好朋友。不久后，在斯坦福大学教授Fred Terman的鼓励下，两人创建了惠普。
合作基础：休利特和帕卡德有相同的实力和管理风格，并赞赏对方。作为管理者，两人都参与项目。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创建了开放的、相互支持的工作环境。他们这种创新的工作态度使惠普员工和商业伙伴共同成长。
6. 本·科恩(Ben Cohen)和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
公司：Ben & Jerry's
创立时间：1978
合作起因：与盖茨和艾伦一样，科恩和格林菲尔德也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两人生日只差4天。
出于对食物的热爱，1977年他们共同参加了一项制作冰激凌的函授课程，之后投资1.2万美元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家冰激凌店Ben & Jerry's。
合作基础：科恩和格林菲尔德将他们的友谊转化为一成功的企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食物的共同兴趣和对不仅仅是赚钱的渴望。两人还坚持回馈社会，并得到了客户的共鸣。
7.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
公司：eBay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在奥米迪亚开发出eBay代码时，斯科尔和奥米迪亚还是泛泛之交。
斯科尔当时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MBA学历，最初他嘲笑eBay，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后来他同合伙做。
斯科尔是eBay的第一名员工，被聘请撰写奥米迪亚的商业计划。随着eBay的发展，两人的商业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在eBay创立3年后，两人带领该公司上市。
合作基础：斯科尔和奥米迪亚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加强了两人的商业关系和个人友谊。他们并不会讨论客户问题，而是常常讨论“社会”。他们热爱慈善事业，在ebay上市之前，两人用未上市股份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8.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鲍勃·诺伊斯(Bob Noyce)
公司：英特尔
创立时间：1968
合作起因：摩尔和诺伊斯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知名的“八个背叛者”中的两人。在离开该实验室后不就之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英特尔。
合作基础：诺伊斯是微芯片的发明者之一，为英特尔带来了远见和灵感，摩尔热衷于技术，两个天才的合作创造了一家虽然闲散但处于创新前沿的公司。
9.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er)和詹姆斯·甘波尔(James Gamble)
公司：宝洁
创立时间：1837
合作起因：普罗科特和甘波尔分别娶了诺里斯两姐妹，因此成为商业合作伙伴。两人都是企业家，分别是制造蜡烛和肥皂制造商，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后来他们的岳父促成他们合作成立一家公司。
合作基础：家庭和商业价值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普罗科特和甘波尔互相帮助制造了大量产品，并获得了美国军队的分销合同。从那时起，双方开始在合作中获利。
10.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
公司：雅虎
创立时间：1995
合作起因：与佩奇和布林一样，杨致远和费罗在1994年攻读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两人最初合作设计一个计算机芯片项目，该项目非常枯燥，因此两人常常逃课上网。最后，他们开始保存自己最喜爱网站的链接，并按照主题进行分类，最后这些“列表”逐渐变成了雅虎。
成功基础：对于互联网的热爱将杨致远和费罗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自己每天都花20个小时在网上找乐子。最终斯坦福大学将他们逐出校园，因为他们的“列表”导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崩溃，这使他们意识到其中的商机，并收到了红杉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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